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飞：陈阿大沉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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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

　　许多老上海人都还记得陈阿大这个名字——他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当上了上海市主管工交工作的领导,还当上了中共九大，十大代表。但曾几何时,他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而销声匿迹,在政治舞台上失去了踪影。那么,陈阿大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呢?

　　当过工人参过军

　　陈阿大原籍并非上海,而是浙江省的绍兴县陶南乡。1942年5月,陈阿大出生。作为家里的长子,父亲陈七二给他取名陈阿大。后来,陈七二独自来到上海打零工。1949年,上海解放。人民政府对陈七二这样在上海打零工的人也十分重视,将其安排到造船厂,当上了一名正式搬运工。1952年,陈七二将家人接到了上海。1958年,16岁的陈阿大成为上海中华造船厂的一名工人。
　　1961年夏,部队在上海征兵,中华造船厂也号召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参军。陈阿大也报了名,并顺利通过各项审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这年,陈阿大19岁。
　　入伍后,部队上分配陈阿大去教导营当饲养员,任务就是养猪。这让他心里很不高兴。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陈阿大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务。他安心在饲养员的岗位上干,而且干得很好。
　　鉴于陈阿大表现好,部队上又让他当连队的炊事员。陈阿大想方设法为连队改善伙食,受到连长的表扬。入伍一年后,陈阿大升为上等兵,并当上高炮指挥仪测手。他学习这方面的技能也很用心,很快就成为一名合格的测手。在训练中,陈阿大一直表现得很积极。在军事演习中,他们一组士兵曾经取得较好成绩。在退役之前,陈阿大已升为上士军衔。现在能够看到的部队上给他写的鉴定材料中,有这样的话:“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组织纪律性强”,“‘三八’作风扎实,尊重领导,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就干啥”。
　　1965年春,陈阿大复员回到上海。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上海良工阀门厂当工人。在这段时间里,陈阿大曾兼任车间里的保卫干事和民兵排长。
　　陈阿大复员不久,正赶上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陈阿大出生在贫苦家庭,本人是工人出身,当过兵,根正苗红。虽然文化水平低一些,也不是党员,但仍受到了重视。“四清”运动一开始,工作队就让他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厂里的“四清”工作。但他文化程度毕竟不高,更核心的工作,更细致的事情,他做不来。在“四清”中,他能起到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征求群众意见后向上反映。陈阿大和年轻人交往密切,有一定的人缘。他利用这个条件,了解到群众反映的问题后,向工作队汇报,使工作队对群众的思想情绪有一些了解。由于他到厂后表现好,1966年1月,厂里团组织发展他入了团。

　　造反头目

　　在参加“四清”工作中,陈阿大了解到厂里群众对领导的意见比较多,而且他本人也对厂领导有了看法。他文化水平不高,因此有些事情厂领导不让他做,他感到领导没有把他当作骨干。这使他对厂领导产生了不满情绪。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良工阀门厂也陷入动荡之中。在全国政治风潮影响下,工人们开始对厂领导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但大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一开始,陈阿大也给领导提些这样那样的意见。后来,他觉得这些意见解决不了问题,就把厂领导的问题往路线问题上拉,并且率先在厂里贴出一张攻击厂领导有“路线问题”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在厂内影响很大。加上陈阿大在辩论中是个大嗓门,经常从一个工人的角度,用工人的语言批驳所谓“保皇派”,这使他的演讲很有煽动性。陈阿大知道厂领导的“问题”多,敢于揭发,使一些造反的人愿意跟着他跑。这样,陈阿大的身边就聚集了一些造反者。他成为这些造反者的核心人物。后来,由他倡议,这些造反者共同成立了良工阀门厂革命造反兵团(简称“良工革命造反兵团”),陈阿大出任“司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造反兵团人数不断增多。陈阿大也就成了良工阀门厂响当当的造反派头目。
　　1966年11月,上海跨行业的工厂，企业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陈阿大和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叶昌明等人,是这个造反组织的发起者。当这个组织建立核心机构常委会时,陈阿大被推举为“工总司”的常委。从那时起,他和王洪文结识,并建立了密切关系。
　　陈阿大对王洪文佩服得五体投地。他非常佩服王洪文胆子大,敢冒险;非常佩服王洪文有政治眼光,能抓住政治动向,作出决策;也非常佩服王洪文有组织能力,会笼络人心。而他本人,实际上就是被王洪文笼络的一个。陈阿大曾经对他手下的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要紧跟王洪文,谁反对王洪文,我们就叫他尝尝味道!”正因为陈阿大对王洪文忠心耿耿,王洪文对陈阿大也十分信任,把他当作手下的一员“虎将”。

　　“武斗猛将”

　　陈阿大紧跟王洪文,王洪文指挥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陈阿大扮演着为王洪文冲锋陷阵的角色,并以“武斗猛将”著称。
　　在1966年11月上旬,王洪文制造了“安亭事件”,指挥造反派卧轨拦车,说是要去北京告状。在这一事件中,陈阿大是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他率领手下的几名造反骨干,爬上了他们拦住的第一趟列车,高呼口号,一路向北京进发,无论是谁也劝阻不住。直到南京,列车不往前开了,他们才下车。
　　1966年11月底,王洪文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事件”。当时,“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大造反组织在解放日报社严重对立,一场大的武斗一触即发。这时,陈阿大打了一个电话,一下子调来了几十辆大卡车,拉着几千名造反队员,把解放日报社中的“赤卫队”队员团团包围起来,并迫使解放日报社领导作出让步,迫使上海市委承认他们开列的条件,并在“声明”上签字。在这件事中,王洪文对陈阿大赞赏有加,多次说,陈阿大在“解放日报”这件事上有“大功”。
　　1966年12月底,王洪文指挥“工总司”10万多人,把“赤卫队”3万多人围在康平路。12月30日,“工总司”向“赤卫队”发起总攻。陈阿大手拿木棍,高呼口号,带头冲向“赤卫队”,见人就打,几个人抓一个。只用了几个小时,就把“赤卫队”的主力全部“解决”。陈阿大指挥着手下的造反队员,押着“俘虏”,在马路上集中。陈阿大洋洋得意地训话,还要“赤卫队”队员把袖标摘下来,集中了六大堆,然后下令烧毁。陈阿大还把缴获的“赤卫队”的几百箱饼干如数上缴,以表现自己的“清廉”。在这件事中,陈阿大冲锋在前,又一次为王洪文立了“大功”。
　　1967年8月初,王洪文指挥24万名“工总司”队员,把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包围起来,并于8月4日下令总攻。陈阿大率领手下的亲信骨干冲在前边。他亲自架云梯,向上海柴油机厂楼内的“联司”进攻,又调来灭火用的高压水枪,向“联司”喷射。他还第一个冲上楼顶,调动手下队员上下夹击。又是他,亲自把“联司”的头目杨仲池“活捉”。

　　掌权有术

　　1967年1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经王洪文推荐,张春桥同意,陈阿大成为公社委员。2月,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是经王洪文推荐,张春桥同意,陈阿大当上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分管工交战线工作。从此,陈阿大进入了上海市领导的行列。
　　但是,陈阿大毕竟文化水平低,写个简单的条子,也避免不了错别字。怎么办?陈阿大有办法。他挑选一些文化水平高的人给自己当秘书,让这些人给他写讲话稿。当什么会议需要他讲话时,他就让秘书代劳,写好稿子抄清后,由他在会上照着稿子念。有的稿子,他干脆让秘书和主办会议的单位商量,由主办单位先拿出稿子来,由他的秘书修改,抄清后,他在会上念。

　当陈阿大下去检查工作时,就让秘书把一些文件中规定的条文先记下来,等对方汇报时,提出哪些事情要解决,他就把秘书写好的条文要过来,按条文内容,说些原则性的话。他的这种做法,在一段时间里还唬住了一些人,有的人认为,陈阿大“政策水平高”,“办事有原则”。
　　陈阿大到各单位检查工作后,总要作指示。他的指示,就是几条,他怕话说多了,出漏洞。发表这些指示后,他要求秘书记下来,也要求下边的单位记下来。过几天,他就让秘书打电话问落实情况。如果基层单位忘记了他的指示,或者没有完全按他的指示办,他就会直接打电话,找那个单位的领导,先让他背诵自己去检查工作时的指示,然后再训那个单位的领导。如果连他的指示都背不下来,他就让这位领导“靠边站”。
　　陈阿大当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后,并未放弃对他原来的单位——上海良工阀门厂的控制。他仍然兼任良工阀门厂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且安排他手下的亲信,掌握着这个厂的大权。他的兼职,可不是虚的,这个厂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要向他汇报,都要听他的指示。厂里的领导干部,甚至包括车间主任一级的干部,都要经过他同意才能任命。陈阿大利用他主管全市工交战线工作的条件,在工交战线安插了许多亲信当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他的这些亲信都对他唯命是从。这样,他就控制了工交战线的大权,一旦有事,一呼百应。

　　突击入党

　　陈阿大在“文革”前只是共青团员,没有入党,也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文革”后,他忙于造反,也没有想到入党的事。中共九大召开之前,张春桥有一个“名言”:要让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派”入党,成为党的新鲜血液,“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做官”。陈阿大自然也被张春桥看中,作为突击入党的对象之一,甚至在陈阿大还不是党员时,就“内定”陈阿大为九大代表。
　　为了让陈阿大快点入党,张春桥安排自己的秘书和陈阿大谈话,暗示他写入党申请书,可陈阿大竟然没有听明白。张春桥和姚文元急了,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动员陈阿大入党。可陈阿大以为,自己早就是党的人了,根本不晓得入党还需要先写申请书。这使张春桥，姚文元十分焦急。他们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常委专门找陈阿大谈话。不料,这位常委找陈阿大谈话时,无论怎么“启发”,陈阿大就是不懂入党要先写申请书,只是瞪着眼嚷道:我早就是党的人了,你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了吧。最后,这位常委没有办法,干脆点明:你现在要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陈阿大这才恍然大悟,急忙表示:马上写,马上写。
　　陈阿大回去后立即动笔。可是,他不会写,写个草稿也有不少错别字,只好让秘书代笔修改后,自己重新抄清楚,交了上去。我们现在从档案中看到的陈阿大的入党申请书,标明的日期是“1968年10月10日”。入党申请书写好后,张春桥，姚文元即调阅了陈阿大的入党申请书,并且指示:尽快发展陈阿大入党。
　　张，姚有指示,下面马上落实。10月19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王秀珍，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黄涛,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去落实陈阿大的入党问题。他们一到厂里,立即安排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开会,决定讨论发展陈阿大的入党问题。当天,该厂金工车间就召开党支部大会,讨论发展陈阿大的入党问题。
　　会上,陈阿大的入党介绍人程箴坤，蒋阿青先后发言,介绍了陈阿大怎么出身贫苦,怎么从小当工人,怎么当过兵,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等等。接着,由党员发言评论。事先,王秀珍向陈阿大在良工阀门厂的亲信做好了工作,安排一些人在会上发言,对陈阿大歌功颂德。所以,会议一开始就有人发言,歌颂陈阿大的功劳。
　　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发展陈阿大入党的会议发言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极力为陈阿大评功摆好。这个说:陈阿大进厂后一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那个说:陈阿大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先锋,当闯将,担任“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市工交组负责人后,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承担最困难最艰险的任务;还有人说:陈阿大保持了工人阶级的本色,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典型。
　　在这些人发言之后,王秀珍也在会上发言,把陈阿大吹捧了一番。她说:我和陈阿大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陈阿大阶级斗争觉悟高,勇挑革命重担, 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黄涛在王秀珍之后发言,称赞陈阿大有水平,觉悟高。他还一连说了陈阿大“十个好”。
　　会上决定,发展陈阿大入党。按当时规定,通过之日,陈阿大就是正式党员。陈阿大从写入党申请书,到正式被发展入党,还不到十天时间。
　　陈阿大入党还不到两个月,就被张春桥定为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这也创了一个记录。从陈阿大入党到当上九大代表,速度太快了,以至他们连让陈阿大填写入党志愿书这件事都忘记了。陈阿大是在当上九大代表之后,才由别人代笔,补填的入党志愿书。事后,又由陈阿大抄了两份。

　　策划武装叛乱的先锋

　　陈阿大参加中共九大后,职务虽然没有变,还是上海市工交组的负责人,但他的实际地位比以前要高多了。上海政坛上出现了一颗“新星”。有什么重要会议,特别是工交战线的重要会议,都会邀请陈阿大参加。陈阿大也不客气,凡是有会,他必到,到会后必讲话。
　　陈阿大在内心里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十分感激的。特别是对王洪文,他更是感激涕零。他知道,没有王洪文的赏识和提拔,就没有他的今天, 他下决心要永远紧跟王洪文。王洪文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过去上海人都知道,陈阿大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是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之一。
　　1976年,周恩来逝世,邓小平被打倒,毛泽东病重,“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四人帮”及其党羽甚至考虑到了用武力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方案,但他们苦于手中没有军队,就急于抓军事力量。在这段时间里,王洪文开始密谋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装”。
　　陈阿大是王洪文建立“第二武装”的干将之一。那段时间,他经常到各工厂去,传达落实“王副主席指示”,检查民兵工作,特别是给民兵发枪的工作。他还安排手下亲信,在各厂民兵中训练应急战术,一旦上海被围,就要打反击,还要进一步向北方进击。必要时,就打巷战。他还参与制订了代号为“反击”的三套民兵作战方案。陈阿大在向民兵讲话时,公然宣称: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中央斗争很复杂。陈阿大这样说,实际上是暗示:将来王洪文可能会登上中央主席的位置,他们要为王洪文而斗争。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虽然中央封锁了消息,但在上海的“四人帮”余党还是从各种迹象中猜测到他们的“四位首长”可能出了事。于是,他们开始策划武装叛乱。
　　10月8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召开了策划武装叛乱的会议,决定调动3500名民兵集中,3.1万名民兵待命。此时的陈阿大,跳得最欢,又是跑到民兵指挥部去安排，布置,又是向集中的民兵讲话，搞动员,又是布置突击发枪,又是检查电台安装情况。
　　10月9日凌晨,应王秀珍之召,陈阿大等人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第二号指挥点开会。他们认定:中央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上台了,这是右派政变,我们要和他们血战到底。我们上海民兵即使打两三天也好,枪声一响,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陈阿大站起来,握着拳头说:要大干,马上干!陈阿大拿出了他出身船工之家,熟悉水路的本事,提议:在吴淞口沉一艘万吨轮,把航道堵住,让他们的军舰进不来。调几辆大卡车,把钢厂的钢锭拉到机场,甩在跑道上,把机场封住,不让他们的飞机降落在上海机场!
　　但是,历史潮流不可抗拒。陈阿大紧跟王洪文，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动乱,爬上高位,又在“四人帮”覆灭之际策划搞武装叛乱,最终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四人帮”被抓之后,中央稳住了上海,不久又改组了上海市委。陈阿大同“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一起,被中央隔离审查,后来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党史博览 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