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评析与利用

tuffy05 · 发表于 2013-4-26 23:20:47

一、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概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纪元。60年来，新中国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既取得了伟大辉煌的成就，也在探索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长期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不仅是国内学者高度重视的学术研究领域，也吸引了国外政界和学者的研究兴趣。从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学者费正清倡导的区域研究到目前由新一代学者主导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发行第一份研究新中国的专刊《中国季刊》到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出版，国外学术界聚焦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研究重点逐渐向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转移和集中。在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美欧亚澳的许多国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研究的国别、队伍、语种、范围都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也不断增多。然而，由于语言问题以及研究信息传递渠道不通畅，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往往被国内学界忽略，中国学者的声音在国际学术界也不够响亮。因此，探究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背景和演进历程，开展对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情况的追踪和评述，对于加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史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学术界根据国际形势和中国国策的变化，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30年。这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下相互继承发展和内在统一的两个30年，这样的划分也基本契合了国外对新中国研究的分期。
（一）前30年的研究状况
研究新中国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在战争与革命大的时代背景下，冷战将全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敌对阵营。为了对中国共产党和迅速稳固的新政权有准确的了解和分析，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界人士和文化学者，以向政府提供建议性报告、争取私人基金会资助等方式，利用相对宽松的经济条件从政治和学术角度对新中国的历史展开研究。其中，至今仍有重要影响的事情是：1960年在英国，由青年学者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主办了西方学术界第一份专门追踪新中国发展轨迹的研究性刊物——《中国季刊》。为突出亮点，创刊号邀请了9位西方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撰文，分析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的情况。1968年，该刊被归入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现代中国研究所管理。至2009年，《中国季刊》共发行198辑。这是一份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学术刊物，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共党史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以“为学者、政府官员、政治家、新闻记者、商业家及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士提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信息以及评论”为宗旨，其刊登的内容和主题随着国际局势和中国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及时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学术界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热点和主流观点，现实性强，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受到高度重视。该刊组织过若干次专题研讨，其内容也经常为《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媒体摘编、转载或引用，带动了西方国家研究新中国的学术争鸣。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通过与台北一些大学的交流项目和在香港设立的“大学服务中心”等措施，解决在冷战条件下学者们收集大陆资料困难的问题。直到大陆实行对外开放前，该中心都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大本营之一。据20世纪80年代初的统计，大约有200多本有关中国大陆研究的学术著作都在该中心完成。该中心为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的了解、为国际中国研究学术圈的形成都起到相当的作用。苏联、日本、德国也都出于各自的目的追踪着新中国的发展进程，报道了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尽管冷战的铁幕阻隔了世界上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真实情况的了解和大量一手研究资料的搜集，但他们对新中国的研究始终没有间断。各国都比较重视大学在教学和研究中的作用，成立了专业研究机构；在大财团的基金会资助下开展研究；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创办了一批研究刊物；涌现出一批研究当代中国的学术权威。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的中国研究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进展艰难。尽管如此，费正清等有识之士针对这个研究领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于1955年建立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直到1959年中国研究才迈出大步，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等研究机构、在大学里设立了当代中国研究的专业、建立了当代中国研究的社会性学术团体，（以费正清、史华兹、鲍大可为代表研究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第一批著作问世。）尽管冷战期间中美关系的完全隔绝使研究中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研究在继续。在越南战争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等学术团体还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批判。英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共同点：一是大多数国家对新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脱胎于或依附于那个国家的汉学研究之中；二是许多国家不能摆脱对美国研究范式和热点的追随。这一阶段，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谁以及如何“丢失中国”、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外关系及中国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在苏联，新中国的建立为苏联中国学提出了新的研究任务。1950年，设在列宁格勒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与太平洋研究所合并组成新的东方学研究所，其中的中国部是苏联科学院系统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1956年10月，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又成立了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并于1958年创办了《苏联中国学》杂志。苏联广泛展开了对中国历史、经济、文学、语言等的研究，并同中国的科研机构和大学进行学术交流，邀请中国学者去苏联讲学，派研究人员到中国进修或参加学术研讨会。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的中国学研究受到很大影响。1960年底，赫鲁晓夫下令将中国学研究所同东方学研究所合并，成立亚洲人民研究所，但该所仍设中国部，享有一定的独立性。《苏联中国学》杂志仅出版4期即宣布停办，后改为出版《亚洲人民》杂志。随着中苏两党思想论战的加剧，亚洲人民研究所中国部的主要任务是为苏共领导同中共进行论战准备材料。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虽然苏联的科研机构不断进行改组，但是对中国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苏联学者通过各种渠道从中国收集了大量中共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学研究所、亚洲人民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开展了对中国现代历史和政治问题的研究，研究内容有所扩大。进入60年代，受中苏两国关系走向破裂的影响，为迎合反华的需要，苏联史学界抛弃了以前的立场和观点，转而对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了批判态度。分化出的另一部分学者，转向研究与现实联系不大的中共早期历史。1966年9月，苏联科学院成立了远东研究所，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在内外政策、经济、历史、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和中共早期历史。
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展的中国研究摒弃了旧“支那学”的传统，形成了新的研究特征，即一个中心、两条道路、三次论战、四大学派。一个中心是以人物研究为中心，即以毛泽东研究（后以邓小平研究）为中心。两条道路，是指研究的方法论，一条道路是从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建设事业的成就这一客观实际出发，对中国和中共党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另一条道路是借用西方政治学的某些研究方法，常采用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和中共党史。三次论战是指研究的焦点，第一次论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承认不承认新中国引发；第二次论战是围绕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展开；第三次论战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围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怎样理解邓小平的路线展开。四大学派是指学者的四种背景，即中国背景、美国和日本政府背景、日本共产党背景、京都学派背景。1951年，成立了以高校教授为主的现代中国学会，1953年成立了亚洲经济学会，出版了《中国研究月报》、《中国年鉴》等刊物。1949～1956年有2000多名日本人来到中国。他们回国后著书数十种，引起了日本国民和学者对中国观的反思。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中国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以及“文化大革命”，形成的主要成果有《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12卷、《新中国资料集成》5卷、《中国大跃进的政策的展开——资料与解说》2卷等。
总体看来，受冷战格局和冷战思维的影响，前30年国外对新中国的研究有相当的局限，表现在：研究的国别和语种基本限于苏联、美国、日本和少数西方国家；对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占有不够充分，导致有些研究结论不够准确客观；主观否定或歪曲中共和国家领导人、诋毁新中国成就的作品占一定比例；除了苏联和日本，很少有与中国的合作研究及成果。
（二）后30年的研究情况及发展趋势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国际社会看中国的角度、重视度和客观度在不断地调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西方学术界逐步改变了对中国的某些研究模式和观念。70年代末，中美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态度和认知观点的变化。自80年代起，研究中国、解读中国的刊物、成果不断地增加。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使世界看到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近十几年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增强，也不断激发国外研究当代中国的更大热情。自90年代末期，国外当代中国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研究的国别和语种不断增加，国际上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在研究当代中国。特别是在欧美亚澳许多国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研究的国别、语种、队伍、范围都呈扩大的趋势，各国都有各自不同的研究风格和特点。
第二，出现一些新的研究刊物和机构，其中，发展比较快、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是澳大利亚及其《中国研究》杂志。197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远东历史系出版了学术刊物《远东历史研究》，后更名为《远东史》，但内容侧重于古代研究。中澳建交后，1976年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成为澳大利亚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部分。一些高校的历史系开设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的课程，并开始招收和培养中国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们的学位论文相当一部分选题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以及社会问题。1979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澳大利亚学术界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外关系以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许多问题需要给予新解释。于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现代中国中心主任斯蒂文•菲茨杰拉德创办了更为专门的研究刊物《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该刊后来改名为《中国研究》，成为澳大利亚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园地，所刊登的文章主要涉及194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诸方面，其中对新中国1978年以后的研究占据多数，侧重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农村问题、毛泽东研究以及中外关系等多方面的分析研究，角度比较新颖。作者汇集了澳大利亚及英、美、日、新西兰和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中国问题专家，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澳大利亚乃至西方国家对当代中国研究的进展和趋向，也打破了《中国季刊》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公认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刊物。同时，美国的《近代中国》、《亚洲研究》、《中国书评》，俄罗斯的《远东问题》、《近现代史》；日本的《中国研究》、《现代中国研究》等新老刊物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就是通过这些刊物受到学术界关注和认可的。美国的兰德公司、太平洋论坛、对外关系委员会、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智库”和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的现代中国研究所、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汉学所（现为东亚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等大学的研究机构，在当代中国研究中也越来越发挥着引领性研究的作用。
第三，开展了全方位的当代中国研究，研究领域从以政治、经济、外交为主，扩大到军事、文化、环境、法制、港澳台等全方位、多视角。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实力的增长和中国国际形象的快速提升，德国及一些欧洲国家扩大了中国经济和政治专业学生培养的规模。亚洲出现了对中越、中印等经济改革的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一些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及其成果受到广泛重视，如俄罗斯学者季里塔连科和他的《中国：文明与改革》；日本的宇野重昭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史序说》、大久保泰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史》；美国的费正清和他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施拉姆、马若德、沈大伟、陈志让、弗雷德里克•泰韦斯、莫里斯•迈斯纳、F•弗里德曼、马克林、尼克•纳特、马马耶娃、杰留辛、石川忠雄、宇野重昭、毕仰高等多国学者都发表了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媒体介入政治是美国新闻的突出特点之一。有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形象的报道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指出，1989年以来，中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被关注的频率和范围越来越多。1993～1998年间《纽约时报》对华负面、中性和正面报道的比例是55：44：1。中性报道大都集中在中国的经济领域，负面的则大都集中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人权和西藏等问题。这种局面在21世纪初有了明显的改变，占有一手资料、客观性强的研究成果和媒体报道不断增多。有关2008年北京奥运会、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府成功应对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报道，将一个走向富强的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
再看刊物方面，《中国季刊》之所以被西方学界视为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性刊物，取决于该刊较强的学术性。该刊评审标准十分严格，登载的都是高水准的研究成果或文献资料，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等热点问题的研究成果陆续增加，比较研究、跨国合作研究、多学科联合研究等方法也多在此刊最先出现并流行开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相关的研究专辑达十辑之多。笔者曾经对《中国季刊》2000年第166期到2004年第179期的内容进行了论文和书评两大类的统计，在179篇论文（包括研究文章和研究报告等）和377篇书评中，多数内容与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与改革开放有直接的关系，相对集中在改革与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外交及中外比较，中共党史这四个方面。政治和经济类的研究依然居于主导，对外关系方面的最多，对省级以下的地方政治经济研究不断增多（即个案研究），对意识形态、宗教、文化教育等社会问题、环境和人权问题方面的研究也有增加，中共党史与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在内容与范围上多有交叉。
第四，加大了对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成果的出版。国际局势的变革是推动学术交流的最好动因。冷战的结束、新档案的解密、国际间学术交流的日益便利使国外中国研究呈现出跨国界、跨地区、跨学科研究的新特点。不少学术机构和个人以协作研究的方式，选择合适的专题和学术伙伴共同整理文献、出版论著，这是与前30年国外中国研究最明显的区别。如著名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施拉姆主持编译了五卷《通向权利的道路——毛泽东革命文稿（1912～194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系列档案文件集则由俄罗斯和德国学者共同完成。弗里德曼、毕克伟、塞尔登合著了《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我国学界与国外研究机构和个人的一些合作研究逐渐开展。各国出版的相关文献资料主要有手稿、中央和地方档案馆或图书馆的馆藏资料、缩微胶片、文件集、解密档案以及口述史访谈等。如日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最新资料集》，收录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文献。竹内实主编了《毛泽东集》（共10卷）和《毛泽东集补卷》（共10卷），受到高度重视，许多欧美国家高校和研究单位的图书馆都有收藏。
总括两个阶段60年的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情况可以概括为：政府和个人都高度重视对新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在文献资料整理和成果出版方面成绩显著。其间，基金会、大学的研究所和专业学术机构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有一定水准的研究群体，交叉学科研究呈现新的研究趋势。

二、进一步拓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国际视野

（一）拓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国际视野的必要性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视野向国外拓展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从政治价值层面上看，关注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有利于科学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意义重大；从学术价值层面看，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中国学术界对国外相关研究的学术窗口，拓宽中国学者、高校教师和学生的研究视野；从应用价值层面看，有利于将国外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专业研究和教学之中，收到补充和更新文献资料，解决教学中难点、热点问题的效果，对于加强史料学、文献学等基础性学科建设也有积极的意义。
1、拓展研究的国际视野是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的需要
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精神之源，也是人类和谐演进之本。当前，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蔓延，局部战争和民族冲突不断，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复杂的国际局势呼唤着国际范围内人文社会科学繁荣的出现。我们注意到，在共同建设世界政治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的作用不可替代。由此，如果中国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不能充分展示，世界范围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将是有缺陷的。同样，中国学界在总结研究新中国60年的发展经验时，离开了对国外研究成果及时准确的了解也将是不全面的。
2、拓展研究的国际视野是应对意识形态斗争复杂性的需要
冷战结束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国内外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行着全面的研究和总结。特别是近30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显著提升，在国际范围兴起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热潮，从正、反两方面评价“中国模式”的研究都很多，折射出意识形态方面的较量更加复杂。面对新机遇、新挑战，需要新思路、新对策。因此，不论是出于学术上加强交流与对话的考虑，还是出于政治上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都应更加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咨政作用。
3、拓展研究的国际视野是提升我国学术研究科学性的需要
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和出发点与我们不尽相同，其中有些成果对国内相关研究有借鉴作用，有些文献资料可佐证国内的研究或补充我们的不足。但由于久已形成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他们的研究中存在着某些主观妄断或歪曲史实的情况，间或也有些是由于国外学者所使用的材料不准确，因而得出的错误结论。这些都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鉴别，澄清史实，讲明原委。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国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完整性。能否准确地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其历史作用，能否科学地写好党史、国史，对维护党的执政地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面对当今开放性的国际学术局面和复杂的意识形态较量，更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分析和利用国外研究信息中的科学性问题。
（二）拓展研究的国际视野有了较好的学术条件
1、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充
一般说来，学术研究新热点和新高潮的出现往往与文献档案的解密有关。冷战后各国档案文献陆续解密，催生了新的研究领域，扩大了原有的研究范围。《美国外交文件•朝鲜战争卷》的公布，推动了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朝鲜战争与冷战关系的研究；德国和俄罗斯共同编译整理了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进一步带动了深入研究中美苏三角关系、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热潮。1993年，美国哈泼出版公司出版了沈大伟主编的《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该书汇集了哈里•哈丁等18位中国学研究者的成果，这些学者大致以10年为一个阶段，从多个侧面评介了美国研究当代中国的情况，对21世纪西方国家研究中国的趋向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展望。他们认为，21世纪的中国研究应扩大到一个大中国的概念，即从大陆、台湾、香港、海外华人及他们之间的影响来看中国。当代中国研究重点将放在地方社会、知识和文化、经济史的领域，研究的焦点将转向地方的政权、人口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分析。以往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将被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人口学家、律师甚至文科学生共同成为中心人物的情况取代。研究领域将主要涉及哲学及政治思想、社会组织、精英和大众文化、地方政权、地方社会控制和政治部门、法律、经济、商业、教育、健康医疗、大众传媒、科学技术、金融和银行系统、外贸的组织与指导、人事管理、中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国官方内部的信息系统等方方面面。
2、学术交流途经日益便捷
近30年，国外学者来华搜集一手资料的人数激增；我国学者对外交流机会也不断增多，搜集国外研究情况的渠道和途径日益便捷。通过教育部留学基金委资助、联合培养、交换或合作项目等多种途径，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可以直接出国搜寻散失于国外的档案文献，了解他国的研究动态和信息。同时，与国外研究单位和个人建立学术联系，购进国外图书资料也日趋便捷。不断建设中的数字化和信息化，为追踪和评析国外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情况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3、有了一定的研究积累
从国内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60年来，从部分史学工作者个人到专业研究单位都逐步推进着对国外中国史研究情况的评析和梳理工作。三个国家级课题及其成果《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为了解国外的研究情况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和分析框架。近年出版的一些评析性的著作或译著，如《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等，反映出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关注着国外的研究动态。现在需要做的是为尽早构建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情况的分析框架，搭建学术平台。一批批陆续出版的学术含量较高和有利用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开展有针对性分析和评论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例如，美国的沈大伟主编的《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马若德和麦克尔•沙拉汗主编的《毛最后的革命》；《美国外交文件•中国卷1969～1972》；马若德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3卷；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政治家和智者》；和《邓小平时代》；阿道夫•德里克的《中国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英国的格雷戈尔•本顿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1～4卷；朱莉娅•施特劳斯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76）》。日本的国分良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冈部达味等的《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小岛朋之的《现代中国政治：理论与实践》；矢吹晋等人合著的《现代中国的历史——1949～1985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概论》；乌索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1960～1966）》（两册）；斯米尔诺夫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现代化理论》。此外还有弗里德理克•泰维斯和孙万国的《毛泽东时代的结束：文革后期的中国政治1972～1976》；朱迪思•夏皮罗的《毛泽东向自然界开战：中国的政治与环境革命》；飞利浦•肖特的《毛泽东传》。中国学者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的《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1～8卷。

三、评析与利用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应着眼的问题

（一）应重视现实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目前，追踪评析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工作受多种条件的限制，存在一些不容乐观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反映在以下五个方面：（1）研究信息的了解不够及时全面，对不同国家研究状况的追踪和分析参差不齐，对研究情况的总体把握不够全面和准确。（2）翻译不尽准确，存在译错期刊名称、人名、书名或不能准确地表述作者的原本思想的情况。（3）评价利用国外资料不够严谨。有的学者政治敏锐性较差，不加分析地盲目介绍、引用、移植国外某些错误的、甚至带侵略性和攻击性的观点。（4）国外中国研究的学科跨度大，但尚无直接对应的学科门类归属；研究经费投入有限，如缺乏对评析某一国家或地区、某一领域中国研究成果的专项资助。（5）《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中共党史通讯》、《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等研究专刊如果复刊，将会扩大国内研究者的信息渠道。
（二）应选择恰当的研究范围、思路和方法
1、研究的范围。应从史学研究的实际出发，扩大研究的范围。其研究的时段，可界定在国外对1949～2009年中国历史的研究。评析的国别，以美国、苏联—俄罗斯、日本为重点，力争涵盖英、法、德、澳、加、意、古、越、印、韩、朝等国家和地区；评析的领域，可涵盖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科技、外交、环境、社会等方面。
2、研究的思路。应从史学研究的系统性、科学性出发，总体把握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在研究方式上努力做到利用与考证史料相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肯定成果与批判谬误相结合的原则，借鉴国外的系统论、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研究手段进行比较分析。重点解决三方面的问题：评析国外研究中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观点；找出对国内研究起补充或佐证作用的文献资料以弥补国内遗缺，对有质疑的史料进行必要的考证和鉴别；全面分析国外研究的思想观点、研究范式、研究特点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作出科学、系统和全面的综合评析。
3、研究的方法。应该通过转换视角和理论构建方面寻求与国际流行的研究方式接轨，在占有新资料前提下解读已有的研究。对被过去忽略的问题进行挖掘，力求把浮于表面的研究上升到理论层面，跟上跨国界、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趋势；要坚持论从史出，充分利用一切图书资源，同时通过互联网查询在国内无法找到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有关资料；拓宽中外合作研究渠道，利用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直接了解国外同行的有益见解，与国外研究单位和学者建立稳固的学术联系，以保证信息资料收集的完整性与权威性。

本文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评析》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06AeKD003，项目负责人为北京联合大学梁怡教授。

http://www.bjpopss.gov.cn/bjpssweb/n33386c3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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