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早：湖北造反派领袖胡厚民的生与死

tuffy05 · 发表于 2013-4-16 03: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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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海乐天，唯因信仰”——湖北造反派领袖胡厚民的生与死

樊早

引子

　　胡厚民，湖北汉阳人，1954年由技校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当工人。1961年入党，延至1964年转正。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66年底，胡厚民与朱鸿霞等人成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的帮派头目。12月，胡厚民到北京，在戚本禹的操纵下冲击中南海。1967年1月26日，胡厚民与夏邦银、朱鸿霞等人策划联合夺取湖北省、武汉市党政大权。2月22日，胡厚民同杨道远、朱鸿霞等人在《长江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夺权与资产阶级夺权的生死决战》的长篇文章，加剧了武汉各群众组织的分裂和派性斗争，使武汉内乱加深。“七二○”事件后胡厚民与朱鸿霞一伙掀起了武汉地区反军乱军恶浪，并在北京组建成立了“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返汉后，组织策划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和大量军事机密文件，召开万人大会，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胡厚民等策划成立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指挥部”，欲以此充当省革委会的过渡权力机构，继而夺取省、市大权。当王力在“七二○”事件中被中央揪出之后，胡厚民伙同朱鸿霞等人竟要求王力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随后，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组织。

1968年1月，胡厚民参与策划了武汉地区的“三反一粉碎”运动，致使武汉地区的生产遭到损失，群众遭受不幸。为了篡夺各厅、局大权，胡厚民与朱鸿霞等人指使姜诗存组织成立“28个厅局夺权指挥部”，企图架空省革委会，夺取厅局领导权。在此期间，胡厚民还参与指挥中原机械厂武斗，造成打死2人、打伤57人、工厂停产3个月、经济损失数百万元的结果。胡厚民还插手浠水县的武斗，造成死15人、伤8人的惨剧。1969年，胡厚民在武汉参与、组织、策划“反复旧运动”，召开“反复旧、反逆流、反复辟动员大会”，在中央下达了《关于处理武汉地区“反复旧”问题的指示》后，胡厚民一伙仍提出在武汉要进行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运动，同中央指示对着干。1970年6月胡厚民被监护审查，1974年3月解除监禁后，其反党反军活动更加猖狂，多次召开黑会，制造内乱舆论，并多次有组织地围攻军区、省市革委会，为了加强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系，胡厚民伙同朱鸿霞等人组织专门写作班子，给江青、王洪文送黑材料，以示效忠，提出“批林批孔就是批周总理”。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胡厚民一伙更极力鼓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攻击老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

　　为篡党夺权，胡厚民与朱鸿霞一伙成立了核心领导班子，于3月21日强占省招待所13号楼作为指挥部，并设立了所谓材料组、宣传组等七大组，并按战线分工，公开向省革委会要官要权。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经中央批准，胡厚民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被依法逮捕。1982年7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上面全文照录的，是《武汉大典》第一卷（武汉市情编辑部、武汉市档案馆编，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主编根据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武汉市档案馆所提供材料写成的“胡厚民”条目。该条目虽未最后编入《武汉大典》，但它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官方关于胡厚民的最完整叙述，弥足珍贵。

　　官方给胡厚民所定罪名，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史、法制史上的笑柄，用来支持胡厚民罪名的“犯罪事实”，不是本无其事，就是严重失实。我们在这里要讲一个我们所知道的胡厚民。官方那样侮辱、迫害胡厚民，我们自是毫无力量阻止，但想一手掩尽天下人口耳，那可办不到。

参加文革三次坐牢

1990年，胡厚民时年76岁的母亲陈爱娣以“原判执行刑期计算有误”，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9月上旬该院发出刑事裁定书：

　　原审被告人胡厚民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曾于1967年3月17日至7月19日被我公安机关拘留审查过；后又于1969年10月5日至1970年5月31日办过五不准学习班[1]，学习班解散后被关，到1974年3月2日才释放，共计4年零9个月的事实属实。原审被告人胡厚民又因上述罪行于1976年12月10日被逮捕，一直关押至1982年7月审判。原审判决对胡厚民的刑期折抵少计算4年零9个月应予纠正。现裁定如下：

　　原审被告人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应从1976年12月10日起至1992年3月9日止。（已扣除原多次羁押期4年零9个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武法[90]刑再字第37号）

　　上世纪80年代初，继北京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的审判之后，各省也审判了文革结束后即被拘押的所谓“四人帮爪牙”。湖北省造反派的一批头头被判刑，其中判得最重的是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一同受审的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勤务组成员、省革委会副主任）和夏邦银（汉阳轧钢厂工人，工人总部勤务组成员，省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各判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被判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胡厚民的刑期和四人帮中的姚文元相同，超过林彪集团中被判刑的所有人。胡厚民只是省革委会常委、钢工总二号头头，他被重判是因为拒不认罪。

　　文革十年，武汉造反派除1967年七二○事件后风光过一年多时间，其他时间几乎都在挨整。胡厚民的遭遇是湖北、武汉所有造反派遭遇的缩影，他三次坐牢，文革期间竟有将近一半时间被监禁，四人帮垮台后胡厚民又被关了5年零8个月，才被法庭宣判，此前未经法律程序被关押了10年半。

　　官方上述“胡厚民”条目，颇具盖棺论定的权威性口吻。然而，所述果真是事实么？果真是历史结论么？文革后话语权被官方垄断，文革真相长期被封锁，官方媒体妖魔化造反派，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向造反派。

　　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一句话：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当下研究文革、回顾文革，只闻大狗叫，或者说只闻一部分大狗叫。而小狗天然就应拥有叫的权利，这个权利与叫得好不好听、叫得对不对、叫得合不合当道者的口味无关。值此文革爆发47周年之际，我们探访胡厚民的亲友和知情人，包括当时与他属于对立派别的人士，阅读所能收集到的材料，深深感到：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坚定勇敢、诚信、有爱心的人格，承受艰难而勇于负责，心系国家命运和弱势群体疾苦，拒绝功利、利己和机会主义……这是人类精神天宇中永不磨灭的灿烂星光。在这星光普照之下来说胡厚民，不由想起人们提起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一条汉子。

船工出身的工人造反派领袖

1937年6月15日，胡厚民出生在武汉市一个船工世家。父亲胡仁德是一位老船工，在长江、汉江靠撑船摆渡运输养家糊口，育有五男二女。胡厚民是儿子中的老大。10岁开始，胡厚民就跟父亲在江上学撑船，后来又跟父亲在大船上学司舵。1969年2月11日，曾思玉[2]在武船工人座谈会上抹黑胡厚民说：“他母亲是个渔霸”。武汉反复旧运动中，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代会、武汉锅炉厂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调查组1969年4月25日《关于胡厚民同志几个重大问题的调查报告》（载1969年5月23日武汉革命工代会工人联合调查组编《通讯》忠字第1期）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报告说：“1.胡厚民同志祖孙八代常住汉口，从未住在湖边，也未从事渔业，更没有霸占鱼塘。因此，他家既没有搞过‘渔’，更谈不上‘渔霸’，四清时其家庭成份是‘贫苦独劳’。2.其母陈爱娣，现年56岁，文盲，娘家驾船，婆家成份为‘贫苦独劳’。自结婚以来，几十年接触的是锅瓢碗盏，从事的是料理家务，除在解放前因家大口阔给人家当过一段奶妈（帮别人孩子喂奶）外，从未在社会上工作过，她既没有从事过渔业，更没有霸占过鱼塘，剥削渔民。”调查结论是：“其母解放前后系家庭妇女，根本不是渔霸。”这个官司竟然打到了中央首长那里。1969年5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李作鹏等人为解决湖北反复旧问题在人民大会堂四次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成员时，康生分别在5月19日、5月27日两次讲话为胡厚民澄清，康生说：“说胡厚民同志的母亲是一个渔霸，他母亲根本没有打鱼，怎么会是渔霸呢？”

1949年，胡厚民告别了三年的艄童生活，插班进入汉口第六小学四年级。1954年初中毕业后考进武昌造船厂技校。1955年元月，胡厚民在技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后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1958年大办钢铁时，胡厚民是转炉工，工作环境很恶劣，生活十分艰苦。为了方便工作，胡厚民索性搬到分厂去住，晚上就睡在余温燎人的炉子里。由于表现积极，他当上武船铸钢分厂的电炉长。胡厚民1960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函授班学习，1961年6月2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武昌造船厂组织厂工人业余文艺宣传队，让胡厚民负责这一工作，当过总厂文艺宣传队的领队。他还搞过一些业余创作。厂工人业余宣传队不仅在本厂演出，还走出厂门，到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国棉一厂、国棉六厂、市技术工人学校等单位去演出，受到热烈欢迎。胡厚民也写过一些报道在《湖北日报》上发表。文革前在铸钢车间与胡厚民同事并同寝室的李承弘[3]告诉我们：“我与他结识大约在1965年，他是技校的二届生，是我的学长。他出身好，又是共产党员，我厂四清前他是厂里大红人。胡厚民与厂长吴方贤、厂党支部组织委员喻尊启（工人工程师、厂劳模，文革时为武昌铸钢厂革委会副主任）关系极好，胡、喻二人是厂长吴方贤的左右膀，一文一武辅助吴的工作。我进厂胡厚民就是脱产工人，以工代干搞厂里的宣传工作。”

　　按中共当时的说法，胡厚民可谓“苦大仇深、根红苗正”，是党的培养、依靠的对象。

1965年武船铸钢分厂划归武汉市管理，改名武昌铸钢厂。

1966年夏天，胡厚民被派到北京钢丝绳厂学技术，亲身感受到北京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热浪。回到厂里，胡厚民和李承弘、喻尊启三人成立了“红尖刀战斗小组”，写过几篇大字报。有一篇大字报质问是谁“扼杀了我厂第一个工人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另一篇大字报是谴责市冶金公司党委对运动领导不力，不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当时工人要求冶金公司派车送工人到武汉大学看大字报，冶金公司未派车。“红尖刀战斗小组”的大字报也遭到大字报的回击，有大字报说厂长吴方贤、喻尊启和胡厚民三人关系很密切，说他们是“三家村”，拉帮结派，不搞政治挂帅，搞唯生产力论。

　　真正把胡厚民推上“造反者”位置的，是8月下旬北京大学生来武汉串联，提出“炮轰湖北省委”的口号，指责湖北省委前一段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王任重（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张体学（时任湖北省省长）等号召人民保卫湖北省委，并大抓“南下一小撮”。省、市委组织文艺宣传队到各大中学校和工厂、农村演出《湖北省委就是好》的歌舞，张体学仿效毛泽东穿着军装坐着敞篷吉普车在武昌体育场检阅老红卫兵。

　　关于应不应该“炮轰湖北省委”的大辩论真正地发动了群众。王任重对炮打他的“南下一小撮”公开发出“枪打出头鸟”、“秋后算账”的威胁。张体学说：“南下学生傅军胜是一个右派，将来不把他划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运动后划成右派，送到湖北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张体学还在洪山礼堂声泪俱下控诉“南下一小撮”中的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参见徐海亮《东湖风云录》第61—71页，银河出版社2005年版）湖北省委领导人的拙劣表现从反面起到了路线斗争启蒙教育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矛头向上还是矛头向下？每一个关心政治、思考问题的工人都会有自己的回答。

　　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当时年仅23岁的工人李承弘在湖北大学（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贴出大字报，支持南下串联学生，胡厚民也支持李承弘的大字报。当时中央尚未批准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10月初《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在华中工学院学生聂年生[4]等人支持下，胡厚民和李承弘参加了新湖大红八月战斗队，两人还找到武汉市工交政治部主任刘振邦、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张天林谈判，要求成立工人群众组织。

1966年11月10日，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几乎与上海安亭事件发生同时，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工人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1967年6月下旬后称“钢工总”）。造反派普遍也受“血统论”影响，怕被外界抓辫子，说是“组织不纯”，推选领袖时也很注意其家庭成份和文革前的政治表现，参与发起组织工人总部的胡厚民是党员，出身好，产业工人，又有较强的组织号召能力，于是被推选为工总勤务组二号勤务员。

胡厚民的文革角色与“罪名”

　　因胡厚民在受审时拒收起诉书和判决书，其家属无法向我们提供决定他命运的这两份文件，武汉市档案馆不向公众开放文革档案，省、市图书馆规定查阅文革期间报刊须出示省、市委办公厅介绍信，我们只找到上述“胡厚民”条目。对照夏邦银、朱鸿霞、吴焱金等人的判决书，和1977年4月湖北省夏朱胡专案组公布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相信当局对胡厚民的指控，应该与《夏邦银刑事判决书》（市法[82]刑初字第29号）所述大致相同，一曰“颠覆政府罪”，二曰“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三曰“诬告陷害罪”，“即在‘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当然，在文革不同时段和文革后1982年审判时，罪状说法各有不同，这是因为官僚阶层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有所强调，有所遮掩。倒是《武汉大典》主编亲撰的那个“胡厚民”条目，材料抄自官方公开和不公开的文件，各种“罪名”比较齐全。下面就以这个条目罗列的“罪名”为纲，叙述胡厚民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

　　一、关于“冲击中南海”

　　武汉部队1967年取缔工总的三二一通告所附《“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第三条是：“反对毛主席，冲击中南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关于这项“罪名”，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的李承弘《百年寻梦》（2010）、徐正全[5]《雪地足迹》（2012）、王光照[6]《这里，那时，潮起潮落》（即出）等书都有回忆。综合这三位亲历者的叙述，事情的真相大致是这样的：

　　在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和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学生的牵线串联下，武汉地区最早的工人造反组织在湖北大学31号楼形成雏形，核心人员中有胡厚民、朱鸿霞等人。1966年11月10日，工人总部在省委洪山礼堂举行成立成立大会，张体学和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修[7]到会，张体学讲话，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对工人总部的成立表示祝贺。讲完后提前离开，说细节问题由赵修继续讲。张体学走后，赵修就一问三不知，这个问题“没有研究”，那个问题“没有讨论”，连成立总部都不同意，只同意设联络站，结果谈崩了。既不能“树旗”，组织又得不到省委承认，工人们于是决定拦火车到北京，希望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支持。当时到北京去了三百多人。

　　几乎是同时，上海发生“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给上海工人的电报中说：“大道理管小道理。”“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上海工总司批判陈伯达的电报，说是大毒草。北上告状的工总成员认为，他们的行动和安亭事件的性质几乎完全一样，这个电报对他们非常不利，把他们逼到了死角。这些工人没有一个愿意脱离生产岗位，更不愿意切断铁路交通，是湖北省委逼迫他们到北京来找毛主席的。经过商量，大约在11月20日前后，在陈春茂（湖北大学学生）的组织下，他们推出三四十个人，上午11点列队来到中南海西门，在大门两边红墙上贴了两条标语，一条是“陈伯达同志11月11日的电报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另一条是“强烈要求和陈伯达同志辩论！”到底革命是大道理还是生产是大道理？他们认为陈伯达把大小颠倒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朱鸿霞、胡厚民、王光照和李承弘等10人排队走到中南海西门，与一个穿四个口袋军装的干部交涉，要见陈伯达。为了避免给人以口实，这10个人把身上凡是金属制品哪怕是指甲剪也都集中交给其他人。其他人都安静地坐在警戒线外，只有一两个人站起来要求西门口的人一定要把陈伯达同志请出来，没有人“冲击”中南海。大约不到一小时，陈春茂让大家到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去解决问题。中南海门卫也出来对他们说，有问题应上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来中南海不合适。他们认为有道理，也有了台阶下，这样一行人就到了中央文革与国务院设在西边兵马司胡同内的接待站。刚去有人接待，问有什么事，朱鸿霞、陈春茂等上前讲了缘由，接待人员要他们在来访登记簿上登记，李承弘记得是他在“上访理由”栏清楚明白写道：要求陈伯达澄清有无就安亭事件所发的电报，有电报我们就与陈进行辩论，分清是非。登记表送上后，好久不见动静，正在耐心等待时，突然发觉接待站不见一个人影，每个屋找遍都没人，除了桌椅外，一点东西都没有，完全给我们唱了一出“空城计”。当天天气已晚，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姜诗存买了些火烧，大家凑合着填饱了肚子。回白石桥又太晚，何况没有得到结果，就留在接待站。晚上没床没被，一时也睡不成，大家一起开了个晚会。不知不觉中，忽然感到冷，而且越来越冷，最后一查是暖气停了。虽然大家很气愤，但一个人也找不到，有气也没处发。冷得大家睡不着，只好来回走动或跑步，天刚亮就忙着搞吃的暖和暖和。一直坚持到早上八九点钟，接待站还是不见一个工作人员，也没更好办法，只好回白石桥睡觉。同陈伯达辩论就这样不了了之。

　　所谓第二次“冲击”的真相是这样的：

1966年11月24日下午两点到六点钟，武汉工总在京人员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参加了全国各地在京革命工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这个大会是在首都红卫兵三司帮助下召开的，有一万多人参加。武汉工总担任整个会场的纠察队，负责维持会场秩序。原传说中央首长要来参加大会，眼巴巴地等着中央首长到来。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一位北京的大学生宣布，我们已经给中央文革首长打了电话，中央首长一定会来参加我们的大会。五点多种这位学生又上台宣布：戚本禹（有人记得他说的是关锋）打来电话，说他因为很忙，不能来参加大会，祝大会圆满成功。

　　徐正全回忆说：中央首长不来，一冶工业安装公司工人张治能冲上主席台，抢过话筒说：“中央首长不来，我们去中南海请他们接见！”王光照挥舞着武汉工人总部的旗帜绕场一周，大约有三百人响应，武汉工总有几十人参加。

　　李承弘回忆：我们打着“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旗帜，步行来到中南海，要求中央首长接见。我记得在路上王光照征求我和胡厚民意见，我主张去沙滩中宣部，因为我听说前不久陶铸在中宣部接见过浙江的工人造反派，去中宣部一来风险小，二来能见到陶铸这位中央首长也能解决问题，但胡厚民否定了我的意见，认为我右倾，说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还是去中南海比较好。这样，王光照带着队伍来到了中南海西边靠北的一个门，在门对面的人行道上停了下来。不知谁带头，有十几个人从我们站着的地方向马路对面的中南海门前走去，中南海警卫就出来很多人阻拦，人群就没继续往前走，但也没后退或者走开，只是一堆人围着门，口里叫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中央首长！”这时人群已乱，控制不住，因为往里冲，我们头头是要负责的，其后果不堪设想。胡厚民、王光照、陈春茂和我跑过去劝说他们退回来，但劝说无效，就僵持着。第二天凌晨一点多，首都三司学生开着两辆交通车来了，带来了馒头和面条，叫大家消夜，经他们劝说大家回到了白石桥。

　　二、策划“一·二六反革命夺权”

1967年元月初，工总、九一三、工造总司、三新、二司等数十万造反工人、学生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批斗王任重及湖北省委张体学、赵修等人，并酝酿响应上海“一月革命”后毛泽东的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关于一·二六夺权，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中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以后，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湖北、武汉造反派也准备联合夺权。湖北、武汉的夺权由新湖大发起，1967年元月26日上午，在湖北大学行政楼二楼召开了夺权筹备会议。会议由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朱鸿霞主持。彭勋[8]在会议上讲，把大家召集起来就是为了联合夺湖北省委的权。新湖大拟定了一个9人的筹委会，起草了《告全省人民书》和《夺权公告》两个文件，请大家讨论审议。朱鸿霞宣布了由夺权秘书处草拟的夺权方案。二司和九一三反对筹委会名额分配方案。正当大家争吵不休时，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张立三发言，他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他的依据有三条，第一，你们在内部排除异己，把老工总的发起人统统排斥在工总领导班子以外，甚至还打他们；第二，组织严重不纯，他举了周光杰[9]、侯良正[10]、余克顺等人的例子；第三，工总成立后在武昌红楼的领导班子拿公款吃吃喝喝。张立三还列举了几条工人总部的其他问题。胡厚民发言说：“刚才大家对我们工总提了意见，你们说工总有缺点、有错误，我们正在关门整风，过一段时间我们还要开门整风。请你们上门提意见，帮助我们整风。”“如果说工人总部的头头有缺点错误，我们可以改正，我们可以开门整风，欢迎提意见。但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我们坚决不同意。如果砸烂工人总部，则是使亲者痛，仇者快，走资派和阶级敌人高兴的事。”会议没能就夺权达成一致意见，省、市两级夺权都没搞成。由于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张立三发难，使钢派头头过于严重地估计了会议争论的形势，终于导致了引起武汉造反派公开分裂的《二八声明》问世。

　　李承弘在他的书中回忆说：对喊工总头头修了这股暗流，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及西军电三家驻汉联络站保持了清醒头脑，果断要工总停止内部整风，对这种不正常现象展开反击。在这一背景下，二八声明出笼了。正当武汉地区造反派内部为香花毒草辩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时，武汉军区已开始悄悄地向工总动手了。自从军委发了八条后，军区领导胆子就更壮了，因为有了军委八条这护身符，全国部队都先后向造反派开刀，对湖北影响最大的是湖南军队率先镇压了类似工总的湘江风雷。工总头头已有了被捕的思想准备，周光杰、侯良正、余克顺已自动回避离开了总部，同时决定胡崇元[11]为主、沈复礼[12]为副组成第二套班子。武汉军区2月18日发表了反对二八声明的“二一八严正声明”，在武汉上空撒下了无数“二一八严正声明”的传单。将造反派赶出红旗大楼，紧接着从军事院校开刀，武装抓了武汉高级步校的造反派，军管了工总骨干单位电信局。各单位的职工联合会又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他们积极配合部队收集造反派材料，监控造反派，准备开春算账了。武汉部队一介入，加上谣传什么中央文革林杰表态二八声明大方向错了等，使工总很被动，元气大伤，加上湘江风雷被镇压，军内造反派被抓，更给工总敲了警钟。一张白色恐怖的大网笼罩在每个人头上。

　　杨道远[12]《奉献》（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中说：我们成立了联合指挥部，预备夺权，但是省里面干部比我们还积极，要交权。那时开了很多次会，二司是庞道明（二司武汉邮电学院总部一号勤务员）和周孔信（二司武汉外语专科学校总部一号勤务员）他们代表，经常去开会。我们开会代表回来传达，二司总部决定坚决不让他们夺权，我们通知了工总，不参加他们夺权。最后，他们还是搞了夺权大会，起草了声明、公告和致敬电，要在第二天《湖北日报》上刊登。张体学给专县打电话，要他们承认夺权，我们坚决不承认，坚决不让《湖北日报》发布夺权公告。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要砸烂工总，为反对夺权公告，我们在武昌体育场举行过辩论，朱鸿霞到底是“牛”字号还是“闯”字号的？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二司成员雷志茂，根据2月4日工总、二司、九一三和北航红旗、哈军工红反团的驻汉联络站等7个组织在武昌红楼开会所确定的意见，执笔写成二八声明。二司宣传部长吴恒春（武汉大学学生）后来回忆说：“这篇声明，矛头所向很明显是对新派组织（即三新、工造总司等）的，是说他们在侵占文化革命的胜利成果。”声明指出，以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某些人为首，他们充当了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起到了（武汉地区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还拼凑了一个乌七八糟的大杂烩，策划了一个形“左”实右的假夺权。声明还说：“这种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就是王任重、张体学利用爪牙走狗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伙同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他一切牛鬼蛇神，相互呼应打入革命造反派内部，配合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利用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及一些忘记阶级斗争、忘记为党夺权的糊涂虫、马大哈，还骗取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纠集了一个围剿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大杂烩，他们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就逐步结成了托派小联合，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二八声明以舍我其谁的口气痛骂“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混蛋”、“北京南下中有一小撮混蛋”、“推行机会主义、实现托派路线的混蛋们”、“造反奸贼”、“哈巴狗”、“半路出家的投机商、或中途打入革命造反派营垒的那些坏东西”。

　　二八声明发表后，造反派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分成“香花派”、“毒草派”。使局面更加恶化的，是武汉部队十天后介入这场大辩论，于2月18日发表了“严正声明”（俗称“二一八声明”），认定二八声明大方向错误，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表示部队将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该声明用宣传车、直升机在全市和造反派集中的大单位散发。杨道远回忆说，二八声明的背景是，我们认为武汉出现了一股反对真正造反派工总和二司的逆流。造反派之间发生了公开的分裂，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攻到此为止，此后一段时间的运动就离开了文革的大方向。虽然声明也说要把矛头对准走资派，实际上表现的是打内战。造反派的思想受到各种影响，走资派又在背后挑拨，他们比我们更懂得政治权术。反过来，造反派在政治上很不成熟，学生和工人都是缺乏经验，对政权并不理解，也有山头主义的思想，相互争得一塌糊涂，没有一致对敌，给走资派以分裂挑拨的机会。夺权开始争，夺权失败之后就开始打内战，二司和工总虽然是被动跟进，在二八声明中间也攻击对方，都是打派仗。

　　黑云压城之际，造反派并不示弱。杨道远回忆：我们又组织工总等42个组织写了署名《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文章，是水运工程学院红教工的田桂林他们写的，1967年2月22日发表在《长江日报》上，与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针锋相对。

　　李承弘回忆说：2月下旬，在湖北剧场内一个房间，总部开了一个会，决定认不认罪。开始双方争论不休，我、李洪荣[13]、姜诗存等人主张认错，朱鸿霞、胡厚民、胡崇元等反对。在会上起关键作用的是田国汉[14]，田是湖北印刷厂头头、工人党员，那时还不是总部头头，因为文革中需大量印刷品，这主要依仗田之力了。这使他在总部有独特地位。会上，田国汉是主张向军区请罪的，田主要从全国形势讲，典型是湖南湘江风雷、河南二七公社、四川等情况。主要观点归纳为一句话，笔杆子搞不过枪杆子。田在会上发言很有说服力，谁斗得过枪杆子？胡崇元、朱鸿霞开始转变态度，最后胡厚民也无奈点头同意。第二天上午，总部朱鸿霞为首，我和总部及下面一些基层的头，排着队从红楼向武汉军区走去，胡厚民借故没去。朱鸿霞说明来意后，军区大院才出来一位中级干部，朱递上请罪书并表示要见军区首长。此人不接请罪书，严厉斥责我们：赶快回去，回到原单位劳动，等候审查。我们热脸挨冷脸，自讨没趣，灰溜溜地散了。我认为这是工总最丢人的一件事，简直是奇耻大辱。我们原想金蝉脱壳，哪知军区早有打算，不理我们这一套。3月中旬后，总部的人都相继离开了红楼，朱鸿霞回了武重，我和胡厚民没有回厂，回家休息了。

　　在工总、二司遭受巨大政治压力的时刻，3月4日，与之对立的造反组织即新派伸出援手，他们所控制的《湖北日报》发表社论《坚决粉碎“秋后算账派”的反攻倒算》，指责保守派借批判二八声明向造反派反攻倒算。

3月17日晚，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军区在武汉市实行大逮捕，据陈再道1967年12月在北京检查时说，拘捕工总分部以上头头470人、军内造反派900人。3月21日，武汉军区发布通告，宣布“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一律解散”。

　　胡秀娟[15]回忆：3月17日晚，建乐街派出所户籍警三、四个人到家里来抓胡厚民，胡厚民的妹妹胡茜（24女中68届高中生、班团支部书记，钢二司红卫兵）反应激烈，说你们没有逮捕证，不许带人走；说深更半夜抓人，又没有带铐子，用绳子五花大绑地捆着，抓人是非法的；你们镇压革命造反派，我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告你们。她追着警察一直骂到派出所。

　　王光照回忆：从3月17日到6月中旬，我被关在宝丰路监狱的二楼，二楼是个长方形的环形楼房，斜对面就关着胡厚民。对面送饭牢门打开时，我从监视孔中可以看到胡厚民，和胡关在一起的是一位60多岁的国民党将军。我和胡厚民吃饭是每天上午10点﹑下午4点半共两餐，是用桶装的菜。遇到蔬菜的淡季，上午的菜是一块臭腐乳，下午的菜是一块辣萝卜条，吃不饱饭、我看到胡厚民在牢房里锻炼身体，我也学着锻炼身体。

　　李承弘回忆：1968年夏，政治上一度翻身的工总负责人在船上开江心会议，当时胡已当上湖北省革委会常委。开会中途，大家参观了胡厚民坐过的湖北“第一号牢房”，估计是在汉江边的沙洋劳改农场。我们去后，警卫的解放军战士把我们当作省市领导看待，这可能是警司的人联系的结果。有一个排的战士列队欢迎，战士们称请首长指示，还请朱鸿霞讲了话，这种场面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牢房孤立建在一片开阔地上，长大约十米，宽五米，高有二米多，房顶是水泥面平顶，上有三个茶杯大的通气孔。下面隔了三间房，每个牢房4—5个平方米，一间关一人。一间房一个透气监视孔，房顶二十四小时有警卫战士来回巡逻，孤立的牢房外围了一个杂院，是犯人放风的场所，我们去时还关着两个死刑缓刑犯。房间的四周没有窗子，门关上就只通气孔上透一点光，牢房全是黑的。外形像机场里的油库，门有一尺厚，外面是铁门，内面是橡皮的，防止犯人自杀。里面没有床，只有一堆草。后来打开一间牢房，一阵霉味传出来。胡厚民七二○前在此牢房关了一段时间，我们参观时都唏嘘不已，眼泪在眼眶内打转，这情境使我们心情沉重，感到路线斗争的残酷，同时对胡厚民的遭遇深表同情和钦佩。

　　这次胡厚民被拘押，罪名是“阴谋颠覆政府”，“非法组织工人总部，成为帮派头目；冲击中南海；参与了一月夺权”。此罪名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推翻。

1967年7月17日毛泽东说：“三新二司，你压吗？越压越成钢。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不报告，就是有问题么。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毛泽东还说：“‘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今天明天就放！刑事犯罪的另案处理。”（权延赤著《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66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提出：“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1967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亲自交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抓朱鸿霞不得人心。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冲军区，冲了就算了。国防部、中南海、海军、空军、兵种都冲过。这会儿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上书第77页）

　　胡秀娟告诉我们：第二天，阶下囚一下变成了座上客，陈再道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接到军区招待所吃了一顿饭，送了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用吉普车将两人送到造反派的大本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释放。胡厚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出来，身上穿的是父亲旧社会穿的蓝布衫，上面到处是洞。

　　三、“反军乱军”和“抢枪武斗”

　　反军乱军是造反派的一条主要罪名，其实，“揪军内一小撮”和“武装左派”最先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早在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毛就加上“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提法。1967年7月18日晚上，毛泽东讲：“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8月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信中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经毛泽东审定的196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也用了“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周恩来步步紧跟毛泽东，在1967年8月11日接见首都红代会学生代表说：“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但是，仅仅只过了一天，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

　　七二○事件发生，中央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以后，武汉造反派确有头脑发热、派出人员到全国去支左、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但中央制止后很快就停止了。

1968年3月24日，中央揪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称他们是“变色龙”，武汉造反派两大派中的新派提出“揪武老杨”的口号，矛头主要是对着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丰。但胡厚民并不同意这一口号。据柳英发[16]回忆：作为钢派智囊人物，胡厚民认为历来反军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胡厚民提出一个“拥军”口号与“新派”对着干，即“拥护曾﹑刘﹑方[17]﹑张[18]，揪出薛[19]﹑李[20]﹑孙[21]﹑姜[22]”。谁知曾﹑刘等人并不领情，曾思玉在1968年6月传达中央精神的大会上说：“我一听到‘拥护曾﹑刘﹑方﹑张’的口号就头疼。”胡厚民心灰意冷，再也不提这个口号。

　　吴焱金回忆：“杜则进”（批林批孔时原工造总司几个成员组织的写作小组）1974年3月《炮打曾思玉》的文章提到，1968年曾思玉让胡厚民不要撤销原钢工总情报组，要钢工总情报组与军区配合，于是在汉口高级步校（现海军工程大学）搞了一栋房子，提供专用电话和经费。工作人员还有钢二司李莉等人，李莉等保存有不少重要资料。这使我想起来，在1972年省首义路学习班，李莉曾拿去一大包材料，要公开张贴，威胁学习班负责人。后来材料被搜走，李莉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还说是他自己承认的。难道李莉后来自杀与那些材料有关？与他在情报组知道曾、刘、方、张的情况有关？明明是曾思玉要搞的情报组，后来又以胡厚民窃听曾、刘首长电话的莫须有罪名，把胡厚民打成湖北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这和美国先支持萨达姆打伊朗、后又搞掉萨达姆是一样的故事。

　　为了将胡厚民打成反军乱军的反革命坏头头，达到上欺中央、下骗群众的目的，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当时掌握湖北武汉军政大权的曾、刘、方、张等人在许多公开场合的讲话中，散布了许多关于胡厚民的流言蜚语。1968年10月13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在首都北京饭店对胡厚民讲：“你们整了曾、刘首长的材料。”1968年11月×日，刘丰在湖北省党代会上耸人听闻地说：“胡厚民这条渠道死了，我们从另外一个地方挖出了一条渠道。他从李迎希[24]那里拿了整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材料，拿了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拿了军事秘密作战图纸，拿出来吧！拿出来就算了嘛！小将犯错误嘛！”（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代会、武汉锅炉厂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调查组1969年4月25日《关于胡厚民同志几个重大问题的调查报告》）当年以上那些事情只要有任何一件属实，立刻就可以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但胡厚民从来没有见过李迎希及其家属，也没有通过任何人与李迎希接触过。

　　抢枪其实是军队支左当局故意煽动起来的。王光照回忆：1968年4月底的某天深夜，武汉警备司令部副政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昭剑突然轻车简从来厂，在厂办公大楼二楼办公室找到我。他讲：你们钢工总是坚定的左派，不武装起来是不行的。这个问题要高度地重视。比如去年为工总翻案、抗暴过程中，你们是吃了大亏的，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要吸取这个惨痛的教训。新华工很注重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已经走到你们前面去了。张立国他们已经掌握了不少的武器，你们已经落后了，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困难是会有的，只要开动脑筋，总会有成效的。你们旁边公安厅仓库里就有很多武器。张昭剑深夜来访的一番谈话，我认为这是首长对我厂极大的信任和关爱、支持，也是对整个工总的偏爱。我极其兴奋，将张昭剑来访的全过程及谈话完整地写成大字报《张昭剑夜访新武锅》，连夜张贴在厂前广场大字报栏里，第二天职工上班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其后不久，跟全市一样，我厂也卷进了抢枪的风潮中。后来，武锅以何华清为首，去3303工厂和省公安厅抢了枪。

1969年2月5日，曾思玉在汉阳汽车制配厂说：“像胡厚民哪，是坏头头！胡厚民（光）抢枪（这）一条就够了。”“我在北京是打了几次电话的，告诉他不能这样做，抢枪的问题使武汉的运动拖延了三个月。”（《关于胡厚民同志几个重大问题的调查报告》）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情况说明，钢工总勤务组包括胡厚民在内从来没有口头和书面下达过抢枪的命令或开会策划过抢枪，1968年五六月份钢工总勤务组曾连续三次发布紧急命令，严厉制止抢枪的违法行为，要求各基层停止抢枪。中央1968年5月28日来电后，胡厚民、夏邦银、胡崇元等钢工总勤务组成员亲自到各基层单位动员交枪，还随同交枪的队伍一起把武器送交武汉警司。1968年6月武汉军区党委揪出“抢枪乱军的后台李迎希”，说是他把武汉的运动推迟了几个月。可是到了1969年一二月又把抢枪乱军的祸首算在胡厚民头上。调查结论是：“胡厚民身为钢工总勤务员之一，在制止抢枪的问题上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是有缺点错误，但绝不是抢枪的急先锋，更不是‘祸首’。”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军区三办徐健揭发说：“1967年的所谓抢枪，方铭[17]有电话指示给造反派发枪，要我们定计划，发三万条枪，后来没有直接发，派人到纸坊仓库去搞。‘两清’中又说造反派抢枪乱军（《这也算是揭发？！——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1974年4月2日整理，市针棉织工业公司机关革命造反派1974年4月25日翻印）。

1968年5月3日，发生了钢新两派之间最大的一次武斗。李承弘回忆说：武汉中原机械厂钢新两派发生矛盾，该厂新中原势力大，工总力量小，新中原说厂工总是百万雄师变种不承认。我的看法，该厂钢工总几个头是造反观点，下面的人全是保守派观点。两派发生矛盾后，工总的人在厂里站不住脚，就向二七办事处求援。总部当时没当回事，认为由办事处胡巍全权处理就行了。谁知胡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自己被扣，后被放出，为了报复，就调人攻打新中原，总部老作战部一班人何永清、周广才等都被总部派往二七办事处支援。5月3日白天一天都没攻下新中原。傍晚，胡厚民打电话来了，叫我们赶到总部办公地武汉电信工程公司内，决定下一步的对策，胡厚民叫我先发表意见。我坚决反对再攻打，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时机已过，解放军已开始收缴枪支了，而且人多势众，如果再攻，工总下面各厂的枪支会收光，这样再发生武斗怎么办？二是武斗没经验，平常叫得响、事事斗狠的人，到武斗现场能经受考验的没几个人，敢冲的人更少，没人没枪没士气打个屁？会上虽然很多人反对我的意见，但主要是顾忌面子问题，经我一再坚持，没人敢保证再打会百分之百成功。最后，胡厚民、朱鸿霞等大多数人赞成了我的意见，决定停止再攻中原厂，已通知的全部撤回。同时马上进行善后处理，主要是舆论要占主动，胡厚民叫钢工总发表声明，讲述中原厂事件经过和我们工总的态度，动员人在全市贴大字报大标语，将被动变为主动。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1968年在北京召开的“八一五”会议上讲话说：“胡厚民在新中原拿望远镜指挥武斗。”并拿出照片为证。经调查，胡厚民当时的确不在现场，孔庆德拿出的照片是张冠李戴（《关于胡厚民同志几个重大问题的调查报告》）。

　　关于武斗的起因，据柳英发回忆：1968年5月2日，钢工总二七（江岸）区办事处的头头胡巍被中原机械厂新派组织“新中原”的人打伤。胡秀娟说她当时正在工人总部值班，接到报告后，与朱爱华（朱鸿霞的妻子）、陈明（武汉肉联厂工人，工总总部工作人员）三个女将调兵遣将，指挥攻打“新中原”，造成死2人、伤52人、停产3个月的严重后果。胡秀娟被说成是“组织指挥打砸抢”，1977年10月被当局逮捕入狱，1980年4月被判刑5年。从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对胡秀娟的起诉事实看，此事与胡厚民毫无关系，但是在批判胡厚民时，这笔账还是算在胡厚民头上。柳英发说，若从内心讲，“打新中原，胡厚民是暗中支持的”。但是既然是“依法”追究罪责，毕竟是要讲究证据的。

1968年10月13日，孔庆德在北京饭店与胡厚民谈话时说：“你们插手专县！”经联合调查组调查：“1968年3月，曾司令员指示朱洪（鸿）霞同志，要钢工总、钢二司调查鄂东地区各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钢工总勤务组接受任务后，觉得鄂东地区十几个县工作量大，人员很困难，所以决定首先调查浠水县。调查后于×月×日在8199师部向曾思玉同志作了口头汇报，当时8199赵奋师长在场，并且着重汇报了浠水巴河一司的情况。曾司令员听完后指示，以后有关这方面的情况，随时向他的秘书汇报。”（《关于胡厚民同志几个重大问题的调查报告》）

　　王仁舟原是北京外语学院西语系的学生，1963年因“思想反动”被开除学籍，回到老家湖北浠水县巴河区当农民。文革中，王仁舟发起成立了“巴河红色造反者第一司令部”，简称“巴河一司”，是巴河地区力量最强的群众组织。巴河一司1967年夺了巴河区政府的权，成立所谓“廉价政府”，进行社会改革试验。王仁舟比武汉的北决扬分子还要激进，他宣称“农民阶级是中国社会最进步的阶级”，“农民造反才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开始”。王仁舟建立的所谓“新农村”拒交公粮和税收，还要废除货币，建立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1967年11月，王仁舟组织巴河一司农民抬尸到武汉市游行，封了《湖北日报》，占据红旗大楼十余天。这一行动影响很大，武汉造反派中的新派明确表示反对，钢派也没有一个组织表示支持。而鲁礼安等人则公开表示支持，据鲁礼安回忆，成立“决派联络站”时，王仁舟自封决派联络站负责人，后王仁舟和鲁礼安发生意见分歧，王仁舟以决派联络站的名义在武汉三镇贴出布告，将“阴谋家、野心家”鲁礼安开除出决派。1969年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决定清查北决扬，王仁舟和他的巴河一司当然脱不了干系。王仁舟后来被判刑，没有服完刑就病死狱中。

　　关于“胡厚民”条目所谓“插手浠水县的武斗”，李承弘回忆说：1967年底，浠水巴河王仁舟亮相武汉，由于他有北京外语学院读书的独特经历，加上他的新农村革命理论，在武汉一时名声大震，同时引起曾、刘注意。要详细了解王仁舟这个人，特别要知道王仁舟在巴河搞的新农村到底是什么货色，曾、刘以出面不方便为由，委托朱鸿霞、胡厚民派人调查。胡厚民本人也有此意，要我物色人前往，我第一个就想到派潘开矿（在工总总部工作的武汉十五中学生）去。哪知我这不经意的决定，竟决定了潘开矿以后的一生，也毁了他一生。潘开矿带了两个中学生到浠水去了半个月，完全被王仁舟征服，对王仁舟佩服得五体投地，把王仁舟吹得天花乱坠。潘回来向我们汇报说，王在巴河威信极高，老人小孩全听他的，在巴河（浠水县的一个区）一呼百应。王仁舟全按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套组织农民，全部军事化，有武装民兵、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各负其责，搞得有条不紊、有声有色。生产搞得不错，农田水利不用说，小作坊、手工业也组织起来了，恢复了全民食堂，伙食还不错。周围几个乡几次集中保守派民兵向他们进攻，王仁舟利用全民皆兵游击战击退了对方进攻。王仁舟因潘开矿是工人总部派去的，人虽小却待如上宾，对他特别照顾，什么也不避嫌，任潘开矿在巴河自由自在，而且什么话都跟潘讲，潘感动地说，他在巴河不想走了，如果不是要回汉汇报，他就留在巴河不回了。对潘开矿的调查汇报，我们基本相信是事实，认为王仁舟也是个人物，很有本事，同时也认为他太狂妄，时常以领袖自居，更重要的是王的理论是：文革初期学生运动，现已转为工人运动，而后必将转为农民运动，要以新农村运动代替工人运动，以农民、农会代替产业大军和工总，这是我们与王仁舟的根本分歧。我们不会同意王仁舟的理论和主张的，他的决派，决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在农村搞新一轮农民文化大革命。这本是曾思玉、刘丰布置的一项调查活动，但曾思玉、刘丰为了把胡厚民打成决派总头目，就拿潘开矿作为突破口，以潘联系着胡厚民与王仁舟下手，从组织上把胡厚民与王仁舟联系在一起，定胡厚民一个铁案。这一下可怜的潘开矿成了替罪羊，从下放的农村被抓回武汉，为他一人设一专案，不知用了什么方法，逼出了胡厚民有电台等几条莫须有罪名。我们知情人一听就知道是假的，是潘开矿被逼乱说的，果然潘开矿状况比我们想象的还严重，我（1972年）在首义路学习班见到他时，他已被逼疯了。

　　四、不得不说的“钢新之争”

　　二八声明使钢、新之争表面化以后，武汉军区即着手整“香花派”，1967年3月17日取缔了工人总部。被工人总部等组织的二八声明说成是“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造反奸贼”、“托派”的新派并没有幸灾乐祸，而是认为：二月逆流是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仅仅对着哪一个、哪一派造反组织来的。3月26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公开宣称武汉有一股“反动复辟逆流”。3月27日，红司新华工庆祝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40周年，会后游行到以二司组织为主的院校进行串联，高呼“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当年二司的学生被保守派称为“二癞子”，“痞子要掌权”是毛主席40年前说的话，新华工的态度明显是支持受压的广大二司造反派的。4月5日，武汉一中以班级为单位的造反派大联合组织新一中革司成立（新派的组织大多叫革司、联司，都是按毛主席1967年对天津延安中学“三七”指示的精神，实行按行业按系统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并立即公开驱赶军区支左办公室派来的工作组。4月6日，以鲁礼安为首的新华工敢死队贴出《向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中的一小撮混蛋挑战》的大字报。4月上旬，二司和新华工、新一中等展开反“二月逆流”的斗争，提出“揪武老谭（即“武汉地区的谭震林”）”的口号，矛头直指武汉军区领导，二司学生提出“为工总彻底翻案”的口号。4月11日至4月14日，新一中革司数百人冒雨在武汉市委大院举行绝食行动，矛头直指武汉军区和市人武部支左办派工作组镇压造反派学生的行径。全市造反派纷纷前来声援，此举极大地发动了群众。4月中旬武汉造反派反二月逆流成燎原之势。

　　杨道远回忆：在几场绝食斗争之后，造反派不仅完全恢复了，而且大大地赢得了市民的同情和支持。“六二六”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来电之后，我们组织班子写上北京的汇报材料，新派和钢派的头头都参加，主要分歧就是为工总翻案上，意见不一样。我们的意见是为工总彻底翻案，被抓的头头要放出来；另外一种意见，是只给广大战斗队员平反。在最早的争论中间，他们说工总的头头是“牛（牛鬼蛇神）”字号，战斗队员是“闯”字号。最后一次在华工开会，张立国的口号还是“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这样我们就“拜拜”了。

6月17日、6月24日、7月15日，武汉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对造反派的武力大围攻中，钢、新两派工人、学生的血流在一起，在白色恐怖中，是无所谓钢、新的。在“六二四”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时，工造总司的三号勤务员王明扬（武汉肉联厂干部）与20余名工造总司工人被用长矛活活杀死。同日，钢派工人、学生占主导的汉阳轧钢厂、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也遭到百万雄师的血洗，被打死、打伤多人。工造总司的二号勤务员戴鹏（人民仓库会计）七二○前被百万雄师秘密抓捕打成重伤后活埋。钢、新两派当时确实是“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

8月9日、10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两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等人着力协调钢、新之争，指出：“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一·二六夺权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一个夺权的革命演习，大方向是对的，要支持。”“二八声明存在有缺点、有错误的口号”，“把一些造反派同志当作托派”，“陈再道抓住这个声明非本质的方面，作为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主要依据”，“三新同志的错误”是“客观支持了军区的二一八严正声明，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事实上，三新的同志很快就发觉不对头了，在大风大浪中站在了革命方面”，“三钢的同志应当谅解”。“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大家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过去并肩战斗，共过患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彼此多看对方的长处”。“不要因为打内战而辜负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期望”。“革命派一定要实行大联合，至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研究一下，不是上海道路，也不是北京道路，应当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武汉有自己的特点嘛”。

　　对武汉的大联合，胡厚民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的。据柳英发说，胡厚明的想法是武汉大联合像上海那样，实现“三个一”：一个领导（如同张春桥），一张报纸，（如同《文汇报》，当时武汉地区《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分别被新派和钢派控制），一个组织（如同上海工总司）。为此，胡厚民动员吴焱金和工造总司加入工总，但胡厚民瞧不起工造总司，认为他们都是“卖烧饼油条的”，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只在总部常委中给他们几个席位。这下把吴焱金搞毛了。林子忠[25]回忆说，1967年九十月份，胡厚民找我说，把武船的权交给你，你们新武船联司参加钢工总，不要再搞什么新派。我当时笑了一下，说此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我要跟兄弟们商量一下。实际上婉拒了胡厚民的要求，原因主要是，七二○以前工总尚未翻案，抗暴斗争主要是新派搞的，新武船这面旗帜是我们用鲜血换来的，当时个人意气很浓。其次是华工毕业的学生很多分往武船，武船与新华工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我们加入钢派会得罪新华工。李承弘回忆说：就连中央表态点名的钢九一三和钢工总之间也是矛盾重重。七二○后，九一三违反协议，在市内各区发展自己的组织，把武钢一个单位组织扩大为全市性组织。工总以牙还牙，在武钢、一冶也成立了工总。所以工总、九一三联合不起来，这也是原因之一。胡厚民还动员谢华之[26]和三司革联参加钢二司。

1967年10月8日周总理陪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到武汉访问，周总理问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柳英发武汉的大联合怎么搞比较好，柳英发说，学生都加入钢二司，工人都加入钢工总。周总理批评柳英发年纪小派性大。周总理说，武汉大联合不要学上海，也不要学北京，要走武汉自己的道路。吴焱金回忆说：周总理10月8日在东湖长天楼接见武汉造反派时，问成立钢派工代会好不好，钢派鼓掌新派不鼓掌；周总理又问成立新派工代会好不好，新派鼓掌钢派不鼓掌。周总理最后说，那就成立革命工代会。他提出武汉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要走武汉的路，尊重山头，承认山头，最后消灭山头。成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实现大联合。中央还在10月17日发出通知，要求各革命群众组织按行业、按系统、按单位实现革命大联合。这个通知是毛主席同意的。胡厚民当时私下认为周总理的指示与中央10月17日通知是不大一致的。因此胡厚民大力鼓动要按中央10月17日通知精神实行大联合。当时钢新之争的实质，主要是以谁为核心，关键是谁来掌权。钢派头头特别是胡厚民认为新派不是坚定的造反派，有投机性。

　　胡厚民等钢派头头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的思想与当权派蓄意挑拨离间有关。柳英发说：刘丰曾经对钢派头头煽动说，你们钢派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新派是小资产阶级、投机商、统战对象。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朱鸿霞、胡厚民在批判林彪死党刘丰时都揭发过此事。1973年张体学患癌症临终前，还把新派头头召集起来开会，说一定不能让钢派头头掌权。

　　五、领导武汉的“反复旧”运动

“反复旧”不是武汉造反派的发明，全国最先搞“反复旧”的是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的王效禹，最先在报刊上提出“反复旧”口号的是《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1968年10月14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明确提出：“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的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的三结合而不是革命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1969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的北京市革委会调查组对北京市化工三厂的整党调查报告《毛主席建党路线的光辉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中提到：“把整党和建党紧密结合起来，克服保守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吸收新鲜血液’的指示，才能防止复旧，使党组织朝气蓬勃。”当年造反派与党中央的联系完全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些文章字里行间传达的信息决不会逃过受压造反派的眼睛。

　　武汉就是《红旗》杂志上所说的“只有形式上的三结合而不是革命三结合的地方”。柳英发回忆说：1968年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初期，“在革委会里，基本上是军代表说了算，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不起作用。群众代表只是个花瓶和陪衬。薛朴若[19]他们结合进来之后，唯唯诺诺的，也不能起什么作用。当时有一种说法，说群众代表是‘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话一打小车来’。省市革委会副主任级别的群众代表一般配一辆吉普。基本上是部队干部决定什么事情，然后再通过部队在各区的支左办公室贯彻下去。重大问题包括人事安排任命事前根本不打招呼。后来结合了一些老市委的人进来，我们事先也不知道。”

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各单位纷纷举办“五不准学习班”，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军代表全部支持保守派，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队来整造反派。同时各单位还发起“捅马蜂窝”运动，把造反派从各级革委会中赶出去。七二○以后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清队造成了“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局面。

　　王光照回忆：1968年夏天军宣队进驻各工厂，掀起“捅马蜂窝”运动，我成了“蜂王”，被捅得灰头土脸，成天挨整挨批，批我极左、无政府主义。我多次作检查，始终无法过关。我于是想通了，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969年元月，王光照带队运油到四川成都三线工厂，看到了四川省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简报，比较在武汉洪山礼堂听到的曾思玉、刘丰的传达，觉得四川传达得和武汉完全不同，揭露了许多“二月逆流”的真相，那里造反派是扬眉吐气，我们在武汉是霉头霉气。越发认为武汉复旧严重。

1969年初，胡厚民看到了报刊上有关“反复旧”提法，同时还看到了王效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此时胡厚民单位的保守派上家里来抓胡厚民，胡厚民跑掉了。他跑到了青岛市，看到青岛的形势大受鼓舞。这几件事促成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运动。

　　此时造反的大、中学生大部分已毕业分配，离开城市，到军垦农场军训、上山下乡，工人造反派文革以来首次独立面对强大的当权者。胡厚民意识到，必须团结新派的同志一起搞“反复旧”，才能造成强大的声势。七二○以后，钢派搞“以我为核心”、“钢化江城”，新派搞“新武汉”[27]。1968年春钢、新两派还发生过一些武斗，积怨很深。胡厚民与新派工造总司的头头从无私下来往。

　　吴焱金回忆说：当时新派头头的处境普遍比钢派头头好一些。张立国想保住自己的地位，跟张体学、姜一等老干部关系很好，明确表示不搞“反复旧”。他对此事态度很坚决，也不怕造反派中谁会有意见，钢派的人都叫他“张老机”。此时胡厚民在协和医院住院，他请朱鸿霞、夏邦银、郭洪斌[28]、田国汉等工总头头先后上门向我承认钢、新之争中的错误。朱鸿霞说，钢新之争主要是我们不对，我们不该搞“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老子天下第一”，到头来大家都一样挨整。只要你姓“造”，命运都是一样的。历史证明搞垮了钢派，新派也不能存在，现在我们只能同舟共济。以前我们对不起你们的地方，你们就不要再计较了。夏邦银说，“二八声明是我们主动搞你们；军区搞我们，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们没有那种胸怀。”吴焱金说：我当时没有反复旧的念头，不想介入此事。但钢派头头们三番五次上门，给足了面子。我于是想，我不参与会得罪一大批造反派。历史的经验，总是先整钢派，把钢派整完了，就会整我们新派的。造反派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只能共进退，要挨整一起挨整。胡厚民出院后，邀我到他家去了一次。讲了抓他的经过和青岛之行，还反省自己说，当年你们揪“武老杨”时，我们共同对敌就好了。他还说反复旧不搞不行，最好是由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人分别为钢工总、钢九一三、工造总司一号勤务员，朱鸿霞为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想玉、吴焱金均为市革委会副主任）三个人出面挂帅牵头。其情感十分真挚。4月初，田国汉到我家，拿了朱鸿霞写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的草稿让我签名。我不仅自己签了名，因李想玉跟我关系很好，我说不用找李想玉了，就为李想玉代签了名。田国汉将文章印成了传单在武汉三镇散发和张贴，4月10日还抄成大字报贴在汉口水塔下武汉文革中最有影响的大字报墙上，影响很大。

　　反复旧打头炮的是武汉锅炉厂的王光照。3月16日深夜，王光照在武锅厂前贴出大字报，标题是从《列宁选集》中挑选出来的一句话：“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全厂轰动，一下子声名远播，外单位的许多人来看和抄大字报，并将大字报扩散到全武汉。

　　武汉市委党史办和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撰的《武汉市志》对“反复旧”有如下记述：

1969年3月25日，武汉锅炉厂“造反派”在厂内贴出第一张鼓吹“反复旧”的大字报。接着，武汉重型机床厂“造反派”头头带领一伙人，在闹市区张贴煽动“反复旧”的标语、口号报。4月5日，在“造反派”头目朱鸿霞、李湘（想）玉、吴焱金等人操纵下，武汉工代会召开常委会，决定在全市发动“反复旧”运动。9日，朱鸿霞、吴焱金等在汉口六渡桥闹市区演讲鼓吹“反复旧”；11日，又联名书写“反复旧”大字报，在各闹市区张贴；27日和5月1日，胡厚民等分别在民生路工艺大楼与中山公园门前，召开“反复旧、反复辟动员大会”。至此，“反复旧”闹剧形成高潮，历时近3个月，使一大批已经站出来工作的干部重新受冲击，社会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坏，工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

　　王光照和朱、李、吴这两篇大字报拉开了武汉反复旧的大幕。胡厚民又让朱鸿霞、吴焱金、王光照等人上街演讲，讲保守派怎么回潮，造反派为什么受压，为什么要反复旧。王光照说：我在反复旧中，在全市各单位一共讲了六十场报告，与我分别同台演讲的有丁家显[29]、吴焱金、朱鸿霞和李想玉等人。演讲的主要内容就是针对清理阶级队伍中强加给造反派的一些主要罪名。我概括为军宣队拿“三条扁担”、“三根绳子”压造反派，“三条扁担”是“派性、打砸抢、抢枪乱军”三条罪名；“三根绳子”是造反派“想当官、想入党、造反动机不纯”三条罪名。我的主要论点是我们造反派必须与保守派划清界线，这是派性的主要基础；打、砸、抢就是炮打、砸烂黑司令部，因为毛主席说相当多的单位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必须去抢回来；所谓抢枪乱军，枪不是抢的，而是部队发的，军队根据中央的安排和毛主席的指示本来就应该武装左派。我们的造反动机纯得很，就是对毛主席“造反有理”指示的理解；不想入党是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感情；至于想当官，天下本来就应该是工人、农民的天下，一切权力就要归无产阶级。这种结合大家处境和实际的演讲，引起了群众的共鸣。

　　吴焱金说：4月27日，我们在汉口工艺大楼街头召开“反复旧誓师大会”。大会由胡厚民主持，朱鸿霞和我分别讲话。有数万人参加大会，把中山大道堵塞得水泄不通，黑压压的人群一望无际，会后举行了游行，交通中断了几个小时，造反派感到扬眉吐气。

4月底，中央将湖北武汉省、市革委会常委以上的群众组织代表接到北京京西宾馆，打算用隔离造反派头头与群众联系的方式扑灭反复旧运动。临走前，胡厚民指派郭洪斌、方斌[30]当反复旧的负责人，向他们交代说：中央是想隔离我们，我们去北京以后，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你们在武汉闹得越欢，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杨道远回忆说：1969年4月29日，中央通知省、市革委会常委以上的群众代表去北京。当日下午两点由汉口火车站登车，由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王步青带领，4月30日早上七点到达北京，住进了北京前门饭店。5月1日白天我们参加游园活动，去了颐和园、北京动物园、北京军事博物馆，看到了珍宝岛战斗中俘获的苏军坦克，听了有关战斗过程及坦克性能的介绍。参加了五一焰火晚会，中央安排我们上了天安门前的观礼台，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5月4日晚上，中央把我们从前门饭店转到了京西宾馆。我们感到了中央对武汉问题的重视，同时意识到中央是要下决心解决武汉问题了。我们都紧张起来了，都在积极地做准备。

5月份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中央首长接见湖北、武汉造反派共有四个通宵。吴焱金说，第一次接见，进场后每个人发了一份铅印的有关反复旧的资料，第一篇就是朱、李、吴三人署名的大字报。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哪个叫胡厚民？”胡厚民坐在较远的地方，站起来回答了。按照1969年5月12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在京群众代表的讲话》记录，将周恩来与胡厚民的对话编录如下：

　　周恩来：“先不听朱鸿霞的，先听胡厚民的。叫你来就是听听你的，（对胡厚民）坐到这里来，领教领教你。”胡厚民发言主动承担责任说：“在前段时间，由于我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不紧，省、市革委会成立以后，由于派性作怪，没有加强市工代会的工作，犯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甚至很严重的错误。影响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影响了下面的同志，下面的同志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不能怪他们，主要是我影响了他们……”周恩来点头说：“这样讲就对了！”周恩来强调：“现在不是六六年5月，不是六七年5月，也不是六八年5月，现在是六九年5月，要严格纪律。”“你们不守纪律，还带个联络站。”周恩来问胡厚民：“联络站设在哪里？”胡厚民回答：“在虎坊桥附近。”周恩来说：“是错误的，要取消。”周恩来问胡厚民是否去过山东，胡厚民回答去过，周恩来说：“山东已经丢掉了的东西，你们湖北又搞起来。反复旧不是你们先搞的，是向他们学的。”胡厚民回答说：“我刚从医院出来不久，情况知道不多，其他同志清楚些，但下面同志的错误应该由我负主要责任。”周恩来再次点头：“这就对了，你影响了下面的同志。”“朱鸿霞同志，是我们去解放你们的嘛！你在沙洋，毛主席在武汉，叫我们把你放出来的。你们有意见，写个信给主席、林副主席和我们，还能不看你们的信吗？你们提出的问题难道我们还不解决？是可以解决的嘛！我们跟你们是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的！”周恩来问胡厚民是否参加了“北航黑会”，胡厚民做了否定的回答。胡厚民说：“我没有参加。钢工总勤务组没有派任何人参加。我也没有派人参加。是我们工总下面的一个基层单位交通分部一个叫郭少华的同志，他因公调查他们单位当权派的情况来到北京，因和北航过去在汉串联的同学认识，曾去过北航。那天听说北航有个会，他去听了一会就出来了，但不是代表勤务组。当天他就写回来一封信，给我们工总的一个工作人员后转给我，讲了一些黑会的情况。但他在信上还特地注明：这个会是乱军的，与我们工总当时拥护曾、刘、方、张的口号不合。我看后把这封信交给了武汉军区第三办公室邵洪基同志，回来也向三办汇了报。后来武船的几个头头不知北航黑会是怎么回事，问起我，我跟他们三、四个人随便聊讲了一些黑会的情况。我应该承担责任是传播了小道消息，是错误的。胡厚民谈造反派头头被拉下来的情况，汉阳客车制配厂方斌，省柴油机厂陈汉寿，新华印刷厂杨继高，汉光印刷厂高远飞等。朱鸿霞补充：“还有武重厂的祝孝先。”周恩来问：“祝孝先是什么人？”朱鸿霞回答：“是武重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胡厚民补充：“共产党员。”朱鸿霞说：“是我们厂的小胡厚民。”周恩来笑：“还有小胡厚民？”吴焱金说：“武汉不是一个胡厚民的问题，问题是上面搞胡厚民，下面就到处揪小胡厚民、男胡厚民、女胡厚民、老胡厚民。”周恩来、康生都笑起来了。周恩来说：“这是事实，结论怎样？”胡厚民回答：“这是对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造反派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产物（周恩来点头），对待革命造反派的态度就是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周恩来点头）。”朱鸿霞说：“有打倒胡厚民，解放辛甫的口号。”周恩来说：从你们的讲话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是不是这样？康生说，你们有句话：“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这在一个厂，一个单位完全是可能的。如果武汉市都是这样，那不把你们自己也否定了，你们自己否定自己。你们现在不是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你们是当权派了。周恩来说：“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立过功的。不然怎么把你们请来呢？你们工作中有错误，但你们也是副主任、常委。”康生说：你们不同主席、林副主席商量，不同中央商量，就上街了，就在全世界面前公开了，造谁的反！谁高兴？周恩来说：你们搞成十万人上街，谁高兴？叛徒王明高兴，美帝、苏修高兴，台湾的蒋介石高兴！周恩来说：九大正在开，你们就上街了。你们冷静点，帮了谁的忙？当然，他们没有给你们做细致的工作，但你们也不听他们的嘛！你们说“百万雄师”反夺权搞复旧了，这最容易煽动人。你们能说曾思玉、刘丰是支持“百万雄师”的吗？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头子吗？曾思玉是沈阳调去的，刘丰是支持你们造反派的嘛！“七二○”保卫毛主席的，方铭也是这样。我是在你们放出来后才走的。所以结论不能下的太死。毛主席在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讲话中，什么都考虑到了。一个新的权力机构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可以统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你们认为全面复旧的结论，这符不符合事实？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康生说：主席对九大的方针是团结、胜利的大会。周恩来：“你们采取分裂行动。”

　　杨道远回忆说：本来我们已商量过，由我系统汇报，我准备了汇报提纲，我手上有调查材料。可是周恩来不让我讲，尤其不让我按提纲讲，说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不一样，讲话写稿子，要我丢掉稿子，只能像回答问题一样，按他们要求讲，点哪里讲哪里，不给展开的机会。总之，周恩来控制着会议的主动权。周恩来说，我们都是会打仗的，就是要打乱你们的部署。由此想见，这些领导人心里早就已经有底了，我们的汇报已经不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依据了。

　　吴焱金回忆说：到北京以后，我们被软禁在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伙食吃得挺好的，就是无法与外界联系。胡厚民就跟我说，我说你写，叫武汉反复旧不能熄火。把信写好，有机会就寄回去。胡厚民叫我对武汉方面说：方针不变。我对胡厚民说：中央要我们写信对武汉做工作，不能像你说的这么写。胡厚民说中央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只有继续搞，才能反映群众的呼声，促使中央解决问题。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我执笔，落款仍是朱鸿霞、李想玉和我。第二次中央首长接见，周恩来问我们是怎么回事。他说，要你们给武汉做工作，武汉的火怎么越烧越旺了呢？胡厚民说：我们做工作群众也不一定听，他们有切身的问题未解决，你把问题解决了，就是不做群众工作，群众自然就不闹了。康生声色俱厉地说：“群众的工作做不了，头头的工作你们也做不了？！你们的部下，你们怎么不能做工作？”康生对胡厚民说：“你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工作做不了，是你们没有做工作，甚至做相反的工作。你们不要搞两面派，不是做不做工作的问题，而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你们不要以为不做工作中央拿你们没办法了。”陈伯达、叶群、黄永胜讲得比较缓和，意思大同小异：你们不能再搞了。周总理身体这么不好，工作这么忙，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陪你们谈，姑且不谈大道理，不知能不能感动你们。5月19日上午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参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对各界人士的接见。当天晚上，又把我们召到了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说，今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了你们，你们有什么感想？我们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周恩来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责成我们拿出一个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方案。周恩来拿出五二七指示草稿的打印件发给我们每个人看了，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得最多的还是朱鸿霞和胡厚民，周恩来在现场用铅笔对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又给朱鸿霞和胡厚民两人看，并解释有些意见不能采纳。还说如果没有大的意见，就这样定了。吃完夜宵后，放映《南京长江大桥》纪录片，周恩来坐在我和朱鸿霞中间，周恩来对我们说，这一次，不能再反复了，除了做下面的工作，你们这次来的人中还要统一思想（暗指胡厚民），周恩来握着我和朱鸿霞的手说：“我相信你们。”5月27日晚上，我们第四次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接见，周恩来等正式向我们传达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中发（69）28号文件，即五二七指示。周恩来说：你们来了这长时间了，我们可以说是朋友了。尽管我们对有些问题有不同看法，甚至有分歧，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文件上统一起来。我们（指中央首长），他们（指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18]），你们（指造反派头头）都一起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文件，如果说你们以前在反复旧中有错误，那么回去再也不能犯错误了，一定要做好工作，不能再反复了。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当年这一运动性质被定性为“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四十年后，吴焱金回顾往事，说：说实话，反复旧之前，我确实不想搞反复旧，后来参加了反复旧就不再后悔。要错大家一块错，要检讨大家一块检讨。不可否认，武汉的反复旧是胡厚民一手策划、组织、发动起来的，没有胡厚民，就没有武汉的反复旧。当时党中央正要召开九大，不仅我不愿担风险，唯恐带领群众犯错误，夏邦银、朱鸿霞对此也有顾虑。但胡厚民态度坚决，思想工作做得过细，组织能力强，硬是把反复旧搞起来了。平心而论，他的动机是为造反派说话，敢于带头。但在九大召开之际公然上街游行、演讲，显然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显然是顾小局不顾大局，逆势而动，注定了失败的命运，给造反派带来的是祸不是福。在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后，造反派头头多数人认为应该给武汉的反复旧降温，夏邦银、朱鸿霞、张耀忠[31]等人和我都有这种看法，但胡厚民坚持要给武汉的反复旧升温，胡厚民首先做我的工作，他说：给武汉反复旧升温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和要求。如果我们一说降温武汉就降温，就是不打自招，将来捡账的就是我们几个头头。我说：捡账也无所谓，升温就升温吧！我根据胡厚民的意见给武汉的郭洪斌、方斌先后写了两封信，要求武汉的反复旧不但不能熄火，还要升温。信是我执笔写的，朱鸿霞、李想玉也签了名。审判我时，法庭出示证据，小报上刊登的我们三人从北京的来信，我一口承认是我写的，未推到官方并未掌握的胡厚民身上，也未牵扯其他任何人。写信的事在1983年审判我时成为我的罪状，因为我从未交待过此事，当局一直认为是我要这么写的，所以我的《刑事判决书》（市法［83］刑初字第6号）中说：“四月三十日五月六日，吴焱金在北京伙同朱鸿霞等人联名给武汉的同伙写信，鼓动同伙要把‘反复旧的斗争进行到底’”。

　　老田《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一文说：“‘五二七指示’硬说造反派‘把工代会置于革委会之上’，完全不考虑当权派打击造反派的各种措施，一味指责造反派的错误，实际上是取消了造反派运用‘四大’的权利。‘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却无法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词。非常奇怪的是参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领导人中，除周恩来、康生外，其他参与者构成整个儿的‘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利于造反派的调整过程，没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参加。九大政治报告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为题目，而从‘五二七指示’所隐含的处置方式看，当权派的一切作为都免于追究，实现‘团结’的唯一的调整方式是压制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抗。”

　　六、“湖北、武汉北决扬和五一六的总头目”

　　对胡厚民及湖北、武汉造反派造成致命打击的，是1969年下半年开始的清查北决扬、五一六和批判极左思潮（简称“两清一批”），时间长达五年。胡厚民被诬陷在北京组建五一”核心领导小组，是湖北地区北扬的总头目。胡厚民为此在文革中第二次被监禁关押达四年零五个月之久。

　　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实际上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造反派中具有异端思潮的同一个松散群体演变的三个名称。据冯天艾[32]2007年亲口对我们回忆说：“北决扬人员极盛时不超过25人。”由于认识上的差距，造反派钢、新两派中绝大多数人对其都是坚决抵制和反对的。在北决扬被中央定性之前，造反派多次在小报和水塔大字报墙上，对其观点进行过严厉批判。鲁礼安[33]就是被黄石铁山的新派抓获押送新华工、新华工扭送武汉警备区关押的。由于鲁礼安七二○前冒着白色恐怖为工总翻案，又是新派中的叛逆，他被抓后，钢工总许多基层单位自发组织了“营救鲁礼安”行动，并非完全出自对其观点的赞同。柳英发说，钢工总的领导人和胡厚民本人都是不支持“营鲁”的。军区三办的徐健等人成天穿梭于造反派各组织之间，也搜集北决扬的材料，武汉军区对造反派普遍反对北决扬的事实一清二楚。

　　可是曾思玉、刘丰等人却指使军区三办以武汉军区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写出报告，捏造罪名，认定北决扬是由王盛荣[34]、周岳森（华中工学院附中校长）、干毅（国民党起义将领、华中工学院教授）等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反革命组织。曾、刘利用中共中央1969年9月27日对武汉问题的指示（简称“九二七”指示），借批北决扬的反动纲领为名，全面批判造反派，在全省造反派中大抓北决扬分子。柳英发说：湖北省给中央的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是以省革委会的名义发出的。此后湖北省给中央的重要报告，都是以军区党委的名义发出，1970年4月关于湖北“六厂一校”抓点情况的报告也是这样。这就极不正常了。当时省革委会已经成立，中央一再强调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曾、刘这样干是非法的。他们撇开省革委会，就是要撇开那些令他们头疼的群众代表。

　　难怪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说：“这样具有决定性的重大事情，我作为省革委会的副主任，竟然一点风声都不知道。”

　　柳英发说：中央九二七指示出来后，从10月3日开始一直到10月28日，曾思玉、刘丰在洪山礼堂召开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九二七指示。我是从10月16日开始参加会议的。这次会议，批北决扬是名，实际是批武汉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批胡厚民、朱鸿霞、任爱生[35]、杨道远等，特别是集中批判胡厚民。

　　大会发言中，凡是造反派的发言，无论钢新，多是先把自己批评一番后，再集中批胡。朱鸿霞就揭发过胡厚民的“三个长期斗争论”，即所谓“革与保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委会中新老干部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新两派的斗争是长期的”，这是个特点。还有个特点，就是曾思玉、刘丰利用新派打钢派。新派头头郭保安[36]、龙铭鑫[37]、张立国、高玉泽[38]、彭勋等人的发言，就是这样。曾、刘还指使与会的农民围攻胡、任、朱。

1969年10月3日，刘丰在省革委会扩大会上关于北决扬问题的讲话，非常清楚地交待了曾、刘等当权派炮制这个惊天冤案的来龙去脉及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中央九二七指示对北决扬的定性的根据只有一句话：“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刘丰在讲话中讲到的“决派”及《扬评》的反革命罪行共有10条，其中从第5条开始，就完全是张冠李戴，把一部分造反派做的事说成是决派的罪行：

　　五、煽动抢枪，挑动群众组织打内战。

　　六、鼓吹“造反派受压论”，破坏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八、鼓吹“反复旧”运动，狂热地煽动向无产阶级反夺权。

　　九、鼓吹反动的“工团主义”，破坏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拼命鼓吹“工代会监督革委会”。

　　十、煽动搞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运动，破坏“五二七”指示的落实。

　　当年被曾、刘定为北决扬一号头头、关在狱中的鲁礼安（北决扬成员从未推举鲁为一号头头），听了陈军代表传达的十大罪状，莫名其妙。他在几十年后写道：“这后面几条以前我都没听说过，大概是社会上一些群众组织鼓吹的，也一股脑栽到我们头上，好凑足‘十大罪状’，‘刘丰同志’真的有点犯了鲁迅先生说的那种‘十景病’。”（鲁礼安《仰天长啸》第432—433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实际上，“刘丰同志”并非犯什么“十景病”，他们打算好了，用他们捏造罪名、中央定性的北决扬反革命组织这个箩筐，将所有的造反派都装进去，聚而歼之。曾、刘首长的“醉翁”之意早已不在那几个“空议论”的书生了。

1969年11月上旬，按照九二七指示，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造反派大小头头一千多人集中到北京空军学院。平毅[39]回忆说：学习班号称是中央党校性质的，名誉校长是林彪，陈伯达亲自主持。湖北班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昭剑，他说学习班的目的是要斗私批修，解决湖北派性问题，弄清湖北文革中几次大的事件，如抢枪、武斗、派性会议和大的争论，实际上是专揪北决扬、五一六。张昭剑在学习班里把主要矛头指向三钢。因为工总组织大，在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的影响都很大，而胡厚民这个人的点子比较多，参与过夺权、派性斗争、反复旧，找曾、刘要权，所以，张昭剑就把朱鸿霞、胡厚民并列为重要对象。在学习班里，反复地调动感情，把是否认识自己有问题、是否揭发别人，提高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高度。在学习班里逼你承认参加了北决扬、五一六。当时重点也是放在钢工总和钢二司两个组织上，要求大家画出各种反动组织表格的式样，根据上面的要求和暗示，一直画到上面满意为止。

　　王光照说：当权派对胡厚民是特别“重视”的。电信局的汤玉莲作为武汉造反派的女代表，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过阿尔巴尼亚。当权派要整胡厚民，没找到过硬的罪证，就要汤玉莲承认与胡厚民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学习班搞车轮战，日夜不让休息，点着大灯泡照着她的眼睛，最后被逼跳楼自杀了。

　　除了逼造反派承认参加了北决扬，陈伯达等人还蓄意把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分子。据刘汉武[40]回忆：1970年元月，陈伯达到学习班讲话，说你们造反派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派性膨胀，打倒了一批走资派就忘乎所以了，又跟走资派搞到一起。北京出了五一六，中央抓了他们，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发展组织。陈伯达问武汉有没有五一六，朱鸿霞回答说，武汉造反派在观点上与五一六针锋相对，在内部进行过清查，没有发现五一六。陈伯达出门后，又转回来说，不是你说的那样，五一六在武汉大大地发展了组织。陈伯达越说越气，说你们不争气，我们很伤心。在北京学习班，陈伯达来过多次，做过多次讲话。其中有一次讲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有一次陈伯达还指着一个人说，我看你就像个五一六。雷志茂回忆：陈伯达说湖北武汉是五一六的根据地、据点、仓库、保险柜、档案库。

　　当时也在空军学院的四川班和安徽班，在陈伯达的影响下，也大搞抓五一六。湖北还多了一个北决扬问题。因为个性问题不可能打倒全部或者多数造反派，因此要制造一个共性问题。学习班后期，他们就逮捕了工总的刘万泰[41]、九一三的张鹏程[42]、工造总司的王锦铭[43]，打成现行反革命。在二司内部，他们首先突破了雷志茂、李苏明[44]、李莉、朱德珍（湖北医学院二司成员），这几个人承认自己参加了北决扬、五一六。据李莉后来讲，张昭剑亲自找到他，挽起袖子并站到桌子上去，说如果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单凭李莉领人抢省委机密档案一事，就可以判死刑。张昭剑还要他们夫妻商量，把谎言编得圆一点。他们把雷志茂等人承认自己是五一六的录音，拿到武汉三镇到处放。

　　杨道远本人则回忆说：我是后来听到张昭剑传达，说是陈伯达说的：北京抓了五一六之后，他们就往武汉跑，材料也都转到武汉了。武汉是五一六的据点和保险柜，钥匙掌握在杨道远手里。

　　因为新派从北决扬出现之日起就与之针锋相对，把新派说成是北决扬确实让天下人不服。陈伯达不愧是大秀才，他把学习班的方向从消除派性扭转到揪五一六分子，找到了置所有造反派于死地的共性问题。

　　据林子忠、吴焱金等人回忆，当时军代表在省二招学习班找彭勋谈话，说如果承认参加了五一六，就可以保留党籍，还可以分配一套住房，不承认就抓起来。在威逼利诱面前，彭勋承认了参加五一六，并说新派头头都参加了。陈德胜[45]说，我们当时都信以为真，以为老彭是真的参加了五一六，我们也就跟着承认了。

　　胡厚民拒不认账，一点也不妨碍他成为双料的反革命分子。整胡厚民早就是曾、刘首长的既定方针。1974年军区三办徐健揭发说：曾思玉、刘丰推行林彪的极右路线，否定和打击新生力量的思想由来已久。曾思玉说，他恨造反派就是恨他们不听话，不听招呼。曾、刘通过张玉华[46]向我们了解造反派的动向，说是不要出现反复，巩固大好形势，其实了解了动向就好整人。要我们搜集胡厚民的材料，搞了一个礼拜，又叫不要搞了。胡厚民进北京学习班后，没有材料，五一六分子定不下来，就打电话给王一夫和我，要搜集胡厚民的“三反”言论，有一条就行。材料交给张玉华，他说上纲不高。

“刘丰说：‘凡是到北京串联过的人都要当作五一六清查。’这是克文书记揭发的，是刘丰在武汉讲的。”（《这也算是揭发？！——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曾思玉1971年1月17日在湖北省“两代会”（党代会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公然诬陷胡厚民是五一六和北决扬分子。曾思玉说：“要把‘北、决、扬’的总头目胡厚民的‘三个反对’、‘三个重建’、‘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黑纲领批倒批臭”。“胡厚民就是（工总）驻北京联络站的站长，干了许多反革命勾当。他与‘五一六’合伙，与王、关、戚和林杰、吴传启，还有武汉的宋洛[47]挂上了钩”。

1974年军区三办负责人马兆昆揭发，曾思玉说：“市里开‘两代会’要把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拉去批斗，省里开会也要把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拉去批斗。”“给大家交个底，五一六是五一六，北决扬是北决扬，有多少算多少，挖干净为止。”1971年2月13日，曾的秘书传达曾思玉的意见：“北决扬就是五一六的变种。”1972年3月1日，在“三支两军”工作会上，曾思玉讲：“五一六、北决扬干了什么坏事呢，中央是清楚的。全国列了十件大事，湖北有六件。我们主要是搞北决扬，武汉地区确实有北决扬，我们搞过了一点，主席跟我们讲了，要引起我们注意。陈伯达要我们搞过了一点，陈伯达要搞一风吹不行。敌人确实干了许多坏事，现在清楚了，挖到刘丰头上来了，刘丰的后头是王、关、戚。我们搞五一六、北决扬时，搞不动，陈伯达说我们搞扩大化了。”（《这也算是揭发？！——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些揭发触目惊心。

　　关于“三个长期斗争”，杨道远回忆：1969年10月初，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等到朱鸿霞发言的时候，才听到他带头全面批判胡厚民，这当中估计是张体学做了朱鸿霞的工作。国庆节他在北京的时候还蛮硬的，回来怎么变化那么大？如今，朱鸿霞已经去世多年，我不知道他这个讲话当时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我那几天找不到朱鸿霞的人，可能这个发言稿子还不是他个人的手笔，也可能是小圈子里的人帮他搞的。他讲胡厚民主张“三个长期斗争”，带有理论性，今天回头去看，我认为说钢、新长期斗争是非常错误的，钢、新分裂是造反派的悲剧，钢、新长期斗争只有利于走资派。尽管如此，“三个长期斗争”也看不出有什么反动可言，不过是一种思想认识问题罢了。但那个时候乍一听这个说法，觉得很新鲜，很有轰动性，好像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他的发言也是在一定氛围中产生的，此前，电信局和武重已有人在发言中把朱鸿霞说成十恶不赦，在那个状态下他顶不住了，于是在他的发言中把调子定得更高，反过来一耙子都打到胡厚民身上去了。曾思玉、刘丰、张体学都是从战场上经历过来的人，他们很善于选择突破口，跟下棋一样，一步之后还有下一步。九二七指示下来之后，曾、刘首先是把钢派头头打成北决扬，对新派里头不那么听话的人也是往北决扬靠。他们编造说北决扬就是武汉的五一六，抓五一六他们不分钢派、新派一起抓，就是要把造反派一网打尽。

　　据李承弘回忆：“三个长期斗争”不是胡厚民的发明，我从没有听他讲过“三个长期斗争”，只是这种思想观点经常出现在他言行中，而朱鸿霞有文学天赋，善于总结归纳罢了。据魏绳武[48]回忆：1970年元月17日，陈伯达再一次窜到湖北班，张昭剑向陈伯达汇报“武汉是五一六的一个重要据点”，并毫无根据地说我是五一六在武汉的前台指挥，并窝藏北京五一六所整的有关陈伯达等人的黑材料。陈伯达当即指示，湖北班立即转入以清查五一六为中心。5月31日上午总结大会上，王步青参谋长突然在大会上宣布：“经伯达同志批准，黄总长签署，决定将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押回湖北继续批斗，彭勋送农场劳动改造，魏绳武实行专案审查。”当天下午我们被提前押回武汉。

1970年5月30日，胡厚民、李想玉、任爱生等人从学习班被逮捕单独押解回汉。胡厚民被定性为湖北省五一六的总头目。

　　顾建棠[49]回忆：刘丰1970年10月1日在汉阳的大桥工程局平台上看焰火时对人讲“‘北、决、扬’就是土‘五一六’”。

　　杨道远回忆：1972年首义路学习班解散后，最后只剩下我和胡厚民、任爱生三个人关在省公安厅。那是个单独的院子，有伙房，但是吃饭不在一起，偶然开锁可以听见，说话也可以听见，生活上还不算虐待。1973年3月将我们转移出武汉，交通工具是一个带篷子的大卡车，周围坐了一圈解放军战士，我坐在中间。到了招待所看床上的被子印着“咸宁地区招待所”的字样，才知道到了咸宁。住在山上一个别墅式的小楼里，我跟任爱生关在一栋，但是不让见面，胡厚民关在另外一栋。光是住在那里自己学习。1974年初，有一天省公安厅专案组的何国柱来了，说话的口气变了，说他们对待新生力量是什么什么态度，表示他自己觉悟高。不久，省里面派了省革委会副主任梁仁魁和省委组织部长薛坦两个人来，先问这问那，问有什么想法，然后说省里决定让我到部队里头去，咸宁一个工程兵团的周营长来接我去，拉到部队，也没有个结论啥子的。就是在那一天他们释放了胡厚民，任爱生去了哪里不清楚。

1972年，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告诉刘汉武：“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全省搞了六十几万。”

　　被当局说成是全国五一六总头目的王力1981年7月17日在秦城监狱给党中央写信时说：“中纪委告诉我全国整了一千万‘五一六’分子。”（《王力反思录》第380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1967年9月起至1972年底，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文件，部署在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分子。打击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整人手段之卑劣，在文革中开创先河。被点名的五一六头头除了王力、关锋、戚本禹外，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被点过名。这些人后来都被证实不是五一六。建了账，就应该销账。这个为害长达9年、祸及全国一千多万人的特大冤假错案，文革被否定后却不了了之，没有任何受害人人得到平反、道歉和一个合理的解释。许多人被整死、致残、影响了终身的正常发展和最起码的正常生活。

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向湖北省委呈送、经湖北省委批复同意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指出：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经过长期监禁的所谓黑后台王盛荣、周岳森、干毅等人予以平反昭雪，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予起诉，先后释放。

　　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竟然全是子虚乌有，显然这次清查真正的目的意在它处。诬陷胡厚民在北京组建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和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组织，完全是别有用心地打击造反派的伎俩。

　　七，批林批孔时提出“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

　　从1968年下半年清理阶级队伍至1973年下半年十大召开的这五年中，在湖北武汉掌权整造反派的，主要是军队干部。他们的全部目标就是通过“深揭北决扬，清查五一六”，把造反派全部打成坏人。曾思玉、刘丰等人为权力斗争的需要，把许多地方干部也作为打击对象。刘丰常常说：“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新四军五师）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整个干部队伍跟造反派队伍一样，也是难找好人，只有他们一伙掌权最合理。当时身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私下对新华社湖北分社社长张应先说：“我张体学是周总理推荐参加省革委会的，可是我到职以后，既不能看文件又不能参加有关会议，我的行动还有人监视，随时随地有人打我的小报告。”（张应先《忠诚的战士，崇高的品德——纪念张体学同志逝世30周年》，载2003年9月3日《湖北日报》）张体学还对顾建棠说，你不要以为我当省革委会副主任就了不起，我的秘书、警卫员都是别人派的。

　　所以，真正“架空革委会”的，实际上是林彪的死党、“活党”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等人。他们除了民愤极大以外，“官愤”也极大。从1967年七二○到1973年下半年六年多的时间中，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等人镇压干部、群众的力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王任重、陈再道。

　　顾建棠回忆：批林批孔运动初期，湖北省委在赵辛初、赵修和王克文[50]领导下，对群众的要求和行动，采取支持和默认的态度。1974年2月上旬，省委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姜一和省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朱鸿霞、张立国、顾建棠、潘宏斌、王屏[51]、钟锡钢[52]、邓金福[53]等出席，商讨如何开展运动。大家肯定省委的积极态度，希望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紧密联系林彪在湖北的死党刘丰和活党曾思玉所犯下的罪行和错误，开展批林批孔，并一致要求尽快释放被长期关押的胡厚民、杨道远和任爱生。赵辛初书记表示：省委一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联系湖北实际，同广大群众一起开展批抹批孔。关于解除胡厚民等人的监护问题，省委一定认真研究，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1974年2月，省委在群众组织代表要求下，再次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并接受我们要求，于3月2日释放了被曾、刘打成北决扬、五一六湖北总头目的胡厚民。这就形成了上下呼应、几无干扰的批林批孔统一战线，揭开了曾、刘以清队、一打三反、清查北决扬和五一六为名制造冤假错案的铁幕，为几十万蒙冤、挨整、受压的群众和干部的解脱、平反带来了一线希望。

3月2日，胡厚民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当时身体非常不好，经常到协和医院看病治疗。李承弘说：我对去见胡厚民并不上心，我毕竟在很多大会上揭发、批判过他，头一次见总得认错检讨一番吧！好在胡厚民对此很大度宽容，他常说我如果人人都计较，我都成孤家寡人了。我在省委十三号楼见到他时，并没负荆请罪也没检讨，互相问候了几句，他问了些分厂及厂里熟人状况，我提出为他接风请他吃饭，为此他特别问候了我妈妈。因他多次去过我家吃饭，对我妈妈弄的几个特色菜还是有深刻印象的，这么一谈两人之间隔阂就冰消瓦解了。胡厚民文革中有一个基本观点，凡是地位比他低的揭发批判他的人，他都可以原谅、宽容、不计较，但地位与他差不多或比他高的，他就要争个是非曲直、子丑寅卯来，此点在我身上应验了多次。这次他出狱，受到英雄般接待，想给他接风得排队，此时，武昌铸钢厂已经回到武昌造船厂，称为铸钢分厂。我们分厂书记陈绍华也要我千方百计把胡厚民接回分厂作报告。书记跟我跑了两天，我才知胡厚民的准确住处。此时胡厚民已成为“反潮流”派（1973年十大以后武汉造反派中出现的比较激进的派别，以聂年生、王华珍、谢妙福等人为代表）、钢新两派共同推崇的领袖式人物，地位影响超过了工总时期。当时“反潮流”派势力很大，胡厚民能出狱，“反潮流”派功不可没。但胡厚民有天生的造反派正统观点，不屑与他们为伍，所以他依然依靠工总的四大金刚武重、武锅、武船和电信局。

　　据顾建棠说：当时严常（长江工程大学学生、长办革委会常委）参加抢武汉军区“两清一批”的黑材料，发现一份列有18人的名单，上面有曾思玉的亲笔批示，说是在必要的时候，对造反派的这些人要处以极刑。这当中就有我的名字。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部队师级以上干部、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曾思玉说：“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朱鸿霞在会上说，认错就可以了，曾思玉趁机溜之大吉。我们后来对此都很不满，这么多的人被冤枉，没有一个人被平反。

　　林子忠回忆：1974年3月30日，当时钢派的人已经围着军区要两清一批的黑材料。新派头头张立国发话要我牵头去找市委查封军区搞的黑材料。当时钢新两派关系并不融洽，但都意识到不联合不行。胡厚民赶到市委，对我们查封黑材料的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彭勋对胡厚民的表态也作了积极回应，他说：“鸡（钢派称新派头头为“老机”，即“机会主义者”，此处是谐音）也好，鸭也好，都是当今少正卯。”市委书记王克文在市委党校一号楼小会议室接见了我们。王克文说：“曾思玉不是解放军，是军阀”。他对曾、刘的印象非常不好。据柳英发讲，王克文还专门对胡厚民的罪状进行了驳斥，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林子忠说，根据一定的组织程序，我们留了借条，将3万多份两清材料运回，是经王克文书记同意的。过了一周，市委秘书长栗栖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运走和抢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来。”我们将材料一份不差地运回了市委。凡是1974年到军区抢两清材料的人后来都判了4年徒刑，我当时办了手续，留了借条，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就是“多次有组织的围攻军区、省市革委会”的真相。

　　吴焱金回忆：胡厚民放出来后，立即投入了批林批孔，所谓对造反派头头要“放、平、补、提、纳”的五字方针，是朱鸿霞根据胡厚民的想法归纳出来的。“放”，就是放人，将关押在监狱里的造反派头头一律释放，当年有一句名言叫“打开监狱找左派”，就是这个意思。“平”，就是要对被打成五一六、北决扬、坏头头的造反派平反。“补”，就是要对各级革命委员会补台，要把撵走的群众组织代表请回来，发挥群众代表在各级新生红色政权中的作用。“提”，指提干、提职，即正在恢复的各级党委、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中要有造反派的代表。“纳”，指纳新，即吸收造反派入党，来源于毛主席1968年关于整党的指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几次和朱鸿霞同台作报告，都是大讲特讲“放、平、补、提、纳”，以后判刑时成了我的一条重要罪状，我是坦然承担的。在审讯中，我从未将此事推到朱鸿霞、胡厚民二人身上。

　　胡厚民被补台到不是要害部门的省总工会任副主任。曹承义[54]说：1974年下半年，我们要求的“放”在一冶还未落实，“平”字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补”、“提”、“纳”还未起步，刚刚热闹了一阵，批林批孔运动转入党中央提出的“深入持久”发展以后，运动就很快冷了下来。这一回合的斗争，我们在大好形势下又失败了。湖北省委又搞了一个新的花招，对一部分有影响的造反派头头实行调离。不仅不搞“补”、“提”、“纳”，而是叫造反派“滚”。省委组织部对我这个非党员干部发红头文件，调我去黄石铜录山附近的省冶金建设公司工作，甚至也不派人找我谈话，仅由基层领导将文件交到我的手里。我接到省委组织部文件以后坚决抵制，不去报到上班。当时傅廉[55]调到宜昌工作，彭勋也调离湖北大学。

5月底，随着中央口径的变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偃旗息鼓了。1975年初至年底邓小平搞整顿时，胡厚民、夏邦银、张立国、朱鸿霞被省委分别安排到罗田、麻城、大悟和通城县挂职锻炼，胡厚民、夏邦银、张立国分别兼任县委副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朱鸿霞不是党员，兼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和公社革委会主任。顾建棠说，当时结合到省市革委会常委的造反派头头绝大部分都“滚”了下去。对外讲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新干部要下去锻炼，将来好工作；省委、省革委会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会闹事，放下来监督。用这种方式把“三结合”中群众组织的代表赶走。这些人在基层工作很积极，与基层干部关系处理得较好。1976年2月，省委要各县委通知我们回汉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八、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成为“鹅头”

　　据吴焱金、曹承义、林子忠等众多造反派头头讲，1976年湖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胡厚民领导的，没有胡厚民带头，这场运动搞不起来。胡厚民被戏称为“鹅头”，即造反派头头中摇鹅毛扇的参谋长。

　　吴焱金说：胡厚民先来找我，通过我影响新派的潘宏斌、顾建棠、谢望春[56]等人，当时钢新两派很团结，胡厚民确有号召能力和组织能力。

　　对于胡厚民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吴焱金说：政治强人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主席当然不答应，于是有了1976年初华国锋传达中央四号文件的“打招呼”会议，号召紧跟邓小平的当权派“转好弯子”。最积极回应毛主席号召的，无疑是受邓小平压制的造反派。在湖北武汉组织领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然又是胡厚民。他是个职业革命家，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每次运动。这年过春节的时候，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李想玉、潘宏斌、田学群[57]、曹承义、彭勋、郑峰[58]和我等人在傅廉家聚会，说得最多的是胡厚民和彭勋。胡厚民提出：这次批邓，要请两位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夏邦银、谢望春举旗子。经过讨论，由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七人组成领导班子。这七个人，简称“夏、谢、朱、李、吴、胡、顾”，又被称作“夏、谢的旗子，朱、李、吴的牌子，胡、顾、彭（勋）的点子”。除了领导小组，还有参谋班子。参谋长是胡厚民，成员有顾建棠、沈复礼、聂年生、彭勋、曹承义。其中聂年生仅参加一两次会就自动退出了。参谋班子又戏称为摇鹅毛扇的鹅头鹅毛班，胡厚民被称为鹅头，其余都是鹅毛，大家常以此互相取笑。参谋班子经过研究，提出：为接受反复旧运动的教训，这次不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充分运用宪法保障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武器，以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1975年6月4日在省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为突破口，在“滚”字上做文章，要把两清一批时从各级革委会“滚”出去的造反派代表再“请”回来。办法是：“上促下攻，内紧外松，立足基层，统一行动。”这个口号是顾建棠提出来的。这本不是什么新鲜货，也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而是1974年批林批孔中夏邦银到中央开会听到的北京和上海经验，是夏邦银打电话告诉朱鸿霞和胡厚民的。这句话竟成了篡党夺权的“基调”，连同严常提出的“目的不变，决心不变，基调不变，突破口不变，方法要善变，以不变应万变”的所谓反革命“策略”，在1982－1983年审判造反派头头时以此分别追究每个人的罪行，沈复礼也因此而坐了几年牢。会后，由彭勋拟定十几条顺口溜作为大标语，由曹承义带人刷遍武汉三镇。大标语有：“湖北有个赵辛初，扩大会上来讲话，手舞邓记尚方剑，六月四日大砍杀”，“六四讲话大毒草，滚出去要请回来”，“两清一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等。

　　吴焱金说：不搞大型群众性运动怎么办？我们就小范围促省委“转弯子”，省委领导人当时不敢说不转弯子，相反“转弯子”喊得震天价响，只是具体怎么转、向哪里转的问题。为此胡厚民带领省、市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两次到省委常委会上去促省委。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能顺利地进入省委常委会会场呢？因为夏邦银和谢望春作为在汉中央委员，可以当然地列席省委常委会。省委常委会开会时，夏邦银打电话通知胡厚民，胡厚民就带队前去，自然一碰一个准。“冲击”省委常委会也是审判时量刑的一个罪名。当时根本没有冲，那么少的人想冲也冲不进去。我们本身都是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有证件，而且两次都是夏邦银出来接进去的，为的是面对面与省委领导人交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看法。我们平时与省委领导人十分熟悉，都是心平气和地谈，对这种方式的谈话，赵辛初等当时也是认可的。他们不愿看到社会上闹得很乱，如同1969年反复旧那种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省委领导人与我们达成了一些共识：一、省委是积极转弯子的，坚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造反派，“滚”下去的全部请回来。三、两清一批犯了扩大化错误（我们认为是方向、路线错误，是右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在涉及造反派头头入党、提干、补台的问题上意见未能统一，在湖北省委是否紧跟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问题上各执己见，其中省委书记韩宁夫对立情绪较严重。

　　据林子忠、顾建棠等人回忆：1976年胡厚民甚至两次找了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59]。我们和胡厚民都主张和百万雄师的人合作对付当权派，但是造反派中多数人反对，说我们是“投降派”。

　　在胡厚民的召集下，1976年3月造反派开始促省委转弯子。胡厚民对促省委的行动做了具体分工：曹承义为前线总指挥，林子忠为现场总指挥，严常为秘书。除了总负责和参谋班子，还对材料、宣传、后勤、安全，宣传车、简报组、刻写组、标语队、水塔版写作组进行了分工落实。因为干事的人多是新派的，林子忠戏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班子是“钢头新兵”。在胡厚民的领导下，湖北的造反派1976年主要做了几件大事：

　　一、召集在汉的中共中央委员、部分省市革委会常委集体签名在水塔下贴出给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发表一系列大批判文章、口号报，号召全省人民响应毛主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召，紧密联系湖北、武汉的实际，做好领导干部“转弯子”工作。口号报大多是以胡厚民为首的参谋班子拟订的，用以统一思想，明确主攻方向。据林子忠、曹承义回忆：胡厚民极其重视拟订各个阶段标语口号对指导运动的作用。他打比喻说，就像带部队一样，你每天要抓训练，抓思想教育，不能让战士闲着，不然他们无所事事，就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搞运动也一样，没有口号，士气就会低落，下面的人也会无所适从。

1976年5月2日郑军亲笔记录的参谋班子提出的口号、斗争策略：“内紧外松，上促下攻，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四不变，一变：目标不变，湖北路线搞正，组织上要体现出来；决心不变；基调不变，也可以说是原则不变，去年七、八、九（月），是林（彪）、刘（丰）路线的继续；突破口不变，（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赵辛初1975年的）“六四”报告（是执行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活动上灵活机动，重点在基层以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为我们的活动手段。五月份争取有1/3的单位搞起来。抓点：武重、武钢、一冶、交通局、体委。“滚”下去（的），要请回来：（1）去年，从党内滚到党外，从上面滚到下面，从要害部门到其他部门，坚持要省委下文件。（2）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为代表的要请回来。十年来，斗争坚决的。克服速胜论和悲观论的思想。”（夏朱胡专案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第67页，1977年4月。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加）这期间，类似这样的口号、策略，几乎每周都出现新的。

　　二、与省委领导面对面交锋。

　　对夏邦银的起诉书指控：1976年3月9日、11日，由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夏邦银、谢望春提供信息，胡厚民、朱鸿霞组织人员和车辆，先后两次冲击省委常委扩大会，围攻省委领导。3月19日冲进省委、省革委会机构，围攻、控诉省委负责人。

　　顾建棠说：实际情况是，省委扩大会议期间，在汉中央委员夏邦银、董明会[60]、中央候补委员谢望春列席会议。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书记姜一、赵修、韩宁夫对夏邦银等人讲，你们要把会议的精神向造反派吹吹风，让造反派和我们步调一致。比如关于各级党委补台问题、关于各级革委会要恢复的问题，省委要介绍朱鸿霞、张立国入党的问题，都是省委要夏邦银等人向外吹风的。不存在什么“里应外合”的问题。

　　关于冲击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朱鸿霞1977年元月6日写的交代材料记述得很清楚：“到东湖五所去‘造反’，经过是这样：夏邦银、谢望春参加了在东湖召开的省委常委会，研究转弯子的问题。在会议中间，夏打电话出来给汉轧程天琦、胡厚民等人，说会上阻力很大，要发动群众去促一促，把广播车开去。胡调汉轧、武船、一冶、武重等广播车去五所门前喊叫。后来夏出来把他们训了一顿，要他们回去，武船林子忠、汉轧程天琦很有意见。后来，胡、顾设法弄清了夏、谢的意图，是要组织多一点、规模大一点，就这样，重新部署，并通知我要我带领省市革委会成员徒步走向五所，支持群众要求，要求省委接见。于是，一方面调度大量人员去五所喊叫，一方面由我带领省市革委会部分成员徒步去东湖五所。到了门口。后来辛初、姜一、赵修、王步青等接见了我们，董（董明会）、夏（邦银）也陪同，闹了一会，提了两个问题要书记回答，后来谈妥三、五天后再回答。于是自己宣告胜利而归。”（《夏、胡、朱等人的罪证材料》第69页）

1976年4月8日的武胜路街头批邓大会，算是当年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后来审判造反派时也是作为一条主要罪状的，许多人的起诉书里都有这一条。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4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明确宣布是反革命事件。4月8日，造反派群众在汉口武胜路街头召开盛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群众大会。顾建棠回忆：胡厚民说，群众开会，为什么不能请省委书记们来参加？当时省委书记们正在开全省广播会议，被胡厚民知道了，派武重的工人去省委，将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人请到大交通车上，要他们去参加会场设在武胜路街头的群众大会，要他们明确表态批判邓小平，实际上也是要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明确的表态，促进他们转弯子。

　　据谢保安（武汉三中革委会副主任、武汉钢二司常委）、吴焱金回忆：几位省委书记一个个沿着长长的梯子爬上新华书店二楼平台，都做了明确表态。会议是由吴焱金主持的，朱鸿霞、胡厚民都在这个会议上讲了话。会议结束后，省委的车队就来了，为了保护省委书记们的安全，夏邦银亲自将省委书记们一一护送到家。此事的主要策划者是胡厚民。

　　三、要求纠正错误的组织路线，实行真正的老中青结合。

1976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四号文件——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元月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这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评价。其中提到：“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此时胡厚民发展了他1974年提出的“放、平、补、提、纳”的观点，提出要在省委和各委、办、局实行真正的老中青三结合，造反派要真正进入权力核心，掌握实权。这就是被当权者指控的篡党夺权罪行。

　　据王志良（省物资局科级干部、省直红司头头）揭发，在1976年10月份省革委会全会前夕，胡厚民说：“省革委会两年都没有开过会了，这次开会机会难得，不能轻易放过。”又说：“赵辛初是省革委会主任，韩宁夫是主管省革委会的，乘这个机会抓住他们两人来一个攻韩促赵，大家都在会议上放炮。”（《夏、胡、朱等人的罪证材料》第74页）

　　张立国揭发说：“朱鸿霞召集了部分安排工作的省革委会常委开会，狂妄地说‘你们要提出来，是党员要进党委班子，不是党员的要求解决党籍，还要兼各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夏邦银讲：‘我现在不光考虑省委核心问题，我还考虑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厅、公安局要进造反派。’我讲：‘这些地方都是禁区。’夏邦银讲：‘我们现在攻这个禁区。’顾建棠跳起来大叫：‘要改组组织部。’夏、朱、胡也大叫：‘组织部就是专搞修正主义，不改组不得了。’”夏邦银交代说：“省委对朱鸿霞、张立国等人脱产分工后，胡厚民也要求开一个会议，胡厚民对我和谢望春说，现在省委着手解决组织上的问题了，我们要有一个意见，向省委提出来，具体意见：一、省委班子中，四个中委要进核心。二、部、办，朱鸿霞说胡厚民到组织部当副部长，顾建棠到办公厅当副主任，彭勋到宣传部当副部长。”（《夏、胡、朱等人的罪证材料》第74、75页）

　　顾建棠说，实际情况是，在当时的形势下，省委也在主动转弯子。1976年9月25日，水利部长钱正英到湖北，跟省委商量，调我到水利部去工作。省革委会副主任饶兴礼[61]找我到省里去，在东湖客舍，赵辛初、姜一对我讲，钱正英准备把你调到中央水利部当副部长，我们不同意，我们已经有安排，准备安排你去省委当副秘书长。钱正英对赵辛初、姜一说，你们地方上提拔干部比较容易，我们找干部很困难，你们把他放了吧。后来省委同意了，赵辛初对我讲，省革委会国庆节后要开全委会，你参加完这个会再去北京报到。开会的目的是批邓、转弯子、补台，赵辛初要大家作一些准备。

　　当时省、市主要领导人赵辛初、赵修、王克文等人确实开始主动转变立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省委已经准备安排夏邦银当省委书记，革委会中的造反派是党员的都进同级党委领导班子，不是党员的都发展入党，各部、委、办也都准备安排相应的造反派干部。胡厚民对林子忠说，赵修态度较好，书记们（指两赵一王，不包括韩宁夫）对我们不错。随后发生了10月6日事变。顾建棠说，会议开到10月7号晚上，中央通知赵辛初、赵修、杨得志8号到北京开会，9号晚上3人回来。10号姜一对我讲，情况相当不妙。随后省革委会会议结束。

至死坚持信仰

1976年10月7日晚，胡厚民对张立国、朱鸿霞、龙铭鑫等人讲：“实践证明，我的‘三个长期斗争’的理论是正确的，现在还不是新老、革保的斗争吗？这类斗争还得长期斗下去。”1976年10月12日，当省委向省直机关（除造反派以外）传达王张江姚被抓的事后，胡厚民私下说：“我作好了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断定这是一次右派政变。”“同志们准备迎接最艰苦的风浪，已经是考验同志们的时候了。”“你们以后不要乱跑了，特别是不要到上面头头这里来，把毛主席给江青的那封信好好回忆一下，自己领会就行了。”（《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

　　四人帮被抓仅一个月，胡厚民等人就被省、市委支持的“工农兵”（1973年由百万雄师少数骨干分子组成）非法拘禁关押一个多月，这是一次不为世人所知的秘密关押、审讯。据原百万雄师头头汪扬[62]著《波澜岁月》（2003年元月自印）第179页至183页披露：约1976年11月上旬，“我们‘工农兵’头头研究决定，对造反派的主要头头要抓起来办学习班”，“交代问题”。“武昌（汉阳）以武重、武锅、武船、汉轧的同志为主”，将“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李湘（想）玉、彭勋等人抓起来”，“董明会由市建工局（的同志）为主抓起来”。“其目的有三点：1.掌握‘四人帮’插手湖北、武汉的情况和（有）牵联（连）的人和事；2.三钢头头打、砸、抢、抓、抄的罪恶行为；3.湖北、武汉个别领导干部与‘四人帮’的牵联和支造的事实真相”（括号内的字为笔者所注）。汪扬参与了抓捕和审讯董明会的全部经过：

1967（应为“1976”）年冬夜，寒气袭人，大雪尚未融化，建工局陈昌文、占耀球、张子华为首带领20余名同志，乘一辆中型汽车，开到市委对面的书记大院门口停下，我和张厚德、周德昌参加了这次行动。进门时被部队警卫人员阻止，我们说明情况后，他们还帮助我们并介绍董明会住的这栋楼的结构，一楼是地下室车库，二楼是会议室，三楼为卧室。行动时我们把守门窗，警戒森严。由陈昌文、占耀球、张子华带四人进入二楼，董的爱人说他未回来不在家，一二三楼寻找不见人影，在失望中，张子华一眼看到三楼有一个气窗通向屋顶，……小张爬上屋顶，董就藏在气窗檐下缩成一团。我们对他讲明情况交待政策，他顺从地从家（里）出来上了车。我们押董明会的汽车到市建工局不久，警司开来了两部小车，要求我们把董交他们。经我们说明情况，车开走了。我们办的一个多月的学习班结束前，对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董明会、李湘（想）玉等在全市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斗，每人一辆车，大长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志气，大灭了造反派的威风，他们如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游斗后（我们）把他们移交专政机关。（括号内的字为笔者所注）

　　汪扬说：我将董明会在学习班揭发支造的市委书记文祥和夏、朱、胡的两本交待材料送到了中共湖北省委清查专案组。1976年12月，胡厚民被隔离审查。12月12日，湖北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骨干分子”胡厚民等人的反革命罪行。两天后，12月14日，全省批斗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大会在洪山礼堂召开。1977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将夏邦银、胡厚民、张立国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司法机关“依法”将其逮捕，近五年后的1982年7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

1976年12月直至1982年7月法庭宣判，胡厚民被关押在位于武昌民主路45号看守所。一同关押的杨道远说，这里以前是监狱，里头有一栋楼楼上关人，夏邦银、朱鸿霞和胡厚民都关在这里，原来因北决扬案被抓的人都还关在这里，有鲁礼安、冯天艾、王盛荣等等，我还跟冯天艾一起放过风。冯天艾当时经常跟武警吵架，甚至动武。有一次武警还没有打赢，结果第二天放风的时候，进来两个武警抓住他的手脚，就像打夯那样往地上摔打了几下。冯天艾很不在乎，说，老子没有吃饱饭，吃饱了一个人要打你们好几个。看守所订有一份《人民日报》，一份《红旗》杂志，先送到我那里，然后轮流转，到了最后上面的字迹就看不清了，有人拿着它打蚊子。

　　胡厚民1982年7月24日在法庭上的陈述的记录稿在当局手中。下面是胡厚民的追录稿，交同狱的沈复礼保存，沈出狱带出。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他（她）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们鸣冤叫屈。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长期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贷的。为此，我将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我起诉的内容如下：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可查）。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1969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大抓北决扬、“五一六”，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五一六”？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像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1970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五一六”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1976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们伟大的党，必定会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第一首：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身首异处分，魂犹信马列。

　　第二首：行至地狱入口处，当像游子返故居。入党曾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寰宇。

　　《湖北日报》内参记者良夏写的《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反革命案进行公开审判的情况》，生动真实地记录了胡厚民在法庭审判期间的言行表现。现摘抄如下：

　　六月十日，武汉市检察院对夏、朱、胡、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六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市中级法院向胡送达起诉书副本。被告胡厚民拒不接受。胡厚民表示不请律师，他说：要请，我请联合国的律师。七月一日律师去见胡厚民时，他说“我不能让他们演双簧，对不起，谢谢律师先生！”五日上午，市中级法院再次将起诉书副本和开庭通知单送给胡厚民。胡当即用卫生纸做了个封面，将两件法律文书包好丢出监号。他在封面上写着：“尊敬的法官先生，人家不愿意接受起诉书副本和开庭通知单，且硬要塞进人家的‘铁屋’，且声称这是依法办事。试问，这是依据什么法律办事？怪哉！先将原物奉还，谢谢！”落款“铁屋居士”。

　　被告胡厚民对法庭调查的问题拒不回答，他回到监所后说：“嗨！还不是那回事，都是老掉牙的问题，我听了心里好笑。一月夺权是毛主席肯定的，这算是反革命夺权，那全国有多少反革命？”胡还说：“我对法庭没有信任感，我们的案子法院作不了主，他们也没有那个板眼作主。有人会为我们说话的。这不是我们看不起他们，今天开庭有那么多小车，还不是头头们在看电视。对我们的处理，态度好坏无关紧要。王洪文的态度还不好？结果判了无期，比姚文元还重。态度越好越有鬼。”胡回到监所后怒气冲冲地说：“人生能有几回搏，再不说，以后没有听众了。”“不管朱、夏、张判几年，我不管那些，我反正跟他们拼了！”因此，他藐视法庭，破坏法庭规则，故意称公诉人为“原告先生”，称审判员“法官先生”，称书记员为“书记员小姐”。当法庭调查他策划1967年“一二六”反革命夺权的犯罪事实时，胡只说了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辞——钟逸注）。”当审判长宣布休庭时，胡又说了一句：“法官先生不让我发言，法庭要讲道理嘛！”胡还在法庭上叫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进行法庭辩论，对被告胡厚民连续开庭进行辩论。胡厚民全盘否定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罪行。他说自古以来，打官司两方面都可以说，但在整个法庭调查中，法庭只听原告的，不听被告的，很显然，是法官偏袒原告，压制被告，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严格地说是违法的。第一，把‘一二六’夺权说成反革命夺权是站不住脚的。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规定要搞‘四大’，既然要‘四大’，我们搞的那些何罪之有？第三，还有什么诬陷迫害老干部，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把赵辛初、韩宁夫等搞到武胜路街头，不是阴谋。喻（俞——钟逸注）文斌等把省里几个领导人（指1976年11月“工农兵”对夏朱胡等几位省革委会领导人的抓捕——钟逸注）藏了几天，为什么不起诉喻（俞）文斌，不外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公诉人有理有据地批驳了胡厚民为自己进行的辩护，并提请法庭对胡厚民从重判处。

　　（1982年8月24日湖北日报社编《内部参考》第31期，总第81期）

　　毛泽东曾经号召要革命的人“五不怕”。撤职、开除党籍、坐牢三件事，都落到了胡厚民头上，他做到了三不怕。判刑后胡厚民考虑实践第四件事：离婚。

　　胡厚民1964年结婚，妻子是华中农学院园艺系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在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任技术员，育有一子一女。胡厚民对妻子感情非常深厚，1980年，胡厚民写下了《狱赠妻》诗二首：

　　其一：两情真若割不断，坐穿牢底不觉单；虽说合婚年十六，不怨孤牢度一半。但疚堂上孝久失，亦憾膝下养中断，恋窝虽损鸿鹄志，无情亦非男子汉。

　　其二：妙男春女心中艳，芳华绝非从天坠。花得地乳才喷香，叶失天光难滴翠。深情当洒发根壤，至爱应酬育身辉，倘须头血浇国圃，何恋去身还家园。

　　在长期关押中，胡厚民愈加思念亲人，想念妻子。他在《狱中恋书——调寄长相思》中写道：

　　短相思，久相看，醒来又是空喜欢，单思何日断。长耐饥，久耐寒，难忍一日无君伴，相逢眼望穿。

　　但他从判刑之日起就要求与妻子离婚，准备独自将牢底坐穿。胡妻开始不同意，在胡厚民坚持下只得从命。1983年元月20日，胡厚民在被囚禁六年多后，第一次接到四弟周世明试投给襄北劳改农场的来信，他在复信中说：

　　下午接到洪山区法院复函，内容尽抄如下：“我院已收到你诉讼离婚的来信。案件正在着手审理。如需找你，到时通知。洪山区法院。1983年1月17日。”

　　后来胡厚民与妻子解除了婚约。1984年，胡厚民在狱中获悉他最疼爱的妹妹、在武昌县插队的胡茜在劳动时被雷击身亡，即将参加高考的爱女胡颖又患白血病去世，这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他饱蘸泪水写下了长长的《挽爱女——胡颖》悼文，闻知前妻的单位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为女儿治病承担了大额医疗费，胡厚民将家人送到狱中的菲薄生活费寄去20元，在汇款单附言栏中写道：巨款还清十二载，唯因只此绵薄力。倘若他日能活归，再趋尊处谢救妮。（胡当时认为还要坐牢12年。——笔者注）

　　胡厚民不服判决。他的姐姐胡秀娟和朱鸿霞的妻子朱爱华1983年去关押胡厚民的襄阳机床厂探监，遇到他正在绝食，将牢饭让给其他囚犯吃，差点饿死，被狱医注射葡萄糖救活。回汉后，胡秀娟给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武汉市长吴官正写信，要求让胡厚民保外就医，被拒。襄北农场在梁坡砖瓦厂为胡厚民盖了一排平房，周围是高墻，哨兵在屋顶上站岗，安排几名刑事犯与胡厚民关押在一起，以便监视。胡厚民戏称关押处为“胡家大院”。

1986年夏天，胡秀娟和母亲陈爱娣去襄樊看望胡厚民，正巧又遇上胡厚民不肯穿囚服、不肯在胸前挂囚犯牌子，上级来监狱检查，狱方就将胡厚民关押到禁闭室，胡厚民绝食抗议。绝食第五天，已是奄奄一息，监狱领导对家属说：“他跟我们唱反调，不遵守狱规。想死还不容易？我们打个报告就可以要他死。”他们将胡厚民抬出来，胡厚民的老母亲将其抱在怀里喂糖水，4个多小时后他才苏醒，埋怨母亲和姐姐：“你们不该将我救活过来。”1990年9月，76岁的陈爱娣以“原判执行刑期计算有误”向法院申诉，经法庭审理裁定，确实应该扣除文革中多次羁押期4年零9个月，“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应从1976年12月10日起至1992年3月9日止”。

　　据说当局正考虑提前释放他，1990年10月31日，胡厚民病故于襄北劳改农场，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享年53岁。开除党籍、撤职、坐牢，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胡厚民事前不怕，事后不悔，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地实践了一个追求真理者的誓言。慷慨激昂向世人正式公布毛泽东“五不怕”精神的王洪文，在那边见到胡厚民，不知愧是不愧？

折射造反派领袖内心的诗词

　　胡厚民一生写了上千首诗词。然而，本文作者在采访中却惊异地发现几乎没有人了解他有这一爱好。杨道远大概是例外，他回忆：自己因文革造反被当权派死整很多年，小孩出世都是姐姐抛家不顾来照料，姐姐一家也因此长期不得安宁。姐姐去世时胡厚民在狱中写了一首《哭杨姐》，写在纸条上传给我，这个纸条我从监狱里带出来保存至今。杨还说，两个女儿出世，我都为她们写一首诗，胡厚民都有和诗，现在都找不到了。我们几个人本来就都是单关着的，后来其他人都走了，我们这些人之间都隔着一个空房子，后来收拾房间把胡厚民调到了我隔壁，这样除了放风说话以外，我们还可以扒在风门口谈话，还经常敲墙致意（早上好、晚安……），相互赠诗。我的第一个孩子取名“冬梅”，我写了一首诗《咏梅》：

　　风刀霜剑生存难，钢筋铁骨斗严寒。根植大地三千尺，一拨冰雪送春还。

　　送给胡厚民看，他说写得好，他还和了一首：

　　《为冬冬赠父之玉影题照》惊问冬姑娘，蓓蕾何芬芳。苦雨催先发，母晖促早香。慕尊爹厚福，嗟愚伯久怆。人当重兴国，无情非干将。

1981.12.1

　　杨道远说：1981年冬天，河南外甥女红霞同她爱人一起由湖南来武汉看我，看守所不让见，争了两天，终于争来了，见了面，红霞痛哭不止，说了一些要我保重身体的话。就是红霞这次来我才知道最疼我的姐姐已经不在了。红霞并未告诉我，是他们同看守所争执时说了的，当时听到这话的战士就来告诉我了，我很痛心。胡厚民1974年见过我姐姐，听到这消息写了一首“哭杨姐”的诗。我把他的诗塞在字典壳子里，塞在俄语书装订布缝里，才使他们搜不到，出狱时得以带出：

　　《哭杨姐》

　　除夕悲闻晴天雷，鸡报元旦人未寐。滚滚泪湿西房枕，短短诗吊东屋姐。往来一墙虽难隔，伤病七尺何禁宣。强将巨痛藏心底，好让尊弟安过年。

　　原以弟不知今闻已知，悲勿过甚，请保重。

1981除夕至1982年元旦

　　胡厚民极少以诗示人，第一次公开发表诗歌竟是在法庭上。在狱中，他将诗词整理抄录在自己用练习本内页重新装订的本子上，竟然有几大本。

　　他诗歌的题材广泛，思想内涵丰富，渗透着洞察力和思辨力。冷嘲热讽，切中时弊，发人未发之言，见人未见之处。这些诗作当然不同程度地打下时代烙印，也表现了胡厚民本人的思想局限和认识偏差；由于其绝大部分都是对现实遭遇的即时反应、心情变化的当下记录，它们都带上某种急就章、半成品的痕迹，远非完美的艺术品。然而，这些诗词，具备了诗歌最基本、最首要的特征：真诚。由于他主要并非写给别人看，而是写给自己，他没有必要粉饰、隐讳，从折射一个造反派领袖内心深处真实思想感情的意义上，反而更珍贵。他的诗词，有游记，有赠答亲友，有对自然和社会万物的感叹，有讴歌高尚美好的精神情操和赞美劳动者，很多是记录人生大事，如进厂、入团，入党、恋、，新婚、下乡务农、中央学习班、悼念领袖等；更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如自戒、自督、自勉、自恼、自讥、自策、自省等。

　　他在扉页上写下序歌：

　　血写的诗，泪谱的歌。献给亲爱的党，狱子丹心一颗。

　　武汉方言将“狱”读作“游”，“狱子”是作者一语双关，以对“慈母”赋诗明志的“游子”自寓。

　　鲁迅自称笔下文字为匕首与投枪，胡厚民的诗歌正是这样。

　　他在文革中“怒向刀丛觅小诗”，鼓舞自己的斗志。

1969年底，在北京的中央学习班集中火力揪北决扬、五一六，猛批胡厚民、杨道远等人时，胡厚民就用诗歌记录了自己的心境。他认为党内当权派逼迫造反派承认自己反对毛主席是“生平”“最心痛”的事，指出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革命造反派令人“疑心恶”：

　　《自叹——中央学习班感叹》

　　（一）参观三条石展览有感。海河汉江原一空，南奔北驰均向东。同被三座山压顶，共庆五星旗冠中。层层波爱不落日，滴滴水含无限忠。虽经九曲十八弯，一知偏离速返中。

　　（二）人非圣贤谁无过，焉能一错推下河。师前海宽屡错叟，君何窒息初步学。死马竟当活人医，病株岂当朽木割。如此违教背民意，怎不叫人疑心恶。

　　（三）生平何事最心痛，莫过逼认反慈翁。笔似刀割胸膛肉，纸如剑朝肺腑捅。刀见肠忠速转刃，剑知心丹速回锋。燕山低眉花溅泪，北海悲泣动长空。

1970年6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广播大会批斗胡厚民。胡厚民写下了《告世诗——全省广播大会感赋》嬉笑怒骂驳斥当权派的栽赃陷害：

　　（一）堂堂“工总”名中外，何苦又去组“决派”？谁知“北会”起东湖，更斥“扬评”充长街。今世不识鲁礼安，前生未见冯天艾。斯般主操兼总头，栽赃问罪意何在？

　　（二）一阵吆喝拍案开，全场争看抬电台。通里通外密码有，发来发去文稿在。三证俱全定铁案，十恶不赦杀脑袋。可怜鄙人眼福浅，生平还未开眼界。

1976年，第三次坐牢，当囚车经过当阳时，胡厚民写下了《当阳吟》，发思古之幽情以鼓励自己重上战场：

　　辞别夷陵过当阳，引颈寻观古战场。盈窗争指长坂坡，放眼不见断桥梁。休赞赵云盖世雄，莫夸张飞无敌将。且看今日鄂西人，顶天立地空古往。

1982年7月开庭以来，胡厚民一口气写下30多首诗词。

　　有的鼓舞自己斗志：

　　遗臭不由今日定，留芳更待未来评。是非颠倒史不乏，古今反正例如云。今日难管未来事，未来不怕今日刑。他日你我虽成古，希有子孙报输赢。

　　人生能有几回搏，是非功罪任评说。

　　自古英雄功无数，却因失节恨难收。小子不才难成器，惟报党育三十秋。

　　早知今日事，不悔当年志。比起伟先烈，不过小意思。

　　《开庭吟》

　　雪衫黛裤上下摆，青鞋白袜穿内外。尽管污水泼数秋，但见青白依然在。

　　《判归吟》

　　狱中老汉不知悯，一身新穿上法庭。判罢双十重刑归，依旧轻歌曼舞频。

　　对法庭的虚伪和法官的丑态，胡厚民用诗歌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三月预审搞六冬，精益求精下苦功。奇迹不负有心人，独创法坛马拉松。

　　《拒接所谓起诉书》

　　等得雪染巅，方下邀请柬。拿去回编导，届时台上见。

　　《答被指派来两位律师》

　　宁搞真独唱，不演假双簧。留得三十元，孝我苦命娘。

　　非我眼具特异功，确知编导隔墙控。不信请到后台看，电视机前话西东。

　　原告发言从无阻，被告请讲举酸手。法官不坐天平中，竟与原告站一头。

　　千对何怕人开口，万错尽出官洋相。手无寸纸慷慨辩，汗流满面照本宣。真理谬误谁当是，法庭内外有明鉴。

　　听罢辩词驳原告，通篇谎言加大帽。若将语录摘几句，活像当年批判稿。

　　胡厚民铁骨柔情。1982年4月1日囚车路过家门，胡厚民作诗一首：

　　《过家门》车过家门情激荡，恨不插翅飞出窗。泪眼怅望锁身铁，寄语街柳问老娘。

　　判刑之后的胡厚民7年未见过家人，他在《答慈母》一诗中写道：

　　情端慈母手中缝，悲从狱子心上涌。额头挤弯横铁窗，门边泪盈久企踪。阳光虽好择晴昼，无宵母爱暗更浓。

　　湖北日报内参记者在《内部参考》中提到的“胡在看守所还写了两首诗‘示女’、‘示（思）儿’”。显示了胡厚民对儿女的深情：

　　《示女》犹记尺婴怀中笑，一恍身齐父眉梢。惊叹风雨肥效奇，盛赞忧愁能量高。安乐抑思晚发蒙，危难催人早开窍。莫怨生平无佳遇，逆境好将人材造。

　　《思儿》久羁难归牛，无梦不舐犊。晃荡篮边歌，踉跄身后督。鹦鹉声中教，蚯蚓纸上纠。幕幕虽虚幻，皆为真情录。

　　在铁窗中，胡厚民吟诗、读书、看报、写信，精神生活十分丰富。他在给四弟的信中写道：

　　“请给我邮些精神与物质粮食来。由于您们想像得到的原因，我颇为需要，我以后开些书名来。物质者猪油为急，每月最好二斤，因这里除一顿或二顿荤菜外，余皆萝卜白菜，而且水煮盐拌，不吃又饿，吃又难吃进，唯望有点油炒而食之，聊以度日。”

　　但他的《铁窗戏占》将坐牢生活写得乐观、浪漫：

　　隐居一洞天，快活像神仙。踱步代耕地，遐思当纺棉。三餐来伸手，九桩不掏钱（自注：“九桩”指柴、米、油、盐、酱、醋、茶、房、电）。诸君急何往，此处胜桃源。

　　他在1985年——第三次锒铛入狱的第九个年头——春节所写的《闲吟诗》中，对他的诗歌进行了总结：

　　乐岂烟生，忧非酒亡。苦海乐天，唯因信仰。

文革四十年后众说胡厚民

　　文革发动迄今已四十七周年，文革结束也已经三十七周年，已经退到可供人们清晰观察的恰当距离。胡厚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恶不赦的罪人，还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追随者、毛泽东“五不怕”精神的实践者、湖北工人造反派领袖的杰出代表，相信后人会有一个中肯的评价。

　　据与胡厚民多年同寝室、同为武船技校毕业生并共同造反的林子忠和李承弘说：胡厚民的特点是爱动脑筋，善于学习。胡秀娟说，在1983年允许家属探监后，到1990年死亡，不到8年时间里，胡厚民读过的书刊报纸就有几大箱子。

　　林子忠说，他当官时为人很清廉，家徒四壁，什么也没有。1976年他在省总工会任副主任，单位派车他不坐，每天搭电车上下班。在工人中，在厂里，关系、口碑都很好，生活上没有什么缺点。

　　笔者反复征询当年与胡厚民关系密切的人：胡厚民在掌权前后的思想有没有变化？柳英发说，胡厚民对其他工总头头结婚讲排场是很厌恶的。王光照说，他在小节上是能够把握自己的，他认为要防止走资派利用小节问题收买造反派。方斌当时找当权派在现在汉阳商场那块地方要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胡厚民知道后狠狠批评了方斌，说他是“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王光照还说，我结婚后，仍然和父母兄弟8人住在35平方米的房子里。武锅两次给我分房，我都让给了1956年进厂、祖孙三代住14平方米的老工人。1975年，邓小平搞企业整顿，市委书记文祥和市科委副主任吴官正担任正副队长的工作队进厂，上门看到了我家拥挤的住房，答应解决，但迟迟没有动静。我夫人找了辆汽车，将简单的家具放进厂办公室用文件柜隔开的空间住下。胡厚民批评我“完全没有领袖人物的风度，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不值得”。

　　胡厚民的另一个特点是观点比较激进，武汉造反派的钢新之争，由于他的能量和在钢派中的作用，他要负很大的责任。他很重视大企业、大单位中的产业工人队伍，对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小厂较多的新派工人组织工造总司印象不好。1967年钢派发表二八声明，引发香花派、毒草派之争和七二○后钢新内讧，使造反派元气大伤，显示了工总和胡厚民当时的偏颇和不成熟。从反复旧到批林批孔，再到反击右倾翻案风，胡厚民认识到钢新之争有利于当权派而不利于造反派，主动抛开成见，团结新派战友一起战斗，逐步成熟起来。林子忠认为胡厚民有能力，但不会用人，也不能容人，心胸不够豁达。钢工总中凡是反对自己的人他都不用。钢工总的组织体系都是他搞的，各个基层的头头他都能抓得住，凡事都听他的。

　　柳英发也说，胡厚民政治上很敏感，但看问题爱走极端，知人用人有问题。对于他非常相信的人，看不到其问题。比如，1976年有一段时间，胡厚民很信任东湖中学的董学精，和他关系很密切，对我和谢保安突然很冷淡。后来，他对董学精又很讨厌。胡厚民爱用钢二司的人，与方保林、庞道铭、雷志茂等人关系非常密切，1969年反复旧的文章，都是雷志茂帮助写的；1976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和运动的计划、安排等，都是请庞道铭写的。他对钢工总常委中有些人则不信任。

　　李承弘说，胡厚民原来对沈复礼印象不好，认为他是“小资产阶级”。九大召开时，沈复礼串联了许多九大代表向中央反映，力推夏邦银为中央委员。九大后，胡厚民对沈复礼印象好多了。

　　尽管胡厚民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武汉造反派在文革中不断地受压，又不断地反抗，胡厚民是大家公认的一位代表人物。胡厚民去世时，新派工人领袖曹承义写诗悼念他：

　　尔才可封将相侯，屡遭打压不回头。果真修得来世在，甘为吾友马前卒。

　　在文革中，钢派头头比较激进，钢派组织对当权派的冲击比新派组织剧烈。曹承义说，胡厚民认为，在运动初期，要挑起一个事件来，让大家议论这件事，才能发动群众，没有一个爆发点是难以形成影响的。吴焱金说，七二○事件以后湖北武汉的历次群众运动，主要是胡厚民影响和推动的。造反派群众觉得跟毛主席干了一场革命之后，反而受到压制，不理解、不接受这样一种政治待遇。这是历次起来抗争的群众基础。当局之所以死死抓住胡厚民，主要是认为他有政治野心，有号召力。

　　许多造反派的头头和群众被迫揭发胡厚民的言行，有的人在法庭审判时被迫出庭作证。对普通群众出庭作证，胡厚民判刑后对家属说：“我原谅他们。”他在判决后赋诗说：“诸公轻判我高兴，我虽独重友莫惊。若能一死换全归，我愿乐将一弹吞。”柳英发说：但是，对朱鸿霞、李想玉、彭勋等大头头出庭揭发，胡厚民则毫不留情，对着干，把别人揭发他的言论说成“是你说的”。

　　胡厚民的家人说：“胡厚民选择的是一条绝路”，“共产党这样关他、要杀他，他还要忠于共产党、毛主席。”

　　胡厚民对文革的认识是一贯的。柳英发说：文革中，胡厚民多次对人讲，造反派是文革生的伢（武汉方言：孩子），文革完了，我们也完了。否定造反派就是否定文革，而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造反派。1970年胡厚民对武汉医学院造反派头头彭吉武说过：“你造了他们的反，就算是你现在跟他们下跪，他们也是不会放过你的。因为你是一个头头，责任不能往下推。”毛主席去世以后，胡厚民对朱鸿霞、柳英发、吴恒春等人讲：目前形势很危险，文革很可能会夭折。文革是不能否定的，我们就像文革的伢，和文革血肉相连。

　　湖北、武汉的造反派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柳英发说，胡厚民常说：“武汉造反派是没娘的伢。”李承弘也说过：文革中胡厚民经常讲，湖北、武汉的造反派是没娘的孩子，在中央没有人。上海、辽宁不用说，河南有纪登奎、刘建勋，四川还有“两挺（刘结挺、张西挺）”，湖北、武汉造反派全凭对中央文件及两报一刊的领会开展运动，对上面深层次情况完全两眼一抹黑。顾建棠回忆：四人帮垮台以后，赵辛初有一次讲，“武汉造反派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在思想上受四人帮的影响比我们深一些”。吴焱金说，武汉造反派中只有董明会1974年参加中央学习班，与王洪文见过几次面，谈过几次话。董明会在武汉开会传达过王洪文的讲话精神。董明会是拥军派，他反对夏、朱、胡的做法，被造反派称为“投降派”。但是当局为了将湖北造反派与四人帮硬扯到一起，把董明会也抓去坐了几年牢。

1976年4月，胡厚民等派林子忠、李承弘等人去北京找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金祖敏（文革中为上海工总司头头之一）。林子忠说：李承弘在郑州时以夏邦银的名义给金祖敏写了一封信，在全总门房填会客单的也是李承弘，可能是笔迹引起了怀疑，门卫回复说祖敏同志不在。后来，我们将反映武汉运动情况的材料送到了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处。李承弘说：1977年夏季，厂专案组陈之勤有天跟我谈心说，你差点要被抓进牢房。我惊问什么事，他说是我们到总工会之事。陈说：幸亏总工会的一位干部记得很清楚，说你们到总工会确实没见到金祖敏，不然的话，你就说不清了。武汉的专案组怎么会相信这位干部的话呢？这位干部证明说，他对此事记忆很深，原来金祖敏准备见我们，是这位干部看到我代夏邦银写的便条与我在总工会门房登记时的笔迹一模一样，于是他们认定我们四人是伪造夏邦银的便条，所以坚决没有见我们。这有根有据有理的证词，不由专案组不信。这样，我的一个小小失误，加上总工会干部的精细及实事求是的证词，竟使我免除了牢狱之灾，也使湖北、武汉专案组失望，好不容易挖到一点线索，结果反而证明了武汉造反派与四人帮组织关系上的清白。

　　湖北省夏朱胡专案组所罗列的造反派与四人帮联系的罪证之一，是朱鸿霞、夏邦银与河南的唐岐山有过几次接触，这恰恰证明湖北造反派与四人帮没有任何瓜葛。所谓给四人帮寄黑材料，夏邦银在法庭答辩和最后陈述中说：“党章、宪法都规定，可以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1969年反复旧运动中，周总理向朱鸿霞等人说：‘以后，你们有什么意见和情况要向我们打招呼，你们都是革委会的新生力量，你们反映的情况，谈谈你们的意见，难道我们不看吗？’我认为我是中央委员，向毛主席、党中央书面汇报，反映省委领导人的情况，是合法的，说不上是诬陷。材料也并非仅送四人帮，而且‘呈送毛主席、华国锋、陈锡联’等”。

　　胡厚民是虔诚地相信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文革中工人阶级的地位提得更高，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些造反派领袖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三结合”的政权体制实际上是为党内的官僚阶层设置反对派，实行互相监督。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仍然在全世界高歌猛进，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毛泽东同时清醒地看到了执政党正在无可挽回地腐败，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毛泽东的“三结合”实在是天才的思想与实践。胡厚民在文革的经历，是人民大众反党内资产阶级、反政治迫害、维护争取应有权益的奋斗历程。造反派在文革中尽管有过缺点、错误，但是他们没有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理念和行动，他们的主观意志是要维护和巩固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体制，而不是颠覆这个体制。他们在文革中的造反行为不是为了个人权力，也没有任何人从中发财，造当权派的反毕竟是要有献身精神的，是要付出风险和代价的。他们也没有触犯当时的刑律，文革的问题再严重也只是路线斗争的性质。因此，定为“反革命罪”实在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如果定为“反反革命罪”，我们想胡厚民大概会认罪。

　　胡厚民的法庭陈述还涉及司法公正的问题。既然当局要全盘否定文革，那么，不仅仅造反派文革中触犯刑律应该受到追究，文革中湖北省委抛出武汉大学“三家村”、将李达等人迫害致死，武汉市委抛出程云（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武克仁（武汉市文联副主席）等“黑帮”，“破四旧”中老红卫兵打伤、打死人，百万雄师在武斗中打伤、打死人，当权派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与北决扬、文革后揭批查制造冤案、逼死人命，他们的罪行令人发指，为什么不予追究？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包括邓小平、刘少奇、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集体发动的文革说成是“错误”，又把这些“错误”统统算在造反派群众身上，把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所提倡的“四大”说成是“颠覆政府”的“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用文革后通过的刑法处罚以前法律允许的行为，这种审判，怎么经得起历史检验，又何以服天下人？

　　中央高级领导人，包括以为人正派著称的陈云，包括被认为平反冤假错案立有大功、最开明的胡耀邦，都强调当年老红卫兵的头面人物及保守派的头头们不属于“三种人”[63]，该提拔进第三梯队的就要提拔。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文革后的待遇就和夏、朱、胡、张是两重天。由于当局的袒护，他们的暴行从来未得到哪怕是象征性的清算。“比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清查标准，这场（清查“三种人”）运动有什么法律公正可言？”（宋永毅《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造反派与“三种人”》）

　　一位造反派工人说，我们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革、起来造反的。现在党中央说文革搞错了，把账算在我们这些听党的话的工人、学生头上，以后谁还敢相信共产党？

　　胡厚民不为自己辩护，而敢于在法庭上为千千万万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广大群众代言，表现了他的领袖气质。

　　胡厚民在牢里对看望他的亲人说，“希望历史的摄影师还历史的真面目。”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的遗言。

据2006年稿于2013年3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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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五不准学习班：1967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此后，当局以各种名目给造反派办学习班，实为变相监狱。“五不准”一般指不准回家、不准请假外出、不准家属探视、不准通信、不准串联。文革期间及其后凡被判刑者，五不准学习班关押时间均可折抵刑期，当局事实上承认它相当于监狱。

[2]曾思玉（1911—2012）：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七二○事件后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后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湖北省委书记，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3]李承弘（1943-2011）：文革前为武昌铸钢厂工人。文革中为武汉工人总部发起人之一、工人总部组织部长。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厂籍，留厂察看。

[4]聂年生（1943—1993）：文革前为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中任新华工二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文革后被关押4年。吴焱金（1944—）：文革前为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文革中为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一号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被判刑8年。

[5]徐正全（1946—）：文革前为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工业安装公司工人。文革中为新一冶勤务组成员、一冶工业安装公司革委会主任。1968年底因涉嫌打死人被捕，以故意指挥杀人罪被判死缓，后改判无期，再改判20年，劳改21年刑满释放。

[6]王光照（1940—）：文革前为武汉锅炉厂工人，文革中为工总武锅兵团勤务组成员、武汉锅炉厂革委会委员。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干部队伍，开除厂籍、留厂察看。

[7]赵修（1921—1992）：文革前任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1971年3月至1983年12月任湖北省委书记。

[8]彭勋（1935—）：文革前为湖北大学教师、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常委、宣传部长，武汉市革委会委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9]周光杰：1934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硚口纸品厂工人。工总初创曾任勤务组副组长，1967年底回厂，两清时曾入狱。文革后从事个体经营，已去世。

[10]侯良正（1934—2000）：文革前为武汉市第二面粉厂工人，工总初创时曾任勤务组成员、生产部长，1967年7月底任钢工总粮食兵团一号头头、武汉市粮食工业公司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入狱两年。余克顺：武汉带钢厂工人。工总初创时曾任组织部副部长。

[11]胡崇元：文革前为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总勤务组成员。1972年去世。

[12]沈复礼（1938—）：文革前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武汉锅炉厂技术干部、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总勤务组成员、市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大代表。1977年起被关押6年，免予刑事处分，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12]杨道远（1941—）：文革前为武汉测绘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武汉钢二司勤务组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13年，1985年又被以“贪污”罪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3]李洪荣（1931—2010）：文革前为武汉锅炉厂工人、市劳动模范、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钢工总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

[14]田国汉：文革前为湖北印刷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任工总宣传部长，文革中和文革后两次入狱。现患精神病。

[15]胡秀娟（1934—）：胡厚民之姐。文革前为武汉市国棉二厂图书管理员。文革中为工总总部工作人员。文革后因指挥1968年中原机械厂“五三”武斗事件被判刑5年。

[16]柳英发（1947—）：文革前为湖北省实验中学学生。文革中为二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

[17]方铭（1921—1981）：浙江省宁波市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十五军军长。文革中任武汉警备区司令、市革委会主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

[18]张昭剑（1923—2008）：河北省栾城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文革前为陆军二十九师政委。文革中任武汉警备区副政委、十七军政委、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委书记。

[19]薛朴若（1919—）：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前任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武汉市副市长等职。文革中支持造反派，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

[20]李长根：文革前为武汉中原机械厂党委书记。文革中支持造反派,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

[21]孙德枢（1919—2003）：文革前任黄石市委书记。文革中支持造反派，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省委常委、黄石市革委会副主任。

[22]姜一（1919—1998）：文革前为湖北省委候补书记。文革中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省委书记。

[23]李莉：男，文革前为武汉测绘学院学生。文革中为二司政参部情报组成员。1978年7月受审查时自杀身亡。

[24]李迎希（1902—1981）：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文革中被陈再道、曾思玉先后打成反党乱军的野心家，文革后平反。

[25]林子忠（1941—）：文革前为武昌造船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武船联司一号勤务员、武昌造船厂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委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关押三年后释放。其妻徐筱芳1977年在五不准学习班跳楼自杀身亡。

[26]谢华之（1946—）：文革前为武汉大学学生。文革中为三司革联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文革后受审查，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27]新武汉：七二○事件后，钢工总组织急剧扩大，提出“钢化江城”的口号。新派工人组织除工造总司为全市性组织外，几乎全是以企业、系统为单位的革司、联司，吴焱金等计划把新派的工人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与钢工总平起平坐的全市性的组织，名称叫“新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司令部”，简称“新武汉”。因武汉警司和钢派坚决发对，“新武汉”胎死腹中。

[28]郭洪斌（1942—2003）：文革前为硚口区房地局工人。文革中任钢工总组织部长。

[29]丁家显（1945—）：文革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文革中为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1983年在云南被判刑10年。

[30]方斌（1940—）：文革前为武汉客车制配厂工人。文革中为武汉客车制配厂工总一号勤务员、工总组织部部长、厂革委会主任、市革委会委员。

[31]张耀忠（1938—）：文革前为武汉列电基地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总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

[32]冯天艾：文革前为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中参加新华工，《扬子江评论》主要撰稿人之一。因北决扬一案遭长期监禁，1979年底出狱，免予刑事处分。已去世。

[33]鲁礼安（1946—）：文革前为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中为新华工敢死队头头、北决扬主要撰稿人。因北决扬一案遭12年监禁，1979年底出狱，免予刑事处分。2006年4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34]王盛荣（1907—2006）：老红军，“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文革前为湖北省冶金厅副厅长。

[35]任爱生：文革前为原省委委员、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主任。文革中是湖北省最早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1968年2月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

[36]郭保安（1944—）：文革前为华中工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红司新华工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文革后开除党籍、留党察看两年，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37]龙铭鑫（1942—）：文革前为湖北大学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湖大临委会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38]高玉泽（1945—）：文革前为华中农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华农东方红一号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团省委副书记。文革后因生活作风问题判刑5年。

[39]平毅（1940—）：文革前为武汉液压件厂技术员。文革中任工造总司宣传部长、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40]刘汉武（1944—2006）：文革前为武汉机械学院学生。文革中为钢二司司令部工作人员、武汉机械学院革委会委员。

[41]刘万泰（1942—）：文革前为武汉市红星帽檐厂工人。文革中为工总汉阳办事处一号勤务员、汉阳区革委会副主任，1967年3月、1970年3月、1975年7月三次被公安机关收监。1977年9月第四次收监，1978年7月释放，免予刑事处分。

[42]张鹏程（1934—）：文革前为汉口某理发店工人。文革中为九一三汉口指挥部总指挥、民众乐园抗暴总指挥。

[43]王锦铭（1930—2006）：文革前为武汉低压锅炉厂工人。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兼联络部长、武汉市革委会常委，1969年以反林彪、江青罪名被关押十几年，后无罪释放。

[44]李苏明（1935—）：文革前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体育教师。文革初期为钢二司驻京联络站成员，清查五一六时被收审，在高压下胡乱招供，牵连许多人。文革后被判刑4年。

[45]陈德胜（1947—）：文革前为武汉一中学生。文革中为武汉中学红联一号勤务员、武汉市江汉区革委会常委。1986年2月被省委工作组以“诈骗罪”起诉判刑6年，1992年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

[46]张玉华（1916—）：1964年晋升少将，1967年任武汉军区副政委，1970年到1976年兼任湖北省委书记。

[47]宋洛（1923—2007）：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前为武汉市委宣传部处长。文革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文革后通过胡耀邦妻子李昭的关系获得平反，后为武汉市经济委员会离休干部。

[48]魏绳武（1930—2012）：文革前为武汉市农委副科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市机关红司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因五一六问题被关押多年后开除党籍，无罪释放。

[49]顾建棠（1932—）：文革前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副书记、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1983年被判刑7年。

[50]王克文（1917—1993）：文革前任武汉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1973年1月至1977年11月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潘宏斌（1932—2002）：文革前为武汉三轮摩托车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湖北省革委会常委。1977年起被关押5年，免予起诉。

[51]王屏（1935—）：女。文革前为武汉国棉一厂工人、市劳动模范、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总国棉一厂分部一号勤务员、国棉一厂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文革后被隔离审查3年，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52]钟锡钢（？—2010）：文革前为武钢工人。文革中为钢九一三勤务组成员、湖北省革委会常委。

[53]邓金福：文革前为武钢炼铁厂工人。文革中为钢九一三二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文革后失踪。

[54]曹承义（1937—）：文革前为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技术员。文革中为新一冶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委员、省总工会委员。1982年被判刑5年。

[55]傅廉（1930—2012）：文革前爲湖北省航运管理局科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省交通联司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委员、省交通厅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文革后被判刑4年。

[56]谢望春（1930—2011）：女，文革前为武汉国棉三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参加工造总司，九、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武汉市纺织局党委副书记。文革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57]田学群（1932—1982）：文革前为武汉市公安局侦缉科科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武汉公安联司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1982年11月被审讯期间据称突发脑溢血死亡。

[58]郑峰（1939—）：文革前为武汉市档案局干部、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市机关红司二号勤务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59]俞文斌（1933—2011）：文革前为武汉市机械工业局武装部副部长、中共党员。1967年5月起任武汉百万雄师一号头头，1967年七二〇事件后被关押4年。文革后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湖北省暨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

[60]董明会（1934—1999）：文革前为武钢烧结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参加钢九一三，任九届、十届中共中央委员，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民兵指挥部指挥长，武汉市总工会主席。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关押6年多，免予起诉。

[61]饶兴礼（1925—2000）：中共党员，1955年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1966年1月至1972年11月任省贫协会副主席。文革中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浠水县委第一书记，省委常委，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

[62]汪扬：文革前为武汉长江仪表厂工人。文革中为百万雄师硚口区分部宣传部副部长。1977年为武汉复印机总厂副厂长，后调市经委并提拔为正处级干部。

[63]三种人：据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三种人是指党内的、领导班子内的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但在清查中整肃了大量非党员、非领导班子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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