孙怒涛：清华文革回忆（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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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者孙怒涛，本名孙银基，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８０年在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现计算机系）上学、任教。在清华文革初期任“井冈山兵团４１４总部”第二把手。他的文革回忆录《良知的拷问》于２０１３年２月在香港出版。感谢作者惠赐该书电子文本，本刊自本期起选载其重要章节。〕

第三章　文革爆发蒋南翔倒台工作组反蒯（１９６６。６—１９６６。８）

第一节　保蒋还是反蒋？都有道理很难抉择

　　就在离我毕业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６月１日，从这天开始，中国进入了十年文革动乱，我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１／４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当时的中国，经过共产党十七年的经营，是一个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一个领袖（毛泽东）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这些青年学子，经过党的多年培养和毛泽东思想的熏陶，为做一个合格的革命接班人，时刻准备着向阶级敌人猛烈开火。

　　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有这么一群青年学生做先锋，只要领袖划一根小小的火柴，革命的烈火就会立即被点燃，迅即在中华大地成燎原之势。

　　现在，通过《人民日报》的社论，我们听到了这是党的号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召唤！我心中的一腔热血在沸腾！

　　就在几天前，风闻北大有人贴大字报了。清华北大是近邻，人员往来很便捷。哪个学校有点重大的事件发生，另一个学校基本就在第一时间知晓了。我到北大去看过热闹。不过没看到什么大字报。听说都移到室内去了，不对外开放。

　　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矛头是对着北大党委的。《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明确地把北京大学定性为“三家村”黑帮１３的重要据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新改组的中共北京市委决定：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并代行党委职权。

　　这些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爆炸在北大的上空，也震撼了消息纷传的清华。未名湖闹翻了天，清华园也如炸开了锅。

　　每一个清华师生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北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那么清华呢？陆平这个北大的校长被罢官了，那么清华的校长蒋南翔呢？清华究竟是“延安”１４还是“西安”？蒋南翔是姓“马”（马列主义）还是姓“修”（修正主义）？

　　一个从来就没有思考过的尖锐问题，突然摆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必须马上作出抉择。

　　学校里陆续出现了一些怀疑蒋南翔姓“修”、怀疑清华党委是“西安”的大字报。

　　清华是蒋南翔１９５３年担任校长后苦心经营了１４年的根据地，号称是“一架不漏气的发动机”。党委依靠其强大有效的政工系统，组织力量对一切怀疑蒋校长姓“修”怀疑清华党委是“西安”的论调，坚决地予以迎头痛击。辅导员们、各级干部们、党团员们、还有数量众多的积极靠拢组织想入党的积极分子们，立即被动员起来，马上贴出了一批保卫校党委保卫蒋校长的大字报。声势浩大，顷刻就把那批怀疑的大字报给压了下去。

　　那几天，没有人来找我。可能是党团干部们太忙了，忙得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可能是他们认为像我这样思想认识本来就非常模糊的人，在紧要关头怎么能作为积极分子来依靠来使用呢？他们压根儿就没指望过我。或者，他们瞄着的眼睛也并没有完全忘记我？

　　虽然没人找我，我自己一点也没闲着。我成天在看别人写的大字报。

　　大字报上的两种观点截然对立，我看了觉得似乎都有理有据，都很有说服力。

　　那些保蒋的大字报，列举了清华在党委在蒋校长的领导下所取得的种种伟大成绩，以说明清华党委是红色的“延安”，蒋校长是坚定姓“马”的。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我亲身经历切身感受到的。

　　我一直受到党的恩惠、组织的培养、老师的教导。学《毛选》、“学雷锋”、学焦裕禄等等活动，都使我觉得我是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成长的。尽管在“九评”学习的时候，心里有些委屈，那也是因为自己的思想认识有问题，立场上不够坚定，多亏了组织的及时帮助、挽救，才不至于犯更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从来不认为这是党委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我这个工农子弟的政治迫害。我从我这个例子中正说明清华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那些怀疑的大字报也举了不少实例来说明清华党委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正在培养着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这些事例我相信也是真实的。但我总觉得那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支流而不是主流，是前进道路上正在克服着的问题。多年来受到的政治思想教育，以及用辩证的方法分析问题在此时不知不觉中发挥着作用。

　　所以，我的基本倾向是相信校党委，是保蒋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无法回避又难以想通的。清华与北大，同是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同在北京，同受高教部蒋南翔部长的直接领导，执行的是同一条教育路线，在我看来，清华与北大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既然北大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堡垒，清华怎么可能不会像北大那样烂掉而独善其身呢？从这样的理性推导得出结论，我觉得清华党委和蒋南翔都应该有严重的问题，都难保的。

　　学校里，怀疑校党委与坚信校党委，反蒋与保蒋，开始了拉锯战。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没几天，怀疑的反对的大字报又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过不了二天，听说钱伟长这些老右派们看到反蒋的大字报，笑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一句大家熟知的毛主席语录。既然反蒋是让敌人高兴的事情，那肯定是错了。那些保蒋的人借此大做文章，把当前学校的形势与五七年右派进攻联系起来。反右展览对大家的教育实在太深刻了。于是，保蒋大字报的气焰高涨起来，反蒋大字报收敛了不少。

　　还有的大字报认为党委是正确，但是蒋南翔可能变修了。我想，蒋南翔作为清华党委书记，他要是变修了，这个党委的班子肯定也烂了，即使有好的也是极个别的。要是蒋南翔是姓“马”的，那么党委应该是“延安”，这个班子里即便有坏的，同样也是个别的。所以，清华党委究竟是“延安”还是“西安”与蒋南翔是姓“马”还是姓“修”，这两个问题基本上是同一回事。

　　那几天的形势变化实在太快，简直是一天一个样。

　　我忙着看各种各样的大字报，没写什么大字报。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应该表什么样的态。感性上的保蒋与理性上的怀疑蒋一直在纠结着。

　　尽管我一直摇摆着，但是慢慢地，我觉得校党委、蒋南翔都是应该保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要是清华党委都信不过，那相信党就是空谈的了。五七年的右派不正是用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的手法来反对党的领导的吗？

　　大概是到６月８日，我终于倾向保蒋了，我准备要写表态的大字报与那些誓死保卫校党委的主流派站在一起了。

　　正当全校师生在有关清华党委和蒋南翔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辩论得热火朝天不可开交还没有形成基本统一认识的时候，６月９日，从高教部传来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蒋南翔被停职检查了，他被罢官了！

　　这一下子，保蒋派全蔫了，反蒋派都笑了，摇摆不定的中间群众呆了，而像我这样刚刚拿定主意就要选择保蒋立场的人懵了。这形势发展得实在太快了，也太突然了！我在最后的时刻，尽管还没来得及行动，但在思想上已经站错队了！

　　蒋南翔真的倒台了，清华党委真的“修”掉了。有些上个月刚参加完研究生考试的“准研究生”们把准考证烧掉了，以示与蒋南翔的旧清华划清界限。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毫不迟疑地把那张原来珍藏起来作为纪念的准考证拿出来当众烧掉了。原以为报考研究生是组织的培养，在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这时忽然感觉是上了蒋南翔的当，是在迈向修正主义的白专道路。我以绝大多数同学无法模仿的举动表明我坚决拥护上级决定蒋南翔停职检查的政治立场和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的决心。

　　在大字报区我看到有这样的大幅标语：热烈欢呼“蒋”家王朝覆没了！当然，这是指盘踞清华的蒋南翔王朝覆没了。

　　蒋南翔是被清华师生揪出来的吗？当时有人提出这个疑问也有争论但是没有答案。到后来才知道，蒋南翔显然不是被群众揪出来的。那时候学校里保蒋的势力还大得很，绝大多数师生都不相信反右时候的坚定左派、高教战线上的掌门人怎么可能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蒋南翔是被上面什么人抛出来的。什么时候把他抛出来，取决于时机。早在《五一六通知》中，就写明了“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大概这个时候蒋南翔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倒台是迟早的事。当熊熊的革命烈火往上烧烤的时候，舍车保帅成了一些人惯用的伎俩。

第二节　贴了同班同学的大字报，羞愧难当

　　那些天，全校师生思想混乱、人心浮动、小道消息满天飞，清华园，如同经历了一次十二级地震。很快，北京新市委给清华派来了工作组，替代校党委领导清华的文化大革命。

　　一个基层单位出了严重问题，按照惯例，上级总是要派工作组去处理的。我刚从四清工作队回来不久，对派工作组的做法接受起来十分自然。

　　既然上面宣布了蒋南翔停职检查，工作组进校代行领导权，清华原有的党政机关团委学生会等等像是失去了主心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于是，批判蒋南翔、批判校党委、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呼啦啦地占据了压倒优势。保蒋南翔保校党委的大字报，几乎绝迹。在形势完全明朗化的当下，前几天还在使劲保校党委保蒋的，现在不敢再吭一声。那些反蒋的，还有大批中间群众，这个时候争先恐后地写大字报，以表示对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紧跟。

　　我与班里的几个同学在一起议论应该写点什么样的揭发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议论过后，他们叫我执笔起草。在他们的印象中，好像我是很能写点文章似的。我不知道怎么会给他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可能是我在“九评”学习做检查的时候用心写的那篇发言稿，写的有点条理？其他场合，我好像并没有表现出有这方面的长处。

　　本没有什么文才，听到几句怂恿我的好话，我那好表现自己的冲动和欲望被激发出来了。既然叫我执笔，我就不再推辞，欣然受命。于是一篇洋洋数张的大字报很快就被我炮制出来了。

　　现在已经记不清这篇大字报写了点什么内容了。但是其中有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

　　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阶级路线方面的表现，我在大字报上举了一个这样一个例子：说我班上有一位出身高级职员的上海漂亮小姐来清华上学的时候，穿着布拉吉，拉着手风琴，抱着洋娃娃，一派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这里指的是我班一位姓冉的女同学。虽然没点名，但是我班上海来的女同学就她一人，班里的甚至同一年级里的同学都知道这是在说她。这素材是别的同学提供的。入学的时候我与这位女同学并不在同一班，根本不知道她的这些事情。我把这事描写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就像是亲眼看到似的。

　　这篇贴在１２号楼附近的大字报，我们系里的同学可能都看到了。我现在想来，这篇大字报当时对这位当辅导员的女同学肯定造成了很重的思想压力和很大的精神伤害。

　　为这件事，我心里一直感觉愧疚。在毕业以后的几次同学聚会上，只要我一看到她，就会想起这件让我脸红的事情。

　　当然，如果要为自己辩解，“理由”很多，俯拾即是。最冠冕堂皇的一条就是，我本意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没做好，伤害了同学。

　　工作组陆陆续续进校以后，学校里发生了一些学生揪斗各级干部的现象。

　　职位比较高的干部肯定属于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上的黑帮，是首先被冲击的对象。

　　还有不少做学生工作的党团干部，有的与学生的关系比较紧张，也往往被当做黑帮爪牙冲击批斗。

　　我亲眼看到一位电机系的女老师，可能也是个辅导员吧，被剃了阴阳头，脸被打得鼻青眼肿的。她戴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脸肿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睁不开。

　　１２号楼东边是一条通往主楼的大马路。在与１１号楼之间有一个七八平米大小废弃的水泥板平台，这时成了天然的“斗鬼台”，不时有干部被当做“牛鬼蛇神”拉到这里进行批斗。

　　戴着纸篓做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小木板，上面写着打了叉叉的名字，脸上涂满了黑墨水，有的剃了阴阳头，被一群人押着，呼喊着革命口号游“街”示众。这是当时清华园内常见的现象。热衷于这样革命行动的，以低年级的学生为多。

　　我心里有点怀疑，难道这真的是革命行动吗？

　　我知道这都是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斗争土豪劣绅的办法照搬过来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谁也不敢怀疑用在这里是不是合适、有没有错。但我总觉得这么照搬几十年前的做法，把干部都当作土豪劣绅来揪斗，似乎有点不适当。但是，疑虑归疑虑，哪敢说出来？

　　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教研组老师对教研组领导的批斗会。

　　大概是因为看到别的教研组都在批斗的缘故，我们教研组的一些老师串联了一下，也要过过场，要不，显得太跟不上形势了。这个批斗会，通知我们部分高年级学生参加了。

　　教研组主任做了检查。下面有老师领着呼了几句口号。没有什么过激的行动，最多是敦促老老实实检查交代之类的话语。会开完了，这个场也就过了。毕竟是同一个小单位的，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也不是很紧张，教师的政策水平也要比同学高得多。

第三节　蒯大富的“干扰”，引起工作组的警觉

　　在高教部宣布蒋南翔停职检查以后这几天，北京市新市委派出以叶林１５为组长、周赤萍杨天放为副组长的５００多人的庞大工作组陆续进驻清华大学，代行党委职权，领导文革运动。

　　仅仅几天功夫，要从中央和北京市各机关抽调近万名干部进驻北京那么多的大专院校，工作量够大的，任务够紧急的，效率也够高的，真的如消防车救火、救护车救命一般。

　　问题是，这批工作组到清华，怎么开展工作的呢？

　　我们下乡搞“四清”的时候，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充分的。既有中央文件可指导，又有先前的典型能借鉴。我们这些工作队员只是因为没什么工作经验感觉心里没底，上级领导是胸有成竹的。

　　而这批工作组来清华之前，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如暴风骤雨般的文革运动，他们也是一头雾水。有哪些中央文件可指导他们？他们掌握了哪些方针政策？准备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对清华情况有什么样的了解？等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他们能回答一二吗？

　　刘少奇后来（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９日）在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上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１６指派工作组的最高长官都不知道如何搞文革，下面的人就更是天晓得了。

　　周恩来在８月４日的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也老实承认：“我们是仓促决定、仓促上阵，仓促派了工作组，没有仔细考虑工作组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没有很好的交待工作组的根本任务是什么，甚至党的政策也没有交待。整个北京市派到各校各单位的工作组将近一万人，从各地各战线各部门、全国调来，也没有经过学习讨论，又没有详细的交代过政策，交待任务。”

　　从学生方面说，在校党委垮台以后工作组陆续到校之前，没有人直接领导他们了，他们当然更不知道下面的运动该怎么搞。游斗干部是部分学生无组织的自发的“革命”行为。

　　工作组打的是一场遭遇战，一场大兵碰到秀才的遭遇战。新市委给学生派来了一个“婆婆”，一个不知道如何当“婆婆”的“婆婆”。

　　那些工作队员，大多数都是原来单位大大小小的头儿，既看不惯号称斯文的大学生那种有点野蛮的行为，也对同为基层干部遭批斗有一种自然的同情。有的工作队员怕挫伤了学生的革命积极性，隐忍不说，有的工作队员就直言不讳了。

　　“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戴高帽是国民党作风，农民可以这样做，你们不可以这样做。”这些话一经个别工作队员说出口，就迅速公布在大字报上，在校园里流传。工作组进校没几天就与部分激进的学生发生了顶牛。

　　校园里马上出了一些大字报，如《北京市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现工作组不可信任》、《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革命秩序》等等，刮起了一股小小的对工作组不满的、怀疑的风潮。

　　在这股风潮中，蒯大富（工化９）也参与其中。他说不上是最早最积极的，但也是相当早的。６月１６日，他就贴出了《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认为“工作组犯了严重的错误”。

　　实事求是地说，这股风潮只是少数思想比较激进的学生对工作组没有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表达的不满情绪，既不代表大多数学生的意见，也没有达到反工作组那样严重的程度。不过，这确实标志着危险的火苗已经冒出来了。

　　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党的代表，真理的化身，那容得学生对工作组表示丝毫的不满？要是听任这样一种不满情绪蔓延，工作组还怎么能领导清华的文化大革命？退一步说，连能否在清华站得住脚也成问题。于是，工作组毫不示弱，在把全校几百名干部轰上“楼”（打倒或靠边站）的同时，组织大字报对这股“歪风”进行反击。工作组进校没几天就陷入了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窘境。

　　６月２１日，王光美以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形象“正式成为工作组的一名‘普通工作组员’（自称）”。这是她的“谦虚”之词。她的正式职务是工作组的顾问。所以，她是刘少奇在清华的眼线，也是清华工作组幕后的实际操纵者。十分凑巧的是，她蹲的点正是蒯大富所在的工化系。从此，王光美与蒯大富，成为一对难解难分的冤家对头。

　　更凑巧的是，本来那天下午王光美要去蒯大富班参加座谈会的，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王光美没去。蒯大富错把另一名来参加座谈会的工作组员当做王光美了。蒯大富感觉是上了当受了骗，懊恼得很，认为这是一个阴谋，于是贴了大字报，质问“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

　　那几天，对工作组贴大字报的，还有不少。为什么拥护工作组的人独独挑蒯大富在大礼堂进行大辩论？我想，那是因为又是在这个凑巧的６月２１日，蒯大富在刘才堂（工化９）的大字报上写了这样的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段批语够厉害的。这种涉及到夺权的话，在其他对工作组不满的大字报上都不曾提过。

　　对于工作组来说，学生提点意见，表示点不满，已经是很伤面子难以容忍的事情了，要挑战工作组的权威性，妄图向工作组夺权，那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绝对不能退让半步的。

　　蒯大富的这段批语触到了工作组最敏感的神经。工作组认为，以蒯大富为首的这批人就是想夺工作组的权，而且背后极有可能有后台。蒯大富后来说，“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

　　６月２４日，由工作组策划、由校革筹主任贺鹏飞主持的一场大辩论在大礼堂举行。一方是蒯大富及他的两个同伴，另一方也是三位同学，代表要与蒯大富辩论的那些同学。这一天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表明只经过短短十余天的时间，工作组就倾全校之力，对蒯大富一伙进行严厉的批判。工作组的斗争矛头就此从“斗黑帮”完全地转向“反蒯（大富）”。工作组沿着这个错误的方向踏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第四节　６。２４大辩论，工作组色厉内荏败给蒯大富

　　６。２４辩论那晚，我也想到大礼堂里看现场辩论的。大礼堂里人满为患，我不愿意戳着挤着听，就回宿舍去了。

　　那晚，蒯大富邀集了两个同学，目标是为追寻“王光美没有参加蒯大富班座谈会的真相”而来的。这本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小问题。双方只要把各自所掌握的情况往台面上一摆，事情就很清楚了。因为这里面并没有什么阴谋，仅仅是一些误会和某些巧合而已。

　　工作组方面似乎对澄清真相并不感太大兴趣，也没花多大力气去澄清。他们组织人找蒯大富辩论的目的是为了重现五七年反右斗争时“引蛇出洞”的故伎。工作组在这个时候开始耍阴谋了。因为他们已经把蒯大富定性为向党夺权的右派学生、反革命分子。辩论会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为了打掉他的“嚣张气焰”，　杀一儆百，树立工作组的绝对权威。。他们集中了全校的力量，足足准备了一整天。工作组方面大权在握，人多势众，蒯大富这边势单力薄，看上去，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辩论会。但是，在大礼堂这一方舞台上，倒是蒯大富显得侃侃而谈，毫不胆怯。工作组虽以势压人，甚至工作组领导轮番上阵，仍然捉襟见肘、穷于应付。


　　台下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是抱着想弄清楚事情真相来的。看到工作组挥舞着大帽子想压服蒯大富，多有不满。尤其是周赤萍的一句“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这样大言不惭的话，让他在满腹经纶的清华师生面前丢了颜面。俗语说，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这次是反过来了。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兵（后来才知道周赤萍１９５５年被授于中将军衔）碰到清华这群咬文嚼字的秀才们，即使自以为有理也说不清了。

　　第二天，我看到在礼堂的大字报区，贴满了评论这场大辩论的大字报。嘲笑周赤萍发言的大字报比比皆是，力挺蒯大富的大字报明显占了优势。不过，到下午，情况发生了逆转。《无限信任工作组》、《工作组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这类工作组组织的大字报占了压倒多数。清华开始了“反蒋（南翔）必先反蒯”的运动。

　　上级发话了，说“叶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蒯大富的批语是反革命的。”蒯大富被定性为向工作组夺权的反革命分子。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叶林要求全校师生表态，究竟是站在工作组一边还是站在蒯大富一边。这成了当时革命与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第五节　我对工作组不满意，对蒯大富也不信服

　　想想自己“四清”分到几十户的小队里，熟悉大致的情况也要十来天。现在工作组进清华才那么几天，我觉得工作组一开始说的做的并无大错。譬如，低年级学生的那些过火行为就应该劝阻的嘛。当然责怪的话不要那么直白。这里是大学生，不是工人或社员。譬如，把清华所有的干部统统赶上楼，先靠边站，我认为也没错的。我们搞“四清”的时候，对一个“烂掉”了的单位（即领导班子有严重问题），也是这样做的。即使没“烂掉”，干部也是先“上楼”（先挂起来，仅保留安排生产的权力），再“洗澡”（检查的意思），然后再“下楼”（解放的意思）的。

　　我甚至对那些贴工作组的大字报还有点反感。工作组才来了不几天，情况还没怎么熟悉呢，事情还没做多少呢，怎么就可以怀疑工作组的大方向错了？怎么就轻易说工作组不可信任？

　　在６。２４大辩论之前，我对工作组的处境是同情的、体谅的、理解的，对那些不满工作组的大字报不以为然。我并不认为那个时候就开始怀疑工作组是路线觉悟高。

　　本来嘛，学生这边，对工作组应该多一点耐心，应该接受工作组正确的批评意见。工作组方面，要允许学生对自己贴大字报，对各种意见要认真、慎重的对待，确有错的地方要认错并改正，对个别比较激进的学生要多沟通。

　　事实上是两方面都是有对也有错。但是两方面都认为自己有理对方有错，都不认为自己有错。工作组自以为是新市委派来的党的组织，哪容得学生说三道四？学生认为自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心要用毛泽东思想的放大镜来检验工作组的一举一动。

　　在６。２４之前，我对蒯大富并没有好印象。我参加运动只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反修防修，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夺权什么的。权是什么？权有什么用处？为什么要夺权？夺谁的权？这些懵懵懂懂不明白的问题，我甚至没有认真的去想过。工作组刚进校没几天，它是新市委派到清华领导文革的，这点没什么可怀疑的。你蒯大富大谈夺权干吗？难道真的没安好心想夺权？我觉得蒯大富有点张狂，这是我所不喜欢的。

　　看了许多评论６。２４辩论会的大字报，我对蒯大富不胆怯的勇气和雄辩的口才心里佩服。

　　而对工作组在６。２４辩论会上的表现，我很不满意。辩论会上，工作组以势压人，这一点就不能让我心服。周赤萍的讲话明显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嘛！尤其是对“反蒋必先反蒯”的口号，感觉特别类似于蒋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更使我反感。学生中有少数几个人对工作组不过有点不满、有点怀疑而已，并没有要向工作组夺权。即便是蒯大富，他谈到了夺权，但是他说得很策略，也没说立即必须向工作组夺权。工作组马上采取高压做法，把蒯大富那段批语上纲上线到是向工作组夺权的铁证，把蒯大富定性成反革命分子，实在无法让我信服。所以，当班上同学在工作组的组织下揭批蒯大富，还有一些人参加了拥护工作组的校内游行的时候，我都没有参加。要我高喊“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把蒯大富当做反革命分子来围剿，我心里通不过。

　　于是，在那些拥护工作组的同学的眼里，在“不坚决支持工作组就是反对工作组”的逻辑下，我就被划到支持蒯大富这一边了。

　　我一向对党组织的话是非常信任不去怀疑的，这个时候却表现出与工作组不同心的思想。细细想来是有原因的。

　　就在６。２４大辩论的这一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传到校内。我第一次听到“造反有理”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而据说，“造反有理”是毛主席的语录！

　　小时候，我听说过“造反”这个词儿。那是听老人讲“长毛”造反的时候听到的。“长毛”者，就是指太平天国那些起义军。他们都留着长发，在我们那一带，他们被称为“长毛”。老人们说，造反，就是犯上作乱，就是大逆不道，是要杀头的！

　　所以我对“造反”这个词，一直认为是贬义词。在新中国，造反，那是造共产党的反，当然就是反革命啦！

　　现在，我居然听到了“造反有理”这样新鲜的道理。我瞪着眼睛，晕了半响都没回过神儿来，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

　　尽管我的思想一时还没转过来，但一听说是毛主席说的，那肯定是真理，还错得了吗？这个新思想新观念我要赶快接受。

　　文革初期，既是思想混乱又是思想解放的时期。人们旧有的思想观念一次次地被突破，经受蜕变。过去连对基层的党组织党员干部都不敢提意见的，现在也敢贴大字报了。过去认为清华党委是固若金汤的庞然大物，现在居然轰然倒塌了。这一个个刚刚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件告诉了我，造反并不可怕，造反确实有理。像我这样过去在心里没有一点点造反念头的人，也开始敢对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在心里小声地说半个“不”字了。这个“不”，是不再轻信工作组，不再紧跟工作组。

　　“造反”成为报纸广播、大字报和日常交谈中最常用的一个流行词。“造反有理”慢慢地为大家所接受，并逐步付诸行动。

　　一股对什么事都敢于怀疑，对什么人都敢于造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即“怀疑一切”）也悄悄地在滋生着、蔓延开来。

　　在这股思潮下，我对工作组表现了一点不紧跟，不坚信，但是我并没有反工作组。即便这样，我还是成了蒯派１８。当然，比起其他坚定的蒯派，我是一个极其软弱的小蒯派。

第六节　一个软弱的蒯派，一份不服气的检查

　　６。２４大辩论以后，工作组在全校范围里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蒯斗争。斗黑帮被搁在一边。斗争矛头向下指向群众，运动的大方向完全错了。

　　蒯大富作为反工作组向党夺权的代表人物，在全校范围受到批判和声讨。从各种揭发材料来看，这么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大三学生，俨然已是一个老奸巨猾的野心家、阴谋家、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小集团首领。工作组通过外调内查，深挖了蒯大富和他家的老底。蒯大富成了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声名狼藉。

　　在工作组的统一部署下，那些在６。２４大会上为蒯大富鼓过掌的、写大字报支持蒯大富的、对工作组有过怀疑表示不满的、甚至对“无限信赖工作组”的游行发点牢骚的师生都被检举揭发出来，作为“蒯式人物”进行批判斗争。１９

　　有的学生并没有公开支持过蒯大富，也没有公开表示过对工作组的不满，只是因为没写反蒯的大字报，没参加拥护工作组的游行，有的也成了蒯派。

　　我有个朋友是电机系的学生，他成为蒯派的原因让人有点哭笑不得。那天晚上他们班里组织拥护工作组的游行，只因为他已经上床了，懒得爬起来参加，于是就成了班里的小蒯派。

　　工作组的逻辑三部曲是：“怀疑工作组就是反对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客观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客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主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动机与效果完全统一的。”

　　“工作组接二连三地组织校、系、年级、班级的辩论大会，一步步把蒯派搞臭，并公开对他们实行‘专政’。取消他们行动自由，不许他们写大字报，私拆他们的信件，没收他们的日记，甚至进行‘隔离性’保护，写交代材料，按手印。”［４－P２４］当然，根据每一个蒯派问题性质的严重程度，工作组给予的“待遇”也是有所区别的。性质极其严重的蒯派才被隔离被“专政”。

　　工作组把蒯派按错误的性质、严重的程度、罪行的大小分成四类。一类、二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即人民内部矛盾，教育教育就过关了。三类的性质要严重一些。要是能认识错误、痛改前非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若坚持错误、态度恶劣，性质就要发生转化，按敌我矛盾处理。第四类，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按敌我矛盾处理。

　　很不幸，我被工作组定为“四类蒯派”。

　　我并没有明目张胆地反对工作组，我只是对工作组在６。２４辩论会上表现不满意。对工作组不满的话对同学说过，不太支持的行为同学也看到过。这差不多已经够得上蒯派的条件了。如果仅仅是这些，我也只够得上一二类蒯派，不会划为四类的。关键是我不仅有对工作组不满的“现行问题”，　还有“近期问题”，更有“历史问题”。所谓“历史问题”，那就是我在“九评”学习的时候就暴露出有那么多严重的政治思想问题，那就是“前科”，说明我对党的离心离德是一贯的。所谓“近期问题”，就是不久前在批判“三家村”的时候我又散布了一些不合时宜同样是有违党的立场的言论，有些人记忆在心。

　　像我这样同时有“现行”、“近期”、“历史”问题的，相当稀罕。不要说在班里，即使在年级里，也已经是很冒尖很典型的了。这样的“蒯派”不整，还整谁去？

　　对我批判的大字报贴在九饭厅前和１２号楼的墙上。

　　我那个时候的胆子很小。一看到我的名字醒目地出现在大字报上，我差一点吓得半死。那种胆战心惊怦怦乱跳的感觉，至今还没忘记掉。一年以后，在团四两派的互攻中，我的名字有时被团派同学写得斗大一般，还受到过名字被打叉叉的“待遇”，那个时候已经是脸皮厚厚、见多不怪了。

　　６号楼与７号楼之间有一块比较大的空地，那时被开辟为东区学生宿舍的大字报区。我常常经过这片大字报区到大礼堂那边看大字报。反蒯那段时间，我看到许多批判陈继芳（焊０）的大字报，那种尖刻严厉的字眼，让我觉得这个“蒯式人物”好可怕好厉害。后来在总部里见到陈继芳，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个个子不高的低班小姑娘。

　　说句实事求是的话，我班对我的批判是非常温吞水的，比陈继芳这些大蒯派受到的批判要温和得多多了，更不用说比全校一万多师生员工对蒯大富那种狂轰滥炸的批斗架势。要不，我是肯定挨不过这一关的。所以，我至今心里还很感念我班的同学们手下留情。

　　几乎所有的蒯派在这种从未经历过的政治高压下做了检讨。也有个别忍受不了的，选择了自杀。我认识我系的史明远老师，一位英俊有为的年青教师，不堪批斗跑到“十三陵服用敌敌畏自杀”了。

　　自从“九评”学习狠狠地摔了一交以后，我对自己的政治辨别能力已经丧失了自信。全校一开展反蒯斗争，我就知道自己错了。领导一找我谈话，我就马上认错检讨了。我是一个非常软弱的蒯派。

　　班里同学说我会写点东西。这点写东西的小才，除了写大字报，似乎就是用来反复写检查了。看来“天生我才必有用”是有点道理的。

　　我还保存着一份１９６６年的７月６日写的检查底稿（已经忘了这是第几次的检查了）。巧合的是，一直非常坚定并以绝食相抗争的蒯大富，也是在这一天“写出检查《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彻底坦白交待》”。蒯大富写的是假检讨，真对抗。我写的是真检讨，假认错。

　　我的检查一开头，就承认这一个多月来，连续犯了二次很严重的立场性错误。前一次，保校党委，保错了。这一次，怀疑工作组，又怀疑错了。

　　我检查了种种根源，从政治立场、阶级感情、思想方法等等方面做了检查，给自己戴上了立场错误、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只相信自己、个人自由散漫、好出风头等等帽子。

　　检查的套路已经比较熟了，无非是承认错误、认清危害、深挖根源、改正措施等几大块。

　　如果检查到此为止，能不能蒙混不知道，但也算是正常的检查。我呢，有点不太识相，或者说，心里还是有点不太服气，于是在最后又多写了好几段我还没有想通的问题：

　　我说，校党委也是党组织，我相信党，保卫党，怎么会错了呢？我吸取了保蒋保错了的教训，对工作组想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它，怎么又错了呢？我确实是想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只是最后，保也错了，怀疑也错了，怎么老是站错队了呢？我很痛苦。

　　我说，工作组比起新市委比起党中央来，犯错误的概率总要大好多，这“无限信赖工作组”的口号就是绝对化了嘛，对工作组怎么可以“无限信赖”的呢？

　　我说，“工作组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信任不信任工作组就是信任不信任党的问题”，这种提法在６。２４的短兵相接中，在蒯大富的猖狂进攻面前可以这样说，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这两句口号是不对的。因为局部不能代替全局，个别不能代表一般。

　　我说，毛主席说过，“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主席的这些语录应该怎样理解、怎么执行才是正确的呢？

　　我一连提了八九个没想通的问题。我最后写道：“以上谬论种种，希望组织和同志们批判。”

　　在这份交给工作组预审的草稿上，对上面这许多我想不通的文字，审稿的领导用波浪线重点划出，有几处还打了大大的问号，在边上还批注着这么一句话：“信任群众信任党是具体的不是空洞的。黎”。这位姓“黎”的领导是班里的还是年级里的或者是工作组里的，我就分不清了。这无关紧要。我能想象得到，这位姓“黎”的领导对我的检查是多么的不满和生气，一边看一边忍不住就在我的草稿上旁注批驳了。

　　我不知道工作组看了我的这份检查稿以后是怎么讨论我的问题的。是认为我对组织很老实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还是认为我态度不老实表现很猖狂借检查之名行向党反扑之实？

　　与我同宿舍的有一位老章，他也是从农村来的，是我比较信任的党员，我们一直相处得不错。在这段时间里，他常常来找我个别谈心。我对他毫无戒备，心里想什么就谈什么。他套我什么我就如实说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来“火力侦察”的，他们在整我更多的材料呢。

　　我父母一贯训导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说我这个人，没有害人之心是好的，连防人之心也没有，特别缺心眼。我在“九评”学习后曾经发誓要牢记“祸从口出”的古训，但是，事到关键时刻又都忘得干干净净。

　　工作组接下来打算如何更严厉地整治我，我当时并不清楚。工作组撤走以后，有个知道内情的同学悄悄地告诉我，我被定为“四类蒯派”，本打算在年级的范围里批判的。只因为反蒯紧急刹车，工作组匆忙撤走，我才只遭受了小难躲过了大劫。

　　我当年也想过，要想保险点、安全点，就得随大流，随主流。组织上叫我怎么说怎么做，我就怎么说怎么做。那样肯定不会有大错，肯定不会挨整。工作组要反蒯，大家都跟着工作组反蒯了，我也应该跟着反蒯。即使最后错了，最多也是认识问题。大多数人都错了，法不治众嘛，挨整也整不到我这样的群众头上。

　　这个明摆着的现象我是看到的，这个浅显的道理我也懂得的。可是，为什么每次运动一来，每到关键时刻，我总是憋不住要想说一些与多数人、与主流不太一样的东西呢？为什么明明知道这样会挨整而不接受教训呢？几十年来，我一直在琢磨自己，一直没有完全想明白。

　　像我这样一个政治上幼稚可笑书呆子气十足的人来谈什么坚持真理之类的大话，肯定会让人笑掉大牙的（尽管我自己确实认为是在坚持真理）。从小父母亲就教育我要做一个忠厚老实不说谎话的好孩子。小学里的老师教导我们要做诚实的好学生。到了高中大学组织上要求我们忠诚老实对党交心。我把诚实看成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德。我觉得，在我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想通的时候，要我违心的去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我会感到很憋气，很难受。我每每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讲真话冲动，一定要把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说了真话才安心，才顺气。每次挨整以后，就痛定思痛，告诫自己今后千万别这样了。但是，过了一阵，好了疮疤忘了疼，每当大事来临，又是控制不住自己。

　　还有一点，我比较认死理。这可能与学工科的有点关系。习惯逻辑推导，习惯理性思维。在政治的角斗场上，这肯定是要碰壁的。

　　参加文革才两个月，就喝了两口水。打击很大，信心受挫。伟大领袖要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的号召激励着我。我没有气馁，我还要继续战斗。

第七节　“怒涛”战斗组，被指责是“地富反坏右”的大杂烩

　　在工作组进校一段时间以后，班里的同学三五成群自行结合组织起了战斗组，以战斗组的名义写大字报。

　　对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我发自内心的拥护，积极地参加。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就是想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中经受锻炼，好好表现，以实际行动改变组织上对我的不良印象，做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能参加一个战斗组肯定比单枪匹马的个人单干要好得多。我盼望着有人来找我，把我吸收到他们的战斗组里去。但是没人来招呼我。

　　环顾四周，大多数同学都已在战斗组里了，全班只剩下不多的几个人，有点形单影只。

　　尽管我知道自己已经很落伍，但是我多少也是有点自尊心的。要我主动去问“你们要我吗？”万一吃个软钉子，我面子上下不来。我又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既然别人不愿意来找我，那我就去找那几个剩下的人去。这么一串联，很快，一个由我和老许、老贺、老史、老林共五位同班同学组成的战斗组成立了。既然是由我串联起来的，我也就不客气了，以组长自居。

　　那个时候想当个组长之类的绿豆芝麻“官”，自封就是了。本事全看你能招募到几个人，别人愿不愿意做你的“兵”。

　　我给战斗组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怒涛”战斗组。寓意就是文化大革命犹如汹涌澎湃的怒涛，荡涤着一切“封资修”２０的污泥浊水！我们就在这大风大浪的怒涛中，跟随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

　　我在大学期间比较喜欢写日记。往往在晚自习开始前，隔三差五的总要写点东西。所以，虽然文笔不怎么样，没什么文采，但是出手比较快，这方面比其他的几位同学要强一些。

　　大家讨论后，如果观点比较一致，想要写点什么了，多数都是由我执笔起草，然后再誊写到大字报上，用“怒涛”战斗组的名义贴出去。如果讨论的意见统一不了，我就用我自己的名字在大字报上署名。

　　当时学校里已经陆陆续续涌现出几百个战斗组。我这个战斗组并没有写过什么有分量有影响的大字报，贴的数量也不多，是个不起眼的不为大家所熟悉的战斗组。

　　倒是在班上，在年级里，我们这个战斗组引起了一些阶级觉悟很高敏感性很强的同学的“重视”。“重视”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写的大字报观点多么新颖或偏激，而是我们这个战斗组的成分触动了他们的神经。

　　很快，我听到了一种议论，说我们这个战斗组是集“地、富、反、坏、右”之大成的大杂脍。

　　听到这样的风言风语，大家都感到很大的压力。开始我也很气恼，后来琢磨了一下，果真有那么一点儿影子。情况原来是这样的：

　　老贺，他是一位早在高中时就入党的老党员，也是班里的干部。照理说，我们这个战斗组里就数他的政治条件最好的了。他怎么也会孤单的呢？原来他的家庭成分是富农。因此，这么多年来他为人处事一向小心谨慎。他与“富”字沾上边了。

　　老林，听说曾经有过私“拿”别人饭票的不良行为，是班里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们重点帮扶的对象。是不是因为这就认为他有点“坏”？

　　老史，他家是农村的，父亲是大队干部，听说在“四清”运动中受到了冲击。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对这件事很有点想不通。要是他爸爸真有问题，就是“四不清”干部了。

　　还有老许，他来自上海，出身好像是高级职员或小业主什么的，我不敢肯定，能肯定是他不是红五类出身。那么他与“资”沾了一点边儿？

　　最后是我。虽然我的出身是这几个人中最过硬的，但是我在组织的眼里是认识模糊思想“右倾”，与“右派学生”相差无几了。

　　五个人，要完全套上“地富反坏右”，肯定有点牵强附会。但是，我班以工农子弟占绝大多数。我扳着手指数了一下，家庭成分差一点的或者本人毛病多一点的，真的都集中在我这个“怒涛”战斗组里了。也难怪我们这几个人都没人主动要我们，都感到有点孤单。现在，成立了战斗组，不孤单了，但是一看到别人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们，心里就特别的郁闷。可是，又没地方可以倾诉的。

　　其实我们这几个人，讨论问题的时候观点经常不一致的。我们并不是因为志同道合而组成的战斗组。我们更多的是因为感到像个弃儿，害怕孤立的状态，害怕孤独的感觉。所以，并不是我有多大本事把其他的几位召集在一起，而是我们此时的处境和心情相差不多。结成一个战斗组以后，就有一种抱团取暖的热度。在这个“家”里，一起讨论形势，对学校的时局发表看法和评论，交换各自得来的消息，尽管不一致的看法很多，但是总比孤魂野鬼似的一个人游荡要好得多。


　　当然，我们之间还是有不少共同点的。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听从毛主席的号召，想积极参加文革，在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的。这一点，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别人可不管这些。我们这个战斗组存在的本身，就引来了一些人的议论和警惕。他们可能在想：这样的一群人聚在一起是不是要趁着文化大革命来造共产党的反呀？尤其是我这个战斗组长，更受某些人的非议。

　　有次，我从外面回到１２号楼，走上楼梯，快到四楼的时候，从靠楼梯口开着门的那个套间宿舍里（即４２７／４２９），我听到有个很响的声音传出来：“那个孙银基又写大字报了！哼！太猖狂了！”

　　我听出那是兄弟班的一个姓王的革干子弟（该同学后来是“自控系红卫兵”的主要骨干）正在激动地对别人嚷着。这一声“哼”的粗重鼻音中，我听到的全是鄙夷和不屑。

　　我没吭声，因为我不习惯面对面的质问和对骂。但是我心里非常愤慨！我贴大字报又怎么啦？我写大字报是毛主席给我的神圣权利，你管得着吗？你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贴我的大字报来与我论战呀！你何必在背后指责我啊？

　　我心里实在气不过，回到宿舍，我就奋笔疾书，用小楷写了整整一张大字报，贴在四楼西头楼道口的墙上。

　　我的这张大字报，尽管没有漫骂，但是用词也是尖刻激烈的。我好像是一只被激怒了的公鸡，鸡冠毛都高高耸立起来，向着对我背后中伤的这些人狠狠反击。

　　这是我在文革中措辞最为激烈的一张大字报，所以印象非常深刻。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以后，上面有不少同学的留言和批注。有指责我的，也有比较公道替我说话的。过了几天，我把这张大字报揭下来保存了好一段时间，可惜现在已经不知所踪了。

　　我听到的非难，我可以反击。但并不是所有的暗箭都能预防的。譬如，当我被人揭了老底的时候。

第八节　被揭老底，我的“癞疮疤”全校皆知


　　那个时候的大字报上，除了以战斗组署名的以外，个人署名一般都是真姓实名，极少用化名的。经常能在大字报上看到一些批注。谁看了某篇大字报后，如果有话要说，有感想发，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在这篇大字报的任何空着的地方（往往是在文章的最后）写上一段话。“好得很”、“对极了”、“狗屁不通”、“坚决支持”等等都是最常用的简洁批注语。

　　凡是以我的名字署名的大字报贴出去以后，过半天一天回过头再去看看，也会有一些人在我的大字报上批注。其中总能见到这样的一些批注：“此人在‘九评’学习时对‘三面红旗’认识模糊”、“此人‘九评’学习时在全班做过检查”等等。这批注用一个大大的箭头指向我的名字。

　　那个时候，这种揭老底的手法是惯用的。甚至还有取名为“揭老底”的战斗组。祖宗三代、小偷小摸、检查处分、个人隐私都是揭老底的内容。所以，一般出身不好的同学都不敢也不愿写大字报，就是因为怕被知情人揭了老底，自找不自在。

　　我出身没问题，所以我敢于写大字报。但是，“九评”学习是我心头永远的伤痛，就像那块阿Q头上的癞疮疤。我也非常害怕别人揭我这个老底。

　　这些批注都是同一个人写的。这笔迹我非常熟悉，因为这是我同宿舍的老祝写的。他写的字与众不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批注并没有造谣，所以我没法向他“兴师问罪”。但是，这样的批注让我非常难堪。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脸面没有了，又无处发泄，你说窝火不窝火？我心里的无名火无处可发。

　　我也是在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的伟大号召，难道我写大字报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行动有错？要是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也可以写大字报与我辩论呀！干吗老是揭我的老底？我也像阿Q一样，心中忿忿不平。

　　“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你。我把大字报贴到你找不到的地方去！”我心里暗自思量。

　　写大字报，当然是希望看到的人越多越好。贴到没人看到的地方，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写的大字报，最早贴在１２号楼附近，后来就贴到大礼堂区。那是清华大字报的中心地带。

　　既要贴在礼堂草坪周围的大字报区让更多的人关注，又不想让老祝找到，我就“打一枪换个地方”。我有意识地今天贴在东南角，过几天贴在西北角，在不同的地方贴。让我惊奇的是，我写的大字报无论贴到哪里总能被老祝找到，总能看到他诸如此类的批注。我懊恼不已。我想，我是被他死死地盯上了。

　　真像个可恨的小特务，像个无聊的大喇叭，像个甩不掉的小尾巴，像个《悲惨世界》中那个穷追逃犯的讨厌警长。我搜刮所有解气的字眼在心里骂他。本来嘛，我对“三面红旗”认识模糊，也只有班上同学、教研组老师，最多还有同年级的少数同学知道。这是我最怕提起、最想保密的隐私。现在，经他一宣扬，变成全校不少人所共知的丑闻。我气愤、我郁闷、我也无奈。我不知道这仅是他个人的爱好所为，还是他受工作组指派的受命之举。

　　绝大多数同学对这种揭老底刨祖坟的手法是很反感的。一段时间以后，我看到在我的大字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批注：“干吗老是揭别人的老底呀？”、“四大２１是毛主席给的权利，你这样是不是不让人家说话呀？”、“老揭别人的短，可耻！”这些批注的箭头又指向老祝的批注，表达对他这样做法的不满。我心想，世上毕竟还有讲公道的人。这让我心里感到一丝温暖、一点慰藉。

　　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大字报，你写的批注被他人批注了，他人的批注又被别的人再批注。箭头指来指去的，有好几重，很像一幅攻防的军事地图。这也是当时清华大字报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久而久之，我也慢慢习惯了老祝的批注。我的老底也就是这么一桩，这么一件破事情。他的批注没有更多的新意。丑事既然已经公开了，就得慢慢地习惯、适应。我还得革命，我不能因此而畏缩不前。度过了最初一段有点惊恐的日子，慢慢的我不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样害怕、担心、慌乱了。但是，我精神上所受到的压力，始终在心头，感到沉甸甸的。我对“三面红旗”认识模糊这件“不光彩”的事情第一次从班级走向全校，全拜老祝批注之托。至于第二次，后文还要提到。文革以后，我觉得老祝那时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早已不再介意这样的小事一桩了。

　　文革中，不全都是烦心之事。偶尔，也有可乐之事。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２月第一版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m.php?articleid=3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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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ｚｋ１３０５ａ，第三章　文革爆发蒋南翔倒台工作组反蒯（１９６６．６
—１９６６．８）〕

第九节　王光美卖饭打菜，一次反胃的政治秀

    王光美虽然是清华工作组的成员，又一直在清华蹲点，但是对像我这样的普通
学生而言，几乎听不到她的消息，见不到他的身影，不知道她的存在。

    ７月１８日，如火如荼的反蒯斗争突然刹车，紧急转回斗黑帮。这一来，让那
些紧跟工作组的积极分子们措手不及，中间群众对此也顿生疑窦。当怀疑工作组到
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暗流涌动的时候，王光美是清华工作组成员的消息不胫而走。

    ７月３０日，中饭时间，我已经打好饭菜正在吃了。忽然，就餐的人群骚动起
来，听周围的人在说：王光美来卖饭了。

    匪夷所思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夫人到清华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学生食堂卖
饭来了！

    我顺着大家的目光扫视过去，发现有好些同学都涌向食堂的西北角。那些还没
有打饭菜的同学都跑到王光美的售饭点上排起了长队，想一睹她的风采。其他几个
售饭点上卖饭打菜的师傅也伸长了脖子往那里瞧，他们面前买饭菜的同学已经少得
可怜。

    那时候，九饭厅的售饭点很简单，就是在一张条桌上放一笸箩的馒头、窝头再
放一大搪瓷盆菜。

    我看到王光美系着白围裙在打菜，主食由其他的大师傅卖。

    王光美是名门闺秀。我想即使她在桃园搞“四清”，与老百姓搞“三同”，也
只是摆个姿态，不会真正出力气的。这次来食堂打菜，对她来说，肯定是相当重的
力气活了。不多一会儿，那只打菜的手腕似乎有点力不从心。本来是单手打菜的，
后来经常需要另一只手来帮一下了，就像打网球那样。

    边上的大师傅见状，想来替下她。要是她只站在旁边看大师傅打菜，那算什么
“劳动”呀？于是，头脑还算活络的大师傅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大师傅打好菜
以后，让王光美再用筷子夹上一点菜——加菜。

    我倚着墙角端着饭碗远远地看着，欣赏着平生难得一见的秀场。看到她这种做
做样子的劳动，用现代流行语就是“做秀”，心里觉得直反胃。

    可惜那个时候还没有随行的记者拍照录像。要是在现在，肯定要在媒体的头版
头条大肆宣传一番的。

    “有人呼：‘刘主席万岁！’王光美默认。”这是记录在清华文革大事记上的
话。我在现场的时候，没听到有人呼这样的口号。可能是我走了以后有人这样呼过
，也可能是她在别的食堂卖饭的时候有人呼过。不过事后在大字报区，吹捧王光美
的大字报还真不少。说什么贵为国家主席夫人，屈尊下基层为学生打饭卖菜，体现
了中央首长对清华文革的巨大关怀，云云。

    王光美不时露面来食堂卖饭这些不寻常的举动，当然不仅仅只是为了“三同”
那样简单的作秀，她想要传递给大家的信息是：我是清华工作组的，我是刘少奇的
夫人，我就是工作组的幕后老板，清华文革是刘少奇亲自抓的点，你们还怀疑什么
？你们怎么可以怀疑工作组是绝对正确的呢？

    这是王光美眼看工作组的处境不妙而不得不亲自出马所做的一次挽救行动。

    当然，我并不是当场就有上面这些想法，而是过了好些天以后才慢慢悟出来的
。

    人们总说王光美出身书香门第，是辅仁校花，对她高雅端庄、光彩照人的仪表
赞不绝口。但是，她的食堂亮相给我留下的印象并非如此。那天，我是第一次亲眼
近距离见到王光美。而且，当时我还没有听到有关刘少奇的一点点传言，对王光美
也没有一点点怀疑。她的形象，说实在的，粗一看，真与食堂里卖饭打菜的女师傅
无异。只不过看上去身材较高，有点丰满，微露龅牙，肤色白净，但是看不到知识
女性的那种气质。如果换上旗袍戴上项链，给人的形象也不过是雍容华贵而已。

    王光美以后的故事还很多，众人褒贬不一。我作为一介平民，对她在刘少奇落
难之后的不离不弃，还是很赞赏的。对她将刘涛（自９）逐出家门、将蒯大富赶出
北京的行径，则很不以为然。

第十节　我居然想参加“自控系红卫兵”，自不量力自讨没趣

    清华附中是中国红卫兵的发源地。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深得
毛泽东的赞赏。既然伟大领袖对红卫兵是如此的支持，于是，近在咫尺的清华大学
校园里随即也出现了红卫兵。

    清华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是由刘菊芬出面组织的“自控系红卫兵”。七月底
，它筹建的海报贴在１２号楼附近。

    我一看到是刘菊芬在负责筹建，很高兴。她是我“四清”工作队的队长，老领
导、老熟人了。

    毛主席支持的新生事物，肯定没错，我也想做一个“红”色的、誓死保“卫”
毛主席的革命小“兵”。看到申请条件中有一项是“红五类”子弟，我完全符合条
件。我想，参加红卫兵肯定不成问题。

    找到刘菊芬，我对她说了来意。她对我笑笑，不置可否地哦了两声。以后就再
也没有了下文，直到８月４日“自控系红卫兵”正式成立。

    这件事让我对刘菊芬的亲切感陡然减少了许多。吃闭门羹的滋味不是那么好受
的。

    后来想想，也真是的，我对刘菊芬的印象很好，不见得她对我的印象也好。在
“四清”中，我在对敌斗争中不时表露出一些“地主富农分子看起来已经比较老实
了”这样的右倾思想，工作办法不多，对所依靠的积极分子的看法摇摆不定，包队
任务完成得不怎么好的。仅仅因为“三同”做得还不错，她对我能有很好的印象吗
？就凭彼此比较熟悉就会同意我参加红卫兵吗？要是她再稍稍了解一下我对工作组
不满的现实表现，很可能她会在心里说：亏你老孙想得出来，想参加我组织的“自
控系红卫兵”！

    “自控系红卫兵”的基本骨干都是革干革军子女。即使是工农子女，他们能瞧
得上眼允许参加的也是很少数。这样一支脱离一般群众、甚至脱离大多数工农子弟
的“贵族红卫兵”，仅凭这一点，它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

    我当时根本就没好好了解“自控系红卫兵”的真实宗旨是干什么的。还自以为
只要是根红苗正的贫农出身，他们就会吸收我。没过多少天我才知道，原来“自控
系红卫兵”是拥护工作组的。天哪！我怎么会想去参加这样一个红卫兵组织啊？全
清华再也找不出比我更冒傻气的人来了吧？

    我把这样一件会让人笑死的糗事抖落出来，只是想告诉大家，我这个人在政治
上是多么的幼稚无知，多么的滑稽可笑！

    三十年后，刘菊芬已经是四通公司的副总裁了。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时到她
的办公室去拜访她。她给我的印象依然是“四清”那个时候的刘队长，真诚热情、
和蔼友善。

第四章　“八八”勇斗“八九”（１９６６．８—１９６６．１０）

第一节　工作组败走清华，“八八”“八九”争雄

    反蒯斗争是紧急刹车的，工作组的撤走也很突然。这是上层政治权力较量的结
果。作为普通学生，只感到这两个月的政治风云，诡异多变，无所适从。

    ７月２８日，北京市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工作组临走前，扶植了一个“临
时筹委会”，由它来领导清华的文革。

    ８月４日晚，周恩来率领一大批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高级干部参加了
在东大操场举行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

    会上，叶林做了一个浮皮潦草的检讨，新市委也做了检查，周恩来、董必武等
中央首长都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学生的发言依旧是互相攻击、揭老
底。一位“自控系红卫兵”姓蔡的女生在大会发言说，她看到蒯大富猖狂向工作组
夺权向党进攻，肺都气炸了！第二天，“肺都气炸了”成为清华大字报区最醒目的
一句流行语。

    周恩来听取了两边激烈的争辩后，在会上做了重要的长篇讲演。

    这是我第一次不是靠传达而是亲耳聆听周总理的报告。能有这样的机会，我心
情无比激动。

    他首先指出“工作组的方向都错了”，“犯严重错误的方向上去了”。他称蒯
大富为“同志”，宣布“对蒯大富案件和刘泉案件，我是主张解放和平反的”。当
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有一种“天亮了”、“翻身了”的舒心。

    周恩来在大会上还公开承认“上面要负责任”，“我也应当向大家，向受了委
曲、受了不平等待遇的同学赔礼道歉”。这让我非常感动，再次让我见识了一位襟
怀宽广、从不推诿责任的伟人。

    周恩来还明确指出：“清华要把主要矛头指向‘斗批改’方向上去，要实现三
大任务，首先要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批评，进行辩论，要把工作组的问题辩论清楚
，我想是必要的。”

    大会以后，因工作组的反蒯运动而遗留下来的学生间的对立情绪实在太严重了
，周恩来的讲话不仅没有缓和对立情绪，围绕下一步运动该怎么搞的问题，发生了
新的分歧。

    一批人认为工作组已经检查了，可以过关，下面应该立即斗黑帮。另一批人认
为不先把工作组的错误批深批透，消除同学之间的严重隔阂，怎么能万众一心斗黑
帮呢？而“临时筹委会”提出的建议是，“根据大多数人意见尽快打黑帮”。

    坚持要批工作组错误的这部分师生串联起来，于８月８日成立了一个“八八串
联会”，领军人物是唐伟（工化００）、陈育延（力００）、吴栋（自９）等。要
立即斗黑帮的那部分师生，不甘示弱，第二天也组织了一个“尽快打黑帮串联会”
，后来简称“八九串联会”。

    ８月１９日，在“自控系红卫兵”的基础上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头面
人物是贺鹏飞、刘涛、刘菊芬等高干子女。它的外围组织就是“八九串联会”，所
以这个红卫兵的别名又叫“八九红卫兵”。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８月２２日，唐伟等也组织了一支红卫兵，取名“毛泽东
思想红卫兵”，它的外围组织就是“八八串联会”。

    “八九”派的观点，表面上听起来似乎也很有道理：工作组的方向性错误是斗
学生而不是斗黑帮，改正工作组错误最实际的行动就是立即转为斗黑帮。

    我是坚决支持“八八串联会”观点的，自认为是个坚定的“八八”派。我当时
写过大字报，认为是工作组的方向性错误造成了一部分师生与另一部分师生之间严
重的对立情绪。工作组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它的错误不彻底批判，它遗留的恶果不
彻底清算，对被错整的蒯派不道歉不恢复名誉，在这样的局面下，怎么能同心合力
斗黑帮呢？

    两种不调和的意见，各有各的道理。周恩来先说“清华要把主要矛头指向‘斗
批改’方向上去”，接着又说“要实现三大任务，首先要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批评
，进行辩论，要把工作组的问题辩论清楚，我想是必要的。”周恩来把两个方面都
讲到了，圆滑全面，无暇可击。如果强调前者，就是“八九”派的观点。如果强调
后者，就是“八八”派的观点。“八八”与“八九”都能从周恩来的讲话中找到依
据，所以各不相让。

    为什么“八八”、“八九”会这样严重对立？这就要追溯到工作组时期这两部
分人的不同表现。

    工作组所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反蒯。反蒯结果，整出了虽说是“一小撮”
却有七八百人的蒯派。全校一万多名师生员工都是跟着工作组跑的，都参与了反蒯
运动。

    绝大多数人都是支持工作组反蒯的。但是非常积极的也只是一部分。“清华大
学红卫兵”和“八九串联会”的头面人物和骨干分子都是工作组倚重的对象，是反
蒯的领导力量。工作组撤走的时候被扶植上台，掌握着清华的实权，他们对工作组
是有感情的，他们不愿意批判工作组的错误，也不认为工作组有多大错误。他们还
是坚持蒯大富是反革命，蒯派该整。他们执行的是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
许多积极反蒯的群众，一时也难以从心里承认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要他们批判
工作组的错误，就是批判他们自己，这个弯子不好转。他们不愿批工作组的错误，
于是就提出打黑帮，于是就结成“八九”。当时，“八九”派人数众多，是绝对的
主流派、多数派。

    在跟着工作组跑的人中，有很少一部分，他们对反蒯是有看法的，他们不满意
工作组矛头向下整学生的做法。只是在反蒯的浪潮中，他们不敢正面顶撞工作组，
不敢公开自己的想法，他们害怕一旦工作组发现他们有异心会被当做蒯派挨整。现
在，工作组撤走了，中央明确定性工作组是犯了错误的。他们没有了工作组的外部
压力，又有了周恩来讲话的撑腰，他们胆壮了，于是就起来批判工作组。这部分人
就成了“八八”。只是，他们是处于劣势的少数派。

    八月中旬的那段夜晚，灯火通明的大礼堂大字报区，我经常能看到唐伟与人辩
论的情景。看着唐伟清秀瘦高的个子，那敏捷的思路，滔滔的辩才，以及我深为赞
同的观点，站在外圈伸长脖子围观倾听的我，只有仰视的份儿。他是最低年级的，
个子也比我要矮一些，所谓“仰视”，那是一种心理的感觉，对他佩服得很。我偶
尔也看到唐伟与陈育延挎着军绿色的书包，行色匆匆地穿行在校园里，很像是一对
金童玉女。

    蒯派挨了工作组的整，对工作组当然是恨得要死。工作组倒台了，最兴奋的莫
过于蒯派。所以蒯派持有“八八”观点是很自然的。但是，即使是共和国的总理亲
自为蒯大富平了反，蒯大富和蒯派的处境依然十分艰难。不仅“八九”派仍然坚持
蒯大富是向党夺权的反革命，即使是在“八八”派里，相当多的人也是认为蒯大富
即便不是反革命，即便整他是错误的，蒯大富也算不上是什么好东西，更不是什么
革命左派。蒯大富依旧是臭烘烘的没人理。蒯派这一群体在“八八”里也没有什么
说话的份儿。

    八月的清华，就这样进行着“八八”与“八九”的大论战，进行着少数派与多
数派的大搏杀。

    少数就意味着孤单，意味着受压。

    那时的我，在班里一直忍受着游离于多数派主流派之外的孤单、郁闷和痛苦。
真盼望能有一次痛快宣泄的机会。

第二节　一气呵成《少数赞》，激愤之下成名作

    ８月２２日，我听说“八八”即将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八九”刚成
立的“清华大学红卫兵”相抗衡，兴奋异常。那天中午午休，我转辗反侧，难以入
眠。反蒯以来感受到的压制与抗争、不公和委屈，一齐涌上心头。

    我想着，尽管我的观点属于少数派，但是，我反复审视，感觉自己的观点并没
有多大的错。

    忽然想到，在刚刚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
十六条》）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

    我觉得这句话就好像是专门为我而写，为我撑腰似的。

    我激动得睡意全无。我非常想写点什么来抒发一个少数派的情感，宣泄一个少
数派的情绪。我微闭着眼睛急速地打起了腹稿。等到全稿差不多拟就，我一骨碌从
上铺跳下床来，伏在书桌上，奋笔疾书。一篇大字报就这样一气呵成。又修改了一
遍，找来二张大字报纸誊写。随即，贴到大礼堂东侧两棵树中间的席棚上。

    这篇大字报的题目，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少数赞》。

    《少数赞》并没有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表达具体的观点和评论，它仅仅如实记录
了一个少数派受压时孤立无援的复杂心情和内心感受。或许，正是因为碰触到情感
这一最脆弱最敏感的神经，所以才引起不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的共鸣，给他们以困境中的鼓劲，坚持中的加油，由一个人的自我壮胆感染成一群
人的相互慰藉。

    对我而言，《少数赞》是我的“成名作”，是它使我在校内为一部分人所知晓
，此后我文革中的各种机缘都是由此而引起的。

    我在文革中所写的文章、发言稿全都丢失或销毁，这一篇《少数赞》因为收录
在《大字报选编》里才得以保存至今。全文篇幅不长，按《大字报选编》里收录的
刊载于下：

    革命少数赞
    毛主席语录本第２２２页：“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有言在先：革命少数赞，赞的是那些坚持正确观点，暂时处于少数地位的革
命同志，而绝不是指仅占人口百分之几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至于有一小撮别有
用心的混蛋们，他们想利用本文为它撑腰，干见不得人的勾当，乃至炮打无产阶级
的司令部，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们的阴谋也一定不能得逞的！）
    多数常常是正确的！
    而且，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在党的纪律中，规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
    因此，一般地，人们希望自己成为多数派，而不愿意成为少数派，这是完全可
以理解的。
    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必须注意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当真理处于“萌芽状态”，仅被少数先进
分子所掌握时。
    正因为如此，十六条明文规定：“保护少数”。这可以说是多数派享受不到的
一种光荣权利！
    然而，少数派确实不大好当的。
    你看：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必须时时刻刻地检查自己：我是否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
众的立场上？是否全心全意地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句话，是否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尤其必须拿出十倍的精力，用心地读毛主席的书。他必须
随时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真正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十六条、符合党的各项方针政
策！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依然无限地信赖群众。他要受得起委屈和误会，经得起种
种打击。他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耐心说服那些他认为是坚持了错误观点的同志。
他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迁怒于多数派。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群
众，而始终把握住运动的大方向！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必须更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判断。他恨不得自己多
长十双眼睛十张嘴，十个脑瓜子十条腿，便于多看、多问、多听、多想。他恨不得
一天等于四十八小时。他常常食不甘，觉不香，为真理而终日奔波辛劳！
    当他处于少数时，也可能是他的个人杂念会猛抬头的时候。什么委曲、误会呀
，什么打击、帽子啊，什么前途、命运啊，……都会冒出来。他必须不疲倦地进行
自我革命，清除这些脏思想。否则，他就坚持不住少数！他的少数意见，哪怕百分
之百的正确，也一定会完蛋！”
    当他认为自己的少数观点符合真理时，他必须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敢于坚持
少数意见，坚持真理。那时，即使他“光荣地孤立”到最后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
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
    当他发现自己的少数观点是错误时，他同样必须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于向
真理低头，修正错误，而绝不能固执己见，或羞羞答答，不敢认错，更不能文过饰
非！
    然而，他并不甘心自己的观点永远是少数。他信赖党，信赖毛主席，依靠群众
，团结大多数。他相信通过顽强的大搏斗，能发展成多数、大多数、绝大多数，达
到让真理改造世界、统治世界的目的！
    如果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还必须在新的矛盾中，成为符合真理的新的少
数！
    符合真理的少数，不论有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曲折，它必将发展成多数。这是
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
    因为真理就是毛泽东思想，它是战无不胜的！
    因为真理属于无产阶级，它是新世界的主人！
    革命少数派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顽强得很！彻底得很！可贵得很！一句话
，好得很！
    我们每一个愿意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革命同志，要敢想、敢说、敢闯、敢革
命、敢造反，要敢于成为少数，要善于改变自己少数派的地位！
    那些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甚至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当然多数派”的性格
，是不能与我们相干的。批判！斗争！革命！造反！这就是我们的格言！
    让我们经常在少数派的风浪中，摔打滚爬，担风险、经风雨，锤炼出不怕天、
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钢筋铁骨、永不变质，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紧地
接过来，牢牢地传下去的一代新人！
            清华大学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　孙怒涛（原名：孙银基）
初稿发表于６６．８．２２，第一次修改于６６．９．２６
附记：（１）本文时代背景：“八八”革命串联会在坚持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为
革命的造反精神翻案的斗争基础上，于八月二十二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当
时他处于少数地位。本文是献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大会的。本文原名为：“少
数赞”。（２）本文作者：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６０４班学生（住址１２－４２０
）贫农、团员。
                    清华大学自控系“红色服务兵”翻印
                                １９６６．９．２８

    尽管我所说的“少数”就是《十六条》中所说的群众中有不同意见的“少数”
，我还是怕有人误解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是在为“地富反坏右”这样的一小撮“少
数”歌功颂德，所以才有了开篇的“有言在先”。这多余的表白，还有“贫农”、
“团员”这些身份的宣示都暴露了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十分胆小谨慎，甚至有点战
战兢兢的。

    这篇大字报是我当时不吐不快的激愤之作。写完贴出之后，想说的话说完了，
想吐的气吐出去了，想宣泄的情感也宣泄完了。我当然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去看它
，要不也不会贴到大礼堂的中心大字报区。至于会有多少影响，多大效果，这些，
我当时一点也没想过。

    后来好些蒯派和“八八”派对我说，那时他们同样正受压，正憋气，看到这篇
大字报，眼睛一亮，很受鼓舞，感觉是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于是，我被这批人引以
为“同志”，视为知己。

    遗憾的是，这篇大字报在８月２４日的“红色恐怖”中被撕毁了，它的寿命仅
仅只有两天！

    一个月以后，学校的大字报选编组找到我，说想收录这篇大字报，问我有没有
意见，需不需要修改。我仔细地审阅了一遍，没对正文做任何改动，全文有三处修
改（文中有波浪线的字即为增添的内容）：

    一处是，有些同学认为我即使“有言在先”，但是笼统盛赞“少数”，还是可
能授人以柄。我接受他们好心的意见，把标题改成《革命少数赞》。加了“革命”
这个限定词，增添了标题的革命色彩，那么“少数”就再无歧义了，也不会被“少
数”真正的坏人利用了。那个年代，“革命”是最时髦最流行的，用得越多就越显
得自己革命。　“革命”就像一件外套，什么东西套上了“革命”两字，就显得革
命多了，也保险多了。

    另一处修改的是，因为我已经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已改名，所以
把文章的署名改为“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孙怒涛（原名：孙银基）”。

    最后一处是我写了两点附记，交代了这篇大字报及我这个作者的背景。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重读这篇曾经自鸣得意过的大作，心里想，这算什么文
章呀？既没有闪光的思想，也没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不凡见解，更缺少华丽的文采
，不朽的警句，文中还夹杂着“狗屎堆”、“混蛋”这样的不雅用词。充其量，这
不过是一篇表达当时心境的小杂文而已。

    时过境迁，不要说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那个年代所写文字的语境，即使作为作
者的我，也无法从中嗅出当年紧张激烈的时代气息了。只是当时写作时的心潮澎湃
，现在还清晰地记得。

    虽然是一篇不起眼的小杂文，在当时，还真是一篇广为流传的大字报。

    由于清华的《大字报选编》在全国的影响力，我在文章的“附记”中公开了我
的通讯地址，所以打那以后，我收到不少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件。信中写着他们看
到这篇文章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并且深受鼓舞。我还收到好些学生寄给我的红
卫兵袖章和毛主席像章这类纪念品。好几个友人告诉我，说在大串联的时候，在外
地也看到过这篇多次传抄的大字报。四十余年后的今天，我还能在网上检索到《革
命少数赞》的踪迹。

第三节　赶潮流学时髦，改名“怒涛”

    我的名字是在８月底开始的破“四旧”浪潮中改换的。

    父母给子女起的名字，或多或少都带有祈福求富保平安的意思。在名字中有个
“富”呀“贵”呀什么的，这很常见。但到了文革初期扫“四旧”的时候，这些“
富”“贵”都认为是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货色了。地名在改，街名在改，人名也
在改。革别人的命不是那么容易的，革自己名字的命，只要自己愿意，谁都可以做
得到。于是，不少对自己的名字不太满意的同学改成“向东”、“卫彪”，甚至“
宁左”、“井冈山”之类的革命名字了。

    我的原名叫孙银基，因为我的同辈堂兄弟都是以“银”字排行的。以革命的眼
光审视，“银”，就是银子，就是金钱，与政治挂帅的时代是格格不入的。还要以
“银”为“基”础，这名字显然散发着太浓的铜臭味儿。把这样的名字签在大字报
上，感觉有点难为情，不合潮流，于是就萌生出改名的念头。

    其时，我的“怒涛”战斗组因为观点的分歧已经不太出大字报了，但是还常在
一起活动。我们五个人对于共同度过的这一段艰难的不平常的日子都非常怀念，对
于“怒涛”这个“窝”也很留恋，对“怒涛”这两个字同样倍感亲切。在议论外界
轰轰烈烈破“四旧”的时候，我们约定，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成“怒涛”，以兹留念
。

    于是，我就成了“孙怒涛”。这名字，念着磅礴大气，想想豪情万丈。在９月
２６日对《少数赞》进行第一次修改的时候，我签上了已经用了好几天的新名字。
这名字随着《革命少数赞》的流传为更多的人所知晓。

    其他的几个同学，后来有的改名了，有的最终还是没有改。即使改了名的，可
能是觉得在名字中用这个“怒”字实在不合适吧，于是就变通了一下，改成较为温
和中听的“洪涛”。就我一人，“怒涛”到底。

    １９８０年，文革已经结束了。一看到这个带着“怒”气的名字我就觉得这也
是文革的“余毒”，越看越看不上眼。趁着工作调动的机会，我又想把名字改回来
。我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把户口本上的名字改过来，到新单位报到的时候就能用原名
了。于是，给派出所的经办民警说了一通好话，终于在户口迁出证明上改成原名。
到了杭州，哪知道接收单位不认账。新单位的领导说，调令上写着的是“孙怒涛”
，我们不能接收“孙银基”。左说右说就是说不通。没法，我只好再跑到迁入户口
的派出所，对办事的民警又说了一箩筐的好话，请他在入户的时候仍旧用那个新名
。这正是，想赶潮流学时髦，聪明反被聪明误，典型的瞎折腾！

    前些年，曾有友人打趣我，说你们“大清帝国”的涛哥真不少呀！我自嘲：此
涛哥非彼涛哥也！彼涛哥前程似“锦”，此涛哥名落“孙”山。这名字凶巴巴的，
已经不合新倡导的“和谐社会”大潮了。友人拍拍我肩膀安慰我：好在你“名不副
实”，模样看上去还没像名字那样“怒气冲天”。

    可见，浅薄的赶潮流是会留下笑柄的。这就是明证。

    我不得不佩服蒯大富在改名这件事情上，不随波逐流的独特个性。

    这个“蒯”字，我读《三国演义》《史记》的时候曾经见过，知道是姓，但不
知道怎么念。懒得查字典，就遵循“白字念半边”的不成文规则，我默念读作“朋
”。

    当大字报上见到“蒯大富”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念成“朋大富”了。可是大
喇叭里工作组使劲批判的那个“大富”不姓“朋”的，才知道这个“蒯”字应该念
成ｋｕｉ。我想，在清华，像我这样的白字先生可能不止我这一个吧？我的好朋友
汲鹏（压００）曾调侃老蒯说，把“蒯”由冷僻字普及为常用字，这绝对是老蒯对
文化大革命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如果说，我的名字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话，那么“大富”这个名字更是赤裸
裸地在宣扬“封资修”了。早在６月１９日，“胖老头”３０薄一波就对蒯大富说
这个名字“不太好”，是“想发家致富啊”？甚至批“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名字”
。在破“四旧”的浪潮中，那时蒯大富已经不算反革命了，许多人都写大字报，强
烈要求蒯大富改名，有的甚至要求他把姓也改了，说这样一个谁也不会读的姓难道
是要故意刁难全国的劳动人民不成？蒯大富面对一片要求他改名的另类浪潮，始终
不为所动，依旧我行我素。

    我想，蒯大富之所以能成为蒯大富，是有多种因素促成的。刘少奇正好选中清
华当做他的新“桃园”注定了清华必然要出一个“×大富”；王光美蹲点的系正好
就是蒯大富所在的工化系；王光美要来参加蒯大富班的座谈会又正好发生了点不大
不小的误会。这些全都是巧合，是蒯大富之所以能成为蒯大富的外在的偶然因素。
蒯大富从高中到大学，热衷于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有赶大潮流的强烈意识，但是
不为小潮流所动，坚持独立思考，不畏强权，不惧高压，这些在文革初期的蒯大富
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和品德，是使蒯大富之所以成为蒯大富的内在的必然因素。

第四节　似是而非的对联，掀起血统论恶浪

    ８月初，“北航附中红卫兵”一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
联，搅动了全北京，也搅翻了清华园。大字报区，宿舍里，到处都是有关这副对联
的辩论。

    有人说，这副对联好得很，形象生动地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有人说，这副对
联好个屁，宣扬的是封建主义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能打洞”的血统论。

    如果对联就只是这上下两联，我想，绝大多数人还是能一眼看穿这副对联是错
的，是宣扬血统论的，辩论就不会如此的激烈。

    问题是，我所见到的对联，并非只有上下联，还有一个横批，叫“基本如此”
，外加放在对联“门”中间的条幅，叫“鬼见愁”。意思是说，不是绝对地“老子
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但基本上都是这样。只有心中有“鬼”的人　“
见”到这副对联才发“愁”。

    “鬼见愁”的恫吓对我不起作用。但是，“基本如此”的辨证说法迷惑了我。
于是这副对联看上去就变得似是而非、是非难辨了。

    当时，党的阶级路线的标准提法是三句话：１、有成分论；２、不唯成分论；
３、重在政治表现。大学六年，经过多次的政治学习，我已能把这条阶级路线背得
滚瓜烂熟，几十年后，还能一字不差。

    拿对联与标准提法相比较，上下联的意思就是“有成分论”，横批中包含有“
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意思。当然，对联是一种易记、通俗、简洁、
形象的表达方式，与三句话准确严密的表述还是有点差距的。所以对联并不是阶级
路线完整的、严肃的表达，但我认为对联并无大错，基本正确。

    ８月２日“晚上，全校关于对联的辩论轰轰烈烈进入白热化阶段。刘菊芬主持
会议，说：‘这个对联完全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对联从精神到内容都是符合马
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我对刘菊芬这样高调
的说话并不认可，这话说得太绝对了。但是我同意对联本身基本上“体现了党的阶
级路线”，大体上“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改变了我的最初观点。大礼堂辩论的时候，谁站到讲台上
，首先就是要报出身。不主动报的，台下的听众就齐声喊，逼着你报出身。听到“
革干”、“革军”，就报以热烈的掌声。听到“工人”、“贫农”，掌声就差一大
截。要是“中农”、“职员”，掌声就稀稀拉拉的了。出身不好的，没几个人敢上
台的，即使上台也要被嘘下来。每当听到与己不同的意见，就喊：“黑七类子弟算
混蛋，红五类子弟算背叛！”。还出现了“横扫一切浑蛋”的口号。总之，在客观
上，最实践中，这副对联已经没有“基本如此”的遮羞布，只剩下赤裸裸的血统论
。高干子弟趾高气扬，其他的畏首畏尾。出身剥削阶级的，龟缩在宿舍里，连出门
都需要勇气。这副对联造成的“红色恐怖”，连我都感觉到很大的无形压力，更何
况是出身不太好的同学。

    把全校、全社会都卷入到对联的辩论中，不符合中央文革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
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于是，江青出来讲话了。她说：“我们觉得这样改
比较妥当：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并说：）不应
该在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大敌当前，要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久
，对联引发的风潮平息下去了，但是因对联造成的政治上的压制和心灵上的伤害是
很难抚平的。

    对于阶级路线，文革前我就一直在想：连三句话都有点多余的，其实就“重在
政治表现”一句话已经可以概括一切了。党认为表现好的就依靠、就重用，党认为
表现不好的就教育、就限制使用，还要前面的二句话干吗？后来我慢慢地琢磨，觉
得自己想通了。光是“重在政治表现”，这标准不太好掌握，随意性太大。先讲“
有成分论”，那就像是划了一条粗杠杠。成分好的，基本上就是要依靠重用的，成
分不好的，基本上就是不能依靠重用的。然后，用“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
现”再开一个小口子。成分好的，如果政治表现不好，就可能不被依靠重用；成分
不好的，如果政治表现好，也能被依靠重用。当然，这些都是极少数。这样，阶级
路线就比较容易掌握了，贯彻了。

    在文革之前，我从来都是想怎样正确理解阶级路线，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样的
阶级路线是不是有问题，究竟是错还是对。

    文革是左倾路线的产物，文革把左倾路线推至极左。文革前的阶级路线是左倾
的，文革初期出现对联这一怪胎，同样把阶级路线由偏激推至极端。对联这样的血
统论虽然退潮了，极左的阶级路线在文革中一直是盛行的。文革结束后，太子党、
官二代的兴起，说明某些“马列主义者”坚持的仍然是丑恶的血统论和世袭制。中
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在一百多年前寿终正寝了，但是封建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
要肃清还需极大的努力。

第五节　周恩来再来清华园，我有感动也有不满意

    ８月２２日晚上，周恩来再次来到清华大学，还是在东大操场上，冒着雨对全
校师生员工做了一次精彩的讲演。

    是什么原因让他与上一次来清华讲演相隔仅只１８天又一次来到清华？

    可能是因为受毛泽东之托过问清华的文革，所以他要格外的尽心在意？可能是
因为中央全会已经开完了，他要把会议的精神尽快地传到清华，并通过这里传播到
全国？可能是因为他对清华这段时间的运动不是很满意，所以来指明方向？

    今天我仍然搞不清这些原因。不管怎么说，他是代表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来关心
清华的文革，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凡是参加这次大会的清华师生和外地来京串联正好在清华的群众，无不为周恩
来在雨中坚持不打伞一定要与大家同风雨的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也与在场的二
万多名群众一样，齐声高喊着：“请总理打伞！请总理打伞！”我们年轻，淋点雨
算不了什么。总理那么大的岁数了，淋了雨生了病可怎么办？

    周恩来谈到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他们已经做了检查，还可以
继续检查。而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的中央同志”来负的。他代表工作组，
也包括他自己，表示“赔礼道歉”。

    周恩来要求大家学好《十六条》，把“全校的，全校各系的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成立起来，充分准备好了，就可以斗以蒋南翔为首的黑帮了。

    周恩来的讲话，向来都是这样，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只是，这一次我听了以
后，感觉没上次那么的兴奋和激动。

    会后，大多数师生认为周恩来的讲话是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可以接受的。也
有一小部分师生感觉他的讲话是抹稀泥，给人的感觉是工作组已经检查了，错误也
批评了，下面再也不要在工作组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了。

    我的看法也是属于后一类的。８月４日的讲演，两个方面都讲到了，但是明确
地指出了“首先要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批评，进行辩论，要把工作组的问题辩论清
楚”。而这一次，周恩来认为工作组的错误主要是北京市新市委和中央主持工作的
领导人犯的，这个错误已经由中央全会解决了，所以下一步就应该成立领导文革的
权力机构，进行“斗批改”了。我当时心里暗想，总理的讲话精神怎么与“八九”
的观点这样相似的呀？

    第二天，大字报区“贴出了几封给总理的信，表示不同意总理昨晚讲话中的一
些意见（作者中哪个组织的都有）”。我在２４日凌晨就贴了一张《敬爱的周总理
，问您个为什么》的大字报，可能就属于这“几封给总理的信”之一。我问他在８
月４日大会上还不同意把蒋南翔揪回清华批斗而在８月２２日大会上改变态度，是
不是表示工作组的问题已经辩论得差不多了，下面应该斗蒋、斗黑帮了？我说我对
此不理解。

    今天再回头看看周恩来的这篇讲演稿，似乎在当时他并没有真正摸到毛泽东真
实的思想脉络和意图。毛泽东并不满足中央全会上批评刘少奇的方向路线错误，不
满足把刘少奇从第二号位置上拉下来。中央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周恩来上没摸
清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终目的，下又没有透彻了解因工作组反蒯而造成的情感隔阂
和观点分歧是多么的严重，所以，他开出的这一帖药方注定是要碰壁的。

    再仔细琢磨周恩来在清华的两次讲演，还能听出一些弦外之音。８月４日那次
，他说“我们要作毛主席的好战士，好战友，我们要保持晚节”。８月２２日那次
，他说“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在听他讲演的时候，我深深地被他谦逊
好学的态度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所感动。我不可能再往深细想下去。今天看
来，在刘少奇倒台的前后这些天他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一再地在向紫
禁城里的毛泽东遥表忠心？

第六节　８．２４老红卫兵发飙，胆战心惊的红色恐怖

    “八八”“八九”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并没有因为周恩来的再次讲话有所缩小
。“八八”对他的讲话不是太满意，“八九”在两天以后搞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动
作。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位从老二降至老八，大家知
道了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挨批了，降职了。既然王光美是工
作组的“组员”，那刘少奇不就是清华工作组的幕后指挥和后台老板吗？做这样的
联想，提这样的疑问，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智慧。但是要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是需要
足够的勇气和胆略的。

    ８月１９日凌晨，就在毛泽东身着戎装检阅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红卫兵以后的几
个小时，政治嗅觉敏锐而又无惧无畏的唐伟、陈育延、吴栋以“向日葵”战斗组之
名贴出了轰动全校的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８月２２日，又
贴出《刘少奇同志７。２９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矛头所向，十分明确
。

    一时间，在大字报区贴了不少中央首长的大字报。有涉及到李雪峰、薄一波、
陈毅等等的，也有几份对周恩来８月２２日讲话表示异议的，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针
对刘少奇、王光美的，其中甚至有《炮轰司令部，炮打刘少奇》这样重磅的大字报
。

    这些直接点名中央首长的大字报招致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的极大愤慨。这些
天来，他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大字报区的动向，一直在制造“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
派翻天”的舆论。现在，他们终于忍无可忍要重拳出击了！

    ８月２４日下午，在贺鹏飞、刘涛、刘菊芬等人的策划组织下，以“清华大学
红卫兵”为首，纠集了清华附中、人大附中等十二所院校的中学红卫兵，在清华大
学刮起了一场“红色恐怖”，名为反击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妖风，实为震慑敢于
造他们老子反的群众。

    那天下午，我正在礼堂大字报区转悠。忽然，从大喇叭里传出比平时高八度音
播报的《最后通牒》和《安民告示》。“消灭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谁敢阻扰
我们大军，谁敢窝匪，我们就消灭谁”、“谁敢说毛主席、党中央半个不字，我们
立即打断他的脊梁，焚尸扬灰。当剐千刀，罪该万死！”的叫喊声震耳欲聋。还勒
令那些写中央首长大字报的作者缴出底稿和抄件，自行撕去大字报，否则，“红卫
兵小将的铁拳头就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这
讨伐檄文的杀气腾腾早把《安民告示》的一丝“温情”刮得无影无踪。

    这边高音喇叭还在一遍又一遍地咆哮，那边从二校门处涌进一大队高举红旗气
势汹汹的红卫兵，一边高呼革命口号，一边雄赳赳地行进。

    大字报区，有人拿着照相机不断地对那些疑似反动的大字报拍照留存，还有一
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撕大字报。大字报区顿时一片狼藉。

    这股“矛头直指混蛋”、“狗崽子们”的大队人马犹如洪流，威风凛凛，气势
逼人。所到之处，路人或在看大字报的人纷纷靠边，退避三舍。

    我站在路边，看着潮头向我涌来，经过我的面前，向着大礼堂涌去。我一边看
，一边不住地心里打鼓。想起清晨刚刚贴出的那份大字报，我想一定已经被当做恶
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证拍照留存，只待秋后算账了。那“只许左派造反、不
许右派翻天”的口号，好像就是冲着我喊的。尽管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心里
想，在他们的眼里，我这样的人就是不折不扣的右派学生。我真心想跟着伟大领袖
闹革命，我真心想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但是，“革命”、“造反”统统都是
左派的专利。我要是想这样做，就不是“造反“，而是“翻天”了！我似乎又穿越
到了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世道。这里不是说理的场所，也不是
看热闹的去处。我立即选择了第三十七计——溜为先。虽不是落荒而逃，绝对像脚
下抹油，赶紧溜回宿舍。

    到了第二天，才知道头天晚上二校门被推倒了。

    清华的二校门，她是清华园最著名的标志，也是我最喜欢的建筑。想当年，我
就是被招生画报上二校门的英姿深深吸引而报考清华的。第一眼见到她，那感觉犹
如一见钟情。到清华以后，我的第一张照片，也是在二校门前留的影。

    我赶紧跑去，二校门已经不复存在。留在我脑海里的，只有厚重浑圆的“清华
园”三个大字。那块空空荡荡的地，就像是我空空荡荡的心。

    听说那天晚上，学校里的黑帮分子（主要是学校党委和系党总支书记们）、右
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被“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其他中学红卫兵抄家、抓捕、
毒打，关押，受尽凌辱。在他们的皮鞭下，搬运二校门废墟的砖头石块。动作稍微
慢一点，就被劈头盖脸地抽打。这些人平时从没有做过如此重的体力活，在抽打和
呵斥声中，连滚带爬，哀叫不断，景象惨不忍睹。

    恐怖，即使披上红色的、革命的外衣，也涂不上正义的色彩。无论是白色恐怖
还是红色恐怖，都是把做人的尊严和权利予以强制剥夺的恐怖。

    这场“红色恐怖”，喊的口号是镇压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右派翻天，
干的实事是撕毁大字报威逼“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打的旗号是破“四旧”拉倒二
校门，惩罚对象是黑帮分子右派分子反动权威。这批老红卫兵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
么，至今仍众说纷纭。那些当事人仍三缄其口，不敢对历史做一个负责的交代。

    ８．２４事件是清华文革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也是红卫兵组织第一
次以红色恐怖的名义进行文革的暴力事件。它像是一根耻辱柱，将面目狰狞血腥的
“贵族红卫兵”牢牢地钉在其上。

    八个月后，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在二校门的旧址上耸立起一座高大雄伟的
领袖像——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尊巨像，据说在当年的中国是第一座。

    九一三事件以后，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３６，从伟人像的基座上铲除了，
以图抹去人们头脑中深刻的记忆。

    改革开放后，毛泽东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塑像被拆除，庄重的二校门又在原址
上重建。

    历史，总是螺旋形上升的。

第七节　勇敢的“八八”，逐渐迷失了方向

    “清华大学红卫兵”成立才五天就发生的８。２４事件，是它最嚣张的“革命
”举动，也是它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最疯狂的反扑。此后，这股保皇势力渐渐
衰落，再也没有像样的作为。

    作为它对立面的“八八”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政治高压下，一直高举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旗，批判工作组的错误，批判“八九”和“清华大学红
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

    但是，慢慢地，“八八”似乎迷失了方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继续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吧，叶林已经做过检讨了，那诚恳的态度，连周恩来都
被感动了，为他说了不少好话。况且，周恩来已经明确说了，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上
面。工作组不过是执行错误，怎么能老是揪住工作组不放呢？

    如果“八八”也开始斗黑帮，那与“八九”的主张又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了。

    这时，大批学生开始离校去外地大串联。与火红的红八月相比，九月的清华园
里显得有点冷冷清清。“八八”徘徊不前，有点举棋不定，难有作为。

    我认为，此后的“八八”在两件事情上有所失误：

    一件是，虽然“八八”召开过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的大会，但是，仅仅翻
案到“工作组反蒯是矛头向下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为止
。在对蒯大富翻案的问题上，“八八”没有新的建树。

    “八八”的主要领导认为，把蒯大富打成反革命的是工作组，给蒯大富平反的
是共和国的总理。总理都亲自为蒯大富平反了，何必要“八八”再去平反呢？在把
蒯大富打成反革命上，“八八”没有责任，在为蒯大富平反这件事上，“八八”也
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

    事实上，尽管周恩来亲自解放了蒯大富，给他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但是包括
“八八”在内的大多数师生并不承认蒯大富是一个好人，更不是左派。“蒯大富够
不上反革命，也不能算是好东西”是当时大字报常见的一句话。而一些铁杆的“八
九”依旧认为蒯大富是反革命。也就是说，蒯大富和蒯派，只是名义上的平反，并
没有实质性的平反，并没有平反到位。他们依旧是臭烘烘的。

    “八八”如果真的要彻底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的要为革命造反
精神彻底平反，就应当承认蒯大富和蒯派都是好人，应该把工作组泼在他们身上的
污泥浊水冲洗干净。这是对“八八”的基本要求。

    “八八”如果真的要彻底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的要为革命造反
精神彻底平反，还应当承认蒯大富和蒯派与工作组的斗争是最勇敢最坚决的，他们
就是革命左派。这算是对“八八”的高要求。

    但是，“八八”连基本的要求都没做得很好，更别提做到高要求了。于是，在
我听来，“八八”高喊“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的口号，显得有点干巴巴、空
洞洞的，没有落到应该落到的实处。

    为什么“八八”会这样？究其原因，我认为“八八”这些人，在反蒯时期虽然
对工作组的反蒯有所不满，但是基本上都是跟着工作组跑的。在“八八”的眼里，
这些蒯派在工作组进来没几天就怀疑工作组，又没有多少让人信服的理由。而且，
这些蒯派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可揪的辫子。他们根本就不认为他们反工作组是革命行
动，他们是革命左派。能给他们平反就已经不错了。要承认他们是革命左派？没门
儿！工作组的错误只不过是不该在那个时候把蒯大富这些人整成反革命而已。在这
样的思想认识下，他们怎么可能为蒯大富和蒯派真正平反呢？

    另一件事情是在对待蒯大富能不能参加“八八”的事情上。“八八”曾经主动
邀请蒯大富同班的亲密战友，也是全校出名的大蒯派鲍长康（工化９）参加“八八
”。鲍长康问：蒯大富能参加吗？答复是：他不行的。于是，讲义气的鲍长康说，
既然你们不要蒯大富，那我也不参加了。据唐伟说，为加入“八八”蒯大富曾找过
他，他回答说需开会决定。在“八八”的联席会议上，唐伟和陈育延的态度中立，
其他几位核心激烈反对。于是蒯大富加入“八八”之事只好作罢。

    如果“八八”真的能承认蒯派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并把依旧处于困境中的蒯大
富收罗在麾下，我想蒯大富对“八八”会心存感激的，蒯大富也不见得非另立山头
，拉出一个“井冈山红卫兵”来不可。

    唐伟见识非凡，勇敢聪慧，在坚决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作出了卓越
的贡献。但是他在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的同时没有为蒯大富等蒯派进一步平反
，这是很遗憾的。我真为唐伟可惜了！他错失了一次站在文革潮头、引领清华文革
、掌控运动领导权的极好机遇。

    不仅如此，因为“八八”没有理直气壮地为蒯派彻底平反，没有果断地接纳蒯
大富成为“思想兵”３７，这也为日后蒯大富反唐（伟）反托（派）反“八八”找
到了“理由”，同时，也为团派与４１４的矛盾分歧埋下了一个祸根。

    我那时只是普通一兵，不了解“八八”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内情。据后
来唐伟、陈育延批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的右倾和软弱无力，另成立“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的举动来看，过于责怪唐伟是不应该的。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看好蒯大富，自会有人对蒯大富感兴趣。此后，心怀
叵测的中央文革张春桥、王力、关锋等人频频与蒯大富或明或暗地接触。他们对蒯
大富极感兴趣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蒯大富是与以王光美、刘少奇为后台的工作组
直接进行斗争的标志性人物，是一颗大有利用价值的棋子。面对以中央首长名义伸
出的援手，任谁都不会拒绝。并没有彻底翻身的蒯大富绝非是一个甘于沉寂的平常
等闲之辈，他总想在文革中有一番大的作为。这一拍一合，清华文革舞台上更精彩
的一幕大戏就要开演了。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２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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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ｚｋ１３０５ａ，第三章　文革爆发蒋南翔倒台工作组反蒯（１９６６．６
—１９６６．８）〕

第九节　王光美卖饭打菜，一次反胃的政治秀

    王光美虽然是清华工作组的成员，又一直在清华蹲点，但是对像我这样的普通
学生而言，几乎听不到她的消息，见不到他的身影，不知道她的存在。

    ７月１８日，如火如荼的反蒯斗争突然刹车，紧急转回斗黑帮。这一来，让那
些紧跟工作组的积极分子们措手不及，中间群众对此也顿生疑窦。当怀疑工作组到
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暗流涌动的时候，王光美是清华工作组成员的消息不胫而走。

    ７月３０日，中饭时间，我已经打好饭菜正在吃了。忽然，就餐的人群骚动起
来，听周围的人在说：王光美来卖饭了。

    匪夷所思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夫人到清华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学生食堂卖
饭来了！

    我顺着大家的目光扫视过去，发现有好些同学都涌向食堂的西北角。那些还没
有打饭菜的同学都跑到王光美的售饭点上排起了长队，想一睹她的风采。其他几个
售饭点上卖饭打菜的师傅也伸长了脖子往那里瞧，他们面前买饭菜的同学已经少得
可怜。

    那时候，九饭厅的售饭点很简单，就是在一张条桌上放一笸箩的馒头、窝头再
放一大搪瓷盆菜。

    我看到王光美系着白围裙在打菜，主食由其他的大师傅卖。

    王光美是名门闺秀。我想即使她在桃园搞“四清”，与老百姓搞“三同”，也
只是摆个姿态，不会真正出力气的。这次来食堂打菜，对她来说，肯定是相当重的
力气活了。不多一会儿，那只打菜的手腕似乎有点力不从心。本来是单手打菜的，
后来经常需要另一只手来帮一下了，就像打网球那样。

    边上的大师傅见状，想来替下她。要是她只站在旁边看大师傅打菜，那算什么
“劳动”呀？于是，头脑还算活络的大师傅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大师傅打好菜
以后，让王光美再用筷子夹上一点菜——加菜。

    我倚着墙角端着饭碗远远地看着，欣赏着平生难得一见的秀场。看到她这种做
做样子的劳动，用现代流行语就是“做秀”，心里觉得直反胃。

    可惜那个时候还没有随行的记者拍照录像。要是在现在，肯定要在媒体的头版
头条大肆宣传一番的。

    “有人呼：‘刘主席万岁！’王光美默认。”这是记录在清华文革大事记上的
话。我在现场的时候，没听到有人呼这样的口号。可能是我走了以后有人这样呼过
，也可能是她在别的食堂卖饭的时候有人呼过。不过事后在大字报区，吹捧王光美
的大字报还真不少。说什么贵为国家主席夫人，屈尊下基层为学生打饭卖菜，体现
了中央首长对清华文革的巨大关怀，云云。

    王光美不时露面来食堂卖饭这些不寻常的举动，当然不仅仅只是为了“三同”
那样简单的作秀，她想要传递给大家的信息是：我是清华工作组的，我是刘少奇的
夫人，我就是工作组的幕后老板，清华文革是刘少奇亲自抓的点，你们还怀疑什么
？你们怎么可以怀疑工作组是绝对正确的呢？

    这是王光美眼看工作组的处境不妙而不得不亲自出马所做的一次挽救行动。

    当然，我并不是当场就有上面这些想法，而是过了好些天以后才慢慢悟出来的
。

    人们总说王光美出身书香门第，是辅仁校花，对她高雅端庄、光彩照人的仪表
赞不绝口。但是，她的食堂亮相给我留下的印象并非如此。那天，我是第一次亲眼
近距离见到王光美。而且，当时我还没有听到有关刘少奇的一点点传言，对王光美
也没有一点点怀疑。她的形象，说实在的，粗一看，真与食堂里卖饭打菜的女师傅
无异。只不过看上去身材较高，有点丰满，微露龅牙，肤色白净，但是看不到知识
女性的那种气质。如果换上旗袍戴上项链，给人的形象也不过是雍容华贵而已。

    王光美以后的故事还很多，众人褒贬不一。我作为一介平民，对她在刘少奇落
难之后的不离不弃，还是很赞赏的。对她将刘涛（自９）逐出家门、将蒯大富赶出
北京的行径，则很不以为然。

第十节　我居然想参加“自控系红卫兵”，自不量力自讨没趣

    清华附中是中国红卫兵的发源地。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深得
毛泽东的赞赏。既然伟大领袖对红卫兵是如此的支持，于是，近在咫尺的清华大学
校园里随即也出现了红卫兵。

    清华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是由刘菊芬出面组织的“自控系红卫兵”。七月底
，它筹建的海报贴在１２号楼附近。

    我一看到是刘菊芬在负责筹建，很高兴。她是我“四清”工作队的队长，老领
导、老熟人了。

    毛主席支持的新生事物，肯定没错，我也想做一个“红”色的、誓死保“卫”
毛主席的革命小“兵”。看到申请条件中有一项是“红五类”子弟，我完全符合条
件。我想，参加红卫兵肯定不成问题。

    找到刘菊芬，我对她说了来意。她对我笑笑，不置可否地哦了两声。以后就再
也没有了下文，直到８月４日“自控系红卫兵”正式成立。

    这件事让我对刘菊芬的亲切感陡然减少了许多。吃闭门羹的滋味不是那么好受
的。

    后来想想，也真是的，我对刘菊芬的印象很好，不见得她对我的印象也好。在
“四清”中，我在对敌斗争中不时表露出一些“地主富农分子看起来已经比较老实
了”这样的右倾思想，工作办法不多，对所依靠的积极分子的看法摇摆不定，包队
任务完成得不怎么好的。仅仅因为“三同”做得还不错，她对我能有很好的印象吗
？就凭彼此比较熟悉就会同意我参加红卫兵吗？要是她再稍稍了解一下我对工作组
不满的现实表现，很可能她会在心里说：亏你老孙想得出来，想参加我组织的“自
控系红卫兵”！

    “自控系红卫兵”的基本骨干都是革干革军子女。即使是工农子女，他们能瞧
得上眼允许参加的也是很少数。这样一支脱离一般群众、甚至脱离大多数工农子弟
的“贵族红卫兵”，仅凭这一点，它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

    我当时根本就没好好了解“自控系红卫兵”的真实宗旨是干什么的。还自以为
只要是根红苗正的贫农出身，他们就会吸收我。没过多少天我才知道，原来“自控
系红卫兵”是拥护工作组的。天哪！我怎么会想去参加这样一个红卫兵组织啊？全
清华再也找不出比我更冒傻气的人来了吧？

    我把这样一件会让人笑死的糗事抖落出来，只是想告诉大家，我这个人在政治
上是多么的幼稚无知，多么的滑稽可笑！

    三十年后，刘菊芬已经是四通公司的副总裁了。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时到她
的办公室去拜访她。她给我的印象依然是“四清”那个时候的刘队长，真诚热情、
和蔼友善。

第四章　“八八”勇斗“八九”（１９６６．８—１９６６．１０）

第一节　工作组败走清华，“八八”“八九”争雄

    反蒯斗争是紧急刹车的，工作组的撤走也很突然。这是上层政治权力较量的结
果。作为普通学生，只感到这两个月的政治风云，诡异多变，无所适从。

    ７月２８日，北京市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工作组临走前，扶植了一个“临
时筹委会”，由它来领导清华的文革。

    ８月４日晚，周恩来率领一大批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高级干部参加了
在东大操场举行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

    会上，叶林做了一个浮皮潦草的检讨，新市委也做了检查，周恩来、董必武等
中央首长都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学生的发言依旧是互相攻击、揭老
底。一位“自控系红卫兵”姓蔡的女生在大会发言说，她看到蒯大富猖狂向工作组
夺权向党进攻，肺都气炸了！第二天，“肺都气炸了”成为清华大字报区最醒目的
一句流行语。

    周恩来听取了两边激烈的争辩后，在会上做了重要的长篇讲演。

    这是我第一次不是靠传达而是亲耳聆听周总理的报告。能有这样的机会，我心
情无比激动。

    他首先指出“工作组的方向都错了”，“犯严重错误的方向上去了”。他称蒯
大富为“同志”，宣布“对蒯大富案件和刘泉案件，我是主张解放和平反的”。当
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有一种“天亮了”、“翻身了”的舒心。

    周恩来在大会上还公开承认“上面要负责任”，“我也应当向大家，向受了委
曲、受了不平等待遇的同学赔礼道歉”。这让我非常感动，再次让我见识了一位襟
怀宽广、从不推诿责任的伟人。

    周恩来还明确指出：“清华要把主要矛头指向‘斗批改’方向上去，要实现三
大任务，首先要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批评，进行辩论，要把工作组的问题辩论清楚
，我想是必要的。”

    大会以后，因工作组的反蒯运动而遗留下来的学生间的对立情绪实在太严重了
，周恩来的讲话不仅没有缓和对立情绪，围绕下一步运动该怎么搞的问题，发生了
新的分歧。

    一批人认为工作组已经检查了，可以过关，下面应该立即斗黑帮。另一批人认
为不先把工作组的错误批深批透，消除同学之间的严重隔阂，怎么能万众一心斗黑
帮呢？而“临时筹委会”提出的建议是，“根据大多数人意见尽快打黑帮”。

    坚持要批工作组错误的这部分师生串联起来，于８月８日成立了一个“八八串
联会”，领军人物是唐伟（工化００）、陈育延（力００）、吴栋（自９）等。要
立即斗黑帮的那部分师生，不甘示弱，第二天也组织了一个“尽快打黑帮串联会”
，后来简称“八九串联会”。

    ８月１９日，在“自控系红卫兵”的基础上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头面
人物是贺鹏飞、刘涛、刘菊芬等高干子女。它的外围组织就是“八九串联会”，所
以这个红卫兵的别名又叫“八九红卫兵”。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８月２２日，唐伟等也组织了一支红卫兵，取名“毛泽东
思想红卫兵”，它的外围组织就是“八八串联会”。

    “八九”派的观点，表面上听起来似乎也很有道理：工作组的方向性错误是斗
学生而不是斗黑帮，改正工作组错误最实际的行动就是立即转为斗黑帮。

    我是坚决支持“八八串联会”观点的，自认为是个坚定的“八八”派。我当时
写过大字报，认为是工作组的方向性错误造成了一部分师生与另一部分师生之间严
重的对立情绪。工作组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它的错误不彻底批判，它遗留的恶果不
彻底清算，对被错整的蒯派不道歉不恢复名誉，在这样的局面下，怎么能同心合力
斗黑帮呢？

    两种不调和的意见，各有各的道理。周恩来先说“清华要把主要矛头指向‘斗
批改’方向上去”，接着又说“要实现三大任务，首先要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批评
，进行辩论，要把工作组的问题辩论清楚，我想是必要的。”周恩来把两个方面都
讲到了，圆滑全面，无暇可击。如果强调前者，就是“八九”派的观点。如果强调
后者，就是“八八”派的观点。“八八”与“八九”都能从周恩来的讲话中找到依
据，所以各不相让。

    为什么“八八”、“八九”会这样严重对立？这就要追溯到工作组时期这两部
分人的不同表现。

    工作组所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反蒯。反蒯结果，整出了虽说是“一小撮”
却有七八百人的蒯派。全校一万多名师生员工都是跟着工作组跑的，都参与了反蒯
运动。

    绝大多数人都是支持工作组反蒯的。但是非常积极的也只是一部分。“清华大
学红卫兵”和“八九串联会”的头面人物和骨干分子都是工作组倚重的对象，是反
蒯的领导力量。工作组撤走的时候被扶植上台，掌握着清华的实权，他们对工作组
是有感情的，他们不愿意批判工作组的错误，也不认为工作组有多大错误。他们还
是坚持蒯大富是反革命，蒯派该整。他们执行的是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
许多积极反蒯的群众，一时也难以从心里承认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要他们批判
工作组的错误，就是批判他们自己，这个弯子不好转。他们不愿批工作组的错误，
于是就提出打黑帮，于是就结成“八九”。当时，“八九”派人数众多，是绝对的
主流派、多数派。

    在跟着工作组跑的人中，有很少一部分，他们对反蒯是有看法的，他们不满意
工作组矛头向下整学生的做法。只是在反蒯的浪潮中，他们不敢正面顶撞工作组，
不敢公开自己的想法，他们害怕一旦工作组发现他们有异心会被当做蒯派挨整。现
在，工作组撤走了，中央明确定性工作组是犯了错误的。他们没有了工作组的外部
压力，又有了周恩来讲话的撑腰，他们胆壮了，于是就起来批判工作组。这部分人
就成了“八八”。只是，他们是处于劣势的少数派。

    八月中旬的那段夜晚，灯火通明的大礼堂大字报区，我经常能看到唐伟与人辩
论的情景。看着唐伟清秀瘦高的个子，那敏捷的思路，滔滔的辩才，以及我深为赞
同的观点，站在外圈伸长脖子围观倾听的我，只有仰视的份儿。他是最低年级的，
个子也比我要矮一些，所谓“仰视”，那是一种心理的感觉，对他佩服得很。我偶
尔也看到唐伟与陈育延挎着军绿色的书包，行色匆匆地穿行在校园里，很像是一对
金童玉女。

    蒯派挨了工作组的整，对工作组当然是恨得要死。工作组倒台了，最兴奋的莫
过于蒯派。所以蒯派持有“八八”观点是很自然的。但是，即使是共和国的总理亲
自为蒯大富平了反，蒯大富和蒯派的处境依然十分艰难。不仅“八九”派仍然坚持
蒯大富是向党夺权的反革命，即使是在“八八”派里，相当多的人也是认为蒯大富
即便不是反革命，即便整他是错误的，蒯大富也算不上是什么好东西，更不是什么
革命左派。蒯大富依旧是臭烘烘的没人理。蒯派这一群体在“八八”里也没有什么
说话的份儿。

    八月的清华，就这样进行着“八八”与“八九”的大论战，进行着少数派与多
数派的大搏杀。

    少数就意味着孤单，意味着受压。

    那时的我，在班里一直忍受着游离于多数派主流派之外的孤单、郁闷和痛苦。
真盼望能有一次痛快宣泄的机会。

第二节　一气呵成《少数赞》，激愤之下成名作

    ８月２２日，我听说“八八”即将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八九”刚成
立的“清华大学红卫兵”相抗衡，兴奋异常。那天中午午休，我转辗反侧，难以入
眠。反蒯以来感受到的压制与抗争、不公和委屈，一齐涌上心头。

    我想着，尽管我的观点属于少数派，但是，我反复审视，感觉自己的观点并没
有多大的错。

    忽然想到，在刚刚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
十六条》）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

    我觉得这句话就好像是专门为我而写，为我撑腰似的。

    我激动得睡意全无。我非常想写点什么来抒发一个少数派的情感，宣泄一个少
数派的情绪。我微闭着眼睛急速地打起了腹稿。等到全稿差不多拟就，我一骨碌从
上铺跳下床来，伏在书桌上，奋笔疾书。一篇大字报就这样一气呵成。又修改了一
遍，找来二张大字报纸誊写。随即，贴到大礼堂东侧两棵树中间的席棚上。

    这篇大字报的题目，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少数赞》。

    《少数赞》并没有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表达具体的观点和评论，它仅仅如实记录
了一个少数派受压时孤立无援的复杂心情和内心感受。或许，正是因为碰触到情感
这一最脆弱最敏感的神经，所以才引起不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的共鸣，给他们以困境中的鼓劲，坚持中的加油，由一个人的自我壮胆感染成一群
人的相互慰藉。

    对我而言，《少数赞》是我的“成名作”，是它使我在校内为一部分人所知晓
，此后我文革中的各种机缘都是由此而引起的。

    我在文革中所写的文章、发言稿全都丢失或销毁，这一篇《少数赞》因为收录
在《大字报选编》里才得以保存至今。全文篇幅不长，按《大字报选编》里收录的
刊载于下：

    革命少数赞
    毛主席语录本第２２２页：“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有言在先：革命少数赞，赞的是那些坚持正确观点，暂时处于少数地位的革
命同志，而绝不是指仅占人口百分之几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至于有一小撮别有
用心的混蛋们，他们想利用本文为它撑腰，干见不得人的勾当，乃至炮打无产阶级
的司令部，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们的阴谋也一定不能得逞的！）
    多数常常是正确的！
    而且，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在党的纪律中，规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
    因此，一般地，人们希望自己成为多数派，而不愿意成为少数派，这是完全可
以理解的。
    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必须注意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当真理处于“萌芽状态”，仅被少数先进
分子所掌握时。
    正因为如此，十六条明文规定：“保护少数”。这可以说是多数派享受不到的
一种光荣权利！
    然而，少数派确实不大好当的。
    你看：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必须时时刻刻地检查自己：我是否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
众的立场上？是否全心全意地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句话，是否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尤其必须拿出十倍的精力，用心地读毛主席的书。他必须
随时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真正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十六条、符合党的各项方针政
策！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依然无限地信赖群众。他要受得起委屈和误会，经得起种
种打击。他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耐心说服那些他认为是坚持了错误观点的同志。
他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迁怒于多数派。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群
众，而始终把握住运动的大方向！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必须更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判断。他恨不得自己多
长十双眼睛十张嘴，十个脑瓜子十条腿，便于多看、多问、多听、多想。他恨不得
一天等于四十八小时。他常常食不甘，觉不香，为真理而终日奔波辛劳！
    当他处于少数时，也可能是他的个人杂念会猛抬头的时候。什么委曲、误会呀
，什么打击、帽子啊，什么前途、命运啊，……都会冒出来。他必须不疲倦地进行
自我革命，清除这些脏思想。否则，他就坚持不住少数！他的少数意见，哪怕百分
之百的正确，也一定会完蛋！”
    当他认为自己的少数观点符合真理时，他必须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敢于坚持
少数意见，坚持真理。那时，即使他“光荣地孤立”到最后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
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
    当他发现自己的少数观点是错误时，他同样必须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于向
真理低头，修正错误，而绝不能固执己见，或羞羞答答，不敢认错，更不能文过饰
非！
    然而，他并不甘心自己的观点永远是少数。他信赖党，信赖毛主席，依靠群众
，团结大多数。他相信通过顽强的大搏斗，能发展成多数、大多数、绝大多数，达
到让真理改造世界、统治世界的目的！
    如果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还必须在新的矛盾中，成为符合真理的新的少
数！
    符合真理的少数，不论有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曲折，它必将发展成多数。这是
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
    因为真理就是毛泽东思想，它是战无不胜的！
    因为真理属于无产阶级，它是新世界的主人！
    革命少数派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顽强得很！彻底得很！可贵得很！一句话
，好得很！
    我们每一个愿意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革命同志，要敢想、敢说、敢闯、敢革
命、敢造反，要敢于成为少数，要善于改变自己少数派的地位！
    那些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甚至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当然多数派”的性格
，是不能与我们相干的。批判！斗争！革命！造反！这就是我们的格言！
    让我们经常在少数派的风浪中，摔打滚爬，担风险、经风雨，锤炼出不怕天、
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钢筋铁骨、永不变质，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紧地
接过来，牢牢地传下去的一代新人！
            清华大学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　孙怒涛（原名：孙银基）
初稿发表于６６．８．２２，第一次修改于６６．９．２６
附记：（１）本文时代背景：“八八”革命串联会在坚持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为
革命的造反精神翻案的斗争基础上，于八月二十二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当
时他处于少数地位。本文是献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大会的。本文原名为：“少
数赞”。（２）本文作者：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６０４班学生（住址１２－４２０
）贫农、团员。
                    清华大学自控系“红色服务兵”翻印
                                １９６６．９．２８

    尽管我所说的“少数”就是《十六条》中所说的群众中有不同意见的“少数”
，我还是怕有人误解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是在为“地富反坏右”这样的一小撮“少
数”歌功颂德，所以才有了开篇的“有言在先”。这多余的表白，还有“贫农”、
“团员”这些身份的宣示都暴露了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十分胆小谨慎，甚至有点战
战兢兢的。

    这篇大字报是我当时不吐不快的激愤之作。写完贴出之后，想说的话说完了，
想吐的气吐出去了，想宣泄的情感也宣泄完了。我当然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去看它
，要不也不会贴到大礼堂的中心大字报区。至于会有多少影响，多大效果，这些，
我当时一点也没想过。

    后来好些蒯派和“八八”派对我说，那时他们同样正受压，正憋气，看到这篇
大字报，眼睛一亮，很受鼓舞，感觉是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于是，我被这批人引以
为“同志”，视为知己。

    遗憾的是，这篇大字报在８月２４日的“红色恐怖”中被撕毁了，它的寿命仅
仅只有两天！

    一个月以后，学校的大字报选编组找到我，说想收录这篇大字报，问我有没有
意见，需不需要修改。我仔细地审阅了一遍，没对正文做任何改动，全文有三处修
改（文中有波浪线的字即为增添的内容）：

    一处是，有些同学认为我即使“有言在先”，但是笼统盛赞“少数”，还是可
能授人以柄。我接受他们好心的意见，把标题改成《革命少数赞》。加了“革命”
这个限定词，增添了标题的革命色彩，那么“少数”就再无歧义了，也不会被“少
数”真正的坏人利用了。那个年代，“革命”是最时髦最流行的，用得越多就越显
得自己革命。　“革命”就像一件外套，什么东西套上了“革命”两字，就显得革
命多了，也保险多了。

    另一处修改的是，因为我已经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已改名，所以
把文章的署名改为“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孙怒涛（原名：孙银基）”。

    最后一处是我写了两点附记，交代了这篇大字报及我这个作者的背景。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重读这篇曾经自鸣得意过的大作，心里想，这算什么文
章呀？既没有闪光的思想，也没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不凡见解，更缺少华丽的文采
，不朽的警句，文中还夹杂着“狗屎堆”、“混蛋”这样的不雅用词。充其量，这
不过是一篇表达当时心境的小杂文而已。

    时过境迁，不要说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那个年代所写文字的语境，即使作为作
者的我，也无法从中嗅出当年紧张激烈的时代气息了。只是当时写作时的心潮澎湃
，现在还清晰地记得。

    虽然是一篇不起眼的小杂文，在当时，还真是一篇广为流传的大字报。

    由于清华的《大字报选编》在全国的影响力，我在文章的“附记”中公开了我
的通讯地址，所以打那以后，我收到不少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件。信中写着他们看
到这篇文章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并且深受鼓舞。我还收到好些学生寄给我的红
卫兵袖章和毛主席像章这类纪念品。好几个友人告诉我，说在大串联的时候，在外
地也看到过这篇多次传抄的大字报。四十余年后的今天，我还能在网上检索到《革
命少数赞》的踪迹。

第三节　赶潮流学时髦，改名“怒涛”

    我的名字是在８月底开始的破“四旧”浪潮中改换的。

    父母给子女起的名字，或多或少都带有祈福求富保平安的意思。在名字中有个
“富”呀“贵”呀什么的，这很常见。但到了文革初期扫“四旧”的时候，这些“
富”“贵”都认为是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货色了。地名在改，街名在改，人名也
在改。革别人的命不是那么容易的，革自己名字的命，只要自己愿意，谁都可以做
得到。于是，不少对自己的名字不太满意的同学改成“向东”、“卫彪”，甚至“
宁左”、“井冈山”之类的革命名字了。

    我的原名叫孙银基，因为我的同辈堂兄弟都是以“银”字排行的。以革命的眼
光审视，“银”，就是银子，就是金钱，与政治挂帅的时代是格格不入的。还要以
“银”为“基”础，这名字显然散发着太浓的铜臭味儿。把这样的名字签在大字报
上，感觉有点难为情，不合潮流，于是就萌生出改名的念头。

    其时，我的“怒涛”战斗组因为观点的分歧已经不太出大字报了，但是还常在
一起活动。我们五个人对于共同度过的这一段艰难的不平常的日子都非常怀念，对
于“怒涛”这个“窝”也很留恋，对“怒涛”这两个字同样倍感亲切。在议论外界
轰轰烈烈破“四旧”的时候，我们约定，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成“怒涛”，以兹留念
。

    于是，我就成了“孙怒涛”。这名字，念着磅礴大气，想想豪情万丈。在９月
２６日对《少数赞》进行第一次修改的时候，我签上了已经用了好几天的新名字。
这名字随着《革命少数赞》的流传为更多的人所知晓。

    其他的几个同学，后来有的改名了，有的最终还是没有改。即使改了名的，可
能是觉得在名字中用这个“怒”字实在不合适吧，于是就变通了一下，改成较为温
和中听的“洪涛”。就我一人，“怒涛”到底。

    １９８０年，文革已经结束了。一看到这个带着“怒”气的名字我就觉得这也
是文革的“余毒”，越看越看不上眼。趁着工作调动的机会，我又想把名字改回来
。我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把户口本上的名字改过来，到新单位报到的时候就能用原名
了。于是，给派出所的经办民警说了一通好话，终于在户口迁出证明上改成原名。
到了杭州，哪知道接收单位不认账。新单位的领导说，调令上写着的是“孙怒涛”
，我们不能接收“孙银基”。左说右说就是说不通。没法，我只好再跑到迁入户口
的派出所，对办事的民警又说了一箩筐的好话，请他在入户的时候仍旧用那个新名
。这正是，想赶潮流学时髦，聪明反被聪明误，典型的瞎折腾！

    前些年，曾有友人打趣我，说你们“大清帝国”的涛哥真不少呀！我自嘲：此
涛哥非彼涛哥也！彼涛哥前程似“锦”，此涛哥名落“孙”山。这名字凶巴巴的，
已经不合新倡导的“和谐社会”大潮了。友人拍拍我肩膀安慰我：好在你“名不副
实”，模样看上去还没像名字那样“怒气冲天”。

    可见，浅薄的赶潮流是会留下笑柄的。这就是明证。

    我不得不佩服蒯大富在改名这件事情上，不随波逐流的独特个性。

    这个“蒯”字，我读《三国演义》《史记》的时候曾经见过，知道是姓，但不
知道怎么念。懒得查字典，就遵循“白字念半边”的不成文规则，我默念读作“朋
”。

    当大字报上见到“蒯大富”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念成“朋大富”了。可是大
喇叭里工作组使劲批判的那个“大富”不姓“朋”的，才知道这个“蒯”字应该念
成ｋｕｉ。我想，在清华，像我这样的白字先生可能不止我这一个吧？我的好朋友
汲鹏（压００）曾调侃老蒯说，把“蒯”由冷僻字普及为常用字，这绝对是老蒯对
文化大革命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如果说，我的名字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话，那么“大富”这个名字更是赤裸
裸地在宣扬“封资修”了。早在６月１９日，“胖老头”３０薄一波就对蒯大富说
这个名字“不太好”，是“想发家致富啊”？甚至批“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名字”
。在破“四旧”的浪潮中，那时蒯大富已经不算反革命了，许多人都写大字报，强
烈要求蒯大富改名，有的甚至要求他把姓也改了，说这样一个谁也不会读的姓难道
是要故意刁难全国的劳动人民不成？蒯大富面对一片要求他改名的另类浪潮，始终
不为所动，依旧我行我素。

    我想，蒯大富之所以能成为蒯大富，是有多种因素促成的。刘少奇正好选中清
华当做他的新“桃园”注定了清华必然要出一个“×大富”；王光美蹲点的系正好
就是蒯大富所在的工化系；王光美要来参加蒯大富班的座谈会又正好发生了点不大
不小的误会。这些全都是巧合，是蒯大富之所以能成为蒯大富的外在的偶然因素。
蒯大富从高中到大学，热衷于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有赶大潮流的强烈意识，但是
不为小潮流所动，坚持独立思考，不畏强权，不惧高压，这些在文革初期的蒯大富
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和品德，是使蒯大富之所以成为蒯大富的内在的必然因素。

第四节　似是而非的对联，掀起血统论恶浪

    ８月初，“北航附中红卫兵”一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
联，搅动了全北京，也搅翻了清华园。大字报区，宿舍里，到处都是有关这副对联
的辩论。

    有人说，这副对联好得很，形象生动地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有人说，这副对
联好个屁，宣扬的是封建主义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能打洞”的血统论。

    如果对联就只是这上下两联，我想，绝大多数人还是能一眼看穿这副对联是错
的，是宣扬血统论的，辩论就不会如此的激烈。

    问题是，我所见到的对联，并非只有上下联，还有一个横批，叫“基本如此”
，外加放在对联“门”中间的条幅，叫“鬼见愁”。意思是说，不是绝对地“老子
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但基本上都是这样。只有心中有“鬼”的人　“
见”到这副对联才发“愁”。

    “鬼见愁”的恫吓对我不起作用。但是，“基本如此”的辨证说法迷惑了我。
于是这副对联看上去就变得似是而非、是非难辨了。

    当时，党的阶级路线的标准提法是三句话：１、有成分论；２、不唯成分论；
３、重在政治表现。大学六年，经过多次的政治学习，我已能把这条阶级路线背得
滚瓜烂熟，几十年后，还能一字不差。

    拿对联与标准提法相比较，上下联的意思就是“有成分论”，横批中包含有“
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意思。当然，对联是一种易记、通俗、简洁、
形象的表达方式，与三句话准确严密的表述还是有点差距的。所以对联并不是阶级
路线完整的、严肃的表达，但我认为对联并无大错，基本正确。

    ８月２日“晚上，全校关于对联的辩论轰轰烈烈进入白热化阶段。刘菊芬主持
会议，说：‘这个对联完全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对联从精神到内容都是符合马
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我对刘菊芬这样高调
的说话并不认可，这话说得太绝对了。但是我同意对联本身基本上“体现了党的阶
级路线”，大体上“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改变了我的最初观点。大礼堂辩论的时候，谁站到讲台上
，首先就是要报出身。不主动报的，台下的听众就齐声喊，逼着你报出身。听到“
革干”、“革军”，就报以热烈的掌声。听到“工人”、“贫农”，掌声就差一大
截。要是“中农”、“职员”，掌声就稀稀拉拉的了。出身不好的，没几个人敢上
台的，即使上台也要被嘘下来。每当听到与己不同的意见，就喊：“黑七类子弟算
混蛋，红五类子弟算背叛！”。还出现了“横扫一切浑蛋”的口号。总之，在客观
上，最实践中，这副对联已经没有“基本如此”的遮羞布，只剩下赤裸裸的血统论
。高干子弟趾高气扬，其他的畏首畏尾。出身剥削阶级的，龟缩在宿舍里，连出门
都需要勇气。这副对联造成的“红色恐怖”，连我都感觉到很大的无形压力，更何
况是出身不太好的同学。

    把全校、全社会都卷入到对联的辩论中，不符合中央文革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
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于是，江青出来讲话了。她说：“我们觉得这样改
比较妥当：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并说：）不应
该在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大敌当前，要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久
，对联引发的风潮平息下去了，但是因对联造成的政治上的压制和心灵上的伤害是
很难抚平的。

    对于阶级路线，文革前我就一直在想：连三句话都有点多余的，其实就“重在
政治表现”一句话已经可以概括一切了。党认为表现好的就依靠、就重用，党认为
表现不好的就教育、就限制使用，还要前面的二句话干吗？后来我慢慢地琢磨，觉
得自己想通了。光是“重在政治表现”，这标准不太好掌握，随意性太大。先讲“
有成分论”，那就像是划了一条粗杠杠。成分好的，基本上就是要依靠重用的，成
分不好的，基本上就是不能依靠重用的。然后，用“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
现”再开一个小口子。成分好的，如果政治表现不好，就可能不被依靠重用；成分
不好的，如果政治表现好，也能被依靠重用。当然，这些都是极少数。这样，阶级
路线就比较容易掌握了，贯彻了。

    在文革之前，我从来都是想怎样正确理解阶级路线，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样的
阶级路线是不是有问题，究竟是错还是对。

    文革是左倾路线的产物，文革把左倾路线推至极左。文革前的阶级路线是左倾
的，文革初期出现对联这一怪胎，同样把阶级路线由偏激推至极端。对联这样的血
统论虽然退潮了，极左的阶级路线在文革中一直是盛行的。文革结束后，太子党、
官二代的兴起，说明某些“马列主义者”坚持的仍然是丑恶的血统论和世袭制。中
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在一百多年前寿终正寝了，但是封建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
要肃清还需极大的努力。

第五节　周恩来再来清华园，我有感动也有不满意

    ８月２２日晚上，周恩来再次来到清华大学，还是在东大操场上，冒着雨对全
校师生员工做了一次精彩的讲演。

    是什么原因让他与上一次来清华讲演相隔仅只１８天又一次来到清华？

    可能是因为受毛泽东之托过问清华的文革，所以他要格外的尽心在意？可能是
因为中央全会已经开完了，他要把会议的精神尽快地传到清华，并通过这里传播到
全国？可能是因为他对清华这段时间的运动不是很满意，所以来指明方向？

    今天我仍然搞不清这些原因。不管怎么说，他是代表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来关心
清华的文革，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凡是参加这次大会的清华师生和外地来京串联正好在清华的群众，无不为周恩
来在雨中坚持不打伞一定要与大家同风雨的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也与在场的二
万多名群众一样，齐声高喊着：“请总理打伞！请总理打伞！”我们年轻，淋点雨
算不了什么。总理那么大的岁数了，淋了雨生了病可怎么办？

    周恩来谈到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他们已经做了检查，还可以
继续检查。而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的中央同志”来负的。他代表工作组，
也包括他自己，表示“赔礼道歉”。

    周恩来要求大家学好《十六条》，把“全校的，全校各系的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成立起来，充分准备好了，就可以斗以蒋南翔为首的黑帮了。

    周恩来的讲话，向来都是这样，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只是，这一次我听了以
后，感觉没上次那么的兴奋和激动。

    会后，大多数师生认为周恩来的讲话是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可以接受的。也
有一小部分师生感觉他的讲话是抹稀泥，给人的感觉是工作组已经检查了，错误也
批评了，下面再也不要在工作组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了。

    我的看法也是属于后一类的。８月４日的讲演，两个方面都讲到了，但是明确
地指出了“首先要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批评，进行辩论，要把工作组的问题辩论清
楚”。而这一次，周恩来认为工作组的错误主要是北京市新市委和中央主持工作的
领导人犯的，这个错误已经由中央全会解决了，所以下一步就应该成立领导文革的
权力机构，进行“斗批改”了。我当时心里暗想，总理的讲话精神怎么与“八九”
的观点这样相似的呀？

    第二天，大字报区“贴出了几封给总理的信，表示不同意总理昨晚讲话中的一
些意见（作者中哪个组织的都有）”。我在２４日凌晨就贴了一张《敬爱的周总理
，问您个为什么》的大字报，可能就属于这“几封给总理的信”之一。我问他在８
月４日大会上还不同意把蒋南翔揪回清华批斗而在８月２２日大会上改变态度，是
不是表示工作组的问题已经辩论得差不多了，下面应该斗蒋、斗黑帮了？我说我对
此不理解。

    今天再回头看看周恩来的这篇讲演稿，似乎在当时他并没有真正摸到毛泽东真
实的思想脉络和意图。毛泽东并不满足中央全会上批评刘少奇的方向路线错误，不
满足把刘少奇从第二号位置上拉下来。中央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周恩来上没摸
清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终目的，下又没有透彻了解因工作组反蒯而造成的情感隔阂
和观点分歧是多么的严重，所以，他开出的这一帖药方注定是要碰壁的。

    再仔细琢磨周恩来在清华的两次讲演，还能听出一些弦外之音。８月４日那次
，他说“我们要作毛主席的好战士，好战友，我们要保持晚节”。８月２２日那次
，他说“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在听他讲演的时候，我深深地被他谦逊
好学的态度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所感动。我不可能再往深细想下去。今天看
来，在刘少奇倒台的前后这些天他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一再地在向紫
禁城里的毛泽东遥表忠心？

第六节　８．２４老红卫兵发飙，胆战心惊的红色恐怖

    “八八”“八九”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并没有因为周恩来的再次讲话有所缩小
。“八八”对他的讲话不是太满意，“八九”在两天以后搞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动
作。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位从老二降至老八，大家知
道了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挨批了，降职了。既然王光美是工
作组的“组员”，那刘少奇不就是清华工作组的幕后指挥和后台老板吗？做这样的
联想，提这样的疑问，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智慧。但是要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是需要
足够的勇气和胆略的。

    ８月１９日凌晨，就在毛泽东身着戎装检阅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红卫兵以后的几
个小时，政治嗅觉敏锐而又无惧无畏的唐伟、陈育延、吴栋以“向日葵”战斗组之
名贴出了轰动全校的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８月２２日，又
贴出《刘少奇同志７。２９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矛头所向，十分明确
。

    一时间，在大字报区贴了不少中央首长的大字报。有涉及到李雪峰、薄一波、
陈毅等等的，也有几份对周恩来８月２２日讲话表示异议的，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针
对刘少奇、王光美的，其中甚至有《炮轰司令部，炮打刘少奇》这样重磅的大字报
。

    这些直接点名中央首长的大字报招致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的极大愤慨。这些
天来，他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大字报区的动向，一直在制造“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
派翻天”的舆论。现在，他们终于忍无可忍要重拳出击了！

    ８月２４日下午，在贺鹏飞、刘涛、刘菊芬等人的策划组织下，以“清华大学
红卫兵”为首，纠集了清华附中、人大附中等十二所院校的中学红卫兵，在清华大
学刮起了一场“红色恐怖”，名为反击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妖风，实为震慑敢于
造他们老子反的群众。

    那天下午，我正在礼堂大字报区转悠。忽然，从大喇叭里传出比平时高八度音
播报的《最后通牒》和《安民告示》。“消灭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谁敢阻扰
我们大军，谁敢窝匪，我们就消灭谁”、“谁敢说毛主席、党中央半个不字，我们
立即打断他的脊梁，焚尸扬灰。当剐千刀，罪该万死！”的叫喊声震耳欲聋。还勒
令那些写中央首长大字报的作者缴出底稿和抄件，自行撕去大字报，否则，“红卫
兵小将的铁拳头就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这
讨伐檄文的杀气腾腾早把《安民告示》的一丝“温情”刮得无影无踪。

    这边高音喇叭还在一遍又一遍地咆哮，那边从二校门处涌进一大队高举红旗气
势汹汹的红卫兵，一边高呼革命口号，一边雄赳赳地行进。

    大字报区，有人拿着照相机不断地对那些疑似反动的大字报拍照留存，还有一
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撕大字报。大字报区顿时一片狼藉。

    这股“矛头直指混蛋”、“狗崽子们”的大队人马犹如洪流，威风凛凛，气势
逼人。所到之处，路人或在看大字报的人纷纷靠边，退避三舍。

    我站在路边，看着潮头向我涌来，经过我的面前，向着大礼堂涌去。我一边看
，一边不住地心里打鼓。想起清晨刚刚贴出的那份大字报，我想一定已经被当做恶
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证拍照留存，只待秋后算账了。那“只许左派造反、不
许右派翻天”的口号，好像就是冲着我喊的。尽管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心里
想，在他们的眼里，我这样的人就是不折不扣的右派学生。我真心想跟着伟大领袖
闹革命，我真心想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但是，“革命”、“造反”统统都是
左派的专利。我要是想这样做，就不是“造反“，而是“翻天”了！我似乎又穿越
到了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世道。这里不是说理的场所，也不是
看热闹的去处。我立即选择了第三十七计——溜为先。虽不是落荒而逃，绝对像脚
下抹油，赶紧溜回宿舍。

    到了第二天，才知道头天晚上二校门被推倒了。

    清华的二校门，她是清华园最著名的标志，也是我最喜欢的建筑。想当年，我
就是被招生画报上二校门的英姿深深吸引而报考清华的。第一眼见到她，那感觉犹
如一见钟情。到清华以后，我的第一张照片，也是在二校门前留的影。

    我赶紧跑去，二校门已经不复存在。留在我脑海里的，只有厚重浑圆的“清华
园”三个大字。那块空空荡荡的地，就像是我空空荡荡的心。

    听说那天晚上，学校里的黑帮分子（主要是学校党委和系党总支书记们）、右
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被“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其他中学红卫兵抄家、抓捕、
毒打，关押，受尽凌辱。在他们的皮鞭下，搬运二校门废墟的砖头石块。动作稍微
慢一点，就被劈头盖脸地抽打。这些人平时从没有做过如此重的体力活，在抽打和
呵斥声中，连滚带爬，哀叫不断，景象惨不忍睹。

    恐怖，即使披上红色的、革命的外衣，也涂不上正义的色彩。无论是白色恐怖
还是红色恐怖，都是把做人的尊严和权利予以强制剥夺的恐怖。

    这场“红色恐怖”，喊的口号是镇压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右派翻天，
干的实事是撕毁大字报威逼“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打的旗号是破“四旧”拉倒二
校门，惩罚对象是黑帮分子右派分子反动权威。这批老红卫兵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
么，至今仍众说纷纭。那些当事人仍三缄其口，不敢对历史做一个负责的交代。

    ８．２４事件是清华文革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也是红卫兵组织第一
次以红色恐怖的名义进行文革的暴力事件。它像是一根耻辱柱，将面目狰狞血腥的
“贵族红卫兵”牢牢地钉在其上。

    八个月后，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在二校门的旧址上耸立起一座高大雄伟的
领袖像——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尊巨像，据说在当年的中国是第一座。

    九一三事件以后，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３６，从伟人像的基座上铲除了，
以图抹去人们头脑中深刻的记忆。

    改革开放后，毛泽东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塑像被拆除，庄重的二校门又在原址
上重建。

    历史，总是螺旋形上升的。

第七节　勇敢的“八八”，逐渐迷失了方向

    “清华大学红卫兵”成立才五天就发生的８。２４事件，是它最嚣张的“革命
”举动，也是它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最疯狂的反扑。此后，这股保皇势力渐渐
衰落，再也没有像样的作为。

    作为它对立面的“八八”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政治高压下，一直高举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旗，批判工作组的错误，批判“八九”和“清华大学红
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

    但是，慢慢地，“八八”似乎迷失了方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继续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吧，叶林已经做过检讨了，那诚恳的态度，连周恩来都
被感动了，为他说了不少好话。况且，周恩来已经明确说了，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上
面。工作组不过是执行错误，怎么能老是揪住工作组不放呢？

    如果“八八”也开始斗黑帮，那与“八九”的主张又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了。

    这时，大批学生开始离校去外地大串联。与火红的红八月相比，九月的清华园
里显得有点冷冷清清。“八八”徘徊不前，有点举棋不定，难有作为。

    我认为，此后的“八八”在两件事情上有所失误：

    一件是，虽然“八八”召开过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的大会，但是，仅仅翻
案到“工作组反蒯是矛头向下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为止
。在对蒯大富翻案的问题上，“八八”没有新的建树。

    “八八”的主要领导认为，把蒯大富打成反革命的是工作组，给蒯大富平反的
是共和国的总理。总理都亲自为蒯大富平反了，何必要“八八”再去平反呢？在把
蒯大富打成反革命上，“八八”没有责任，在为蒯大富平反这件事上，“八八”也
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

    事实上，尽管周恩来亲自解放了蒯大富，给他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但是包括
“八八”在内的大多数师生并不承认蒯大富是一个好人，更不是左派。“蒯大富够
不上反革命，也不能算是好东西”是当时大字报常见的一句话。而一些铁杆的“八
九”依旧认为蒯大富是反革命。也就是说，蒯大富和蒯派，只是名义上的平反，并
没有实质性的平反，并没有平反到位。他们依旧是臭烘烘的。

    “八八”如果真的要彻底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的要为革命造反
精神彻底平反，就应当承认蒯大富和蒯派都是好人，应该把工作组泼在他们身上的
污泥浊水冲洗干净。这是对“八八”的基本要求。

    “八八”如果真的要彻底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的要为革命造反
精神彻底平反，还应当承认蒯大富和蒯派与工作组的斗争是最勇敢最坚决的，他们
就是革命左派。这算是对“八八”的高要求。

    但是，“八八”连基本的要求都没做得很好，更别提做到高要求了。于是，在
我听来，“八八”高喊“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的口号，显得有点干巴巴、空
洞洞的，没有落到应该落到的实处。

    为什么“八八”会这样？究其原因，我认为“八八”这些人，在反蒯时期虽然
对工作组的反蒯有所不满，但是基本上都是跟着工作组跑的。在“八八”的眼里，
这些蒯派在工作组进来没几天就怀疑工作组，又没有多少让人信服的理由。而且，
这些蒯派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可揪的辫子。他们根本就不认为他们反工作组是革命行
动，他们是革命左派。能给他们平反就已经不错了。要承认他们是革命左派？没门
儿！工作组的错误只不过是不该在那个时候把蒯大富这些人整成反革命而已。在这
样的思想认识下，他们怎么可能为蒯大富和蒯派真正平反呢？

    另一件事情是在对待蒯大富能不能参加“八八”的事情上。“八八”曾经主动
邀请蒯大富同班的亲密战友，也是全校出名的大蒯派鲍长康（工化９）参加“八八
”。鲍长康问：蒯大富能参加吗？答复是：他不行的。于是，讲义气的鲍长康说，
既然你们不要蒯大富，那我也不参加了。据唐伟说，为加入“八八”蒯大富曾找过
他，他回答说需开会决定。在“八八”的联席会议上，唐伟和陈育延的态度中立，
其他几位核心激烈反对。于是蒯大富加入“八八”之事只好作罢。

    如果“八八”真的能承认蒯派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并把依旧处于困境中的蒯大
富收罗在麾下，我想蒯大富对“八八”会心存感激的，蒯大富也不见得非另立山头
，拉出一个“井冈山红卫兵”来不可。

    唐伟见识非凡，勇敢聪慧，在坚决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作出了卓越
的贡献。但是他在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的同时没有为蒯大富等蒯派进一步平反
，这是很遗憾的。我真为唐伟可惜了！他错失了一次站在文革潮头、引领清华文革
、掌控运动领导权的极好机遇。

    不仅如此，因为“八八”没有理直气壮地为蒯派彻底平反，没有果断地接纳蒯
大富成为“思想兵”３７，这也为日后蒯大富反唐（伟）反托（派）反“八八”找
到了“理由”，同时，也为团派与４１４的矛盾分歧埋下了一个祸根。

    我那时只是普通一兵，不了解“八八”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内情。据后
来唐伟、陈育延批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的右倾和软弱无力，另成立“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的举动来看，过于责怪唐伟是不应该的。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看好蒯大富，自会有人对蒯大富感兴趣。此后，心怀
叵测的中央文革张春桥、王力、关锋等人频频与蒯大富或明或暗地接触。他们对蒯
大富极感兴趣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蒯大富是与以王光美、刘少奇为后台的工作组
直接进行斗争的标志性人物，是一颗大有利用价值的棋子。面对以中央首长名义伸
出的援手，任谁都不会拒绝。并没有彻底翻身的蒯大富绝非是一个甘于沉寂的平常
等闲之辈，他总想在文革中有一番大的作为。这一拍一合，清华文革舞台上更精彩
的一幕大戏就要开演了。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２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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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井冈山”一统清华错误不断（１９６６．１０—１９６７．４）

第一节　应邀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筹备会，不为所动

    那是９月２１日，我在新斋前面东西走向的那条马路上看路南的大字报。正聚
精会神地看着，忽听身旁有一个人问我：“你是孙怒涛吗？”

    我扭头一看，是个我不认识的同学。也是瘦高的个子，也是戴着一副眼镜，长
得眉清目秀的。

    我疑惑地看着他，回答说：“是的呀！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他微微一
笑，说：“看过你写的《少数赞》，我当然知道的啦！”

    他自我介绍说他叫鲍长康。我一听这名字，顿生钦佩之意。原来他就是那个除
了蒯大富以外，与刘才堂、刘泉等齐名的大蒯派啊。

    当时以蒯大富为首的工化系９０２班有好几个学生一起反工作组。在工作组全
校批判蒯大富的时候，鲍长康、刘才堂也是时时被提及的蒯式人物。那时，我对鲍
长康只闻其名，不识其人。

    我转过身来，与他面对面的站着，对视着。我的脸上肯定写满了惊奇。惊奇我
面对的居然是大名鼎鼎的鲍长康，更惊奇他怎么会认得我？

    当时清华有一万多名学生，住在１－１３号楼及新斋等学生宿舍。１－４号楼
及新斋等在西区，靠近学校中心区，５－１２号楼在东区，１３号楼孤零零地戳在
这两区中间的北部。一般一个系的学生都住在同一幢楼。在同一个楼住又在同一个
食堂吃饭的同学彼此常打照面，还能面熟。

    我住东区１２号楼，鲍长康住在新斋。这次在西区的大字报区碰到，肯定是偶
遇。但他能估摸出我是谁，真的让我很惊奇。

    鲍长康确认了我以后，对我说，晚上在二宿舍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问我愿意
不愿意参加。我说，好的呀！有人邀请我参加会议，听听看看，多点消息，长点见
识，又有何妨？

    我回到宿舍，老许等告诉我，说张云辉来过了，留了一张条子，是通知我晚上
参加会议的。我想，看来蒯大富他们已经把我给惦记上了。即使没有我与鲍长康的
偶遇，留条还在宿舍里等着我呢。

    开会的地点是在学校西北角的二宿舍，比较僻静，离工化系学生的宿舍楼不远
。

    与会的有２０多人。要说认识，只有在全校大会上被批判过的蒯大富和刚刚认
识的鲍长康二人，其他的人我都不认识。经介绍，有彭伟民、张云辉、刘刚３８等
人。他们之间互相认识的很多，估计不少是工化系的蒯派们。

    蒯大富是会议的主持人。毫无疑问，他也是这个会上最活跃的人物。

    蒯大富的口才，我已经在他与工作组的全校辩论会上领教过了。他思维敏捷，
条理清楚，不打草稿，可以滔滔不绝地发表长篇宏论。相比较那些磕磕巴巴念着发
言稿为工作组辩护的对手们，着实要更胜一筹。

    蒯大富首先传达了张春桥与他的谈话内容。为了强调重要性和可信性，他看着
笔记本上的记录念了两遍。

    蒯大富告诉与会者，中央文革是支持我们的。他接着分析清华的形势，指出“
清华大学红卫兵”是老保组织，已经溃不成军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右倾的
，斗争性不强，在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上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也不为被工作组
错误批判压制的蒯派真正平反，他对此已经失去了信心。蒯大富情绪激动，握着拳
头说：“所以，我们必须要成立一个真正能高举革命造反大旗的自己的红卫兵组织
，彻底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与“清华大学红卫兵”斗争到底！”

    接着，大家发言、表态。在蒯大富的鼓动下，多数发言者显得很兴奋，很激情
，纷纷对成立新的红卫兵组织的设想表示支持，愿意参加。以蒯大富为首的几个核
心人物，显然已经在事先有过密谋。他们的初步设想，经过大家七嘴八舌的补充完
善，新的红卫兵就要由策划变为实施了。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井冈山红卫兵”
的筹备会。

    与绝大多数与会者热烈表态、踊跃参加不同，我一直静静地坐着，默默地听着
，心里在思考着、盘算着。我知道，这是一件大事。

    对于蒯大富，除了他的口才，我更佩服他在政治高压下坚持不屈、以绝食抗争
的胆量和勇气。

    薄一波这个倚老卖老的副总理在大字报区偶遇蒯大富，就老实不客气地给他戴
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说他“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工作组更是
不知道给他戴上了多少顶反革命的帽子。这样罕见的政治压力，在清华几乎没一个
人能顶得住。如我，刚有一点压力就早早地做检查，趴下了。

    我自知没有多大的政治勇气，因而就格外佩服那些无畏无惧敢于抗争的英雄们
。过去敬佩的是那些为革命而献身的烈士，在当时我佩服的就是蒯大富。

    但是我很难认可工作组进校没几天就有必要反工作组。那点起因、那点理由，
并不能得出“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的结论。所以，要我承认他一开始就有很高的路
线觉悟，我做不到。倒是工作组在全校一反蒯，真的让起初大方向并不怎么错的工
作组开始犯错误，让蒯大富“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的“预言”竟一语成谶。

    至于所谓张春桥的接见谈话、中央文革支持之类的消息，我半信半疑，对此并
不特别感兴趣。我总觉得，自己要不要参加这个即将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应建立在对
大局形势的判断上，而不是建立在某一位中央首长的态度上。

    我在申请参加“自控系红卫兵”的时候是那样的冒冒失失，而在参加“井冈山
红卫兵”的时候显得谨小慎微。是因为从反面吸取了教训，还是因为政治上成熟点
了？

    我对蒯大富的形势分析是完全赞同的，也认为成立一个新的红卫兵组织是必要
的。所以，我内心是倾向于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但是有两点让我犹豫的因素
：

    一个是，我当时已经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尽管我对“毛泽东思想红
卫兵”的现状很不满意，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帮助它，不应该另起炉灶。何况我已
经是“思想兵”，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改换门庭，从这个红卫兵组织跑到另一个
红卫兵组织去呢？

    与会的这些蒯派们，他们大多被工作组在全校或全系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批判过
，都是很出名的蒯派。这群香味没有余臭尚存的蒯派们，即便他们想参加“毛泽东
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不是很乐意地欢迎他们还很难说。他们对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失望情绪越大，要抱成团建立一个自己红卫兵的心情也越
是迫切。这点上，我与他们在程度上是有差别的。

    还有一个因素是，在我来参加会议之前，“怒涛”战斗组的组员们已经对老蒯
叫我去开一个什么样的会议有了估计。老许、老林态度严肃地告诫我：你要去参加
会议听一听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蒯大富要拉你参加一个什么组织，那是坚决不能同
意的。为了战斗组的团结，我在来前答应过他们一定不会擅自参加新的组织。

    所以，当大家都表过态会议几近结束的时候，蒯大富见我一直没说话，就问我
：“老孙，你怎么样？”我说：“学校里的政治气氛确实很沉闷，我也感觉憋得慌
。但是，虽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斗争不坚决，我们还是应该尽力帮助它，另搞
一个红卫兵，可能不是太合适吧？所以我要再想一想。”蒯大富听了我的发言，感
到非常失望。他知道我没有参加的意思，就叫我好好的再考虑考虑。

    虽然没有表态参加，但我心里还是很牵挂着这件事。于是，在第二天晚上我又
跑到二宿舍。蒯大富他们正忙得要命，几个人在起草“井冈山红卫兵”的宣言、通
告、组织原则等文件。我有点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不知道该做点什么。看到蒯大
富正在起草一份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条件，上面写着，第一条是要有彻底的革
命造反精神，第二条是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无限忠于毛主
席。我觉得第二条比第一条更重要，就对蒯大富说：第一条与第二条是不是应该对
调一下比较好？蒯大富说，现在就是要特别强调“彻底的革命造反精神”。我觉得
与他有点话不投机的感觉，于是就知趣地悄悄离开了。

    ９月２３日，以蒯大富、鲍长康、彭伟民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正
式宣告成立。

    “井冈山红卫兵”的出现，在校内并没有立即产生轰动效应。因为在这一时期
，先后涌现出了好几个新的红卫兵组织，如“遵义红卫兵”、“延安红卫兵”等等
。但是，“井冈山红卫兵”毕竟这是由全校闻名、颇受争议的蒯大富领导的红卫兵
，所以还是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

    像我这样参加了筹备会议而没有当即加入“井冈山红卫兵”的人也有，但是不
多，大多数人比我有更强的敏感性和决断力。

第二节　大局明朗，赶紧上了“井冈山”

    国庆前后的那些天，清华园里虽有纷争，但总体平静。算得上新闻的，也就是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生了分裂，有了两个总部：“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
。我那时正被指派参加国庆游行的大学生方队，为练习正步走而集训。

    １０月２号，《红旗》杂志１３期发表了一篇极其重要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的社论。社论指出：“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
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
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

    看了这篇社论，我立即意识到校内前一阶段关于当前运动的主要任务究竟是斗
黑帮还是深入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争论，中央已经做出了明确的指示
，那就是应该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清华主要的红卫兵组织，“清华
大学红卫兵”本来就站在工作组这一边，与工作组沆瀣一气的。“毛泽东思想红卫
兵”因其思想右倾，软弱无力，内部分裂，无法再深入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只有新近成立的“井冈山红卫兵”，高举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大旗，才是我校新兴的最坚定的革命力量。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我前几天没有大胆果
敢地参加“井冈山红卫兵”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一旦明白了下一阶段运动的大方向，我也知道了我该怎么做。既然“毛泽东思
想红卫兵”已经明显落伍了，我为什么一定要死守着它不放，不去投奔“井冈山红
卫兵”呢？为什么一定要被“怒涛”战斗组其他同学所牵制，不敢孤身前行、勇往
直前呢？

    我当即写了一篇表态的大字报，贴在土建系前面的大字报区。题目我至今还清
楚记得：《逼上井冈山，跟党闹革命》。那一天，是１０月３日，我“上山”的日
子。

    这个“逼”字，在我写大字报的时候也感觉到有点言过其实。起码，当时并没
有人把我逼得如林冲逼上梁山那样的地步吧。所谓“逼”，真实的意思是我有一种
被形势所“逼”的紧迫感，要再不“上山”就要跟不上文化大革命的步伐了！

    十天前，鲍长康客气地请我“上山”，蒯大富热情地邀我“落草”，我没有答
应。那个时候我只要点一下头，就是最早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二十来个元老之
一了。现在是我自己主动来投靠“山寨”的，有那么一点点“敬酒不吃”的尴尬。

    虽然有点不好意思，我并没有因为面子上下不来而不敢“上山”。因为，重要
的是，我是在听到了中央的声音看清了大形势而不是仅仅因为上面有某某某支持才
下决心的。不过，从这件事上，我也看透了自己不是那种造反精神很强、思想前瞻
、敢于冒险、胆子很大的人。我的路线觉悟显然比那些早于我加入“井冈山红卫兵
”的蒯派们要低得多，所以我很佩服他们。

    １０月６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
）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北京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
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首长出
席了大会，作了重要讲话。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率先代表中央公开点
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

    更让我惊奇和惊喜的是，就在这个大会上，蒯大富以“首都三司负责人”的身
份带领与会的红卫兵宣读“誓词”。

    这个场面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中央果真是支持蒯大富的。蒯大富那天晚上说他
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话确非虚言。而我在前几天果断地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决
定也是正确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井冈山红卫兵”时来运转，今非昔比。它的门前从门可罗
雀到门庭若市。蒯大富也从此真正走出清华，名扬全国。

第三节　受蒯大富重托，组建“第一湘江”

    我来到当时“井冈山红卫兵”所在地的丙所。蒯大富听了我的来意，很大气，
对我这个看清形势才“入伙”的人，依然表示了热情的欢迎。那个时候，“井冈山
红卫兵”正利用有利时机加紧招兵买马，趁势扩充队伍。蒯大富对我说：“老孙，
看过你写的《少数赞》，你文章写得不错，我这里已经有两个直属战斗组了，你来
筹建第三个战斗组吧！”

    我当时的感觉是，他希望这第三战斗组也能成为他的很有战斗力的又一嫡系战
斗组。我答应了。于是他把最近投奔到“井冈山红卫兵”并已被批准加入的一摞申
请表给了我，让我自己挑选。我按照不保校党委、不保工作组等标准从中选择了几
个人。

    就这样我筹建了“第一湘江”。湘江，哺育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诞生过极有
影响力的进步刊物《湘江评论》。这是一个我心仪向往的神圣之地。那个时候，取
战斗组的名字，好多都是与红色经典有点关联的。

    “第一湘江”的第一个成员就是王允方（工化００）。他是老蒯特地向我推荐
的，我当然格外看重。他是上海人，长得很清秀。我第一眼看到他就能感觉那种上
海人的聪明和机灵。他是化００１班的，与蒯大富同系。９月２８日，他由他的同
班同学、“井冈山红卫兵”负责人之一的彭伟民介绍参加的，“上山”的资历比我
还要老好几天。他也是被工作组狠整过的蒯派。

    我与他刚开始相识的时候，并不是马上就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随着彼此交往
的加深，我发觉我们俩很合得来。他善于思考，有独立见解，观点也不偏激，与我
非常一致。他人品极好，为人真诚、热情、谦和、宽容，极有正义感，富有同情心
。他才思敏捷，文章写得很好，出手也快，是“第一湘江”的主力笔杆子。一手秀
气飘逸的好字，也让我很欣赏。他有非常出色的与人交往沟通的能力，所交朋友很
广泛，有良好的人缘，这些正是我所欠缺的。他不太喜欢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更
乐意在底下做一个出谋划策、协商沟通、穿针引线的人。这点与我正好互补。那几
年中，他是我最信得过的“高参”，我的好多思想都是由他那里得到启发，甚至就
是直接从他那里“贩卖”过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了解、磨合以后，经过几
次政治风浪的考验以后，我们成了挚友。几十年来，我与他的友谊始终如一，延续
至今。从我走出班级以后，我有幸在清华大舞台上结识了不少有思想、有见地、有
才气、敢担当的优秀人物，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精英良材，王允方就是我所结识的
这批朋友中的第一人！

    “第一湘江”的其他成员，还有刘惠明、殷江昊（殷长实）、刘国先、沈文龙
、万挺（万陵馨）、戎兵、常峰、小宋，总数正好是十个同学。王允方说他“上山
”的时候“井冈山红卫兵”才五十来人，到我组建“第一湘江”的时候，可能才百
把人。蒯大富为了筹建第三战斗组，一下子就同意让我挑走了这么多人，足见他的
魄力以及他对我的器重。

    “第一湘江”的第一次全组会议各自先做自我介绍。原来大多数都是大大小小
的蒯派，挨整受压的。大家来自不同的系不同的专业，自控系的有好几位。既有像
我这样大六的高年级学生，也有大一的小学弟。如刘惠明（自６）是与我同系同年
级的高年级同学，他为人诚恳，处事稳重，考虑周全，特别能够团结人。殷江昊（
自０）是低班同学，他性格和善，勤于考虑，思想敏锐，文笔快好。他们都是组里
最有力的骨干。这样一个跨系跨年级的战斗组在当时并不多见，这有利于信息的交
流、思想的活跃、视野的开阔、见解的互补。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进行，有个别组
员因各种原因离开了，又陆续补充吸收了一些新的组员。程树楷、李忠智、贾维平
、唐松立、陈柏年、王芳、邵群涛、小吴等都曾经是“第一湘江”的组员。

    我在这里列出了“第一湘江”的组员名单（可能还有个别遗忘的），是因为我
与他们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有过难忘的经历。我一直以来都是很想念他们
的，尽管后来因各种原因，特别是在４１４闹分裂的时候，有一部分组员离我而去
。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唐松立（汽０２）同学。他因为在组内发表“可以给毛主席
贴大字报”这类当时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反动”言论而引起全体组员的公愤，大家
一致举手通过把他开除出组。现在想来，这样粗暴无情地对待一个有独立见解的同
学，我作为组长，尤其感到深深的愧疚。相比较这些先知先觉的同学，我那时的思
想还完全停留在“贴毛主席的大字报、反对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统统都是反革命”
这样的认识层次上。

    蒯大富叫我筹建第三战斗组的时候，还特意给我出了一个题目：““清华大学
红卫兵”是修正主义的假红卫兵”。我同意这个观点。于是，“第一湘江”出的第
一篇大字报，就是这篇文章。贴出去以后，反响很大。于是，又连续写了二评、三
评。至于其他还写了点什么，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

    蒯大富说的第一第二直属战斗组叫什么名字，谁是组长，我一直不知道。或者
，他告诉过我，我没往心里记。很多年后，我听闻第一战斗组叫“红辣椒”，只有
一个人。第二战斗组可能是个空号（或者没怎么活动过）。只有我这个第三战斗组
还比较人丁兴旺，在学校里小有名气。我与那两个战斗组没有什么往来，也没搞过
联合行动。这是有点奇怪的。除了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情这一想法外，还有一个重要
原因是，革命大串联的冲击波引得我们都是眼睛向外，人心浮动了。

第四节　南下串联，病困南宁

    八九月份的时候，串联之风开始刮起来了。到了十月份，学校里已经显得有点
冷清。到全国各地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成了当时最激动人心的口号。
清华园里的各色人等，无论是风头渐长的“井冈山红卫兵”、日渐消退的“毛泽东
思想红卫兵”，还是已经作鸟兽散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都纷纷外出去串联了。

    延安、井冈山、遵义这些革命圣地，自然是狂热的红卫兵最想去顶礼膜拜的首
选地。许多红卫兵都是徒步而去，走红军曾经走过的路，经风雨、见世面，既是学
习，也是锻炼，更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种播撒到神州大地、穷乡僻壤。

    还有不少去全国各大城市的。那时去广州的人非常多，听说刘涛也去广州了。
我与大家商量了一下，１０月中旬，我们也随大流去了广州，后来又去了南宁。

    我们一行十个人乘火车南行。当火车行驶经过长沙的时候，我们遥望湘江指指
点点，心潮澎湃，因为我们是“第一湘江”战斗组。

    那时，串联的学生南来北往，火车上的人挤得一塌糊涂。能四五个人挤着坐一
张座椅已经是最好的享受的了。钻到座位底下躺一会儿更是“卧铺”的待遇。过道
里、座椅前、厕所里，到处都挤着人。许多人只能站一条腿，另一条腿无插足之地
，就这样始终保持金鸡独立状。车厢就像一个巨大的沙丁鱼罐头。

    列车上，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隔壁是一列空闲着的卧铺车厢，过道门锁着，
进不去。有人把门弄开了，于是大家蜂拥而进。我们战斗组的几名疲惫不堪的女同
学也转移过去了。她们叫我也过去。尽管我已经略感风寒，精神不爽，我知道我是
不能过去的。要是一过去，万一出点事话就说不响了。

    不一会儿，在卧铺车厢里有人在大声吼道：“谁把车厢门撬开的呀？这是违反
铁路规定的！是谁想造反呀？”

    没人吭声，吼叫声还在继续。

    我挤过去一看，见是一个乘警神色恼怒地在咆哮。我说，门是我打开的。

    他见我出头，气愤得说话都打结了，冲着我说：“你……你……你这是在搞破
坏！”说着说着，他把手伸向腰间，要掏匣子枪。

    我一见他想要动武，就吓唬他：“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我们是“清华大学
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进行革命大串联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敢把枪
对着毛主席坚决支持的红卫兵吗？现在那么多的红卫兵挤在车上，有的已经生病了
，你却空着卧铺车厢，你这是什么阶级感情啊？”

    我拉着虎皮当大旗对他扣着大帽子一阵咋呼，还把歪理讲得理直气壮。我们战
斗组的人也一起为我帮腔：“你看，我们队长（他们把我从组长升级到队长了！）
自己还挤在那边的车厢里，只让这些有病的身体弱的红卫兵来这里休息一会儿，你
可不能站在红卫兵的对立面，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去呀！”其他学生也
跟着七嘴八舌地起哄。

    这位乘警气得说不出话来。看到我们人多势众，他孤掌难鸣，不敢真的动手犯
了众怒，只得悻悻地走了。走前撂下一句话：“千万别把卧具弄脏了！”

    他的身后是我们的一片掌声。这既是我们的自我庆祝，也是对这位乘警敬业精
神的敬意。真要是讲道理的话我们是讲不过他的，于是只好用“革命的名义”把他
气跑了。好在这也不是一件原则性的大事。

    我们到南宁下了车。在西南民族学院落脚。

    那时，红卫兵是“天兵天将”，乘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住宿也不要钱。谁
见了都敬畏三分。

    虽说大串联的目的是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但是我们这个战斗组在广州，
在南宁，说话行事都比较谨慎。我们只是到各个学校或机关看看大字报，了解当地
文革的形势。我们完全不是那些老子天下第一不顺眼就轮起铜头皮带打人的北京中
学生红卫兵。我们毕竟是大学生，比他们更多知道一点“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
权”的道理。

    于是，多看、少说、不轻易表态，不深度插足当地的运动，成了我们每到一地
的言行准则。就这样，我们在南宁的一些院校和机关里串联了几天。

    就在此时，我得病了，大家把我送进了广西自治区人民医院。一检查，没想到
还挺严重的，得住院治疗。

    本来我们打算离开南宁后，再到别的地方转转的。我不能同行，怎么办？总不
能让那么多人都陪着我住院吧？

    与王允方等商量，决定大家先返回北京。因为已经出来了一段时间了，也不知
道学校里的运动搞得怎么样了，大家心里都很记挂。

    他们商议后要留一两个同学陪我住院，我坚决不同意。我这毛病，能吃能睡能
走动的，只是有点发烧和胸痛，用不着陪护的。于是，全组人马返回北京。

    经诊断，我开始得的是肺炎，后来转成胸膜炎，胸腔里已经有大量的积液。

    我体质向来较弱。１米８的个子，只有一百十几斤重。瘦长体型，像豆芽菜。
再加上文革以来，思想紧张，压力剧增，作息无规律，常通宵达旦地折腾，就这样
积劳成疾，累垮了。

    几次穿刺抽液，抽出了许多带血的积液。打链霉素针，吃雷米封药，经过治疗
，病情有了很大的好转。

    我给王允方写了一封信，开玩笑地说，每天要在屁股上钻Φ０．８的小孔若干
，现在都已经没地方下钻了。

    广西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医疗条件很不错。虽然在文革中，这所医院的医疗秩序
当时还是比较正常的。他们对我进行积极认真的救治。

    有个小护士，对我这个清华大学来的红卫兵，格外的崇敬和照顾，护理十分细
心，连我的内衣内裤也一定要帮我洗，令我深为感动！

    感觉自己已经不发烧了，不胸痛了，胸腔内也没积液了，我要求出院。主治医
生说，才半个月，刚控制住病情，要马上出院，那不行的。

    我心里实在惦记着学校的运动。离开了“第一湘江”，我心里空落落的。

    医生无奈，对我说：你这个胸膜炎是结核性的，体质下降的时候结核菌就要活
动。结核菌跑到哪，哪里就得结核病！跑到肺里得肺结核，跑到脑里得脑结核，跑
到骨头里得骨结核。你出院以后起码要好好静养半年！

    医生的话吓得我一愣一愣的。我将信将疑，点头连说是、是，但是我还是要求
马上出院。医生不好强行劝阻，把话说到了也就尽到责任了。很可能对我这样从北
京来的的红卫兵，他也不敢多说吧？

    住院１７天，一出院就上了火车。革命大串联时期，想到啥地方就可以到啥地
方，很方便。

    那已是１１月下旬。北上的时候，真想拐道到上海看看爸爸后再回北京。我已
经有二三年没见到爸爸妈妈了。妈妈在老家乡下，要从杭州再转火车、汽车、走路
，很不便的，所以没敢想。爸爸在上海，较为顺路的。

    从株洲折东经上海回北京与从南宁直接回北京，路远不了多少，时间也耽误不
了几天的。但是这个念头刚一闪，就觉得心里不安，脸上发烧。别人都在全身心地
搞文化大革命中，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殊死的战斗，我怎么可以为个人私事而
忘却我的责任呢？这“私心一闪念”让我羞愧不已，决定直接回北京。

    回到学校，见到王允方他们。大家见我病愈了，都很高兴。至于医生在我出院
时的医嘱，早被我抛到脑后去了。在这革命的年代里，在这激荡的校园里，我没法
静心休养。我想，拼了命也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斗到底！

第五节　为促三总部联合，成立“天安门纵队”

    到了１１月份下旬，外出串联的同学陆陆续续都回校了。学校里又热闹了起来
。

    这段时间我与蒯大富走得很近，彼此经常讨论一些问题。

    有一天在甲所，因为太晚了，老蒯留我，他房间里正好有个空铺，我也懒得回
宿舍去，于是就在老蒯住的房间里睡了一夜，聊了不少天。

    １１月份的清华，“清华大学红卫兵”已经名存实亡。除了一支独秀的“井冈
山红卫兵”以外，还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及“延安红卫兵”、“红旗红卫兵
”、“遵义红卫兵”这些林林总总的红卫兵组织。

    报刊社论在宣传，中央首长在讲话，都要求各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集中火
力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下面的群众，隶属于不同红卫兵组织的战斗组，纷纷
贴出大字报敦促头头们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央的号召，呼吁尽快实现大联合。

    我和“第一湘江”的组员们都觉得，红卫兵组织山头林立的局面应当尽快结束
。我们也与其他的战斗组一样大声疾呼，要求联合。

    但是，无论是人多势众的红卫兵，还是只有“七八个人十来条枪”的红卫兵，
虽然嘴上都表示愿意联合，但是各打各的算盘，各怀各的心思，对于联合的态度也
各不相同。

    各个红卫兵之间政治观点上有分歧，难以求同存异，这当然是主要的障碍。心
存疑虑也是原因之一。可能有想趁机吃掉别人的或怕被别人吃掉的，可能有宁做鸡
头保持独立自由、不做凤尾任人摆布的。总之，在联合问题上，我们在下面看到的
是雷声大雨点小，进展很缓慢。

    从１１月底开始的三总部（“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
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开门整风，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为联合
做思想上的准备。“１１月３０日　成立由小组长联席会议产生的三总部整风领导
小组，有“第一湘江”、“第一红岩”、“老实话”、“锷未残”、“１０１８”
等小组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因为这个机缘，我在整风领导小组里结识了不少新的
朋友。

    群众积极要求联合，头头顾虑重重。面对这样的局面，我对我所在的“井冈山
红卫兵”进行炮轰，敦促蒯大富顾全大局，下决心赶快联合。

    王允方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把学校里有影响力的分属于不同红卫兵的战斗
组先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促进联合，说不定会极大加快联合的进程。

    我觉得这个提议很有道理，而且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于是，我们就先找我们的
邻居“轮机兵”谈去。

    “第一湘江”刚成立的时候在学校西区找了一个地方，大串连回来后搬到了新
水利馆。新水在大礼堂的东侧，地处学校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相当优越。

    那时，学校的各个教室，只要你愿意，只要是别人还没有占据的，你都可以占
为己用。古人叫占山为王，我们是占教室为王。或志同道合，或游说拉拢，不管通
过什么办法，能拉多少人“入伙”，就能竖起一面多大的旗，围起一座多大的“山
寨”。

    我是“第一湘江”的“山大王”，汲鹏是“轮机兵”的“山大王”。

    “轮机兵”早就占了新水４０３。我们刚开始时在新水找不到地盘，就找他们
商量，合用一间教室，暂时栖身。

    不久，我们找到新水３１１落脚，“轮机兵”搬到新水３０８，我们依旧是相
距很近的邻居。

    “第一湘江”是跨系的属于“井冈山红卫兵”的战斗组，“轮机兵”是属于“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战斗组，基本上都是汲鹏所在冶金系的同学。我们在相处一
段时间后，发现彼此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相当一致，观点都比较温和，彼此相处十分
愉快，所以我们之间经常互相串门。我与陆小宝、周家琮、冯海、张蔼玲、雷翎、
冯韵芬、卢清萍、顾家琳等“轮机兵”骨干，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

    当我们把以下促上实现大联合的设想与他们一说，他们觉得确有道理，很感兴
趣。只是感到就我们这两个战斗组，力量太小了一些，影响力也不大。于是决定由
王允方、陆小宝等再去串联别的战斗组。

    据王允方说，他一个人就串联了十几个战斗组。他说他自报家门是“第一湘江
”的孙怒涛让来联系的，于是受到这些战斗组的友好接待。对于我们的建议，多数
表示赞同，也有一些表示不感兴趣。听了串联了一圈回来的王允方的汇报，大家都
很受鼓舞。

    １２月１５日，在“第一湘江”所在地，由我召集并主持了一次会议。在这次
会议上，““井冈山”、“八八（总部）”、“临时总部”所属部分战斗组成立“
天安门战斗兵团”４０。”这里所说的“部分战斗组”就是“第一湘江”、“轮机
兵”、“不怕鬼”、“锷未残”、“巴黎公社”、“红色风暴”、“红鹰”、“第
一燎原”、“人民万岁”、“第一红五星”、“第一送瘟神”、“无名”、“沧海
横流”等。

    在有十几个战斗组近百人参加的大会上，我明确提出我们这些战斗组集合起来
成立一个大的战斗团体的目的就是要以下面战斗组联合的实际行动来促进上面几个
红卫兵组织的联合。大家在发言中纷纷表态：头头们不联合，我们下面先联合！

    关于新团体的名称，大家提了好几个名字。议论比较了一番，各有长短，没有
形成一致意见。

    我提议用“天安门”这个名称。一来，天安门也是如井冈山、遵义、延安等名
称一样，都是红色革命的象征。二来，我坦率地对大家说，我希望我们这个新组织
的基本观点不要像某些人的观点那么左，也不要像另一些人的观点那么右。我不喜
欢走极端的思想倾向。我说：“我们不要做‘东单’，也不要做‘西单’，我们要
做中间的‘天安门’！”

    最终大家都同意“天安门战斗兵团”这个称谓。由“第一湘江”、“轮机兵”
、“不怕鬼”起草的“天安门战斗兵团”成立宣言也顺利通过。

    关于“天安门战斗兵团”的组织机构，讨论后大家一致决定实行战斗组组长联
席会议这种形式。除了联席会议的决议必须执行以外，各战斗组享有完全的独立性
。

    所以，这个“天安门战斗兵团”实际上是由十几个战斗组组成的一个联合体。
而且有意思的是，大会没有推选或指定“天安门战斗兵团”的负责人或者召集人。
任何一个战斗组组长都有权召集联席会议，如果他认为有必要的话。我们觉得这是
一种民主管理的好形式。

    会议还决定，回去各个战斗组以促联合为主题出一批大字报。于是，第二天，
以“天安门战斗兵团××战斗组”署名的一大批大字报占据了大礼堂中心区的显眼
位置。这众多的大字报在分量和气势上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力。这样的声势和影响
是单打独斗的某个战斗组无法达到的。

    很荣幸的是，我因此结识了高季章（水９）、王良生（水９）、段云富（工化
６）、彭正光、黄瑞和（工化研）、吴国是、孙扬名、杨成勋、颜慧中、胡鹏池、
郁强、李贵芝、李伯川、邹得和、郭创贤、林蓓蕾、董建尧、任敦渭、刘延荣、杨
秋生等一大批好友。

    蒯大富听说是我发起成立了“天安门战斗兵团”，很不满意。崔兆喜（电９）
受他之命专门为此事跑到新水来找我。

    那天我正好不在，是王允方接待的。后来王允方告诉我，崔兆喜问我们这样做
是不是想把“第一湘江”从“井冈山红卫兵”中拉出去？他说老蒯担心不仅原有的
几个红卫兵还没有联合起来，现在又多出来一个“天安门战斗兵团”这个山头，更
难办了。他说着说着，难过得都快要掉眼泪了。王允方一再向崔兆喜解释事情的原
委，一再表示“第一湘江”不会脱离“井冈山红卫兵”。一旦大联合促成，“天安
门战斗兵团”将服从联合总部的领导。崔兆喜听了，将信将疑。

    在中央的号召４１以及群众的敦促之下，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９日上午，由蒯
大富代表“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唐伟、陈育延代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八八总部”，刘泉代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合成
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随即，“延安红卫兵”、“红旗红卫兵”、“清华大
学红卫兵造反兵团”、“忠于党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红旗红卫兵在校临
时总部”等人少力小的红卫兵纷纷宣布解散或整体加入“井冈山兵团”。

    那一天，清华大学两个红卫兵三个总部终于在组织上联合起来了，“井冈山兵
团”一统清华天下。

    对于最终有了联合的大好局面，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推动联合的众力中，
我们尽了自己的一点心，出了自己的一份力。当我看到联合后成立的新组织名称叫
“井冈山兵团”时，我马上意识到我们前几天成立的“天安门战斗兵团”的名称十
分不妥。尽管我们成立在先，此刻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名称给人造成是在与“井冈山
兵团”平起平坐的错觉。第二天，我召集“天安门战斗兵团”的联席会议，提议更
名为“天安门纵队”。“纵队”的级别一看就知道低于“兵团”。我们以此告诉大
家，我们只不过是“井冈山兵团”下属的一个“纵队”而已。就这样，“天安门纵
队”成为“井冈山兵团”下的第一个纵队。

    我们为大联合后的“井冈山兵团”搞了一个实际的大动作，它记录在清华文革
的大事记中：“以“天安门纵队”为主，并有“打落水狗”等１３个战斗小组百余
人进城去张贴标语及大字报。”

第六节　“井冈山兵团”成立，蒯大富把我拉进总部

    １２月２１日，经三个总部提名协商，“井冈山兵团”筹委会由“蒯大富、陈
育延、唐伟、刘泉、鲍长康、宁奎喜、夏纪辰、韩福强、刘才堂、朱德明、李宝余
、王良生、许胜利（许征强）、张云辉、孙怒涛、郭西安、崔兆喜、魏戍源、邵凯
胜、潘剑宏共２０人４２”组成。

    联合后的新组织“井冈山兵团”沿用了“井冈山”这一名称。蒯大富当上了一
把手。筹委会中，由“井冈山红卫兵”推荐的委员有一半之多。“井冈山红卫兵”
是这次联合的最大赢家。这是因为它是清华第一大红卫兵组织，更因为它得到中央
文革的坚决支持。

    “井冈山红卫兵”提名的委员，基本上都是与蒯大富有过共同患难经历、并且
较早就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蒯派，其中有几位是蒯大富的同班或同年级的同学
。

    我被蒯大富提名为总部委员，这是我不曾想到的。他事先没有给我透过口风，
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我事后猜测过。我想，随着“井冈山红卫兵”的发展壮大，尤其是联合以后的
“井冈山兵团”成为全校唯一的红卫兵组织之后，蒯大富明白，应该在全校的范围
内选择更有代表性的人选作为“井冈山红卫兵”的提名进入“井冈山兵团”的总部
核心。

    至于蒯大富为什么会提名我进入总部，我想可能有这么几个因素：一是我的《
少数赞》给他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对“第一湘江”的战斗力也比较认可。二是
“天安门纵队”在促联合这件事上是出了力的，也是识大体的，并没有出现他曾经
担心过的另立山头的局面。对此我想他是比较满意的。三是“天安门纵队”一成立
就显示了相当强的战斗力和影响力，并且开创了下属十多个战斗组的纵队形式。原
本是为促联合而成立的纵队，尽管并没有明确谁是“天安门纵队”的负责人，但是
在“天安门纵队”这些战斗组组长中，显然我是比较活跃著名的一个。我在无意中
由一个战斗组组长而升级为一个纵队的代言人。手下人多势众了，分量也就随着加
重了。蒯大富不会看不到这点。他在总部会议上给我分派的工作就是联系“天安门
纵队”。

    就这样，在无意识中我被文革运动的漩涡裹卷到清华文革舞台的中心。

    到这个时候为止，我对蒯大富的印象都是非常好的，对他也是打心眼里佩服的
。我明白这是蒯大富对我的重用，我也积极靠近他。

    “井冈山兵团”的成立标志着清华大学当时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这个联合，前前后后经历了一个多月，中间的反复波折颇多，实在是很不容易
的。然而，“井冈山兵团”刚成立五天，唐伟等三名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总
部委员，因“对总部的一些行动很不理解”、“宁可右倾，不当阿斗”而宣布辞职
。刚刚联合起来的造反派立时现出了裂痕。

    唐伟在清华文革的舞台上是一位重量级人物。从“八八串联会”和“毛泽东思
想红卫兵”以来，我对唐伟一直非常钦佩，他在我心里一直有很重的分量。我对唐
伟的辞职，既不理解，也不满意。到底有什么重大的原则分歧非要在刚联合后马上
就分道扬镳呢？我认为唐伟辞职是一种不顾大局的分裂行为。因这件事，我对他开
始有看法了。

    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唐伟并不是因为反对１２．２５行动而辞职的。那时他
并不知道蒯大富要搞这么大的行动。他们这几个人是因为看不惯蒯大富在联合过程
中搞的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譬如“蒯大富公布的上述总部成员名单与三总部商定
的人员严重不符，蒯大富独自做主修改人员”，看不惯江青和中央文革对蒯大富的
无原则支持，他们经过慎重考虑以后才作出痛苦的选择。唐伟在这个时候已经对蒯
大富的人品、做派很有看法了。

    当时我不了解唐伟辞职的真正实情，所以只对唐伟不满，没怪蒯大富，因为我
与老蒯正热乎着呢。现在看来，那时唐伟对蒯大富的看法基本是正确的，对他的辞
职也理解了点。不过，我还是想，唐伟当时要是不辞职，在兵团总部内做一个起建
设作用的反对派，在蒯大富犯错误的时候，起到批评、抵制、反对的作用，可能对
清华的文革运动更有利一些。那样，我可能很快也会成为以唐伟为首的反对派中的
一员。只是，不仅唐伟与蒯大富的政治观点和理念很不一致，而且唐伟的个性是属
于宁愿痛痛快快地干一仗、不愿委曲求全地坐一起的那种人。所以，唐伟与蒯大富
的分手是迟早的事，可能难以避免。

    唐伟辞职后马上就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纵队”。

    这之前的一天，由原“井冈山红卫兵”旗下的“第一星火”、“打落水狗”等
一批坚定支持蒯大富、观点比较激进的战斗组成立了“２８团”。

    随后几天，宿长忠（水７）沈如槐（力０）成立了“八八纵队”，陈楚三（力
６）成立了“东方红纵队”，刘万章（工物６）成立了“毛主席警卫团”。他们与
唐伟的“毛泽东思想纵队”一起合称为“三纵队”。“三纵队”的骨干战斗组如“
向日葵”、“千钧棒”、“战地黄花”、“红色小老虎”等等原来都是属于“毛泽
东思想红卫兵”的。

    也就是说，虽然“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旗号消失了，联
合成“井冈山兵团”，但是在表面统一的兵团之下，又冒出了好几个“纵队”、“
团”之类的组织。“井冈山红卫兵”的核心力量换了马甲叫“２８团”，“毛泽东
思想红卫兵”的核心力量换了马甲成了“三纵队”。

    有两个不争的事实是：

    一、只有“天安门纵队”是在“井冈山兵团”成立之前为促进三总部联合而成
立的，其他所有的“纵队”和“团”都是在“井冈山兵团”成立以后才成立的。

    二、只有“天安门纵队”是跨原来的三总部的，不具有明显的“井冈山”色彩
或“八八”色彩。而其他的“纵队”和“团”都是由原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或“井冈山红卫兵”的核心战斗组组建的。

    所以，对新生的“井冈山兵团”而言，“天安门纵队”明显具有向心力和凝聚
力，没有原来红卫兵组织的“派性”，而其他的“纵队”和“团”都多少表现出原
属红卫兵组织的“派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离心的涣散的作用。

    原有的红卫兵组织联合后消亡了，这些红卫兵组织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在
表面联合的遮掩下，骨子里还是没有真正联合。政治上思想上的分歧远远没有消除
，对立的两派已经显现。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局面，无论是对新生的“井冈山
兵团”，还是对“井冈山兵团”的一把手蒯大富，都是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他们
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２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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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怒涛·

〔上接ｚｋ１３０６ａ　第五章　“井冈山”一统清华错误不断（１９６６．１０
—１９６７．４）〕

第七节　江青接见，第一印象居然是她很有气质

    １２月３０日下午，蒯大富把一部分总部委员召集在一起，说是有中央首长要
接见我们。是谁，他没说，有点神秘兮兮的样子。我们跟着他到了静斋。他敲门，
门开了。蒯大富、刘才堂等在前面（那天鲍长康外出不在校），我比较靠后，我们
依次鱼贯而入。

    有一位首长站在门内，与我们一一握手。我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文化大革
命的旗手”江青！

    我感到很惊奇，有点意外。怎么？江青到清华来啦？但是，并没有太大的激动
或兴奋。

    这是我第一次、而且是那么近距离的见到江青。

    她显得比较高挑，腰板挺直，身材修长，戴着黑边眼镜，给人的感觉很有气质
。

    江青和王光美，都是中国的第一夫人。在我第一次见到她们的时候，她们都还
是高高在上为人仰视的大人物。

    我说一句老实话，这两个人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江青的气质与形象远胜于王
光美。

    多年后，偶尔有友人问起我对江青的印象，别人会惊奇地叫起来：“你有没有
搞错哦？江青这女人还有气质？”

    凡是经历过文革年代的人，都有资格对江青评头论足一番的。她心胸狭窄、心
肠歹毒、祸国殃民，这样的女人还能说得上有什么气质？

    应该承认，像我这样一个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土包子，在那个时候并不真正懂得
什么叫气质，可能是感觉她长得很有精神，形象不错之类的印象罢了。

    文革之初，江青在北大的大操场有一个长篇讲话。我看的是大字报，没有听录
音讲话。她在讲话中谈到她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并上纲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当时
我就想，家务琐事，家长里短的，值得在北大这样的万人集会上来渲染吗？难道这
也算是阶级斗争？这不是将阶级斗争庸俗化吗？我很不以为然。

    在这次见到她之前，除了这一点以外，其他的，我对她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
。因为是毛主席的夫人，因此爱屋及乌。还因为党的报纸上广播里都在吹捧她，我
也深信不疑。

    后来，随着文革的进展，江青对团派的偏袒和对蒯大富的宠爱让我感到不满。
江青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模样也让我厌恶。于是我对江青的好感慢慢消失。再后
来，她那种表演一样的惺惺作态让我恶心。她竭力鼓吹“文攻武卫”的口号让我非
常反感。周恩来对她过分的“谦恭”她居然安之若素，这让我愤而不平。以至于后
来一听到她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那尖锐的嗓音，尤其是带着颤音的“同～志～们
～好～～”能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到那个时候，曾经有过的认为她很有气质的那
点印象，早就没踪没影了。

    那天的江青，她的身份不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更是毛主席的夫人，是
无产阶级司令部中最值得信赖的人之一，我们对她只有毕恭毕敬的份儿。

    我们坐下以后，就正襟危坐着聆听她的教诲。除了蒯大富有资格有时候简短应
答以外，我们其他的几个人个个都像小学生见到老师那样，洗耳恭听，点头颌首，
能发几声嗯嗯哦哦的回音已算斗胆的了。

    因为就那么十几个人的范围，所以江青说话也就用不着提高分贝了。她说话字
正腔圆，听起来还是很悦耳的。至于她具体讲了点什么，早已忘记了。

    陪同江青一起来的还有王力、关锋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来清华视察并接
见蒯大富和总部委员，接着又在西大操场与全校师生见了面、讲了话，这件事传递
给我一个强烈信息就是：中央文革是信任蒯大富的，是支持“井冈山兵团”的！

    后来，尽管对江青有多少不满，也只是在心里想想而已，根本没有要反她的念
头。曾经与极个别最可靠的朋友私下议论过江青，哪敢随便跟其他人瞎说哦。

    江青前脚刚走，王光美后脚就到。当然，这一次王光美不是来视察清华的，也
不是作为贵宾请来的。她是被蒯大富“智擒”来批斗的。

第八节　反感使诈擒拿王光美，开始在观念上与总部有隔阂

    “井冈山兵团”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发起１２。２５大行动。六千多名
清华师生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口号从校园里推到街头、推向社会。

    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斗争目标就是要揪出刘少奇这个混入党内的赫鲁晓夫，这
在当时已经是一个路人皆知的公开秘密了。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我支持总部的决议
，也积极参加了这次大行动。

    “井冈山兵团”成立后的第二个大动作是此后十几天即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发
生的“智擒王光美”。

    王光美名为清华工作组的成员，实为幕后指挥者。而她的背后就是当时主持中
央工作的刘少奇。工作组在清华犯下极其严重的错误，王光美的责任是第一位的。
清华师生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深刻检查，这要求合情合理，无可厚非。
    周恩来曾在几天前表过态：要王光美做书面检查可以，但是不同意揪王光美回
清华。这个态度也是毛泽东的态度。但是，蒯大富并不甘心。嘴上不敢强顶，心在
暗暗盘算。正在这时，电机系的“捉鬼队”策划了一个捉拿王光美的秘密行动方案
，蒯大富点头认可了这一鬼主意。

    刘少奇、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在北师大一附中读书。“捉鬼队”想法先控制了
刘平平和同校读书的妹妹刘婷婷。然后以公安局的名义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刘平平
在回家路上出了车祸，正在北京第二医院救治，要他们赶快来医院探视。又假冒医
院的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还让刘婷婷在旁说了句“妈妈，姐姐受伤了”。接到这
样的车祸电话，爱女心切、纵然是白区工作经验极为丰富的刘少奇也一时慌了手脚
，未及多想，急匆匆与夫人一起赶往医院。他们根本就想不到居然会有人敢胆大妄
为把骗局设到他们头上。

    本来只是想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没想到连刘少奇也一起被骗出来了。这大大
出乎于这出闹剧策划者的预先设想。他们没敢动刘少奇，只把王光美揪了回来。

    蒯大富对能否揪回王光美并不抱多大希望，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做批斗王光美的
准备。那天晚上，我们总部委员二十多人正在静斋开会。八点多钟，大喇叭突然广
播说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被揪回来了，要全校师生员工赶快到西大操场参加
批斗会。我听了很惊讶。看蒯大富的神色，很惊喜。他立即宣布休会。我跑到西大
操场，登上主席台，只见群众纷纷赶来，秩序很乱。不一会，由总部委员任传仲主
持审问批斗王光美。因为没想到王光美竟然这样容易就被骗到了手，怎么审，怎么
斗，都是现场临时发挥的。倒是王光美，大概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对所审问题
应对自如，挑不出毛病。有时她的狡辩、回驳和诘问反把审问者弄得张口结舌、无
言对答。本来是被工作组迫害的有理一方，竟然比迫害师生的无理一方还显得尴尬
。台下群众又是气愤又是着急。大会只能喊喊口号以壮气势，然后就急忙宣布散会
。对这样一个匆匆召来、草草收场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到场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感
到失望和不满。

    运动就是一切，结果是次要的。能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拉到清华做检查，对“
井冈山兵团”来说，已经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更何况，骗斗王光美的过程是那么的
“精彩”刺激。《井冈山报》不惜篇幅，以《智擒王光美》为题，绘声绘色地大肆
传扬。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清华，发生在王光美身上，全国各地很快都知晓了清华“
井冈山兵团”斗了王光美。

    蒯大富看到昔日风光无限的王光美成了他的阶下囚，内心一定是扬眉吐气的。
于公，这是对刘邓反动路线的一次沉重打击。于私，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报了一
箭之仇。这样一种为公为私的情绪，我能理解。我心里也一样的解气，只是为没有
打掉王光美的嚣张气焰而遗憾、而不满。

    我当时只看到王光美被揪回来了，大快人心，并不知道揪她的过程。后来才知
道，所谓“智擒”，原来是使计诈骗。

    当我知道周恩来明令在先，说毛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检查，蒯大富竟然置
周恩来传达的最高指示而不顾，用这样不正当的手段来“智擒”王光美，事后还大
肆宣扬，毫无认错表示。这让我感到很震惊。

    第二天，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严厉批评了清华“井冈山兵团”的１。６行动
。他说：“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恶作剧啊，不正常。骗去斗，还是斗了。现在不是
揪斗了，而是骗斗了。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这种作风就是彭、罗、
陆、杨的坏作风，就是背后捣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我在事后看到这一
严厉的批评，非常赞同！

    但是，对于周恩来这样很严肃的不寻常的批评，总部里多数委员并不以为然，
没有认真的反省和检讨。无论在底下还是在会上，他们的观点是，革命不是请客吃
饭，只要是革命的需要，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越是简单、越
是直接、越是有效、越是一击中的的手段，就是最好的，都是可以使用的。谁要是
去考虑这种手段是高尚还是卑鄙，那就是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残酷与复杂，就是一个
糊涂虫。

    我对于这样的观点，从内心就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排斥感。我总觉得，目的固然
重要，达到目的的手段、方法也是同样重要的。要是用残忍的、卑鄙的、阴谋的手
段追求崇高的、伟大的、正义的革命目的，那么这个目的是否真的革命、真的崇高
、真的伟大、真的正义，就是很值得怀疑的了。

    在你死我活、你亡我存的军事斗争中，当然是要兵不厌诈，不能书生气十足的
。但是，我认为我们与王光美之间，那是路线斗争，是政治斗争，还不是敌我性质
的矛盾，怎么可以用这样欺诈的不光明的手段去达到“革命”的目的呢？即使性质
是敌我矛盾了，要是对方已经成了阶下囚了、失去抵抗能力了，也是要讲政策，不
能为所欲为的。难道只要冠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吗？

    我很明白我这种想法是妇人之见，是政治上的幼稚可笑，是宋襄公蠢猪式的愚
蠢，但是我的内心就是无法接受“为了革命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要那样
，我就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改造得不再是我自己才行。

    王光美在清华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甚至是罪行，要她回清华做检查，接受全校
师生的批判和声讨，这个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正当的、革命的。要是我处于蒯大富
的位置，我会不断地向中央反映清华师生强烈的革命要求。能不能揪回来，取决于
中央的全局考虑。如果中央不同意，我会向大家作解释，也会再次向中央要求。我
肯定不会采取与中央意见相左的行动，更不会采用这种不光明磊落的手段去“智擒
”。

    我当时想，蒯大富敢于按照非常理出牌，于是他成了红卫兵领袖。我比较循规
滔距，不会也不敢这样做，所以我最多只能成为他的一个下属。

    几个月来，我一直追随蒯大富。因为我认为他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他在政治
上的敏锐、果敢、勇气等等都是我所佩服的。即使发生了“智擒王光美”这件事，
我觉得在政治观点方面我与他并没有什么矛盾。但是，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我与他之
间好像在政治观念上有矛盾，在为人处世上存在差距。

    与战友、与伙伴、与朋友，不可能做到各方面完全一致的。与蒯大富存在着一
点差距并不影响我继续跟着蒯大富与他一起并肩战斗。只不过，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不再无条件地、全方面地向蒯大富靠拢了。我心里多了一份警觉。我有意识地与
他保持了观念上的距离，我要守住我最底层的观念。

    许多人只知道我在整风与干部问题上开始与总部有分歧、与蒯大富闹矛盾的。
其实，观念层面上的分歧是从“智擒王光美”这件事以后就开始了。

    事情总是一步步发展的，过程总是一页页展开的。几乎是与“智擒王光美”这
一事件同时，蒯大富开始反唐（伟）、反“八八”，我与蒯大富之间的分歧就显现
在政治观点这层面上了。

第九节　不赞同反唐（伟）反“八八”，开始在观点上与总部有分歧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三总部联合了。但是，组织上虽然联合成“井冈山兵
团”了，政治上的分歧、思想上的隔阂还是很大。联合前的各自整风并没有从根本
上解决这些分歧和隔阂。

    唐伟对兵团总部有批评的权利，这应该得到尊重。但对他的自动辞职，我认为
是一种轻率的、不利大局的、带有“分裂”倾向的行为，我心里对此很不认同。不
过，我并没有对唐伟进行公开谴责。

    "28团”就不同了，他们立即对唐伟进行反击。他们认为“唐伟等人反总部是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代言人，是陶铸在清华大学的代言人，是反动路线新的反扑”
。曾同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头头现为总部委员的刘泉更认为“唐伟是机会主义
者、是叛徒、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言人，想煽动群众分裂，整垮“井冈山”总
部……在我校，对待“井冈山”兵团的态度就是真革命、假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
”。蒯大富发表声明，认为“托派分子在趁机夺权”。

    对唐伟进行批评，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也认为唐伟是有错的。但是
，那样的高调和尖锐已经不是善意的批评，而是恶意的攻击了，这又是我不能同意
的。

    "28团”也好，蒯大富也好，他们要打压唐伟否定“八八”有他们的理由。因为
早在“八八”、“八九”对立的时候，蒯大富他们就对“八八”的软弱，对“八八
”不敢为蒯派公开平反表示不满。那时种下的不满种子，现在开始发芽、发酵了。

    令人惊奇的是，曾经是唐伟“亲密战友”的陈育延，在反唐、反“八八”中扮
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是她最早贴出“《唐伟同志在个人主义的泥坑中是不会有所作
为的》大字报，揭开了全校反唐战的序幕。”此后她坚定支持蒯大富和“２８团”
的立场，接连发表《彻底批判“八八”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路线》、《从“八八
”的成立看它的反动目的》等大字报，对“八八”全盘否定。看着陈育延的表演，
我大跌眼镜！太不理解了！

    对于陈育延为什么要如此作为，我是“局外人”，一直没想明白。连作为当事
人的唐伟，在这个问题也想了几十年！

    不管蒯大富、陈育延反唐伟的内幕怎么样，事实是，由陈育延带头否定“八八
”，“八八”最受伤（我也是其中一个受伤的小兵）。由陈育延带头反唐伟，唐伟
心最疼（我设身处地猜想的）。

    在“八八”时期，陈育延和唐伟一样，也是非常有威信的领导人。她鲜明的观
点、善辩的言词和爽直的个性，都在我们这些“八八”基层群众中留下深刻的良好
的印象。

    几个月之后，唐伟稍稍向右转，陈育延急剧向左转，两个人就这样分道扬镳、
各奔东西了。唐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大不如前，陈育延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是直线
下降。两位我曾经很钦佩的“八八”带头人，几个月以后竟会变成这样，令我唏嘘
不已！

    在“井冈山红卫兵”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是“八八”与“八九”在进行艰苦顽
强的斗争。我是持“八八”观点的，也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所以我对“
八八”是很有感情的。当然，我对它后来表现出来的软弱性和斗争不力也有不满。
这也成为我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原由之一。即便如此，“八八”的历史功绩是
客观存在，不能否定的。唐伟作为“八八”的最主要的头头，更不应该被当作托派
来攻击的。

    面对总部的反唐、反“八八”，“三纵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借着总部整
风的机会，反击的调门也越来越高。与唐伟一起辞职的“总部委员”朱德明说：“
蒯大富这个人不能洗温水澡，对蒯大富得用１００°Ｃ开水烫！”。这样极端说法
的大字报，我亲见过。当然，这也是极个别的。兵团总部与“三纵队”口诛笔伐、
恶言相加，谁也没有好听的话儿。

    那是一个唯我独革（命）、唯我独左（派）的年代。所谓整风，自己的错误尽
量回避，回避不过去就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别人的错误就使劲儿整，上纲上线的整
，很难做到心平气和、实事求是的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２８团”与“三纵队”刚发生内战的时候，“天安门纵队”基本保持沉默
，没有表态。后来，虽然我觉得两边都有错都该打板子，虽然我在大的政治观点方
面基本上是站在蒯大富这边的，而且我觉得唐伟有错在先，但是我还是认为，在兵
团总部与唐伟、与“三纵队”的矛盾纷争上，总部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因为现在“
井冈山兵团”已经掌了清华的大权，运动的主导权在总部这一边，矛盾的主要方面
也在总部一边。是总部把兵团内部矛盾的性质搞错了。

    我心里想，蒯大富你刚被工作组整过，掌权才几天，你为什么马上要去整别人
呢？这别人不是敌人，是曾经的战友呀！工作组撇下斗黑帮的大方向不顾而斗蒯派
是方向性错误，你现在放下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不顾而反唐伟、否定
“八八”，那不是也在犯着与工作组一样性质的方向性错误吗？

    我心里虽然觉得蒯大富反唐、反“八八”是错误的，无论从道理上还是从情感
上，我都通不过。但是要我站在“三纵队”一边对蒯大富公开谴责，我同样也做不
到。两边都有一些极端的言论，我都很反感。我不支持、不参与对唐伟的“围剿”
，我也不支持、不参与“三纵队”对总部的反“围剿”。对于这场兵团内部的窝里
斗，我看着，除了痛心，还是痛心。

    在１月中旬，当时社会上有一股“经济主义妖风”。为响应中央号召，清华“
大批革命师生去车站、工厂、外地宣传抓革命促生产。……四大纵队派的同学大部
分离校，杀向各地反击经济主义黑风。”我也带着“天安门纵队”的部分战斗组去
了太原。因为校内留有人，对学校里的形势还是比较了解的。到１月底，学校内斗
又起。我打电报给蒯大富，明确表示我反对反唐，反对否定“八八”。同行的王允
方等人认为仅仅打个电报表个态效果不大。我觉得有理，于是只身一人赶回学校，
当面劝说蒯大富别继续这样干，敦促总部诚心诚意地开门整风。蒯大富正在兴头上
，哪里听得进我的谏言？在总部与“三纵队”的矛盾上，我感觉我左右为难、深浅
不是。

    “天安门纵队”的好些战斗组后来的态度比我要明朗得多，他们没有我那么多
的顾虑。他们的基本倾向是站在“三纵队”的立场上批评总部，只是在批评的态度
上，比“三纵队”要和缓一点，没那么尖锐。我记得汲鹏曾经对我说过一句印象深
刻的话，他说：“老蒯今天否定这个，明天否定那个，这样下去最终会否定了老蒯
自己。”

    到２月初，蒯大富才意识到反唐、反托、反“八八”搞不下去了，这场闹剧戛
然而止。

    这当然与“三纵队”的坚决抵制有关，与兵团里为数众多的中间群众对此不满
有关，更重要的是，中央文革来干预了。中央文革办公室的阎长贵给兵团总部打来
电话：“我前几天来你校看了一下大字报，发现了你们反‘托派’，这是不对的，
不应该把矛头指向群众，而应当指向当权派，一般同学有错误缺点应当批评帮助，
反托派对本身不好，对团结也不好，请转告蒯大富”。蒯大富对中央文革的指示还
是言听计从，不敢顶风的。历时一个多月的反唐、反“八八”就此刹车了。蒯大富
在大会上表态说：“反托反唐错了，客观效果是不好的，但主观并没有把矛头指向
群众的意思”。

    蒯大富在“井冈山兵团”成立前的表现一直是可圈可点，应当基本肯定的。在
被工作组迫害的时候，他的勇气是非凡的，他的反抗精神值得大书特书。翻身了，
掌权了，成了多数派了，成了“执政派”了，全国扬名了，掌声四起了，被中央首
长青睐了，年轻的蒯大富随着他的政治地位从地狱火箭般地窜到天堂的变化，他的
思想也在悄悄地快速地起变化。蒯大富没有在工作组的大棒下打垮、压倒，现在，
在掌声和吹捧声中，蒯大富已经有点飘飘然、昏昏然、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了。犯了错误，他避重就轻、文过饰非，已经没有正视问题
、承认错误的勇气。我认为，蒯大富以后所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错误，就是
从反唐、反“八八”开始的。此后，蒯大富的所作所为乏善可陈，留下的是斑斑劣
迹。

    我非常为老蒯惋惜！

    很长时间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蒯大富一掌了权马上就要反唐、反“八八”
。过了好多年，知道了斯大林一上台也是把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一个个搞掉的。毛
泽东一建了国也是把高岗、彭德怀、刘少奇一个个搞掉的。同样的体制，同样的理
论，同样的路线，会做同样的事情。这样一想，蒯大富这样做就毫不奇怪了。手握
大权以后，以敌对阶级以代言人、代理人的罪名，清除异己，消灭盟友，建立极权
专制，都是一样的行径。当然，差别在于蒯大富无法与这些历史巨人相并提。在毛
泽东的眼里，他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小卒子。

    历史上“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之间的“旧怨”没有化解，
现今团派（兵团总部）与“三纵队”之间又添了“新仇”。唐伟不满蒯大富就辞职
并组织纵队，蒯大富向唐伟、“八八”开刀打击“三纵队”，造反派内部已经出现
了严重的分裂，团四两派的雏形已经形成。只是，这个时候所争夺的权，是对清华
文革运动的主导权，是大字报大喇叭的话语权，是对中间群众的引导权，是一种“
虚权”。而到围绕筹建清华革委会而展开的权力之争，则是在争实实在在的“实权
”了。

    从蒯大富翻身（以１０月６日蒯大富在十万人大会上宣读誓词为标志）才三个
月，从蒯大富掌权（以１２月１９日成立“井冈山兵团”为标志）不到一个月，蒯
大富就在如何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体现在“智擒王光美”和对周恩来的
批评上）、如何正确对待持不同观点的战友（主要体现在对唐伟对“八八”的态度
上）、如何正确对待自己（例如，已经开始造“以蒯大富为首的正确领导下”、“
响应蒯大富的号召”之类的舆论）等问题上开始犯错误。“三纵队”对此进行了针
锋相对的斗争，我在总部内部，后来也在公开的场合表示了与总部不同的观点。我
在观点上开始与总部有比较大的分歧了。但是我的态度还是比较和缓的。我认为这
是革命小将经验不足，是前进中的错误。我认为“三纵队”过于尖锐的批评或指责
不利于蒯大富改正错误。从情感上说，我与蒯大富还是要更近一些。只是，亲近的
距离在慢慢地拉大。随着干部问题上大辩论的展开，我与蒯大富之间的关系，就由
亲近而转变成疏远了。

第十节　干部问题上的大辩论，我与总部尖锐对立

    有着近两万名师生员工的偌大清华，大致可以分为五个群体。

    文革中，人数最多、热情最高、能量最大、冲劲最足的，首推学生。文革初期
，学生是清华文革的主力军，也是高校和全国文革的先锋队。

    另一个群体是教师。教师的年龄跨度很大。年龄大一些，就显得稳重或保守些
。青年教师，则显得相当活跃，但是活跃度远不如学生，因为教师已经是社会人，
与学生的身份不同。他们经历多，顾虑也多。

    还有工人群体，集中在后勤、车间、实验室等地方。由于人数相对较少，写大
字报和辩论的能力较弱，在知识分子成堆的清华园里，影响力有限。

    研究生是一个比较小的群体，介乎于高班学生与青年教师之间。人数虽不多，
却具有相当大的能量和水平。工化系的“不怕鬼”、土建系的“揪要害”都是闻名
全校的战斗组。

    最后一个极其重要的群体，就是干部。

    清华的干部队伍，按级别可分上层、中层、基层三部分。

    上层干部是党委正副书记，才几个人。中层干部是指学校部、级处级和系这一
级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校级科室及系教研组这一级的都属于基层干部。

    从１９６６年６月９日得知蒋南翔被停职反省、工作组进校开始，干部队伍就
受到了群众运动的极大冲击。甚至有不少与学生接触最频繁最密切的辅导员，也有
被学生游街、批斗、殴打、戴高帽子。按说，辅导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干部。

    工作组进校五十天所做的两件大事，除了反蒯就是整干部。

    一进校，工作组先把干部统统赶上楼。这不稀奇，是工作组的传统做法。

    从６月２４日反蒯开始到７月１８日紧急刹车，反蒯成了工作组的第一要务。
这段时间工作组已经忙得顾不上大整干部了。客观上，蒯派们替干部们挡了不少拳
脚，让他们稍稍喘了一口气。

    反蒯紧急刹车，又开始斗黑帮整干部。不过才十天左右时间，工作组就滚蛋了
。
    工作组撤走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在批判它对学生的镇压上，为革
命造反精神平反。

    经过几个月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般的洗礼，干部们已从最初的惊恐迷茫中缓过
神来。对大多数基层干部的冲击本来就不算太厉害，他们事实上已经自己解放了自
己，群众不再与他们为难。

    虽然中层干部也在努力争取自我解放，纷纷要求与红卫兵小将在一起，在战斗
中得到新生。但是他们还没有得到群众的谅解，没有得到“解放”。上层干部个个
都是黑乎乎的黑帮身份。

    早在１９６６年的１０月中旬，就有“揪要害”战斗组贴了大字报，认为一下
子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是错误的。此后，又写了《再谈是谁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的
》、《解放黑帮》等大字报以及《你知道我校有多少“黑帮”吗？》的调查报告。

    老实说，我的思想没有那么敏锐。对于干部问题，在那个时候我一点意识都没
有。

    这以后，陆续有不少大字报谈干部问题，但是没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因为那
时的焦点在大联合、整风以及此后的反唐反“八八”的争论上。

    等到反唐反“八八”告一段落，等到外地省市有的已经成立“三结合”的红色
政权（革委会），学校运动的中心开始转到干部问题上来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２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
社论。这篇社论对全校师生的震动较大，它正式把运动重点引向干部问题。

    工作组撤走以后，学校的权力处于真空状态，运动也处于无组织领导的状态。
每个人思考、判断、决定的主要依据来自下面几个方面：一是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以
及中央文件。这被认为是最权威的，不容怀疑必须紧跟的。二是两报一刊社论。这
也被认为是代表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声音的。三是中央首长讲话。因为各个中央首长
讲话的调子并不完全相同，譬如周恩来的讲话与中央文革的讲话有较大的差异。即
使同为中央文革的成员，讲话的分寸、轻重上都有点不同。再加上已经有今天在台
上大紫大红明天就被打翻在地的先例（如陶铸），所以每个人对中央首长的讲话，
基本上都是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之。合我心意者就听之，拥护之，不合我心意
者就忽略之，甚至反对之。

    《红旗》这篇社论之所以会产生那么很大的反响，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合民心
合时宜的大问题。

    以红卫兵为标志的青年学生在文革初期表现出敢冲敢打的精神，起了先锋的作
用。但是要建立新的权力机构，仅仅只有红卫兵小将是不行的。在未来的新政权中
，革命干部是不可或缺的。

    于是，解放干部，即解放那些在运动初期被冲击现在已经有了认识有了觉悟的
干部，让他们从运动的对象转变成为运动的动力，并为以后结合进领导班子做准备
，是这阶段的重要任务。

    要解放干部，首先必须要正确地分析干部队伍。而这，又离不开对文革前十七
年教育战线基本形势的估计。

    毛泽东认为在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占着统治地位。所以，要批判刘
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必然会涉及到如何对干部在这十七年来的的表现、定
性的问题。这是一个统称为“十七年”的问题。

    而要批判刘少奇这五十天里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必然会涉及到对干部
打击一大片这个严重后果。这是一个统称为“五十天”的问题。

    围绕着这些问题，各个战斗组、各个纵队等战斗团体、各个知名的有影响的人
物都用大字报或者集会演讲等形式来阐述各自的观点。各层干部们对于关乎自己的
政治生命和今后前途命运的干部问题更是格外的关注。

    中层干部纷纷出来亮相，表示要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连刘冰这样的上层干部也贴出《热烈欢呼〈红旗〉第四期社论发表，永远跟着
毛主席革命到底》的大字报。他说根据自已知道的情况，还不能做出蒋南翔是阶级
敌人的结论。这样的表态当然引来一大批大字报的强烈批判。

    对学校原校级领导及中层干部的亮相，许多战斗组都纷纷表示了自己的观点，
并且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正在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３月３１日，《红旗》杂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
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
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这调查员文章是毛泽东亲自
修改过才发表的。

    这篇以清华大学为典型素材的调查报告，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投落在清华的上空
，造成了一次更大的冲击波。

    尤其是因为这篇调查报告是伟大领袖亲自修改批准刊登的，清华园里的欢呼声
更是高过以往。

    虽然兵团总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由总部委员陈继芳负责的“二办”（干部办公室
）来处理干部的问题，对不少亮相的干部也表示了积极的支持。但是，总体上，兵
团总部对《红旗》第四期社论发表后的形势跟得不紧，贯彻得不力。

    要说，兵团总部对打倒刘少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来是很积极，跟得很紧
的。１２。２５大行动和１。６揪王光美都是明证。对这篇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利器的《红旗》调查员报告，它也应该是热烈欢呼、坚决拥护、认真贯彻才合
情理。

    可是，令人惊奇的是，由“２８团”中的一些战斗组写了一篇《〈红旗〉杂志
调查员文章欺骗毛主席罪责难逃》的大字报，认为“游街一大串是革命的群众运动
，好得很！……《红旗》调查员的文章和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唱反
调，丑化了革命群众运动。”

    这篇大字报同样具有爆炸性。因为它不仅宣称游街一大串好得很，而且公然与
毛泽东钦定的《红旗》杂志调查报告唱反调。这不是公开地与中央的指示唱对台戏
又是什么？

    尽管总部立即发表声明，宣称《罪责难逃》这张大字报是根本错误的。尽管相
当多的团派战斗组和团派群众并不同意这张大字报的观点或者有所保留。但是因为
写这张大字报的战斗组都是属于团派的骨干战斗组，总部无法与它撇清关系。事实
上，依我看来，《罪责难逃》这张大字报所表达的正是相当一部分团派骨干真实的
内心思想。以造反有理起家的蒯派，热衷于过激的革命行动，对否定“游街一大串
是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言论，他们有一种本能的不满和抵触。

    围绕着关于干部问题的大论战（这论战从１９６７年年初开始，在三四月份达
到高潮，以后以不同的形态一直持续到１９６８年下半年的七二七），两种观点的
分歧慢慢变得清晰起来。随之，团派与纵队派这两大阵营在论战中自然形成。

    团派从毛泽东的许多语录中找到答案，认为十七年的教育路线是修正主义的，
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广大的干部都是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所以
，对这十七年必须要来一个大翻个儿！对旧清华必须彻底砸烂。这就是“彻底砸烂
”论的主要论点。

    纵队派同样也从毛泽东的不少教导中找到答案，认为十七年来毛泽东思想的光
辉同样照耀在教育战线上，成绩是主要的，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只是一小撮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广大的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这就是“红线主导”论的主要
论点。

    在这场大辩论中，双方引经据典，调查分析，力图证明只有自己的论断才是真
正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在当时的辩论中，抓住有利于自己的毛主席语录，片面的做有利于自己的理解
，把对方的观点推到错误的极端，这些都是常用的手法。譬如纵队派认为“彻底砸
烂”论就是要否定十七年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成绩，就是为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翻案，
所以把团派说成是极“左”派。而团派则认为纵队派是包庇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
主义路线，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把纵队派说成是机会主义的右派。双方都
不怎么关注、不实事求是地承认对方的论点中包含着合理的正确的成分。

    我在整风与反唐、反“八八”这件事上，已经与总部不唱一个调子了。在干部
问题上，虽然我自己也比较迟钝，但我对总部更迟钝的反应感到不满，对《罪责难
逃》大字报的出笼非常反感。我认为纵队派在干部问题上是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
做得比总部好多了。

    这期间，我写过不少大字报。我坚决拥护《红旗》调查员的文章，支持纵队派
在干部问题上的观点，批评总部在干部问题上表现迟缓、行动不力。但是，我对刘
冰这样的校党委主要负责人的表态也表示出高度的警觉。我曾发表声明，认为“刘
冰亮相是反扑”［４－P142].我对解放干部的认识只限定在清华的基层、中层
干部。像刘冰这样清华党委的第二号人物，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修正主义教育黑线上
的代表人物，是走资派，属于打倒之列，根本谈不上什么解放。

    在关于干部问题的辩论中，“天安门纵队”逐渐成了“三纵队”的同盟军，很
自然地融合进纵队派的阵营里。我也常常成了“三纵队”头头们聚会的座上客，与
他们打得火热。

    与“三纵队”的关系热，必然地，与蒯派的关系就凉。

第十一节　《多数赞》无人喝彩，《少数赞》时过境迁受批判

    蒯派掌权以后，不少人向我提建议：老孙，我们现在已经变成多数派了，再写
一篇“多数赞”赞一赞吧。

    在我写《少数赞》的时候有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和冲动。但是此时，我并没有
写“多数赞”的一点点念头。因为在总部里都有好几个人鼓动我写，老蒯也曾对我
提议过，我盛情难却，只好硬着头皮写了一篇《革命多数赞》，算是《革命少数赞
》的姐妹篇，贴出去了。

    后来，《井冈山报》以“第一湘江”的名义将此文更名为《革命少数掌权赞》
，刊登于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４日的第四版。这一天，正好是“井冈山红卫兵”成立
半周年纪念日。这一期中，第一版发表了蒯大富的《井冈山人永远忠于毛主席——
庆祝“井冈山红卫兵”成立半周年》，我的这篇文章与“冲霄汉”的《井冈山人赞
》一起发表于第四版。

    文章虽然不长，完全引录没多大必要，摘录几小段如下：

    地位改变了！显赫十七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被拉下了马，永世也不
得翻身！
    地位改变了！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等大小政治扒手不过是清华政治舞台上
匆匆过往的政治小丑，一个个地被揪了出来，现出保皇的丑恶原形！
    地位改变了！那些被蒋南翔视为“个别捣蛋”“不好摆布”，被工作组打成“
反革命”“蒯氏人物”的革命小将掌权了！他们发号施令，“俨然”是清华园的主
人！
    …………
    历史把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
    是谁，识破校党委种种阴谋诡计，高举“反蒋”的大旗，把斗争的锋芒直指蒋
南翔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是谁，在王光美的法西斯统治下，负着种种反革命的罪名，用鲜血抒发对毛主
席最最深厚的革命豪情？
    是谁，蔑视修字号的清华大学红卫兵的白色恐怖，独树井冈山大旗，向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发起了最致命的攻击？
    又是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
英雄气概，揪出了中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刘少奇？
    正是革命小将！
    ……
    他们从少数转化为多数！
    他们从否定得到了肯定！
    他们从无权变成了有权！
    地位改变了。但是，革命小将们：
    他们分得清社会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这边，向刘邓黑
司令部发起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他们分得清头脑中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坚决夺“私”权，让“公”字对“私”
字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砸烂了旧制度，正在建立革命新秩序！
    他们参加着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同时又在用最美丽的图案来描绘共产主义光
辉夺目的图景！
    ……
    让那些以不犯错误为荣的庸夫俗子去自豪，去自鸣清高吧！
    让阶级敌人去咆哮，去狂跳，去发抖吧！
    有毛泽东思想太阳般的光辉——塌不了天！
    有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陷不了地！
    这些用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壮大的革命小将，井冈山人——新的无产阶级当权
派，像矫健的海燕，迎着暴风雨的洗礼，朝着东方的旭日展翅高飞，前程无量！

    这篇赞扬少数派掌权的文章有点类似于当今社会常见的庆祝××周年纪念歌功
颂德的应景文字一样，没多少新意，通篇是大话空话还有气壮如牛的豪言壮语。记
得原稿里还说了几句掌权了的少数派更要团结大多数，更要把握斗争的大方向，更
要严格要求自己，真正为革命而掌好权、用好权之类的议论。这是我这篇文章中因
为对蒯大富对“井冈山”的忧虑而最想说的话，很遗憾，在发表的时候被删除了。

    对于蒯派而言，在落难的时候，《革命少数赞》是雪中送炭，是情绪低落情感
脆弱时的互相慰藉；现在蒯派翻身了，《革命少数掌权赞》只不过是锦上添花，是
众多庆贺声中的一次鼓掌。地位不同了，感受也完全不一样。所以，这篇大字报贴
出后，基本上是无人问津，无人叫好，很快就被淹没在新的大字报中也就不奇怪了
。

    这些掌了权的蒯派们，心中更愿意听到对往日与工作组斗争英勇业绩的讴歌赞
扬，对红色“井冈山”的倾力支持，而不是逆耳的告诫和不入调的提醒。

    在总部里，我不敢说自己是头脑最清醒的总部委员，但我敢说，我是最不敢自
夸最革命的总部委员。可能是我一直对自己政治上的不自信，所以我比别人要更多
检点自己的言行。我在文章里提出了要夺取自己脑子中“私”字的权，提出革命小
将以后还会犯错误。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与蒯大富之间在
观念上的差距越来越大。我曾对王允方谈起过，在政治勇气、政治智慧、政治嗅觉
、政治手腕等方面，我比蒯大富差得太多。而在思想观念和道德修为方面，我说我
感觉蒯大富“根基比较浅”、“基本功不扎实”。我当时没敢说“修养不够”。因
为“修养”一词已经被批成修正主义的货色，是个贬义词了。

    我与老蒯离心离德的言行，我与总部或明或暗的唱反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部
分团派群众对我的不满。

    很有意思的是，在蒯派被工作组迫害受压的时候，我因为那篇《少数赞》被他
们引以为知音。而当我成了总部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并且与“三纵队”搅和在一起
的时候，这些昔日的战友对我已经有点无法忍受了。

    １９６７年三四月份，作为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部分，刘少奇的
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被大张旗鼓地批判。

    在群众揭批“黑”《修养》的时候，我的《少数赞》也被“联系实际”，捎带
着批了一把。

    在《少数赞》中，有这样的一些文字：“当他处于少数时，也可能是他的个人
杂念会猛抬头的时候。什么委曲、误会呀，什么打击、帽子啊，什么前途、命运啊
，……都会冒出来。他必须不疲倦地进行自我革命。当他发现自己少数观点是错误
时，勇于向真理低头，修正错误，而决不能固执己见，或羞羞答答。不敢认错，更
不能文过饰非！”

    有个战斗组就批判上了：这腔调完全是刘少奇的修养嘛，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
革命者在战斗的时候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私心杂念呢？

    有的大字报据此断言：孙怒涛本来就是一个深受刘少奇黑《修养》毒害的修正
主义苗子，是个典型的修养派！

    那时，我的心理素质已经很能承受大字报点名批判的“礼遇”了。对这些，我
认为都不值得理睬，所以就一笑了之。

    想当年，我与班上的许多同学一样，在学《毛选》的时候，这本《修养》也是
当做与“老三篇”５７一样的经典著作，研读了多遍的。我并没有去学习后来被批
判的“吃小亏占大便宜”之类的市侩哲学，也没有看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修正
主义货色，而是秉着革命者应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目的
去学习去研读的。《修养》给我最深的影响就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所以，这些批
评者认为我深受刘少奇“黑”《修养》的毒害，这话虽然不中听，倒也是基本不错
、入木三分的。

    绝大多数团派群众，总部的大多数委员，尽管与我在看法上有分歧，观点上有
争论，但是彼此相处，态度依然还是比较友善的，并没有把我当做另一个唐伟。

    不过，也曾经发生过很尖锐的冲突。

    ３月１０日，“在大礼堂召开整风大会，对总部组织路线进行整风。孙怒涛发
言，提出要罢刘泉、陈育延、张云辉、邵凯胜的官。”

    总共才二十人左右的总部委员，我为什么要一口气同时罢免四个？我现在已经
想不起具体的原因了。依稀记得要罢刘泉、陈育延的官，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八
八”的头头，却带头反“八八”，我对他们的这一做法很反感。至于张云辉和邵凯
胜，我并没有与他们有任何不愉快的过节，仅仅是因为他们与蒯大富关系密切，他
们在总部里的作用不大，蒯大富拉他们入总部，有任人唯亲的嫌疑。

    如果我只提议罢陈育延或刘泉一个人的官，说明我多少还有一丁点儿政治头脑
和斗争策略。可是我提出要罢免四名总部委员的官，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太没有道
理了、太愚蠢了？我是成心在给自己树敌，成为众矢之的，最后一个都没罢免成。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那时候的我，头脑的简单、思想的幼稚、行为的孟浪，简直可笑
之极！

    对我的罢官动议，其他的几位当事人没有回应。只有陈育延，这个敢说敢做性
格爽直的人，她毫不示弱地马上对我进行反击。她“贴出大字报《井冈山兵团内部
在酝酿着修正主义复辟》，认为总部右倾，有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认为应将孙怒涛
轰出总部。”

    正当我们俩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还是“２８团”著名的战斗组“打落水狗”
、“冲霄汉”等说了几句公道话。他们认为“孙怒涛在敌人反扑时提出罢陈育延、
刘泉、张云辉、邵凯胜四个革命小将的官，是书生气十足的表现，我们不同意，但
也不同意把孙怒涛拉下马！”

    蒯大富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很宽容，也显得比较公正。他既没有批评谁也没有
指责谁，既没罢谁的官也没把谁轰出总部，悄无声息地平息了这出由我引发的总部
内讧。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２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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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五）

                              ·孙怒涛·

〔上接ｚｋ１３０６ｃ〕

第六章　在高压下抗争的“４１４串联会”（１９６７．４—１９６７．５）

第一节　“４１４串联会”首次行动是强夺总部广播台，极不光彩

    在整风和干部问题这场大论战中，有一批隶属于纵队派的战斗组，如沈如槐的
“千钧棒”、陈楚三的“战地黄花”、孙怒涛的“第一湘江”、汲鹏的“轮机兵”
、倪振伟的“二万五千里”、尹尊声任彦申的“刺刀见红”、黄瑞和的“不怕鬼”
、周泉缨的“云水怒”、段云富的“巴黎公社”、高季章的“锷未残”、宿长忠的
“翻腾”、张雪梅的“八八探照灯”、刘万章的“红色小老虎”、郭仁宽的“暴风
骤雨”、任敦渭的“第一红五星”、李贵芝李伯川的“人民万岁”以及“从来急”
、“风雷激”、“争朝夕”、“鹰击长空”、“曙光初照”、“八八春雷”、“１
３５６”、“开新宇”、“第一靠舵手”、“第一换新天”、“第一高举红旗”等
，他们观点鲜明、影响较大，成为纵队派的代表。

    由于观点比较接近或一致，因此就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形势、交流信息、分析动
向、切磋对策。

    当时大家一致的感受是，尽管这些战斗组的能量很大，战斗力很强，已经在一
定程度上对全校运动的大局有影响，也得到相当多师生的支持和赞同，但是，与已
经上台掌权，既得到中央文革支持和社会承认又掌握了学校全部资源的总部相比较
，那就显得势单力薄，无法抗衡了。

    "28团”和纵队派的“四纵一团”（“天安门纵队”、“八八纵队”、“东方红
纵队”、“毛泽东思想纵队”、“毛主席警卫团”）是在“井冈山兵团”成立前后
成立的。１９６７年３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要求解散跨车间、跨班组
、跨系、跨班级的组织，按行政系统实现大联合的社论。兵团总部以此为契机要求
解散纵队，回班级闹革命。“２８团”率先响应，“天安门纵队”、“毛主席警卫
团”跟随其后也宣布解散。其他“三纵队”硬撑了好几天，到３月１１日，不得不
也宣布解散。

    从３月中到４月中这一个多月里，没有纵队支撑的“纵队派”与兵团总部在干
部问题上的激辩，都是以战斗组形式进行的。“纵队派”一方面深感兵团总部对清
华运动的领导特别是对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很不得力，有时成了运
动深入发展的阻力，另一方面又痛感“纵队派”自从各纵队解散以后，力量分散，
单体弱小，难以协调，无法用一个声音发出最强音。怎么办？经过多次串联协商之
后，认为唯有再走联合之路，才是唯一的出路。

    最初密谋搞一个串联会的是原“八八纵队”、“东方红纵队”、“毛主席警卫
团”的头头和骨干。他们商量有了初步意见后再找“毛泽东思想纵队”和“天安门
纵队”协商。就这样，由二十多个战斗组作为发起单位，决定成立“彻底批判干部
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联会”。

    因为串联会的名称实在太长，而成立的时间定在１９６７年的４月１４日下午
，所以有人提议这个串联会简称为“４１４串联会”，获得大家的一致通过。

    广东话“８”就是“发”、“４”就是“死”之类的彩头和忌讳都是八十年代
以后才流行开来的。以日期作为组织名称，这在当年是常见的现象。至于４１４成
立以后有人把“４１４”写成是“四幺四”、“死要死”、“试一试”等等，都算
是派战时期或调侃或贬义的４１４别称吧。为什么不选更早一天或晚一天，别无更
多深意，是水到渠成而已。

    在西主楼３－２０８教室，出席“４１４串联会”成立大会的“有７００余人
，代表２５０余个战斗组。陈楚三主持大会，刘万章、谭浩强、傅正泰、魏洪波、
唐伟、孙怒涛等人轮流发言”，并顺利通过了预先准备好的《４１４串联会第一次
大会决议》。

    当晚，总部在大礼堂召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力来自何方”
的辩论会。“４１４串联会”参加了辩论会并在会上宣读了第一次大会决议。散会
后已近夜深。之后又在北院的一间教室里召开４１４发起战斗组组长会议。

    那段时间，大家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怎样推动干部问题上的大辩论，怎样应对
兵团总部的压制上。在成立“４１４串联会”的过程中，许多问题都是以协商办法
决定的。串联会本来就是一个虽然规模比纵队要大，但是比纵队更为松散的组织。
这次战斗组长联席会议上，这个会上，有没有讨论“４１４串联会”的领导班子，
或者讨论到什么程度，这点存疑。我并不记得讨论“４１４串联会”的一把手问题
。当时的形势、氛围以及时间都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条件。

    但有一个议题肯定讨论了。会议过程中，有人提到了总部广播台拒绝广播“４
１４串联会”成立的公告和海报。一说起这事，大家心里都愤愤不平，很是有气。

    在大字报区，“纵队派”完全可以与兵团总部相抗衡。“纵队派”大字报的质
量与数量常常占优。但是大字报一定要有人前去观看才有效果。而且，有些精心写
作很有分量的大字报，贴出去不到一二天甚至才几个小时就被人用粗制滥造的大字
报或者直接用大标语覆盖了。这是大字报的短处。一想到这，非常郁闷。

    大会辩论，也要由总部组织才能开得起来，因为场地和扩音设备全掌握在总部
手里。曾经有过几次辩论会，总部往往处于下风，所以，有时总部对“纵队派”要
求大辩论的叫板，宁愿缩头，也不开辩论会。

    最有影响力的当然是全校的广播系统了。广播可以从清晨一直到深夜不间断地
叫唤。即使在吃饭时，休息时，那高分贝的喇叭声直灌耳朵，你不想听也得听，无
处可躲，无处可逃。

    总部手里有广播，４１４手里没有广播。总部独霸着最强有力的舆论宣传工具
，发出的都是总部这边的声音。

    所以，会上一说起广播，与会的人莫不情绪激动，认为兵团总部的广播台应该
播发不同观点的稿件，不能只有代表总部的一种声音。

    有人提议：把总部的广播台夺过来（名曰“暂时接管广播台”），以此向总部
表达要求彻底改组广播台的强烈诉求。这提议像是一针兴奋剂，大多数人都很感兴
趣，表示这是个好主意。

    我想，要是从总部手里把广播台强夺过来，肯定要引起严重冲突的。这只能激
化矛盾，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我明确表示反对强夺广播台。

    马上有人将了我一军：“老孙，那你说怎么办？难道我们就这样忍气吞声永远
被总部压制着不发声吗？”

    强夺广播台是不对的，是不应该这样做的。要是强夺，就是我们在用不讲理的
办法对付总部的不讲理。这是我的直觉。但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好的主意既能冲破总
部的压制又不至于激化矛盾。既然我提不出一个能让大家都接受的比强夺广播台更
好的方案，于是只好闭嘴不再讲话。

    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要能集中正确的意见，说服貌似有理的不正确意见，会出好
的点子。我只能辨别强夺广播台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我说服不了大家，也想不出
好的点子。所以，我不是一个有能力的头头。

    多数与会者都支持这一行动。我印象中，沈如槐等先前是“三纵队”的那些战
斗组长最积极。只有极少几个先前是“天安门纵队”的战斗组长表示反对或没表态
。串联会的议事决策规则就是按多数人的意见办事，多数同意了就算通过。既然大
多数同意，于是就开始具体行动的策划。

    我听着他们的策划，既没有再吭声，也没有退席以示不满。对于他们即将实施
的行动，我当然不会参加。

    我至今仍然不知道强夺广播台的行动是会上的临时动议，还是有几个战斗组事
先已经有过密谋拿到会上来讨论的。总之，这是一次由“４１４串联会”多数战斗
组长同意、以“４１４串联会”的名义组织实施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
的行动。

    会议最后决定在第二天中午趁人不备之时，派一支小分队强行接管在明斋的总
部广播台。会上落实了要接管的人员以及准备要广播的稿件。

    这个会议一直开到很晚才结束。

    尽管我不赞同这次行动，但毕竟是“４１４串联会”的第一次行动，而且是极
有可能发生冲突的行动，我非常挂心，惴惴不安。

    第二天中午时分，我一直在三院后西大操场东的那块操场上徘徊。这天中午我
没心思吃饭就跑过来了，眼睛不时地瞄向明斋，遥望着那里的动静。我心神不宁，
十分忐忑。我不知道今天的冲突会是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结果。我甚至不知道
我到底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知道我不希望什么样的结果，那就是不希
望打斗、不希望受伤、不希望流血。我当时还闪过盼望这次行动因为某个意外的原
因而取消了的念头。

    突然，全校的大喇叭中断了正常的广播。接着，传来了另一个广播员播出的《
４１４革命串联会就暂时接管井冈山广播台告全校革命同志书》。这是“４１４串
联会”强占广播台前预先准备的广播稿。稿子还没广播完，又戛然而止。过不了一
会儿，看到明斋东南门口围着一大群人，不断有人从门里踉踉跄跄地被挤推出来。
我知道这次偷袭、强夺广播台的行动已经失败，我不忍心再继续旁观惨不忍睹的失
败，懊丧着回１２号楼的宿舍去了。

    接下来的一幕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参加，是后来有人绘声绘色给我讲述的：

    这支失败了的偷袭队伍并没有灰溜溜地做鸟兽散。在现场的４１４负责人把这
支凌乱的队伍集合起来，先在明斋前开了４１４第二次串联会，接着以悲壮之师的
形象在西大操场、大礼堂区游行，一路高喊反对总部压制言论自由要求改组广播台
的口号。沿途有不少同情４１４的师生加入，最后居然集结起一二千人，再沿着二
校门前的东西干道一路游行到主楼前广场，开了一个颇有声势的４１４第三次串联
会以后才结束。

    事后，４１４的头头们沾沾自喜地用坏事变好事来总结这次行动。虽然具体的
行动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在锻炼队伍、扩大影响、凝聚人气上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我在以后的一次４１４会议上，也说“４．１５行动是一个失败的行动，但却是一
个革命的行动”

    显然，我当时是站在派性立场上，用“革命的行动”为４１４群众鼓气，只是
掩盖错误的一种自我安慰。

    自文革开始以来，冲突已经多次。８。２４的红色恐怖，那是自称最革命的“
清华大学红卫兵”针对“妄图翻天”的“阶级敌人”的。主席台上争抢话筒、彼此
推搡，那也都是在公开场合情绪激动时的过分表现。一个下属的群众组织对其上一
级组织的要害部门进行偷袭强占，这在清华文革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团四两派的关
系史上也是第一次。就性质而论，是极其恶劣的。

    幸亏当时还没有武斗的氛围。４１４是赤手空拳去强夺的。广播台没有设防，
团派也是赤手空拳把４１４的人挤兑出来的。这一次事件，有人说是武斗，有人说
是冲突。这肯定不是文斗，硬要说是武斗也未尚不可。但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这
是一次严重的群体冲突。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要故意减轻这次冲突性质的恶劣。武斗
不就是这样一点点一步步地升级，从徒手到器械，从长矛到真枪实弹演变而成的吗
？

    这次冲突的原因和责任，双方各有各的说法。４１４声言，总部的高压政策是
造成这次冲突的根本原因，总部应承担全部责任。总部当然把原因和责任全归于４
１４方面。

    我认为总部对不同意见的群众实行高压政策是极其错误的。但是这并不构成４
１４强占广播台的理由。４１４要求总部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它属下的每一个群众组
织，不得歧视，更不得压制。４１４的要求是合理的、正当的。但是，如果以不合
理、不正当的手段来表达合理正当的诉求，那么要求的合理性、正当性就会大打折
扣，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４１４企图以过激的方式达到改组广播台的目的，也就
是想以暴力手段实现一个具体的政治目标。这样的思维是完全不可取的。

    以暴制暴，其结果是暴力升级、矛盾激化。想以这样的方式让蒯大富改正压制
不同意见的错误，效果恰恰相反。蒯大富当天就宣布“４１４是非法组织，反革命
复辟逆流的一部分……命令广播台不准广播４１４一切文章”。４１４以自己的错
误“引导”蒯大富去犯更大的错误。这虽非４１４的主观故意，客观效果看上去很
像是如此。

    这件事情也惊动了中央文革。４１４要求向谢富治汇报而遭拒绝。４１４成立
后的第一次行动就让自己在中央首长面前丢失了印象分。

    这次冲突是谁挑起的？是４１４！谁该负主要责任？也是４１４！

    长久以来，许多团派群众始终对４１４强夺广播台这件事耿耿于怀。这也难怪
，因为“４１４串联会”的成立标志着“井冈山兵团”内部组织上公开出现了一个
反对派，４。１５强夺广播台的行动开创了用暴力解决政治问题的极坏先例。

    ４１４方面，在其后的派战中对强夺广播台的错误行动，没公开承认过，检讨
过。对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和深远影响认识不足，没有深刻的反思。这是很不应该
的。

    老实说，在“４１４串联会”成立的当天所组织的第一次行动竟然是强夺广播
台，这是我事先没想到的，也是我心里一直极不舒服的。我当时虽然表示了一个反
对的态度，也没参与这次行动，但是事后我为了４１４的派别利益竭力美化这一行
动。长期以来，我的认识一直是很肤浅的。

    ４１４没有自己的广播台，犹如一个人没有喉舌般的痛苦。此后十几天，参加
４１４的一些老师自发捐款购买广播设备筹建４１４广播台，有的捐几十元（相当
于一个年轻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有的甚至捐几百元（相当于一个家庭多年的积蓄
）。５８这让我们这些没有工资收入的学生们极为感动。就这样，４月３０日，４
１４终于有了自己的广播台。

    我在４月１４日那晚想不出的办法做不到的事情，４１４的群众就这样帮我们
解决了。

    这件事情以后，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这样评论蒯大富、沈如槐和我的表现：

    说蒯大富：受压的时候讲理，掌权以后就常常不讲理。
    说沈如槐：你讲理我也讲理，你不讲理我也敢于不讲理。
    说孙怒涛：你讲理我也讲理，你不讲理我只好闭嘴不再讲理。

    对蒯大富、沈如槐如此这般的评论我不知道是不是合适，感觉是有点过分了。
但是对我的评论，我觉得虽不是全部至少在不少时候确实是这样，很形象、蛮到位
的。当然，具体到强夺广播台这件事情上我后来闭嘴不说话，并不是因为主张强夺
的人对我不讲理，而是我的理不足以说服对方的理因而我只得闭嘴了。

第二节　身兼三重身份，同是两派要员

    从“井冈山兵团”成立以后，在清华的政治舞台上，我成了一个活跃分子。

    我有三重身份：

    我的第一重身份是“第一湘江”的组长以及“天安门纵队”的主要负责人。这
是我的“山头”，我的根基。“第一湘江”和“天安门纵队”因为经常发表一些篇
幅较长、观点不太偏激、态度比较平和、较为说理的大字报，因而在校内有比较大
的影响。３月初，积极响应总部的要求，“天安门纵队”解散了。在“４１４串联
会”成立以后，我们把原“天安门纵队”的战斗组又串联起来，成立了“三七战团
”，与“三纵队”解散以后又成立的“东方红战团”相呼应。

    我的第二重身份是兵团总部核心组委员。凡是通知了我的总部会议我都参加了
。这使我与其他总部委员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对总部的各项决策的背景和
过程也知道得比较清楚。我经常在全校的大会上露面，或主持会议，或发表讲演。
大字报、大喇叭上也经常看到听到我的名字，偶尔还会成为某一事件的焦点或争议
人物。

    我的第三重身份是“４１４串联会”的负责人之一。不仅参与了“４１４串联
会”的发起，也是“４１４串联会”负责人中唯一的一位总部委员６０。因为在整
风问题上，在干部问题上，我与“三纵队”的观点比较接近或一致，所以经常与“
三纵队”的头面人物开会讨论，对他们的个性和为人有了比较多的了解。等到４１
４总部成立以后，我成了４１４总部的核心组成员。当然，到那时我就不再是兵团
总部的委员了。

    在兵团总部内部，我是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就是说，我的观点与总部其他
委员的观点，彼此都是很清楚、很明白的。但是我又不是一切都与兵团总部对着干
的“反对派”。在不少事情上，我与总部的意见是一致的。譬如，我也坚决支持把
王光美揪回清华批斗。当中央决定王光美回清华接受群众批斗后，我虽然没负责具
体工作，但是总部每次开会讨论研究批斗王光美，我都参加了。４月１０日那天在
中央主楼前广场召开的有三十万人参加的揪斗王光美大会上，我就坐在主席台前排
最东边的那个座位上。

    明知我已经与兵团总部离心离德了，明知我与“三纵队”明来暗往、内外呼应
，蒯大富仍然把我留在核心组内而没有一脚踢开，每次总部会议仍然通知我参加。
甚至当我成了“４１４串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蒯大富一直误以为我是“４１
４串联会”的一把手），总部的重大决策都没有回避我。在这一点上，蒯大富对我
还是显得宽容有雅量的。

    几十年以后，蒯大富当面对我说，那时总部对我的压制是不对的。老蒯此话意
在反思。其实，平心而论，我当时在总部里虽然感到有点压抑，但是并没有被粗暴
地压制。

    在总部开会议事的时候，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会有争论的。我在兵团总部里是
明显的少数意见甚至是个别意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不采纳我的意见那也是很正
常的。随着兵团总部与纵队派、后来是与４１４的分歧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大，
我也慢慢地失去了在总部会议上与其他总部委员喋喋争论的兴趣。因为，一来，我
的观点在大字报或者大会上都是公开的，彼此都明白，谁也说服不了谁，再争论也
不会有什么结果。二是我不擅长于即兴辩论。这需要机敏。我脑子转得比较慢，往
往需要思考后再想着怎么去回驳，而且往往需要拟成提纲以后才讲得有条理。一对
一的面对面辩论，我尚且应付不了，更别说我要与总部里那些特有辩才的同僚辩论
了。所以，在后期，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一般都把我不赞同的观点尽量记下来，以
免忘记，以备反驳。鲍长康老是对我说：“老孙，你别光记呀！你也说话呀！”老
蒯也常说：“大家都别吵，先听老孙说说。”所谓压制，就是不允许别人说话，或
者说了后组织围攻。少数意见不被采纳，或者没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压制不同的
意见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与兵团总部对我的态度相比，对４１４的态度确实算得上
是打压。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总部对我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４１４则
是按“准敌我矛盾”处理的。

    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后期在总部会议上只记不辨的态度引起绝大多数总部
委员的反感。他们以为我拼命记录是为了向“三纵队”头头（后来是“４１４串联
会”头头）通风报信。这点上他们误解了。我生性讨厌偷偷摸摸的不光明做派，不
屑于　“里通外派”的勾当。作为公开的反对派（而非隐藏的内奸），在我参加的
总部会议上也没有讨论什么不能外传的秘密，我所记录的都是一些其他总部委员观
点的原话。但是话说又回来，其他总部委员的反感和误解并非没有道理，都是因我
的不当做法所引起。

    后来我到了４１４总部，因为在观点上比较一致或相近，我所代表的“三七战
团”成了与“东方红战团”并肩战斗的一支重要力量。沈如槐的工作作风也比较民
主，所以我在４１４总部里得到更多的尊重，意见也往往被采纳。这比在兵团总部
里的感觉要良好。但是，我要说的是，在４１４总部里开会的时候，个别不民主的
粗暴现象同样存在甚或要超过兵团总部。

第三节　两位团委干部，参加过“第一湘江”的活动

    在有关干部问题辩论的过程中，被工作组轰上楼还没有机会在群众面前做深刻
检查没有被“解放”的清华干部，特别是中层干部，在辩论干部问题的过程中纷纷
“亮相”。所谓亮相，就是以各种形式，主要是以大字报、公开信、发表谈话等形
式表明自己的观点。

    因为已经有兵团总部和纵队派（后来是４１４派）两种不同的观点摆在那里，
所以，亮相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表态自己比较赞同哪一方的观点。由此，清华的干
部队伍也基本分裂成两派。

    ４１４看到亮相到自己这边的干部当然是热忱欢迎的。人越多势越壮也越表示
自己的观点正确嘛。要是亮相到总部那边，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有时候还免不了
挖苦几句讽刺几下。对有辫子可抓的，一点都不客气。譬如，对我熟悉的自控系党
总支书记凌瑞骥，４１４曾开大会（我也参加了），揭他的老底，批他的罪行，声
讨他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总部对亮相到４１４这边的干部也一样，亲疏分明。这
“疏”，就不是一般的冷淡和批判那样的“疏”，而是打压、围攻，后来是抄家、
抓捕那样的严酷了。

    亮相到４１４这边的干部，响应中央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的号召，主动要
求到学生战斗组里去。向“革命小将”学习，与“革命小将”相结合成为一种时尚
。我们“第一湘江”就来了两位很知名的原团委副书记谭浩强和贺美英。因为他们
是第一批参加到学生组织中去的校中层干部，在当时曾是一件很震动的事情。以致
在“井冈山通讯”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则简讯：““第一湘江”公布成员名单，前团
委副书记谭浩强、贺美英已加入“第一湘江””。

    我在入学后不久就知道谭浩强的名字，他原来是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毕业后
留校担任团委副书记，在学生中知名度很高。在文革中，谭浩强是最早亮相的清华
中层干部，受到全校的关注。他曾写大字报公开反对蒯大富的否定一切、打击干部
、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而同意４１４的“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干部大多
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的观点。很多４１４战斗组都支持谭浩强，欢迎他参加学生
的活动。可能是由于观点与我们比较接近，他们俩选择了“第一湘江”战斗组。他
们来了以后，与我们在同一间大教室里活动，参加我们的讨论，大家相处比较融洽
愉快。我们的身份是学生、“革命小将”，敢说敢干，说话做事没有什么顾虑。
他们的政治阅历比我们要丰富得多，看问题也比较全面，我们乐于与他们讨论一些
问题，听听他们的意见。但因为他们当时的身份是干部，这与我们的学生身份是有
很大差别的。总部常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干部当做是“操纵革命小将的坏干部”。
我们组里也有个别组员比较左，训斥过他们。他们在这样的攻击和压力下，说话做
事自然都比较小心谨慎。当然，他们还有另外一份善良的心意：别给４１４小将添
了麻烦。

    记得有一次，我在大礼堂里作了一个发言，讲的好像是对蒯派要作阶级分析。
我是做了充分准备并且写成比较详细的提纲的。那次讲演相当成功，台下的老四６
２一片叫好声。４１４在大礼堂开大会，４１４广播台当然也是全校直播的。大会
完了我回到新水教室，看见谭浩强、贺美英非常兴奋激动，直夸我讲得好。他们奋
笔疾书写大字报支持我的发言，态度非常鲜明。那一幕，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谭浩强在清华中层干部和“清华牌”干部６３中，很有代表性。他能说会写，
敢于亮自己的观点，有很强的号召力。由他牵头策划、胡大忻执笔起草、１４６名
干部联署，发表了一封《致全体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影响很大，不
几天在公开信上面签名的干部多达３３１名。所以在解放干部的时候，４１４是把
谭浩强作为清华中层干部的典型来解放的（还有两个典型是罗征启６４和吕应中６
５）。这个典型可不好当。因为明摆着，团派对４１４树立的干部典型是要竭力打
击的。在二月份谭浩强刚贴出《跌倒了站起来，誓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的最初表
态时，曾得到兵团总部的肯定和鼓励。但当他明确亮相到４１４这边的时候，团派
对他的态度来了一个１８０°的大转弯，责骂他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是两面
三刀人物”。蒯大富甚至发表了一封“致谭浩强的公开信”，说他牵头的这封公开
信“是复辟旧清华、向革命小将开火的宣言书”。自谭浩强亮相到４１４以后，他
一直经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我看到，他表现得很坚强。

    文革以后，谭浩强成了我国最著名的计算机教育家。贺美英高升至清华大学的
党委书记。两位或从政或从教的成功人士在文革初期都曾经在“第一湘江”待过，
也算是与我的一段缘分。

第四节　“孙怒涛舌战蒯大富”，是有点影儿但此说有点演义化

    "414串联会”成立以后，我与总部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有一天，当着全校师
生的面，我与蒯大富在大礼堂发生了一次公开的冲突。

    那天晚上，兵团总部在大礼堂召开批判大会。

    那个时候大礼堂开会，往往是这样的：在主席台的正中放一张齐胸高的演讲台
桌，台面上放着一只麦克风。讲台的东侧靠后放一张条桌，再放二三把椅子，是大
会主持人坐的。主持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即时处理台下听众递上来扔在主席
台上的条子。根据条子内容的不同，有的要马上转送给讲演者，有的要打断发言宣
读条子的内容，有的就压下会后再处理。

    那天，我与刘才堂坐在主持人席位上。蒯大富正在做总结发言。在他讲话快要
结束的时候，老蒯离开正题把话锋一转，提到了我。

    老蒯说（大意）：“我们都知道孙怒涛同志身体不太好，刚生病不久，医生要
他好好地静养一段时间。老孙，你可要好好地注意身体哦……”

    听到这里，我心里一阵感动，一阵热乎，觉得尽管我与他矛盾不断，他还是非
常关心我、爱护我的。

    老蒯话锋一转，接着说：“孙怒涛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你身体不好，夺
了权也掌不了权，还是听医生嘱咐休息六个月吧……”

    听到这里，我才听出味儿来。原来老蒯关心是假，警告是真。爱护是假，挖苦
是真！

    我筹建“天安门纵队”的时候，老蒯就不放心，以为我要拉出队伍另立山头，
夺他的权，与他唱对台戏。后来虽然事实证明我确实是为了促联合，而且真心愿意
在他的领导之下，但看来他的心结并未真正解开。这次我与纵队派搅和在一起搞“
４１４串联会”，他认定我也是与“三纵队”一样，又要向他夺权来了。真的是，
前嫌未释，又添新疑。

    老蒯在大礼堂这样正式场合的大会上对我讥讽挖苦，怀疑我的动机，我很生气
。我作为“４１４串联会”的一个重要负责人，他这样说，已经不是只对我个人的
态度，而是与“４１４串联会”直接相关的了。我真想马上站起来，对他的话立即
予以反驳和回击。但是我这个人思维比较迟钝，反应也不够敏捷。正当我想着如何
做出合适的回应，老蒯的演讲结束了，接着大会马上散了。

    第二天在大字报区，有不少大字报（当然都是４１４方面的大字报）对老蒯的
这次讲话表示不满，认为老蒯以这样没水平的话损一名持不同意见的总部委员，有
点不厚道。更有的说，这等恶俗之语充分暴露了老蒯自身心地的阴暗。

    我对老蒯的话也很气恼。冷静下来以后，我仔细地想了一想。我觉得我必须要
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如果不吭声了，那就是示弱，就是默认，只能让蒯大富和团派
看轻我，４１４群众也会瞧不起我的。但是怎么回应呢？直接说这是蒯大富的恶意
攻击？或者也抓住蒯大富的过失来一个冷风热嘲给予回敬？想想都觉不妥。我想，
最关键的还是态度要诚恳。我与老蒯毕竟是战友，他是我的领导。我与他之间是有
观点分歧，也存在一些他对我的误解。只有以诚相待，才能化解误会，减少矛盾。

    另外，蒯大富是在长篇发言中把我“捎带”进去的。我也应该在一个主题发言
中“捎带”着回应他的讥讽而不能直接简单地回答。

    第二天晚上，总部继续召开批判大会。我为在大会上的发言做了精心充分的准
备。

    那晚，我在大会的发言中“详细阐明了４１４与团派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
的分歧。（我还）在发言中谈到‘将来“井冈山兵团”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文化
革命后又怎样进行防修、反修？’（这话）引起团派（的）哄堂大笑。”我是联想
到毛泽东曾经在不同场合好几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何况是
我们这个小小的“井冈山”呢？没想到我的问话竟引起哄堂大笑。在这些团派群众
看来，我是一个杞人忧天的傻子。“井冈山”是革命的山、红色的山，怎么可能会
出修正主义呢？

    在我发言的最后，我也是话锋一转，说（大意）：“昨晚，蒯大富同志在演讲
中提到了我。我首先感谢他对我的健康状况所表示的关心。”

    在浅浅的肯定之后，我接着说：“我们“井冈山”人造反、革命的唯一目的就
是为了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清华园、在全中国取得彻底的胜利。我希望蒯大富同
志能够团结绝大多数群众，能够团结与自己不同意见的同志，真正为革命掌好权、
用好权，而不只是为某个小团体而掌权。至于我本人能不能掌权，那是微不足道的
小事。４１４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最后，我用“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
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这段我最喜欢最能激励我的
语录作为发言的结束语。

    这一大段话，显得正气凛然又情真意切，既有领袖伟言又充斥派性色彩。这段
发言引来坐在大礼堂的老四的满堂喝彩。第二天的大字报区出现了许多支持我发言
的大字报，赞扬我的发言有理有节。

    几十年后，我还听到有人对我重提这件旧事，还冠以“孙怒涛舌战蒯大富”这
样夸张的标题。这，说到底，都不过是两派头头在派战中斗智斗勇、唇枪舌战的一
个小小花絮而已。

    我已经忘记这次口水仗是哪一天打的了。

    看到《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６６日记》１９６７年５月４日记，有这样一段
记载：“晚上礼堂开辩论会，最后孙怒涛发了一个很好的言。昨晚蒯把孙讥讽了一
番，说什么‘你要注意身体，否则夺了权也掌不了权’，姿态很低。今天孙态度诚
恳，从革命利益出发对蒯提出忠告，姿态很高。”

    感谢孙维藩的日记！有这一佐证，我不仅得知这次“舌战”的具体日期，也知
晓这次交锋在两派的群众中确实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第五节　我对权的认识，感觉很重要但又不会抓

    蒯大富说我“夺了权也掌不了权”，这话说对了一半说错了一半。说我掌不了
权，或者不会掌权，这点他看得很准的。他说错的一半是，其实是我并不想夺权、
也不会夺权，更夺不了他的权。

    什么叫权？权与我有什么利害关系？我从来就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

    从高中到大学，我看到那些有权的职位，体现的是管理，是服务。譬如，班长
管我，书记管我，老师管我，领导管我，我觉得都是天经地义的，并没什么不应该
，也没感受到权的力量。我也当过小小的学生干部，并不觉得我手里握有什么权，
我只是想在领导安排给我的这个工作岗位上，付出自己心血，尽到自己的责任，为
大家服务好。

    每一个职位，我看到的都是一份责任，一个需要付出自己心血的岗位，而不是
像现在那样是有油水可捞的肥缺。那个时候的青年学生，看问题想问题都非常单纯
、非常简单。

    尽管在学《毛选》的时候也看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样的经典警
句，这个“政权”的“权”到底是什么，还是很不清楚。权，似乎与我无关。潜意
识里，我一直只要求自己听党的话，在党的领导下，在党员干部的领导下，好好学
习，好好工作。

    文革开始，校党委轰然倒坍了，被夺权了。那权既不是被我夺的，也没夺到我
的手里。权与我还是不沾边。

    在学生中，对“权”有深刻理解并且极其重视的，当数蒯大富。他在工作组刚
进校不久，就在一份大字报上写下了引起工作组警惕的关于“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
权斗争”的批注。

    我不知道蒯大富在写这段批注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很明确地认识到权的意义、作
用和威力。他能写出那样的话，有这样的思想，说明他对权的认识起码比我要高得
多。我在那个时候，就没有他这样的意识。不管蒯大富写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很明确
权的实际意义，当他被工作组关起来失去人身自由，在全校批斗，被打成反革命分
子的时候，我想他对什么是权、权的威力有多大，必定已经有了切切实实的体会。
是残酷的政治斗争教会了蒯大富真正懂得了权。

    我也是从工作组反蒯的时候，感觉到权的重要性。工作组手里握着权，它就能
名正言顺地调动一切力量，镇压它想要镇压的人。

    与蒯大富有很大差别的是：我只感到权的威力。而蒯大富不仅感到权的威力，
更感受到权的强制性，他在强制下不得不失去人身自由。

    此后，我对权的重要性的认识比以前要多了一点。权，不仅有服务、管理的功
能，更有强制、镇压的功能。但是，有这点认识，与体现在行动中，落实到斗争中
，完全是两码事。我虽然懂得了一点权的重要性，我还是没有想过以后要去夺什么
权、掌什么权。

    与那些自诩为“最最革命”、“最最正确”的革命小将不同，我一直认为我是
要革命的，但是从来不敢说我是最正确最革命的。我所希望的是掌权的人是真正执
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能善待我而不是压迫我的。我从来就没想过我要
去掌什么权，因为，我认为自己根本就不是掌权的料。即使我成了总部委员，我也
并没有掌权的感觉。我在总部里从来没分管过某个部门，从来就没有具体的实权。
如果说有点权，那就是我有参加总部会议的权利，有议事的权利。

    在“天安门纵队”开会讨论的时候，虽然也有个别人说我们“天安门纵队”也
应该当仁不让地去争权，但是主流论调是我们“天安门纵队”不要争什么权，我们
所要做的是以大字报来影响全校的运动。我们认为，如能以正确的观点引领全校运
动的方向，也就是实际上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我们对这样的“虚权”看得相当重
。而对于“实权”，譬如争名头、夺职位，我们从心眼里是鄙视的，不屑的。

    蒯大富在夺权掌权的实践中不断有新的体会，不断地总结着经验。他在１９６
７年初“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的文章。其中讲到：“有了政
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倾；不夺权
，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不夺权，就是对人民极大犯罪。……我还要说，真正
的革命派，应该满脑子里想的是夺权，眼里看的是夺权，双手干的是夺权……有人
笑我们满脑子权权权，是一个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对！我们就是满脑子权权权
，就是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在政权问题上，我们就是毫不含糊，当仁不让
！我们宁可做‘野心家’，也不愿当糊涂虫、马大哈”。

    当我读到这样“精彩”的文章，这样“经典”的句子，我只能自叹，我是永远
达不到这样高的“思想境界”，写不出这样深刻的“醒世警句”。我老老实实的承
认，对权的理解，对权的追逐，我永远都赶不上蒯大富，我只能做一个蒯大富所说
的“糊涂虫、马大哈”。

    蒯大富在“权”字上不断地下功夫，不断地创造“奇迹”：他把他对权的感性
认识，经过提炼升华，上升到“权经”的高度。广为流传的蒯大富三十六条权经，
不一定全部都是蒯大富自己成文的。但是我确实听他讲过不少与权经相类似的言论
。什么“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善于引导对方犯错误”，“只要目的是革命
的，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左的错误是方法问题，右的错误是立场问题”，“政
治斗争一定要有后台”等等，这些都是蒯大富和他的亲密战友在总部会议上或底下
的闲聊中公开宣扬的言论。我当时听了，感觉特别的刺耳，很不中听。这与我的传
统观念，与我为人处事的准则格格不入。

    今天看来，蒯大富在我们那年代的清华人中确是一位颇有权谋的政治高手！他
把今天官场上流行的一些潜规则在几十年前就条理化，提炼成在造反派中极为风行
的权经。

    蒯大富从一开始就把４１４看成是向“井冈山”夺权来的，并时时刻刻提防着
我和沈如槐向他夺权。实事求是地说，他提防“三纵队”，提防沈如槐他们夺权还
有点道理。就我和汲鹏、王允方、高季章等人，就“天安门纵队”而言，我们真的
没有夺权的心思。我在这里并不涉及权的观念很重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夺权或反夺
权是对还是不对，我只是如实坦承，在我的周围，在“天安门纵队”里，就集结着
这样一群心地上很真诚、很善良、很清高，但是在政治上很幼稚、很天真、很迂腐
的书呆子。在当年的政治斗争中，这正是“天安门纵队”（后来是“三七战团”的
致命弱点，团派和“三纵队”（后来是“东方红战团”）远比我们成熟得多。

第六节　筹建革委会，蒯大富的一着妙棋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９日，“井冈山兵团”的成立结束了从工作组撤走以后长
达四个月间多个红卫兵“群雄割据”的局面。１２。２５打倒刘少奇的大游行和１
。６“智擒王光美”的行动后，清华“井冈山”的声名远播，蒯大富踌躇满志，准
备再立新功。

    唐伟的自动辞职和重立山头给了蒯大富一个反唐、反托、彻底否定“八八”的
口实。这场造反派的内讧既使唐伟的形象受损，更让蒯大富大大失分。三总部的裂
痕并没因组织上的联合而弥补，反而在加深、在扩大，形成总部与“三纵队”的新
矛盾。

    整风中，“三纵队”咄咄逼人，蒯大富忙于检讨、狡辩，左支右绌，十分被动
。

    在干部问题辩论中，４１４既占了制高点，又抢得先机，蒯大富疲于奔命，穷
于应付。

    蒯大富对纵队派和４１４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以为只要把他们打成“非法组织
，反革命复辟逆流”，广大中间群众就能觉醒过来，跟着兵团总部走。没想到高压
反倒把中间群众同情弱者的情绪给压了出来了，犹如工作组对蒯大富施以高压也曾
引来不少群众的同情一样。只是，这次角色换位了。

    １９６７年的头四个月，兵团总部从成立时候的巅峰状态一路下滑（只有４。
１０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这件事风光了一阵），似乎一直都是浑浑噩噩地不在状态
。

    总部终于意识到，继续辩论干部问题只能在这场辩不赢的口水战中被４１４牵
着鼻子走。总部决定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变被动为主动。经过一番讨论策划，提出
了在５月底以前成立清华大学革委会的目标，并于４月３０日宣布成立“清华大学
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实事求是地说，这确实是一个极好的主意。当时，一些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委会
，如上海的“一月风暴”、黑龙江的“东北的新曙光”、贵州的“西南的春雷”６
７等等。基层成立革委会的就更多了。北大、北航等也都在积极筹备革委会。所以
，成立清华革委会，确实是抓住了当时的大方向，紧跟了文革运动的步伐。一箭双
雕的是，既为全兵团树立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又可以甩掉４１４在干部问
题上的死缠烂打，并将４１４推入被动应付的尴尬境地。

    对于这一招，“４１４串联会”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现在的“井冈山兵团”虽然一统清华，但是它毕竟只是一个红卫兵组织。一旦
“井冈山兵团”披上了一件“清华大学革委会”的外衣，那它就是一个合法的权力
机构。４１４在兵团内部搞点独立，玩玩对抗，是派别之争。要是在一个合法的政
权内，４１４的这些活动就有“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嫌疑，活动空间会受到极
大的挤压。

    ４１４面临着生存考验！

    明目张胆地反对成立清华大学革委会，这在大道理上是行不通。４１４只能强
调，有关干部问题的大辩论还没有深入展开，广大中层干部还没有解放，哪些是可
结合的革命干部还没有达成共识，团四两派还没有联合起来，甚至４１４仍然是“
非法组织”的身份。面对这样不正常的局面，清华大学要成立革委会的基本条件远
没有具备，时机远没有成熟。现时如果要强行成立革委会，不可能是一个真正实现
了革命三结合的、有权威的、代表全校革命师生意志的革委会，而是一个以兵团总
部为核心，以少数几个同意团派观点的干部、教师做点缀的“团记”革委会。

    就这样，围绕着成立什么样的一个革委会，现在是不是适合成立革委会等重大
议题，两派进行着激辩和争斗。对于“清华革委会”这一目标，团派打的是一场攻
坚战——势在必得，４１４打的是一场狙击战——志在必挡。

    兵团总部公布了由蒯大富领衔的革命群众代表、革命教职工代表、革命干部代
表共１１人组成“革筹小组”作为清华大学的临时权力机构。蒯大富把我也拉进了
“革筹小组”，我想主要的考虑是因为我是总部里公开的反对派。从形式上说，蒯
大富不想让“革筹小组”给人以清一色团派的印象。他肯定也考虑到我是“４１４
串联会”的“总负责人”。但是我并不是以“４１４串联会”的代表参加“革筹小
组”的，因为此时蒯大富还没承认“４１４串联会”是合法组织。

    那时我的派性已经很强了。我对蒯大富的好意没有领情。与其他的４１４头头
商量以后，为了表示我不被蒯大富拉拢的决心，我发表了《孙怒涛严正声明》以表
明我的立场：

    所谓“革筹”是没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是没有代表性的，是强加给群众的，因
此它不是真正革命的，它不能筹备革委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成立所谓“革命委员
会筹备小组”的目的就是为了给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批判旗帜的“井冈山４１４”及
其他革命同志施加政治压力，为草草地成立一个三凑合的班子鸣锣开道。为此，我
严正声明：在政治上不承认所谓的“革筹”，在组织上不参加所谓“革筹”。总部
的某些同志，无视于“井冈山４１４”及其他革命同志的尖锐批评，在分裂的道路
上迈出了极其危险的一步！总部的某些同志，必须悬崖勒马，否则，由此而引起的
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一切责任！

    ４１４的许多战斗组随即表态，坚决反对“革筹小组”，拥护我的声明。４１
４第十一次串联会也通过决议，“坚决不承认“革筹小组””。

    ５月１０日，同为总部委员的王良生因为与总部某些负责人“存在着一系列原
则分歧”而在此时公开发表了参加“４１４串联会”的声明，这让我在总部里不再
感到孤单。

    这段时间，除了在干部问题、“红教联”问题等方面两派依旧唇枪舌战以外，
总部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加快了筹备革委会的步伐。

    蒯大富做了一个让步动作，那就是在５月９日终于承认“４１４串联会”是合
法组织。

    紧接着，蒯大富做了一个进攻动作，那就是“搬出”谢富治这尊佛来打压４１
４（也可能是谢富治主动来关心清华运动的，所以我在“搬出”两个字上打了引号
）。

    谢富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在文革前任命的
十几个副总理中，与那些被打倒、被批判、靠边站的其他副总理的处境截然不同，
他是唯一一个在文革中彻底投靠了江青，被毛泽东信任重用红得发紫的副总理。

    作为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过问清华的文革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完全应该的。

    我最早知道谢富治的名字是在党史上。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
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反攻的序幕。“陈谢”就是陈赓、谢富治。对于包括
谢富治在内所有为新中国诞生而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帅们，我一直都是深怀
敬意的！

    ５月１２日，谢富治来清华，接见兵团总部和４１４的负责人。据王良生回忆
，蒯大富向谢富治介绍我的时候，称我是““４１４串联会”勤务站总负责人”。

    谢富治听取了蒯大富关于学校运动的汇报，也听取了４１４对总部的意见以及
我们的要求。从谢富治的指示中，我们明显感觉到他对蒯大富的偏袒。他指责“４
１４大方向有问题。你们的小道理有些是对的，但大道理错了”。当我们想提出联
合方案时，谢富治傲慢地说：“我不看，你们的方案肯定通不过”。谢富治接见两
派的时间长达７小时，但是对消除两派分歧，促进两派联合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蒯大富是毛泽东树立起来的红卫兵小将的一面旗帜，又深得江青和中央文革的
宠爱，谢富治要旗帜鲜明地支持蒯大富，这本来是也没什么可指责的。但是他不应
该用亲团派、压４１４的态度来支持蒯大富。这样的态度，只能助长两派的对立情
绪，无助于两派通过通过协商求同存异，最终也不能帮助蒯大富实现成立革委会的
目标。

    谢富治对我们的无理指责，我听了很反感，不服气。我在给４１４群众原原本
本传达谢富治对我们的批评后，马上加上了这么一句话：“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
想。他的话对不对，大家自己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嘛！”这话用意很明白，效果也
很明显。“４１４对谢的话极为不满，当晚１２点，有６０人去《红旗》杂志和《
人民日报》告状”。

    ５月２１日下午，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再次接见兵团总部与４１４负责人，主
持两派的协商谈判会议。代表４１４方面出席的有孙怒涛、沈如槐、宿长忠、刘万
章、王良生、龙连坤等六人。我是首席代表。团派以蒯大富为首，鲍长康、任传仲
、陈继芳等参加，人数比４１４要多。

    会上，两派都向谢富治告状，互相攻击，自我辩白，极少自我批评。谢富治听
了很不乐意，要我们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做口头革命派，多做自我批评，求大
同存小异，做大联合的促进派。两派都表示拥护谢副总理讲话。谢富治说，你们都
赞成不打内战了，那就把共同点达成一个协议，回去执行，慢慢创造大联合的气氛
。

    于是，在他的主持下，两派达成了著名的《四项协议》：

    １、双方停止一切“内战”，不许相互攻击。广播、大字报、标语等不准攻击
对方。有不同看法希望协商解决，或通过正常辩论来解决，尤其不要把“内战”打
到社会上去。
    ２、双方要整风，主要是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整风要
达到大联合大团结的目的，逐渐实现按班、系的大联合；
    ３、调整和扩大“革筹小组”和总部，要尽快实现我校革命三结合。
    ４、“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

    在协议协商的过程中，双方的争论极为激烈，都希望协议对己方有利的多一些
。除了龙连坤作为革命干部不便讲太多率直的话之外，我们其他五个都是学生，与
团派代表在言词上你来我往，针锋相对。沈如槐说话最多，最为力争。我说话较少
，因为我是首席代表，我得表现得稳重一些。要么不说话，要是说话，就表示了４
１４的最后意见。

    对《四项协议》的第一条，双方都没有异议。

    第二条，关于按班、系实现大联合。团派坚决支持，因为那样就可以名正言顺
地解散“４１４串联会”，然后化整为零地吃掉。４１４这方则深有顾虑。纵队派
已经在三月初吃过解散纵队的大亏了，当然不愿意马上就搞“按班、系的大联合”
。心中虽有这点小九九又没法公开说出来，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显然是符合中央精
神的条款。团派认为非写上不可，谢富治也坚持这一条必须写上。最后，经过激烈
争辩，４１４终于争得了“逐渐”两个字作为过渡，即同意“逐渐实现按班、系的
大联合”。

    第三条，关于“革筹小组”。团派认为无需调整，主张原封不动。４１４认为
“革筹小组”里除了孙怒涛以外都是清一色的团派，而且里面还混进了宋××这样
的“坏人”，所以必须调整，增加４１４方面的代表。“革筹小组”的名额分配直
接关系到革委会的权力分配，所以双方都坚不让步。谢富治知道如果团派一点都不
让步的话，这协议难以为４１４所接受。他表态说应该适当调整，团派这才不得不
同意调整。最后经过讨价还价式的协商、谈判，双方同意调整扩大后的““革筹小
组”名单共２２人，其中学生１３人，革命干部５人，教职工４人。组长蒯大富，
副组长鲍长康、孙怒涛、韩银山、韩启明”。

    在１３名学生代表中，团派占９人，４１４有４人。沈如槐对９：４并不满意
，想再争取多一点，最好是基本对等。这点上，我没有说话。我觉得能占据４席，
已经很有话语权了。比起我在兵团总部里处于极少数的境遇，我觉得９：４已经很
不错了。

    ４１４方面推荐孙怒涛、沈如槐、汲鹏、王良生、龙连坤（干部）、李振民（
职工）参加“革筹小组”。我、汲鹏、王良生的观点在４１４中都属于比较温和的
，龙连坤、李振民是干部，也不过激，这几位蒯大富都表示接受。沈如槐是“东方
红战团”的，观点比较激进。蒯大富对“东方红战团”、对沈如槐的成见很深，对
他参加“革筹小组”表示强烈反对，坚决不同意。我们坚持沈如槐必须参加“革筹
小组”，因为沈如槐代表了“东方红战团”，代表了４１４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众
。僵持不下，最后还是由谢富治拍板，同意沈如槐参加“革筹小组”，蒯大富生气
也没办法。

    照理说，《四项协议》中，最关键最有实质意义的是第三条，因为这一条涉及
到权力分配。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双方争议最激烈的居然是第四条，即“
“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这一条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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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两派之外的第三种势力

孙怒涛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所著《良知的拷问》一书第二十四节，原题为“两派之外，清华的第三种势力”。

在团、四两大派政治势力之外，还有其它的一些弱小的第三种势力。这其中大致有两部分：逍遥派和中间派。
在文革开始，是保蒋（南翔）还是反蒋，是支持工作组还是同情蒯大富，在“是”与“否”之间举棋不定的人很多，但是大家参加文革的态度都是很积极的。那一阶段，几乎没有什么逍遥派。
后来，因为支持工作组、参加“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八九”派在与批判工作组、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八八”派的争斗中落败以后，不少“八九”派的人，还有一部分出身“黑五类”的以及父母被冲击的干部子弟，开始不再积极参与运动而趋于消极旁观，安于逍遥。逍遥派中有些人借大串联之机免费乘车住宿的优惠条件游山玩水，有些人借串联之名行“并联”（即男女朋友并肩一起出去周游全国）之实。也有不少对熙熙攘攘的大字报大辩论不感兴趣，躲在某个角落里背外文的，或在宿舍里堂而皇之搞“线路斗争”（对焊装半导体收音机的戏称）的。
随着运动无尽头地拖延下去，这一支逍遥派队伍也在不断地壮大之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生对文革的厌倦情绪在加深。逍遥派们各自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共同的一点是这些事情大都与文革无关。他们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文革、抵制文革。党团组织的瘫痪给了这些逍遥派以足够的生存空间。
中间派往往是既不同意团派的观点又不赞成414的观点，有点无所适从，于是就游离于两个主流派中间。即使观点上有偏向团派或414派的，有的甚至也偶尔参加团派或414派的活动，但是都不十分积极。不过，他们又与逍遥派不同，他们都比较关心学校的运动。
逍遥派也好，中间派也好，由于没有组织团体或者团体不够强大，所以既发不出响亮的声音，又显示不出雄壮的力量。他们在清华文革的舞台上是被边缘化的，还算不上是一支与团派、414并雄鼎力的第三种势力。
在“414串联会”成立之后的5月初，以栾德富为首的“五七串联会”成立。它的宗旨是反对派性，促进联合。栾德富是温和的老团，他既反414的派性，也不留情面地反团派的派性。但是“五七串联会”未能制止414的分裂。后来，栾德富参加了414，“五七串联会”也随之解体。不管怎么说，“五七串联会”可以算是一支代表了中间派的第三种势力。
段云富（6字班学生）、魏洪波（电机系教师）都曾经是414的总部委员。在总部里，因为常常与“东方红战团”的某些人观点不一致，感觉很压抑，就不再常参加总部会议了。但他们对运动非常关心，并没有逍遥或消极。1967年9月底，团、四两派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联合总部”。这是一次貌合神离的联合，两个总部的各自机构仍然在独立地运转。这期间，经过批周泉缨、414战歌事件，两派关系实际上已经倒退到联合之前的状态。段云富、魏洪波等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在两派又将公开分裂之际，于1967年12月25日成立了“清华井冈山联合总部12•25战团”。他们的宗旨是反对派性、反对分裂、反对武斗、促进联合，进行“斗批改”。他们宣称“12•25战团”既不属于团派，也不属于414派，是属于“联合总部”的。他们的成员，不问是老团还是老四，只要是反派性、反武斗、促联合的就行。“12•25战团”是继“五七串联会”以后的又一支代表中间派的第三种势力。而且，它的影响比“五七串联会”更大，存续时间也更长。很遗憾，“12•25战团”成立不到十天，两派爆发了1•4武斗。成立以后四个月，爆发了百日武斗。“12•25战团”也未能阻止武斗的爆发。
我与栾德富相识，彼此是朋友。我与段云富、魏洪波更熟悉，在414总部里，是观点相近的同僚。尤其与段云富的关系更好一些。他领导的“巴黎公社”曾是“天安门纵队”的重要成员。
从观点上说，如果说我在1967年的5月份的时候根本就听不进“五七串联会”的话，那么到1967年年底、1968年年初，我对“12•25战团”的话已经很听得进了。虽然在派性如何产生，分裂如何造成等方面，我的看法与他们还是有不少差距的，但是反对派性、反对分裂、反对武斗、促进联合等主张，我是完全赞同的。
我很同情段云富他们，觉得他们反派性促联合的宗旨和目标都是对的，心地是善良的，愿望是美好的，那种不懈努力的精神也是非常令我钦佩的。但是我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一方面，是因为我这个414头头的身份和比较强的派性，我不可能公开参加“12•25战团”。另一方面，我认为他们的主观愿望虽然很美好，但是没有抓住派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和实质，仅单纯地反对派性，除了失望以外，不会有良好的实际效果。
所以，我仅仅是同情他们，并没有对他们有切实的支持和帮助。当然，我也不会去批评、嘲笑他们，更不会刁难、打压他们。
反对派性、反对分裂、反对武斗、促进联合，这一口号深得清华绝大多数师生员工的共鸣和支持。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大方向比团派和414都更正确些。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取得有效的成果呢？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两点：
1、派性只是表象，指导文革的理论必然导致两派的产生，导致两派的分裂，导致派性的发作。派性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北京市革委会组织了封闭的以消除派性为目标的高校学习班，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12•25战团”的权威性、政治能量和影响力是无法与北京市革委会相比的，那么，它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2、那个年代是以走极端为最革命、最坚定、最勇敢的。反对414的右倾机会主义最坚决不妥协的，在团派里面被称为铁杆老团，最吃香。同样，反对团派极左路线最坚决不示弱的，在414里叫铁杆老四，也是最被看重的。掌握团派话语权的最坚定分子与控制了414大局的最坚定分子，都认为自己是革命性而不是派性，都认为自己在最坚定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认为只有自己这派才是左派，对方是右派或极左派，认为只有自己这派掌权才是代表无产阶级掌权。尽管他们在人数上占全校师生员工的很少数，但是政治能量极大。有这两极存在，作为代表中间群众、代表全校大多数师生员工心声的第三种势力，与其相比，政治能量实在太小了，处于无关轻重的地位。
打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抗战胜利后，尽管全中国民众要和平，反内战。但是国共两党却互不相让。民主党派的声音反映了民意，促成了重庆和谈，但是最终还是没能防止内战的全面爆发。其根本原因，民主党派既不明白国共两党无法调和的矛盾的根源所在，自身的政治能量又太渺小了，构不成举足轻重的分量。
尽管“五七串联会”、“12•25战团”在两派恶斗期间发挥的实际效果很有限，但是，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下积极地顽强地发出反对派性、反对武斗、反对内战、要求联合的“第三种声音”，是难能可贵的。如果沉默的大多数都能像他们那样发出吼声，他们的队伍强大到足以对两派起到牵制、调解的重要作用，甚至能影响运动的走向，那么清华的文革就可能就是另一种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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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六）

                            ·孙怒涛·

〔上接ｚｋ１３０７ａ　第六章　在高压下抗争的“４１４串联会”（１９６７．
４—１９６７．５）〕

第七节　谈判异常激烈，只为加不加“正确”两个字

    本来第三条还有“调整和扩大总部”的内容，但是谈判中对此没有涉及。即使
总部调整扩大，再增添几名４１４人士，加上我和王良生原有的委员，总部里“４
１４串联会”的代表依然只是少数。


    我们担心的是，团派占绝对优势的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极有可能作出非常
不利于４１４的决议，譬如，以大局为由要求解散“４１４串联会”。对这样的决
议，要是不执行，就是违背《四项协议》。要是执行，无疑是自己钻到自己结的套
索里去，吃哑巴亏。无论哪种情况，都会非常的被动。

    对于第四条，我们一开始主张干脆不写，回避处理。团派坚决不同意。谢富治
也支持团派的意见。我们一看反对不了，就强烈要求在第四条中加上“正确”两字
，修改成““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正确决议必须执行”。

    团派代表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为了维护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的权威性
，它作出的决议当然必须无条件执行。他们内心是想以这一条来束缚４１４，担心
要是加上了“正确”两字，４１４就可以利用这两个字把一切不合４１４胃口的决
议都说成是不正确的决议而拒不执行。

    这一条款，就像是如来佛的“紧箍咒”。没有这一条，团派担心４１４这个“
孙猴子”随时会造总部的反；有了这一条，４１４担心总部随时会想出什么妖蛾子
整治得４１４头痛欲裂。

    两边内心的担忧都有一定道理，彼此也心知肚明，但又都不便拿到台面上来。
于是为了加不加“正确”两个字，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吵得不可开交。６８

    一年前，要是工作组说“工作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蒯大富会认为这样的
说法符合毛泽东思想吗？我坚信蒯大富肯定不会同意这样说法的。““井冈山兵团
”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这样的说法违背毛泽东思想，实在
太明显了，任何一个群众组织都能一眼识别的。而现在，因为这有利于蒯大富了，
他就坚持这样的说法。看来，还是利益决定观点，屁股决定脑袋。

    我们深信加上“正确”两字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所以顽强争取。我们
当即背诵了一段很熟悉的毛主席语录：“对于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
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我们还说：“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
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连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上都要加“正确”这
一限定词，对一个群众组织的领导反而不允许加“正确”这一限定词，岂非咄咄怪
事？

    谢富治迅即掏出语录本，以我非常惊讶的熟练程度翻到第１０３页，带着大舌
头腔念道：“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我们反驳：““革筹小组”和兵团总部都不是党的机关。”
    谢富治疾言厉声地回驳我们：““革筹小组”和兵团总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权
力机关，也适用的！”
    我们顶嘴说：“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经常做出错误
的决议。”我们索性打开窗户说亮话，把心里的顾忌摊上了桌面：“如果回去以后
，他们利用多数做决议叫４１４解散，我们难道也要执行吗？”
    谢富治拉长了脸不悦地说：“你们应该相信他们，要互相信任。”

    一句来一句去，我们顶撞着谢富治，据理力争，毫不示弱，但是气氛越来越僵
硬。

    形势严峻，连一向稳重少语的龙连坤顾不上干部的身段，忙不迭地帮腔。我也
赶快放下“首席谈判代表”的架子，一再插话抢话。其他几位学生代表尤其是沈如
槐急得有点脸红脖子粗，嗓门也高了起来，极力反驳谢富治的谬论。

    团派代表在旁边使劲起哄，说４１４对大联合没有一丝诚意，４１４公然反对
谢副总理的指示……

    我们不顾脸面的顶撞抢白，团派代表的火上浇油，彻底把谢富治惹毛了。他虎
着脸说：“我是为促进你们的大联合而来的。你们这样吵来吵去，连我这个北京市
革委会主任也管不了你们啦？你们不把我放在眼里，谁要当就谁来当吧！你们要是
想打内战就去打吧。一年二年都没关系。等你们打够了，再签协议！”

    谢富治撂下的狠话，就像是下了最后通牒。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已经没
有商量的余地。我们被逼到了死角。

    我一看谢富治沉下脸，动了怒，心里又是担心又有恨意。过去对他的敬重，在
此时已经消失殆尽。眼前的谢富治如凶神恶煞一般，已不是军人的威严，而是蛮不
讲理的霸道。

    我看到蒯大富、鲍长康的嘴角上挂着得意的微笑。微笑里面，还有一丝对我们
的冷笑、嘲笑和幸灾乐祸。

    明明白白这一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还非得在这样的协议上签字。在谢富
治虎视眈眈的威逼之下，一股被逼订立城下之盟的屈辱涌上心头。

    就我心中的怒火和愤懑，我真的很想猛拍一下桌子，腾的一下站起来，吼一声
：“老子不干了！”然后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尽管我是一介文弱书生，但是在逼
急了的时候，偶尔也会有怒发冲冠的激愤冲动。

    我当然可以不签字，可以把谢富治和团派撇在这里扬长而去，可以显示我们威
武不能屈的精神。但是，这样做的后果会很严重！团派回校以后，“拒绝大联合”
、“破坏和平谈判”、“反对谢副总理”等等吓人罪名都会铺天盖地的压在我们头
上。谢富治会向毛泽东汇报，很可能会惹得龙颜大怒。４１４将陷入极大的被动，
严重的后果谁也无法预料、难以估量。

    我要是签字，明知这是明显违背毛泽东思想而又会给４１４带来极大危害，我
如何向４１４的其他头头和广大群众解释交待？

    实在是左右为难！

    蒯大富已经代表总部在协议上签了字。

    谢富治看着我。团派代表看着我。４１４的几个代表也看着我，他们的眼神中
，有愤怒，有屈辱，有无奈，有不安……

    沈如槐凑近我的耳朵嘀咕道：“我们不签字！”我轻声地问他：“要是我们不
签字，能走得了吗？”沈无语。

    我想，四条协议，前面三条都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经过力争才得到的。尤其是
９：４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最后一条，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为这一条而推翻
全部协议不签字，可怕的后果立马就会降临到４１４头上。签了字，争得了基本的
利益，可能产生的后果回去以后再慢慢想办法。

    我心中权衡再三，没有其他办法，只得抓起重如千斤的钢笔，代表４１４签下
了我的名字。那感觉，就像杨白劳在喜儿的卖身契上签字画押，内心有撕裂般的痛
楚。真窝囊！真屈辱！真不甘心！

    签字完毕，谢富治那张紫红色的嘴脸回嗔作喜。团派代表喜逐颜开，眉飞色舞
，使劲地吹捧谢富治。我们一脸苦相，闷闷不乐。

    这次谈判，沈如槐给谢富治留下了深刻的但是负面的印象。在我们临走时与谢
富治握手作别，谢富治握着沈如槐的手，不忘批评了一句：“你这个小伙子呀，只
能做一个闯将，不能做元帅！”

    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我们少言寡语，气氛沉闷，心情沉重。怎么向４１４群众
解释我们怎么会在这样的协议上签字？怎么让４１４的其他勤务员理解我们这些代
表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心中茫然。

第八节　墨迹未干，我就撕毁了《四项协议》

    回校以后各自散去。我向４１４群众接待室走去。

    不少老四已经得知我们受中央首长接见的消息，大家都很关心，所以一路上有
人拦着我，关切地打听情况。我边走边说，到接待室的时候，后边已经跟着一些人
。接待室里的人更多。显然，他们早就在这里等着头头了。

    我简略地讲了谢富治主持两派谈判的情况，讲了《四项协议》的大致内容。

    听了前二条，很平静，没啥反应。听了第三条，有点七嘴八舌的小声议论。一
听完第四条，顿时大哗。责问声随即响起：“这么明显的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条款，
你们怎么不坚决抵制？”“你们为什么不先回来与我们４１４群众商量就签了字？
”

    开始，我还做点辩解。后来责问声越来越响，甚至还有责骂声。有的老四十分
激动地谴责我们，说：“你们这是屈服于谢富治的政治压力，与团派搞妥协，丧失
了无产阶级立场，出卖了４１４战士！”

    我自知理亏，本来就有点“无脸见江东父老”的惭愧，只是没想到４１４群众
的反响会这样大。看这架势，《四项协议》在４１４群众中肯定通不过。

    我对大家说：“当时我们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才不得不签字的。你们要是不同意
，就贴大字报造我们头头的反嘛！”

    晚饭后，我到４１４广播台去。果然，那里已经有好些老四以及没有参加谈判
的勤务员。见到我，又是一片责备声。沈如槐召集勤务站的人开会，说：“别互相
埋怨了，要想想办法，到底该怎么办？”

    多数勤务员认为前三条还是可以接受的，关键是第四条。有人说：“勤务站应
该发表公开声明，阐明我们的立场。现在先讲清楚，比以后蒯大富作了解散４１４
的决议后再不执行而违背协议要主动些。”有人说：“参加谈判的头头就不要公开
反对《四项协议》了，免得团派说他们是出尔反尔，撕毁协议。”大家都很同意。
于是，我们想出了这么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主意：让没有参加谈判的“汲鹏等１９个
委员发表声明：⑴感谢谢副总理对清华的关怀；⑵抵制孙怒涛等人的右倾；⑶协议
的第四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予承认。”

    这样的一个表态，给人的印象似乎不是对《四项协议》的基本接受（前三条是
完全可以接受的），而是对整个《四项协议》的抵制和否定。

    勤务组还默许甚至怂恿下面的战斗组造我们这些犯了右倾错误的头头的反。我
们认为，４１４群众不满的情绪表达得越激烈，我们撕毁《四项协议》就显得越是
有理，越是迫不得已。

    对《四项协议》不满，当然也是对谈判《四项协议》代表的不满。我作为签字
的首席代表，更遭到大家的严厉质问和指责。我本来已经十分愧疚了，这时连连认
错。“亲自在《四项协议》上签字的孙怒涛翻脸否认《四项协议》，并作检查，承
认‘丧失原则’，表示对不起广大４１４战士，要求４１４战士炮轰４１４头头。
”

    那天晚上和第二天，４１４群情一片激愤，“东方红战团”、“三七战团”以
及“近百个战斗组发表声明，声称协议‘根本违反毛泽东思想’”。绝大多数的表
态仅仅对《四项协议》的第四条进行抵制，“东方红战团”中的一些勤务组成员不
满意汲鹏等人发表的声明调子太软。他们单独发表声明，说“《四项协议》是反毛
泽东思想的”。我对这样的上纲上线也很反感，认为过分。

    团派看到４１４这样对待《四项协议》，大骂４１４背信弃义，也大骂我不讲
信用，撕毁协议。

    我陷入了团四两派共同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团派眼里，我成了那个在国共重庆谈判中墨迹未干即刻撕毁和谈协议的蒋介
石。在４１４眼里，我成了那个屈服于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因而右倾投降的陈独秀。
没一个人能理解我，原谅我，包括我自己也觉得无法宽恕自己。

    ４１４方面强烈抵制《四项协议》，团派方面也没有很好地执行《四项协议》
。签字回来后的当天晚上，团派在大礼堂召开大会，蒯大富利用传达谢富治指示的
机会，对４１４进行攻击。这明显违背了《四项协议》第一条“双方停止一切‘内
战’，不许相互攻击”的承诺。４１４抓住这一点，认为是团派违背《四项协议》
在先，为自己抵制《四项协议》找充分“理由”。

    ４１４的反叛举动，团派的不检点行为，都没有逃过谢富治的眼睛。５月２３
日凌晨一点，４１４广播台的大喇叭叫我赶快去接一个重要电话。我一听是谢富治
办公室打来的，非常重视，立即叫广播台同步进行电话录音。来电说这是谢副总理
的指示，是传达给蒯大富和孙怒涛的：“你们总部和４１４协商所达成的《四项协
议》，我已经报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你们应当坚决执行，这样
作对你们有好处。”

    我接听电话指示以后，对录音进行整理，并立即与沈如槐等人商量。我们对“
这样作对你们有好处”的告诫不很理解。但是既然现在连毛主席都知道了《四项协
议》，这就非同小可了。凌晨二点多，我通过４１４广播台一字不差地传达了谢富
治的指示。当天上午在大礼堂由兵团总部召开的全校“庆祝毛主席对清华运动的巨
大关怀”大会上，我再次进行了传达，并“代表４１４总勤务站表态，坚决拥护《
四项协议》，并不折不扣贯彻执行。”

    我对谢富治的指示是不折不扣如实传达了，但是对《四项协议》“坚决拥护、
不折不扣贯彻执行”的表态，完全是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仅仅是为了应付。

    "414串联会”勤务站的所作所为也一点不漂亮。在统一运作下搞了一次阳奉阴
违，施的是雕虫小技，演的是一出周瑜打黄盖的把戏，用以掩盖见不得人的背信弃
义。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漂亮外衣下，最本质的是４１４的利益容不得有半点损失
。

    我现在这样严厉的抨击，对于那些留校的没参加谈判的勤务员显然是不公正的
。他们只不过是出于保护４１４利益的派性考虑当了一次“周瑜”。即便是参与谈
判的那几位勤务员，这样的抨击也是过重的。因为最后拍板签字的不是他们，而是
我。

    我在谢富治面前，既没有本事说服他，也没有胆量跟他翻脸。回来以后，一边
忙着做
检讨，一边与大家商量合谋。真正阳奉阴违、背信弃义的，就我一个人，无论我有
多少无奈和压力，都不能成为这样做的借口。这是一次违背我以往做人原则的政治
道德的堕落，我深感惭愧。

    俗话说，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在这种氛围的政治斗争中，我学到的究竟
是聪明，还是狡黠？我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地演变。

第九节　团派紧锣密鼓筹备革委会，４１４策划密室一心奔独立

    团派的形势一片大好！

    成立革委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得到了谢富治的坚决支持。《四项协议》已经
签订，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团派上下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同仇敌忾，全力以赴
，奔着同一个目标。可以这么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兵团总部这一边。而４
１４正好相反，外有团派及谢富治的挤压，内有群众的普遍不满，陷入了极其被动
的困境。

    胜利容易冲昏头脑，得意容易忘形失态。蒯大富踌躇满志地说：“当前的大好
形势，不光是‘百万雄师过大江’，而是要‘占领南京’了！”

    蒯大富传达了５月２３日谢富治对他的谈话。谢富治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
的四条告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赞成的。……我把我们那天协商会上提
出的解决问题的三条途径告诉毛主席，一条是让蒋南翔回来，第二条是让总部和蒯
大富下台，４１４上台。毛主席说‘这两条都不行。’我又说第三条就是双方都让
几步，联合起来。毛主席笑着说‘你又和稀泥！’”于是，团派就从谢富治的传达
中拼凑出“４１４上台，不行！”的“最高指示”。这让我十分反感。毛泽东的话
意确实是这个意思，但怎么能随心所欲地剪辑、演绎成这样的“最高指示”了呢！
而且，对于谢富治向毛泽东的汇报，我相信《四项协议》的大致内容是会汇报的，
但是不可能向毛泽东汇报４１４强烈要求第四条加“正确”二字、团派坚决不同意
加这样的分歧细节。毛泽东也不可能过问得很细。能够听取清华两派的协议并且表
了态，这对毛泽东而言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我对谢富治用毛泽东赞同《四项协议
》这样的话来压４１４屈服，同样很不满。

    “革筹小组”开会，两派各自推荐共提出“学生代表３７名，革命干部５名，
革命教职工７名，共４９名；常委１７名，主任１名，副主任４名”供群众讨论。

    对４１４推荐的革委会委员候选人，团派搞起了连不少老团都感觉不太光彩的
搞臭风。“团派按老蒯‘先搞臭、再进来’的指示，大字报铺天盖地造谣、污蔑、
诽谤、歪曲事实，甚至公开谩骂无所不用其极。企图把４１４的革命小将、革命干
部彻底搞臭。在团派“９。２４”战斗组的一张大字报上，竟有２４个‘让孙怒涛
滚下来’的字样。总部委员鲍长康等人还大叫‘好得很！’”

    对我的搞臭内容，也就是“九评”学习那点事情。

    本书初稿曾向鲍长康征求意见。在一次聚会中，他对我说：“老孙，你知道对
你的搞臭风是怎么组织的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就告诉你这个几十年前的秘
密吧。

    那时团派已经掌握了全部学生档案。从我的档案中找到了我写的“九评”学习
检查材料（我真不知道像我“九评”学习时候的检查材料都要装到我的档案袋里，
今日听了仍令我感到极感震惊！）老鲍说，他把这些材料散发给一些战斗组，让他
们写搞臭我的发言稿和大字报。我对老鲍说，我“九评”学习中暴露的问题在工作
组时期已经有班上的同学在大字报上捅出去了。老鲍开玩笑地说，那是个人行为，
我们那一次可是“组织行为”啊！老鲍又说，“你的书名叫《良知的拷问》，我也
算是拷问了一次自己的良知。”我紧握老鲍的手，为老鲍坦诚、磊落的胸襟深深感
动！

    尽管那时我的脸皮已经练得有点“刀枪不入”，对我搞臭也无所谓了，但是我
对这种不入流的手段本身还是很反感的。为此，我、汲鹏、王良生发表了《严正声
明》：“再次严重警告总部某些人，必须刹住‘搞臭风’，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否
则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

    过了两天，５月２８日，在大礼堂进行革委会选举。４１４方面鉴于前几天的
团派对４１４候选人的搞臭风和对４１４的攻击依旧不减，对这次选举进行抵制，
没有派人参加。“会上，蒯先公布几天前早已定好的名单。蒯念名单，下面举手表
决。开始一切很顺利，最不顺利也只有一两个人反对，以绝大多数通过。可表决到
４１４的人时卡住了，汲鹏第一次表决没通过，老蒯二次再表决，才以大多数通过
。当表决到孙怒涛、王良生时，一次、两次还是不通过。只好先靠边站。等到其他
全通过后又来表决他们俩，可还是通不过。蒯急了，马上开“革筹小组”紧急会议
，表示“革筹小组”同意通过，只有刘才堂反对。再在大会上表决，这才通过了。
”由于我们都没参加这次选举会，写得如此绘声绘色的选举详情究竟如何我并不清
楚。要是汲鹏、王良生以及我的通过都如此之艰难，沈如槐是折腾了几次才通过的
？好像他连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根本就没提名？对于团派单方面搞的选举闹剧，
此时我们已经不再感兴趣了。

    两派签订《四项协议》以后，４１４是公开抵制，团派是实际违背，两派都没
有遵守执行《四项协议》。４１４撕毁《四项协议》为团派的攻击提供了口实，团
派违反《四项协议》的作为给４１４的分裂提供了借口。才几天功夫，《四项协议
》已经名存实亡。刚调整扩大的“革筹小组”因４１４的不再参加而成了团派的一
言堂。

    这些天，鲍长康代表总部号召兵团上下“拿出十二分干劲，下定廿四分决心，
充分运用‘四大’武器，昼夜奋战，分秒必争，全力以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
睡，一定要在５月３０日前成立革委会”。陈继芳也发出了这样的誓言：“老子铁
了心，５。３０一定要成立革委会！”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４１４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我们不再理会团派单独搞的革委会选举，是因为我们已经把全部精力用于策划
４１４的独立，即从“井冈山兵团”分裂出去。

第十节　“东方红战团”，４１４独立的主发动机

    “东方红战团”对于４１４的出路，态度是很明确的。

    派生于“八八”、“三纵队”的“东方红战团”，在政治观点、派别利益等方
面与团派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从“井冈山兵团”成立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显示出离
心的倾向。随着这阶段蒯大富的不断犯错误以及对４１４的高压政策，“东方红战
团”要与总部分庭抗礼的态势更加明显。即使冒着分裂的骂名和中央打棍子的风险
也要坚决抵制团派独大的革委会，这是“东方红战团”的既定方针。当然，在步骤
上，在策略上，“东方红战团”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到
了５月底，“东方红战团”的核心们在圆明园废墟密谋，作出了“成立新的总部、
与“井冈山兵团”总部彻底分裂的决策。”我对“八八”和对“井冈山”都是有感
情的。如果一定要我在两者之间分个厚薄，在兵团成立之初，我对“井冈山”更有
感情。只是，随着与蒯大富之间分歧的加大，我对总部的失望也多起来了，感情也
逐渐疏远一些了，与“东方红战团”的关系则亲近起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
与总部之间的矛盾没有像“东方红战团”与总部之间那么多、那么深。我乐于在兵
团总部里面做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总部委员。在有些事情上我投反对票，在另一些事
情上我也投赞同票。

    随着争论的升级，我与总部的分歧越来越严重，这是事实。但是我从来就没有
想过要脱离总部，要从“井冈山兵团”分裂出去，要与总部分道扬镳，要与蒯大富
正面相斗。我真的没有这样想过。如果说，“东方红战团”是想把我从蒯大富营垒
拉出去成为与团派对抗的同盟军的话，那么我更多的是想借助“东方红战团”这一
外力逼着蒯大富认识错误、更弦改辙。

    ５月中旬，当“东方红战团”的一些重要人物频频向我吹风，说什么“只有经
过分裂才能达到真正的联合”，我不仅没有这样的念头，对于这种歪理，心里还挺
反感的。

    这期间，“三七战团”开过好几次战斗组组长会议和全体会议，研讨过学校的
形势和可能的结局，也谈到过“分裂”这样的话题。有主张不得已就分裂的，也有
主张无论如何要避免分裂的。总的倾向性意见与我一样，都是主张能不分裂就尽可
能不分裂。

    一提到分裂，我就想起了张国焘。红军长征路上，张国焘仗着人多势众另立中
央，公然分裂党。因此，张国焘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现在的情况当然不能做这样
简单的类比。我可以辩解说自己是为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不得不与错误的“
井冈山兵团”总部决裂。但是，归根到底是我从“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的，这总
是一个客观事实。分裂，怎么说都是一件很难听的事情。谁都不愿意背上分裂的骂
名和责任。难道我想做清华文革历史上张国焘那样的分裂主义分子吗？决不！

    此外，４１４与团派的矛盾难道真的尖锐到非得分裂就不能再往前走的地步了
吗？我心存幻想，感觉好像还没有那样严重。

    我当时是这样估量４１４的两支中坚力量的：

    “三七战团”，既没有搞分裂的心思，也没有搞分裂的魄力和能力。没有“东
方红战团”，它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与总部分裂的。有了“东方红战团”，在某种条
件下，它可能会跟随着分裂。

    “东方红战团”，不管有没有“三七战团”相随，它或迟或早都要从“井冈山
兵团”中分裂出去的。没有“三七战团”，它分裂以后究竟会有多少４１４群众跟
着“东方红战团”走，这样的一个分裂组织能生存多久，这些都是很难预料的。如
果有“三七战团”一起参与分裂，那么成功的把握就大得多，分裂后生存的机会就
多得多。

    “东方红战团”这架动力强劲的发动机在分裂的道路上已经启动，我也走到了
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前进还是后缩？一天比一天紧张的局势逼着
我作出最终的抉择。

第十一节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最终抉择了分裂

    前段时间，我无论与蒯大富怎么有分歧，闹矛盾，搞对立，那都是政治观点上
的，并没有再上升到组织上的决裂。但是，随着形势的急剧发展，我知道我已经处
在分裂还是不分裂的十字路口。

    《四项协议》对我个人的最大影响，就是在方向的抉择上，我从不主张分裂偏
向到了不得不分裂。

    谢富治是那样的蛮横无理，连“正确”两个字都不允许加。团派承认４１４合
法仅仅是改正错误，并非是实质性的让步。而承认４１４合法的目的只是为了赶快
成立革委会这一功利目的，并没有真正认识错误，从根本上改变对４１４的态度。
搞臭风、攻击风就是明证。

    如果不分裂，那以后“合伙”的日子怎么过？今天兵团总部、“革筹小组”的
决议要无条件的执行，明天革委会的决议更得无条件的执行。要是不执行，罪名就
更大了，那是抗拒红色政权的大罪，到时候动用专政机器实施镇压也是理由十足的
。蒯大富对工作组的反抗是够坚定的，让我钦佩。蒯大富对唐伟的打击、对“八八
”的否定、对“４１４是非法组织”的定性也够厉害的，让我害怕。他在这两个方
面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和手段，我都领教过了。

    除了对今后形势的估量以外，在我思想的深处，还有一个对个人利益和命运的
考虑和担心。很明显，我如果不走分裂的路，政治风险最小，政治利益最大。

    政治风险：清华“井冈山”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蒯大富是全国闻名的学生领袖
。他们在打倒刘少奇这一重大战役中立下了大功。因此，不仅得到中央文革和谢富
治的支持，更得到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支持。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要与“井冈山”
闹分裂，这不是明摆着把自己置于右倾的、分裂的位置上吗？置于与中央文革闹别
扭的对立面上吗？我们这样做，肯定得不到上面的支持，也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和
同情。再说成立革委会，这大方向肯定没有错。外界不会理解４１４为什么要反对
成立革委会，不会认同“两派分歧严重成立革委会的条件不成熟”这样的反对理由
。外界所看到的就是４１４反对成立革委会，反对蒯大富。随便问一个路人选择支
持蒯大富还是４１４，不见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支持蒯大富，但是几乎没有人会支持
４１４。更何况，周恩来已经答应要来参加清华革委会的成立大会了。只要大会一
开，他亲自一参加，也就等于承认了这个革委会，说明４１４反对成立革委会反对
错了，是倒行逆施。接下来４１４如果不解散的话，蒯大富很可能把４１４重新定
性成“非法组织”甚至反动组织，把４１４的主要头头都定性为坏头头。到那个时
候，４１４的处境是非常凶险的，我们这些４１４坏头头的下场也是极其难看的。
被抓起来，被判刑，这样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完全有可能的。

    政治利益：我已经是兵团总部的核心委员，是“革筹小组”的四个副组长之一
。尽管在革委会选举中被反复折腾了好几次，我知道那不过是团派的小伎俩而已。
我肯定能参加革委会，而且风闻我是内定的四个革委会副主任之一。这个相当于清
华大学副校长的职位，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是令人炫目的。我也明白，在这个革
委会里，我只是被团结的对象，只是用嘴皮子参政议政的一只花瓶而已。很有可能
过不了几天，我又会被蒯大富当做右倾分子排挤出来，当做唐伟第二来打击。但是
，在近期一段时间内，有虚名、无风险，还能满足一下虚荣心，这点大体上也是肯
定的。

    如果我不走分裂的路，政治风险最小，政治利益最大。但是，如果我害怕承担
政治风险，却想着谋求最大的政治利益而放弃我的政治立场，那我成了什么人了？
在老四眼里，我就是一个背叛者；在老团眼里，我就是一个投机者；而我对自我的
评判则是一个变节者！

    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在巨大的政治风险面前，每个人都有可能胆怯。在诱人
的政治利益面前，每个人都有可能动摇。因为谁都有私心杂念，谁都有得失考虑。
要说我没有想过自己的前途与命运，那是不真实的。

    但是，影响一个人思想行为的，不仅仅只是趋利避害这一条。我，以及我们这
一群人，在当时是把政治理念视为根本，把政治观点看得极重的人。就我的内心而
言，我非常在乎坚持独立的政治见解。当捍卫我的政治观点与追求我的政治利益发
生严重矛盾的时候，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我究竟选择什么？

    那是一个“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年代。我们已经认准了我们是在坚持毛主席的
革命路线，我们也已经认准了蒯大富在是极左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我们要
以一切力量和可能采取的办法进行抵制，即使上刀山下火海，有天大的牺牲也在所
不辞。我想过政治风险和政治利益，但是没有因此而动摇过，我坚定地取义而舍利
。

    当沈如槐等人把“东方红战团”的决定告诉我，询问“三七战团”的态度时，
我与汲鹏商量后，决心不再理会“三七战团”一部分成员的反对意见，决定以“三
七战团”声明的形式支持“东方红战团”，一起与总部决裂！

    我做出了我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个政治决断。我很明白，这一决断不只是影响我
一个人，也会影响到一大批４１４群众。不只是影响４１４的未来，也会影响清华
文革的走向。

    从这一时刻起，“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结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成
为４１４这叶小舟的两架发动机，风雨同舟，休戚与共，迎着恶浪，奋力向前！

    “三七战团”的坚决支持，我和汲鹏的明确表态，让沈如槐和“东方红战团”
的核心们十分惊喜，他们一颗悬着心终于放了下来。

    那几天，团派上下忙忙碌碌。彩旗插上了，标语挂起了，锣鼓备好了，请柬派
送了，就等着５月３０日良辰吉时一到，等着周恩来、谢富治等贵人主席台一坐，
广播一响，口号一喊，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庆典就要开幕了。４１４知道团派全
力以赴在做些什么，因为这是公开了的。团派是不是知道４１４暗地里正在紧锣密
鼓地策划分裂？他们忙得晕头转向的，可能不是很清楚，也可能知道４１４的动向
，但是没太放在心上。对于团派来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要革委会的大牌子
一挂，无论４１４折腾出一个什么样的花样来也都无济于事了。

    清华园中，团四逐鹿，究竟鹿死谁手？
    水木湖畔，鱼死网破，到底谁笑最后？

    谜底即将揭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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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Zk1307c  第六章　在高压下抗争的“４１４串联会”（１９６７．４—
１９６７．５）〕

第十二节　不伦不类的“井冈山４１４”，这个名称是我坚持的

    在策划分裂的过程中，有两件事情，最后采纳了我的提议。

    一是新组织的名称。

    “东方红战团”认为，既然与“井冈山”彻底决裂了，那么在名称上也应当抛
弃“井冈山”这块牌子，与“井冈山”划清界线。他们提议新成立的组织名称叫“
东方红”。他们甚至搬出驻在清华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７０的话：“我看甩掉
井冈山的牌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既不同意张广友的观点，对他居然说出这样
不合记者身份的话更感到十分吃惊。沈如槐与张广友交往甚密，视他为“良师益友
”。我除了因解散“二万五千里”找过他以外，此后再也没有与他交往。这可能与
他对“三纵队”——“东方红战团”的观点更欣赏，对“天安门纵队”——“三七
战团”不太感兴趣很有关系吧？我认为他是伸向“东方红战团”的一只手。究竟是
红手还是黑手，我不知底细，但我不喜欢他这样明目张胆地插手清华运动。我心里
一直对他保持着一份警觉。

    “东方红战团”与“井冈山”既没有什么渊源，也没有什么感情。他们对“东
方红”这一称谓情有独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三七战团”不同。“三七战团
”成员中既有来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派）的，也有来自“井冈山红
卫兵”（蒯派）的。如“第一湘江”绝大部分组员都是最早参加“井冈山红卫兵”
的蒯派。所以，总体而言，“三七战团”对“井冈山”是有感情的。即使现在不得
不要离开“井冈山”了，对“井冈山”这一称谓还是有一份依依不舍的情感。在“
三七战团”的会议上，即使愿意分裂的人都不愿意易帜成“东方红”。如果易帜，
不仅组织上离开了“井冈山”，还有一种投奔到“东方红战团”门下，被“东方红
战团”收编的感觉，心里特别不舒服。但是，这样的小心思又摊不到桌面上来。

    最后，大家想出了一条非常充分的理由，那就是在４１４的基本群众中，大多
数人对“井冈山”是有感情的。要让他们在组织上与“井冈山兵团”总部决裂已经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再要他们在情感上与“井冈山”一刀两断，接受一个并
不怎么喜欢的“东方红”，难度就更大了。新组织的名称固然很重要，但是争取更
多的４１４群众跟着新组织走，那是更重要的，因为这与４１４独立后的前途命运
密切攸关。

    “三七战团”的人一定要我坚持在名称中必须有“井冈山”，并把这作为“三
七战团”跟着“东方红战团”一起独立的条件。

    在有关名称的协商过程中，无论是“东方红战团”还是“三七战团”，都认为
在名称中应该有“４１４”，这点很快就达成共识了。我们不同意叫“东方红４１
４”，“东方红战团”的头头们对“井冈山４１４”这个名称也是怎么看都觉得别
扭。所以，在名称问题上争辩得很激烈。我绝不后退的坚决态度，以及我为４１４
　前途和利益着想的正当理由最终说服了“东方红战团”的头头们。经过反复比较
这两个名称的利弊，最后沈如槐拍板决定，名称就用“井冈山兵团４１４总部”。
　这是我坚持的结果，也是“东方红战团”为了大局照顾“三七战团”情绪作出的
让步。

    所谓利弊，这里的“利”，也有沈如槐所说的“从“井冈山”拉出去一支队伍
，对老蒯影响可能不大，而在“井冈山”内部‘另立中央’，会使老蒯十分难堪”
这样的派利考虑。老实说，“东方红战团”的人会这样想，“三七战团”的人并没
有那么去想。

    名称定下来以后，有一位“东方红战团”的头头说，蒯大富已经背离了毛主席
的革命路线，我们才是真正的井冈山人！我听了这种虽说不是全无道理的强辩，心
里着实感到有点好笑。我想，只要你们接受了我的提议，我就不吭声了。

    沈如槐后来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４１４总部”的名称虽然有些不伦不
类，但它带来的好处却妙不可言。”

    要说“不伦不类”，其实是有先例可循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分裂成“八
八总部”和“临时总部”，也是共用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名称的。４１４与团
派共用“井冈山兵团”，并非首创。不过当时我说服大家的时候，好像并没有用这
一先例作为理由。

    真正“妙不可言”的好处，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了４１４群众脱离蒯大富的“井
冈山兵团总部”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情感障碍。其次，让社会对４１４的认可也有
一点帮助。因为从名称看，这是同一个造反组织的两派因观点不同而分家，并非是
保守派为与造反派的对立而另起炉灶。

    如果再说一点小秘密，那就是在我内心深处还有一点细微的奢望。我要“下山
”了，要与老蒯分手了，这是非常伤感情的。这伤筋断骨的裂痕，是很难愈合的。
但愿在名称上还连着这么一层脆弱的皮，希望能在以后的大联合中对创伤的愈合多
少起点作用，也希望日后老蒯和老团们能明白我的一点良苦用心。

    我不知道团派和蒯大富听到“井冈山兵团４１４总部”这个名称后的第一反应
是什么。可能很恼怒？可能很无奈？我现在知道大多数团派都认为这是４１４要沾
响当当的“井冈山”的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想充分利用“井冈山”的品牌效应
和无形资产。这样的猜测是不符合实情的。“东方红战团”根本就不想沾“井冈山
”的光，他们在心理上对“井冈山”是排斥的。我代表“三七战团”坚持用这这个
名称，并非想沾“井冈山”的光，而是出于对“井冈山”还留有一份真诚的情谊。
团派的朋友们可曾想到这一层？

第十三节　尽倾主力背水一战，这个建议是我提议的

    我参与的另一项决策是策略性的。

    沈如槐原先的设想是这样的：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在“东方红战团”中精选
五十名骨干分子结成死党，由沈如槐亲率这精锐之师组成“敢死队”，　抱定必死
的决心，成立４１４总部。以“三七战团”和“东方红战团”剩余力量为主包括绝
大多数４１４群众由我牵头仍然留在“４１４串联会”里，以照顾４１４群众中不
愿分裂的情绪。如果“敢死队”突围成功，那么“４１４串联会”马上就跟进，合
并到４１４总部里去。如果中央对刚成立的４１４总部狠狠地打一闷棍，定性为分
裂势力或反动组织，那么这批“敢死队员”即使做拼死的抵抗，也肯定要“光荣牺
牲”了（被狠整的意思），４１４肯定要遭受一次严重的挫折，但是“４１４串联
会”这块阵地还在，仍然可以继续与蒯大富的兵团总部和新成立的革委会周旋到底
。

    这确实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两全之策。沈如槐的身先士卒，“东方红战团”
的勇挑重担，都让我深受感动。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士气
高昂，誓言为信仰、为主义、为正义而甘愿献身。那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
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之情，令人动容，令我钦佩！

    当沈如槐在２６（或２７）日向我通报这一方案的时候，我是同意并接受的。
回到“三七战团”，我找汲鹏等人商量讨论这一行动方案。大家认为这一方案的最
大的优点是稳妥，最大的弊病恰恰也是因为稳妥。把退路考虑得过于周到的稳妥方
案会给广大４１４群众留下头头们顾虑重重、决心不大、信心不足的印象。这样瞻
前顾后反倒更加重４１４群众的疑虑不决，有可能让这样一次生死决战最终因不够
大胆果断而流于失败。所以大家认为这实质上是一个稳而不妥的方案。我们经过慎
重讨论反复比较，最后形成了另一个方案。

    我把“三七战团”的方案通报给沈如槐：既然这是一次决定４１４命运，也是
关乎清华运动方向的大决战，那么４１４的决策层就应该有背水一战的勇气和破釜
沉舟的决心。我建议４１４勤务站的大多数头头都拉出来参加４１４总部，只留下
很少几个头头留在“４１４串联会”里，对顾虑较多，想看看形势发展再说的那部
分４１４群众起一个“收容队”的作用。那样，４１４总部宣告独立的浩大声势，
上面即使要打棍子也多少会有一点顾忌。而４１４的基本群众看到４１４头头们都
义无反顾地脱离了总部，他们受这股声势的鼓舞，也会大胆的跟进，因而４１４突
围成功的希望反而更大。两强相遇勇者胜！在这样的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应
该多显示一份勇气，少留存一点后路。

    这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冒险计划，更有风险性，当然也更刺激。对于我们
这些二十几岁血气方刚、派性充斥的年轻人来说，诱惑力也更大。

    “三七战团”向来是以观点温和、行动稳健著称的。当我提出这样一个激进的
、冒险的方案，实在有点出乎于“东方红战团”的意料。在他们的印象中，“三七
战团”观点温和，行动犹豫。现在他们认识到了“三七战团”观点虽然温和，立场
却很坚定，而行动是坚决果断的。看到“三七战团”有这样的决心愿意与“东方红
战团”一起共赴艰难，令“东方红战团”的头头们既惊喜又感动。

    经过仔细的反复推敲，最后由沈如槐拍板决定：“４１４串联会”的核心中，
除了宿长忠、蒋南峰、王良生三人留守以外，沈如槐、孙怒涛、刘万章、陈楚三、
汲鹏、张雪梅、陈家国等核心悉数参加４１４总部。４１４的两大主力部队“东方
红战团”和“三七战团”倾巢而出，不留预备队。

    ４１４已经不打算只用一小股“敢死队”做“火力侦察”，而是要用“主力军
团”做“集团冲锋”。那气势，正如４１４战歌所唱的：“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
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我们挺胸昂头，有进无退，勇往直
前！

第十四节　突围成功，４１４终于独立

    ４１４这边为独立紧锣密鼓地策划于密室，兵团总部那边为成立革委会大张旗
鼓地筹备着盛大典礼。


    对于兵团总部召集的总部会议，我一贯的态度是叫我参加我就参加，没叫我参
加我也不会主动去问。《四项协议》签订以后，兵团总部就不再通知我参加总部会
议了。对此，我十分理解，因为我已经完全站到了总部的对立面。再参加总部会议
，既不适宜，彼此也会很尴尬的。

    我不知道总部筹办革委会庆典的情况和进展，但是５月３０日是一个已经铁定
的大庆日子。兵团总部上上下下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高音大喇叭制造着喜庆的气
氛。大礼堂区、东西干道、主楼广场彩旗飘飘。从全国各地邀请来的造反派代表也
陆续到校。已经有过４月１０日在中央主楼广场承办三十万人揪斗王光美大型集会
的经验，再办这样一场庆典，驾轻就熟，小菜一碟了。

    ４１４总部的成立日期定在５月２９日。这个日子也是精心计算过的。无论如
何一定要赶在５月３０日革委会成立之前成立４１４总部。革委会成立之前成立４
１４总部，那是一个红卫兵组织内部闹分裂的问题。要是在革委会成立之后再成立
４１４总部，那就是公然与新生的革命政权对抗，性质要严重多了。

    在沈如槐的统一指挥协调下，４１４广播台、４１４报、各主要战斗团体准备
了大量的文告、大字报和大会发言稿。这过程中，“东方红战团”的战斗力得到充
分的展示，“三七战团”也紧密配合，互壮声威。

    ５月２８日的夜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零点过后半小时，随着“东方红”浑厚激昂的开始曲，４１４广播台的声音响
彻清华夜空。音色声调酷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男女播音员隆重广播了由我参与起
草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４１４总部”成立宣言》，宣告了与“井冈山兵团”
并行的、相对立的另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诞生。然后宣读的是《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告全校革命师生、革命干部书》以及４１４总部的几个决议、“４１４串联会
”的决议、“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的《严重声明》等。那个晚上，还没有
入睡或者睡后又被吵醒的人们都知道了清华园终于发生了一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
大事件：４１４正式分裂出来了，而且声势不小！

    ５月２９日上午，在大礼堂召开的４１４总部成立庆祝大会更把气氛推向高潮
。二千多人的大礼堂里席无虚座。过道上、空闲处也都是坐的、站的人，甚至在主
席台上的讲台周围也全都坐满了人。发言者慷慨激昂表着忠心和决心，互相鼓劲，
也是互相壮胆。

    我与其他的４１４头头一样，心里最惦记的是：４１４已经跨出了分裂的一步
，团派的激烈反应是必然的。中央会怎么表态？会给新成立的４１４总部定什么性
？焦虑之中，只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变化。

    我们当时的估计是：团派成立革委会的庆祝大会是会如期召开的，所以清华大
学革委会也会如期成立的。至于周恩来会不会来参加，不好说，来或不来的可能性
都存在，但似乎不太会影响大会的召开。

    听到４１４总部的成立，团派对这种公然分裂的行径立即给予回击。不过声势
不大，因为他们正在专心致志为庆祝大会的筹办做最后冲刺，忙不过来。

    当时团派写过一张大字报，我看了以后印象非常深刻。开头几句是这样写的：
“银基突发领袖狂，前如槐，后万章，骑马挺戈离井冈……”。这首诗写得非常形
象、生动，让我马上就联想起高高瘦瘦的堂·吉诃德骑马挺戈大战风车的情景。４
１４公布的总部委员名单中，沈如槐排在第一名，在我之前，刘万章是第三名，排
在我之后。于是，在团派的想象中，沈如槐成了我的马前先锋，刘万章成了我的马
后殿军。团派这个战斗组写的大字报颇有文采，只是消息也有点太不灵通了，到这
个时候还以为我是４１４的一把手，想当领袖而策划了４１４分裂呢。

    事情的转折没有预兆，来得太突然也太富有戏剧性了。一天后，即５月３０日
凌晨４点左右，团派广播台紧急广播了谢富治给蒯大富的一封信：“蒯大富同志并
转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你们今天成立革命委员会，我请示了周总理，总
理对你校运动非常关心，他要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但是总理近几天中央工作特别
忙，今天不能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总理建议你们革委会往后推迟几天，请考虑。
”

    就像我们今天常说的那样，这是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我想，全校师生，两派
群众，听完第一遍广播以后的反应几乎是一样的：被突发的奇迹惊呆了！惊呆得脑
子一片空白！

    怎么一回事啊？周总理不来了？革委会推迟了？不成立了？成立不了了？

    这封信连着广播了好几遍。之后，接下来的反应，那就天壤之别了。４１４方
面锅碗瓢勺齐鸣，口号声欢庆声歌声齐响，毫不掩饰胜利的喜悦。而团派方面则像
是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一片死寂。

    我很高兴，很激动，欣喜若狂。因为４１４的成立，周恩来不来参加大会，这
结果是我们曾经祈望过但又没抱多大希望的。因为周恩来不参加庆祝大会而导致革
委会暂时不成立了，这个结局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我有一种逃过了大难，躲过了
一劫的侥幸感觉。

    我马上想到了蒯大富。我想，当他收到谢富治的这封信的时候，心情是多么的
难受、懊丧。革委会的流产，是蒯大富掌权以后最大的一次挫折，也是与４１４较
量中的严重失败。我想他对４１４的怨恨肯定又增加了几分。想到这里，我心里并
不轻松。

    唉，可怜的蒯大富！

    我刚生出点恻隐之心，一想到蒯大富毫不留情地打击唐伟，毫不手软地把４１
４打成非法组织，我的怨愤又上来了。

    哼，可恨的蒯大富！

    此时此刻，我对蒯大富的心情真的很复杂。

    ４１４突围意外成功，几乎完胜。团派革委会流产，近乎完败。这样的结局，
注定了４１４成功之后必然磨难更多，团派失败之后必然复仇更烈。此后，清华出
现了一大一小、一强一弱、一朝一野的两个红卫兵组织并存的局面。这团四两派，
争斗是常态，偶尔也联合，从来就没有消停过。直至最后兵戎相见，生死相搏，那
种惨烈，在这个５。３０的清晨，任谁都没有料想到的。

    清华的文革，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第十五节　４１４的一把手是怎么定出来的？我的说法

    "414串联会”的领导机构，是二十几个战斗组长的联席会议，当时称为勤务站
。这些战斗组的组长都是勤务员。勤务站按多数勤务员的意见做出的决定，大家都
应该执行，一致行动。如果有人持保留意见，不愿意参加某项活动，也悉听尊便，
不会追究的。譬如我反对而且没参加４。１５强夺广播台的行动，并没有受到勤务
站的谴责。串联会的决议并不对所属成员构成刚性的约束力。

    此后，由“４１４串联会”组织的辩论会或召集的大会上，出头露面最多的除
了我以外，还有沈如槐、汲鹏、陈楚三、宿长忠、刘万章等人。那时大家一心想的
是如何积聚力量，如何在与总部的辩论中压倒对方，如何抵御总部对４１４的高压
政策，如何争取更多师生的同情和支持，如何扩大４１４队伍。对于经常参加４１
４活动的普通群众来说，那些常在公众场合亮相的勤务员都是４１４的主要负责人
。有部分人可能认为我是挑头的，另有部分人可能认为是另一个人挑头的。总之，
当时的“４１４串联会”是蛟龙群舞但不混乱，大家协商办事，一心谋事，众人齐
心，生气勃勃。

    就我自己感觉，由于我的名头、影响都比其他的勤务员要大一些，不论是兵团
总部方面，还是４１４群众方面，大多数人都以为我是“４１４串联会”最主要的
头儿。在“４１４串联会”勤务站会议上，沈如槐经常是最活跃的人物。在整风阶
段，沈如槐不仅把“三纵队”串联起来，也把“天安门纵队”与“三纵队”串在一
起。开始的时候，他只是穿针引线的角色，慢慢地演变成了会议的召集人，后来又
经常是会议的主持人了。在这过程中，他的革命热情，他的协调能力，他的思想观
点，逐渐被大家所认可。

    无论是“４１４串联会”刚成立的时候，还是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
都没有想过“４１４串联会”要推举一把手的问题。谁都知道“八八串联会”的头
儿是唐伟、陈育延、吴栋等人，唐伟是其中最主要最出名的负责人，是“八八串联
会”的代表人物，但唐伟不是“八八串联会”的一把手。唐伟自己也说，“八八串
联会”没有定谁是一把手。串联会本来就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没必要设一把手的
。我觉得“４１４串联会”现在这样的协商运作机制已经很不错的了。

    “天安门纵队”也好，“三七战团”也好，虽然比串联会的组织要严格、固定
一点，也没以某种程序确定谁是一把手。一般人都认为我和汲鹏是代表人物，或者
我是主要的负责人，也仅此而已，并不是一把手。我们当时把这些头衔都看得非常
轻。你属下的成员认为你是头儿了，那就是头儿了。那个年代，谁都可以自封为“
司令”，只要有人愿意跟着你走。一个没有兵的司令，那就是光杆司令、空头司令
。要是手下有几个人、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上百人愿意跟着你，你叫“勤务员”也
好，叫“司令”也好，都是一样的，你都是他们的头儿。

    “天安门纵队”、“三七战团”的实际运作是王允方、高季章他们。我知道自
己的组织管理能力比较弱，顶着主要负责人的虚名已经有点名不副实了。所以，我
没想过“４１４串联会”要有个一把手，更没想过我要去当它的一把手。

    我没想，不等于别人就没想。

    大概是５月中旬（也可能在上旬或下旬，实在记不清了）的一个晚上，我忙完
事情回寝室休息。到了宿舍里，同班的老四问我：“４１４的一把手是沈如槐吗？
我们还以为是你呢。”

    我说：“从没明确过谁是一把手呀！你们怎么知道沈如槐是一把手的？”

    他们说他们听到４１４广播台广播了一篇稿子，里面提到沈如槐是４１４的一
把手。

    真的？我有点不相信。他们说是亲耳听到的，不会有错。

    我沉默了几秒钟，一下子就来气儿了。广播台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的乱说的
呢？怎么可以没经过“４１４串联会”勤务站的讨论决定就宣布某某某是４１４的
一把手的呢？那也太不像话了吧？

    我楞了一会儿，猛地感到一阵被强迫接受的屈辱涌上心头。我觉得连跟我商量
都没商量一下就宣布沈如槐是一把手，实在太气人了！

    找他们论理去！我一扭身，往外就走。一边走，一边感到十分委屈和憋气。

    我一路快步疾走，间或小跑几步，从１２号楼奔向大礼堂的方向。下意识中，
我好像是要到科学馆的４１４广播台去质问一个明白似的。

    穿过六、七号楼中间的小广场，经过新航空馆，还没过新水利馆东北角那座小
桥，我被从宿舍里赶出来的两个同班老四赶上了。老张老李看到我神色不对头，激
动得都失态了，怕我出事，赶紧跑步追上来，终于追上了我。

    他们一个从后面用双臂用劲地抱住我，一个在前面挡住了我的去路，嘴上喊着
：“老孙，你冷静点！你冷静点！”

    我正在气头上、火头上，哪里听得进去？我使劲挣扎。他们不放手，把我抱得
紧紧的，让我动弹不得。我挣扎了一会儿，没挣开，就僵持在那里。

    他们问我，你要干吗去？你找谁去呀？你就是要去找人，也要冷静一点以后再
去的呀！

    因为不再脑袋既空白又混乱的赶路了，慢慢的，我开始冷静下来了。

    是的，我要找谁质问去？我要质问他们什么？我为什么要去质问呢？

    我答不上来。连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想好，我干吗要跑去质问？我有点泄气
了，身子不再硬邦邦的了。趁势，他们把我连拉带推强劝着回到宿舍。他们看着我
上床了，又劝慰了几句。

    我躺在床上，一直在想刚才自己提的那几个问题。

    我问自己：“你想当４１４的一把手吗？你有能力当４１４的一把手吗？”这
两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的：我不想，我也没有这个能力。

    那么，“谁能当４１４的一把手呢？”这个问题我真没想过。

    我是要去质问为什么把沈如槐称为４１４的一把手？我强烈反对沈如槐当一把
手？好像也不全是的。我老实承认，沈如槐当４１４的一把手，是有点出乎我意料
的。但是我并不强烈反对他当一把手。

    那么为什么我一听到沈如槐是４１４一把手这个消息会那么冲动、那么失态呢
？我问自己的心。

    我的心告诉我，我是因为这件事没有经过协商就强迫我接受的做法所激怒的，
是对“东方红战团”这种做派心里感到很愤懑。如果“东方红战团”想拥推沈如槐
做４１４的一把手，完全可以在勤务站会议上正大光明地隆重推出沈如槐作为候选
人让大家讨论决定。凭着“东方红战团”的人多势大，要达到这个目的是不难的。
那是一种光明磊落的做派。尽管我或“三七战团”的其他人可能会对４１４需要不
需要明确谁是一把手提出异议，也可能会对“东方红战团”推荐的人选提点不同的
意见，但是，对我们而言，只要“东方红战团”坚持，这些台面上活跃的“东方红
战团”头头，我都可以接受的。

    既然我不想当４１４的一把手，既然“东方红战团”的人那么想让他们的人当
４１４的一把手，既然我并不反对沈如槐当一把手，那就让他们这样做去吧，让沈
如槐去当这个一把手吧。

    这么一想，虽然反感他们这样做派的气还是没有完全消退，但我决定不再跟他
们计较论理了。心里一释然，也就慢慢入睡了。

    第二天，我像没事儿一样，照旧做该做的事。

    不知道“三七战团”的其他同志有没有听到这一广播，也不知道４１４广播台
此后有没有再造这样的舆论，反正我的平时表现与以前无异，大家也与我一样，忙
着各自的事情。

    当年我失态这件事情，连王允方、汲鹏他们都没有告诉。此后，我也从没有告
诉过任何人。

    前些年，老蒯率一帮团派朋友来杭，有人直接问过我：“你们４１４当年怎么
会推选沈如槐当一把手的？”对他们来说，这可能也是一个不解的谜团。我笑笑，
未作解释。

    我在前二年翻出了一份在１９７１年９月所写的交代材料底稿，其中有这么一
段文字：

    在５月２９日４１４总部成立以前，是“４１４串联会”的形式，由一个勤务
组负责，共２０多人，组织上比较松散。那时沈如槐还不太出名。而我因为本来是
兵团总部的核心组成员，而从一月份以来一直与蒯大富有意见分歧的总部内唯一反
对派，所以当时影响比沈如槐大。尽管串联会勤务组中从来没有排过谁是第一号头
头、（谁）是第二号头头，但当时４１４和团派群众的心目中，我是４１４串联会
的主要负责人。不过我与沈如槐是明确分工的。我负责主持“４１４串联会”的大
会，沈如槐负责（主持）勤务组会议。实际上“４１４串联会”的骨干力量是“东
方红”，其次是“三七”，沈如槐也在主持勤务组会议中慢慢形成他的核心和威信
。到４１４总部成立时，才正式定沈如槐是第一把手。

    由此可见，在整个“４１４串联会”期间，是勤务站集体领导，并没有明确谁
是第一把手或总负责人。后来慢慢地形成主要由我主外、沈如槐主内的领导格局。
因为我出头露面比较多，名气比较大，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我是“４１４串联会”
最主要的头儿。

    ４１４总部成立的时候，协商决定总部委员名单，才明确了沈如槐是４１４总
部的一把手，排名第一。具体的协商细节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为什么推举沈如槐作
为４１４的一把手，我猜想是这样几个原因：

    １、为了主导４１４，“东方红战团”必须要争一把手这个位置。他们早先制
造的舆论也是为争一把手做准备。在他们看来，““天安门纵队”是温和派，孙怒
涛是代表人物。其他的四个纵队都是强硬派”，沈如槐“是代表人物之一。在４１
４的发起人，４１４的核心组中，强硬派占大多数，他们不希望温和派做一把手。
主要是担心温和派在关键时刻有可能把队伍引向妥协之路”。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确实是“东方红战团”的心里话。在“４１４串联会”成立前后，“天安门纵队”
、“三七战团”都是“三纵队”　、“东方红战团”团结、争取的对象，是友军，
是同盟军，但不是依靠的对象，不是“我军”（“三纵队”之间的关系，才是“我
军”之间的关系）。我和汲鹏作为４１４的核心成员，可以参与决策，但是绝对不
会让我成为４１４总部一把手的。假如我硬争，“东方红战团”宁愿另外成立其他
的组织，也不愿屈居在不能由他们主导的４１４总部里。在整风中，“三纵队”被
总部强制解散，后又受到各种压制，这对“三纵队”的刺激很大，让他们吃到了没
有权力就要任人摆布的苦头。所以，“东方红战团”对实权看得极重，他们必须掌
握自己的命运，这点意识他们是很清醒、很强烈的。

    ２、沈如槐在“４１４串联会”成立之前及其成立以后的一个多月里，充分表
现出他立场坚定、观点鲜明的政治态度和精力充沛、工作能力强、作风雷厉风行等
特点，展示了他的才干，树立了他的威信。沈如槐自己也说：“最主要的因素则是
在前一阶段与蒯大富是斗争中，我的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并在策划成立４１４的
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在“东方红战团”中，资历比沈如槐老名气比沈如槐大的
还有几位。综合考虑以后（其中有沈如槐是“东方红战团”核心中班次最低，在高
班头头毕业以后仍能带领４１４坚持下去这一因素），他们认为沈如槐是最合适的
人选。我从来不认为沈如槐是一个为了自己的私利权欲而争权夺利的人。但是为了
“东方红战团”这一群体利益，沈如槐不想做一把手也得做一把手。当然，有“东
方红战团”做后盾，沈如槐自信有能力做好一把手。此后一年多的实践证明，沈如
槐做４１４的一把手是勤勉的、出色的、得到４１４广大群众拥护的。４１４即使
在最内乱的时候也没发生过争夺领导权的内斗，这是４１４的万幸。

    ３、我比较温和的观点虽然赢得了大多数４１４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是，缺
乏一把手的气魄和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出自蒯派，来自团派，曾是兵团总部委
员，与蒯大富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这样的政治背景，很难取得“东
方红战团”的充分信任。而我在签订《四项协议》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右倾、软
弱和妥协，更遭“东方红战团”的恶批，认为我“违背４１４广大战士意愿，没有
坚持原则”。广大４１４群众也对我大为不满。在４１４上下的一致炮轰下，我的
威信也骤降至最低。在两派尖锐斗争的环境下，呼唤一个更强有力的一把手领导４
１４是必然的选项。多年后蒯大富曾对我说过，４１４如果是你当一把手，两派可
能早就实现大联合了。此话听起来似乎很有点道理。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老蒯的
假设前提是不成立的，我是不可能成为４１４一把手的。蒯大富坚持不肯在《四项
协议》上增加“正确”两个字，也让他的“如果”更加成为不可能。

    ４、无论是“东方红战团”还是“三七战团”，我认为头头对个人的权欲名利
都不怎么看重，但是对群体的权欲，两者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三七战团”继承了
“天安门纵队”宽容、顾大局、忍让以及书呆子那样的不争权理念。在４１４里，
不仅“东方红战团”的力量明显强于“三七战团”，对团派、对蒯大富的态度，也
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抱幻想、态度强硬，表现得更为勇敢和坚决。所以由“
东方红战团”的头头出任４１４总部的一把手，变得顺理成章了。

    从此以后，由沈如槐执掌的４１４大船，开始了外战与内斗的艰苦历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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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八）

                            ·孙怒涛·

〔上接ｚｋ１３０８ａ〕

第七章　４１４的外战和内斗（1967.6--1968.9)

    在清华团四两派一年多的争斗史中，影响最深远后果最严重的重大事件有两件
。一件是４１４的分裂和革委会的流产，一件是百日大武斗。这两件既有联系也有
因果的大事，留给我们太多的教训，也留下不少的疑团，至今仍然是我们这一代清
华人饶有兴趣的话题。譬如，两派分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４１４到底有没有后台
？两派主要头头又是些什么样的人？

    在叙述我在４１４总部的活动之前，我先就这些话题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节　粗浅印象，团派的主要头头们

    自“井冈山兵团”成立，我就是兵团总部的委员（后来进入核心组）。在将近
半年的时间里，我常与团派的主要头头们在一起议事，对他们有相当的了解。从１
９６７年４份开始，我是“４１４串联会”和４１４总部的重要负责人，核心成员
，与４１４的主要头头们相处一年有余，对他们更为熟悉。在两派头头中，有较长
时间对两派主要头头有过近距离观察和亲身接触的，我是唯一的一人。


    尽管我有这样有利的条件，可惜我看人往往是不太准的。这里，我不可能对每
个头头做全面的点评，我只谈点我在与之交往的这段时间内的直观印象和粗浅感受
。

    为了忠实于历史，我把当年与这些头头共事的印象，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都直书于笔下。显然，这并不表示我现在还有这样的印象。经历了几十年的岁月
，我对当年的印象已经有了许多修正。我也明白，当年有的负面印象，并不是对方
有错，其实是自己的看法太片面，有问题。

    涉及到那么多的头头，留给我的好印象写出来，别人不会有太大意见。要是我
现在再说一些不太中听的话，难免给人添堵，让人不开心。在这里，我先致歉了！
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我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印象，我现在对这些朋友们从心里都是很
尊重的。

    先说说团派的头头们：

    蒯大富（工化９）是团派当之无愧的核心人物，更是灵魂人物。他威信的“原
始积累”是在他与工作组不屈不挠的勇敢斗争中完成的，中央文革的肯定和信任则
把他推上更高的一层楼。当蒯大富已经成为清华“井冈山”的代表人物，成为全国
红卫兵的学生领袖，他在团派中的地位就变得无人可替代无法可撼动般的稳固。蒯
大富有很高的政治热情，政治嗅觉很敏锐，也很有权谋。他聪明能干，能言善辩，
很有组织能力。外面的人以为他在总部会议上一定是搞一言堂很霸道的。其实并不
尽然。一般地，他都是让大家先发表意见，由大家讨论，允许别人对他发表不同的
意见，他也会参加争论。当然，一锤定音的结论是由他做的。总体而言，总部会议
还比较民主。就观点而言，老蒯在总部里并不算是最极端的。作为一把手，他要协
调比他左的和比他右的各种观点立场，这确实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我在总部会议
上从来没与他发生过正面冲突。可能是因为我比他大几岁，他对我的态度也比较尊
重和友好。我与他的关系，如果说在“井冈山红卫兵”期间是“蜜月期”的话，从
“井冈山兵团”成立以后，我们开始在观点上有比较大的差异，我对他的个人诚信
也打起了问号，对他的一些处事行为的观念我也不太苟同。从工作组反蒯到蒯大富
掌权这半年时间里，他有从地狱到天堂般的大落大起。他没有被工作组棒杀，却被
喝彩的掌声捧杀得晕晕乎乎没过好掌权关。

    鲍长康（工化９）是团派的二把手。他为人一贯低调，遇事冷静，思维缜密，
讲究说理，形象上温文尔雅，不显强势。他有上海人特有的聪慧。在观点上他与蒯
大富很接近。他对团派理论的阐释、团派观点的创新、团派利益的捍卫都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在讨论或争论中，他往往能从一个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提出
问题，这点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是蒯大富得力的信得过的好副手。蒯大富不在校的
时候，都是委托他全权负责的。因为他曾经邀请我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筹备会
，对于这样的“引荐人”，我对他多了一份别样的亲近。后来得知他在百日武斗中
担任了团派的武斗总指挥，这令我十分意外。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是崇尚武
力解决问题的那种人。不过想想也是，在蒯大富不便亲任这一职务的时候，作为二
把手，他无法推卸这个职责。

    刘才堂（工化９）是蒯大富最亲密的战友之一。他与蒯大富、鲍长康等都是化
９年级与工作组坚决斗争的那十几个经历生死考验的人。这些人，有的名正言顺地
进了总部，有的隐身于幕后做着高参。以我的感觉，这个小圈子才是蒯大富真正依
靠并影响决策的“影子内阁”，而总部核心组可能只是第二层的。刘才堂其实是一
个思想比较单纯、性格很爽直、心计不多城府不深的人。这点上，我是很欣赏的，
因为我害怕与心思过于绵密的人打交道。但是，似乎又感觉他的思维方式、思想方
法过于简单直接，常常是非左即右，非黑即白，非革命就是反革命，似乎不存在中
间的过渡色带。因此，有时候对他观点的左和态度的极端让我很无语，有一种无法
与他争论的感觉。不过，我始终认为，刘才堂是个心地透明的人，为人正直，在人
品上我信得过他。也因此，即使在观点上我与他相距实在太远，我对他并不反感。

    陈继芳（焊０），她的性格和观点与刘才堂十分相仿，也是嫉恶如仇，个性鲜
明。我对她在工作组高压下的坚定不屈非常佩服。我那时想，如果是在战争年代，
她肯定是又一个刘胡兰式的英雄。她是一个做事踏实的人。在总部里，她主管“二
办”负责干部问题。不像我，在总部里是个甩袖掌柜，不管事情也没什么实权。只
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太不一致，我在她的眼里是极右的“老机”，她在我的
眼里是很激进的女将，所以彼此很少交流，也没兴趣交流。

    马小庄（焊０）为人谦和，真诚朴实。那份农村小伙子的憨厚，第一眼就给人
以值得信赖的印象。他很有涵养。与人讨论或争论，态度平和，平等待人，从不高
声，也没见他发过脾气。到底是党员、学生干部，谈吐间显示出很高的政策水平，
与我这样的群众就是不一样，让我不得不佩服。在团派中，他是与４１４打交道的
最佳人选：既能维护团派的核心利益，又能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我知道连“
东方红战团”的头头对他都有良好的印象。就观点而论，他也是坚定的团派，但我
愿意与他展开讨论。尽管意见难以统一，并没有影响我对他的好感。后来在“联合
总部”，１９６７年的国庆节，“两派成立“国庆联合指挥队”，由孙怒涛、马小
庄等人组成。”这是一次我与他的愉快合作。在众多团派总部委员中，我对他带有
一份尊敬，尽管他比我小好几岁。

    陈育延（力００）是一位极有个性、很有思想、很有主见、性格爽直、喜好外
露的总部委员。在“八八”时期，我一直把她视为唐伟的副手，“八八串联会”的
女中豪杰。这么一个低年级的小姑娘，能有这样非凡的见识和作为，真了不起，我
很佩服。到“井冈山兵团”成立的时候，蒯大富对“八八”的两个主要负责人采用
了拉陈（育延）压唐（伟）的分化政策。陈育延打响了反唐第一枪，又第一个提出
对“八八”必须全盘否定，这让我对她的做法十分反感。那段时间，我与她公开冲
突过，彼此闹得不可开交，心存芥蒂。所以此后我与她互不搭理。因为她始终以永
远正确的左派形象示人，纵队派就给她封了一个“陈常左”的“雅号”，当然，这
并非是个美誉。我离开总部以后，陈育延成了团派中的鸽派，一贯反对武斗，与鹰
派常有冲突，这又是很出乎我的意料。

    王良生（水９）是我在总部里观点最相近的委员，一直是团派中的鸽派。因为
有他，我才不至于有太孤立的糟糕感觉。“４１４串联会”成立一段时间以后，他
旗帜鲜明地站在４１４这边，也成为４１４的负责人。作为４１４派出的学生代表
之一，他参与了《四项协议》的谈判。４１４对他是信任和器重的。在４１４分裂
的时候，我坚定地参加了４１４总部，他则留在“４１４串联会”里。等到“４１
４串联会”并入到４１４总部的时候，４１４的负责人中，唯有他没有参加４１４
总部。是蒯大富让鲍长康、马小庄出面做了他的工作，挽留他继续留在团总部里。
就这样，我与他基本一致的观点，都曾是“天安门纵队”的一员，却分属于两个不
同的营垒。沈如槐说起“这位可爱的王良生又只身离开了４１４、回到了井冈山”
。我想，这中间的抉择各人有各人的考虑。人各有志，只能互相尊重各自的选择。
我对王良生的选择虽然感到很遗憾，但是也能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在这个关口
斟酌过，纠结过。“三七战团”中就有许多与王良生一样想法的人，既同意４１４
的政治观点，又反对４１４的组织分裂。我与王良生的差别仅在于：我坚决地向前
走了一步，他犹豫地向后缩了一步。多年以后，我与他从不同的地方又飘落到同一
城市，相距不远，常有往来，我们依旧是相交甚欢的好朋友。

    潘剑宏（机７）是总部办公室主任，我们都叫她“潘总管”。她既负责掌管清
华的财物大权（譬如我在兵团总部期间凡去外地的人要借款都得经她批准），替蒯
大富管好家，又保管着井冈山兵团与中央联系的电话号码。周恩来或中央文革要与
清华“井冈山”联系就直接找她。而她也可以随时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或中央文革
办公室。可见，她的地位十分关键、机密、重要。她尽心尽职、任劳任怨，有很强
的组织能力。像批斗王光美的三十万人大会，具体的事务都是由她主持操办的。我
要特别说一句的是，她以及团派中许多具体掌管钱物的经办人，都是清廉无私，经
得起审查的。哪像现在的那些大小官吏，几乎无官不贪腐。由于她主管的是行政方
面的具体事务，就政治影响力而言，她在总部里并不很大。

    最后，我想谈谈任传仲（自００）。把他放在最后，并不是说他最不重要，而
是他最特殊。他在总部里的能量和影响都很大，所以不能不谈到他。而他又是一位
我在总部里最有看法最不待见的同僚，这让我在如何谈论他时很有点顾虑。尤其是
，他早已故去了。中国向来有为尊者讳为逝者讳的传统。对一位已经故去多年的熟
人评头论足说三道四，那是很不厚道的。我思量再三，决定还是直言不讳。他如地
下有知，敬请原谅我的大不恭。

    任传仲是与我同系的低班同学。他不仅是我系也是全校很出名的蒯派。他在全
校的出名主要是因为他在批斗蒯大富的全校大会上对蒯大富反戈一击的惊骇一幕。
这让不少蒯派都在背地里骂他是“叛徒”。他这样的表现虽然不足称道，但多少还
是可以谅解的。因为那个时候工作组对蒯派的政治高压是极其厉害的。几乎所有的
蒯派都做检查交代认错认罪了。我认为，认错认罪是可以的，但是要公开站在工作
组的立场，对蒯大富的“反党”罪行揭发鞭挞，这样的“立功”表现就有点过分了
，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事后，蒯大富不计前嫌，在“井冈山兵团”成立的时候仍
然重用他，让他做了总部核心委员。我对蒯大富宽宏大量的气度和敢于用反对过自
己反对错了的人的魄力感到惊奇和佩服。从中，我也看出蒯大富是一个政治人物，
非我等常人可比。我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但是，我对蒯大富重用“大节有亏”的
人暗暗担心。我认为这样的人可使用，但不宜重用。而任传仲因为重新获得蒯大富
的信任和重用，对蒯大富就表现得格外忠诚，甚至是死心塌地的忠心耿耿。这就是
蒯大富很有政治手腕的驭人之道。

    上面这点“变节”还不是我对他最有看法的主要原因。我最看不惯的是他从说
话腔调到行为举止一身的痞气。４１４骂蒯派是痞子，在总部里，能够对号入座的
，就他一人。我非常反感他的痞气，所以我从来没主动与他说过话打过招呼。我始
终都没弄清楚他的政治观点是偏左还是极左，他似乎只对抄家打斗冲会场等“革命
行动”感兴趣。他是武斗的主战派，七二七那天，“仅作战部部长一人就用长矛刺
中７名工宣队员７３的腰或腿或臂部”，这位“作战部部长”就是指他。到清查五
一六的时候，被蒯大富视为心腹的得力干将任传仲再一次对蒯大富反戈一击。蒯大
富后来说：“任传仲这个人真正是个叛徒，搞武斗最凶的。他上台说：蒯大富！你
是五一六，你在搞阴谋！在清华发展庞大的五一六集团。……回想文革时身边的极
左分子，往往就是投降派。”当蒯大富再次品尝到同一杯苦酒的时候，才算对他有
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第二节　粗浅印象，４１４的主要头头们

    再说说４１４的头头们：

    沈如槐（力０）的“千钧棒”比他先出名。总部开门整风中，“千钧棒”因坚
决抵制蒯大富的错误、坚决批判极左思潮成为闻名全校的战斗组。由此，沈如槐如
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在“东方红战团”的拥推下脱颖而出，成为４１４的一
把手。因为资历较浅，他在４１４总部里的权威性没有像蒯大富在团派里那么强。
这点上，沈如槐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他格外地兢兢业业、以身作则、尊重大家，
作风也更为民主。作为４１４的一把手，他捍卫４１４群体的利益。他又是“东方
红战团”的核心，典型的“东方红战团”观点，所以他更坚定地捍卫“东方红战团
”的利益。在４１４总部里，“东方红战团”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他深知，要是
没有“三七战团”的帮衬，一旦“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发生内讧，４１４
将不攻自破，陷入危机。所以他对我的尊重胜于我在团派里的礼遇。沈如槐为人正
直，敢于担当，坚韧不拔，既有主见，也有魄力，原则性很强。他很能思考，常常
提出新颖的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些观点也常引发争议。他人很聪明，演讲
的口才虽不及老蒯那样出口成章滔滔不绝，但是笔杆子相当厉害，文思敏捷，条理
清楚。虽是低班学生，毕竟是学生党员，做过团支书，有过历练，领导４１４总部
这一班人有章有法。在４１４中，有资格和才能做一把手的，起码还有三四位，但
是既然沈如槐成了一把手，大家就都尊重他，拥戴他，谁也没有想去挑战他、取代
他，所以４１４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争夺领导权的内斗。作为一把手，总部讨论时
最后的拍板定夺都是由他做出的。与蒯大富在团派里的地位不同，４１４总部里没
有离了谁就一定不行、离了谁就群龙无首的灵魂人物。沈如槐不是，其他如外界一
些人猜测的陈楚三、周泉缨等更不是灵魂人物。但是４１４里有核心人物、决策人
物，那就是沈如槐。他也不负众望，殚精竭虑，一直尽职尽守地领导着４１４。有
人以为沈如槐只是形式上的一把手，是傀儡，是替身，那就大错特错了。很可能是
沈如槐自己说过他作为４１４这个团派“反对派的一把手，没有丝毫的权力”这句
话给人以误解。仅就沈如槐倔强的性格而言，他也不是甘为傀儡的那种人。我对沈
如槐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他对《必胜》的态度，这在下面再详尽叙述。

    汲鹏（压００）是我交往最密的朋友，并肩战斗的战友。“第一湘江”与“轮
机兵”宛如两兄弟。“天安门纵队”和“三七战团”，我们都是发起人和代表人物
。我们从新水相遇为邻一直互相支持亲如一体，首先是因为我们俩在各种问题上的
观点一致或接近，其次还在于我们在为人处事上都不喜欢走极端。他看问题有前瞻
性，相当深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性格豪爽、为人仗义，这些都是我这个南方
男人所欠缺的，因而也为我特别欣赏和佩服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名句“君子坦
荡荡、小人长戚戚”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可见我的知识是多么的贫乏）。他本人
就是一个坦荡荡的君子。汲鹏演说家的天分不仅令我，也为两派的头头和群众所折
服，所倾倒。有位好友曾评说，如果把汲鹏那些获得满堂喝彩的演说逐字逐句记录
下来，其实从字面上看也不过是一些平常稀松的词语。然而，他永远不打草稿上台
即兴发挥的演说，居然具有那么大的煽动性和蛊惑力，排除派性的因素，全在于演
说本身的魅力。也不能说汲鹏的演说内容全是常人常言。好多闪光思想，不少至理
名言，都是在即兴讲演中脱口而出的。“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
！”已经成为烩灸人口的名句，几十年来，一直为我们这些清华人所津津乐道。

    宿长忠（水７）是一位出色的组织家，具有极强的组织才能。我这种人，是属
于书生空议论的，不懂得怎样去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正因为我的组织能力很弱，
所以对宿长忠在这方面的天赋就格外钦佩。４１４能从一个很松散的串联会到一个
拥有七千人的从总部到分部体系完整组织严密的群众团体，宿长忠劳苦功高，贡献
至伟。在“八八纵队”里，宿长忠是头头。沈如槐是他的副手，声名在他之下。但
是在“东方红战团”推举沈如槐成为４１４一把手以后，宿长忠甘居沈如槐之下，
毫无个人杂念，依旧辛劳勤勉，那种不计职位高下的无私精神令我肃然起敬！在４
１４的所有行动中，宿长忠不仅决断果敢，而且总是身先士卒，身体力行，全力护
卫其他的同志。所以，宿长忠在４１４的上上下下，享有极高的声誉。毕业后他遭
遇了太多的不公，英年早逝，令我万分悲痛！

    陈楚三（力６）思想敏锐，风度儒雅，举止稳重，才华出众，人品上佳，是“
东方红战团”的核心人物。他写的文章，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有理论水平，富有
征服力。他也是最能提出新颖观点的４１４头头，这些观点大部分都能为４１４的
多数群众所接受，成为四一四思潮的组成部分。陈楚三是一位既让我敬重又让我不
敢过密交往的朋友，原因就在于他的身份。他是陈潭秋烈士的儿子。陈潭秋是中共
一大代表，与毛泽民同时牺牲在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屠刀之下。他不可能再像瞿秋白
那样会从烈士变成“叛徒”。对于这样的革命先烈，我打心眼里敬重敬仰！因此，
我对陈楚三也格外多了几分敬意。但是，我又风闻他是康生的养子。其时康生身居
中央文革顾问要职，正红得发紫。而我对陈楚三的这一个背景，却极为忌惮。我不
希望４１４因为陈楚三而与康生有撇不清的关系。４１４不企望因为康生的背景而
红得发紫，更不想因为康生的万一倒台而被殃及池鱼。我宁愿与蒯大富、沈如槐这
样平民出身的人交往，而对陈楚三这样有高干背景的人物，我反而采取敬而远之的
态度。我之所以会这样，很可能是因我的眼界比较窄、胆子比较小、顾虑比较多、
对高干子弟的成见比较深的缘故。后来，随着交往的日渐增多，我对他本人了解也
深了一点。经过“４１４战歌事件”，他被北京市公安局抓去又放回来之后，我对
他不再存有戒心，平添了几分对他坚贞不屈的敬佩。

    刘万章（工物６）是个勤勉踏实的人，组织能力也相当强，是４１４里的实干
家。他的组织能力在大型活动的组织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４１４举行的集会、辩
论会、进城游行等大型活动，他往往都担任总指挥的角色。许多具体的事务工作都
要靠他去落实，他都尽心尽力去做好它、完成它。刘万章也是“东方红战团”的核
心之一。就观点而论，相比较其他的“东方红战团”核心，我的感觉要稍微温和一
些。他脾气很好，很有涵养。有一次大会上，他因口误把“小小寰球”说成“小小
铜环”，我们调侃他，他也不生气，笑笑了之。

    张雪梅（水０）是４１４总部里唯一的女学生委员，因此格外抢眼。她个性爽
直外向，有话就说，不模棱两可。做事干练，不拖泥带水。在对《四项协议》及陈
楚三被抓这些大事上，她观点鲜明、态度坚决，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
她也是“东方红战团”中的核心人物。

    蒋南峰（无６）是个极具另类个性的人。他既没有组织一个战斗组，更没有拉
什么纵队、战团，完全是单兵作战。他写的大字报，往往只有一二张纸，短小精干
，简明扼要，观点表明就止，不像我写起来洋洋洒洒罗里罗嗦的好几张。他从来都
是以蒋南峰署名，不用笔名化名。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蒋南翔的弟弟呢。他既不属
于“东方红战团”，也不属于“三七战团”，是４１４总部学生委员中唯一的“无
党派人士”。他独往独来，天马行空，个性倔强，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跟谁都敢
顶嘴、反驳，不太顾及别人的脸面。他的动手能力是超一流的强。

    高季章（水９）是总部的一般委员。我之所以要介绍他，不否认我与他私交甚
好这一因素，更因为他是《井冈山４１４报》的负责人。这是一个由“三七战团”
掌控并基本代表“三七战团”观点的４１４部门。《４１４报》的观点一向比较温
和，与团派《井冈山报》比较极端的风格截然不同，与４１４广播台的风格也有较
大差别。在经费紧张物资匮乏条件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能把《４１４报》坚持办下
去实属不易。我与汲鹏虽是“三七战团”的代表人物，但很少过问实事，高季章才
是“三七战团”的实际主管。他在“三七战团”的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多次
组织了以“三七战团”名义出面的重磅大字报以及与“东方红战团”联合署名的声
明和发言稿。他勤于思考，思维严密，观点平和，态度诚恳，对理论问题尤感兴趣
。如果说四一四思潮是广大４１４群众的集体创造，“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
”对四一四思潮的形成、发展、完善都有极大的贡献，那么在“三七战团”中高季
章无疑是最大的贡献者之一。

    周泉缨（动６）也是一位不能算４１４核心头头但是非得详细介绍的总部委员
。他思想敏锐，观点独特，很会分析问题，很能逻辑思维，而且引经据典有一定理
论深度。在“４１４串联会”成立前后，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也比较正面。每有
聚会，他都很喜欢发表演讲，一套一套的，常常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那个时候我就
有一个感觉，他那些标新立异的见解，给人以新鲜的刺激，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振
聋发聩，听着过瘾，很有启发。但是有些观点说着说着就会过了头，因此觉得有点
偏激。为此，我与汲鹏等“三七战团”好友常在一起议论周泉缨的观点。后来，每
当听到他有些观点豁了边，过了头，我们就在底下相视一笑，偷偷地小声说，周泉
缨又“尖端放电”了。“尖端放电”本是电学现象。我们说他“放电”，那是夸他
的观点新颖、独特、很有启发性，我们被电到了。说他“尖端”，就是过头了，偏
激了。正确的思想往前多走一步就成了谬误。那时我们说他“尖端放电”，是善意
的调侃，并非讽刺，更无恶意。那段时间，我和“三七战团”的朋友对他的评价是
肯定的，而且是比较高的，关系也是比较融洽的。周泉缨虽然只是总部委员，从未
进入４１４的核心层，但因为他是“东方红战团”的核心成员，在总部里又比较活
跃，所以很有影响力。关于周泉缨，我没想到这之后不到半年，我与他的关系会急
剧恶化，我对他的印象会那么糟糕。这起因，全是因为他的《必胜》。

    革命干部的代表，团派里是韩银山、张修身，４１４里有龙连坤、李振民。这
些工农出身的清华中层干部本身的素质都是很好的。４１４总部里还有谭浩强这样
的清华牌干部。这些干部在各自的总部里，即使参加最核心的会议，其作用也不过
是参谋或顾问。那时，“革命小将”掌实权。在决策层，不仅“小将”在数量上占
绝大多数，说话的分量也远超“革命干部”。尽管４１４高举的是解放干部的大旗
，在解放干部上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在干部的使用上，虽然比团派要好得多，除
了干部办公室等少数机构干部确有实权外，其他也只是一般参与和使用。像龙连坤
、谭浩强这样的中层干部，在４１４总部里，不能说是陪衬，但也只能算是配角。

    沈如槐是４１４的一把手。那么谁是４１４的二把手呢？４１４从来就没有正
式明确过谁是二把手。要是我说我是４１４的二把手，我想不管是４１４的头头和
群众还是团派方面，都不会对此有异议的。至于４１４的“老三”是谁，既没有明
确过，也没有公众一致的认可。宿长忠、陈楚三、汲鹏这几位都有可能，难分伯仲
。团派惯用的“沈孙汲之流”代表着他们的看法。

    上面我简单地谈了对团派和４１４主要头头的印象。我在本书中提及到的这些
人，据我所知，在这几十年来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尽职地贡献，都有显赫的成就
，远非我能比能及的。

    在１９６７年年中的清华政治舞台上，出现了２个总部、５个代表人物这样的
政治格局。假如投射成一条从左到右的政治光谱，兵团总部占据着光谱的左边，人
多势众，能量最大，受中央文革支持，是掌权派。４１４占据着光谱的右边，势力
稍逊于团派，还常被中央首长批评，是在野派。两个总部的核心人物是蒯大富和沈
如槐，占据着各自总部的中心，亮度最高。比蒯大富更左一点的代表人物是刘才堂
，比沈如槐更右一点的代表人物是周泉缨。集合在刘才堂、周泉缨周围的人数不多
，但能量可观，往往影响着蒯大富、沈如槐的决策。在蒯大富与沈如槐之间，还有
一个代表人物，那就是我。我代表的是人数超多、能量超弱、但体现了人心向背的
大批中间群众。在兵团整风期间，以我为代表的“天安门纵队”与蒯大富之间的距
离相对较近。到“４１４串联会”时期，与蒯大富越来越偏离，与沈如槐越来越靠
近了。到４１４总部成立，我代表的“三七战团”完全脱离了蒯大富，而与沈如槐
的“东方红战团”结成了紧密的同盟，但是还保持有一定的距离。我在这条政治光
谱上，是由左往右慢慢移动的。

    很遗憾，在这条政治光谱上，左，并不代表正确；右，也不代表正确。左与右
之间的中间点，同样不代表正确。在左倾路线指导下的文革，团派的“极左”与４
１４的“极右”其实都是左的，离正确的那点都很远。差别仅在于，团派比４１４
更左而已。

第三节　坚持“三不”原则：不寻靠山、不找外援、不炮打中央首长

    在做头头期间，我一直很明确地坚持“三不”原则：不寻靠山，不找外援，不
炮打中央首长。这一原则，是我与汲鹏及“三七战团”的核心人员共同商量定下来
的，也与“东方红战团”的主要头头交换过意见，为他们所赞同。

    一、不寻靠山

    当时的政治形势瞬息万变。今天红得发紫的大人物，说不定明天被江青或康生
一点名，就倒台了。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陶铸。

    文革前，陶铸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中宣部长。因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中央文革顾问等显赫头衔，地位如火箭般的直升至
党内第四号交椅。转眼之间，在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又沦为党内最大的“保皇派”
，迅即被打倒。

    要是找了这样的靠山，他炙手可热的时候可能也跟着春风得意，一旦他倒台了
，也跟着一起玩儿完。把一个群众组织的命运捆绑在一位中央首长身上，听命于他
的指示，随着他的沉浮而沉浮，那就失去了自我，就是政治投机。这不是我所热衷
的革命。

    我所欣赏的是这样的：始终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辨别是非，识别真伪，指导我们
的一切言行。如果做对了，那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
著作的结果。我们有成就感，也有自豪感。要是做错了，那是我们没有学好毛泽东
思想，没有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的后果。我们不怪任何人，输也输
得心服口服。

    这，就是我们不找靠山的理由。

    二、不找外援

    在１９６７年的上半年，社会上已经普遍出现了两派对立甚至分裂的现象。

    我不太了解外校和社会上的两派，也没认真研究两派产生的根源和规律。清华
的团四两派，因为观点比较鲜明，力量相差不是十分悬殊，再加上清华的特殊地位
，所以两派的影响都比较大。于是，那些被掌权派压制得喘不过气来的少数派在野
派，往往会找上门来，寻求我们的支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北京师范学院７５的少数派，他们拉着队伍到清华来，既是
声援４１４，也是希望寻得４１４的支持。他们呼的口号是誓与４１４“战斗在一
起、胜利在一起”。

    我们既感动于他们的热诚，但是也不敢与他们有过深的交往。因为，说实在的
，我们并不了解他们。

    我们无法对他们提供实际的帮助和指导，我们也不想万一有一天他们出事了而
累及我们。我们并不想拉外面的势力来壮自己的声威，那是一时的、虚假的、靠不
住的。我们只想在清华园里踏踏实实地把本校的文革搞好，吸引更多的师生同情、
支持、参加４１４，这已经够让我们费心费力的了。

    北京后来出现了天派、地派。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属于天派，谭厚兰、王
大宾属于地派。

    在我们看来，他们都是中央文革的宠儿，都是全国闻名的响当当的造反派，都
是掌权派。我们搞不清天派地派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所以，在私底下议论时，我们
常用“狗咬狗”这样的不恭用词来形容。据说天地派的后台是不同的。即使后台不
同，这些后台也都是位高权重的中央首长，我们攀不上，我们也不想攀。从我们内
心讲，我们不想介入天地派的纷争。

    仅仅因为４１４是蒯大富的对立派，所以社会上的人们就把我们划为地派。我
们完全是“被地派”的。平心而论，４１４并不热心地派，地派对４１４也有不少
看法。

    相比较北大和北航，地质对我们态度要友善一些，我们当然不会拒绝他们的好
意，我们对他们也是友善的。韩爱晶是蒯大富的铁杆盟友，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一点
而故意与“北航红旗”交恶。相反，因为听闻北航搞得很不错，我们对韩爱晶还带
有一份好感。当然，外面任何让蒯大富碰一鼻子灰的事情，我们是偷着乐的。至于
他们的活动，不管是天派组织的还是地派组织的，能不参加的就不参加，乐得做一
个旁观者。

    然而，想虽然是这样想，碰到具体的事情，往往就不见得一定坚守这条原则了
。因为天地派的格局已经形成，我们参加过一些地派组织的活动。譬如“揪刘火线
”，“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些都是地派组织的活动，我们都参与了，都犯了错误
。当然，我们并不是因为是地派组织的活动才去参加的，而是因为认为这些活动都
是正确的才去参加的。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受派利益的驱动所致。

    看来，４１４也只能在清华园这一亩三分地上闹腾闹腾，一参与社会上的活动
，也立即犯错误，与蒯大富毫无二致，最多是有点程度上的差别。

    三、不炮打中央首长

    所谓炮打，最常见的形式是公开贴中央首长的大字报，隐秘一点的是暗地里整
材料为公开炮打做准备。炮打的程度轻一点的，是质问的口气，或者把问题往刘少
奇上联系。厉害一点的，就不客气地用“打倒”、“揪出”之类的字眼了。

    那个时候中央文革的人，特别是江青、康生等，他们要么明着指示要么底下透
风某某某在历史上有问题，某某某是反对毛主席的。于是，某某某就成了被炮打的
对象，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示众了。如果某个造反组织率先炮打了，而且炮打对了，
那么这个造反组织就立了一大功，捞了一票政治资本，在镇压或对抗另一派的时候
，也就增加了厚厚的筹码。所以，许多造反派抱着投机的心理，对炮打乐此不疲。

    我们既没有高人指点，也没有过硬后台，全凭着自己的判断行事。

    对于中央首长，我们既不了解他的历史功过，也不清楚他的现今是非。那些被
无产阶级司令部点名了的，肯定是“犯事”了，我们就跟着欢呼一阵。至于他们为
什么被炮轰被打倒，除了知道一点罪名，详细的依旧不清楚，稀里糊涂的。

    仅凭小报上真假难辨的小道消息，是很难判别他是不是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里
的人。如果我们随便炮打，万一要是炮打错了，那就犯下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大罪，４１４也会因此而被牵连，实在犯不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能力
有限，态度很保守。宁可不犯错误，也不想争这个头功。

    我认为绝大多数的炮打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赌博。炮打对了，那是因为正好符合
中央文革的政治需要，于是就大紫大红，立了新功，赚了一票。要是炮打错了，也
就是炮打了中央文革不希望打倒的人，那轻则是被批打了横炮，干扰了毛主席的战
略部署，重则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立马被抓起来，送进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笼
子里。有哪一个大人物是因为群众的炮打、揭发而下台的？没有！那些被打倒的人
，都是上面有人成心要打倒他们，炮打是那些要打倒他们的人利用造反派造的舆论
和声势。

    我们实际接触过的中央首长中，有好几位我们心里是有很大意见的。即便如此
，我们也只是在极小的范围内发发牢骚表示不满而已，并没有炮打的打算和实际行
动。唯一的一次是，１９６８年春天，我们对谢富治的积怨实在太深了，社会上正
好有一股倒谢风潮。４１４也蠢蠢欲动，准备猛烈地炮轰一顿，巴不得把谢富治打
倒，出出这口恶气。最后，中央出面保了谢富治，我们赶快做了缩头乌龟。

    另外４１４里曾经发生过反康生、炮打陈伯达的事情，这都是４１４里个别战
斗组的行为，并非４１４总部在底下鼓动。身为４１４总部委员的周泉缨曾经炮打
陈伯达，这一做法连沈如槐也不支持，４１４总部更是反对。像陈伯达、江青、戚
本禹等人我们心里是有看法、有不满的，但是４１４总部并没有公开反过他们，炮
打他们。

    “三不”思想也可以说是四一四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上靠毛泽东思想，下靠
４１４广大革命群众，努力走一条特立独行的路，这就是４１４核心层的基本共识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