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陀：从“吊劳改犯事件”看文革造反派的历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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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笔者开始调查文革吊劳改犯事件，写下《孤魂无处话凄凉》一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8e5a5b1601013388.html）。
朋友叶曙明先生曾建议我改“孤魂”一词，因为死亡人数众多，非“孤”也。我思考再三，还是没有改。每当想到那个黑暗的长夜，疯狂的广州市民敲锣击盆，呐喊啸聚，挥舞着大棒，挺举起锐利的水喉通从四门八方成群结队扑向这些所谓“劳改犯”时，他们一个个是何等孤独无助，只能绝望地任由自己的同类宰杀……我就有一种深深的内疚。现在人们已经被教唆得习惯把文革所有悲剧都推到所谓“四人帮”身上，我的内疚首先是对自身反省，从自责开始进而对文革造反派的批判，对民族性的思考。

一、“学雷锋一代”的内疚
2005年我写下纪实文学《文革十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8e5a5b1601012y1b.html，其中有一段：
医院才三日，恍如隔世！
公共汽车全部停驶了。我从繁华的西关荔枝湾出来，穿过黄沙，经过南方大厦、文化公园从人民南折往沿江路，顺着江边往东经过的爱群大厦、海珠广场的解放广州纪念碑，南过海珠桥，穿越同福路…… 几乎走了半个广州城，沿途每隔一小段就会在十字路口碰到触目惊心的场面：
上身赤裸的死尸，血肉模糊的死尸，肿胀发黑的死尸、死尸、死尸……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边交通岗亭下躺一具，那边电线杆或树上吊一双……有的满面血污，龇牙咧嘴，死不瞑目；有的张口无言，舌头垂吊，拖下长长的稠粘液……光天化日之下，美丽的“花城”广州，一夜之间，成了一个恐怖的“尸城”。
——花城无处不飞尸！
我一路上听着围观群众的议论，不时蹲在路边干呕，耳闻目睹，深受刺激，内心充满了惶惑和不安……
震惊，恐惧，恶心，然而不能有怜悯-——这些人都是被作为劳改犯被“群众专政”的，对阶级敌人不应该有丝毫同情！革命让我们冷血。
明知这件事不对头，这一切不正常，我却告诫自己不能有任何同情心。三十九年后反思，当年我们自以为是“解放全人类”，在为伟大理想投身文革之时，我们竟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起码良知，更没有伸张正义的勇气。“学雷锋一代”，可以在汽车上让座，可以帮搬运工推大板车上坡，可以把捡到的一分钱交公……到头来个个不但见死不救，有的人还积极参与打人吊人。“学雷锋一代”其实是道德虚伪的一代！

二、“文革造反派”的自责
六七年八月广州武斗高潮的无政府主义混乱时期，最有能力制止滥杀事件的就是手握武器割据对峙的两派群众组织。以出身好为标榜的保守派对“阶级敌人”一向毫不留情，对滥杀置身事外不假参与也许已经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了（有别于广西）。造反派造反的原始动机本来就是反压迫，追求社会公正，而且他们当时控制着市中心大部分地区，你也不能说他们没有做事，事发后“红联”很快就印发张贴了制止群众自行执法打死所谓“劳改犯”的通告，“批陶联”等几个组织也出了谴责这一事件的小报，这对后来风潮平息也有一定影响，但是８月１１日夜间和８月１２日大白天全市范围内到处发生的滥杀暴行，以及随后几天还持续零星发生的屠杀，从来就不曾听说过有任何一次是被当场制止的——军队不制止，保守派不制止，造反派最有能力制止，也一样听之任之！事后可以安排收尸，可以发文谴责（重点不是谴责滥杀行为本身，而是追究背后是否有上层黑手操纵滥杀以打击本派），就是现场不作为！！
这是为什么？因为造反派要跟“地富反坏右”划清界限，害怕被对立派抓住把柄。造反者争的只是自己的人权，为此他们可以无视地位比自己更低下，处境比自己更恶劣者的人权，有时甚至还会加入加害者的行列已证明自己的革命立场。本人曾为文革造反派的一员，深知我们的思想资源基本来自文革发起者，唱红教育全方位的洗脑使我们认同阶级斗争理论，相信暴力革命天然合理，这决定了我们对人道主义的排斥，所以我们不但不会出手援救那些所谓的“劳改犯”，就算我们以后万一真的“革命成功”，掌握大权，也一定会在打击新的对立面同时继续配合上面打击原来的“阶级敌人”，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六七年八月中旬“吊劳改犯事件”发生之时，也正是造反派权力鼎盛，基本接管广州治安管理之时。文革造反者深刻的历史局限，通过这件事完全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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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30日，笔者回到广州，在好友李展超的陪同下，前往吊劳改犯事件高发点，市中心文德路一带进行街头访问。李是原广州13中旗派头头，“红司呐喊”负责人（“红联”制止打劳改犯的通告出自“红司呐喊”）。当天李首先把我带到自己的母校，文明路13中门口的一个案发现场。后来，笔者在《“吊劳改犯事件”最新重大发现》（http://blog.sina.com.cn/s/blog_8e5a5b16010133jf.html）一文中实录了当时两人的对话和笔者的思考：

（题目）“你的位置在哪里？”
文德路，中山路以南，文明路以北这一段，一向是广州市中心最文雅最静谧的一条街。一边是工人文化宫，音协，美协，中山图书馆和十三中学。另一边是文物商店，书画店和花店。
超叙述：
那天（笔者注：可能是8月12日）上午，校门斜对面大字报栏下面，人行道石凳上，躺着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30多岁，也许是外地人，没地方投宿。有人，可能是居民吧，说他是劳改犯，用棍棒打得他头破血流，推拉过马路这边，三两个人继续打，其它人围观。血染红了白衬衫，好象还没断气，他们便把他吊上榕树，但由于绳子直接在树干上磨擦，人又重，绳子就磨断了，只好重来……
超认出校门前那棵榕树，当年挂绳的那个分杈犹在，现在已有水桶般粗了。（见图）
“当时你的位置在哪里？”我问。
“就在校门口这里”。超用手指了指。我俩一时无语，心里其实在想同一问题：
“是啊，那时我为什么不制止？”超自言自语。
围观的市民害怕惹祸上身，可以理解。超是学校群众组织的头，事情又发生在自家门前，若他要干预，应该毫无困难。何况超为人非常正直，一向爱抱打不平：后来下乡回城当汽车售票员，因为制止流氓曾被打成重伤；在市人委工作，偶然路遇扫黄，因为制止乱打妓女而和公安起冲突；在市民政局工作，曾多次自掏腰包接济因失窃求助的民工。更在孙志刚事件前，就已经为文上书，呼吁彻底改革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容制度……
超说，也许，当时，觉得这事和两派（斗争）无关，就不管了吧？他对自己的解释看来也不满意。
我在超家里看到他的书架上有许多中外名著，还翻看了他自文革（下乡）以后写的十几本读书笔记，发现我们这一代人太相似了：中学时代崇拜保尔，以为一个崇高的革命斗争目标可以代表人生的一切；下乡以后迷上牛虻，不仅仅是对牛虻坚毅精神的折服，也对牛虻被所谓信仰欺骗后的痛苦觉醒感同身受；文革后读到再版的大批雨果（和其它西方文史哲）作品，才开始认同，“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雨果）
毫无疑问，如果当时被打的是自己的“战友”，超一定会奋不顾身站出来。然而那是被指为“劳改犯”敌人（虽然谁都知道十有八九是打错了），四九年以后一个最普遍的现实是：谁一旦被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周围的人必须立刻与其划清界限，不管是邻居，同事，朋友还是亲人。
当年响应毛号召，没日没夜，无私无畏，全副身心投身文革的千千万万中学生，他们的“革命热情”只是一种盲目的宗教狂热。为了消灭任何“革命的敌人”他们甚至可以牺牲生命，但他们没有勇气敢为维护“敌人”的基本人权，为起码的人道站出来说话。这场革命本来就是先以“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开路的（鼓吹暴力的“中国革命”，其本质就和人道对立）。在革命和人道之间，任何人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革命使人麻木，叫人冷血。革命者对“革命”（宗教）盲目崇拜的另一面，就是对“革命”的内在恐惧，这也许就是“吊劳改犯事件”中既没有任何个人，更没有任何组织直接出面制止的原因。

三、一个广州人的不解
广州历史上并不排外，相反还是个南北交融，中外互通的文明开放城市。今天的粤语，就是历代从北方南迁的汉人带来的古汉语和岭南百越少数民族方言的融汇结合。从唐代开始，长期都有二十万穆斯林生活在广东，广州白塔（穆斯林怀圣塔）晚祷的钟声可以传遍全城。辛亥革命成功，据说好些大城市民众屠杀旗人，人头填满水井，但在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广州民风一向温厚善良，南人精明世故，少有北人的刚烈冲动，为什么文革全国独一无二的城市大屠杀——连妇女儿童精神病患都不能幸免的大屠杀，偏偏发生在最开放的文明古城广州？为什么事件中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外地人？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广州人，沉默了四十五年的广州人，是时候回答这个问题了！
如果我们广州人对当年的劣迹不思反省，只知道炫耀北京路历代古道的辉煌，对同一条路上近代发生的惨绝人寰的一幕却选择遗忘。历史的报应迟早一定会到来。
中国似乎正在一天比一天富裕。民族梦也是强国梦。
民族的凝聚力，可以推动一个国家走向强大，但是如果没有进步文明的底蕴，内涵，这种强大也可能迷失方向（如当年的大和民族和日耳曼民族），导致自我毁灭，同时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吾致力于抢救这段被刻意掩埋的历史，就是要让世世代代都记住文革的教训：不管社会平等，国家富强的目标口号多么冠冕堂皇，只要是恣意践踏人权，放纵暴力，蔑视生命，其结果必然导致一场文明的浩劫！
重温《孤魂无处话凄凉》结尾：
对生命的极端轻蔑，对人权的恣意践踏——文革留在一代中国人心目中的记忆永难磨灭！
谨以此文哀悼三十九年前今夜，因为无处栖身，无口申辩，无力自卫，无可逃循，而在我的故乡广州死于非命的那些普通人——劳改犯，小偷，流浪汉，乞丐，精神病患，农民，妇女，儿童和其它外乡人……
　拼一首：
布被秋霄梦觉 ，眼前万里江山：
宝马雕车香满路 ，野鬼孤魂 ，无处化凄凉……


阿陀 2013年4月12日 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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