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欣闻武汉文革两派骨干聚谈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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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亮

就在武汉“720事件”40周年前夕，武汉传来令人欣喜的消息：文化革命中，前造反派“三钢三新”骨干朋友，和前“百万雄师”核心的同志，在武汉友好聚会座谈。

这样，在毛泽东主席针对武汉文革群众运动的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整整40年之后，当年武汉两派的文革积极分子，终于坐在了一起，聚谈文革和自己，共同回顾与总结，开始理解毛泽东40年前的意图和期望。

我在1966-1968年，作为学生参加了武汉地区的文革运动，当时，我曾经苦苦思索，怎样能化解两派之间的，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呢？后来，我毕业离开武汉，隐隐约约听说两派的持续、残酷斗争，也听说他们头头有过多次联系沟通，企图求同存异，共同去进行某一阶段的运动。不过，最后，是以“720事件”彻底平反，造反派成为所谓被“四人帮”利用的反革命派为终结。从1968年成立的湖北武汉省市革命委员会，到后来湖北、武汉的历届省市委，始终把武汉两派的派性冲突问题，作为一个老大难问题，各级领导，视之畏途。67年批斗关押“百万雄师”的“坏头头”，没有解决问题；68年批判造反派的“多中心论”、后来批判斗争反革命“516”集团，没有解决问题；73、74年办两派头头学习班，准备落实政策、平反补台，没有真正实现，也没能解决问题。而毛泽东辞世后，对“百万雄师”的平反，把造反派的积极分子再次投入监狱，更不能解决问题。

几年前，我在准备记录武汉第一年文革历史的时候，不是希望人们深化派性意识，而是期望从反思中取得教益和教训，真心希望当年的积极分子各自总结自己的教训，共同总结历史，走向未来。

当我把《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写出来，并送交与内容有关联的朋友时，我学生时代的学友说写得好，就是写保守派太少了；他曾经是我的学校的保守派红卫兵负责人，“武汉事件”之时，正在“百万雄师”那里活动。2005年，我拜访“百万雄师”的一号负责人俞文斌先生，他说连国民党的连战主席都来大陆了，武汉两派的矛盾总还不算国共两党的矛盾嘛，并表示可以大家一起来写武汉文革的历史，留给后人。我想他还是希望造反派群众理解和谅解他的。我听说他们两派的骨干，始终有个别联系，互相表示；今年6月份，又听说他们在联系，试图友好聚谈。我做文革口述记录，需要真正了解历史，当然希望他们都能够客观地、真实地、冷静地，为历史披露一切，互补一切。

我不知道他们在“720事件”40年前夕，都谈了些什么，但我衷心希望他们诚恳沟通，坦率交心。毕竟，我们都是60-70多岁的老人了，人生将终、其言也诚；我有时给青年人开玩笑，说这些都是活着的文物呀，他们在争辩当年的激情和是非功过时，他们都回到20、30岁了！别嘲笑他们太执着和太不行时了。另方面，作为“活文物”的我们一代人，当然应该留下真实和真诚，不要作赝品，不去文过饰非。是非，留给历史与后人评说吧。

过去的你是我非，恩恩怨怨，可能说不清楚，永远没有统一意见。但是，毕竟文革只争论和苦斗了10年，文革后的日子有30多年，我们都过了耳顺、不逾矩之年。而且每个人的变化巨大，经济利益各不相同；社风剧变，恍若隔世。现实的感受、体会，才是最深刻和本质的。如果不在40年前的恩怨上来回计较，算帐，老辈人总是可以找到立场、话语和感情的共同平台，以及共同的标准的。这个“共同”，就是我们对毛泽东时代究竟如何看，对毛泽东本人究竟如何看，对坚持社会主义与否究竟是什么态度。这些是超越了当年两派纠纷的根本问题所在。两派基本群众，完全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找到团结的理由、共同的底线。几年前，我和一位很有地位的党史界老先生聊天，我说广州和武汉市，当年的不少所谓保守派的工人同志下岗，被边缘化了，而一些造反派同志横下一条心下海；一些闹工潮的，反倒是原来的“保守派”、改革开放的“保守派”。他说，本来两派都是极左的路线产物，今天都被边缘化是必然的。我想，他这个话从一个角度，也涉及到上面所谈的问题。

枉费多年各届政府苦心“消除派性”，要把群众从派性里解放出来；看来群众可以自己坐到一起，倾谈各自对于文革和现实的感受，具有工人运动悠久历史的武汉工人阶级能做到这个，也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但是，本届湖北省委一定对造就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做了大量工作，在实现和谐社会方面，做了我们不知的实际努力。相信武汉市的文革老大难问题，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个变化的契机，开始真正翻过那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