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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16 03: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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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1969—1973年间的派别斗争
1969年派性再度复苏
到1969年初,作为一场喧嚣的、革命的、暴烈的剧变,文化大革命似乎已在武汉终结。难以驾驭的令人头疼的学生们已被下放到农村。自发的群众组织已被解散,各单位都已建立了革委会。按照《人民日报》的提法,文化大革命正在进入“斗批改阶段”。然而,在平静的表面之下,另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武汉兴起不久,造反派就开始指责运动代表了一种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被称为“保守队”,而军代表则被叫做“保守派的同情者”。他们被控准备帮助前保守派卷土重来。然而,这种少数人的怨言并不能逆转看似不可抗的运动的方向。
一些造反派设法在不同的前造反派组织之间克服交流障碍。1969年1月初,他们试图恢复造反派之间的跨组织联系。不久,许多地下组织系统建成,同时,令人振奋的谣言也开始在武汉流传。其中一条谣言说,新的中央指示已经对清理阶级队伍进行批评,指出其大方向的错误。据称,北京已下令对在此次运动中被错误打击的造反派予以平反。还有一种传言说上海没有军代表,而且上海的造反派正在煽动武汉的造反派起来反对“复旧活动”。这种看似鼓舞人心的消息使一些造反派胆量大增,而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一些仍在革委会中占有权位的造反派开始在单位里对军代表公开挑衅。另一些人走的更远,他们公开宣称,“尽管我们的组织已经被解散了,但工代会仍在。它是我们的领导核心。你们军代表算老几?你们傀儡革委会算老几?”
1969年1月下旬和2月初,许多已经下乡的高中毕业生为过春节返回武汉与家人团聚。他们当中的死硬造反派很快就和工人造反派设立的秘密组织系统重新建立了联系。那些学生造反派真是无畏且好斗,他们在街上张贴大字报,宣布春节后他们要找保守派算帐。这种举动再次显示了造反派的力量。学生们的行动鼓舞了其它部门造反派的士气。在一些单位中,他们开始公开要求撤销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军代表对他们或他们的同伴所下的结论。当时甚至有重建造反派组织的尝试。但直到4月,他们的抗议活动才得以公开进行。
4月初,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团结”是九大的口号。许多中国人认为九大将成为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的标志。
正当毛在北京尽力制造团结气氛的时候,一场新的动乱在武汉爆发了。这场风暴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4月,就在当地领导人到北京参加九大的时候,它终于到来。
在毛努力创造稳定局面的同时,一些被削弱的造反派准备再次造反夺权。有以下四个因素使他们敢于铤而走险。首先,如果说他们在过去的三年中学到了什么东西,那就是倒霉决不会持续太长时间。1967年4月和1968年4月造反派曾两次侥幸逃脱,并随后上演了强势的卷土重来。他们相信1969年4月将是他们的另一个幸运月。其次,公开的派别斗争已在几个省持续进行。其它省份的派别斗争使武汉的造反派确信再多一个暴动不会让他们付出太多代价。
第三,从其它地方传来的消息是令造反派们振奋的。有一种谣传称,张春桥已经号召上海造反派对所谓的“复旧”进行反击。北京传来的一份报告也谴责了复旧趋势。胡厚民从山东带回了最鼓舞人心的消息。胡曾在1968年9月受到公开的严厉批评,并且他一直都在寻找合适的方法卷土重来。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在1969年初去了山东。和武汉的同道一样,山东的造反派也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遭到镇压。山东省革委会的主任王效禹给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发起了一场反复旧斗争。胡所讲述的发生在山东的事情,提高了武汉造反派的士气。
第四,造反派仍拥有一些能使他们重新崛起的政治资源。尽管一些造反派已经挨了整,但大多数造反派只是受到抑制而没有遭到正式迫害。一些造反派在革委会仍然保有职位,哪怕仅在名义上。在一些单位,造反派仍占上风。由于许多从前并肩战斗的同伴被打成“牛鬼蛇神”,他们害怕否定所有造反派的倾向将毁掉自己的政治前途。对他们来说有两个选择:要么进行最后的战斗,要么辞职后销声匿迹。因此,许多造反派感到他们不能坐视自己仅存的政治资源被夺走。此外,市一级的工代会和红代会尽管受到削弱,却依然存在,并且仍然能够提供必要的领导以动员那些心怀不满的人。
动乱开始于某些无组织的行动。4月中旬,在九大仍在进行之际,武汉的工代会就活跃起来。为了将不成熟的抵抗活动转变成有组织的抗议运动,武汉工代会于4月18日发布了一个声明,它对城里未经工代会批准而声势日益扩大的罢工表示支持。此外,它还号召基层的工代会来领导针对复旧活动的斗争,并督促造反派在原处重建那些已被解散的工代会。之所以强调工代会的作用,是因为它与革委会不同(造反派充其量是与军人和党政干部分享权力),工代会是造反派的独有领域。为确保没有其它力量介入这一领域,4月18日声明进一步指出,“基层工代会必须接受来自同级革委会和上级工代会的双重领导。”这是对毛提出的原则的大胆修正,这一原则发表于《人民日报》、《红旗》、和《解放军日报》1969年元旦社论中:“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事实上,“双重领导”只是个幌子,声明作者真正想要的也是“一元化领导”,但必须由工代会来实行。
在4月余下的日子和5月间,武汉再次陷入混乱。《武汉工人》(武汉市工代会的喉舌),在1月1日到4月23日的四个月内仅发行了八期,而在4月23日到5月25日的一个月内却发行了九期。不仅出版频率得以增加,其内容也经历了重大的转变。从1968年9月26日起,《武汉工人》除了跟着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的调子走,自身则无所作为。然而在1969年4月中旬以后,《武汉工人》变得吹毛求疵和激进起来,直接对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以及它们背后的军事当局进行攻击。例如,4月23日出版的那期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复旧倾向的十种表现》的文章,认为复旧有如下主要表现:
(1)所有群众组织被解散,致使省、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代表的权力基础被严重削弱。
(2)两级革委会中一大批支持造反派的“革命干部”(即那些始终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被打成“罪恶的幕后操纵者”或“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赶出了决策层。
(3)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许多造反派被打成“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分子”或“牛鬼蛇神”,而且许多造反派被说成运动中的“绊脚石”和“障碍”。
(4)以“防止派性腐蚀新生的红色政权”为借口,许多单位的造反派被禁止在革委会中担任职务。
(5)打着“现在是改组时期”的幌子,前保守派份子得以保留下来,而前当权派也被重新解放。
(6)那些造反派有广泛影响的革委会常常受到怀疑,而且被“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小组”或“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领导小组”所取代。
文章总结说,当时的形势是:
造反派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昨日的革命闯将,今日的罪魁祸首。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转了一个图又回到了老地方。
为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文章宣称造反派必须团结一致,夺回被“资产阶级”(也就是前保守派、前当权派和军人)篡夺的权力。
在近几个月遭受了相同的痛苦经历之后,不同派系的造反派联合了起来。胡厚民解释了造反派团结一致的必要性:
从很多方面来看,现在的情况都和1967年初“二八声明”发表之后的情况很类似。我们都是造反派,不管从前属于哪一派,我们的命运都是相同的。如果我们不消除派别成见,联合起来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我们都会被消灭。
朱鸿霞、李湘玉和吴焱金分别是工总、九•一三兵团和工造总司的头头,他们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号召造反派“反复旧,反倒退、反复辟,彻底粉碎新老二月逆流”。
联合声明印成大字报和传单在武汉张贴散发,一夜之间家喻户晓,成了造反派的总动员令。4月27日,当武汉工代会在汉口举行大型群众集会的时候,据报导有五十万人参加。当然,不是每个在场的人都是造反派,也不是每个造反派都在场。不过,如此多的参加人数表明三大造反派头头的努力已经起了作用。集会在“庆祝九大胜利闭幕”的主题之下举行,但是“团结”的主题仅限于造反派内部,这很显然与毛泽东所指的“团结”意义不合。集会的真正目的是将造反派召集在一起来证明他们的力量、团结以及赢回他们已经失去的权力和威信的决心。在演讲中,朱鸿霞称:“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张]春桥(后五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成员)等中央首长支持我们,我们是有力量”赢得这场战斗的。然而,这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朱和他的听众不知道在九大的一次会议中,曾思玉向毛汇报了武汉的造反派们正意欲何为之后,主席指示他稳定形势,对造反派不要心慈手软。
自1968年末,从大多数大学生和高中生不是分配了工作就是被送去下乡之后,红代会除名称外已不复存在。比方说,红代会的大多数常委已经离开了武汉。然而,其组织仍在4月30日召开了一个常委会扩大会议,并发表了一个“会议纪要”,纪要的题目是“反复辟、反复旧,为争取更大胜利而战斗”。按照这个决议,“复旧”体现在旧权力结构的恢复和重新实行旧的工作方式上面。为了反复旧,纪要宣称应对以下的“谬论”进行批驳:
(1)路线斗争熄灭论:说“现在不存在路线斗争了,也根本不存在革与保,只有公与私的斗争,大家都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了”。
(2)反动血统论:清队中说“造反派内的牛鬼蛇神多,清理阶级队伍首先就要从造反派中开刀”。在这些舆论鼓动下,对老造反派的头头和一般的群众进行内查外调,查他的祖宗八代的历史。只要找到与他有一点关系的东西,就说是阶级异己分子,赶出革委会。
(3)秋后算账论:说“造反派造反动机不纯,是私字的膨胀,是由个人野心的”;“什么造反派,光搞打、砸、抢”;“造反派不行了,运动后期都抢了枪,现在该要算你们的账了”。
(4)不见得论:说“造反派掌权不行,运动后期掌权不是犯了错误吗?以前要你们上台是革命的需要,不见得总是你们在台上。现在下台是革命形势的发展”。
工宣队是学生造反派在校园中煽动造反行动的主要障碍,因此决议强调反对个别工宣队不应解释为是反对工人阶级。
5月7日,工代会和红代会共同举行集会以庆祝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四周年。据报导,集会吸引了大约二十万人参加。事实上,这次集会与五•七指示毫无关系,它其实是鼓动群众支持造反派事业的誓师大会。就在同一天,工代会和红代会发表了致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措词强硬的公开信。公开信中称,从1968年秋开始,两个权力机构中的“一些主要领导”已经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
首先,这两个革委会已经变成少数几个最高领导的玩物。造反派代表和“革命干部”只不过是傀儡而已,基本上已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在重大事项上的决策,不经过两个革委会的大多数成员,就由一个领导小组自行决定。举出的事例包括: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指导方针、派遣工宣队进驻学校的计划、对任爱生的批评、对胡厚民的公开批评,以及对彭祖龙的羁押。
其次,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都在相当程度上进行了扩大和改组。市革委会原定工作人员96人,这时已达1,100人;省革委会原定98人,这时已突破千字大关,若加上临时工作人员和秘书之类,数目还要大。更糟糕的是,这些新增加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前保守派。
第三,省、市革委会通过当地的官方报纸《长江日报》和《湖北日报》,以批判“多中心论”为名,污蔑和诋毁造反派。
基于以上指责,公开信提出了七项要求:
(1)抓紧对各方面干部的两条路线斗争教育,特别是让工人阶级[造反派]对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再教育。
(2)彻底批判“秋后算账论”、“不见得论”、“反动的血统论”、“造反派里牛鬼蛇神多论”。
(3)省、市革委会中个别负责人对前一段的错误,不仅要允许群众讲,而且要自己主动讲,作出公开的、认真严肃的自我检查,把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并采取措施彻底改正之。
(4)健全三代会(工代会、红代会、贫代会)、首先是工代会各级组织;发挥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的革命作用;支持三代会的工作。
(5)彻底改变“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复旧局面,对于整错了的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应立即公开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应用的权力和工作。
(6)省、市革委会必须站在这一场反复旧斗争的前面。
(7)派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以工人造反派和贫下中农造反派战士为骨干的工宣队和贫宣队,并将工宣队、贫宣队各级指挥部置于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贫代会的监督之下。
总而言之,这些要求彻底否定了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在前半年所做的一切。公开信发布四天后,造反派用行动表明了他们对省市当局的轻蔑:超过一百辆卡车的造反派冲击了省、市革委会的办公大楼。
造反派的反复旧斗争使武汉再次陷入混乱。但造反派已不再是一支仍在发展壮大的力量,它正在走向衰落。几乎所有大学和高中的学生都已从城市下放到农村,这就消除了造反派最具活力的部分。而留在学校的中学生由于年龄太小而对政治兴趣不大。同时,在毛的支持下,在教育文化机构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高压政策已经有效地打击了学校教师和其它类型知识分子中造反派的士气。因而在4月和5月的骚乱中,社会上其它的部门被煽动起来的时候,先前已被造反派所主导的教育、文化和科研机构却表现得相当平静。党政机关一般也较为平静,这不仅是因为造反派从未控制过这些机构,还因为这些机构的大多数领导,尤其是造反派,已经被送到农村“执行斗批改任务”。
即使在工商业领域,大多数前造反派对反复旧运动也无动于衷。
有些人是因为厌恶政治而采取了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有些人是因有历史问题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挨整而被吓坏了。尽管造反派整体卜在最近几个月受到压制,但也有例外。在一些单位,特别是在文革初期造反派反对工作组而WL当权派的单位里,造反派还保持优势。因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没有成为运动对象,在这些单位的造反派没什么理由为别人的利益而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因此,他们往往不参与以前的同伴正在进行的战斗,尽管他们可能也对自己的一派持同情态度。只有那些根正苗红、且相信参加新的造反行动代价少受益多的造反派,才会积极主动地参加运动。那些在革委会中有正式职位却没什么实权的人也属于这类人,他们希望运动可以对提高自己的权力地位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在反复旧的斗争中,有四个单位的作用特别显著,即“三局一行”(邮局、电信局、供电局和银行)。尽管这四个单位都带有沉闷的“局”或“行”的字样,但它们并不属于行政机关,其职员也不是政府官员。但是由于军事当局对地方事务不太了解,这四个单位被错误划入行政机关一类,结果,这四个单位的大批职员,包括邮递员、接线员、供电系统的维修工和银行出纳都被送到乡下进行“斗批改”。这些人与家人分离,还在乡下受苦,都希望尽快回城。反复旧运动为他们回城提供了机会。供电局的造反派发表了一个声明,断言“强迫工人在农村进行斗批改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邮局和电信局的造反派则宣称,因为城市中缺少邮递员和接线员,本已品质低下的邮递和电信服务将会变得更糟。许多人打着参加反复旧斗争的招牌回到了武汉。有意思的是,四个单位中一些前保守派此时也加入了造反派对手的行列。和造反派一样,这些前保守派并不关心反复旧运动,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与家人团众。在这四个单位中,还是那些害怕被踢出权力机构的造反派头头才真正热心地支持运动。
总之,所有那些在1969年春仍积极活跃的造反派,都依赖曼库尔.奥尔森所说的“选择性激励”来使他们继续战斗。因为他们估计,继续保持激进的个人获益仍大于可能付出的代价。他们确信,继续从事过去两年半来一直为之战斗的事业是值得的。然而,大多数的前造反派已经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心灰意冷了。尽管造反派的群众基础已经萎缩,但他们的成员却更加精干、更加执着、更具有战斗力。因此,尽管他们在数量上减少了,他们机动能力却提高了,在4月末和5月间,他们仍然能够在武汉兴风作浪。总共有736个造反派组织在城市中再度出现;而且,它们夺取了180个单位革委会的权力。造反派的行动在5月17日达到顶点,当天一个所谓的工人调查团强行进入武汉市革委会大楼。工代会组建了这个代表团,其任务是确定武汉市革委会搞了多少复旧。这对武汉市革委会而言是莫大的耻辱。如果容许任何反市政府的民众团体凌驾于这个政府之上,那里将既没有权威也没有秩序。造反派本可以在文革早期这样做,因为毛那时支持他们。在决定派出代表团进入武汉市革委会时,武汉工代会必定认为自己能再次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或者至少能得到他的容忍。但是,毛现在的想法已不同于往日了。
反复旧斗争偏离了毛所设想的轨道。在九大会议上,他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但在武汉和其它几个地方,派性却再度出现。派性损害了地方权力机构,扰乱了公共秩序,使生产瘫痪。文化大革命过去两年半的历程已经表明,派性是一种难以治愈却易于传播的传染性社会疾病。因此,一经发现就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非常关键。5月中旬,北京将一批造反派头头召到首都,并且命令他们停止行动,希望以此来阻止武汉的派性向其它地方蔓延。北京方面于5月27日发布了一项特别针对武汉形势的指示,即“五二七指示”。指示宣布,反复旧斗争的大方向是错误的。造反派头头被迫在中央领导和地方军队领导面前做出自我批评。这样一来,他们在武汉的追随者除了撤退别无选择。继续进行一场必输无疑的战斗毫无意义。到了6月初,曾在4-5月间显而易见的紧张气氛开始松弛下来。工代会和红代会的报纸被查封,有组织的造反派力量被解散,街上又恢复了平静。因此,反复旧的短暂斗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镇压造反派
1969年下半年,北京作出了一系列努力来宣扬团结这个主题。6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宣布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已不再存在任何区别。这样就剥夺了造反派所拥有的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在7月和8月间,北京颁布了两条命令,授权地方军队可以用武力镇压任何顽固地继续进行派性活动的个人和组织。与此同时,所有宣传机器都开动起来,对“团结”、“权威”和“纪律”等新观念进行大力宣传。
但派性很难根除,至少在武汉是这样的。尽管所有公开的派别组织已经消失,但是无形的联系依然存在。一些顽固的造反派为使其秘密系统继续运转而转入了地下。然而,当北京在1969年9月27日发布了一个关于武汉的“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子江论坛》(通常被简写为“北决扬”,即每个名称的第一个字)的指示,它最终宣告了武汉造反派的末日。“北斗星学会”和“决派”两个名称实为一个团体,《扬子江论坛》是其喉舌。这个小团体只有二十多人,主要由大学生和高中生组成,其中有这个城市里最杰出的造反派理论家。这一指示的公布对当地政治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但到9月27日指示发布时,这个团体的两个头头已被监禁一年多。因此,“北决扬”并没有影响武汉形势的稳定。9月27日指示将“北决扬”选作首要的打击目标,是因为北京别有企图(后面我们将会看到)。9月27日指示认为,“北决扬”是个“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大杂烩”,所以应该对其头头和积极分子进行无情打击。指示所传递出来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北京将很快召集武汉“有关各方”到首都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事先就知道北京要发布这项指示。因此在指示发布前一周,指示中所提到的“北决扬”的头头及骨干分子共十二人就被逮捕了。
9月27日指示不仅敲响了“北决扬”的丧钟,也敲响了整个武汉造反派的丧钟。一周后,湖北省革委会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持续了大约一个月。与会者包括湖北省革委会与武汉市革委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工代会和红代会成员,以及某些大型企事业单位和大学的革委会成员。这次会议标志着一个为期两年的批判造反派运动的开始。当地的造反派头头成为众矢之的。重压之下,一些造反派头头屈服了。他们尽力让人们相信他们愿意与当局合作。例如,朱鸿霞就交代了他的同伴胡厚民曾鼓吹的所谓“三个长期斗争”论,即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长期斗争、革委会内部新老同志之间的长期斗争、“新派”和“钢派”之间的长期斗争。然而,即便是这样一种合作姿态也无法使朱免遭严厉的批判,当局警告他和其它造反派头头不要妄图耍什么花招,还告诉他们“谁也不许在这时候找借口蒙混过关”。工代会和红代会也受到批评,指责这两个机构一直保护“北决扬”反动分子。
*关于“北决扬”及其兴衰史,请参阅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
会议结束时,曾思玉宣布:
从揭发的大量事实看,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是不纯的。权掌握在什么人手上,值得研究。有的就是坏人掌权,好人受气。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关于增补、调动、撤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通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
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议结束一周之后,湖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北京举办。来自武汉的大约六百个知名造反派被召来参加这个学习班。虽然叫“湖北班”,但它并不包括湖北省其它地区的造反派。学员被分为五个“连”,每个连再分成“排”和“班”。一个连只包括大学生;其它四个连由来自其它部门的人组成。武汉警备区政委张昭剑为首的党委领导学习班。学员的行动受到严格的限制。例如,尽管所有的学员都住在空军学院,但禁止不同连队的人互相接触。这个措施是为了防止学员共谋串供。事实上,这个学习班的真正目的是迫使这些学员承认自己的罪行并揭发他人。然而,几乎没有学员自愿上钩。当调查到他们自己的错误时,他们往往避重就轻;当被问及他人的错误时他们也总是支吾搪塞,给出的回答模棱两可。为克服学员们的消极抵抗,党委会采取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他们挑动“钢派”和“新派”成员彼此揭发。一些造反派将此看成一个算旧帐的机会,很快就中计了。他们彼此指责对方挑起武斗,参与“打砸抢”以及支持“北决扬”。党委会用这种方法逐渐搜集到针对每个学员的“证据”。
最初,学习班缺乏连贯的主题。任何对造反派个人和造反派整体不利的东西都是受欢迎的。但是,并不清楚对收集到的情况做出何种解释,也不知道对相关的人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1970年1月,北京提供了一个主题,即清查“五•一六兵团”成员。
“五•一六兵团”是北京一个很小的激进组织,在1967年秋冒头时已经被取缔了。严惩一个早已销声匿迹、名不见经传的小组织,此决定可以被解释成北京需要一个借口来除掉顽固而且难以控制的造反派。通过发动一场全国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成员的运动,北京制造了一个假象:“五•一六兵团”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而且在全国各省内都有大批的个人和组织与其有秘密联系。以造反派是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秘密成员为理由,就能顺理成章地大规模整肃造反派了。没有这样一种标准,只能批评造反派,但不能使其脱离组织,因为批判派性还不足以从政治上清算他们。
从1970年1月开始,“深挖五•一六分子”已经变成湖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主题。据称“北决扬”是“五•一六”集团的分支机构,拥有大批成员。为了找出当地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成员,在北京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与其在武汉的附属机构之间建立假定的关联是必要的。武汉测绘学院学生李立曾经是二司的情报组长,他被确定为这两个组织的联络人,因为他近几年来在北京和武汉之间频繁往来。李断然拒绝承认这项指控。然而,在逐渐增强的压力下,武汉水电学院学生雷志茂和李苏民(两个曾任二司驻京联络办负责人的年轻人)做了伪供,他们承认曾经帮助“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武汉的一些知名造反派,如胡厚民和杨道远等人牵线搭桥。雷和李的口供不仅证实了党委会关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已经渗透到武汉的假设,同时还为寻找这个秘密团体在当地的其它成员提供了线索。
第一批少数几个嫌疑人被迫提供了一个他们虚构的被发展人员的名单。因此,嫌疑人的名单像滚雪球一样扩大了。许多嫌疑人承认他们曾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或者其外围组织“北决扬”。他们之所以屈服,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起了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发现,认罪可能是免受无休止审讯的唯一出路。然而,有些人无论承受多大的压力,都不肯屈服。但是,坚称自己无罪并没有帮助他们洗脱嫌疑。相反,比起那些相对懦弱的同伴,他们被当成死硬分子而经常遭受更多的折磨。
正当那些知名的造反派在京受审的时候,他们在武汉的下级也被置于高压之下。几个运动同时展开。在所有的运动中,前造反派最容易成为目标。除了那些很久之前就完全脱离政治的前造反派,没几个造反派能逃脱这样或那样的严重指控。
与文革早期混乱和随心所欲的运动不同,1969年末和1970年的运动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领导之下始终按照北京专门制定的指导方针有序进行。
这些指导方针体现在由毛泽东的8341警卫部队所制定“六厂二校经验”中。在1969和1970年,8341部队至少将43个报导编纂成小册子在全国分发,而这些小册子被当成是指导广大基层群众运动的指南。大部分报导是关于如何挖出潜藏的阶级敌人的方法。湖北省革委会仿效北京的做法,也挑了几个单位作为当地的典型,被称为湖北的“六厂一校”。
有中央和当地树立的榜样做指导,武汉的每个单位都设立了专案组对单位的所有嫌疑人进行审查。受审对象一般被关押在“学习班”或者“牛棚”里,他们不得离开大院,不能见来访者,不能写信或者打电话。除了他们被监禁在自己的单位而不是国家监狱这一点外,怎么看他们都是囚犯。
体罚是被禁止的。大多数情况下,这一禁令得到了很好的遵守。同样被禁止使用的方法还有逼供和诱供,但实际上这是常见的做法。各种方法都会被用到。其中,最常用的是车轮战(为使其筋疲力尽,几个人轮流审讯一个嫌疑人)和精神战(通过暗示他已经被其它人尤其是最亲密的人揭发而使嫌疑人招认)。许多人承认了他们从未犯过的罪行,因为他们再也不能承受巨大的压力,也可能他们被“胡萝卜加大棒”的口号,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所吸引。
任何一个认罪的人,尤其被怀疑是“五•一六集团”成员或“北决扬”分子的人,都得交代同谋的名字。军代表认为这两个秘密组织有一个成员花名册。重压之下,有些人开始提供凭空捏造的名单,因而被冤枉的人数迅速增加。
或许在1970年和1971年两年,被控有罪的人的数量之多,超过了武汉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仅仅一打三反运动就在城市中指控35,461人有罪,其中一大批人都是前造反派。此外,33,659人要么被戴上了“五•一六”分子的帽子,要么被划为“北决扬”成员。武汉市电信局是一个职员不超过1,000人的单位,却有136名男女被说成是这两个秘密组织的成员。武汉歌舞剧院的情况更糟,400个演员中就有200人被检举。所有被怀疑为“五•一六”和“北决扬”的人都是造反派。事实上,在武汉没有一个单位的人可以幸免。造成这种过火行为的因素可能有两个。第一,军代表们明白,如果他们必须做出选择,对他们来说冤枉一个无辜的人要比允许一个可能的阶级敌人逃脱要安全得多。第二,许多保守派和干部正在抓紧机会向造反派报复。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造成了一大批前造反派的悲惨境遇。
1970年6月初,湖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终于结束。经中央批准,工总的灵魂人物胡厚民、二司的第一号人物杨道远和九•一三的主要负责人李湘玉,均被免去他们在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的职务并被收监。此外,任爱生这位惟一的曾支持过造反派的副主任(共有八个副主任),被扣上“‘北决扬’的主要后台老板”的帽子,并被软禁起来。
北京学习班的其它参加者被分成两类:那些在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任职的人立刻被转到由湖北省革委会在武汉开办的学习班,而其余的人被分派到许多由下级革委会举办的学习班。一大批基层造反派头头加入了后者。当地的学习班与北京的不同。其中,每个造反派都有几个来自他本单位的同事做“动力”。“动力”无一例外地都是前保守派,其作用就是确定造反派的错误,对其进行批评,强迫其坦白交代以及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由湖北省革委会开办的学习班持续了大约一年,其它的学习班为期从两个月到六个月不等。当那些学习班结束后,参加者被送回本单位或被重新分配到其它单位。不论是哪种情况,他们通常都是被迫在群众的监督下做繁重的体力劳动。据后来有关材料披露,作为结束那些学习班的计划的一部分,军方曾考虑对84个知名的造反派宣判死刑。然而,因为某种不明原因,这个计划没有被执行。直到1971年末,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才宣告结束。那时,林彪成了新的群众运动的批判对象。
旧权力关系的恢复
1969年末到1972年间的政治发展,从内容上而非形式上改变了中国省级及省级以下(包括武汉)的权力结构。大多数造反派从革委会的领导位置上被赶下去。有些造反派幸运的保住了位子,如前工总头头朱鸿霞、前工造总司头头吴焱金和新华工头头张立国,但他们丧失了实权。例如,没人宣布免去他们在湖北省革委会或武汉市革委会里的职务,但禁止他们进入这两个革委会的大楼。仅在有限的几个单位里,造反派能够保住他们的位子,这是因为在文革初期,为对付工作组,造反派与这些单位的当权者曾经结成过同盟。
造反派不仅被剥夺了权力,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受到歧视。那些被划为“机要部门”的单位开始驱逐造反派。例如,在1970年电信局招入了800个复员军人,同时将相同数目的造反派职工转调到了其它单位。已经下乡的造反派学生也发现他们被当成二等公民。1970年,工厂和军队开始在农村对知青招工、征兵,但对前造反派通常不予考虑。甚至造反派的家属和亲戚通常也失去了改善处境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在1970年代初,“造反派”像“右派”以及“坏分子”一样使人惟恐避之不及。
就在造反派销声匿迹之时,新的社会秩序形成了。党组织逐渐在广大群众当中恢复了威信。在1971年初,新的武汉市委和湖北省委出现了。
通过为原党员干部恢复名誉,党组织的重建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到1972年末,武汉大约95%的老党员干部已经得到“平反”,他们当中90%以上的人官复原职。文革前的权力分配模式基本上得到恢复。换句话说,在武汉,运动的组织基础基本上被瓦解了。
1971年末,林彪之死对武汉地方政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首先,经查证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一号和二号人物都与林彪集团的阴谋有牵连。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刘丰,作为林彪的“死党”被打倒。武汉市委第二书记张昭剑受到惩罚。尽管湖北省第一书记曾思玉和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方鸣,还能够保住位子,但要接受省委和市委成员的批评。因而,他们的权力地位和威信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以上四个人都是军队领导。随着他们势力的削弱,这两个决策机构里地方官员的势力大增。林彪之死也为提拔基层地方干部铺平了描路。在1972年末,军代表终于奉命从所有地方机关撤出,地方干部因此又恢复了他们失去已久的威信。
其次,前保守派认为林彪和刘丰应对利用武汉事件迫害“百万雄师”负责。尽管从1969年起,前保守派就取得了对前造反派的胜利,侗是,1967年的武汉事件一直没有被正式翻案。只要这个案子得不到纠正,它就始终是前保守派在政治斗争中的软肋。林、刘之死,为他们推动给武汉事件翻案提供了机会。
1972年3月,八位“百万雄师”的领导人被释放出狱,他们从1967年8月起就被监禁。他们被释放后不久,一个非正式的联络系统在“百万雄师”不同级别的头头之间建立。1972年中,武汉事件的两个“首犯”:陈再道将军和钟汉华将军,再次出现在公众场合,并且在别的省担任要职。对前保守派来说,这无疑表明了北京承认武汉事件是一个冤案。因此,他们开始为这个事件的正式翻案对当地政府施加压力。
第三,在过去两年来一直遭受迫害的前造反派从林彪之死看到了一线曙光:情况可能会发生对他们有利的转变。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的突然停止,就是一个好兆头。很快,湖北省革委会领导的“北决扬”专案组被解散。同时,还有传言说,有些省份释放了一直被羁押的造反派。这些表面看来的孤立事件,在一些绝望的造反派眼里,却看作形势可能发生逆转的征兆。
事实上,毛泽东已经批评了曾思玉,说在他的领导下,武汉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错误地迫害了许多无辜者。因此,要求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对武汉所有关于五•一六集团和“北决扬”嫌疑人的案件进行复查。复查从1972年3月持续到1973年2月,并且最终得出结论:在33,659名嫌疑人当中仅有177人被证实曾经加入过“北决扬”,也就是说,大约有95%的案子是毫无根据的。在复查的过程中,一些前造反派密切关注每一个新动向,并且为交换信息开始重建跨单位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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