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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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在1966～1976的十年间，中国人不断地被告知：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然而，本书通过对武汉这个中国城市里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却展示了一幅与之迥然相异的画面。回顾起来，这场运动似乎是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蹒跚而行。从本书描述的头两三年(1966-1968)发生的事件来看，中国当时正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无法驾驭这场运动。甚至在这段动荡时期过后，毛泽东领导的这个政治运动仍不断偏离他所指引的路线。最后，1976年毛泽东尸骨未寒，处于文化大革命核心的激进领导人就被一举抓捕入狱。文化大革命结束没几年，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就被彻底抛弃。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极大的失败。

　　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当代研究集中于精英政治，所论述的问题包括政治阴谋、权力斗争、政策冲突以及某些关键人物的浮沉等。而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人们或明或暗地把毛描绘为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中国人民则被看作他的盲目追随者，或者如同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所说的“真正的信仰者”。毫无疑问，毛泽东的确非常像这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但是，对毛泽东特征的这种表述却会引起一种疑惑：按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论，如果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话，那么这位领袖就可以在其追随者中产生诸如献身、敬畏、崇敬等情绪，尤其是产生盲目信仰的情绪。换句话说，在超凡魅力领袖的真正信仰者的眼中，这位领袖说某件事是对的，那么它就是对的。这种领袖确定目标，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他可以随意改变目标和手段，甚至提出相反的目标和手段，却不会失去人们的支持。然而，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举世公认毛泽东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但为什么他指导的政治过程却总是与他所设想的方向背道而驰，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危机、停滞、挫折和社会变化呢？

　　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角度发生了变化，出版了一些“自下”研究这场史无前例运动的著作。这些研究作品努力透过政治事件的表象，从下层寻求可以解释政治事件的社会因素。其立论基于对从内地到香港的难民的精心采访材料，而受访者多数是来自广州市的极可能具有“中等”或“很差”阶级成分的中学生。这些研究著作的结论都是一致的，都认为远非许多早期作品所假设的那样，参加文革政治事件的人们都是铁板一块；相反，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实际上由于不同的政治利益和社会意识，而被分化成众多完全不同的集团，具有各自不同的目标。这些研究包含了对上面所提问题的回答：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都是理性的行为者，因为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及独立的行动议程，妨碍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上述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于导致1966-1976年期间混乱和波动的社会力量的理解。但是，这些研究却通常具有四个缺点：首先，多数研究以邻近香港的广州市为中心，而广州也许只是一个特例，并不反映普遍规律。其次，多数研究建基于中学生的经历，而中学生至多是政治活动中的边缘角色。第三，多数研究仅仅集中考察1966-1968这三年，而实际上没有考察1969-1976年间的历史。在地域、部门及时间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对这些研究就这一时期政治运动所作的抽象和提炼形成了制约。

　　如果说前三个缺点源于信息的局限性的话，那么第四个缺点则源于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时，不能理解集体行动模式的意义。他们都同意开于文革参与者是“理性的”观点，却不努力探索这种理性的含义。一方面，他们声称这些参与者是理性的行为者，但并不能调和这一看法与以下事实之间的矛盾：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信仰者，因为他们绝对地、心甘情愿地服从毛泽东。超凡魅力领袖的真实信仰者怎么可能是理性的呢？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学者应当面对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他们没有令人信服地回答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提出的尖锐问题。奥尔森认为，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群体的个体成员可能没兴趣对共同事业作出贡献。然而这些研究通常始于确认“造反派”和“保守派”的背景，接着就跳到有关这两派集体行为的结论上去：似乎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便会从事集体行动，以促进共同利益为天经地义的事。拉萨尔•哈丁(Russell Hardin)把这种表述含糊的推断称之为“组合谬误”(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我并不认为，理性的人决不会为推进其共同利益而进行集体行动或一起献身。他们也许会这样做；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包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的确这样做了。但是，这种现象必须得到解释，而不能只是作出假设。

　　本书的研究也运用“自下”的方法进行探讨，但试图对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行为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一一毛泽东失败的终极原因。我打算通过拓宽调查范围、优化分析工具来克服上述四项缺点。本书从三个方面来扩展调查范围：第一，它选取武汉这个位于华中的大城市，作为本书研究的中心。从来没有人系统地考察过这个城市的革命运动。第二，它所关注的不只是中学及大学、工厂、医院、政府机关、文化和科研机构等单位发生的微观政治，还关注城市整体的宏观政治以及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三，本书讨论的不仅是1966-1968年间的派性问题，而且讨论从1969～1976年间的派性，而后者在现有文献中并未得到探讨。比起此前有关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城市政治运动的研究，我这项范围扩展的研究是否更具有代表性，有待大家的评判。

　　更加重要的是探索关于参与者理性假设的意义。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克服“组合谬误”。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对集体行动的兴衰作出理性的阐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对参与者理性地行动的假设提出质疑了。为此，我将用这个绪论及后面十章的篇幅，来阐释亿万中国人参与文革十年集体运动的原因。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尽管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但的确是理性的行为者，他们参与集体行动是由理性的算计所指导的。只要我们能证实这一点，那就容易破解毛泽东超凡魅力失败之谜了。至于真正的信仰者怎么会理性地行动的问题，本书最后一章将试图给予一个理论性的解释。

分析框架

　　即使在今天，也有研究者认为，参与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是没有理性的。在他们看来，这个社会一度发生畸变，每个人都疯狂起来。一位作者说：

　　(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中国人民崇敬自己的领袖，不仅把他视为皇帝，更当成上帝。在毛泽东面前，他们必恭必敬，盲目服从，无比信任。他们向毛泽东表示愿意甚至急于牺牲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判断……他们无比热爱毛泽东，无比热爱党，无比敬畏权威。当他们自己的个人认识同党和毛泽东所说的发生冲突时，多数人不是怀疑党或毛泽东，而是怀疑他们自身。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所具有的独立判断能力可笑地、可怜地、悲剧式地受到极大的摧残。

　　多数参与这场运动的人至今还坚持认为，他们被毛泽东愚弄了、欺骗了，或者说利用了。

　　不可否认，毛泽东是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中国人民接受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这并不能进一步断言，群众没有自己值得追求的愿望。如果我们像马克斯•韦伯那样认为，毛泽东的追随者没有自我利益，只是盲目服从他，那么，我们将在下面各章中所讨论的许多现象就会显得难以解释了。如果人们是不理性的，他们的行为一定是随机的，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然而，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将要表明的那样，文革参与者的行为绝不是随意的、没有规律可循的。恰恰相反，他们的行动是有目的的，那就是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境遇。因此，假设这些参与者是理性的，要比假设他们是非理性的要更现实些。

　　一旦我们以理性来作假设，我们就得直面奥尔森的挑战。在那个时期，千百万中国人热情地参与各种事件，这种现象不应看作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而且要当作一个需要加以分析的复杂对象。我们必须探讨这十年里单个中国人的行为特点与集团政治特点之间的关系，或者用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术语来说，探讨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讲，需要探讨四个关键问题：在什么意义上，参与者是理性的？在什么情况下，理性的个人会参与集体行动？在什么情况下，理性的参与者会撤出集体行动？我们怎样来解释集体非理性？

在什么意义上，参与者是理性的？

　　一般来说，理性地行动是指作出更好的选择，而非作出更差的选择。这个简单的定义包括四个因素：(1)有一批追求某些目标的行为者(既包含个人行为者，也包含机构行为者)；(2)他们面临一些选择方案；(3)他们的偏好是有次序的；(4)在无法控制的环境里，他们选择自己偏好的方案。而环境限制了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迫使他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作出选择。

　　首先，我们必须分清两种关于理性的定义：狭义的理性定义和广义的理性定义。

　　狭义的定义基于四个假设：(1)行为者寻求期望效用的最大化。(2)他们只有利己主义的偏好。(3)他们自觉地进行抉择。(4)只有客观的约束才是行动的直接决定因素。狭义理性定义的优点是，如果我们把解释性变量限制在特定种类的偏好和约束范围内，那么这一理论就会有预测力。而这个狭义定义带来的问题是，它限制得太死，因而无法运用到很多真实的政治问题上，包括文化大革命。

　　为了获得可以恰当地解释现实世界政治现象的理性定义，我们必须考虑来自人们看到的现实中的因素。换句话说，狭义定义所依赖的假设需要作些修改，以使其更具现实性。

　　(1)行为者通常会像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所称的那样，是“容易满足者”，而非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效用最大化作为一种学术问题更有价值，但它并不能真实地描述人类的决策过程。按照赫伯特•西蒙的理论，人们很少企图取得一种精心设计的最优结果。相反，只要他们找到一种能提供可接受结果的方案，他们就常常中止寻求更好的方案。由于探索更好方案的代价是高昂的，所以理性行为者倾向于适可而止，这是不足为怪的。在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如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行为者或是倾向于使蒙受最大损害的风险最小化(最小化策略)，或是使他们可能得到的最小回报最大化(最大化策略)。在这种环境下，因为人们对其决定的后果的了解可能是极其有限和片面的，并且会有很多不可预测的事变及影响，所以与其大胆地去从事可能会被证明是莽撞的冒险事业，倒不如更明智地去脚踏两只船，或者至少要防止重大挫折。”

　　(2)行为者的偏好排序并不是只有一种。这里需要对狭义定义的假设进行两方面的扩展：第一，人们并不只是由经济因素来驱动。对于很多卷入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说，权力、地位、名望、精神收益、自我发展、情感满足等比金钱收益要重要得多。第二，他们的偏好可能不仅要按照自私原则来安排，而且也要按照利他主义、理想主义或其它方面的原则来安排。

　　(3)行为者并不总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目标。人们的行动经常受到下意识或潜意识的动机驱使。事实上，我们多数看似理性的行为并不是有意识的选择。因此，我们没理由期望，所有政治行动和政治决定都出自精心的盘算。换句话说，人们有时可能在自觉的层面上非理性地思考和谈话，同时却在下意识的层面上理性地行动。正如第十二章将要说明的那样，在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多数人身上恰恰表现了这一点。

　　(4)各种制约和机会都可能是解释性变量。外部形势以及决策者的能力，或许会严重地限制一个人的选择范围，又或许会极大地扩展一个人的选择余地。譬如，信息不灵也许会严重妨碍行为者进行战略谋划能力的发挥。不仅会出现信息匮乏的问题，政治行为者可能也会受到其它问题的制约，如资源有限、通讯不畅、知识不足、缺乏认清客观条件并作出周密谋划的能力，以及一系列其它现实生活中的限制性因素。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可能会约束或促进个人的选择。如今受到广泛重视的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有助于解释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同样一组偏好怎样产生不同的结果。

　　被普遍接受的社会行为规范也可能深刻影响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方式。规范可能具有的最大影响，就是其本身要求的行为方式，或者对追求某些目标或寻求达到这些目标手段的选择权加以限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密切关注规范性的限制(例如，“克己奉公”)。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希望避免负面的外部制裁，而且是因为他们自己接受了这些规范。由于存在这些约束因素，远距离观察家所认定的客观上的最佳行动方案，行为者却极少选择。因此，“选择”也就仅仅是“尽力做好你所能做的事”。

　　(5)人类并不总是像冷静的算计者那样行事。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曼库尔•奥尔森、戈登•特劳克(Gordon Tullock)要求人们尽量使用狭义的理性定义。但这些学者也承认一些政治行为是无理性或非理性的。例如，不加批判地接受规范就是无理性的，因为对规范的排斥或修改会使人扩展其选择范围。无理性也可以通过冲动的行为表现出来。例如，除了实用收益(instrumental benefit)以外，人们有时还寻求表现收益(expressive benefit)。有些人也许不把参与政治运动看作是付出“代价”；相反，参与可能会为他们带来蒂博尔•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所称为的“愉悦”，特别是当只要求“一起行动”而不要求“一起贡献”时更是如此。青年人特别是学生比成年人拥有更多可支配的时间，同时他们又相对地缺乏政治经验，这就使他们最有可能受到表现收益的驱动，而成为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之所以毫不犹豫地投身运动之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在人们相当理性的行为中存在的无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并没有使他们成为非理性的人，正如在某些背景下，他们的理性也不能防止他们作出无理性和非理性的举动。明白了这一点，当我们观察到毛泽东的狂热追随者在其单位和地区的派性斗争中也进行理性算计时，并且看到这些理性行为者还作出了很多也许被旁观者当作愚蠢荒唐举动的事实时，就不会感到吃惊了。

　　对理性的狭义定义把最大化和理性算计都当作假设，而我的研究所采用的广义定义则把它们视为变量。换句话说，动机、偏好、思想状况以及约束(机会)都不是“既定的”，而是取决于特殊的环境。理性的广义概念，使我们能够“围绕环境条件来形成理论观点和研究方式”，并决定“在什么条件下最大化和理性计算会以‘纯粹’的形式显示出来，在什么条件下它们以另外的形式出现，在什么状况下它们会失效。”

　　关于理性的广义定义使分析的视野更加宽阔，同时，它又保留了关于理性的狭义定义的基本假设，即人类行为一般都是目标导向的，以大体的理性计算为基础。换言之，借用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的术语来说，政治行为者“在战略上是理性的”，即使他们有时也许会作出无理性和非理性的举动。局部的非理性只有在全局的理性背景下才能被理解。

在什么情况下，理性的个人会参与集体行动？

　　理性的个人只有在消除了以下两个障碍时才会参与社会运动：对参与运动所涉及的风险和对成本的算计。“风险”指的是敌对行动的外部代价。这种代价通常是由政府的反应和镇压所带来的。“成本”指的是以团体方式行动产生的代价，比如组织成本和联络成本等。对风险的担忧构成了“行动”的障碍，而对成本的顾虑则构成了“集体行动”的障碍。

　　政治行为者通常必须遵照通行的游戏规则行事。这些规则限定了游戏成员、许可的行动和这些行动的顺序等。每位游戏成员都熟悉的规则是由国家来实施的。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措施，国家可以使不顺从的行动在与顺从行动相比时，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从而引导人们顺从政府。因此，这种游戏规则实际上使某些理论上可行的行动方案很难付诸于实践。这种制度上的约束是既定的，是行为者所无法控制的。藐视游戏规则的行动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当潜在的行动者面临极可能迅速到来的镇压时，他们倾向于继续等待时机，以避免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但如果风险明显很小，那么很多人也许就会行动起来。

　　换句话说，当人们普遍认为行动是徒劳无益的，或者顶多是没有效果的象征性抗议，特别是这种抗议可能招致强硬政府的严厉打击时，那么政治行为者就没有集体行动或个人行动的动力。因此，出现社会运动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就是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nunity structure)。是否存在这种机会，取决于政府的控制意愿和能力。事实证明，当一国政府的控制能力由于国际冲突或领导人间的不团结而受到削弱，或者当统治者出于某种原因放松对政治舞台的控制，并且容忍甚至鼓励一些以前遭到禁止的行为时，社会运动就容易积聚动力。就文化大革命的例子来讲，这就是毛泽东打开社会控制防洪闸的结果。如果他没有这样做，那么中国社会存在的潜在矛盾也许会持续几十年而不至于演变成公开冲突。况且，正如第三至十一章将要展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包含了许多激进化和去激进化的循环(radicalization deradicalization Cycles)，这种循环的节奏是与毛泽东撤销或重新恢复社会控制机关的决定相吻合的。

　　新的机会可以帮助克服“行动问题”，促使潜在的反对现政权的冲动变为政治行动。但是，没有适宜的环境，任何社会运动都不会自动产生。它首先要求克服“集体行动问题”。

　　当由理性个人组成的团体在提供公益(public good)方面具有共同利益时，就会产生集体行动问题。公益是一种大体来说有利于这个团体所有成员的利益，而不管他们是否对这种提供作出过贡献。革命和社会运动的目标(例如，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消费者保障或公民权利等)就是公益的实例。公益分析与集体行动问题之间的关系症结在于，公益事实上对任何人都具有的开放性，使人们可能搭便车。也就是说，分享别人提供的好处，而自己不用操心费力。如果许多人都来搭便车，那么公益的提供就会产生不足，甚至完全付诸阙如。

　　由于理性的个人都更喜欢搭便车而不是通过集体行动来获得公益，因此我们要分析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解释为什么集体行动仍然会发生。千百万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集体行动显然与人们熟悉的集体行动逻辑相矛盾。怎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奥尔森的预测是，人们倾向于逃避供给公益的代价，或者把这种代价推到别人身上。在研究集体行动的著作中，学者们无数次地试图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即在某种条件下，理性的个人可能会发现合作(而不是搭便车)更符合自己的利益。比起奥尔森最初推测所提出的范围来说，集体行动发生的范围实际上更加宽泛，这是因为奥尔森的预测可以通过以下五个重要考虑来加以充实：目标的性质、行为者的类型、选择性激励、团体的规模和政治企业家。

目标的性质

　　我们可以从两个向度来探讨集体行动目标的类型：一方面，是争取公益还是防止公害(public bad)？另一方面，是追求二元性目标还是追求持续性目标？基于三个理由，防止公害(例如，促使化学工厂迁出小区，抗议歧视某些社会群体的阶级成分制度等)往往比争取公益(例如，号召义务废品回收，或自愿维持社会秩序等)更可能促成集体行动(如果行动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话)：第一，控制公害与提供公益付出代价的方式有所不同。因为公害已经存在，无论是行动还是不行动都要付出代价。即使你选择不参与集体行动来削除这种公害，你也要遭受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更可能愿意合作。第二，即使量一样大小，相对于收益来讲，损失所带来的感觉常常来得更加强烈。换言之，人们常常认为，消除一个坏处带来的收益要比参与所可能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甚至在面临可能的失败而使收益大打折扣时也是如此。第三，如果一个团体面对的公害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那么这个团体的成员就可能产生一种不平等感。对这种不平等感的道义反应，也可能促进集体行动。

　　同样，二元性公益或公害(binarygoods0rbads，例如好的或坏的政治成分)更可能促使人们参与集体行动。因为对于这些公益的提供或这些公害的消除来说，个人的贡献可以起关键作用，决定其能否产生。在这个范畴里的一些公益或公害(例如，参与政治行动的权利或缺少这种权利)还具有另一个重要特性，人们认为，它们的提供或消除，对于实现许多、甚至其它所有目标都是极端重要的。因此，连那些谨小慎微、一般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的人也可能愿意为集体行动付出代价。

　　把这两个观点统一起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面对二元性公害时，人们就比追求其它类型的目标时更有可能参与集体行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的造反动力，是对解除压迫、达到自我解放的欲望一一换句话说，是一种消除二元性公害的欲望。

行为者的类型

　　一些理性学派的理论家假设，团体呈现出对称性。也就是说，团体的所有成员对提供某种公益的兴趣是相同的，对提供既定单位的公益给予同样的价值，也对既定单位的代价给予同样的价值。认为行为者类型相同并且可能互相转换角色的观点尽管对于解释问题有所帮助，但却显然不太合乎现实情况。事实上，人与人之间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参与集体行动的起点(tbesholds)也是各不相同的。由于集体行动具有不确定的前景，所以大多数潜在的积极分子都可能恐惧风险。即使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愿意参与，他们也会采取一种等等看的态度。在决定投身运动之前，他们要观察集体行动是否有可能成功。但有些人参与集体行动的起点极低，或者根本不需要这种起点。对他们来说，参与集体行动也许是一种得益而不是一种代价。他们参加集体行动也许是为了自我实现、觉悟提升、自尊等等。不管怎么说，有些人也许“要比别人更加看重公益，能够从追求公益中得到更多的心理满足”。起点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说明政治积极性展现的方式。由于人们具有不同的起点，所以参与集体行动的次序注定是参差不齐的，而不是步调一致的。那些起点最低的人往往会充当开路先锋的角色。接下来，加入组织或参与事业的人会越来越多。一旦参与者的规模超过一个节点，这时就可能出现赶潮流、随大流的效应。

　　此外，与对称性团体相比，非对称团体集体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在中国，由于学生和落后工人具有相对低的起点，造反派就形成了一个非对称性的团体。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造反运动的庞大规模是逐步形成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选择性激励

　　有着高起点的个人在参与集体行动时，除了获取人人都能得到的公益以外，还需要一些选择性激励或附加的诱惑。由于这些人反正会享受公益，所以就需要选择性激励促使他们共担代价。在提供公益时，人人都是有份的。而选择性激励却不同，这些激励要视个人行为而定。选择性激励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负面激励或惩罚与不合作的行为相联系，而正面激励或奖励则与合作的选择相联系。选择性激励在性质上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社会性的。由于物质奖励最容易被接受，衡量起来也最准确，所以当我们在寻找政治参与背后的动力时，最先找到的通常就是这些东西。从本质上讲，社会性激励产生于希望被称赞、不喜欢受责难的心理。社会性激励通过批评、朋友和伙伴的羞辱等机制发生作用。许多研究表明，在动员人们参与集体行动方面，社会性激励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朋友、同事、工作伙伴或社团成员，对你参与集体行动的要求或无形的压力，常常促使个人对集体行动做出贡献或参与其中。你无法对这些人说“不”，否则就会失去认可、尊重或合作。因此，社会性激励减少了搭便车的诱惑，而增加了在集体行动中合作的吸引力。

　　正如接下来几章将要说明的那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选择性激励的确对人们的参与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成年参与者中起的作用更大。

团体的规模

　　小团体要比大团体更可能具有克服集体行动问题的能力。在大的团体里，个人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看不出明显的效果；而小的团体则不然，它们具有五个优点。第一，小团体更可能具有一种特性，即它至少包含这样一位成员，他从增加了的公益提供中得到了非常多的收益，以至于他愿意单方面承担所有的代价。第二，即使小团体不具有这种特性，其单个成员也可能对公益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第三，当紧迫的、高度本地性问题促使他们动员起来后，这种团体的成员具有一种要争取迅速而实在收益的强烈动力。第四，由于这种团体的成员已经互相熟悉，就更容易相互监督各自的行为。搭便车的人就容易被识别出来，其它人就会迫使他或她尽自己的职责。最后，小团体的组织成本要比大团体更低。小团体的决策更容易得到协调，更可能具有相互依赖性。团体成员可以更方便地互相传达信息，更容易达成互利的合作协议，也可以用相对低的代价来实施社会制裁。

　　如果大的团体具有一种联盟式结构(federated structure)，而这种结构能够通过众多更小的地方分支来动员支持的话，那么它就可能成功地提供公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中国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具有这样一种联盟式结构。

政治企业家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群众运动来说，仅靠选择性激励和联盟式结构本身并不能解决集体行动问题。要解决问题，就需要有人愿意提供和操作这两种机制。这便是政治企业家扮演的角色。这些政治企业家愿意付出对大众进行动员和协调的代价，以换取个人收益，如权力、声望或者来自集体行动得益里应得的一份。政治企业家的任务就是让其它人去做他们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这个目标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

　　运动的发动者可以运用其组织才能来建立组织。例如，通过提供负面或正面的选择性激励，他们可以引诱或强迫其它人参与集体行动。他们也可以通过把大的目标分解成许多具有重要起点的步骤，来扩大参加运动的成员的数目。要成功地推进全市规模或全国规模的运动，就要首先解决好地方或更小范围的集体行动问题，迅速取得看得见的收益。

　　政治企业家也许还可以不使用威胁或利诱就能够让其它人参与行动。他们可以通过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所称的“劝说”来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劝说是就以下问题提供信息和见解：方案的性质是什么、人们要承受多大代价和能够获得多少收益，采取不同行动方针的可能后果是什么，其它人的态度和信仰是什么，等等。如果运动领导人能够使人们相信：他们的努力会彻底改变现状，其它所有人都正在加入，而别人的行动要依赖于他们的贡献情况，那么这些领导人就能够发起大的集体行动。通过改变人们的期望和信仰，并给这个团体增加资源，政治企业家也许会使团体的努力更加富于成效，因而有助于解决或消除潜在团体中存在的集体行动问题。

　　为什么有些人愿意冒发动运动的高度风险，并愿意承担巨大的组织激活代价？一种回答是，政治企业家已经考虑了自身的利益：他们之所以建立和扩大组织，并努力为相关团体提供集体收益，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前程将由这些组织的规模和扩张而得到提升。对他们来说，安排对集体收益的提供就是一种投资，就像其它类型的投资一样，虽然面临一些风险，但可以预期这种投资是有利可图的。他们得到的回报就是对其政治生涯的奖励。此外，政治企业家也许是那种乐于为他人服务的利他主义者。

　　个人生涯激励似乎更适合于解释已经成立了一段时期的组织，而不是刚产生的组织；而利他主义和低的参与起点则更有助于说明运动发动者的崛起。显然，利他主义和不同的参与起点与狭义的自我利益假设不相吻合。然而，在现实世界里，超理性的考虑的确推动人们参与集体行动。这种例子包括：宗教、自我惩处(比如内疚、失去自尊等，它们是由未能遵守规范、未达到自己的理想或者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等引起的)、道义动机、利他主义动机、表现性动机、通过参与实现自我发展的要求以及无知和误解等。也许需要这样的超理性因素来促成合作，“至少也要把它当作酵母拌到正在加紧酝酿的理性主义行动中去”。

　　埃尔斯特(Elster)是这样劝告我们的：“在试图解释个人参与集体行动问题时，你应当以逻辑上最简单的动机类型作起点：理性行为、自私行为、结果导向行为。如果证明这些东西还不足以解释我们观察的现象，我们就必须引入更复杂的类型，或是单个引入，或是结合起来引入。”下面各章将遵循这个思维路线。

　　除了政治企业家以外，如同我们将要在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案例看到的那样，也许还有政治先锋(political forerunners)。政治先锋在其它人之前就参与了集体行动，因为他们具有更低的参与起点。他们对开放性公益作出的贡献，也会有力地促使其它人这样做。我们知道，多数集体行动都存在一定形式的有条件合作，因为只有当其它人都进行合作时，个人才来合作。政治先锋出现后，就提供了一个“起动器”，它能够向前推进其它人的有条件合作。有些政治先锋可能在以后转变为政治企业家，但多数不会或不能进行这种转变。毕竟政治企业家要雄心勃勃，善于演说，并且富于冒险精神。他们也要具备进行人类交往和组织的才能，以便为潜在的积极分子提供进行集体行动和组织建设的信号和刺激。具备这些领导素质的先锋并不多。而按照定义，所有的政治企业家当然都是政治先锋。

在什么情况下，理性参与者会撤出集体行动？

　　参加社会运动的人心里总会怀有一些目标。除了团体目标以外，那些站在运动前沿的人可能会追求富有吸引力的政治地位。但是，这些给予领导者的回报，普通成员向来都是得不到的，领导阶层通常不会为他们提供其它补偿。

　　如果运动获得成功，领导者可能会赢得专职席位(比如成为革命委员会成员)，以作为对他们的奖励；但在普通成员看来，此时积极参与政治运动的收益已开始递减。许多忠诚分子从继续进行的集体行动中得不到多少收获。由于普通成员感到他们已经得到了很多期望的收益，因此并不看重剩下的要求。换句话说，进一步集体行动的边际效益开始减少。很多人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其它人可以做收尾工作。因此，许多积极分子会退出运动。在第八章中我们将会看到，1967年夏，武汉造反派在战胜保守派之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相反，如果运动没有带来参与者所设想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团体目标没有达到，或只是以极高昂的代价实现，那么普通成员就可能感到失望。当他们的劳动果实没有达到期望要求时，他们也可能中止参与而退出运动。撤离过程也正像动员过程一样，在这一期间也会出现赶潮流、随大流的效应。运动领导者也会感到沮丧，但他们在这项事业作出的巨大投资却使其更难于急流勇退。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汉的造反势力经历了许多高潮和低潮。当他们处于低潮时，很多先前的积极分子变得灰心丧气，他们不再参与后来的集体行动。当造反派看来恢复了以前的阵地时，一些逃兵又重新加入到造反队伍中来。如同第七至十一章将要说明的那样，虽然这些人同情过去的同志，但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再参加派性斗争。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个人对集体行动价值的考虑都起着决定作用。到1976年为止，武汉的造反势力已经萎缩得只剩下一个架子，主要由各级的运动领导者组成。总之，满足和失望都会导致运动的消亡。无论造反派是处于退潮还是高潮状态，有些积极分子都倾向于脱离造反队伍。当派性斗争似乎处于势均力敌状态时，运动的联盟式结构最能推动人们加入行动。

我们怎样来解释集体非理性？

　　人们有一个共同看法，即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中国人都发了疯。我们如何解释人们行为中明显的疯狂性呢？对于这种集体非理性现象的一种解释是，人们行为的总和反映了单个人行为的特性。换句话说，“他们发了疯”是因为“他发了疯，她发了疯，每个人都发了疯”。但是，人们行为的总和并不必然是单个人行动的平均。相反，它也许带有集体的某些特点。理性个人的偏好或行动加在一起却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果，这并不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现象。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提出，一致的个人偏好的总和也许会产生一种不一致的集体偏好安排。曼库尔•奥尔森认为，单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可能会导致集体对自我利益的损害。进一步讲，我们经常会发现，本来有理性的人却会违心地参与他们自己绝不会发起的团体行动。因此，人们之间的互动常常会导致出现单个人既不打算也没有必要意识到的总体结果。这种结果有时在单个人的层面上是不会出现的。换言之，理性的人并不总是产生理性的结果。这一观点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即我们可以下结论说，理性行为者模式可以解释集体非理性。你不必疯狂到采取疯狂行动的程度。完全理性的人一起行动时往往会做出一些蠢事。理性行为者模式在解释为什么每件事都出了问题时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社会活动的结局也许并不是由行为者个体的主观意图来决定的，而是由他们的行动来决定的。比起基于个人疯狂性产生群体疯狂性的模式，这一模式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群众行为提供了一种更好的解释。

理性选择模式的优点和局限

　　本书试图运用理性选择方法来解释1966-1976年间武汉的群众行为。但是，运用这个方法时需要加上两个条件：

　　第一，在本书的研究中，分析的简洁性让位于现实主义。很多分析家指出，以几个严格理性假设作基础的模式可以产生精致的假说，对行为提供一种简洁的解释。诚然，理性选择方法最受称道的优点是在进行理论建构时表现出的极大优雅性和简洁性。然而，受到高度赞美的优雅性和简洁性却只是在抽象意义上具有吸引力。当把基础狭窄的理性选择方法应用到现实政治冲突的喧闹世界中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这种方法常常缺乏具体性和准确性。所以，你必须决定是否希望以缺乏说服力的代价来换取一个精致的理论分析框架，想要花巨大的代价来取得一点微小的成果。由于历史决不可能从理论中演绎出来，所以在研究政治现象时应当把现实主义放在首位，简洁只能放在次要位置上。

　　在运用理性选择方法时，本书纯粹是从阐释的角度着眼，仅仅把它当作一种解释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行为的便捷方法。本章从狭义的理性概念出发，然后逐步引入某些现实主义因素，以便增强解释力。对最简约的理性主义假设作宽松化处理，也许会损害像奥尔森这类学者主张的纯粹理性方法的分析严密陆。但是，这种修改可以使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更有意义的解释。

　　第二，本书反对认为理性选择方法能够解释一切现象的观点。事实上，没有哪一种抽象的模式是万能的。所以，当我们运用理性选择方法或任何其它有关方法时，应该认识到它的局限性，并且把它与其它模式结合起来使用。

　　纯粹理性主义模式存在很多漏洞。例如，在任何理性选择模式中，偏好和约束都是最重要的两个独立变量。但是，在理性选择的框架里却没有回答这两个问题：偏好是怎样产生的？约束源自哪里？当不得不作出解释时，理性选择理论只是笼统地把人们的偏好看作是外生的。正如黛布拉•弗里德曼（Debra Friedman)和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所指出的那样，“理性选择理论闭口不谈(人们的)偏好是什么和它们来自哪里”。与之类似，理性选择理论也把约束(机会)视为外来事物。

　　如果我们想解释偏好的形成和变化及约束(或机会)的出现(或消失)，那么我们就需要求助于结构主义分析。结构主义理论坚持认为，结构状况很重要，因为只有这些条件才能帮助我们理解，在特定时间里，特定范围的人们怎样得到特定系列的选择。结构条件具有自身的动力，不受必须生活在这些条件下的人们的利益考虑的影响。理性选择思维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显然，结构主义和个人本位政治理论之间并不必然是不兼容的。结构主义理论可以在解释某些结果时发挥更好的作用，而理性选择理论则在解释另外一些结果时也许更适用。换句话说，理性模式与其它方法结合起来运用才能收到最佳效果。只有当理性选择方法与其它方法中包含的概念和理论结合使用时，它才能获得真正的解释力。

　　本书的研究并不想裁剪现实世界以适应一种抽象的模式，而要运用理性选择方法以及来自其它方法的分析工具。如果我们想对文化大革命这样复杂的历史现象取得有根有据的理解，那么就很需要有意采用一下折衷主义。第二章将表明，对文化大革命前十几年中国社会的结构主义阐述，是对十年动乱年代群众行为理性主义分析的补充。

　　文化大革命为研究集体行动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为了理解集体行动，我们不仅需要进行理论抽象，而且要像哈丁所提出的那样，“进行连人类学家都会感到厌烦的精细观察，注意区分连语言学家都会感到头疼的细微差别”。理性选择理论家常常采纳经济学家将事实程序化的诱人观点。这种对真实事件过度简化的考察对于建构抽象模型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些真实事件却往往受到高度歪曲。当然，“事实”绝不会自我说明，然而对行为者在真实形势下的行为做认真细致的研究却也是无可替代的。对规律性现象的细致观察，或者如克利夫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对于促进我们以理性视角理解政治行动，至少与推理的方法一样重要。

　　基于这个原因，本书并不想在读者面前炫示成套的抽象模型及其应用。相反，本书将通过真实事件来揭示理性选择政治理论的优点和缺点。本章提出的思想和理论将被自觉地应用到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行为的探讨上面，但会尽最大限度地减少专业术语。

方法论

　　为了透彻地考察这里要讨论的各种问题，本书采用了编年体论述框架。通过整合社会政治分析与历史叙述，本书试图再现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历史以及于运动中在该市建立的各种政治团体的兴衰模式。显然，局部决不可能充分反映整体。所以，这部书并不奢求完美的代表性。然而，在武汉展开的文化大革命的确能展示一些有代表性的特点：如在运动中的节奏、派性的泛滥，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分野、派性暴力、运动后期的政治冷淡以及在许多其它方面中存在的有代表性的特点。

　　而且从一些方面看，发生在武汉的文化大革命要比在北京、上海或广州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更典型地反映这一时期文革群众运动的特点。强而有力的中央干预，扭曲了北京和上海派性的模式，以至于北京的工人运动很不发达，而上海的工人运动超过了学生运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在其它省份通常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广州的运动偏离了一般的模式，因为在武汉1967年7月事件(参见第八章)之后，各地几乎所有的保守力量都被驱散，唯独广州是个例外，保守力量继续存在。这是由于他们得到了当地军事首长黄永胜的保护，而黄恰好有当时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林彪撑腰。基于这些理由，即使武汉不能提供一个全国文革的真实缩影，但对这一城市的个案研究却有益于了解文化大革命时期派性的一些共同特点。这些特点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个案中也许是难于观察到的。

　　虽然本书是按年代顺序安排的，但每一章除了叙述特定时期内发生的事件之外，还特别关注一些集体行动的理论问题，比如机会结构的重要性、选择性激励的分量、对立团体的形式、政治企业家的作用、联合的形成、积极分子退出的时机与原因、无政府与暴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它一些问题。为了理解这一时代派性产生的根源，第二章考察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分歧现象。第三章探讨了政治机会的重要性。在文革开始的头几个月里，人们原有的行为模式变化不大，因为游戏规则在那段时间里还没有出现大的变化。此外，反政府行动所包含的高度风险也使潜在的造反分子不敢浮出水面。第四章从相反的角度评估了政治机会的重要性。当毛泽东在1966年秋逐步打破现存的权威结构时，就极大地降低了参与行动所包含的风险。一些政治先锋很快变成政治企业家。经过他们的努力，造反势力被逐渐动员起来。第五章分析了运动期间群众组织的构成，并指出派性分歧是文化大革命前社会结构冲突的必然产物。这一章还解释了众多中国人积极参与集体行动的原因。

　　第六章和第七章考察了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冲突模式，第八章和第九章则考察了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冲突模式。这几章所探讨的问题是：无政府的含义、联合的形成、对立组织之间的暴力以及派性激进主义的兴衰。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考察了以后几年，即1969—1976年间的派性。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文献中，对这几年派性的研究至今几乎还是空白。这两章探讨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派性与其前期派性之间的相似和不同之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当大多数以前的派性斗士冷静下来之时，少数人仍然积极地进行派性斗争。

　　在第二至十一章中，我试图阐明以下三个观点：

　　(1)虽然毛泽东是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但他领导的政治过程却总是偏离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选择的“正确路线”。

　　(2)运动的参与者虽然都是毛泽东真正的信仰者，但他们参与或者撤出集体行动却主要基于他们对个人回报的理性算计。因此，对代价和收益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真正信仰者参与运动的程度和方式。

　　(3)正是参与者在个人和集体行动中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迫使毛泽东在运动的每一转折关头都把精力转到紧急纠偏上来。当文化大革命这只怪物长得过于庞大时，毛泽东发现他自己既无力指挥它，也没办法把它塞回魔瓶中去。文化大革命这场由举世公认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所导演的戏剧，就只好以巨大的失败而告终。

　　前十一章所要阐明的是这十年运动的参与者的确是在理性地行动，而第十二章则开始解释毛泽东真诚的信仰者如何能同时成为理性行为者。这种解释只能通过理论思维来得出，而不能仅靠经验的质疑来发现。本书最后一章驳斥了韦伯关于超凡魅力与非理性密切关联的假设。我认为，韦伯超凡魅力理论的致命缺点在于忽视了魅力关系中的感知维度。我们一旦认识到感知方面的存在，那么这场历史戏剧中的行为者就无任何神秘可言了。尽管他们在感性方面深深地依赖毛泽东，但他们的行动却主要出于自我利益考虑，按照自己的议程进行。

　　因此，毛泽东超凡魅力的失败，也就不再是一个神秘的事实了。从这个案例研究获得的领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从一般意义上理解超凡魅力现象。韦伯把超凡魅力当成杰出人物特性的理论，使这个概念陷入混乱的泥潭，妨碍了经验性研究。最近的研究试图通过重新定义超凡魅力，把它看作一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超凡魅力关系仍然被视为这样一种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追随者会执行领袖发出的任何指示，而不考虑指示的正确与否”。这种新定义没有认识到追随者的理性，所以就不容许超凡魅力失败，而这与文化大革命的案例是矛盾的。忽视超凡魅力关系中的感知维度，正是这个定义的错误根源。本书的研究表明，一位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之所以会遭到灾难性的失败，正是因为真正的信仰者可以理性地行动。

　　本研究使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六个方面：我自己对那些岁月的回忆；我的日记和在那十年里与朋友的个人通信；全国性和地方的公开出版物；1966—1969年间群众组织主办的全国性和地方报纸；当地档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则是采访数据。1986年，我在武汉进行实地调研。由于那一年存在自由的气氛，我得以接触武汉档案馆中收藏的武汉市教育局的档案，看到了武汉市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藏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当地小报。我还采访了来自各行各业的85个人。从这些采访中，我了解了参与者的动机、参加集体行动的程度、他们的行为模式以及进入和撤出的时机。我的一些被采访者曾经是那场运动期间武汉市的著名派别领导人。他们的证词的特殊价值在于，使我能够在基层政治和城市及更高一级政治之间建立起联系。这些资料互相补充。我用当时的档案和报纸的记述，核对了受访者的回忆和印象。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3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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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分歧的根源，1949—1966年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爆发不能不经历一个酝酿的过程。1966-1976年十年间发生的事情，源于此前十七年的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出现的紧张关系。更具体地说，十年文革中发生的派性斗争，植根于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存在着的社会分歧（social cleavage）。不了解这些社会冲突，文化大革命的派性战争就似乎是无意义的和不可理解的。为什么千百万中国人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是什么力量把看起来团结统一的国家变成了战场？为什么一些人成为攻击现政权的造反派，而另外一些人反对造反派以维护现状？为什么有些人在这狂热的十年中宁愿逃避政治运动？仅仅考察政治行为者在这一时期做了什么以及没做什么，是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只有通过考察1960年代中期以前的社会权力结构以及各个社会集团在这种结构中的地位，我们才能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所以，对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会进行结构主义分析，对于理解此后运动参与者行动偏好的根源，就是一个必需的前奏。
　　
　　在我们开始考察前存（pre-existing）的社会分歧之前，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武汉这个城市。
　　
　　武汉是华中最大的都市。长江这条中国最大的水路动脉，在武汉与另一条大河汉水（亦称汉江）交汇。横贯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一一京广铁路穿过这个城市。从前这里是三个城市，即汉口、汉阳和武昌，而后来三城统称武汉。汉口坐落在汉水河口的长江北岸；汉阳隔汉水与汉口相望；在两江交汇口不远的长江南侧，就是武昌。1950年，这三个城市合并成一个城市。
　　
　　地理位置上无与伦比的优越地位，使武汉从19世纪中叶起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和工业中心。1949年以后，这个城市继续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十七年间，武汉建设了几十个大型企业和几百个中小型工厂。1966年，武汉的人口增长到250万。
　　
　　武汉也一直是一个政治中心。1911年在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国民党一度把中央政府设在汉口。1949-1954年，武汉是中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1954年，武汉成为湖北省的首府。省市政府都在武汉，其中省政府设在武昌，市政府设在汉口。1980年代中期以前，武汉也是武汉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武汉军区管辖驻扎在湖北和河南两省的部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十七年里，当地领导层相当稳定。1950年代中期上任的当地领导人，1966年仍然在武汉掌权。
　　
　　1966年，这个三位一体的城市分成六个行政区，每个区都有其明显的特征。江汉区地处汉口中心，基本上是个商业区，只有一些小型的传统工业。汉口的工业集中在江岸区和硚口区。汉阳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区，只有很少的商业设施，几乎没有文化机构或高等院校。大多数学院、大学、科研机构和文学艺术组织等大规模的现代行业，都设在武昌。青山区在武昌区以东，距离它约二十公里远，主要有两个巨型企业：武汉钢铁公司和第一冶金建设公司。
　　
　　武汉市的居民类型在各区都不相同：硚口、汉阳和青山区主要居住着产业工人；江汉区主要居住着非无产阶级劳动者、非知识分子“中等阶级”和从前的资本家；武昌区主要居住着知识分子和在省政府、武汉军区工作的文职及军队人员；江岸区则各类人等杂居。
　　
　　文化大革命前的武汉像其它中国城市一样，也呈现着三种社会分歧。
　　
　　*译者注：现在武汉市辖七个城区、六个郊区。七个城区为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六个郊区为蔡甸区、江夏区、东西湖区、汉南区、新洲区和黄陂区。
　　
干部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分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私有制虽然在中国已被取消，但国有制并没有赋予所有公民享有和处理财产的平等权利。劳动分工的等级结构仍然完整地保留下来。在劳动的经济分工中，一些人担负了计划和指挥他人工作的创造性任务，而多数人则不得不去干知识要求更低、更加平凡的活。
　　
　　1957年，就在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出版其《新阶级》的同一年，北京航空学院助教周大觉独立地提出了新阶级理论。周认为，生产资料国有制在中国只存在于名义上。实际上，生产资料却掌握在少数个人手里。这些人不直接从事生产活动，却在生产组织体系中占据领导地位，成为生产资料的管理者。正因为他们控制了生产过程，于是就获得了经济优势。周的结论是，这些人构成了脱离人民大众的领导者阶级，领导者与大众之间的矛盾就是一种阶级斗争。
　　
　　就那些当权派所占据的地位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普通工人相距存在的差距而言，在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里的确出现了两个基本阶级：干部阶级和工人阶级。由于他们处在社会生产的不同地位，因此这两个阶级之间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被干部阶级内部和工人阶级内部的冲突所掩盖。
　　
干部阶级内部的分歧

　　
　　干部阶级由三类具有不同特点的干部组成：党政干部、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党政干部包括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工会和妇联官员；各单位的政工、宣传、人事管理和保卫人员。他们履行至关重要的思想、政治、组织和镇压职能。行政管理干部从事生产和再生产的管理工作，比如各级经理，负责会计、账目、供应和分配和福利等事务的负责人。技术干部拥有知识和技能，对于促进政府目标的实现能够起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凭借自己的知识，能够影响甚至否定其它两类干部作出的决定。这类干部包括企业里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教育和科研机关里的教师和科学家，以及医生、记者、艺术家等等。
　　
　　在这些各不相同的干部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内在区别。党政干部，特别是那些中下级干部一般出身于工人阶级或贫农，很少受过正规教育；而多数专业干部则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受过较好的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包含了高低两种出身的人。不同的社会出身和经历必然容易引发矛盾。
　　
　　共产主义制度形成初期具有一个特色，那就是精英的二元化（elite dualism）。如果中国拥有一大批不仅政治可靠而且专业很强的干部，那么这种冲突也许就根本不会出现。但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时面临着一种两难境地：多数革命干部没有受过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训练，而受过这些训练的人却往往出身于中等或上等阶级家庭。人们认为后者对新政权的目标、价值观和纲领并不完全赞同。由于兼备政治可靠和技术内行的人很少，所以中国不得不在按照政治可靠性标准提拔一批干部的同时，又任用具备技术专长的另外一些人。
　　
　　人民共和国真诚地努力提高人民的社会地位，让他们从受压迫者转变为统治者。1949年5月中国共产党解放武汉以后，派了大约6000-8000名人民解放军官兵和其它革命积极分子来接管城市，他们的头衔叫作“军代表”。差不多每一个企业和政府机关都派了军代表。他们在每个单位都担当了领导的角色。以后当政治形势稳定时，大多数军代表都被正式任命为相应单位的党委书记或主要负责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很多单位的领导干部仍然是从前的军代表。
　　
　　老资格的共产党干部数量毕竟有限，单靠他们显然不足以填满所有权力空位。因此，大批工农积极分子被放到一些政府和企业的岗位上。特别是在1952年大规模工业建设计划实施后，体力劳动工人向管理岗位转移的步伐大大加快。到1957年为止，1949年前入党的老干部只占当时武汉干部总数的11％；另外89％是新干部。大规模的提拔促成了一种高度而长期的社会地位变动，使许多出身卑微的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为准备让出身卑微的人担任领导职位，新政权努力创造一个新的无产阶级知识阶层。1950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223所特别干部培训学校。进入这些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年青有为的基层干部，培训是提拔他们到更重要岗位上之前的一个必要阶梯。光是1956年一年，就有15，958名学生从这些学校毕业。此外，还开办了87所工农速成中学。多数速成中学附属于现有的大专院校，这些速成中学的学生毕业后又往往被这些大专院校招收为正规或特殊大学生。据估计，在1950-1957年间，大约有10万名男女接受了这种培训学习。
　　
　　尽管做了这些努力，干部的总体教育水平仍然不高。1958年，在中国的中高级干部中，有50％没有接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低级干部的教育程度更差，只有11％的人达到中学或中学以上的教育程度。由于党要求迅速发展经济、实现科技现代化，因此专家的技能更显得重要。党不得不向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人作些让步。
　　
　　建国初期，鉴于稳定社会和维持基本运转的急迫需要，新政权不得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依赖国民党政府的前行政管理和技术人员。解放一年后，有一个调查显示，超过50％的武汉干部是留用的国民党官员。
　　
　　新政府也极其重视从前的资本家的管理技能。1956年将私营工商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时，政府答应要为所有以前的资本家分配与其才能相适应的工作。当时在武汉有13,388名从前的私营股东，其中有6,480人被划为资本家。所有资本家都得到了工作，其中有许多人在新组建的公私合营企业里成为行政干部、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参见表2.1）。在有些行业里，管理层内从前资本家的人数超过了革命干部。例如，在武汉的四个主要行业（建筑机械、纺织、轻工业和手工业）的374个企业的638名经理、副经理中，有444人是从前的资本家，占总数的69.6％。其它194个管理职位由共产党的老干部和新提拔的工人担任，但他们只占总数的30.4％。
　　
　　随着更多工人被提拔到管理岗位上，从前资本家在管理层所占的百分比开始下降。但是，1956年走上管理岗位的多数前资本家在1966年仍然担任这种职务。
　　
　　技术干部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知识分子。1960年代以前，知识分子在中国只是一个很小的阶层。在1956年的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6.5亿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384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大部分知识分子出身于以前的特权阶级。直到1966年，在武汉中学里只有24.8％的党委书记和校长、19.4％的教师出身于工人或农民家庭；其余都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在小学里，出身的分布情况更加不正常：在所有教职员工（包括党的书记、校长和教师）里，只有19.8％的人出身良好。无论党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多么不可靠，他们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几年里始终占据了多数的技术性、专业性和学术性岗位。因为，其它阶层的人还没有拥有他们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知识分子的不可替代性，就使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比新政权与留用的国民党官员和前资本家的关系更难处理。有时（1956年和1962年初），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在另外一些时期（1958年和1962年末）里，党却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贬斥为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1965年，毛泽东会见访华的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在同法国客人讨论革命的命运时，毛断言，知识分子在中国新修正主义阶层中占了很大比重，所以对于中国革命来讲他们是最危险的一个集团。
　　
　　但是，新政权要完成培训出既在技术上熟练又在政治上可靠的新一代专家，十七年（1949-1966）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这样一来，政府不得不暂时允许充分任用现存的专家资源。
　　
　　*译者注：马尔罗时任法国国务部长。1965年8月作为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访华。毛泽东于8月3日会见马尔罗时，后者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回答说：“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这些是旧地主、旧富农、旧资本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子女。”
　　
　　表2.1 1956年对从前资本家的安置
　　
　　从前的出身状况　　　　新的岗位　　　　　　人数
　　
　　上层资产阶级　　　　　副省长　　　　　　　1
　　　　　　　　　　　　　副市长　　　　　　　1
　　　　　　　　　　　　　省局副局长　　　　　3
　　　　　　　　　　　　　市政协副主席　　　　1
　　　　　　　　　　　　　市局副局长　　　　　5
　　　　　　　　　　　　　省或市局顾问　　　　6
　　　　　　　　　　　　　副区长　　　　　　　4
　　　　　　　　　　　　　合计　　　　　　　　21
　　
　　工业资本家　　　　　　董事会成员　　　　　12
　　　　　　　　　　　　　大公司经理或副经理　14
　　　　　　　　　　　　　大公司部门负责人　　9
　　　　　　　　　　　　　工厂厂长或副厂长　　532
　　　　　　　　　　　　　工厂科室负责人　　　282
　　　　　　　　　　　　　技术员　　　　　　　40
　　　　　　　　　　　　　普通人员　　　　　　1,839
　　　　　　　　　　　　　合计　　　　　　　　2,728
　　
　　商业资本家区　　　　　商业局副局长　　　　6
　　　　　　　　　　　　　大公司经理或副经理　17
　　　　　　　　　　　　　大公司部门负责人　　14
　　　　　　　　　　　　　区商店经理或副经理　42
　　　　　　　　　　　　　商店经理或副经理　　1,274
　　　　　　　　　　　　　商店部门负责人　　　84
　　　　　　　　　　　　　公司顾问　　　　　　10
　　　　　　　　　　　　　董事会成员　　　　　24
　　　　　　　　　　　　　技术员　　　　　　　2
　　　　　　　　　　　　　普通人员　　　　　　2,258
　　　　　　　　　　　　　合计　　　　　　　　3,731
　　
　　资料来源：武汉党史研究室：《中共武汉地方党史》，页272—273。
　　
　　上面的讨论应能使大家清楚地看到，在196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干部阶级是由两种类型的精英组成：新的政治精英和老的专业精英。这两个集团在社会出身、受正规教育程度及功能上都大相径庭。由于他们是从阶级背景迥异的人中选拔出来的，又天天都在权力、地位和收入等方面的分配上进行竞争，所以紧张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论述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著作中，人们常常很看重韦伯的社会排斥论（notion of social closure）。社会排斥是指一种过程，即社会团体通过把竞争者排斥在得到报酬和机会的大门之外，从而使自己的报酬最大化的过程。这就需要找出某些可识别的社会或物质的特征作为排斥的基础。在韦伯看来，实际上任何一种集团特征都可以被用来“垄断具体的（通常是经济的）机会”。每一个集团都自然地倾向于采用那些与自身特殊和内在性质吻合的标准。
　　
　　为了使自己对权力和特权的要求合法化，无论是新的还是老的精英都把社会排斥作为一种策略。专业干部认为，凭着他们的技能或教育，他们最有资格占据一切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岗位。所以，他们渴望从那些他们认为缺乏治国技术和道德素质的人手中夺取政治权力。
　　
　　在19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期间，这种要求得到了充分的表达。留用的国民党官员、从前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就对老资格党员在政府和经济部门占据优越地位极为不满，看不起这些文化水平极低的党政干部。对他们来说，外行领导内行是行不通的。“百花齐放运动”为他们提供了表达其不满情绪的机会。从前的资本家提出，国家应当把它的代表从公私合营企业中撤出去，因为他们认为革命干部和新提拔的工人由于教育程度和经验不足，而没能力管理经济。即便国家不让步，他们至少希望国家干部只发挥政治方面的作用，而让企业从前的所有者来管理日常业务。
　　
　　知识分子讥笑老资格的革命干部和工农出身的干部是“阶级斗争专家”。在他们看来，中国真正需要的是“经济建设专家”。因此，有必要改变现存的干部组成和任用政策。任用干部的主要标准应当是才而不是德。由于很多党政干部没有多少才能，所以武汉的一个“右派”建议：
　　
　　至少10-30％的党员应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
　　
　　有人还提议，应当引入公务员考核制度，应当给予所有人竞争干部岗位的平等权利，而不论其家庭出身如何。
　　
　　前国民党军官和行政官员也趁机发泄他们的不满。他们抱怨说，有些在1949年向人民解放军投诚的高级军官在武汉一直没有工作做。他们认为，让那些具有很高才能的人失去工作机会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不明智的。所有这些批评都表达了这样一种要求，即应当对权力进行再分配，应当改变有利于非专业干部的社会和经济机会封闭状况。
　　
　　老精英的进攻激起了被攻击者的强烈反应。党政干部用他们自己的社会排斥策略来反击专业干部对社会封闭的挑战。党政干部的确缺乏知识和技能。但是，他们却拥有专业干部所没有的资产，即他们贫寒而“革命的”出身。因此，阶级划分可以用作解除专业干部竞争力的武器。
　　
　　1949年以后，中国对所有公民都进行了阶级划分。在农村地区，基于土地改革前经济状况的阶级划分，就被当作重新分配财产的依据。城市没有像农村那样的土地改革。城市里的阶级是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副产品。这些政治运动包括劳保登记运动（1951-1954）、肃反运动（1955-1956）、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6）、和反右运动（1957-1958）。到1958年为止，各行各业的城市居民都有了具体的阶级划分，如资本家、工人、城市贫民、自由职业者（如商贩、小手工业者和其它小资产所有者）和职员（包括专业人士及其它知识分子）。除了这些经济划分以外，还有针对特殊人群的政治称号：既有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和革命干部等政治称号，也有反面的政治称号如反革命、右派和坏分子等。
　　
　　最初，政府并不期望阶级划分在日常生活中会起巨大作用。按照1950年政务院颁发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地主在土地改革五年后，如果他们参加生产劳动、遵纪守法，就可以改变其阶级成分。对于富农也有类似的政策，即三年后可以改变其成分。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1956年为止，很多地主和富农已经改变了这种阶级成分。当时认为，私营企业主只是在拿红利的七年里才是资本家。1956年，党甚至通过修改入党程序来降低阶级成分的重要性。按照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旧党章，非无产阶级申请人必须由四名党员来推荐。其介绍人必须有很长的党龄，其预备期要比出身无产阶级的申请人更长。而八大通过的党章对所有申请人的入党程序都作了统一规定，表明阶级成分在中国社会正失去其重要意义。
　　
　　老精英在“百花齐放运动”中的进攻，引起了党的警觉。阶级成分是右派猛烈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同时，显然大批右派出身不好。党由此认为，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和／或个人阶级状况，对其政治观点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所以，阶级背景需要进一步强调，而不是轻视之。
　　
　　各级党的干部发现，强调阶级党学恰好符合他们的集团利益。前国民党军事和行政官员、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无疑受过的教育训练程度最高，因而最有资格去管理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事务。同他们相比，革命干部在才的方面显然居于劣势。只有制定一套不同的规则，新精英才有可能战胜老精英。因此，他们全心全意地拥护重视德且用阶级成分作为衡量德的主要标准的政策。按照阶级标签（成分）对人进行的排序，创造了报酬和机会的分配结构。这种分配结构确保了革命干部的统治地位。缺乏才能的新精英也许可以继续利用老精英的技能，但老精英关于按照专业才能安排领导职位的要求却不合法了。按照家庭出身对人进行排序，专业干部被迫处于政治上的劣势地位，而不管他们可能在其它方面得到了什么。
　　
　　在研究社会排斥问题时，弗兰克•帕金（Frank Parkin）指出，既定社会集团维护或提高自身特权的一个最常用的策略，就是创造位于其下的另一个集团或阶层。所以，应当把阶级划分理解为党政干部用来阻吓其潜在挑战者的一种策略，而不能仅仅视为一种错误政策的结果。
　　
工人阶级的内部分歧

　　
　　工人阶级也并非铁板一块。不论是在国营部门还是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人势力大体上都可以分为三类：积极分子、落后分子和中间分子。
　　
　　这种划分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群众动员方法的副产品，同时也是资源稀缺的副产品。在像中国这样的贫穷国家，增加生产率的一个方法，就是动员未加利用的劳动力。但是，正因为贫穷，所以可以用作报酬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政府不得不尽量用廉价的道德奖励来弥补昂贵的物质奖励。
　　
　　群众动员的秘诀，在于区分群众，首先动员积极分子。因为少数组织者不可能一下子动员起来所有工人。所以，他们总是鼓励工人通过比、学、赶、帮、超来变成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因而成为领导者可以依靠的先锋队，并且作为其他工人学习的榜样。
　　
　　要当一名积极分子，在生产中必须成为创高产的能手，在重要政治运动和日常政治活动中要做热情的战士。然而，具备这些条件的人是不会自动成为积极分子的。一个人是否有条件成为积极分子，还要看他或她的工人同伴和领导的评价如何。因此，要想被评为积极分子，必须由你的同事来提名，并经你的上级来批准。
　　
　　工人提名的积极分子和领导赏识的人常常属于同一批人，但他们也并非一致。领导常常掌握着一个积极分子的秘密名单，其中只包括那些他们最信任的和打算吸收入党和入团的人。尽管这种名单保密，工人通常很清楚谁是领导的“重点培养对象”。因为领导对“重点培养对象”的待遇是不同的。党团支部经常开展一些特殊活动，如学习讨论、义务劳动和外出参观等。只有积极分子才可能参加这些活动。更重要的是，不管何时有了一项中心任务，特别是一场政治运动，领导总是提前向积极分子传达诸如本次运动的任务是什么、要做什么等内容。
　　
　　领导和工人通常也知道谁被划为他们单位的落后分子。在1949-1966年的十七年里，“落后”这个一般概念的含义经历了三次主要变化。在1956年前，“落后分子”主要指那些没有完成生产指标、没能努力提高技能、没有充分发挥的能力和没能遵守劳动纪律的人。而在1957年以后，当要求政治挂帅时，就更强调一个人的政治表现了。由于对政治积极很难进行清楚而客观的考核，所以一个人在政治学习活动中的表现就成为最常用的衡量政治觉悟的标准。那些不经常参加这种会议的人就被单位领导和积极分子说成“不关心政治”。甚至被动地出席这种会议也被视为“对政治冷淡”，因为他们在这些会议上很少发言。
　　
　　1960年代初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党努力限制群众消费，于是造成了一种强烈的禁欲倾向。当时，艰苦朴素开始同“无产阶级美德”联系起来，而铺张浪费则与“资产阶级恶习”挂起钩来。此时，如果一个人在生活方式的任何方面脱离一般群众，比如穿鲜艳的花衣裳，上头油、下饭馆、养鱼或下棋，那么人们就会认为此人落后。由于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就极大地扩展了落后这个概念的范围。甚至那些工作努力、很好地完成任务的人也可能被看作“落后分子”。
　　
　　领导喜欢积极分子，另一方面，上级和积极的同事则歧视和孤立落后工人。在极端的情况下，有些单位的领导甚至举行公开会议，批评那些落后工人，或者把他们的名字张贴在墙上来羞辱他们。
　　
　　在每个单位里，积极分子或落后分子都不占职工的多数。在这两类人之间，就是“中不溜秋”的工人。他们属于人们所说那种“听话”的工人。他们尊重上级，认为自己天生就应该服从。他们参与政治和生产活动，但缺乏热情。对他们来说，政治就意味着与别人一道喊游行口号，生产就是通过诚实劳动来谋生的方式。
　　
　　1960年代初社会生活的政治化给中间分子施加了日益增大的压力。在过去的年代里，走中间道路曾经是完全行得通的。而现在则不然，一个人就像在逆水行舟：你不向前进就会被激流冲回去。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只有两种选择：当积极分子，或者做落后分子。中间地带不再存在。这一态势进一步使工人两极分化。回顾1962-1966年期间中国报纸的各种报导，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时期里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的冲突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普遍和严重。
　　
　　1950年代初，这种冲突还被认为“有损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在19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期间，有些受压制的落后分子甚至公开地攻击积极分子。但是，反右运动很快就使抗议者偃旗息鼓。在随后几年里，对积极分子的公开批评减少了，但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的矛盾却继续存在。下面这段摘自《工人日报》对1964年报导的片断，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冲突：
　　
　　（我们组里）有六七个落后的工人。他们干活挑肥拣瘦，不遵守劳动纪律，成天晃晃悠悠。有的人有时一天就干不到五六个小时。有的人特别看重工资奖金，还老伸手向国家要补助。组里有个工人公开对人讲：我做工就是为了吃饭，就是为了钞票。
　　每逢评奖金，他和另外几个人，总要争来争去。组里有些老工人对他们看不惯，有时说他们几句，他们就骂人。有个老工人叫陆章郎，干活很认真，早上班，晚下班，勤勤恳恳。有几个落后的工人讽刺他……
　　那时，我抓生产，只依靠一部分人。我对思想既落后、技术又不高的人，不大理睬……我在分配任务时，把一些不重要的活、粗活、定额紧的活，让他们做，做不好就批评。我把完成任务的希望，寄托在生产干劲比较大，技术又高明的人身上。平时，和他们搞得也很亲热。这样做的结果，后进的工人技术得不到提高，生产干劲更不足，生产搞不好，老拿三等奖，有时候选拿不到奖，对我意见更大了。他们几个人搞在一起，和我闹对立。他们故意不参加会，不遵守劳动纪律，还老和我以及其它积极分子吵架。我见问题越来越严重，就想出了一个“教育”落后分子的办法。和几个积极分子一商量，订出了一个小组奖金制度，规定了三条：不完成月度任务的人，不能得奖；一个月里有三次无故不参加会的，奖金降级：不遵守劳动纪律，不得奖金或者降级。我满以为，这样总会使他们好好生产了，谁知，头一个月还有点作用，以后就不灵了。今年3月上旬评2月份奖金的时候，还为这个“小制度”把小组弄得四分五裂。当时，有些完不成任务的人，不承认这个“小制度”，非要分奖金；完成任务的人，要坚持这个“小制度”，不肯分奖金给他们。会开了许多次，各讲各的理。要算徐文才闹得最厉害，他到支部去说：“如果王文龙不给奖金，我就要和他‘不客气’。”
　　
　　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自然希望队伍里产生尽可能多的积极分子。所以，他们总是鼓励基层领导和积极分子去帮助落后分子，使后者转变成先进分子。但是，从积极分子的角度来看，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奖励是有限的，扩大积极分子的队伍就会稀释他们作为少数所享有的好处。因此，在作为尽责的积极分子诚心诚意地关心和帮助其工人伙伴的同时，他们也把这些同事看作潜在的竞争者。由于在使积极分子队伍尽可能有限方面具有既得利益，他们常常不太情愿敞开大门去接纳任何人。这一社会排斥策略就使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下去。
　　
　　被认为落后的工人会受到同事的孤立。人们通常尽量与落后的同事保持一段距离，这是因为如果他们跟落后的朋友关系太密切，那么他们也会被看作落后分子。然而，孤立会导致不良后果：它促使落后分子为获得道义上和个人的援助而相互联合，并因此而加深了落后分子与领导和积极分子之间的隔阂。从某种意义上讲，落后工人拥有了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本。把他们划为落后分子而非反革命或坏分子，这就说明他们出身良好，并且没有犯政治错误。换句话说，“落后分子”是他们可能获得的最差政治标签。一旦划入这一类，他们就不会再失去什么了。与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不同，落后工人不必再小心谨慎，以避免被划为落后分子。与那些由于政治问题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也不同，落后工人不必害怕得罪上级和积极的同事。虽然中国企业领导者掌握分配报酬和实施惩处的大权，但他们缺少开除工人的权力。因此，落后工人常常成为他们单位当权者最大胆的批评者和最强而有力的挑战者。从本质上讲，落后工人努力争取的是与积极分子同等的地位。为此，他们并不强调政治表现的重要性，而是要求增加个人自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政治化了的社会里，不关心政治的行为者却只能在自己政治化并加入强势政治集团时，他们才能争取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前的落后分子正是这样做的。
　　
非对称的不平等

　　
　　在上一节里，我已经指出，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均衡社会。在政治权力分配、经济报酬和社会特权等方面并不是完全平等。这一节要从两个方面来量度主要社会集团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当前的生活机会和向上社会流动的机遇。在生活机会方面的不平等往往是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潜在根源。社会流动的政治意义也是明显的。向上的流动（upward mobility）可以为非特权阶级中最能干、最有雄心的成员提供一条出路，从而可以缓解一些由不平等造成的紧张关系。相反，向下流动则使人沮丧，纵使他们当前生活的机会仍然比其它人要好。
　　
　　有些评论家认为，干部阶级和群众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是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事实上，经济不平等并不像许多人所想的那么严重。1949年共产党革命胜利后，新政权推行了激进的平等主义收入政策。一般来说，中国的收入分配与西方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带有高度的平等主义色彩。
　　
　　1956年，中国实行了苏联式的工资制度，把行政管理人员分成三十个薪水等级，最高和最低等级之间的官方工资差距是28：1。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位利他主义的战士，并不喜欢这个制度，并在随后的十年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缩小收入差距。到1966年为止，收入差距已经降到17.5：1（参见表2.2）。1964年，当有人建议把政府官员的最高薪水降到每月200元时，连毛泽东也感到没有必要。
　　
　　表2.2武汉干部在1960-1976年间的月工资等级（元）
　　
　　等级　　5　　　6　　　7　　　8　　　9　　　10　　　11　　　12　　　13
　　工资　324.8　　308.3　275.0　250.9　230.2　199.0　183.6　　161.9　 145.5
　　等级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工资　　129.7　116.3　103.5　92.6　 83.0　 74.0　　66.5　　59.0　　 53.0
　　等级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工资　　47.0　 41.0　 35.5　 31.0　　28.5　 26.0　 24.0　　22.0
　　
　　资料来源：湖北省劳动局：《工资报表选编》（武汉，1973年）。
　　
　　省级官员里极少有人达到5级以上。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为行政6级，工资为每月308.3元。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是一位行政7级干部，每月薪水为275元。在武汉这个拥有超过250万人口的城市里，7级以上的干部不超过10位，10级以上的干部不超过100位。所谓高级干部（即行政13级及以上）总数接近1,000位。多数市一级各局主要领导在行政13级至l0级之间，每月工资在140-200元之间。 除了少数例外，多数工厂、学校、医院、研究所和政府机关的党委书记和行政领导人都是低级或中级干部（行政13级以下）。他们的每月工资在50-130元之间，高于他们所在单位的平均工资，但通常并不是最高工资。整个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分配大体上是平等的，更不可能有明显的财富积累。
　　
　　每户人均收入的分配要比个人收入更加平等。1965年，武汉每人的平均月收入为18.86元（参见表2.3）。王任重和宋侃夫家庭每人收入分别为72.47元和60.07元，或者是市每人平均月收入的3.84倍和3.19倍。武汉党的高级干部的家庭每人收入中，也许没有谁超过王和宋两家的每人收入。这个事实说明，在社会主义中国享受巨额收入和财富的可能受到了限制。
　　
　　表2.3在1956-1965年间武汉家庭月收入（元）
　　
　　年分　　　　　1956　　1958　　1959　　1962　　1963　　1964　　1965
　　平均家庭收入　53.3　　56.7　　49.0　　61.9　　64.9　　65.1　　63.0
　　人均收入　　　15.6　　16.0　　18.1　　18.9　　19.2　　19.3　　18.9
　　资料来源：武汉市统计局：《武汉：1949-1984》，页94。
　　
　　除了货币收入以外，高级干部还有一些非货币补贴和特权，如宽大的住宅，配备的汽车和特殊医疗服务。中低级干部通常没有这些待遇。他们的住宅面积也许比分配给其下属的住宅略微大一点。但这与他们是干部的地位关系并不大，更主要的是由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他们分得住所时，人均居住面积比较宽松所致。
　　
　　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会还有富人的话，那也只能在老精英中找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对资本家作了这样的保证，即不降低他们的生活标准。不管他们的投资是否盈利，都按其股份向他们支付至少5％的红利（参见表2.4）。到1966年9月取消支付红利为止，从前的资本家总共得到了12亿元。
　　
　　除了红利以外，从前资本家的工资水平也没变，不管1956年以前他们的工资有多高。越是大的资本家，他们的工资通常也越高。对73位资本超过50万元的资本家的调查表明，他们的平均工资大约是500元，比毛主席的工资还高。在很多工厂里，从前所有者的薪水比党委书记要高。1964年进行了一项包括武汉在内的五个城市调查发现，在这些城市里，24,000位从前的资本家每月工资超过100元，其中1,240人每月超过300元。有一位工厂经理每月收入高达1,676元。
　　
　　表2.4 1956年武汉股东的红利
　　
　　行业　　　股东数量　　　资本（元） 　　 　红利（元）
　　工业　　　5,915　　　　 33,084,483　　　1,761,042
　　商业　　　4,906　　　　 6,511,854　　　 313,612
　　餐饮业　　446　　　　　 205,900　　　　 10,294
　　建筑业　　107　　　　　 52,542　　　　　2,628
　　交通运输　474　　　　　 892,964　　　　 44,618
　　服务业　　960　　　　　 1,013,573　　　 50,760
　　农业　　　528　　　　　 5,317　　　　　 4,266
　　民生公司　724　　　　　 20,000　　　　　33,600
　　建业公司　456　　　　　 1,553,100　　　 66,860
　　
　　合计　　　13,388　　　　43,819,733　　　2,287,680
　　资料来源：武汉党史研究室：《中共武汉地方党史》，页27l。
　　
　　有些前资本家还有另一项额外收入来源：房屋租金。
　　
　　1956年，武汉的私人业主出租的建筑面积总计为364万平方米。甚至在私人房屋出租业经历了1956年和1958年的两次改革之后，尽管数量比以前有所减少，但他们仍然获得了巨额的租金收入。因此，相对高的薪水、红利和租金收入，就使前资本家享受了比大多数工人和革命干部高得多的生活水平。一位前资本家的女儿声称：“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家非常富裕。我们从来用不着了解钱的真正价值。”
　　
　　知识分子经常比他们单位党的领导收入高。在工厂、大学、中学、医院和研究所里，拿最高薪水的往往是工程师、教授、教师和医生，而不是党政干部，这几乎是一个规律。例如，武汉的大学党委书记极少达到行政7级（275元）以上，而一级教授的工资为327元。专科学校的党委书记极少达到12级（161.9元）以上，而专科的一级教师拿207元工资。中学党委书记极少达到15级（116.3元）以上，而一级教师拿141.5元工资。医院党委书记极少达到10级（199元）以上，而一级外科医生拿316元工资。
　　
　　文化精英能拿到更高的薪水。陈伯华是武汉著名的汉剧女演员，她在1963年以前的每月工资为360元，1963年以后为570元，两倍于宋侃夫的工资。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中央指示各级政府准备一个本地区著名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的名单。所有被列进这个名单的人，都有资格领到特别配给的食物、肉、鱼和食油。而党的干部和普通公民得不到这些东西。在武汉，有几千名知识分子（包括医生、教师、艺术家和科学家）上了这个名单。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6年曾指出，“所谓的资产阶级权威一般都比我们（党的高层领导人）过得更好”。他说得并不夸张。
　　
　　当然，普通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收入差别相当小。但是，总体上看，知识分子的工资比工人高得多。
　　中国工人分为8级（参见表2.5）。一个8级工的收入相当于一个16级干部的工资。然而，在1960年代初，约50％的工人低于4级，约35％的工人低于6级。所以，大多数工人每月工资在40-60元之间。因此，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很小。即使从收入的整体情况来看，工资差别也不大。在武汉最大企业之一的中原机械厂，党委书记是一位11级干部，每月工资183.6元，是该厂最低工资的5.6倍。就生活方式而言，差别就更小了。此厂员工都同住在一个宿舍区，厂党委书记在这里有一套稍微大一点的单元房。但由于他一家共8口人，经常发现钱不够花，所以也像住宅区的其它家庭一样，他家也得省吃俭用。该厂工人都知道他们的党委书记过得很节俭。这种情况绝非少见。文化大革命前，大多数党政干部和行政管理干部都生活得很朴素。他们无法像一些老精英那样去过奢华的生活。因此，经济差别并非1966年前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表2.5 武汉工人的月工资等级（元）
　　
　　工人的等级
　　工厂类别　　1　　　2　　　3　　　4　　　5　　　6　　　7　　　8　　　比例
　　1　　　　　 32.5　 38.4　 45.3　 53.5　 63.2　 74.7　 88.2　 104.0　3.2
　　2　　　　　 33.0　 38.9　 45.8　 54.0　 63.6　 74.9　 88.2　 103.9　3.15
　　3　　　　　 32.6　 38.7　 46.0　 54.6　 64.8　 77.0　 91.4　 *　　　2.8
　　4　　　　　 32.5　 38.3　 45.1　 53.1　 62.6　 73.7　 86.9　 102.4　2.8
　　5　　　　　 30.5　 38.6　 41.8　 48.9　 57.2　 66.9　 78.3　 91.5　 3.15
　　资料来源：湖北省劳动局：《工资报表选编》（武汉，1973年）。
　　*资料不详
　　
　　从以上观察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并不存在有产阶级。虽然有些人的收入比平均水平高得多，但他们的收入是固定的，而且不能再扩大。第二，经济报酬的总体差别很小。第三，仅仅在政治意义上看，党政干部才可以被称为中国社会最有特权的社会集团。从物质生活方面看，老精英的生活远远超过新精英。
　　
　　在现代社会，教育程度是一个人的未来职业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不例外。所以，不同层次教育机构的学生组成就可以用作观察各个社会集团向上流动机会的一个良好指标。
　　
　　在1949年，受过教育的人非常短缺：文盲比例在90％左右。在城市人口中，这个比例相对低一点，但多数学生来自非无产阶级家庭。1950年，在武汉只有44.2％小学新生和6.8％的中学新生出身于工人和农民家庭。
　　
　　新政权决心改变各级教育机构的社会构成，以利于工人和农民。这个目标在较低层次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到1956年为止，工农出身的学生比例已经在小学达到82％，在初中达到66％，在中专达到了64％。但在同一年，只有34％的大学生具有“红色”阶级成分，而这些学生又集中在本地师范类和农业类院校之中。在名牌大学里，他们只占学生总数的10-20％。国家可以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化改造，但无法社会化由老精英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富裕家庭仍然能够承受让他们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负担（直接成本有学杂费、日常花销和衣物等，间接成本则是学生如不上大学而去工作所得到的收入）。而且那些拥有稀缺技能和专业训练的人很有才能，他们的家庭环境也使其它技能和训练所带来的有利状况得以持续下去。新政权于是就面临着一个困境：那些受教育程度高、最有才能的人往往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而那些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的人却一般而言专业水平低、能力差。哪一个集团应当允许接受高等教育？应当采用什么招生原则呢？如果把学习成绩好坏作为唯一的标准，那么高等院校将继续主要成为老精英的专有领地。相反，如果过于推行补偿政策（affirm ativeaction），那么教育质量又会降低。
　　
　　然而，1956年前这个困境并未成为一个尖锐问题，因为在这七年里大学招生人数比高中毕业生还要多。但是，195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高中毕业生超过了大学计划招生人数。这意味着大学新生必须经过选拔。在同一年，面对老精英的挑战，政府认识到大学招生只考虑学习成绩好坏是很危险的。由于这个缘故，出身于无产阶级和农民家庭的学生数量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大幅增加。
　　
　　尽管努力执行一些补偿政策，但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的学生仍然在高中和大学里占少数。表2.6说明了1962年武汉的大学考生的政治背景。学校越好，家庭出身好的学生越少。重点学校里的党员和团员学生要比普通学校里更少。总的来看，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大学考生出身无产阶级家庭。尽管对出身好的考生实行了优先录取政策，但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大学新生仍然占很高的比重。表2.7则说明，在1962-1963年间的大学里，出身好的学生在任何一所院校中都没有超过50％。
　　
　　1960-1962年间的经济困难导致了中国一半的大专院校关门。当高校入学竞争更加激烈的时候，政府认识到，要帮助工农子女赢得接受高等教育的公正份额，光有补偿政策是不够的。在1962年秋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子女的仁慈政策。此后，除了以前实行的补偿政策（在大学入学考试时为阶级出身好的人额外加分）之外，还实行了新的“抽肥”政策（negative affirm ativeaction）政策（严格限制阶级出身不好的青年人上大学机会）
　　
　　表2.6 1962年武汉大学考生的政治背景（百分比）
　　
　　学校　　　　好出身　　差出身　　其它　　党员和团员
　　普通中学　　35.6　　　20.8　　　43.6　　32.0
　　市重点中学　28.1　　　22.0　　　49.9　　26.6
　　省重点中学　23.4　　　27.2　　　49.4　　25.6
　　平均　　　　30.4　　　22.9　　　46.72　 8.5
　　
　　资源来源：武汉教育局档案。
　　
　　表2.7 1962-1963年武汉4所高校和其它地区3所高校学生的家庭出身（百分比）
　　
　　学校　　　　　　　“好”　　　“差”　　　“中等”
　　
　　武汉师范学院（1）　 44.57　　　23.61　　　　31.82
　　武汉医学院（1） 　34.06　　　27.29　　　　38.65
　　武汉卫生学校　　　　46.99　　　12.05　　　　40.96
　　武汉工学院（1） 　43.18　　　24.24　　　　32.58
　　中山大学（2） 　 　 40.00　　　30.00　　　　30.00
　　北京大学地理系（3） 40.00　　　23.00　　　　37.00
　　中山医学院 　　　　 23.4　　　　*　　　　　　*
　　
　　资料来源：
　　（1）武汉教育局档案。
　　（2）Elsie Collier，China's Socialist Revolution（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3），p.130.
　　（3）《青年报》，1966年8月16日
　　（4）《红卫兵出版物》，册11，页3384。
　　*资料不详。
　　
　　1962年末，中共中央修改了高校招生的政治标准。长期以来，高等院校的学习领域被划为普通、机密和绝密三类，每一领域在录取新生时都规定了具体的政治标准。新文件禁止资本家和右派的子女进入绝密领域；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的子女不能进入机密领域；那些父母因为反革命罪而被判处死刑、监禁或公开监视者的学生不能进入任何领域学习。两年后，党又修改了这些标准，使之更加严厉，在高校招生时甚至对祖父母或兄弟姐妹被判过刑的学生也严加限制。海外关系也被认为非常可疑。在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之前，学校当局和公安机关对考生秘密进行审查和分类。如果考生被划入“不宜录取”的类型，那么不管他或她的考试成绩有多好，也不会被录取。学生虽然知道对他们家庭出身的考查是招生工作的一项必要程序，但他们并不清楚这里存在一个含有绝对不能录取的人的名单。1964年，这种名单在武汉的一所高中不小心被泄漏出去，结果在学生中引起极大动荡。这一事件发生后，上级指示所有学校都要采取更加有力的预防措施，避免再让学生看到这种名单。
　　
　　在中学里也实行了类似政策。过去，高中和专科学校招生时一直不需要进行家庭出身审查。但在1964年，这项审查正式实施。同时，也采取了增加良好出身学生入学机会的措施。家庭出身好且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具有优先被录取的特权。甚至一些未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也被录取。此外，一小部分出身好（特别是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烈士家庭）的学生被免试录取。这些补偿政策措施增加了中学和大学里来自无产阶级家庭学生的比重。表2.8显示了1962-1965年间武汉中等学校学生成分的变化。
　　
　　在高等教育层次，1964～1965年武汉高校录取的学生中70％以上具有“红色”阶级成分，整个中国也是如此。
　　
　　虽然作出了这些努力，高中和大学里出身好的学生的分量仍然不能反映各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从小学到大学，学校层级越高，成分好的学生比重越低。正如表2.8和表2.9所示，1965年高中和大学里仍只有不到50％的学生出身无产阶级家庭；而在武汉小学生中，这个比重已达到85.73％。
　　
　　表2.8 1962-1965年武汉中等学校学生的成分（百分比）
　　
　　　　　　　　　　　初中　　　　　　　　　　　　　高中
　　年份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1962　　 62.71　　33.08　　　4.21　　　40.19　　 49.37　　　*
　　1964　　 63.05　　33.13　　　3.82　　　43.43　　 46.97　　　9.60
　　1965　　 61.82　　35.60　　　2.58　　　46.67　　 47.59　　　5.74
　　资料来源：武汉教育局档案。
　　*资料不详
　　
　　表2.9 1951-1965年出身良好的中国大学生的百分比
　　
　　年份　　1951（1）　1952（2）　1953（3）　1954（4）　1955（5）
　　百分比　19.0　　 20.5　　27.4　　 36.7　　29.0
　　
　　年份　　1956（6）　1958（6）　1962（6）　1965（6）
　　百分比　34.1　　 36.4　　42.3　　 49.7
　　
　　资料来源：
　　（1）《新华月刊》，1958年第1期，页139。
　　（2）《人民教育》，1957年第10期，页6。
　　（3）《教育年鉴），页338。
　　（4）《新华月刊》，1955年第9期，页7。
　　（5）《新华月刊》，1957年第1期，页228。
　　（6）K.S.Karol，China：The Other Communism（New York：Hill & Wang，1968），p.333.
　　
　　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不断有人建议，要把特殊寄宿学校办成专门培养中国新精英的子弟学校。事实上，干部子弟特殊学校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普遍。北京确实有一些这样的学校，而省里的多数特殊学校在1957年就撤销了。此外，多数特殊学校只在小学层次上开办，是用来吸收革命烈士的孤儿、外交官和高级干部（特别是军官）的小孩，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没有时间照顾他们。1957年前，武汉有三所特殊学校：两所于1957年关闭，保留下的一所是八一小学，只接受军官子女。没有为干部子女开办的特殊中学。虽然在1962-1965年间中学生里干部子弟的比重有所增加，但他们还是远不能与中等出身学生的数量相提并论的（参见表2.10）。这并不令人吃惊。多数干部出身于农民或工人家庭，本人很少受过正规教育，所以对他们子女的教育提供不了什么帮助。况且由于新精英还相对年青，多数出生于1930年代和1940年代，所以在1960年代，他们的孩子还不到上高中的年纪。
　　
　　表2.10 1962-1965年武汉中等学校里干部子女的百分比
　　
　　年份　　　　　　　　初中　　　　　　　　高中
　　1962　　　　　　　　2.66　　　　　　　　3.37
　　1964　　　　　　　　3.43　　　　　　　　5.25
　　1965　　　　　　　　5.01　　　　　　　　*
　　
　　资料来源：武汉市教育局档案。
　　*资料不详。
　　
　　总之，中国共产党努力使国家教育制度无产阶级化，并试图改变社会地位分配模式。但这些努力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尽管实行了阶级偏袒政策，但颠倒旧的阶级秩序的目标在中国并未达到。如上所示，非无产阶级集团仍能获得更大的机会，这种情况与盛行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是不协调的。但是，1962年以后坚决执行的补偿与“抽肥”政策措施，则对出身不好甚至中等出身的学生都产生了威胁。到1960年代中期，中国已普遍接受了平等口号。问题在于，老精英及其子女把这一口号理解为机会的平等，而出身低下的人则把它理解为结果的平等。所以每人都觉得自己在某一方面受到了歧视。紧张关系由此而得以发展。推行阶级路线使学生们日益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集团。
　　
　　严重的不满
　　
　　就文革研究文革是不可能弄清中国人为什么会以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方式行动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通向这些事件的那些年里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中寻找到。本章前四节说明，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城市中存在着三条主要分歧线：干部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结构性分歧、旧精英与出身低下的新精英之间的残余性分歧、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之间的行为性分歧。从结构上讲，在这三种社会分歧中，第一种是最基本的分歧。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后两者仅仅是暂时的现象，随着现行制度的巩固，它们的重要性有朝一日终将消失。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两方面的分歧却掩盖了精英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使中国社会里的权力关系复杂化（参见图2.1）
　　
　　毛泽东在1965年宣布，“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是一个大胆而错误的观点。由于上面提到干扰性分歧，精英与群众的矛盾还没有成为中国社会最富政治意义的分歧。相反，在日常政治中，政治精英和积极分子为一方，专业精英和落后分子为一方，两者之间的冲突更加明显。
　　


图2.1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的社会分歧
　　
　　
　　
党政干部与积极分子之间的联盟

　　
　　革命干部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统治集团。尽管他们掌握的巨大权力是不可否认的，但他们的薪水同前资本家、从事创作工作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相比，常常显得很一般。这是老资格革命干部广泛不满的一个持久根源。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产业工人受人尊重，社会地位较高。党政干部在利用老精英的知识和才能的同时，还竭力使他们处于虚弱被动地位。为此，他们需要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而颂扬工人阶级，让工人阶级的称号显得很光荣，正是党政干部为赢得与他们的联盟而运用的一个重要策略。然而，赋予工人的高尚社会地位与他们的经济状况很不相称。所以，他们同党政干部一样，也很厌恶旧式精英相对高的生活水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降低老精英的高工资，已经是人们的广泛要求。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老精英成为运动首当其冲的对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另一方面，同1949年前相比，工人的福利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所以，他们一般都欢迎新政权带来的变革，并且比较相信，在不背离这个制度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他们的地位还可以得到进一步提高。工人积极分子尤其愿意与党政干部合作以维持现状，因为他们感到后者权力的扩大不会给他们的利益造成直接威胁。积极分子所拥有的进步机会，鼓励他们从道义上忠于现存社会秩序。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看到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数自发的工人运动都由死硬的保守派发起，他们联合起来对抗造反派。
　　
　　专业干部与落后分子之间的联盟
　　
　　专业干部凭借其人力资本，在管理商品和价值生产与再生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这个缘故，新政权允许老精英取得比社会大众相对高的收入。但是，得到高工资的专业干部却并不愿意从属于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劣于自己的政治领导。在“百花齐放运动”中，他们要求重新分配社会权力。1957年后，老精英对其政治从属地位的愤怒并没有消失。相反，随着政治压力的加大，这一潜在的愤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会找到发泄的机会）变得更加强烈。
　　
　　落后工人跟其积极的同事一样不喜欢旧精英，但他们更关注党政干部和积极分子加在他们身上的各种歧视。由于落后分子和老精英都在党政干部和积极分子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屡屡成为被打击的对象，他们就在联合起来挑战现政权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种联盟在“百花齐放运动”期间形成过。当时，落后分子和老精英肩并肩地向党政干部和积极分子展开斗争。但他们的对手很快就粉碎了这一进攻。
　　
　　这两个联盟过去经常互相对抗，争夺权力、地位和其它稀缺资源。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它们之间的对抗多以不公开的形式进行，各方不仅要竭力争取所要求的价值，而且要消除来自对手的威胁。
　　
　　从某些方面看，这两个联盟间的冲突反映了干部阶级和工人阶级间的冲突。工人积极分子所恨的是老精英的经济和文化特权，而落后工人所厌恶的是党政干部的政治特权。虽然对象不同，但他们的争斗揭示了这两个阶级互相对立的利益冲突。如同任何联盟一样，我们讨论的这两个联盟也是不同集团的暂时联合，只有当策略上需要而形势又允许时才能形成。1966年以前，这两个联盟之间的对抗通常并不引人注目。只有当文化大革命爆发之时，这种默默的联合才公开地出现在社会上。
　　
　　在上述分析中，我有意地简化了1966年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权力关系。例如，在讨论社会分歧的三条线时，并不试图触及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其它分歧，如国营企业与集体企业职工之间的分歧、国营企业中临时工与正式工之间的分歧、同一城市居住在不同区域的人之间的分歧以及代际分歧等。而且这三种分歧并非总像上文所讲的那么截然分明。例如，并非每个专业干部都出身于过去的特权家庭。有些老精英成员可能已经沦落为普通劳动者，从而失去了专业工作。与此相似的是，并非每位党政干部都出身低下。况且如下文将要讨论的那样，有些党政干部可能像旧精英和落后分子一样对现存秩序有许多怨恨。还需要指出的是，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之间的分歧不仅存在于工厂中，而且存在于学校、医院、研究机构、文化剧团以及政府机关里。然而，如同下面章节将要展示的那样，三种分歧间的区别提供了分析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派别间看来错综复杂斗争的清晰框架。
　　
　　最后，让我们大体估计一下，武汉人口中有多大比例进入图2.1所标出的灰色区域。虽然毛泽东一贯坚持，阶级敌人只占人口的5％以内，但实际的比例要大得多。作为一个“和平解放”城市，武汉比其它地方有更多存在政治问题的人。据估计，1949年5月共产党军队接管武汉后，有22,000名国民党正规军官兵，32,000名国民党杂牌军官兵，6,200名国民党员警和大约10,000名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人员留在这个城市里。有十几个大的“反动”道会门组织。例如，其中的“一贯道”在全市分布有17个大的分支和200多个小的组织，对成千上万当地居民的社会经济生活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在有些工厂里，过半数的工人曾经是国民党或“反动”道会门的成员。在工业企业的民主改革（1951-1954年）过程中，3％的工人（约8,000～10,000人）被正式划为或作为“反动封建残余势力”分子斗争。此外，1949年资本家有40,000名。1949年武汉有100万人口。上面的数字虽然不完全，但也表明这个城市居民中有远超过5％的人是所谓的敌对阶级分子。
　　
　　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更多的人成为斗争对象。在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953年）中，有几千人被判刑。在忠诚老实运动（1951年）中发现2,464名干部有个人政治历史问题。肃反运动（1955-1956年）把6,652名干部定为“反革命”和“坏分子”。反右运动正式把6,261人划为“右派”，把945名工人、职员和警察定为“坏分子”。同时，把1,928人秘密地划为“中右”。在1959-1960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有1,784名干部（包括这个城市11.9％的高级干部）被降级或开除出党，还有1,139名干部受到批评。武汉市委于1963年估计，这个城市里10—15％的党员有问题。所以，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1966年）期间，几万名党的干部被清洗，6.35％的党员被开除党籍。此外，在1949-1965年的17年里，被判处监禁的“反革命”有8,437人。在上面引证的数字中可能有些重合，因为有些人是多次政治运动的对象。但是，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文化大革命前因为某种原因受到惩处的人，远远超过武汉人口的5％。况且，如果发现一个人有“问题”，那么不仅他或她的直系亲属而且其远亲也会受到牵连。如果把这些人包括进去，那么受惩处者的总数会超过这个城市的20％。
　　
　　尽管抱有怨恨，但这些人并不想挑战现政权。1966年春，中国的政治制度似乎像以往一样稳固。没人会预期出现大动乱。以往的事件、权力关系的性质、心理状态和道德条件可能已建构了人们的偏好，但他们的行为选择面临政治约束，不允许人们按照他们自己的偏好行动。如果这些约束没有发生变化，那么中国社会潜在的敌对关系也许会持续几十年，而不会以暴力的方式出现。要打破政治平衡，总是需要有一种推动力。就在这个关头，毛泽东决定攻击现存的权力体系，尽管这是他一手缔造的政权。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中国正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巨大危险。为了肃清中国的修正主义，他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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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旧游戏与新牺牲者，1966年6—7月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只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一场运动。1966年6月1日晚，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全文播发了由聂元梓和其它六位北大教师与研究生写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批评“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竭力“保护资产阶级权威”。毛泽东希望通过播发这张大字报向千百万中国人传达一个重要信息：攻击当地党的领导并不一定是不合法的。几天后，重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市长彭真被撤职的决定，加强了这一信号。从此，6月1日事件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然而，毛泽东的信息并没有传达到大多数中国人。在中国的政治体制里，等级制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垄断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各级官僚都像科特.莱文（Kurt Lewin）所说的“看门人”那样行事，代表最高领袖毛泽东管理信息的传播。他们向群众提供关于毛泽东的信息的权威解释，将其转化为具体的行为指导方针。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个强而有力的机制，毛泽东才能够发动统一的行动。但是，只有当毛泽东的指示基本适应操作者的利益时，这种机制才会有力而高效地发挥作用，否则的话，毛泽东的信息就可能受到歪曲。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官僚们敢于同毛泽东的指示唱反调，而是因为他们倾向于结合自身利益来解释毛泽东的话。1966年6-7月所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从北京的中央到基层的各级领导人都把新的运动看作另一场反右运动。按照这种理解，任何未经批准而对党支部或党的高级官员的攻击，都被看作是对党本身的进攻，而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只允许对基层个别党的官员进行善意的批评。
　　
　　对官僚们来说，毛泽东还从来没有否定整个国家体制。所以，游戏规则没有发生多少变化，人们仍然会扮演他们以前扮演过的那种角色。因此，权力关系基本完好，政治机会结构仍然未变，潜在反叛者的风险如同以前一样大。为了阻止可能打破权力平衡的行为，在维持现状方面具有既得利益的地方领导和社会力量，严厉惩处那些在行动上没有完全遵循旧的游戏规则的人，对他们的大胆举动予以重拳打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人们即使对政权不满也不敢攻击领导。在文化大革命的头两月里，尽管中国社会的某些部门（特别是学校）搞得轰轰烈烈，但毛泽东发现，由于政治仍然基本上按旧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开展，所以整体形势像一潭死水。毛泽东后来断言，在这“白色恐怖的五十多天”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全国盛行。
　　
新的反右运动

　　
　　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4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3月杭州会议。他回到武汉就宣布，文化大革命要打击的主要社会集团，是文化名人或资产阶级权威。在湖北省委4月25日举行的会议上，王说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文教领域。他预测说，文化大革命会挖出百分之五至十的知识分子新右派。
　　
　　攻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对手，正好适应了地方权力精英的利益。他们得知知识分子将是新运动的打击目标时，立即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战斗。
　　
　　普通人民群众和低级干部最初对文化大革命并不太关注。“文化大革命”这个术语并不让人吃惊，因为这个词早在1958年以后就开始流行。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显示应有的革命热情。从表面上看，群众积极参加运动，写文章和大字报批判“三家村”和其它“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但这些遥远的目标其实并不能唤起他们的真正兴趣。在多数人心目中，当前运动的目标是那些攻击政权的人，而不是政权本身。换句话说，他们也把这个运动看作另一场反右运动。
　　
　　然而少数中学生和大学生却抓住了聂元梓大字报中透露出的信息，尽管只看到一些表面的东西。他们无意于挑战现存制度，却决定模仿聂元梓一帮人那样行动。后者攻击了北大党委。这些学生才十几岁，政治上天真幼稚，因而行动的起点很低。由于没有经历过1957-1958年的反右运动，他们不知道怎样来评估采取政治行动所要承担的潜在风险。他们还预计，批判个别党的干部和党支部没有多大风险，因为聂的行动似乎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他们乐于行动的第三个原因是，他们多数人家庭出身良好，这又会减少风险。
　　
　　聂的大字报刚一公布，武汉的一些学生就贴大字报批评他们所在学校的党委，说他们缺少支持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运动的热情。6月2日，大字报首先在武汉测绘学院出现。
　　
　　当地领导人对这种挑战感到震惊。自1949年以来，党的干部经历了许多政治运动。他们在各种运动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发挥了领导作用。只是在1957年，党政干部才在短时间里受到别人的攻击，但后来表明只是虚惊一场。那些胆敢冒犯党的干部的人付出了沉重代价。大约十年后，他们现在第一次发现自己又面临来自下面的公开挑战。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把反对派消灭在萌芽状态。
　　
　　6月3日，湖北省委指示武汉各学院和大学党组织去“统一学生的思想”。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在各个校园召开大会。武汉测绘学院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对学生们说：“有的同学惶惑了。当前北京市委、北大党委出了问题。共产党是否还值得相信？毛主席是否还值得相信？彼此之间是否还值得相信？”
　　
　　但是，大学的闹事者还没有压下去，一些中学生却又加入。6月5日，第十四中学的一个高中生贴出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质问党支部》。这所学校的党支部曾要求毕业班学生集中精力准备高考，而允许其余学生减少课程，参加运动。大字报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现在是我们投身于阶级斗争伟大战斗的时刻，而不是进行平静的书呆子学习的时间”。这是武汉的第一个由高中生公开质问党支部决定正确性的例子，它立即引起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注意。
　　
　　6月9日，第二中学校园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它以《炮轰（学校）党支部》为题，使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大为震惊。他们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处理这一事件的对策。在24小时之内，他们派600人组成的第一批工作组，赶赴指定的一些高中。
　　
　　6月11日发生了两个似乎更危险的事件。在一所中学里，一群学生贴出了一张点名攻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的大字报；在另一所中学里，发现一些学生成立了叫做革命行动小组的秘密组织。当地领导人获悉这两个事件后，对中学能够发生这样的“反革命活动”十分震惊。同一天，宋侃夫愤怒地赶到张贴攻击他的大字报的那个学校，部署对“牛鬼蛇神”的反攻。湖北省委派遣了160人的特大工作组，来到发现“反革命集团”的学校。
　　
　　当然，并不是所有学校都发生了这种事件，表达对当地党的领导人的怀疑的学生也很少。甚至未经学校党支部的发动，这些学生就迅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
　　
　　到6月中旬为止，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已经完成了派遣工作组进驻教育机构的工作。实际上每所学校都派去了工作组，参加工作组的人员超过了一万名。工作组被当成“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受到了热烈欢迎。但不幸的是，“毛主席的代表”组成得如此仓促，使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工作组在校园里驻守，才使地方官员感到放心了一些。6月最初几天的混乱形势，又让他们回想起1957年春一小撮右派公开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情形。一些人想抓住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再次闹事。他们一定是打着革命幌子的右派。所以，在他们看来，当前运动的目的就是“揪出”隐蔽的右派。
　　
　　由于把文化大革命看作另一场反右运动，所以本地领导人感到，他们在过去政治的运动，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积累的经验，仍然适用于指导当前的运动。1957年形成的判断右派和极右派的标准再次被拿出来当作参考，甚至还定出了右派指针数字。王任重在湖北省委的一次会议上估计说：“1957年挖出了55万右派，这个运动会发现更多的右派。（每单位右派）的百分比可能不低于百分之三，也可能会达到百分之五。”他还更具体地宣布，大约百分之一的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将被定为右派。随着另一场反右运动的准备已经就绪，地方领导人就像毛泽东1957年那样，急于同“牛鬼蛇神”玩这样一场游戏：先让他们放心地跳出来，然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些领导人所需要的只是耐心，要等待合适的时机反攻。
　　
　　6月23日，湖北省委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许道琦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告诫与会者不要急躁：“有些学校反击了，不要反击过早，反击过早，打坏人就会跑掉……先让他们放。”一周后，宋侃夫在武汉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上阐述了下面的观点：
　　
　　要注意放透，不要怕烧到自己。有些单位的反击不是领导组织的，而是左派自动反击的。这样一反击，有问题的一露头就缩回去了。我们要等人家放得差不多了再反击也不迟。……总而言之，不要怕乱，乱一点不可避免。但心中要有数，要有准备。只要有了真正革命的左派队伍，就不会出大乱子。
　　
　　久已盼望的反攻时刻终于在7月到来。不久前升任权力巨大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于7月3日给湖北省委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断言，通过上一月各种观点的自由鸣放，差不多一切“牛鬼蛇神”都自我暴露了。他用毛泽东的话，称这种策略叫“引蛇出洞然后痛击之”。他指示说，再过10到20天就应发动对这些“牛鬼蛇神”的反攻。至于如何选择反攻目标，他提出了两条原则：“擒贼先擒王”和“枪打出头鸟”。王任重作为一位谨慎的政治家，还将此信呈送给6月28日就已到达武汉的毛泽东，向他请示。毛泽东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所以，王认为他的信已经得到了毛的首肯。
　　
　　王任重的反攻大体上只打击学生右派。与政治上不成熟的学生不同，成年的中国人害怕1957-1958年反右运动之计再次施展，参加运动就会被抓。政治运动使他们变得更聪明、更谨慎、更狡猾了，所以很难把他们引出洞来。
　　
　　总共有来自13所学院的254名武汉大学生被定为“假左派、真右派”，比起北京的一万名学生右派来，这个数字似乎微不足道。在武汉，公开对抗党委或工作组的事件的确很少出现。在整个6月和7月，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基本上能够把形势置于他们的有力控制之下。把学生打成右派，是作为阻吓其它潜在挑战者的一个警告信号。
　　
打乱仗

　　
　　但是，除了254名学生以外，文化大革命前两个月期间还有其它受打击者。他们遭到打击并非因为向当地领导进行了挑战，而是当地领导在政治运动中为了装装门面而需要打击对象。最方便的目标就是那些有个人历史问题的人。王任重对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上下左右一起烧，不要限制群众，什么都可以揭，先来一个大揭露。大小人物都可以揭发，‘右派’、‘小流氓’、‘反革命’、‘小野心家’都应该叫群众批判斗争。”当然，他所说的“任何人”，排除了像他自己这样的人。
　　
　　中学
　　
　　王的儿子是位初中生。他是第一个将其父亲的指示付诸实践的人。6月6日，他贴出一张大字报，攻击他所在中学的一些教师，并暗示其父已经审阅过大字报稿。人们认为王的儿子的行动意义极大，故引起了广泛关注。武汉市委的喉舌《党支部生活》甚至刊登了这个年青学生的文章，论如何同“牛鬼蛇神”作斗争。
　　
　　如果说就是王任重儿子的大字报掀起了武汉中学生侮辱老师的浪潮，也许是一种夸张。事实上，教师受凌辱是文化革命早期的全国性现象。刘少奇关于运动在中学里的主要任务是纯洁教师队伍的话，可能要对这种行为负责。
　　
　　最引人注目的目标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权威。这是一个极端模糊的概念。在文化革命的政治气候中，任何显示出学术成就的人都被视为学术权威，而一切学术权威都被当作资产阶级权威。这一称号可以用于反对一大批学校教师。例如有一位26岁的临时教师被批为资产阶级权威，仅仅是因为他年纪不大，却被公认为学校里最能干的教师之一。资格老的教师更难于避免被批判成资产阶级权威。
　　
　　不管定义如何宽泛，但“资产阶级权威”的标签并不能用到所有教师身上。然而，政治标签从来就没有缺乏过。在武汉广泛使用的一个称号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当时武汉约40％的中学教师出身不好。中学党委书记和校长的比例更高，甚至达到48％。现在，任何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都可能被称为“孝子贤孙”。一位中学教师回忆说：
　　
　　在我所教的学校，第一个被打成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是龙××。龙××家里有台留声机，收藏有许多老唱片。他经常邀些年青的同事去他家听唱片，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类。文革一开始，有人把此事揭了出来，说他散布黄色音乐。他父亲是个资本家，他的所作所为就被解释成不愿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
　　
　　不久，我自己也开始有麻烦。我有次讲“把仇恨填满炮膛”这一课，其中有一句“美帝必败，越南必胜”，我讲得太动情，口误为“美帝必胜，越南必败”。下课后，有学生把这事提起，我认为是小题大做，没理他。现在学生说，我在两个班的课上把这句话说反了好几遍。联系我的资本家出身，指控我是故意的。还有一次讲“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这课，我说到卫生部长在天安门与群众狂欢。现在学生说，我们党中央首长只联欢，不会搞什么狂欢。凭着两条就把我定为反革命。
　　
　　倒霉的当然不止我们两人。几乎所有教员都多多少少受到了冲击。但出身不好的教员首当其冲。
　　
　　这所学校里发生的事，正是当时运动整体状况在武汉各中学的缩影。
　　
　　几个月后，人们对学校党委和工作组展开批判，说他们为了保护自己而“把斗争矛头向下对准群众”。但许多人形容这个时期是一个“打乱仗”时期。在多数情况下，目标并不是由党组织和工作组选择的。因为人们感到有巨大的行动压力，就进行了互相攻击。如果他们不批判别人，就可能被人家指责为对运动不太积极。虽然行动并不必然会带来回报，但不行动却几乎一定会蒙受风险。在这种紧张气氛中，理性的人们就会通过挑剔别人言行中的漏洞来显示自己的革命热情。党组织和工作组并不进行干预，因为只要斗争矛头向下指，他们就什么也不会损失。
　　
　　但是，“打乱仗”并不意味着学生盲目选择目标。的确，几乎每个学生都企图在一些教师的言行里找出毛病。但他们极少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学生集中火力攻击的特别目标，通常是那些他们出于一些原因不喜欢的教师。学生很少攻击他们非常尊敬的老师，除非受到极大压力而不得不这么做。
　　
　　在教师中间谁攻击谁，现存的社会分歧和个人之间的矛盾起了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出身于良好或中等阶级家庭的积极分子在攻击资产阶级权威时最有热情。他们公布别人过去犯的错误，揪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在狂热的政治气氛里，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感到了更大的互相揭露的压力。大多数人似乎都遵循一个秘而不宣的规则：“如果我不得不攻击什么人，那么我会攻击那些我不喜欢的人。”一位中学教师描述了在他的学校当时发生的事情：
　　
　　当时，谁也不能袖手旁观。尤其是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压力更大。如你不积极投入运动，就可能被人指为对运动抱抵触态度。所以每个人都挖空心思揭发别人的“罪行”。学生们很幼稚，恨哪个教师就整哪个教师。老师中间也是谁与谁的关系不好，就大揭特揭。我所在的学校有两个老头，都在外语教研室。两人关系从来不好。这时郑老头贴出大字报“看周××的反动嘴脸”：周老头也不甘示弱，贴出大字报“请看郑××血淋淋的事实”。笔仗打得不亦乐乎。我平时看不惯孙××，这时贴出大字报揭发他曾打算改名为孙远东，并说他这样做暴露了他企图征服远东的狼子野心。这当然是胡扯。但当时就是这样捕风捉影，根本不管什么证据不证据。
　　
　　多数情况下，中学生在这一期间没有受到批判。但是，一些学生也成为“打乱仗”的受害者。一位以前的中学生回忆说：
　　
　　6月初，我所在的学校揪出一个“小三家村”，它的三个成员是迷上邓拓《燕山夜话》和秦牧《艺海拾贝》的学生。那两本书当时被批为“毒草”。不久，揪“牛鬼蛇神”运动在我校展开。谁是学生“牛鬼蛇神”？是那些经常发牢骚、穿漂亮衣裳、谈恋爱的学生。就在我的班级里,50位学生中有18人被批为“牛鬼蛇神”。其中有两人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后来，三名“小三家村”、18个“牛鬼蛇神”和我都参加了造反组织。
　　
　　不论这种事情在哪里发生，通常都是热情的学生积极分子而非党组织或工作组发动攻击。但是，对有一类中学生，即流氓学生，当地领导部门采取了镇压行动。在学校停课、教师声望被摧之际，那些在正常情况下受到压制的调皮学生则开始在一些学校为所欲为。地方政府把这种情况视为对当前运动的威胁。6月16日至7月24日，按照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命令，在39所中学逮捕了159名所谓“流氓学生”。
　　
　　教育改革是分化学生团体的另一个问题。6月中，北京发布了关于高中和大学招生的两个指示。指示批判现行招生制度有利于非无产阶级子女而不利于家庭出身好的孩子。这两个指示在高中生特别是在这一年毕业的学生中引起了动荡。出身好的学生当然对这个新政策感到高兴，但出身不好甚至出身中等家庭的学生都感到沮丧。对于出身不好的学生，学业是他们向上流动的最后一个机会。如果这道通向成功的门关闭的话，他们就没有其它路可走了。对于出身中等家庭的学生来讲，前途似乎也是暗淡的。因为这个政策对出身好的学生有利，自然意味着其它学生的机会更少了。邓小平的弟弟邓垦是当时的武汉市副市长。他在一次高中生大会上的讲话，使这些学生更加灰心丧气。邓说：
　　
　　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广大工农子弟升不了学，那还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是了！新的招生办法，可以更好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使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子女得到升学机会，可以培养出大批的、我们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学生，一般说（当然也有少数例外），他们是鄙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他们迷恋走白专道路，想由中学到大学，将来当工程师、当高薪阶层，脱离劳动。这些人只有通过劳动改造，摆脱剥削阶级的影响，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成为劳动者。……有人要求一视同仁，不管是哪个阶级大家都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当的。
　　
　　这篇讲话是通过有线广播网播发的，36,000名初中毕业生和6,000名高中毕业生收听了讲话。20年后，一位从前的中学生仍然记得当时听讲话时的矛盾心情：“从本能上讲，我恨这个政策，但从理智上讲我又不能怀疑它。”
　　
　　7月，市政府改革了高中招生程序。入学考试被取消，录取新生是根据学生的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出身不好的学生是失败者。在36,000名初中毕业生中，89.43％出身好和中等的学生被高中录取，而只有14.62％的出身不好的学生得到升学的机会。
　　
　　有一个调查发现，那些被剥夺深造机会的学生极为愤怒。他们抱怨说：“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我们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推荐入学看不出学习成绩好坏，这不公平。”“阶级路线对我们不公平，我们坚决反对它。”出身于知识分子和中等家庭的学生也遇到了问题，特别是在重点中学。长期以来，出身好的学生对知识分子后代占上风很不满，现在则感到扬眉吐气，他们优越的阶级出身可以使知识分子家庭学生的学业优势黯然失色。
　　
　　中学和大学招生改革使每一位学生都强烈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对政治气候的变化敏感起来。不同出身的学生之间以前存在的小裂痕变成了巨大的鸿沟。虽然公开的冲突仍然很少，但潜在的紧张正在增加。
　　
　　大学
　　
　　大学里的形势与中学的形势并无太大区别，只是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不同。第一个方面，五个大学的党委被认为已经“腐烂”，因为它们已经被“阶级异己分子”掌握了。在其它院校里，党委和工作组在指导运动时通常互相合作，而在这五所院校里，工作组取代了党委。华中工学院就是这样一个“腐烂”的单位。工作组一到校，就开始动员学生造学院当局的反。工作组希望集中火力批判院领导，但受害者大多数是学生的政治辅导员和党支部书记。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学生对他们非常了解，而且对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得到了工作组的批准，抨击当权者就不会有任何风险。结果有一大批党政干部被打成“黑帮分子”。在其它四所学院也出现了同样的形势，工作组也让它们的党委靠边站了。这些学院里的许多党的干部之所以在后来变成造反组织的支持者，也可以从这个事实中得到解释。
　　
　　第二个方面，与中学里的学生不同，大学生的年纪已大到可以成为合法的斗争目标。在中学里，只有教师可以被当作“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揪出来。而这个称号也可以用在大学生身上。甚至出身好的学生也可能成为目标。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流行口号说：“如果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和行动，那么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是什么家庭出身，都可以用大字报的形式来批判。”因此，在进行“揪出剥削阶级孝子贤孙”运动的同时，又开展了反对“歪风邪气”运动。结果，一些出身于良好家庭（多数是落后分子）的学生也受到批斗。例如，到7月底为止，在华中师范学院有300多名学生受到大字报的攻击，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其它学院的形势也大同小异。
　　
　　在学院里，选择造反对象也主要是由学生自己决定，而不是由党组织或工作组来决定。原因是在选择斗争目标上没有明确的指导方针，所以学院里的批斗目标多种多样。教师或者是学生、党的干部或者是普通群众，以及出身好的或者是出身不好的人，统统可能成为这种“打乱仗”的受害者。文化革命初期高等教育机构的运动特点，也许对于理解后来在大学造反派与保守派间出现的组织成分相对模糊的特征，是大有帮助的。
　　
　　虽然党组织和工作组并不决定目标，但这也不意味着他们对在自己管辖之地发生的事情不负责任。党组织和工作组鼓励学生和教师互相攻击，因为他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牛鬼蛇神”会暴露出来。对他们来说，整错一些清白的人正是任何政治运动都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受害者既不会原谅批斗自己的同学或同事，也不会放过他们遭难时在一旁观望的工作组和党组织。
　　
　　其它部门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1966年）在武汉还没有结束，还有社教工作队在武汉。工作组和党委一般有工作分工：前者要指导政治运动，而后者负责其它方面的一切事情。二者间的关系在各单位都不同。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互相合作得很好；但在有些单位，他们则互相对抗。
　　
　　在医院、科研所和文化机构，由于那里很大一批职工是知识分子，所以“资产阶级权威”和“孝子贤孙”就成为主要的斗争目标，正像在学校里那样。在那些单位里，通常有很大比例的人员受到批判。
　　
　　在工厂里，由于没有多少人可以被划为“资产阶级权威”，所以斗争矛头就指向了那些表现不好的人和坏分子。然而，工厂里的工人和低级干部一般既不像年青学生那样热情，也不像知识分子那样在政治上成熟。在他们的心里，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一个攻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运动，跟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有一些教育程度较高的政治积极分子才迅速响应工作组的号召。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或者攻击那些在过去政治运动中受过冲击的人，或者批判坏分子的琐碎劣行。通常在一个单位里有百分之十至二十的职工受到大字报的批判。武汉电信局是一个极端的情况，那儿有约80％的职工受到大字报的批判。这个游戏的一个潜规则是，“当你被指责犯了某项‘罪行’时，不要企图通过与批判者争辩来澄清自己”。与批判者争辩，会让人看成是一种可能破坏运动的行动。所以，自我防御的最佳策略，就是攻击别人。攻击别人不仅显示你愿意积极参加运动，而且可以借此机会报复那些向你发起攻击的人。这种规则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打乱仗”。
　　
　　当这种斗争在一个单位里展开时，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曾指示工作组准备一个秘密名单。这个名单把单位的人划分为五类：左派、中左派、中间分子、中右派、右派。当名单弄好以后，工作组就会让积极分子知道下阶段作为运动目标的人的名字和作为争取对象的人的名字。接下来，工作组所选择的目标就会受到正式批判。武汉重型机床厂有四位业余诗人：朱鸿霞、刘传富、李向阳和姜诗成。这四位业余诗人被指控组成了一个“文学三家村”，所以就成为这个厂的主要批判目标。他们后来在武汉最大的激进组织一一工人造反总部中，担任了领导职务。在第二机床厂，工作组把两名工人打成“反党分子”，把36人定为“反党走卒”。他们中有19人于8月17日参与成立了武汉第一个工人秘密的激进团体。
　　
　　这种名单在没有公开时，是党的领导层和工作组用以指导运动的工具。但如果它被公诸于众时，就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左派当然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他们的地位更好了；右派并不敢抱怨，因为他们长期以来就是斗争的目标。但是，左派和右派都很少。被放到中间三类的人，对这种划法就不满意了。积极分子会对把自己放入“中左派”类别里感到愤怒。中间分子会感到，领导这样划分是对他们不信任。甚至公认的落后分子也会认为被划为“中右派”不公平。几个月后，造反组织通过公布这个名单，成功地获得了那些对这种划分不满的人对自己的支持。
　　
　　在工作组与以前的领导层互相对立的单位里，形势就更加复杂了。在这种形势下，一般是以前的领导层受到攻击。由于不信任从前的积极分子，工作组就努力培养自己的积极分子。在运动最初阶段，内部权力结构上的这种重新组合，可能与以后阶段里的标准模式有所偏离。如果工作组从以往中间和落后分子中选择新的积极分子（通过指责前领导错误地对待了这些出身好的人），并依靠他们攻击以前的领导和以前的积极分子，老积极分子就可能成为造反派，而新积极分子成为保守派。如果工作组引入外来干部来取代原来的当权派，以后就可能有至少两个互相分离的造反组织，其中在旧领导时受到压制的那些人主要攻击以前的领导，而以前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则攻击工作组和新领导人。如果工作组成功地把大批以前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争取过来，那些被排斥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就可能参加造反组织。
　　
　　但是，在这一时期，并非每个单位都深深地卷入到运动中来。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工厂在文化大革命的头两个月里几乎没有被这场风暴所触及。那些单位通常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结束或者那里的绝大多数职工都出身很好。由于这些单位十分干净或者刚被清理干净，所以当地政权允许他们至少暂时不开展横扫牛鬼蛇神运动。那些单位也就躲过了这个引起大量分歧的多事时期。因此，它们以后也比其它单位派性更少。
　　
　　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两月里，真正的变化并没有发生。尽管政治气氛日益狂热，但旧的游戏规则依然本质上完好无损。仍然用从前的政治运动模式来指导人们：动力、目标、当地政权使用的策略，等等，特别是任何头脑清楚的人都可以看到当前运动与1957-1958年反右运动的相似之处。由于任何反政府行动都有很高的风险，所以人们一般不愿意去做违背这种游戏规则的事。这一时期的多数行动都经过允许、鼓励，甚至是政府所要求的，自发的运动极少。除了少数政治上天真幼稚的大、中学生以外，没人敢于藐视现行的游戏规则。而像这些学生那样惹麻烦的人，则为他们的行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与此同时，大批个人在6月和7月里成为受害者。他们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藐视工作组或党的权力机构。无论如何，1966年6-7月份的文化大革命显然偏离了毛泽东期望它运行的方向，即整顿这个党。当权者的地位同以前一样安全。7月中旬，毛泽东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不改变旧的游戏规则，那么这个运动就不可能改变现存的权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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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游戏与新玩家，1966年8—12月

　　
　　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不久，于7月18日斥责工作组，使武汉的领导人莫名惊诧。按照毛泽东的判断，文化大革命前两个月由工作组实施的有控制的动员，妨碍了运动的健康发展。为了达到他的激进目标，毛泽东决定通过放松一些旧的游戏规则来打破现存的政治平衡。他推行的第一项变革，就是宣布“放手发动群众”的原则。新原则具有三个重要意义：第一，它剥夺了党组织限制群众动员的权力。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党组织总是受托担负实施领导群众动员的任务，但现在它不再具有以下权威：选择动员对象的权威，否定某些社会集团参与的权威，以及专断地设定攻击对象的权威。第二，公民个人第一次获得做出他或她自己判断的权利。在过去，党组织以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名义垄断了这个权利。第三，如果发现党组织犯了企图扼杀群众革命积极性，压制不同于自己的意见或对于群众运动设置障碍等错误，人们就可能运用放手发动群众这个武器反对党组织。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党的干部对待放手发动群众的态度，是决定他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阶级斗争中是“革命干部”还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重要标准。通过极大地降低自发政治行动的风险，放手发动群众原则的引入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潜在造反者的政治机会结构。
　　
　　由于被允许的行为范围被逐步拓宽，就可以期望具有低政治参与起点的人首先站出来，成为政治先锋；而且他们还可以推进群众动员的过程。
　　
红卫兵的兴起

　　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斥责，起初使武汉的权力精英大为震动。但是，当王任重这颗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被调到北京后，他们很快就镇定下来。王这时被提拔担任新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当时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被当成文化大革命的司令部。他还是被指定参加十六条起草的少数人之一。十六条是用以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针性文件。在北京有这样一位大权在握的保护人，武汉党的领导人就有理由感到安全了。如果做错了什么事，他们相信王会第一个来告诉他们，因为他还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但当地领导必须改变策略，以顺应毛泽东的最新指示。8月初，工作组开始从学校撤出。在所有大中学校都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以取代工作组的位置。只有阶级出身好的学生和教师才有资格成为这种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对政治垄断的要求，是基于所谓的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当时在这个城市开始流行。这个口号伤害和排斥了出身不好和出身一般的人，抬高了出身好的人。
　　
　　按照十六条的要求，文化革命委员会也在非教育部门建立起来。那些部门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也是由阶级出身好的政治积极分子占主导地位。
　　
　　在文化革命委员会巩固其权力之前，一种新式群众组织在北京出现，并迅速扩及全国，这就是红卫兵。毛泽东于8月18日在天安门接见了一百万名青年，游行队伍中出现大量身着绿军装、自称“红卫兵”的学生，毛泽东本人也带上了红卫兵袖章。这使武汉人第一次注意到红卫兵。
　　
　　第二天上午，武汉第一支自我命名的红卫兵已经在这个城市的街上游行。对这种异乎寻常的事态发展，当地权力部门颇为吃惊。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像红卫兵这样的自发群众组织。如果毛泽东没有表示他对北京红卫兵的支持，当地政府会将这些未经批准而建立政治团体的人逮捕入狱，不管他们的纲领是什么。但北京发出的信号似乎是准确无误的。纵使他们仍然对毛泽东宽容乃至鼓励这种自发群众组织感到迷惑不解，也只能采取响应毛泽东指示的稳妥行动方针。8月19日，省当权者视察11所大中学校，表示对“青年革命闯将”的支持。由于当红卫兵便马上得到荣誉、尊敬和名望，而且也没有什么风险或代价，因而每个人都想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随后几天，红卫兵组织像雨后春笋，在这个城市里到处出现。当地政权只得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去祝贺新的红卫兵组织的诞生。同时，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又召开各校红卫兵“经验交流”大会。这些会议的真正目的，就是把红卫兵拉到与当地党的领导一致的路线上去。然而，魔鬼一旦被释放出来，就很难再把它们装回潘多拉盒子之中。
　　
　　8月22日，北京红卫兵开始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消息传到武汉。破四旧运动迅速席卷全市。正如克兰•布尔顿（Crane Brinton）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什么比用外表的变革来预示所谓革命的来临更简单易行，更引人注目。学生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使城市面貌革命化，特别是使不革命的街名和商店名革命化。例如，任何名称中包含“福”、“寿”、“禄”、“和”、“裕”或“泰”等字的街道或商店，都要重新命名，用“东方红”、“红旗”、“工农兵”、“东风”、“红卫兵”等取而代之。
　　
　　学生们并不只是忙于改名字。从1964年开始，紧身裤、尖头皮鞋、高跟鞋、西服领带和长头发等均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现在这些全都遭到禁止。学生们勒令理发店、裁缝店和照相馆不得做任何有违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工作。此外，全市遍设检查站。当检查站发现谁的打扮不符合学生理解的无产阶级风格，就强迫其符合（例如，把长头发剪短、把妇女鞋子上的高跟去掉）。
　　
　　几天之内，街上所有四旧的痕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学生于是开始搜查旧精英的家，没收或销毁任何他们认为需要这样做的东西。出身不良阶级家庭的学生，希望显示他们与其过去的阶级决裂，甚至请同学去搜查他们自己的家。受害者常常告诉来抄家的人，还有哪些人的家可以抄，他们的名字和地址是什么，特别是个人对手的名字与地址。有些剥削阶级家庭在学生面前先自己销毁这些四旧。没收的贵重物品通常是金条、钻石、古董和善本书等，不太贵重的东西便就地销毁。由于价值的判断是由十几岁孩子作出的，以至很多真正的宝贝被摧毁。当工人和低级干部子女发现，许多“吸血鬼”（他们起的名字）的生活水平比他们高得多，就产生强烈的嫉妒心理，使他们常常把一切物质享受的东西都与四旧联系起来，并当场销毁而后快。
　　
　　针对老精英的暴力在1949年以来的其它时期也发生过。过去的暴力总是由当地政府发动和组织，而1966年8月的暴力则不同，它是由自发的学生们进行的，结果就更加肆无忌惮、更加野蛮。武汉总共有21,000个住宅被抄，没收了17,845两黄金，28,936两白银、267,000个银元和4.4亿现金。学生还开会批斗“牛鬼蛇神”，带他们游街，甚至强迫他们离开城市。体罚成为一件常事。在武汉，有32人被殴打致死，还有112人企图自杀，其中62人死亡。
　　
　　为什么武汉学生那么热心参加破四旧运动？第一，这里没有什么风险。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赞扬了北京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武汉党的领导人没有别的选择，对学生本来不可容忍的行为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态度。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在同其它领导人讨论混乱形势时说：
　　
　　放手搞大革命，放手搞大民主，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要成立红卫兵就成立：你要上街就上街；你要干什么可以。要到长沙、北京去，可以的。你要打庙，支持他去打。不采取这个精神，我们就被动了。
　　
　　
　　红卫兵的过激行动毕竟没有对当地政权造成直接威胁。中央和地方政权对红卫兵初期的过分行为的纵容，使学生们更加肆无忌惮。
　　
　　第二，除了时间外，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因为学校已经告诉他们停课半年，以使他们能够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之中。所以，他们的问题不是时间的缺乏，相反是时间的过度供给。
　　
　　第三，还有收益。与成年人不同，学生可能会轻易地受表现性收益（expressive benefits）的驱动而参加政治行动。对多数学生来说，参与破四旧的集体行动的确又刺激又有趣，在一起行动的经历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快乐。此外，许多学生还期望能从他们的积极行动中得到回报。8月底，虽然在多数学校都有自称的红卫兵，但红卫兵组织还没开始正式征收学生。非红卫兵学生认为，他们参加破四旧就是表明其决定做文化大革命先锋的方式。他们希望，当学校红卫兵组织开始扩充队伍时，会考虑他们在这个革命行动的表现。所以，非红卫兵学生正像红卫兵一样急于走出去破四旧。总之，表面上疯狂的破四旧运动，尽管是下意识的行动，但也有学生理性的基础。
　　
　　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危害了公共秩序，却放过了毛泽东心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末，北京党的领导人开始让红卫兵平静下来。由于地方社会控制机关仍然很有效，群众暴力很快得到控制。但这一时期开了使用暴力的先例。当社会控制机关瘫痪时，暴力就会成为文化大革命突出的特点。
　　
　　在破四旧运动期间，红卫兵组织开始吸收成员。谁是合格的？在8月26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一个声明中，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制定了标准：
　　
　　我们凭什么当毛主席的红卫兵？就凭我们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子弟。……非红五类子弟，你要革命吗？你就要背叛自己的家庭，你就要革自己的命，你就要和红卫兵站在一起。要革命就站出来，过来我们就欢迎，就团结。
　　
　　红五类原则当然受到阶级出身好的学生的热烈欢迎，同时也被武汉采纳为红卫兵标准。这样一来，红卫兵变成一个排他性组织，只有红五类学生有资格加入。在一些学校里，允许红五类之外的学生加入叫做“红外围”的红卫兵外围组织。问题是红卫兵组织应当如何挑选其成员？如果吸收所有的红五类学生，那么红卫兵组织就会太大，从而难以被视为先锋团体。一些学生，即高干子弟，有意将红卫兵组织尽量变成一个排他性组织。在政治精英子女相对集中的北京，常常规定非常严格的标准，只有所谓最革命的分子才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在这里，一个人成为革命家的潜力是由其父母的干部级别来衡量的。
　　
　　在武汉，高干子弟在中学生里极少，并集中在武昌区的几所学校，因为那儿是省政府和武汉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他们享有作为第一批红卫兵的特权，但很难采用非常严格的北京标准。否则的话，在几所重点学校里，只有少数人有资格加入红卫兵，以至于很多学校根本不会有红卫兵了。因此，武汉红卫兵吸收成员的模式与北京很不相同。在武汉的重点学校里，吸收成员的标准与北京那类学校使用的标准比起来相对宽松一些。其它学校的标准就更加宽松了。
　　
　　但是，阶级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彻底排除在红卫兵组织之外，而不管他们的政治表现有多好。中等阶级出身的学生处于一种困难的地位。从理论上讲，他们有资格成为红卫兵，但他们会不会被吸收为红卫兵的决定权却掌握在从前他们看不起的少数人手里。这些中等阶级出身的学生，特别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曾经是班级里的尖子和老师的宠儿。对他们来讲，沦落到从属地位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雪上加霜的是，阶级出身不好甚至出身中等的学生常常会受到当众凌辱。有一位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当时的高中生，回忆起1966年底的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召开了一次全校动员大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过去开全校大会是按班级分块坐。可是那天晚上，把人分成三类。红五类坐前排，高唱《东方红》，并反复朗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我们所谓“团结对象”坐中间，只能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黑五类最惨，他们坐在最后，什么也不许唱。不少出身不好的老师被拉上台，被逼着唱“我是牛鬼蛇神”之类的歌。文革前，出身不好的学生也受到歧视，入团比较困难。但那时歧视仍是无形的。那天晚上，歧视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学生中潜伏的矛盾便成了公开的对抗。当然受歧视的人当时谁也不敢反抗，但个个已是满肚子火了。那天晚上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类似的场面几乎到处可见。如前一章所述，在武汉的中学里，阶级出身好的学生在学生总数里不到一半。这些学生的排外和飞扬跋扈行为，疏远了他们与其它学生的关系。这是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沉寂火山。
　　
　　红卫兵的兴起和破四旧运动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红卫兵开了这样一个先例，即利益相同的人可以自己组成团体反对其它人。虽然在1966年8-9月里只允许出身好的学生这样做，而且每个学校只许一个红卫兵组织存在，但红卫兵是自1949年以后，中国不受政治等级制度直接控制的第一个真正的群众组织。工会、共青团和妇联并不独立于同级党委，而红卫兵则不同，它从开始起就是独立的。它的建立、吸收成员、组成、纲领、策略和行动都由成员自行决定。由于它们的独立自主性，就使其更可能与政权相对抗而不是合作。况且，党的领导原则现在被解释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这一条可以用来为其反对地方政权规定的方针作辩护。
　　
　　第二，跨单位行动开始出现。在过去，社会力量受到垂直分割，一切政治活动都在各个单位内进行。只有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通过其等级网络体系动员跨单位行动。红卫兵则开了一个先例，使具有相同利益的人形成跨单位联合，以便追求他们的共同目标。
　　
　　这些突破是自发群众运动的先决条件。毛泽东这时正集中精力争取足够的民众支持，以打垮党的领导层中的敌人，但他没有充分认识到红卫兵兴起的长远意义。他也没有意识到，事实上红卫兵正向他努力避免的方向前进。红卫兵在8月的行动，只是对那些在过去十七年里各种运动及文化大革命头两月的打击对象所进行的又一次打击。但是，他们没有像毛泽东期望的那样去攻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汹涌的造反浪潮

　　
　　破四旧运动掩盖了8月的另一个重要事件一一北京和各省市之间串联学生数量的增长。有关毛主席要接见更多红卫兵的传言，吸引了各省市大批学生来到北京。与此同时，北京学生想要去点燃停滞省份的文化大革命烈火，还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就奔向了全国其它地方。
　　
　　8月底，一群北京学生到达武汉。他们给这个城市带来了一些异乎寻常的消息：每个学生都有权利去串联；党的领导层批判了刘少奇；可以“炮轰”地方党委。由于这些消息的特殊内容和传播方式，当地领导人听后非常紧张。这些消息会损害他们正在试图维护的社会秩序。此外，如果允许另一条信息渠道存在，那么地方政权对信息的垄断就会受到破坏。
　　
　　在当地政权采取行动之前，北京学生已开始直接攻击湖北省委。由于来自国家的首都，许多北京学生有一种优越感。显示其优越的一种方法，就是要做一件当地人不敢做的事情。他们找到的第一个问题相当微不足道。《湖北日报》于8月9日出版十六条时，没有仿效《人民日报》套红印出报纸。北京学生断言，用黑色来印十六条是对文化大革命指导方针的有意藐视，他们要求省领导人应当至少为这一事件负些责任，但省领导人认为北京学生是在吹毛求疵，所以不想理睬这些毛头小伙子。
　　
　　省市领导人采用三种策略来对付北京学生。第一种策略是采取一项预防性措施。8月29日，湖北省委宣布，已经查办了省委宣传部部长曾淳。一周后，又公开批判副省长陈一新。这两人都是湖北省委常委。这是中国人所说的“弃车保帅”之计。通过牺牲这两人，省委领导人希望表明，湖北省委内部“隐藏的敌人”已全部被识别出来，并得到处理。
　　
　　第二种策略是防御性措施。当地领导人努力给北京学生和本地居民这样一种印象：在过去17年和文化革命头两月里，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始终干得很好。省长张体学从不错过维护湖北省委工作的任何机会。在不止一个场合里，他骄傲地说，“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一贯忠实于毛泽东思想的，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路线的。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是搞得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这是用以攻为守的策略来赢得同情。
　　
　　第三种是进攻性策略。为了维持他们对信息的垄断，并摧毁北京学生的威信，当地领导人对武汉居民说，北京学生带给本城的只是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唯一可靠的信息来源仍然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掌握的正规渠道。
　　
　　此外，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还秘密地动员力量发动对北京造反派的反攻。8月30日，湖北省委起草了一封呼吁书，以“湖北大学学生”的名义发表。呼吁书说，北京学生代表了一股“逆流”，妨碍了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信中还声称，对湖北省委的任何攻击，都是对毛主席和党的领导的间接攻击。第二天，武汉市委发出了另一封紧急呼吁书，也假借别人的名义，号召抵制“南下一小撮”。为了证明在武汉制造麻烦的确实是“一小撮”，当地领导人需要在北京学生中找到一些同情者，王任重对此给予了帮助。王凭借作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地位，把他精心挑选的几组北京红卫兵派到武汉去。这些人由两个当时全国有名的红卫兵卜大华和宋要武率领，以保卫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为使命。他们以“真正的”北京红卫兵自居，谴责那些攻击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人。武汉当权者把他们视为救兵，待若上宾。
　　
　　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努力至少暂时收到了效果。当地居民（包括当地红卫兵）从一开始就把对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攻击视为一种狂妄行为。他们现在对北京学生发起了反攻，使后者很快发现自己在武汉不受欢迎。
　　
　　但他们并不准备屈服。8月31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在武汉的北京学生因此也要求与省长座谈，但张体学拒绝了这个要求，并说他不想让人感到他受学生的摆布。这样一来，双方就面临一场冲突。9月2日晚，40名北京学生在湖北省委大楼前面静坐示威，在第二天增加到200多人，他们决定绝食。这个没有先例的事件在全市引起轰动，大多数普通工人和干部反对扰乱社会秩序，当地居民聚集到静坐现场谴责学生攻击党的领导。民众的支持加强了当地政权的不妥协立场。
　　
　　9月4日，湖北省委在武昌体育馆举行了欢迎北京和其它省市学生的大会。张体学在讲话中指出，他不想向示威学生道歉。当有人问他是否支持静坐时，他回答说：“我只支持左派，不支持右派。”这个声明激怒了绝食者。为了抗议，他们在武汉举行了示威游行，并派一些学生回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控告湖北省委。那天晚上，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树成通过当地广播电台发表了一篇紧急讲话，他要求对本市所发生的事件给予客观的报道，但他选用的词语和描述事件的方式，都暗示静坐学生要为这场动乱负责。
　　
　　正如所期待的那样，王树成的讲话引起了民众对北京学生的新一轮抗议。此时，各省市的地方政权都面临着串联学生的挑战。在有些地方，紧张局势导致串联学生与当地居民间发生武斗。相比之下，武汉的形势相对稳定，这也使张体学能够得意地宣称，“我们赢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9月7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一些地方领导人煽动工人农民反对造反学生。王任重作为圈内人，第二天就给张体学打了一个电话，劝他向串联学生作个自我批评。但张认为王过于谨慎了。9月5日以后，城里出现了很多赞扬湖北省委的传单。有人甚至还谱了一首歌，叫《湖北省委就是好》。拥护湖北省委的力量基本上是自发的，这就使张相信武汉的形势与毛泽东批评的那些地方有所不同。他没有认识到，游戏规则正在发生急剧变化。
　　
　　9月12日，那些9月4日返回北京的学生回到武汉。他们于9月8日见到了党中央第四号领导人陶铸。刚回武汉，大字报就贴遍全市，声称陶已经指示张体学作自我批评。串联学生也提出了一个挑衅性的口号：“打倒湖北省委”。这个口号震动了全市。如果串联学生所说的是真的，就会打破省领导不可侵犯的神话。武汉市民非常焦急，在随后几天，约百万人聚集在街上，争论湖北省委是否犯了错误。主导性的意见是，省委没有犯错误。多数当地居民简直不能相信，几个学生就能改变过去17年确立的游戏规则。作为与串联学生所提口号的直接对抗，支持湖北省委的人喊出了“捍卫湖北省委”的口号。
　　
　　9月15日，湖北省委邀请串联学生和当地学生代表召开所谓的协商会。此会变成了又一场争斗。串联学生坚持说，陶指示张体学作自我批评。但按照湖北省委的说法，陶曾批评了“打倒湖北省委”和“打倒张体学”的口号。支援湖北省委的学生相信党的权威的话。他们抗议北京学生无耻地歪曲了陶的指示。在当地学生热情支持的鼓舞下，张一时失去理智，发表了一个冲动的即席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我代表我和湖北省三千多万人民控诉赵桂林（来自人民大学的学生，是当时北京在武汉学生的领袖）”。此会不欢而散。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有无数群众集会谴责北京学生。同时出现了大量支持湖北省委的大字报和传单。因此，北京的造反学生陷入了难堪的困境。他们走到哪里，就会被愤怒的人群所包围。9月19日，张体学再次骄傲地声明：“我们是胜利者。”14天前，他是在湖北省委的一间房门紧闭的会议室里讲了这句话，但现在他是在一个群众集会上说这番话的。9月25日，张体学离开武汉去北京，他把此事当成一个肯定的信号，即串联学生的挑战已经失败了。
　　
　　大约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决定完全改写游戏规则。到9月底为止，他已经认识到，最早出现的红卫兵是维护现状的力量。而他能够依靠的造反力量只有极少数人，甚至在北京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在各省市了。使少数学生身处困境的，正是在过去十七年间确立的游戏规则。为了将似乎停滞的文化大革命向前推进，毛泽东决定采取旗帜鲜明的立场来支持少数。10月初，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声明：运动初期强加给学生的错误政治结论一律无效，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必须予以平反。这一行动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打破了以往权力精英和普通公民所相信的神话：地方政权代表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所以是不能碰的。另一方面，对于数月以来受到打击的人来说，他们渴望获得地方政权的补偿和纠正的要求得到了赞同和鼓励。一句话，造反有理。
　　
　　当毛泽东的态度发生急剧转变之时，王任重没有忘记给他的部下打电话。他劝告湖北省委在对待串联学生和当地“少数派”时要更小心一些。但是，武汉领导人正沉醉于他们近来对串联学生的胜利之中，并没有理解王所传达的信息中包含的紧迫性。当王再次打来电话时，才引起武汉领导人的注意。在这一次的电话里，王用毫不含糊的语言指出，湖北省委必须承认赵桂林是“革命闯将”，还要为自己对串联学生和当地“少数派”的所作所为作个自我批评。这是武汉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权威开始瓦解。
　　
　　*译者注：1966年10月5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为贯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精神，根据林彪的提议，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使造反派得以“踢开党委闹革命”；指示还宣布为运动初期被党委和工作组打成的“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平反。中共中央于同日批发这个《紧急指示》时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地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串联打破了现存政治的平衡，促成了有利造反的形势，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串联能把保守派转变为造反派。1966年8月，首批红卫兵公布了一条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现在，每个人都想要以造反派面目出现。但是，那些真想促进变革的人并不敢挑战似乎还很强大的地方政权，而那些在8月和9月表现最积极的人却没有促成基本变革的愿望。后者会尽力维护其工作单位和生活地区的现存权力关系。在这种形势下，打破现存的政治平衡似乎就没有什么希望了。而串联打破了均势。当北京的保守分子到外地串联时，他们与当地权力体系便毫无关系了。这时，他们就有可能起来造反了。现实也正是如此。
　　
　　8月底9月初，只有出身好的学生可以出去串联。所以，对武汉当局发起攻击的多数北京学生，在他们自己的学校里一般都是保守派。北京学生提出的口号就暴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他们当时提出的三个颇受争议的口号是：“炮轰湖北省委”、“怀疑一切”、“自来红万岁”。第三个口号就带有保守派的标记。最有趣的是，北京学生在攻击武汉当局时极少提出工作组的问题。这绝非偶然。更合理的解释就是，多数北京造反学生在他们自己的学校曾经是工作组所喜欢的孩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最先点燃武汉革命烈火的人却是来自北京的保守派。张体学可能是第一个认识到这种矛盾的人。在9月的一次会议上，他对来自北京的高干子弟却敌视武汉的高级干部提出了疑问。所以，串联起了把一个地方的保守派转变为在其它地方的造反派的作用。
　　
　　第二，串联有助于促进地方反对势力的产生。在同武汉当局对抗时，串联学生很难在当地找到同盟军。他们确实有一些本地同情者，但那些同情者仍然处于动摇、分散和无组织状态。对他们来说，公开表示支持串联学生是一件很具风险的事。当9月中旬串联的规模扩大时，有关外地事件的更多信息开始涌入武汉。此外，到9月底为止，大批本地学生陆续从外地串联归来。到北京和其它地区串联的个人经历，加上川流不息地来此串联的外地学生带来的消息，使越来越多的武汉居民开始意识到，以前一直熟悉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开始明白，“炮轰”当地权威部门不是件什么了不起的事，一个学校里可以有不止一个的红卫兵组织，“少数派”学生应当与多数派学生一样，具有成立自己组织的权利。实际上，当一名造反派要冒的风险并不像以前想的那样大。因此，1966年9月底在武汉的一些学院里出现了第一批少数派组织。为了将自己与最初的红卫兵区别开来，那些小组织常常自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卫兵创始组织垄断地位的消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件大事，它打开了派性冲突的大门。
　　
　　第三，串联有助于改变大学和中学里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平衡。9月份，几乎所有出身好的学生都出外串联，而他们的离开就解除了阶级出身中等和不好学生的压力。到了10月份，也允许出身中等甚至不好的学生出去串联。他们离开武汉后，就没人知道他们的身分了，他们就可以做别人所做的事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快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像他们父母那样的人。因此，串联给他们一个重新评估自身社会地位和在运动中应担任角色的机会。当他们于11月和12月带着新思想返回学校时，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被彻底批倒，他们就大批地加入了造反组织。
　　
地方政权的瓦解和学校造反派的出现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出现在1966年10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向他们所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实际上扭转了运动的方向。他们命令地方当局为所有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和“右派分子”的人平反，公开销毁所有存档的“黑材料”。当时还按毛泽东的提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省市领导人受到批评，说他们在对待造反学生时很被动，并维护自己，压制学生。这个会议特别对湖北领导人来说是一场灾难。张体学从王任重那里得知，毛泽东批评他“落后于形势”，他不得不作自我批评。始料不及的是，王任重本人很快也成为受害者。会议结束不久，毛泽东就让王离开北京到海南岛，这标志着他的倒台。
　　
　　在武汉，运动在10月也发生了突然的转折。直到10月4日，当地干部仍然相信他们没犯“路线错误”。但当北京的压力不断增加时，他们失去了信心，最初还想故伎重演，“丢车保帅”，以躲过这场风暴。他们公开批判省文化局副局长任清和武汉市委副秘书长石渝，但这些努力现在都无济于事了。所以，省市领导人别无选择，只好承认“错误”，并向串联学生和本地少数派学生道歉。王任重的倒台，使他们失去了很快扭转形势的最后一线希望。
　　
　　中国政治体系的权力结构就像一个金字塔，每一级当权者的合法性都来自其上一级的权力，最终来自毛泽东。在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十七年里，那些当权者已经习惯于统一的领导和没有制约的权威。由于得到了来自上面的支持，所以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镇压来自下面的挑战。但他们并没有独立地对付挑战者的经验。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个月里，武汉领导人有王任重作为他们在北京强而有力的保护人，所以他们感到安全，行动也有信心。可现在他们的保护人已离开北京，而北京也对他们不满起来。没有来自上面的支持，当地领导人就黔驴技穷了。
　　
　　串联学生带给武汉的激进思想为当地造反团体的产生铺平了道路，而地方领导权威的下降则进一步减少了集体行动的风险。况且，很多人在一定程度上把本地权力机关的软弱无力归功于造反先锋们的英雄行动。人们把当地政权同少数派学生打交道时表现出的日益懦弱，当成可以富有成效地进行集体活动的证明。新生造反运动的初战胜利，就这样决定性地改变了潜在造反派关于集体行动收益与风险的精细算计，从而使这种行动比以前更富有吸引力。
　　
　　10月中旬，当赵桂林再次赴京后返回武汉时，发现串联学生在与地方政权斗争时，已经无法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了。此时，老红卫兵组织已失去了垄断地位，从前被疏远的学生开始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对“资反路线”的批判，使那些曾被老红卫兵组织排斥在外的人也可以抛头露面了。不管家庭出身如何，所有学生都第一次有了在学校里成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实际上，任何想要成立组织的人都可以这么做。接下来所需要做的，只是取个容易记住的名字，以方便吸收成员。
　　
　　成立组织并不要求在政府部门登记注册。即使没有追随者，那也可以是一个人的组织。这种组织的发起者被称为光杆司令。只要一个团体成立，它就有权利以某种形式接受学校的财政支持。所有组织都想要拥有自己的油印机、刻字蜡纸、刻字钢板、纸和广播器材等，但学校无法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在10月和11月间，出现了大量关于有的团体偷窃或抢夺其它团体设备的报道。不管怎样说，成员个人不必花自己任何钱来维持组织的运转，就使成立和操作群众组织在财政方面也具备可行性。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来成立的非学生组织，也以这种方式解决财政问题。这一因素使集体行动变得相对容易起来。
　　
　　由于可以随心所欲地组团结社，1966年10月，在每个学校都出现了无数的组织。这些新团体都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成员对老红卫兵组织的排他性感到愤怒。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里，团体的归属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红卫兵创始组织排他性强，所以一旦他们的组织垄断被打破，那些被排斥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或者加入其它新建立的团体。他们用这种方式取得了自我实现、自尊以及其它形式的心理满足。
　　
　　为了与老红卫兵组织竞争，新团体一般更愿意互相合作，建立松散的联盟。到了10月中旬，多数学校的学生大体上分成了两个阵营：老红卫兵组织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称思想兵）。鉴于前者在9月中旬已经建立了一个协调各个学校分支的全市性行动的司令部（第一司令部），后者很快提议建立自己的全市组织系统。在10月末，思想兵进行了迅速的扩张。这一成功源于两个策略。第一，它吸收成员的标准比老红卫兵组织的标准要灵活得多。老红卫兵只接受出身红五类的学生，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只吸收高干子女，而思想兵实际上欢迎所有人。第二，思想兵善于促使尚在犹豫观望的人加入他们的队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采取了公布黑材料的策略，特别是对外公布了工作组和党委把人们划为五类的秘密名单。很多人加入激进组织，仅仅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被划入比预期更差的类别。
　　
　　组织上的扩展鼓舞了思想兵的勇气。在10月下旬，思想兵开始发动进攻。他们在一些学校接管了的广播站；在另一些学校，夺取了“档案”；在其它学校，赶走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与此同时，他们准备建立一个协调全市所有思想兵行为的司令部。他们邀请每个学院派几名代表参与筹备。因为思想兵最先在华中工学院和湖北大学出现，所以这两个学校的代表就期望其它人承认他们为自然的领导者。他们也想将起草的声明和组织章程强加给其它参与者，但他们的自高自大在代表之间引起了强烈的反感。正因为这两所学校的代表中没有人是中共党员，所以代表们坚持，只有出身纯正的中共党员才可以被选为领导人。结果，武汉测绘学院的学生杨道远被选为未来司令部的领袖，而他显然不具备领导大组织的才能。由于对选举结果非常失望，华中工学院和湖北大学的思想兵撤出了这个统一的思想兵组织，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司令部。因此，当武汉思想兵司令部（它自称第二司令部，或简称“二司”）于10月26日正式成立时，并不包括这两所学校的思想兵。以后，他们成立了独立的司令部，一般被称为“新华工”和“新湖大”。未能组成统一的组织之所以没有立即导致思想兵的公开内部冲突，是由于他们还面对强大的敌人一一本地政权和保守派。在这个前途未卜的时期里，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联盟。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当他们的共同敌人消失之后，源于这一事件的潜在内部矛盾就会浮出水面。
　　
　　二司的成立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省里的一些领导人出席了二司的成立大会。这一姿态表明，地方政权首次不得不承认反对派存在的权利。与此前十七年期间的情况相比，它标志着政治生活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
　　
　　思想兵很快发展成为一股庞大的势力。11月1日，当思想兵冲击湖北省委的一个重要会议时，省当权者感到几乎无能为力。他们不再敢约束本地反对派，因为任何这种企图都会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批为“镇压革命群众”。地方政权所能做的，就是在平等基础上同造反学生谈判。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重要结果就是，它摧毁了地方政权的合法性。随着激进的中央政策逐步摧毁地方政权的合法性，后者的主要职能一一社会控制一一也就陷于瘫痪。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缺乏社会控制整套机制支持的情况下，毛泽东能够控制和指挥他所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吗？
　　
　　在过去，地方政权起了“守门人”（gate keepers）的作用，即监管权力中心和基层间的联络，并担当贯彻毛泽东指示的实施者。权力的等级结构可以通过对来自北京的信息作权威性的解释，以及通过对不顺从行为进行惩罚，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群众中出现离经叛道行为的可能性。当然，这个模式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地方政权可能有意或无意地错误解读北京的信息，正如文化革命前几个月已经出现的那种情形。但是，对于北京的领导人来说，直接对付几个守门人要比直接对付亿万人民要容易得多。现在，旧的权威结构正在解体，而一时间并没有新的权威结构来取而代之。现在所剩下的一切，就是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这种个人权威并且在文革期间又得到了加强。个人崇拜无疑可以作为动员民众的一种工具。但是，还不清楚这种崇拜是否能够代替社会控制机制。有效的领导可能有两种功能：激发活力和指引方向。如果一位领导人只能成功地激发活力而不能指引方向，他就将看到他所调动起来的追随者向别的方向前进，而不是向这位领导人所设计的方向前进。正如下列章节将要揭示的那样，不论亿万人民如何表白自己对毛主席的忠诚，个人崇拜本身却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毛泽东的意志，因为毛泽东摧毁了社会控制机制。这种控制机制对他指导和协调民众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
　　
群众组织的激增

　　
　　1966年后两个月最重要的事态发展，就是运动超出了文化教育机构，实际上进入了社会的每个角落。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工厂就基本上没有受到学校里和社会上各种事件的影响。十六条规定：“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它还进一步指明，对于工人来说，这只是一场“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9月，党中央通过规定工厂不应在上班时间进行政治活动，试图限定运动的范围。所以，工人所能做的只是在业余时间更频繁地参加政治学习和讨论中央指示。正规的生产活动没有打乱，多数工人从未想过他们有一天会被允许像狂暴的学生那样行动。
　　
　　有些工厂工人很羡慕学生。这些工人在6—7月间曾被打成“右派”、“三家村分店”和“反革命”等。当看到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学生得到了平反，他们也想恢复名誉。但是，他们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估量一下潜在的风险有多大。通过观察运动的每一个转折，他们对官方路线的微妙变化变得十分敏感起来。在他们还不能公开追求其目标的8—9月间，一些工人在单位内建立了秘密的联系，以评估形势，交换意见，更重要的是相互给予支持。新信息对他们来说是极有价值的，而且为了得到最新消息，他们又在官方渠道以外寻找其它途径。由于这个缘故，串联学生吸引了他们。9月，湖北大学被指定为接待站，成为武汉接待串联学生的大本营。许多心怀不满的工人下班后到那里静静地收集信息，并在相互间迅速传递。各种秘密联络网就这样发展起来，成为未来激进工人组织的胚芽。这里面的很多人将成为未来十年里的著名人物。
　　
　　1966年10月，少数派学生的胜利激励了受排挤的工人，他们开始变得更加好斗。他们想，如果学生“右派”的冤案可以平反的话，那么扣在自己头上的帽子也可以摘除。所以，他们加快了行动步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争取造反学生的同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们的迫害很快引起了学生的注意。学生们认识到，这些工人的遭遇可以作为不利于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新证据。一些造反派学生同工人频繁接触，鼓励他们寻找更多的同志，组织集体活动对当权者施加压力。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些学生发挥了政治企业家的作用。工人积极分子和造反学生之间逐渐形成了众多的联络网，其中最大的联络网出现在武昌。在9、10两月里，以串联学生和本地少数派为一方、以本地政权为另一方，并以武昌为主战场展开了斗争。所以，与其它区的同类工人相比，武昌的受排挤工人能和激进学生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也就不足为怪了。
　　
　　10月末，当形势变得毫无疑问地有利于激进学生时，工人积极分子最终消除了他们的疑虑，决定公开宣布他们的存在。10月28日，武昌的联络网举行了第一次独立集会，批判湖北省委执行的反动路线。一周后，它同二司和其它一些激进学生组织共同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提出了“炮轰湖北省委”的口号。11月9日，一个叫做工人总部的工人造反组织宣告成立。就在同一天，著名的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上海正式成立。直到几个城市中出现了一批工人群众组织时，毛泽东才改变了有关不允许成立工人群众组织的考虑。经过一番犹豫，北京终于在11月13日解除了禁令。
　　
　　自发工人组织的合法化，是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如果允许工人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那么其它部门的人会感到他们也有资格享有同样的权利。中国人第一次可以自由地组织任何他们想建立的团体，只要他们表示忠于国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不管这个自由多么有限，它毕竟唤醒了人们长期受压制的自我利益或团体利益的意识，并且提供了追求这些利益的机会。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就这样涌现出来。例如，有艺术家团体、合同工团体、学徒工团体、厨师团体、退伍军人团体、小学教师团体、中学教师团体、居委会团体、学校教师团体、警察团体、法官团体、检察官团体、街道清洁工团体、医生团体、民兵团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团体和盲人团体，等等。
　　
　　工人总部建立不久就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由于最早的领袖是一个中型工厂的工人，所以，大型企业的一些同志强迫他辞职，理由是大企业的人更有资格，因而更便于获得大家的支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又发生了四次“政变”。结果，工人总部的权力逐渐集中到来自几间特大型工厂的一伙年青工人手里。这几间特大型工厂是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和武昌造船厂等。这一过程导致造反的工人分裂成几派。例如，工人总部前司令被迫辞职后，与其追随者一起成立了八.一七革命造反司令部。这个组织在随后两年间与工人总部的关系一直不好。
　　
　　工人总部（简称“工总”）在武昌成立之际，另一个工人造反组织在汉口诞生。其诞生地武汉电子元件厂是一间中型工厂。10月，这间工厂的一些工人曾向驻厂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发起猛烈进攻，使得此厂声名远扬。工人的行动引起学生造反派和其它工厂受排挤工人的共同关注。在华中工学院学生的帮助下，这些工人成立了小的核心团体，并派人支持其它工厂的工人。不久就形成一个联络网，最后演变成于12月8日正式宣布问世的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总司”）。过了四天，另一个工人激进组织九.一三兵团（简称“九一三兵团”）在青山区成立。这个区有两个巨型企业，即武汉钢铁公司和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从此以后，工人总部、工造总司和九.一三兵团成为武汉无数工人造反组织的领头羊。以后，工人总部设法渗透了武汉六个区的许多企业，而工造总司和九.一三兵团在汉口或青山以外影响很小。九.一三兵团主要从武汉钢铁公司和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吸收成员，工造总司则主要从汉口的中小型工厂吸收力量。
　　
　　群众组织的激增，为造反派打击中国官僚结构的基础创造了条件。在1966年11月之前，虽然省市当局受到了猛烈攻击，学校领导的权威几乎完全丧失，但在除了教育部门以外的所有部门里，文化大革命前一直存在的权力关系基本上依然完好无损。因为在这些部门里，仍然把成年人的群众组织当作非法组织。而群众组织的激增，就在所有部门里都产生了打破权力平衡的威胁，并使整个社会失去平衡。
　　
保守派与造反派

　　
　　激进工人在12月崭露头角，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在每个单位里仍然是极少数。对于激进工人组织的兴起，多数干部、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和老工人都感到迷惑不解。在他们眼里，好人不造反，造反没好人。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造反似乎得到了北京的支持，为什么省市党委受到攻击，为什么北京容忍日益混乱的局势。当造反开始泛滥时，他们逐渐地失去了耐心。
　　
　　11月9日，二司和其它激进组织占领了湖北省委的喉舌《湖北日报》的办公室，并威胁说要关闭这张报纸。中南局（统管中国的中南地区包括湖北、湖南和广东等省党的活动的党组织）加以干涉，但造反派对其警告不予理睬。一周后，这个报纸被迫关闭。它也许是中国发生此类事情的第一例。报纸的关闭引起了大批本地居民的愤怒。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干部、学生和民众包围了《湖北日报》大楼。他们高喊：“《湖北日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和党的喉舌”，“我们要看《湖北日报》”。他们想迫使造反派离开大楼。但出乎意料的是，11月18日，张体学发表了一个声明，承认造反派行动是革命行动。这个报纸的编辑部和湖北省委都公开做了自我批评，承认报纸在最近几个月里犯了“错误”。但这个让步并没有讨到任何人的好。造反派反而得寸进尺。他们在继续占领报纸办公室的同时，又向湖北省委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让步也使湖北省委的支持者大失所望。他们抗议省委的“投降主义”，并认为到了成立他们自己组织的时候了。由武汉机床厂一群工人发起，革命职工联合会（简称“联合会”）于12月2日宣告成立。它很快扩展成拥有40万成员的组织。
　　
　　联合会从性质上讲是一个保守组织，在行动上是温和的。受到造反派和保守派两面夹击的湖北省委，却宁肯讨好前者而不是后者。12月15日，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停止出版《湖北日报》。人们广泛认为这是追于造反派压力的耻辱投降行为。而造反派却由此而更加嚣张，他们于12月18、19日进攻了老红卫兵和联合会。
　　
　　造反组织在与省市当权者的斗争中占了上风，使一些造反工人壮起胆来，他们开始向单位提出个人要求。当时，所谓的“黑材料”是个焦点问题。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的定义，“黑材料”是工作组和党委在1966年5月16日至8月8日（发表十六条那一天）期间整的材料。中央文革小组命令，受害者写的自我批评必须发还本人，各种形式的黑材料都必须公开销毁。造反派想知道，除了5月16日以后整的材料外，他们的档案里还有别的什么材料。但单位领导只想交出尽可能少的材料，因为他们考虑到，有些材料太宝贵了，即便是5月16日以后整的也不能交给造反派。从前的积极分子也反对让造反派看档案，因为有些材料也许就是根据他们的揭发形成的。此外，单位领导和积极分子不相信造反派会长期得势，因为很多造反派过去始终被看作是坏人。
　　
　　一边想要公布更多的材料，而另一边拒绝交出材料，于是加剧了紧张关系。问题在于，不管是北京还是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都没有说明白，谁有权力决定哪些材料是“黑”的，哪些不是，谁有权力确认是否交出所有黑材料，以及谁有权力裁决在整理黑材料过程中出现的争执。在没有规则和规则执行者的情况下，来自很多单位的造反派干脆用武力抢夺一切个人档案。这种行动常常引起暴力冲突。此类冲突终于导致了一位女档案员的死亡，而死者碰巧是联合会的一个成员。联合会抓住这个事件对造反派发动了反攻。在12月25日这么个下雪天，全市的工人聚集在新华路体育场（武汉最大的体育场），为这个女档案员开追悼会。追悼会结束后，他们举行了一个盛大游行。很多单位的国旗甚至下了半旗。整个行动本身十分成功，但造反派指出，追悼会正好是在毛泽东诞辰（12月26日）的前一天举行。他们污蔑联合会攻击毛主席的根据是，在追悼会中一些游行者所举的死者的画像比毛的画像还要大。造反派还发现，联合会散发的带有套花边毛主席语录的传单里，有飞机形状的标记。据此，造反派指控联合会想“炮轰”毛主席。对局外人来说，造反派的指责也许听起来很荒唐，而且整个事情看起来也显然很愚蠢。但当时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甚至对毛的书像的一点无意的冒犯也是不可饶恕的。所以，联合会发现很难为自己辩解。
　　
　　人们常说祸不单行。12月25日事件还没有平静下来，从中南局所在地广州又传来更不好的消息：在一个武汉造反派团体的压力下，中南局的一位领导人李一清宣称，联合会是一个“保守组织”。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保守”是一个很不好的词。说某人或某个组织“保守”是一种侮辱，特别是在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狂热的革命背景下更是如此。联合会认为李的话是对他们的公然污蔑。联合会的多数成员长期以来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骨干，他们怎么会是保守派呢？1967年的头几天，成千上万的工人包围了湖北省委，要求追查李的言论。不幸的是，由于天气的原因让省委下了台阶。一场罕见的暴风雪使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在这种情况下，户外抗议不可能坚持太久，行动就这样流产了。
　　
　　比天气更糟糕的是政治气候。北京对全国的保守力量日益持反对态度。保守派以尊重权威作为道德准则。没有官方的承认，他们的组织就不能维持下去。
　　
　　同保守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67年初造反派却在高歌猛进。由于受到了北京激进领导人的支持，他们现在要摧毁旧的权力关系的一切象征。他们的进攻目标是权力机关、当权者个人和保守派。在造反派的压力下，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在12月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但造反派不再满足于道歉。在1966年的最后一天，他们关闭了武汉市委的机关报《武汉晚报》。《湖北日报》和《武汉晚报》一直是这个城市的唯一两家报纸。由于现在报纸被封、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不仅失去了喉舌，而且难于表明它们的存在了。的确如此，事件之后，这两个权力机关就实际上停止了运转。就个人当权者而言，武汉没有谁比王任重更有权势。12月25日，王任重被一伙造反派从广州带回武汉。两天后，十九个造反组织成立了一个“批王联合指挥部”。在1967年的头几天，他们举行了三次群众大会批判前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由于这个城市从前的头号人物声名扫地，造反派在攻击本单位当权者时就再也无所顾忌了。几乎所有党的干部都“靠边站”了。造反派对他们举行批斗会，还污辱他们，带其游街。造反派还向保守派发动了猛烈进攻。他们于12月29日进攻了老红卫兵司令部。1月5日，工总甚至开始逮捕联合会的领导人。结果，有3,100人被监禁。武汉落到了造反派手里。
　　
　　武汉造反派势力的兴起过程，说明了政治机会对于群众动员的极端重要性。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个月里，因为老的游戏规则依然基本未变，敌对行动所包含的高风险有效地遏制了潜在的造反派，使他们不敢出头露面。直到北京学生揭示了本地政权的虚弱性时，第一批当地学生造反团体才敢宣布他们的存在。就是在那个时候，成年的造反派还保持着一种低姿态。直到毛泽东决定性地削弱了社会控制机关，而且学生也进一步检验了造反的限度之后，成年造反派才开始消除疑虑，顺应目前的潮流。当行动可能招致镇压时，人们就没有行动的动力。所以，可以说他们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主要是基于对个人可能得到收益与风险的仔细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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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派性剖析

　　
冲突各派的构成

　　
　　文化大革命的前六个月是个动员阶段。到这一阶段的末期，武汉居民已经分裂成两个极端松散的派别：造反派和保守派。如前所述，那些在文革前两月受打击的人最可能成为造反派。但是，并非这类人中的每个人都参加激进组织，也不是每一个造反派都是以前的受害者。造反派内部也在分化，尽管这些紧张关系还未显露出来。仅凭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的个人经验，似乎对这个运动的派性问题无法作出全面的说明。外交部长陈毅中肯地指出，“学校里分成几派，有人说这是工作组造成的。实际上，这是社会上各阶级、各阶层的体现，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山东全部没有派工作组，也分成几派。这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斗争的反映。”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派性与文革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做一些分析。
　　
　　保守派组织的构成
　　
　　一般来说，文化大革命前与政府保持比较密切关系的人在运动中容易成为保守派。这种情况不仅在学校存在，在工业部门也存在；不仅在武汉存在，而且在其它地方存在。事实上，在文革的十年间始终都是如此。在运动过程中，保守组织常常攻击激进组织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而造反派并不可能用同样的话来回敬对手。保守派为其“纯正的”家庭出身和文化大革命前的良好政治表现而骄傲。造反派几乎无法否认保守派在这些方面拥有傲人的资本。毛泽东也指出，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和普通工人的多数参加了保守组织。但他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他们的蒙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根源。
　　
　　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随着旧权力结构的瓦解，文化大革命为每个人都提供了机会，让人们在激进组织和保守组织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无论你是否参加红卫兵，参加哪一派红卫兵，都是完全自愿的。这时候已完全没有必要对党组织故意表现积极了。”多数人自愿加入保守团体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从前领导的蒙蔽，而是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旧制度结构基本上是良好的。1949年以后，多数工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此外，在他们看来，多数党的干部是值得信任的，因为他们极少享有经济特权，几乎没有滥用过职权来谋取个人金钱好处，而且总体而言他们与下属关系不错。虽然一些人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受过打击，但多数工人总是被当作积极分子或同盟军而得到依靠。所以，他们找不出多少理由来造这种基本良好的制度及其运作者的反。
　　
　　造反派组织的构成
　　
　　什么样的人可能成为造反派？在学校里，造反派是那些被排斥于老红卫兵组织之外的人。在工厂和其它单位里，他们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前或在运动最初几个月里被疏远的人。所以，更多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参加激进组织而不是保守组织，也就不足为怪了。为了把政治负债转变成政治资本，一些造反派理论家提出了“阶级关系变化论”来解释这种现象。他们认为，1949年以来，中国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许多阶级出身好的人已经堕落成“工人贵族”，并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而以前的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变成无产阶级。在人民共和国的头十七年里，后者常常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迫害。他们构成了一个新的被压迫阶级，所以他们挺身而出反对当权派是完全正义的。不仅如此，那些激进理论家还认为，在当代中国存在着两个基本阶级：由他们所代表的造反阶级，以及由他们的敌人所代表的保守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将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个时期里都继续存在。这个理论在造反派的普通群众中很受欢迎。
　　
　　但是，阶级出身并不是派性组合的唯一变量。例如，工总的头头家庭出身都不错，其中有三个是中共党员（参见表5.1）。为什么他们都成了造反派？对他们过去经历进行更细致的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并不像其阶级成分所表示的那样“纯正”。换句话说，他们都有对社会不满的理由。
　　
　　表5.1 1966年工总的主要领导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阶级出身　　　　　　中共党员／共青团员
　　朱洪霞　男　　　34　　　城市贫民　　　　　　非
　　胡崇元　男　　　31　　　贫农　　　　　　　　中共党员
　　姜诗成　男　　　29　　　贫农　　　　　　　　非
　　胡厚民　男　　　29　　　独立劳动者（店员）　中共党员
　　李洪荣　男　　　39　　　下中农　　　　　　　中共党员
　　余光顺　男　　　33　　　贫农　　　　　　　　非
　　刘　群　男　　　23　　　贫农　　　　　　　　非
　　侯良正　男　　　33　　　独立劳动者（店员）　非
　　周光杰　男　　　34　　　城市贫民　　　　　　非
　　李成洪　男　　　24　　　职员　　　　　　　　非
　　
　　资料来源：《关于钢工总问题调查报告》，1967年7月
　　
　　在文化大革命前，工总的多数头头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受到处分。据说朱洪霞在1949年前参加过秘密会道门。1955年，他因为与策划潜逃香港的一个组织有关系而受到处分。1957年，他因为同情右派而受批判。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与姜诗成和另外两名同事被打成“三家村分店”成员。
　　
　　胡厚民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年青人，他常说，“如果不能流芳百世，那么我宁愿遗臭万年”。1961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在一年预备期过后，他并没有立即成为正式党员，因为很多人认为他太有野心、太狡猾、太懒。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想取得工人俱乐部主任的职位，但党支书和工作队没让他当选。这两件事使胡对领导十分不满。在文化大革命最初阶段里，他也被打成厂里的小“三家村”成员。
　　
　　李洪荣是另一个中共党员。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他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一种党内纪律措施），因为发现他与几个妇女有不正当关系，非法倒卖布票和粮票牟利，还放高利贷。
　　
　　余光顺在1957年因诈骗钱财被判处七年徒刑。侯良正于1958年被定为”坏分子”，并被开除出厂。周光杰两次被开除公职，一次是在1951年因为帮助一个资本家伪造税务报告，另一次是因为腐化。
　　
　　对这些个人的指控是否具有充分根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感到自己是受害者。所以，尽管他们家庭出身好，但仍然想要看到现存权力结构发生变动。
　　
　　有些家庭出身好而且从未受过处分的人也加入了激进组织。他们这么做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是“落后分子”。长期不被信任、遭受批评和歧视，使他们很不舒服。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们虽然有气，但必须强忍着。现在他们可以发泄了。第二，运动初期，他们可能有亲戚被打成“牛鬼蛇神”。在中国古代，一个人犯法会牵连亲戚的。这种做法沿续到了1949年以后，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则达到了极端地步。所以，别人的污点可能使另一个人被动地改变身分。只要身分有了变化，此人的行为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由于这个缘故，许多本来会参加保守组织的人却反而加入了造反派组织。他们加入激进团体常常会使朋友感到惊讶，因为他的朋友原以为他会站在保守派一边的。例如，一位年青工人是单位团支部书记，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直表现积极。但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高潮中，他的一个在同单位工作的叔叔被揭露为“1957年的漏网右派”。由于叔叔的缘故，他的地位急速沦落而被人看不起。他知道，不管怎样真诚地同叔叔划清界限，他也绝不会再得到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了。为了洗清自己的名声，他就必须首先澄清他叔叔的名誉。这个年轻人后来成为其单位工总分部的头头。
　　
　　理解阶级出身不好和中等的人为什么会成为造反派并不难，有时难的是解释为什么大批阶级出身好的人也会加入激进团体。但一般来说，卷入运动的人都能够清楚地指明他们同事之所以会参加造反派的具体原因。
　　
　　复杂性
　　
　　有时，“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笼统称呼却会使人误入歧途。在本单位保护当权者的人却参加了全市性的激进组织，这并非是不寻常的事；反过来，在本单位攻击上级的人却加入了全市性的保守组织，也是不奇怪的事。这些情况常出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存在双重权力结构的单位，即由工作队为首的权力结构和由党支部领导的另一个权力结构。前者的支持者必然与后者的支持者发生矛盾。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可能成立不同的团体，一个攻击工作队，另一个攻击党支部。
　　
　　为了加强在单位内部政治层面争权夺利的分量，所有基于单位的团体都会走出去将他们同强大的全市性组织联系起来。在内部问题上互相矛盾的团体不可能一起参加同样的全市性组织。支持党支部的可能成为造反派，而反对工作队的可能与保守派结盟，或者相反。
　　
　　在探讨文化大革命的派性时，一个普遍的做法就是，通过认定人们加入的主要全市性组织来给他们分类。这样一来，在武汉，那些加入二司或工总的人就被称为“造反派”，而那些加入老红卫兵或联合会的人就被称为“保守派”。这种划分是有用的，但可能是不准确的。参加过运动的人建议说，更好的划分方法是依据人们在本单位内部事务中所处的地位。对研究者来说这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当我们使用“造反派”和“保守派”这些笼统称号时，这个劝告会使我们的头脑更清醒一些。
　　
　　对“保守”这个词需要作进一步的限定。保守派常常被人称为“保皇派”，指的是他们忠于从刘少奇到他们工作单位党的书记这些当权者。
　　
　　当刘少奇成为运动对象的消息最初传到武汉时，保守派确实大为震惊。但造反派的反应也是如此。一旦证实刘少奇真的“犯错误”时，保守派与造反派同样批判前国家主席。就王任重这个例子来讲，在中央文革小组把他赶下台之前，武汉造反派就不怎么敢挑战这位省里的前第一号人物了。当造反派初次得知王被逐出中央文革小组时，他们像保守派一样震惊。正是保守派在武汉举行了第一个批判王任重的群众大会。保守派对待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态度更加有趣。当这两个权力机构领导反对串联学生和本地“少数派”时，保守派是他们的热情支持者。而一旦他们在北京的压力下对造反派作出让步，保守派在同省市当权者打交道时也采取了拒不合作的态度。在基层，保守派与他们单位的当权者命运与共。他们愿意彻底维护那些干部，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形成的主从关系已经把他们与当权者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任何对后者的攻击就等于是对他们的打击。为了保卫自己，他们必须保卫那些当权者。保守派对更高级干部命运的关心远不如对他们直接上级命运的关心，这一事实表明驱使他们参与运动的动力并不是对冠冕堂皇的思想问题的关切，而是对他们至关重要的切身利益的关注。从本质上讲，保守派努力保护的不是当权者个人，而是他们从中受益的现存权力分配结构。
　　
　　逍遥派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每个人都积极地参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派性斗争，还存在着人称“逍遥派”的旁观者。在运动的初期，逍遥派主要由三个类型的人构成：被排斥者、免费搭车者和不愿意参与者。“被排斥者”是指由于家庭出身极差而不被准许参加政治活动的人。任何组织都不想让人斥责为“牛鬼蛇神的防空洞”，所以他们一般拒绝吸收明显的“牛鬼蛇神”作为成员。此外，在派性斗争中为这种人采取明确的立场，会冒太大的风险。这样被排斥的人是不情愿的逍遥派。“免费搭车者”是那些正式加入各种组织但极少或从不参与集体行动的人。他们想从其它人的集体努力中获益，但没有作贡献的动机。“不愿意参与者”是那些在政治上冷淡的人。因为他们感到从文化大革命中既无所失也无所得，或者因为他们政治上十分无知。例如，中不溜秋的工人非常可能属于这一类。他们之所以是自愿的逍遥派，是因为他们既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也不太在乎哪一边是对或是错的，只希望运动别对他们的生活打扰得太厉害。除了第三类以外，逍遥派在派性斗争中还是有所偏袒的。虽然他们不参加集体行动，但他们不做任何对他们偏爱的那一派有损害的事。逍遥派在人数上绝非微不足道。在很多单位里，他们至少占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逍遥派的人数还会有巨大的增长。
　　
参与集体行动

　　
　　在前面我们已经清楚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派性源于中国存在了一段时间的潜在矛盾。但是，那些潜在矛盾的存在还不足以引起动乱。一个人渴望得到某件东西是一回事；他参与集体行动去追求那个目标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投身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派性斗争？他们怎样才能克服本书绪论中讨论的行动问题和集体行动问题呢？
　　
　　行动问题
　　
　　很多人认为，中国人都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中去。与这种观点相反，第三章和第四章表明，直到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对政治行动的制度约束之时，自发的行动才开始出现。
　　
　　毛泽东首先通过使某一类人成立自由构成和自主运作的团体的行为合法化（比如，由出身好的学生成立的红卫兵），来扩展可准许行动的范围。接着，他通过允许不满现状的社会团体要求政治发言权，来扩大可准许行为者的圈子。最后，他通过拒绝给予下级政府支持，来解除现存实施统治机关的武装。他强调“造反有理”，就不仅使挑战现政权正当化，而且使社会控制非正当化。通过改写游戏规则，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舞台，其大门向长期习惯于被排斥于政治之外的人们开放。这是自发政治行动发生的先决条件。
　　
　　下列事实支持了这个观点。第一，直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大地削弱了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权威，并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作为挑战者要承担的风险之时，造反派才成为武汉的一个有望成功的政治力量。第二，正是在社会控制最先受到破坏的地方，造反派才最先成为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这也正是学生造反派比工人造反派更早产生的原因。第三，中国的权力结构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解体：首先是中央领导人如刘少奇和邓小平，其次是地区领导人，最后是基层的当权者。由于中国社会存在的是金字塔形权威结构，所以一旦它丧失最高领袖的授权，整个等级制组织就迅速瓦解。造反派本身决不可能打倒强而有力的社会控制体系。
　　
　　集体行动问题
　　
　　运动参与者在参加团体行动之前，他们还需要克服集体行动问题。那些加入老红卫兵组织的人根本没有遇到集体行动问题。在老红卫兵成立之时，加入组织并不涉及任何代价或风险。相反，属于这样一个特权团体还是一种荣誉。其它群众组织是在不同的政治环境里产生的。它们都不是特权团体。如果它们所追求的是提供某种公益（维持现状）或者消除某种公害（改变现在权力分配结构），那么为什么有人会参加集体行动呢？这或许存在六方面原因。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早期，每个人都感到必须加入一个组织的无形压力。因为，不这样做就会被视为“在伟大的政治运动中不积极”，这是一个大多数人都要避免的严重指责。不仅如此，一个人没有成为某团体的成员，常常被当作此人有严重问题而没人要的证明。由于盛行的政治气氛强迫每个人都得加入一个组织，人们当然倾向于参加到能够为他们利益服务的那一边去。在此，社会压力作为选择性激励的一种特殊形式，迫使中国人至少得参加一些集体行动。
　　
　　第二，公益和非公益之间的区别常常是模糊不清的。对于造反派来说，寻求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既是公益也是非公益。作为公益，在于他们如果不集体地打破旧的权力平衡、促进政治改造的话，就不可能改变他们的个人地位。作为非公益，在于如果他们自己不努力争取的话，有利的政治环境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个人社会地位的改变。
　　
　　对于很多保守派来说，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也具有双重性质。他们之所以奋力维护现存的权力分配模式，是因为如果造反派占了上风的话，就会危及他们在单位里的有利地位。由于与他们的前途利害关系甚大，而非仅仅一般地维持现状，他们就有了加入保守派的集体行动个人激励，特别是当造反派的疯狂行动正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时更是如此。此外，他们从经验中看到，那些挑战政权的人没有好结果，而那些在政权遭受攻击时表示忠诚的人会受到奖励，这让他们倾向于把加入保守组织作为一种投资。当然，投资必有风险。但为了取得高收益，冒点风险是值得的。总之，保守派以及造反派都具有做其所做事情的选择性激励。
　　
　　第三，包括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所有组织，都采用了以各单位为基础、由无数小团体组成一个庞大的全市组织的联盟式结构。这种多细胞的组织结构有两个优点。一方面，在相互熟悉的成员追求直接现实利益的小团体里，成员自己就容易辨别出“免费搭车者”，并且可以有效地对他们实施社会惩罚。用这种方式就可能促进更多有条件的合作。另一方面，只有全市性的体系才能为小团体提供必要的组织支持，使他们在本单位的激烈派性斗争中能够生存下去，而且创造了小团体能达到自身目标的良好宏观环境。
　　
　　第四，在促进最初的动员方面，运动发起者发挥了重要作用。运动发起者并不一定是政治企业家。例如，造反运动的第一批发动者是来自北京的学生，而这批人既不在他们自己的学校造反，对武汉政治也没有个人兴趣。可北京学生培养出地方“少数派”学生团体，由这些人动员心怀不满的同学开展了学生造反运动。在学生运动得到巩固后不久，学生积极分子就同“少数派”工人建立起联系，鼓励他们挑动心怀不满的工人行动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学生和工人成为政治企业家，他们促进了造反队伍的扩大。
　　
　　第五，对于参与者来说，集体行动具有很小或甚至没有财政成本。串联是免费的。在1966年末的几个月里，允许学生免费乘火车和汽车。他们可以去想去的全国任何地方。以后，又给予工人同样的特权。城际和城内串联对于动员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财政承担了动员的成本。与此类似的是，团体行动所必需的经费和设备也直接或间接地由政府财政来提供。动员中的参与者所付出的成本只有时间。但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学生拥有过多的时间，所以他们愿意参加集体行动。工人和其它人不管是坚守岗位还是离开岗位参加政治活动，都有工资保证。由于参与者不必由个人承担联络和组织成本，而且他们行动的机会成本接近于零，所以一旦消除了政治行动的风险，他们就愿意从事集体行动。
　　
　　第六，对于潜在的参与者来说，成功地达到目标和成功的动员会使集体行动更富吸引力。很多造反派开始参加集体行动，是因为前一阶段别人的造反行为带来了预想不到的成功，比如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对造反派的让步。这就向他们“证明”，集体的努力是很有效的。一旦团体的规模越过一定的门槛，并且新的参与者不再面临任何重大个人风险，此时即使不太坚定的造反派也会追随他们了。
　　
派性的特征

　　
　　派性的强度
　　
　　社会存在的潜在矛盾是亿万人民投身于这个史无前例运动中的主要原因。对这个观点可以作进一步的发挥，可以进一步指出，在那些文化大革命前潜在矛盾就已经尖锐的单位里，派性就会更加强烈。武汉存在成分单一、成分混杂和两极分化三种类型的单位，它们在潜在冲突的强度方面各不相同。在成分单一的单位里，绝大多数职工的出身类似。例如，负责机密或重要工作的党政机关和兵工厂通常只招阶级出身好的人。由于它们的纯正性，那些单位极少成为过往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点部门。因此，那些单位里的内部冲突比别的单位更不明显得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单位里的保守派多数通常占据绝对优势，使极少数造反派无法闹出多大的事来。
　　
　　两极分化单位从完全不同的阶层中吸收职工。最好的例子是文化教育和科研机构，那里的多数职工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少数是革命干部和阶级出身好的勤杂工。在文化大革命前，那些人相互
　　
　　间就不断发生冲突。在文革运动中，造反派势力通常主导着这些单位，所以那些单位的派性比其它单位表现得更加强烈。
　　
　　成分混杂的单位处于成分单一和两极分化单位之间。在文化大革命前，这种单位里的潜在对抗不如两极分化单位明显，但比成分单一单位尖锐些。因此，保守派和造反派都不能在这里建立绝对优势，而这些单位里的派性政治就可能更加复杂一些。
　　
　　造反派阵营的内部分化
　　
　　由于人们是出于不同原因而成为造反派，所以也就不可能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造反派集团。事实上，造反派分化成一些更小的派别，它们之间的冲突可能跟造反派和保守派间的斗争同样激烈。下面四个例子有助于解释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
　　
　　例一，在一所重点中学里，造反学生分为两个集团。一个附属于二司，另一个附属于三司。前者主要由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组成，后者主要由家庭出身好但被认为“落后”的学生组成。他们之所以都被老红卫兵所排斥，或者因为他们“不纯正”的家庭出身，或者因为他们不太好的政治表现。受排斥是他们成为造反派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两个造反派团体心中各有不同的目标。由于二司分支的成员是因为优异学习成绩和良好表现而受老师和领导宠爱的好学生，所以他们不愿意批判那些老师和领导。但三司的分支不仅攻击学校教师和领导，而且攻击他们所称的“学生团体内的少数当权派”，即以前的好学生。虽然在城市政治活动中三司一般比二司要温和得多，但在这个学校里，情况却恰恰相反。
　　
　　例二，一所中学的教师分化为三个团体：一个是由阶级出身好的从前积极分子组成的保守派组织；一个是工总的附属组织，其成员多数是不受学校领导信任的出身好的教师；还有一个是自称“红教工”的团体，其成员主要是出身非无产阶级家庭的人。第二个团体最激进，因为其成员不喜欢从前的学校领导依靠积极分子处理政治事务，依靠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教师处理教学事务。他们认为自己这一类人受到了冷落。第三个团体不喜欢政治积极分子，同时也看不起那些业务不佳且属于第二个团体的人。工总的附属组织集中攻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而红教工则对当权者抱有矛盾的情感，因为他对自己相对不错。
　　
　　例三，在某个医院里，存在两个激进团体。一个主要由曾经被认为落后的，然而出身好的勤杂工组成，另一个则主要由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医生和其它专业人员组成。前者集中火力批判医院院长，而后者则以院党委书记为主要攻击对象。他们之所以选择不同的目标，是因为前者认为院长代表了专业人员的利益，看不起勤杂工，而后者认为党委书记要为医院里歧视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知识分子的行为负责。
　　
　　例四，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认定一家大的交通公司已经“烂掉”。很多干部被开除公职，由来自其它单位的工作队成员取而代之。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被打成的“四不清”干部及其同情者（多数是办公室人员）起来反对新的当权者，他们认为前工作队要为他们受的迫害负责。但是，他们的行动难于得到另一个造反派组织的支持，后者的多数成员是落后工人。后一个团体集中火力攻击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管理公司的干部，因为新领导的上任时间很短，而以前的领导曾在多年中粗暴对待落后工人。
　　
　　这四个例子表明，造反派团体的构成以及造反派阵营的内部冲突与文革前中国社会的主要分歧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即同干部与群众之间、阶级出身好的人与阶级出身不好的人之间、政治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造反派队伍里的不同分子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目标和态度，因为落后分子和阶级出身不好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前都受到过打击。但在当攻击当权派和从前的积极分子时，他们之间的互相猜疑并没有消失。面对保守派的巨大压力时，他们可能结成一时的联盟，但不同或对立的动机，最终把他们引向互相厮杀的战场。
　　
　　内部组织问题
　　
　　群众组织的联盟结构具有使成员保持高度积极状态的优点，但也有缺点。因为核心集团和它各个附属团体之间的垂直关系，以及小团体之间的横向关系，都呈现着松散的、分权化的特征，不统一的体系
　　
　　终究与大规模的动员不相适应，而且常常妨碍其战略的有效实施。核心集团也许偶尔下发指导方针，但是否执行已发出的指令则由所属团体决定。小团体也许偶尔会互相帮助，但他们并没有责任这样做。没有一种奖惩制度，这种组织就不可能统一行动。造反派组织在内部协调方面一般比保守派组织更加松驰，在纪律方面更加懈怠，他们常常难以控制其下属团体的行动。保守派组织相对地更集权化一些，因为他们的领导人通常都拥有造反派所不具备的非常重要的资源一一在以前存在的社会政治组织里的有利地位。他们可以利用那些关系来动员和组织其支持者。
　　
　　在基层，互相争斗的派性团体也没有力量对他们的成员进行严格的纪律约束。一个人也许会属于几个团体。有些成员也许从来就不参与团体行动。在文化大革命反官僚的环境里，许多人排斥任何形式的领导和纪律。结果，有些组织仅仅比无法无天的团伙强一点点。
　　
　　在社会控制陷于瘫痪、新成立群众组织缺乏内部控制的情况下，发生偶然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参与者“坏”或者“天生好斗”，而是因为没有办法防止人们诉诸武力。在正常时期，政府垄断了使用暴力的权力。作为策略来实施的有组织暴力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或者至少代价高得让人望而却步。如果任何个人或团体不经授权就使用暴力来反对别人，那么政府就会严惩他们。然而现在，如果谁使用暴力来解决争端的话，已不存在能够可靠地实施惩处的机构了。由于规则和规则实施者的缺失，就使得甚至好人之间在利益发生冲突时，也会去运用暴力。在敌意普遍存在的气氛里，甚至在某个单位中发生小冲突的话，也可能被视为大组织伤害对手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敌对情绪和战斗行动就会升级，一个火星就可能点燃燎原大火。
　　
　　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
　　
　　对多数运动参与者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各自单位内的问题，而不是宏伟的意识形态问题。例如，多数造反派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补偿个人所受过的委屈。他们从个人角度仇视本单位的一些领导和积极分子。这种个人化的冲突是旧的官方组织化惠顾制度（the 0ld system of officially 0rganized patronage）的直接产物。这种旧制度把社会控制和奖励个人化带到了与其它社会环境大相径庭的程度。它使人们把愤怒从制度偏离开来，集中到特定的个人身上。
　　
　　如果派性的重心在个别单位的话，那为什么以单位为基础的小团体还要附属于全市性的组织？以这种附属来威吓本单位内的对立团体，或者要在这方面与对立团体相抗衡，是主要的原因。如果其它团体建立了对外联系而自己团体却没有这样做，那么这个团体是愚蠢的。而它一旦成为全市组织的一部分，小的团体就要与它的保护组织共同命运了。为了自己的利益，它必须在城市政治问题上与保护者相一致。也就是说，是结盟促使了一致，而不是相反。
　　
　　此外，造反派喜欢在自己单位以外活动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中有很多人过去的表现“不纯正”。如果他们的活动局限于单位内，那么不光彩历史这种令人难堪的标记，会被对手用来攻击他们。但在外面活动，他们就可以隐藏自己的身分，从而能像别人一样干事。第二，在多数情况下，造反派是单位里的少数。拥有外部关系可以使他们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加强大。当各个单位的少数联合起来时，他们就能压倒任何单个单位的多数。造反派懂得，只有当造反派在城市政治中占了上风时，造反派个人才能实现他们在本单位的目标。
　　
　　保守派作为多数，没有感到迫切需要建立与外部力量的联系。如果运动被限制在每个单位之内的话，那么他们对少数派的优势会使后者屈服。由于这个缘故，除了老红卫兵以外，全市性的保守派组织都要比激进派全市组织成立的迟。虽然保守派不太喜欢越出单位的边界，但只要感到造反派为所欲为时，他们就会团结起来同造反派斗争。
　　
　　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
　　
　　毛泽东对造反的鼓动以及他为使现存权力结构非正当化所作出的努力，是亿万中国人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必要条件。但并不能因此就说，作为运动发动者的毛泽东能够控制他所唤出的力量。事实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创造了这样一种局面，它使毛不能有效地同其追随者沟通，从而不能有效地实施他的领导。
　　
　　产生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的沟通新模式包含了四项新变化。第一，个人崇拜的盛行，使正常的公开谈话成为教条式的陈词滥调。虽然在革命词藻的语言外表背后存在着不断的资源再分配斗争，但参与者的真实动机却极少公开表露。因此，信息流中的信息从一开始就被歪曲了。
　　
　　第二，在完备的等级性沟通管道被摧毁后，北京的信息要传达到群众那里，就不得不通过媒体来宣布，通过群众组织的小报以及通过口头传达。信息管道的多元化，降低了单个领导人或领导人小团体垄断信息沟通的可能性。
　　
　　第三，在地方权威的守门人作用被剥夺后，就没人有资格声称，他或她对北京信息的解释比其它人更权威。失去了等级制的守门人结构的帮助，毛泽东同他的追随者之间的沟通就变得极端不稳定。这种情况使人们有可能随意解释北京的信息，并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采取行动。他们也就能够利用官方思想的高度抽象性来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更糟糕的是，失去了地方权威的制约，就使某些人更有可能为实现派别利益而编造北京消息。
　　
　　第四，省级以下支持机构的解体，就使毛泽东失去了躯干、胳膊或腿，只剩下一尊威严的头。对规则实施机构的摧毁，使得毛泽东难于把偏离他所要求道路的潮流纠正过来。以后，他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追求激进目标的话，他必须依赖于动员造反派，而这样做总是导致混乱；仅仅恢复最低程度的法律和秩序的话，他就必须重建地方权威机关，这又不可避免地会恢复旧的权力关系。两种结局毛泽东都不想要，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又不能解决这个困境。相反，运动以日益增大的频率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地来回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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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冲突，1967年1—4月
　　
权力真空
　　
　　解除禁令，允许工人自由结社，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作出的最大胆的一个决定。如果只允许学生自由成立团体，虽然也会打乱国内秩序，但容易恢复。而一旦赋予工人造反的权利，就会动摇社会的基础。
　　
　　1967年初，中国徘徊在无政府状态的边缘。由于地方权威实际上已经丧失，人们的行动就不存在机构的约束。在缺乏政府强力管制的情况下，没人对做危害社会秩序的事进行自我约束。结果，无法无天的事情随之发生。政府的缺位，很快促使当代中国媒体所说的“经济主义泛滥”。
　　
　　在通过组织手段来争取经济利益方面，国营企业的合同工和临时工最有积极性。同正式工相比，合同工和临时工不仅拿的工资低，而且很少获得补贴。更重要的是，由于不享有正式工那样的工作保证，他们可能会因为一点过失就被开除。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当权者的报复。所以，他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获得工作保障。迫于合同工和临时工的压力，湖北省委同意，所有于1966年6月1日以后被开除的人应准许回到原单位，而且从此以后不应当再开除合同工和临时工。
　　
　　合同工和临时工的胜利，刺激了“经济主义”的继续泛滥。无业青年要求得到工作。集体企业职工提出，应把他们的单位升格为国营企业。在农村劳动的城市知识青年不经准许就返回城市。1960年代初被劝或强迫迁至农村的工人和干部，则要求得到他们失去的工作。甚至国营企业的一些正式工也趁机争取更高的工资或更多的津贴和好处。个体商贩也趁机为自己谋利益。他们攻击税务部门，强迫他们返还自己已经交的税，还要求减低税率，改革税收体制。此外，人们强占从前资本家或公家的空房。有人甚至公然抢劫公家的仓库。
　　
　　“经济主义”给中国脆弱的经济增添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但它只是由权威缺失引起的危险倾向之一。为了消灭无政府状态，毛泽东认为有必要重建拥有足够权力的公共权威机制。他当时面临两种选择，或是恢复旧的权力结构，或是建立新的权力结构。毛泽东当然不想让他的革命事业半途而废。所以，他选择了后者，也就是将文化大革命向前推进一步，号召夺权。
　　
夺权、派别重组和混乱
　　
　　夺权并不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运动阶段。相反，它只是毛泽东为了避免中国经济崩溃而采用的一个权宜之计。当领导人鼓动夺权时，他们并没有预计到这会带来更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夺权涉及的基本问题有：在何种条件下，谁有权利夺权？要夺谁的权？夺什么权？夺权行动如何展开？新的权力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北京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信息都是模棱两可和相互矛盾的。
　　
　　结果，夺权成为一场没有规则和规则实施者的游戏。毛泽东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提出他的夺权思想的，即能够不费气力地把造反派联合起来，然后依靠他们从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手中把权力夺过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设想。为了与旧政权作斗争，在近几个月里，不同的造反团体已经互相联合起来，但对于他们的野心来说，掌权也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现在，造反有可能成为获得社会地位的阶梯，至少有些造反派可以在政权里得到一官半职。成为新的当权派的前景决定性地改变了造反派的未来计划，并改变了他们的策略和行为。由于每一个团体都想尽可能地独自掌握权力，内部斗争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北京发出的夺权号召，立即启动了武汉造反组织之间的派性战争。
　　
　　在武汉，工总是响应北京向所谓走资派夺权号召的第一个造反组织。1月14日，它邀集13个团体来讨论如何在这个城市夺权。它们很快就《致全市人民的公开信》达成一致，但讨论到如何进行夺权和怎样分配权力等具体计划时，却顿时陷入僵局。协商无果而终，公开信也无法公布。
　　
　　虽然协商终止，但夺权行动却在幕后加紧准备。每一个组织都在寻找同盟，同时又密切注视着对手的行动。武昌的红楼是工总、二司、九•一三兵团及其它一些造反组织总部的所在地，这时就成了阴谋的中心。张体学为了“将功补过”，主动派代表到红楼，表示他愿意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与那里的造反派合作。这一姿态表明，过去的当权派并不打算在造反派面前设置障碍。但问题仍然存在，即由谁来夺权。
　　
　　1月20日，经工总和二司提议，14个组织在武昌重新进行协商。在经过三天的争吵之后，它们于1月23日宣布已经就“大联合”达到一致。新的最高机构称为武汉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工总为主。一般来说，总司令部应当处理夺权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在权力转移期间充当省市两级临时政府。但事实表明这只是一种主观愿望。人们发现，加入总司令部的工造总司却在汉口秘密地组织另一个“大联合”。这个“大联合”由长江北岸的大约二十个团体组成。工造总司阴谋独吞武汉市级权力，同时与其它团体分享省级权力。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协商中的争吵达到白热化。与会者在三个问题上互不相让。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夺权的条件已经具备。工总、二司、九•一三兵团及其它驻红楼的所谓“红楼”联盟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因为它们对自己主持夺权的能力非常有信心。此时工造总司已经完成接管市级政权的安排，并知道它作为武汉第二大的工人造反组织，谁也不能剥夺其参与夺取省级政权的合法资格。所以，它也同意时机成熟的说法。然而，那些还需要更多时间来提高其讨价还价地位的组织，如三司、新华工和新湖大却认为，夺权行动应当推迟。
　　
　　第二个问题是，哪些组织将成为总司令部的常委会成员。二司提议，常委会应由五个成员组成一一四个工人组织加上一个学生组织，而那个学生组织就是二司自己。当然，这个建议遭到其它学生团体的反对。经过激烈的争论，四个工人组织（工总、工造总司、九•一三兵团和红色工人造反兵团）和三个学生组织（二司、三司和新华工）被选氲常委会委员。
　　
　　第三个问题涉及到武昌总司令部与汉口那个总司令部的关系。以前，工总与工造总司就势力范围的划分曾经达成过默契：武昌是前者的势力范围，汉口是后者的势力范围。由于这个缘故，工总对工造总司在江北夺权的企图不便于表示反对。所以，由二司牵头批判工造总司，试图迫使后者立即解散这个伪总司令部。而工造总司明确表示拒绝。1月25日，总司令部决定，对省级政府的夺权行动将于次日下午三点正式开始。但是，二司关于汉口总司令部必须解散的要求激怒了工造总司，它宣布撤出“大联合”。
　　
　　为了避免夺权计划的流产，总司令部敦促工造总司回到大联合中去。后者却主张，如果不把二司从常委会中清除出去，它就不参与夺权行动。二司“单一学生组织”计划所得罪的其它学生组织，也支持这个提议。最后达成了一个妥协：仍然保留二司在常委会中的席位，但撤掉了二司在常委会中的主要代表。因此，当1月26日省级权力易手之时，二司并没有它的代表在场。
　　
　　湖北电台立即播送了造反派接管省级权力的新闻。前省长张体学要求省里各市、地、县的前领导人都要与新政权合作。
　　
　　然而，前当权派的合作并不能防止新领导层的内部分歧。红楼联盟意识到，缺少二司的参与就会极大地削弱其在常委会中的势力，所以它们在权力转移四小时之后就发出一个联合声明，宣布这次夺权行动无效。随后，武汉造反派分裂成两个阵营。
　　
　　双方都没有放弃夺取权力的打算，但它们再也无法合作了。1月30日，工总及其同盟者举行了一个批判张体学和宋侃夫的群众大会。两天后，张体学又成为工总对手组织的群众大会的批判对象。2月2日，工总及其它十二个组织成立了“湖北抓革命促生产革命造反司令部”。次日，工造总司及其它43个组织建立了“湖北抓革命促生产红色造反司令部”。2月5日，革命造反司令部在《长江日报》上发出了一个反对“经济主义”的“紧急通知”。次日，在《湖北日报》上刊登了一个内容几乎相同的另一个“紧急通知”，署名红色造反司令部。这一类竞争导致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
　　
　　2月8日，工总、二司及其它十个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指名攻击工造总司及其同盟者是“托派”、“分裂主义集团”和“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这个声明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此月余下的日子里，所谓“二八声明”成为武汉的焦点问题。反对者咒骂这个声明是“一株毒草”。他们每天都围攻《长江日报》的办公室，指责这份报纸“挑动群众斗群众”、“支一派压一派”。而声明的拥护者则称赞它是一朵“美丽的香花”，因为革命者必须把“托派分子”从革命队伍中清除出去。这个话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全市上下都围绕声明展开了大辩论。
　　
　　有趣的是，许多参加辩论的人并没有阅读过声明的文字；更有趣的是，许多表面上拥护声明的死硬派，却在私下里承认他们本人并不喜欢这个声明，而是讨厌它。一位前造反派头头在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时说，“虽然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此人是个造反派还是个保守派，而其所参加的派别则注定了在关于二八声明辩论中这个人站在哪一边”。从本质上讲，人们所争论的并不是声明本身，而是一个人的派别属性。这样一种辩论不会改变一个人对论题的态度，但可以有效地加强人们对已经参加的团体的认同。从前，对一月夺权的争论只涉及到造反组织的高层领导人。自此以后，造反组织的两个派别又接受了新名称：“香花派”和“毒草派”。虽然两派也许偶尔会形成针对保守派的策略联盟，但它们之间的互相不信任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没有真正消除。
　　
　　毛泽东期望夺权会带来革命秩序，但事实表明这只是一个幻想。令他极为失望的是，夺权给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极大的混乱。首先，夺权并没有导致新政权的建立。在多数情况下，夺权都半途而废。也就是说，虽然旧的权力结构的丧钟正式敲响，但造反派却无法提供有效的权力替代者。旧政权在武汉被彻底打败。从省长和市长到车间主任和生产组长的前当权派，统统被赶下台。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不列入国家公职人员名单的居委会干部以及负责居民户口管理的民警，也被视为当权派。在某些单位里，造反派做得更加过分。非党员造反派把党员也当作一种权力的象征，因而要求拥有把党员开除出党的权利。毛泽东常常说，不破不立。而在夺权中，却是破而不立，并由此产生了政权危机。由于缺少公共权威的支撑，社会处在于追在眉睫的崩溃危机边缘。
　　
　　第二，夺权从内部分裂了造反派队伍。最初人们设想夺权会遭到从前当权派的抵抗。然而，人们所预期的斗争并没有出现。由于失去了最高领袖的授权，当权派乖乖地交出了权力。造反派的敌人并不是当权派，而是在自己人之间。夺权促成了造反派内部的权力斗争。
　　
　　第三，毛泽东发动夺权的理由之一，是恢复内部秩序和生产，但事实上形势在匆匆夺权之后变得更加糟糕。它所导致的权力真空为以前政治运动受害者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得以对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报仇伸冤。为了论证其“反攻倒算”有理，他们就宣扬“过去十七年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重新评价”；“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彻底改造”；“文化大革命已经改变了阶级关系”。由于没有任何可以控制其行为的公共权力机关，所以，他们的报复行动通常比几个月前老红卫兵所做的更加残酷。
　　
　　第四，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时，不可能维持正常生产。1967年1月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工业生产最差的一个月。统计表明，工厂顶多完成了生产定额的60％；多数工厂只完成了40-50％，有些工厂仅完成了20％。
　　
　　最后，取得摧毁地方政权的胜利之后，造反派又试图打倒旧政权的最后支柱一一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地方文官政权与军事权力之间始终保持着传统的紧密关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时兼任武汉军区政委；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是湖北省委常委。当地方文官政府处于危机关头时，中央军委对各省军区发出指示，要它们接收地方政府请求其抢救的任何秘密档案和文件，同时要为地方领导人提供保护。正因为如此，造反派把军队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最后避难所”。
　　
秩序的恢复：二月逆流
　　
　　武汉和整个国家面临的紧迫形势，迫使毛泽东采取迅速而果断的措施来控制住疯狂的造反派。
　　
　　首先，让人民解放军介入到运动中来。军队始终是国家权力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在1967年初，它是基本完好的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毛泽东打出这张王牌，试图使危险的形势稳定下来。1月21日，他命令军队介入运动“支持左派”。为保证军队具备有效对付对立派别的威望和统一，毛泽东1月28日亲自批准颁发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这个命令严禁民众擅入军事设施或攻击军事人员。不久，军队的权力得到扩张，从被动地履行支持左派的使命，扩大到维护法律和秩序，管理经济以及重建权力结构。但问题是，在如何区分真左派还是假左派方面并没有给予明确指示。这样一来，支持左派的任务就使军队有权支持它所认定的革命派。
　　
　　第二，强调了老干部的作用。草率进行夺权导致了出乎意料的混乱，这种情况一定使毛泽东意识到，单靠造反派并不能建立起新的可以正常运转的权力结构，他于是开始强调在新权力结构中，老干部必须参与，以便利用他们的管理技能。他认为，革命干部占干部的大多数。即使是犯过错误的人也应当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对于成千上万沮丧的党的干部来说，这个新政策十分令人鼓舞。
　　
　　第三，为了克服在1967年头一个月造反派行动的显著无政府倾向，毛泽东发动了整顿造反派的运动。造反派在1月夺权期间的过分行为受到批评，他们的嚣张气焰受到打击。
　　
　　在恢复秩序的进程中，“三结合”模式开始出现。“三结合”的意思是：在每个革命委员会中，军队代表、党的干部和造反派占有平等的一份权力。让士兵和党的干部参与夺权，意在抑制造反派的极端主义。以后的事实表明，形成这种联合的任务不可能完成，因为这些力量是互相对立的。
　　
　　虽然毛泽东试图遏制激进主义和自发性的过分行为，但他并没有失去对造反派的信任。他至多想要整顿一下造反派的行为，以使文化大革命能够以更加平衡的方式进行下去。但在军区领导人看来，毛泽东推行非激进化政策的目标，就是削弱甚至解散造反组织。由于这种错误领会，所以毛泽东的战略再次导致他不愿看到的事情出现，即产生“二月逆流”。
　　
　　攻击工造总司的二八声明发表并激起武汉大乱之时，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军委的一个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冲击军营的造反派中一定有“坏人”。陈和钟对毛的这句话印象极深。毛泽东劝告军队在受到攻击时，对攻击者要“退避三舍”，以避免冲突。但陈和钟却以为，毛泽东的意思是，要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最多只退避“三舍”，而不是“四舍”、“五舍”，如果造反派得寸进尺，那么军队就应该自卫反击。
　　
　　2月11日，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十天前才设立）受到造反派中“香花派”的攻击。到此时为止，在中央军委的支持下，成都、福州和广州军区都对攻击军队的人发起了反攻。武汉军区效法其它军区，于2月18日发布了一个“严正声明”，批评二八声明和“香花派”。第二天，武汉部队在市中心举行了空前的阅兵式，以显示军威。同时，军营门前安放警戒线，以震慑侵犯者。
　　
　　武汉军区的声明自然受到“毒草派”的欢迎。虽然这一派并不特别喜欢军队，其中一些人还批评过军队，但他们乐于看到军队站在自己一边反对势力强大的“香花派”。权力斗争游戏的实质就是，要使合法的参与者数量越少越好。“毒草派”相信，同地方军队当局站在一边，会有助于把“香花派”逐出游戏圈。因此，“毒草派”在2月下旬热情支持武汉军区的立场，他们以声明、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等形式来反对“香花派”。此时，武汉军区和“毒草派”似乎有了共同利益。隶属“香花派”的许多组织的成员，因受不了两面夹击而脱离这些团体。所以，“香花派”很快就失去了对于“毒草派”的优势地位。
　　
　　大约在2月底，陈再道和钟汉华回到武汉。离开北京之前，周恩来私下里会见了他们，劝告他们要特别注意三件事：第一，要抓工业生产；第二，学校要复课；第三，要按行业、部门或单位实现联合。周的指示使这两位军事领导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恢复秩序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对二八声明的批评，也消除了他们对于造反派，特别是“香花派”可能会阻挠的担忧。2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成员对二司北京联络站代表指示说，二八声明是错误的。他还对武汉造反派警告说，不要把进攻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得到了北京温和派和激进派领导人的共同支持，陈和钟很有信心在短期内恢复武汉的秩序。回到武汉不久，他们就采取高压政策对付造反派。第一个打击对象就是“香花派”。武汉军区用来对付这一派的武器，是中央文革小组对二八声明的批评。
　　
　　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鼓励人们造反，但造反并不是属于他们的合法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造反仅仅是毛泽东授予的一项特权，并且随时有可能被收回。当一个团体拥有了这项特权时，它就能为所欲为，而不必受制于地方政权。然而，它一旦失去这种特权，就可能危及其生存。从理论上讲，每个派性组织都拥有这项特权。但只要毛泽东等文革领导人对某个团体稍稍表示一点不喜欢，这一团体的对手就会趁机剥夺其特权，甚至予以毁灭性打击。
　　
　　中央文革小组指责二八声明的消息一传到武汉，“香花派”就意识到，他们同“毒草派”和军队的战斗已经失败，而且唯一的选择就是放低姿态，等待命运中下一个转机的到来。2月27日，工总的头头到军区请求得到宽恕。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香花派”成员在武汉大街上川流不息地游行，举着表示低头认“错”的标语牌。在“香花派”蒙受屈辱之际，军区愈益趾高气扬。它命令隶属“香花派”的所有组织清除城内贴有任何反对军区2月18日声明的标语和大字报，还不许人们对军区政策提出任何批评。3月1日，陈再道宣布，“必须镇压反革命。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军区明白，对造反派的姑息会带来灾难。所以，它决不打算对造反派心慈手软。
　　
　　为了切断本地造反派与北京以及与其它省市造反派的联系，军队于3月1日对电信局实行军事管制。不事先得到电信局军管会的批准，群众组织就不能向北京发电报。对本地造反派与外地造反派之间的通讯联络也实施了秘密审查。军区关闭了《长江日报》，使“香花派”影响民众舆论的能力受到极大削弱。封锁了“香花派”的通讯管道之后，军队又开始进攻其大本营。从3月2日至11日，部队占领了“香花派”自1966年末以来盘踞的五座大楼。这对造反派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因为多数造反派分子在各自的单位里处于少数地位，而且常常有着保守派同事能够加以利用的短处。只有在单位之外，造反派才可能在城市政治舞台上唱主角。一旦被迫在他们自己的单位里进行活动，那么即使保守派组织松散，也可以轻易地制服他们。
　　
　　一场动摇造反派士气的政治攻势也已经发动。在陈再道的指挥下，当地报纸发表了批判二八声明的文章，当地广播电台则播发了批判二八声明的节目。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震慑“香花派”成员。为进一步搞臭造反派，还组织人们参观部队夺回的那几栋楼，以向大家展示造反派的流氓面目。成千上万人参观后感到，造反组织只不过是一帮匪徒。
　　
　　同时，还对工总进行了秘密调查。为此，武汉军区设立了一个特别小组，并调用武汉公安局刑警队对工总头头进行侦察。通过调查，军队得出结论，认为工总的确是窝藏“牛鬼蛇神”的巢穴。因此，武汉军区决定坚决取缔这个组织。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肯定武汉军区的建议，但它也没有予以反对，而武汉军区把北京的暧昧态度当成是默许。3月17日凌晨，武汉军区逮捕了工总的头目和骨干分子共485人。3月21日，它发布丁关于工总反革命分子所犯罪行的公告。武汉军区把工总斥为反革命集团在幕后操纵的组织，勒令它立即解散。
　　
　　假如“十六条”并不禁止军队解散学生组织，它也会迫使二司解散。但由于受到“十六条”的限制，军区不得不在对付武汉最大的学生组织时采取一种不同的策略，也就是说，要让这个组织的成员冒日益增大的风险，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它声称二司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还宣称二司的领导层有反革命分子渗透进去了。通过公布这些指控，军队希望二司的群众会下决心挖出“隐藏的阶级敌人”，并批判其犯错误的领导人，以此来搞垮二司。这个策略似乎很见效。来自军队的巨大压力使二司的领导人极为恐慌。他们在街上游行，乞求军队对他们过去所做的坏事予以宽大处理。三个主要领导人甚至开始互相指责，企图逃脱罪责。一些分支组织的头头声称自己受到蒙蔽，于是建立“整顿办公室”，接管了司令部。在基层，普通群众做得更彻底。在许多学校里，他们召开批判会，批斗二司在学校分支组织的头头。成千上万群众正式宣布退出组织，而更多的人通过不参与团体活动来表示脱离组织。如果说在过去他们还期望通过参与造反来获得一些社会和心理上的收益的话，现在看起来一切是那么令人沮丧。参与组织所面临的日益增大的风险，使他们意识到，现在是退出运动的时候了。由于各级领导都处于瘫痪状态，加上普通群众纷纷退出，二司在1967年3月底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香花派”的其它群众组织如九.一三兵团、红教工等，在压力下也差不多处于瓦解状态。最初，“毒草派”造反组织支持军队镇压“香花派”。他们希望这些行动能在未完成的夺权过程中消灭其竞争对手。当军队收集打击工总的证据时，“毒草派”造反组织予以配合，提供材料。然而不久，他们就认识到，保守派正在利用批判“二八声明”和“香花派”发起反攻。他们在3月4日的《湖北日报》（由“毒草派”控制）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警告保守派不要企图恢复旧秩序，但军队指责这篇社论与“二八声明”一样“有毒”。3月9日，该报发表了一篇为那篇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社论而作的长篇自我批评。此后，军队从该报编辑部清除了所有造反派分子，并恢复了原总编的职务。3月4日社论事件标志着“毒草派”造反组织与武汉军区之间短暂蜜月的结束，“毒草派”很快开始衰落。到了3月底，造反派内的一些组织已经瓦解，另一些组织也在为生存而垂死挣扎。
　　
　　军队和所有曾经在过去几个月里受到造反派凌辱的人，都对“香花派”和“毒草派”造反组织的解体而感到欢欣鼓舞。武汉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对此作了如下评论：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就是要报，不是秋后算账，而是春前算账。
　　
　　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负责人补充说：
　　
　　这次运动就是要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跳出笼来登台表演，你们现在表演够了，该我们表演了。如果你们不老老实实，就杀了你们的头肥田，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是专你们政的时候了。
　　
　　保守派和干部们都同意军队的观点。他们曾经对文革开始以来的种种乱象迷惑不解，而现在开始明白了，并且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陷阱。在他们看来，毛泽东鼓励人们造反，实际上是鼓励隐藏的“牛鬼蛇神”现出原形。很多保守派和党的干部赞赏毛泽东的“阳谋”：“毛主席确实比刘少奇更聪明。刘用网捕鱼，而毛干脆竭泽而渔。”
　　
　　随着造反派在军队压力之下势力日衰，保守派开始恢复元气。在命运不济时，他们曾经采取了两种策略来保存力量。第一种策略是成立新组织。例如，红武兵主要由以前的民兵骨干组成，成立于1967年1月26日。在两个月内，它的成员增长到50,000人。1月至3月间，类似组织出现了十几个。其中“造反大军”主要由以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队员组成，“红城公社”成员主要来自居委会干部和积极分子。该些组织带有旧体制框架的强烈痕迹，所以就使它们得以顺利而高效地展开工作。
　　
　　另一个策略，就是集体加入他们单位里最弱的造反组织。例如，大批保守派工人加入工造总司，以继续与工总斗争；而大批保守派学生则加入三司，以保持他们对二司的独立。起初，工造总司和三司热烈欢迎来自保守团体的这些“反戈一击者”，因为在他们与另一造反组织为权力展开竞争时，新力量显得至关重要。但是，他们又逐渐认识到，从前保守派分子的大量涌入，会产生把他们的一些分支组织转变成这些“反戈一击者”的可利用工具的危险。
　　
　　成千上万的保守派干脆退出政治舞台，满足于在场外观看派性斗争。然而，不管选择什么策略，保守派都竭力避免与他们单位里好战的造反派联合。
　　
　　武汉军区对“左派”和“右派”概念的重新界定，也促使保守派重新振作起来。武汉军区的一位负责人作了这样的解释：
　　
　　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按党的政策办事，就是左派；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就是右派。先说你们是反革命，你们不服气，现在你们自己跳出来了，把革命群众打成保皇派，斗争、戴高帽子、游街。凡是这样搞得统统是反革命。什么保皇派P都是好同志，是按党的政策办事的，是真正的左派。你们是什么红色造反者？是国民党、是法西斯、土匪。你们连资产阶级也不如，资产阶级还讲人性，你们连一点人性也没有。
　　
　　有了军队为自己撑腰，保守派组织得以重新振作起来，并迅速向造反派发起报复性反攻。在很多单位里，造反团体的头头甚至普通群众都被迫作自我批评。按照军队的指示，工厂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学校建立了复课委员会，但不让造反派特别是“香花派”成员参加这些委员会。一夜之间，“造反派”在武汉成为贬义词。
　　
　　军队在镇压造反派的同时，还重建了公共政权。陈再道和钟汉华从北京返回武汉后，湖北军区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省、地、县）。陈对与会者说，必须采取措施改变经济停滞的现状。他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每一级和每一个单位都建立一个领导生产的实体。会后，省“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成立。一周后，武汉市建立了类似机构。不久，几乎每个单位都出现这种办公室。
　　
　　此后，“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成为一种标准的公共政权形式。基层进行的所有夺权，不管是成功的还是没有成功的，统统被宣布无效。人们认为，在每一级和每个单位建立的这种办公室，是一种统一的、连贯的有效政权体系，并希望能够通过它来填补自1966年末以来一直存在的权力真空。
　　
　　按照毛泽东的想法，“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应当以“三结合”原则为基础建立。但是，军队在各地都控制了这种办公室。群众组织的代表即使没有完全被排斥在外，也顶多让他们参加其中，以摆摆样子。例如，省办公室有大约40名造反组织的代表，但告诉他们，一旦在办公室工作，就不能代表任何具体的群众团体了。此外还警告他们，在办公室里严禁“造反行为”，决不允许把任何办公室的秘密泄露给群众组织。即使有这些约束，军队仍然不能信任造反派，所以在3月底把所有的群众代表都从办公室里赶了出去。
　　
　　在“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里，党的干部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拥有恢复社会和经济秩序所需要的技能的唯一群体。军队宣布，从前的单位负责人恢复权力，群众应当服从他们的领导。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从前的干部都官复原职。前省长张体学虽然本人在北京，也没有进入省“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但让他推荐这个办公室的成员人选。前武汉市长刘惠农被任命为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在基层，官复原职的情况更加普遍。
　　
　　到3月底为止，旧的权力结构似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恢复。干部们官复原职，工人们回到生产岗位上，学生们恢复上课。公安系统又开始履行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的作用重新得到强调。原来停滞的经济形势现在开始好转。3月28日，刘惠农在一次干部会议的讲话中安慰与会者说：
　　
　　你们前一段挨了整，受了委屈，不要紧。现在牛鬼蛇神都跳出来了，要一网打尽。
　　
　　陈再道对未来更加乐观。他说：
　　
　　当前一股反革命逆流被粉碎，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实行大联合，右派组织正在土崩瓦解，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篡夺的权正在被夺回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
　　
造反派的反攻与僵持
　　
　　陈再道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没有注意到北京的政治风向正在逆转。3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开始意识到，运动向秩序和稳定的方向摆动得太远。为了使运动返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他们对所谓的“二月逆流”发起反攻，并把农业部长谭震林当作“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样版。
　　
　　3月19日，北京红代会受中央文革小组委托，向武汉派出一个代表团，收集有关当地造反派状况的材料。 这个代表团写了100多页的报告，在此基础上，《人民日报》于4月2日发表了一个题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社论认为，这场逆流的主要特征是：
　　
　　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派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
　　
　　这里指的是谁？看看北京关于安徽、四川、内蒙古、福建和河南形势的判断就清楚了。这些地区军事当局的行动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批评。4月6日，中央军委发出一个“十条命令”，严格限制了军队处理群众组织的权力。这一命令规定，严禁军队宣布群众组织为“反动组织”，不准解散这些组织，不准报复曾经攻击战士的人，除非所涉及的人的确犯罪，否则不准实行逮捕。
　　
　　《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将武汉造反派从绝境中解救出来。在4月的前半月里，武汉的形势甚至是城市外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寂静了将近一个月的大街上重新充满人群；建筑物的墙壁上刚被冲刷过，但现在重新贴满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和标语。造反派重新高度振奋起来。
　　
　　政治上天真的学生造反派喜形于色，而年长一点的造反派则在兴奋之余还保持冷静。除了那些感到自己一无所失的人以外，大多数老一些的造反派都倾向于采取一种等等看的态度，他们想要等到确实不会有进一步的风险时才行动。有些人从过去两个月的经验中认识到，他们参加造反行动损失很大，而收益则甚少。这些造反派决定不再与任何组织有联系，而从此时起站在场外观看运动的演变。
　　
　　就像文化大革命早期冲锋在前一样，学生造反派在反对“二月逆流”的战斗中再次打头阵。4月1日，新华工、新湖大和新华农（又称“三新”）以及二司分别举行群众集会和游行。当这几支游行队伍在街上相会时，他们就合并为一股，还相互赞扬对方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曾经不分青红皂白地镇压一切造反派的强大共同敌人面前，这些争夺权力的对手们认识到合作的必要性。他们的第一号敌人就是武汉军区的陈再道，或者用他们的话说，是“武汉的谭震林”。（把谭作为“二月逆流”的罪魁祸首之一）从那天起，“打倒武老谭”成为联合所有武汉造反派的口号。为了摆脱军队对自己的控制，造反派学生发动了一场将军区派出的军训队驱逐出去的运动（3月以后军训队一直驻扎在学校里）。在造反派的压力下，武汉军区被迫于4月9日撤出军训队。
　　
　　军队的让步更加鼓舞了造反派的士气。在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办公室外面，一帮造反派公然打起写着“向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一小撮混蛋挑战”的大字标语牌。这一行动在武汉市激起轩然大波。
　　
　　在保守派看来，形势再次变得难以捉摸。当“逆流”这一名词最初在党报上出现时，他们认为它是指造反派做出的过分行动。他们当然并不同情那种逆流，后来他们明白了，“逆流”原来是指对造反派的镇压。北京号召对逆流进行反攻，使造反派受到鼓舞，变得愈加狂妄与好斗。保守派则无法理解，北京为什么再次偏袒造反派。
　　
　　军队对这种变化也同样毫无思想准备。武汉军区做出了极大努力来恢复公共秩序，但在这种秩序尚未巩固之时，北京的新政策却使之前功尽弃。
　　
　　尽管工总领导人还关押在监狱里，但有迹象表明被解散了的工总正计划制造动乱。4月8日，以前工总的几十名成员举行了火炬游行。第二天，在武汉两间最大的工厂里，工人造反派宣布恢复工总的分支组织。几天后，又成立了工总联络中心，并且宣布，它的目标是促使为工总平反和释放工总领导人。学生造反派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当时每天都有报导说，二司的分支组织攻击了保守派或温和派团体在学校里的办公室，抢走了他们的广播器材。4月11日，来自第一中学的一群造反派向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提出了过分要求。当他们的要求被拒绝后，这些学生就进行了四天的绝食。在绝食结束的那一天，一帮学生造反派占领了红旗大楼。这是《长江日报》和《湖北日报》的办公楼。
　　
　　从3月底到4月底，陈再道和钟汉华都在北京参加中央军委会议。武汉形势的逆转使他们烦恼不已。他们认为，问题的根子在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而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是根据错误的信息做出的。在中央军委的一次会议上，陈抱怨说：
　　
　　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不听军队方面的意见，只听革命小将和派驻各地记者的意见。我们反映的意见和报告，中央文革听不进去，向中央文革请示一个问题也不及时回复，弄得我们下面为难。
　　
　　为了改善不良的信息传达系统，陈提出了两种方案：中央文革小组可以派出二十九个直属机构，分别领导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或者授权各军事当局定期向中央文革小组派代表接受具体指示.他希望无论如何也要在中央文革小组与地方军队之间建立一个直接信息传达管道：“只要我们按照中央文革小组所指示的去做，那么我们就不会犯任何错误了。”
　　
　　中央文革小组对陈的建议再次装聋作哑。大约在这个时候，武汉的绝食示威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的注意。她听说有至少50,000人参加了这一示威行动。4月16日，江青接见造反派代表时指出，“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以打掉对方的嚣张气焰”。在汉语中，“冲”这个字的意思是“批评”或“攻击”。陈再道可以想象到，如果江青的话传到武汉造反派那里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应陈的请求，中央文革小组于4月19日召开了一个会议，专门听取武汉军区对武汉形势的报告。陈在会上说，只有300多名学生参加了绝食示威活动，而且这个行动现在已经过去了。陈的意思是，江青所得到的信息是不确切的。会议做出四个结论：第一，应当允许老红卫兵存在。第二，工总不应当恢复，因为在4月6日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之前已将其解散了。第三，武汉军区在3月逮捕500多人并非错误行动，但对这些逮捕需要逐一复查，确定无罪的应当释放。最后，武汉军区没有犯“方向或者路线错误”。此外，会议还决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将在4月21日会见武汉造反派代表，并将劝告他们不要攻击武汉军区。
　　
　　这些结果使陈再道和钟汉华喜出望外，他们立即用电话把这些好消息传达给武汉军区的其它领导人。他们虽然在会上曾表示要保守秘密，但武汉军区领导人在造反派日益加大的压力面前，还是无法抵御要将好消息与同伴分享的冲动。不久，这些消息就传遍整个武汉。第二天，即4月20日，保守组织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宣传和欢呼“来自北京的特大喜讯”；与此同时，造反派却茫然不知所措。
　　
　　那天下午，江青从中央文革小组特派联络员的报告里获悉了这一情况后，对陈和钟十分愤怒。她认为，陈和钟正打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旗号欺压造反派，因此命令陈和钟上交4月19日会议记录的复制件，并警告他们以后不许再提这桩事。原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与武汉造反派代表会见的计划也被取消。江青甚至威胁说，要取消中央文革小组承诺在未来给予武汉军区的所有帮助。这一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小组与武汉军区之间本来已经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武汉军区请求指示，但中央文革小组故意装聋作哑。随后几个月里出现了十分动荡不安的形势，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武汉军区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这一事件的更直接的结果，就是北京4月19日指示的神秘性。保守派坚定地认为，信息来源很可靠，这些指示不可能是假的；而造反派则声称，所谓“指示”是由军队和保守派编造出来的。由于无法证实指示的存在，所以各方都把最符合其利益的说法当作真相，从而又使他们相信北京就站在自己一边。各持己见就造成了一种危险的平衡。如果北京明白无误地告诉其中一方说，你们是错误的，那么这不幸的一方只能退出竞争，而两大阵营间的冲突也就到此结束。但是，如果双方都坚信北京在支持他们，那么在他们之间进行殊死对抗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这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只要北京没有明确否定其参加运动的资格（例如，宣布它是反革命或保守团体），那么任何团体都不会退出竞争。而官方态度的模棱两可，就使冲突各方都可以尽情表演，从而更容易导致全面内战。

tuffy05

hgy818 的评论

以下说法是不正确的：
    “他们也想将起草的声明和组织章程强加给其它参与者，但他们的自高自大在代表之间引起了强烈的反感。正因为这两所学校的代表中没有人是中共党员，所以代表们坚持，只有出身纯正的中共党员才可以被选为领导人。结果，武汉测绘学院的学生杨道远被选为未来司令部的领袖，而他显然不具备领导大组织的才能。由于对选举结果非常失望，华中工学院和湖北大学的思想兵撤出了这个统一的思想兵组织，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司令部。因此，当武汉思想兵司令部（它自称第二司令部，或简称“二司”）于10月26日正式成立时，并不包括这两所学校的思想兵。以后，他们成立了独立的司令部，一般被称为“新华工”和“新湖大”。”
    事实是华工聂年生在串联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各个学校的头头都愿意选他当负责人。但在成立司令部时遇到了二个问题：一是聂年生认为当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头头们思想太过右倾，他不愿去当这个头头；二是聂年生的红反团一共只有192 人，而华工郭保安的手下的约卫兵有数千人。事实上郭保安正是“出身纯正的中共党员”，他造反前是院党委成立的华工大会主席团的成员。但其他学校红卫兵只同意聂年生当负责人，不同意郭当负责人。郭保安当不了司令，他们就不参加，所以华工就不在二司中了。结果司令就只有空下来了，杨道远只是代司令。

杨道远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这里要说的是，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原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发起人，但是，华工为什么不参加司令部了呢？一直没有公开说明过。据传出来的说法，有这么几种：一是认为华工造反派人多，力量大，不屑于别的弱小势力，有没有司令部无所谓；二是认为单位多了不好统一步调；三是认为单位多了队伍的“纯度”难控制，可靠性难掌握，易出问题，怕受牵连；第四种说法是，华工本校内造反派有几个组织，尚未联合起来，推不出能代表整个华中工学院的人物到司令部任职。

原汉阳三中钢二司司令谢保安在《武汉地区文革历史上一个无法磨灭的名字——忆聂年生》一文中也写到：
　　我与聂年生、赵延昌的初识都是在1967年底，即封湖北日报后的红旗大楼。我那时只有十八岁，又是个中学生，象聂年生、赵延昌、杨成江等这样一批华工的大学生都是我心中十分景仰的人物。他们不仅具有坚定的革命造反理念，而且也具备了较高的斗争策略水平，已经能够相当娴熟的处理文革中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那时只要是造反派没有不知道聂年生这个名字的。楼下有个朋友说那时杨道远只是个代司令，此话一点不假。的确，二司司令的位置在“二八声明”以前一直是留给华工的。那时的朱鸿霞、胡厚明、杨道远就个人声望来说，都是不能与聂年生相比的。他不仅在学生中，即便是在工人中都具有相当高的威望。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与聂年生重聚时曾与他开玩笑，说他是湖北地区文革群众运动的教父，他一点也不推辞，欣然点头默认。这就是他的性格。聂年生是当时公认的群众运动领袖，不仅在造反群众中，而且在作为走资派的领导干部中，都有很好的口碑。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35308

tuffy05

第七章 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冲突，1967年5—7月

保守派与造反派大联合的形成

　　保守派的联合
　　
　　当陈再道和钟汉华于4月28日回到武汉时，城里正在形成两个大联合：一个是包括所有保守派组织的大联合，另一个是包括所有造反派团体的大联合。这两种联合都不是北京所期望的那种“大联合”。它们只是一种不祥预感的产物，并且很快就会在这两大阵营之间爆发一场决定性的战斗。
　　
　　“二月逆流”使保守派在过去三个月里重新获得力量，建立了很多新组织，并快速扩展实力。红武兵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1967年1月中旬成立时，它只有几百个成员。而到4月20日为止，它的成员已经达到24万人，成为武汉最大的群众组织之一。比其快速扩张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它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红武兵以过去存在的官方民兵为基础，像一个准军事组织，其领导人多为以前的民兵指挥员，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多年间已经建立了广泛的机构和人员关系网。它的领导人通过两种机制来管理这个庞大的组织。按照地域划分，一个行政区的成员组成一个“兵团”；按照行业划分，一个行政局所属各单位的成员编为一个“纵队”，共有十个兵团和二十五个纵队。在处理日常和潜在问题时，总部可以按其中任何一种方式来操作这个组织。所以，红武兵远远地胜过组织散漫的造反派团体。
　　
　　如上所述，联合会和老红卫兵瓦解后，它们的成员分散在几十个新组织以及一些相对温和的造反派团体之中。而到了1967年4月，芳红卫兵感到没有必要再寄人篱下了。所以，他们退出造反派组织，重新加入到保守派队伍中去。
　　
　　在2-3月份造反派倒霉的时候，保守派并没有产生建立统一的大联合的紧迫感，因为只要造反派还分散在各个单位里，他们就能够轻易地予以制服。但是，造反派在4月卷土重来，就迫使保守派重新考虑对付造反派的策略。联合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层以及有效的运作系统。这一教训使各个保守组织的领导人认识到团结统一和坚强领导的重要性。保守派团体通过一些有意识的接触，很快建立了正式和非正式的跨组织联络管道。到了4月底，武汉所有保守派都同意举行五一劳动节群众游行，以显示他们的巩固和力量。由于北京禁止游行示威，这一计划没能实施。但是，把所有的保守派联合起来的观念却开始深入人心。一种阶级理论也对联合的必要性作了论证。5月初，一位保守派理论家应邀为各组织团体作报告，题目是《怎样分析武汉文革的形势》。最打动听众的是他提出的阶级理论：
　　
　　首先必须要有一个阶级观点，千万不要混淆阶级斗争的观念，不能把阶级关系转变为“革”和“保”的关系，“造反”和“保守”的关系。造反派不算一个阶级，保守派也不算一个阶级。阶级毕竟就是阶级。工人还是工人，贫下中农还是贫下中农，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地主还是地主嘛！阶级还是一个阶级。在这里不能偷换概念，不能说阶级斗争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能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革”和“保”的斗争；不能说“革”和“保”的斗争就是和三字兵[当时武汉造反派对老红卫兵的贬称]的斗争。
　　
　　实际上，这个理论家是说，文化大革命不应当改变社会（权力）关系的实质。大约在此时散发的一张传单更加生动地阐述了这个观点：
　　
　　正如温度只能使鸡蛋变成小鸡，而不能使石头变成小鸡一样，那些地、富、反、坏、右及牛鬼蛇神决不会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放弃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欲望—一这一理论不仅加强了保守派的自信心，而且指明了大联合形成的共同基础，从而有助于催生这种大联合。
　　
　　最后，联盟的联络中心于5月16日创立。因为联盟所包含的五十三个组织的成员总数据说超过了一百万人，所以就把这个包括众多组织的联合体称为“百万雄师”。起初，“百万雄师”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参与其中的各个组织依然相当独立自主。每个组织只限于派一个联络员到联络中心去，这些联络员再共同协调与造反派的斗争行动。不得到参与组织的许可，联络中心就没有调动力量的权力。在处理紧急问题时，这种领导形式显然是没有什么效率的。因此，当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冲突升级时，人们就呼吁改革“百万雄师”的组织结构和领导机构。
　　
　　6月3日，这种改革终于发生。53个参与组织同意放弃它们的独立性，以共享资源，建立一个彻底统一的组织。与此相适应，总部代替了联络中心。
　　
　　大家认真地选择总部领导人，他们首先排除了能力不强的候选人。相当一部分新领导人是党的基层干部而非普通工人。其次，他们仔细考察候选人的政治背景。人们让由警察组成的保守组织“武汉公安”来调查每位候选人的家庭出身和过去的政治表现。
　　
　　总部的核心是常委会。在常委会之下，有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办公室，还设有七个部，分别负责内部安全、联络、后勤保障、宣传、组织工作、战略规划和行动协调（作战）。
　　
　　参与组织的联合力量现在接受总部指派的工作任务。为了有效地管理百万成员，总部在十个行政区（包括郊区）里建立了次级指挥部，并任命了每个次级指挥部的领导人。次级指挥部的内部结构仿照总部，所以总部的每个部门都可以轻易地找到下级同类部门，并让它们执行自己的命令。
　　
　　一般来说，成员组织期望通过结成同盟来获取比追求独立策略时更多的综合收益。这个法则显然可以用在“百万雄师”的例子上：在对付造反派方面，结盟会使他们的力量比不结盟时强大得多。但是，“百万雄师”的例子又似乎与威廉•里克（William Riker）的“规模原则”相矛盾。按照里克的观点，虽然理性的同盟建立者具有创设有效统治集团的动力，但他们却无意将同盟规模建得尽可能庞大，因为同盟伙伴越多，每个伙伴从同盟胜利中得到的收益就越少。里克认为，理性的同盟创立者将努力建立一个他们觉得恰到好处的、而非最大规模的同盟，只是为了保证能够取胜一一或者干脆说，建立一个可以取胜的最小同盟。然而，“百万雄师”却是一个包括几乎武汉所有保守组织的同盟。这一事实是否表明武汉保守派不理性？我认为，情况并不必然如此。
　　
　　保守派的共同目标是维护现存权力分配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他们已经享有一些既得利益。他们是在为防止造反派摧毁自己生活中的机会而斗争，除此之外别无它求。由于他们在胜利后并无战利品可供分配，所以他们也就不必为取胜所建立同盟的规模问题而操心。换句话说，事实上最大化的同盟能够比最小化的同盟更好地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建立一个最大化的同盟要比建立一个最小化的同盟容易得多。后者的建立者很难确定以什么来构成最小化同盟，而前者则意味着所包括的数量越多越好，对同盟的规模要求很明确.基于这个原因，保守派组织得以不经过多少争吵就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同盟。
　　
造反派的联合

　　在保守派建立联盟的同时，造反派也试图形成自己的联盟，但他们的联盟并不像保守派联盟那样容易建立。造反派都希望文化大革命将有助于实现他们的利益要求，但他们的目标是各不相同的。有些人想得到物质利益，另外一些人希望提高其社会政治地位，还有一些人渴望得到权力。即使他们具有共同的目标，如果胜利到来的话，由于资源有限，他们之间也会为战利品的分配而不得不展开争夺。1月夺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有的造反派都想建立一个强大到可以确保胜利的同盟，但他们同时又希望使同盟的规模最小化。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有太多的组织参与夺权，就会没有足够的位置可供分配。基于这种考虑，造反派倾向于建立的只能是一种可以取胜的最小化同盟。
　　
　　如上所述，建立一个最小化同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过程。同盟创立者在极力避免自己被排除于游戏之外的同时，还得经常考虑要把谁纳入同盟之中。即使同盟已经建立，在一致对敌的同时，盟友之间也需要互相保持警惕（当作潜在的对手）。相互不信任就会使建立最小化同盟耗时费力，而且建立起来的同盟也不稳定。由于最小化同盟可以最好地服务于造反派的利益，所以秘密的相互争斗也就无法避免，而这种争斗会使造反派无法创立无所不包的联盟。
　　
　　在文化大革命动荡不定的形势下，信息既不完善也不充分。创建联盟的团体也弄不清楚，当危机发生时，参与联盟者能有几个会采取行动。（会不会发生因这个或那个人盟团体脱离联盟而使之面临失败的危险？）所以，对他们来说，如果没有至少留下一些足够的安全余地的话，那么建立联盟的方式就不明智。当然，联盟规模比最小化大一些，至少还能有获胜的机会，但一味追求建立取胜所需要的最小化联盟，在事实上也许会因为规模太小而根本没有取胜的机会。
　　
　　在1967年4、5月的紧张形势之下，造反派需要某种形式的联盟，以便在与保守派的对抗中维持生存。在造反派完全被压制的单位里，首要的任务就是聚集造反力量。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务。经过2、3月份的打击后，大多数造反派仍然心有余悸。虽然在4月里有了工总复活的初步迹象，但只有少数从前的造反派敢于加入重新建立起来的分支组织。在大多数单位里，直到5月末、6月初，工总的分支组织才正式再次宣布它们的存在，而在某些单位里的工总分支机构直到7月底的武汉事件时才这样做。许多造反派没有正式重新加入造反组织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是造反派。所谓的“第八司令部”于5月在武汉出现。八司并不是一个组织，相反，这个词是指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但热情支持造反事业的个人。由于他们身分模糊，这些人就成为造反派方面最凶残的力量。除了参加示威、群众集会和绝食以外，他们还常常进攻保守派组织，对保守派个人实施人身攻击。八司主要由工总以前的成员组成。
　　
　　其它造反工人组织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恢复活动。保守分子分裂出去后，工造总司就设法恢复实力。在一些大企业里，造反派建立了新的独立组织，其中最有实力的有长江流域办公室的“长办联司”、中原机械厂的“新中原”、武昌造船厂的“新武船”。甚至在造反派势力比较弱的政府部门，一些造反派的同情者也首次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如“机关红司”以及“公安联司”。此外，一些心怀不满的高级干部也成立了“革干联”，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造反派。
　　
　　尽管非正式的联络管道早已开通，但各种造反组织之间的关系仍然十分松散。而面对日益强大的保守派势力，造反派开始以实际行动来建立自己的大联合。
　　
　　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求解除监禁，释放夏帮银。夏作为工总在汉阳轧钢厂分支组织的领导人，是3月17日被捕的485人之一。与工总其它很多领导人不同的是，夏的历史非常清白，他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是个党员，而且在文化大革命前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由于军队没有什么证据支持对夏的指控，所以这个案子可以用来争取人们对造反派的广泛同情，并且能够使军事当局处于被动地位。4月22日，“三新”和二司在武汉公安局汉阳分局门前组织静坐示威，因为他们认为夏就被关押在此.很快，全市成千上万造反派加入到静坐队伍中去，以支持这种“革命行动”。这一精心谋划的策略十分成功。在日益增长的压力面前，军队表示妥协：于5月14日将夏释放。
　　
　　静坐结束之前，造反派又采取了另一个行动。5月10日，公安学校的造反派学生与武汉公安局江汉分局的保守派员警发生冲突，双方都有受伤者。学生们坚持要公安局军管会为这个事件负责，并要求军管会惩罚其“凶手”。5月13日，造反派学生在公安局门口绝食示威，以迫使军管会答应他们的要求。这一事件很快引起人们极大关注，为造反派显示其“战斗团结”提供了又一次机会。各行各业的造反派都动员起来支持公安学校的学生造反派。几天之内，武汉军区就发现，在全市几乎每一个区里，特别是在闹市区里以及在权力机关所在地外，包括自己的司令部大院外，人们都在举行绝食示威。据说，参加绝食的总人数超过了40,000。钟汉华在5月14日被迫与示威者进行谈判，经过八小时的激烈磋商，示威者宣布，钟已经同意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于是他们就举行集会庆祝胜利。但是，武汉军区否认他们作出让步。即使武汉军区没有作出任何让步，造反派也以胜利者自居，因为这一事件有助于扩大他们的影响，并使造反派力量联系得更加紧密。
　　
　　在这两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加强造反派之间的联系，他们又采取了更多的一致行动。5月6日，六大学生组织联合成立了武汉革命造反学生总司令部。两天后，15个工人组织建立了与之类似的武汉革命造反工人总司令部。最后，6月1日武汉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正式成立，希望成为武汉所有造反力量的最高指挥中心。
　　
　　然而，那些庞大组织实际上对其所统辖团体并没有真正的权力，都是空架子，它们至多是一些半正规的联络系统，藉此来协调造反派各团体的策略和行动。但司令部对参与团体的策略和行动，却无法确保实施控制的权力，所以，造反同盟的有效性也就不能得到保证。当然，建立这种系统总比没有要好一些。面对强大的敌人，造反派需要这种机制来减少内部争斗，从而使自己的力量更加集中。
　　
导致保守派和造反派发生意见分歧的问题

　　在1967年4月至7月期间，有两个主要问题使武汉保守派和造反派发生分歧。一个问题是，工总之案应当不应当予以平反，另一个问题是怎样评价武汉军区“支左”的功过。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你认定工总受到错误对待，那就会得出武汉军区大方向不正确的结论；相反，如果你认为工总是一个“牛鬼蛇神的大杂烩”，那么你自然就会说武汉军区的好话。
　　
　　当然，武汉军区本身坚持，它关于解散工总的决定是正确的。由于4月19日中央文革小组采取了反对恢复工总的鲜明立场，所以陈再道和钟汉华认为北京对青海、安徽、四川、内蒙古和福建军队的批评不适用于武汉。但是，为谨慎起见，武汉军区又于4月22日设立了一个特别小组，负责重新审查工总案子。到7月15日为止，特别小组已经列出了不利于这个组织的三卷证据。这些材料再次证实了陈和钟的结论，即工总“是由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坏组织”，所以，他们无意向造反派妥协。6月4日，武汉军区发布一个声明，重申其一贯立场：“工总不能翻案。”
　　
　　军队在工总问题上的立场越强硬，保守派对它就越尊重。事实上，保守派比军队更急于防止工总死灰复燃。他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零和游戏中，如果工总死灰复燃的话，那么他们自己就会被埋葬。更准确点讲，保守派所担忧的是，如果造反派占了上风，那么中国的整个权力结构就会被推倒重来。他们无法相信毛泽东会这样对待自己，因为他们是毛几十年来所依靠的社会力量。他们确信工总主要由三类人组成：出身不好的人、坏分子和机会主义野心家。在他们看来，把工总称为“一帮阴险的新老反革命分子”没有什么错。为防止这种组织得到平反，他们支持武汉军区，宣布自己是“拥军派”。
　　
　　所有造反派组织都在推动武汉军区为工总的案子平反，但它们的目的却各不相同。以前的“香花派”要求将这个被解散了的组织彻底恢复。显然，只有恢复了工总，这派组织自己的名誉也才能得到恢复。然而，彻底恢复工总并不符合前“毒草派”的最佳利益。工总之案所以有用，就在于它可以使所有的造反派联合起来。但是，前“毒草派”无意让强大的对手重新出现。所以，当“香花派”赞美工总是“革命组织”时，“毒草派”仅仅愿意否定它是一个反革命组织。换句话说，有必要为这个组织去掉“反革命”的称号，而没必要恢复这个组织。由于在工总性质评价上的分歧，就使得在应当如何为“二月逆流”受害者平反的问题上，造反派团体的立场也发生了分歧。“香花派”要求释放所有被捕的人，而“毒草派”只要求释放那些经过逐个调查证明无辜的被捕者。这种微妙的分歧成为妨碍造反派团结的一个障碍。
　　
　　造反派与军队和保守派之间的对抗，暂时掩盖了造反派阵营内部的分歧。不管造反派之间的立场是多么的不一致，但在军队和保守派的强大抵抗面前，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共同对敌。由于他们攻击的是地方军队，所以他们被视为“反军派”。
　　
无政府与暴力

　　保守派与造反派在工总和军队问题上的观点具有巨大差异，使它们之间的紧张逐渐加剧。4月29日，一个小型纺织厂的保守派与造反派在一场争执中发生武斗。这一事件标志着武汉大规模暴力冲突的开始。
　　
　　有三个因素为集体暴力的产生提供了沃土。第一，来自北京的信息十分模棱两可，就使造反派和保守派都以为自己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一方面，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中央文革小组肯定了造反派批判“武老谭”的斗争；另一方面，“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指责武汉造反派的消息也在流传。由于无法核实这些信息的可靠性，所以人们往往相信适合于他们最大利益的消息，而断言那些有悖于自己利益的消息是流言蜚语或者纯粹的编造。哪一方都不愿意退让，冲突的可能性也因此日益增加。
　　
　　第二，在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各派对敌手的实力、策略和使用武力的意愿都不太清楚。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没有互相沟通的管道，这就使它们无法通过外交手段获得这些信息。即使具有沟通管道，各派也有强烈的动机促使他们故意误判对方的武斗意愿。不确定性导致恐惧。结果，所有派别都面临着一种安全困境。因为他们不知道敌手会对自己做什么，所以就感到有必要武装自身。而这样做了以后，他们并不必然会增加自己的安全，因为敌手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行动。这种不安全感的相互作用逐步升级，就使所有派别都感到更不安全，因为它提高了各方面临潜在威胁的程度。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在缓和冲突方面，既不存在规则也没有规则执行者。军队可能成为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斗争的调解者。但是，造反派却不把军队视为调解者，反而看作敌手。况且，4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的十条命令，又严重削弱了武汉军区使用高压手段的能力。在争吵各派劝解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口头挑衅可以轻易地转化为武力冲突，同时小规模殴斗能够轻易地升级为全市规模的派战。
　　
　　有些评论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集体暴力表明了人类的非理性（或者邪恶，或者天生的好战性）。事实上，暴力是一种既理性又可悲的行动方式。在正常的条件下，当垄断武力使用权的国家对使用武力反对其它人的团体或个人能够以惩罚来威胁的话，那么将有组织的暴力作为策略的可能就会被排除，或者至少使之变得极其危险。然而，在无政府的情况下，社会秩序的供给便成了问题。因为社会秩序也是一种“公益”，所以人们不会自动地克制自己做也许会危害社会秩序的事。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确实能够威胁运用武力予以严惩的权威，那么甚至善良和理性的人也会在利益冲突时拳脚相加。所以，派别领导人必然始终考虑着暴力策略，即便他们自己并不真正地具有好战的意图。认清了无政府问题，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经常发生武斗，即使参与武斗者既非愚蠢、无知之辈，也非亡命之徒。
　　
　　5月底出现了发生大规模武斗的初步迹象。5月21日，“百万雄师”在城市各处进行示威游行时，八司对游行队伍进行扰乱，于是发生双方互相混战。这是两派之间出现的第一次全市性武斗事件，并引发了随后数天暴力冲突的浪潮。5月27日，在第二十中学发生的冲突中导致二司方面有一人死亡，并且是武汉派性斗争导致死亡的第一例。这个十七岁死者的同伴们在全市抬尸游行，以争取人们的同情和支持。造反派被激怒，并扬言要为烈士报仇。形势于是变得更加紧张，大规模的武斗一触即发。
　　
　　为准备最坏的情况出现，双方都开始加紧调兵遣将。造反派已经在汉口繁华地段占据了许多公共建筑和学校。他们现在调动更多的力量进驻这些据点，以控制重要的交通线。保守派过去没有着意建立任何据点，现在意识到武装自身的重要性。“百万雄师”于6月3日进行重组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强保守派的战斗力。重组后的第二天，“百万雄师”就占领了武汉市委大楼，并将指挥部设在这里。不久后，“百万雄师”完全控制了江岸、硚口、汉阳三个区的大多数工厂，把这些工厂里的造反派赶到他们在市中心的据点。同时，还成立了不少突击队，这些突击队仿照军队一样组织，每一队由二三十个青年人组成，其中很多曾经在部队当过兵。
　　
　　6月6日，北京向各省发出命令，严禁在派性争执中动用武力，但没人重视这个命令。6月8日，保守派在市中心游行，声称“要促进学校复课”，“宣传禁止武斗的重要性”。而在这些冠冕堂皇的号召背后，却计划教训造反派一下。它是这样设想的：当游行队伍经过闹市时，造反派就会捣乱，接下来就以其捣乱为由来冲击造反派。事实上，在行动开始前，“百万雄师”就已经在市中心周围设下埋伏。他们计划当造反派露面时进行伏击。造反派如期落入圈套，精心组织的保守派没花多少功夫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这一惨败使造反派大为震动。过去，保守派一直胆小怕事，软弱可欺，而6月6日事件却表明，他们正在变得更加强大而好斗。保守派性质的变化使造反派大伤脑筋，他们决定用新式防御和进攻武器来装备自己。在接下来的数天里，他们加紧修筑堡垒，准备武器。有些人甚至要装备爆炸用品。经过这些准备，造反派又恢复了信心。他们头戴安全帽，身负自制武器，在全市举行武装示威游行，以显示自己的力量。
　　
　　“百万雄师”的策略是稳扎稳打。保守派把自己完全控制的汉阳称为“解放区”，把汉口称为“游击区”，因为汉口的两个工业地区一一江岸、硚口，除了少数工厂和学校外，都处于“百万雄师”的控制之下，而江汉这个商业地区则主要由造反派控制。造反派掌握了武昌这个武汉的文化区，所以保守派称之为“敌占区”。面对这种不平衡的势力分布形势，“百万雄师”决定采取毛泽东著名的战术，即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首先，必须解决巩固后方问题。6月9日，“百万雄师”占领了居仁门中学，三天后突袭了武汉汽车配件厂。这两个单位是造反派在硚口区的最后据点。接下来，他们又集中力量要把所有造反派从汉口赶出去。
　　
　　武汉军区无法制止暴力冲突。6月6日以后，武汉军区发出了一个措辞强硬的声明，警告要严惩任何进行武斗的人，但保守派和造反派对此都不予理睬。6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给陈再道打电话，催促他制止武汉的暴力行为。但是，由于没有实施高压的权力，陈的双手已被束缚住。
　　
　　6月17日，“百万雄师”发动了“解放”汉口繁华地区的总攻。成千上万身背长矛大刀的队员投入战斗。他们不仅数量上占优势，而且组织性也很强。这一战斗的指挥官自豪地说：
　　
　　我们的人装备很好。在6月工2日的战斗中，我们发现造反派手持长矛，于是我们就决定也用长矛来保护自己。由于大多数工厂都掌握在我们手里，所以我们制造这些东西很容易。几天之内，我们就装备上比造反派要好的武器。我们的人也有高度的机动能力。武汉的六个汽车运输公司和五个公共交通公司都掌握在我们手里。所以，我们可以随意调用它们。另外，我们还可以从自己控制的其它单位里调用卡车。不管什么时候进行战斗，总部头头只需要几个电话，就可以调集足够的队伍和车辆。每一次战斗之后，我们都可以弄到大量好的食品来慰劳参战者。正因为有这么一个高效的组织，所以我们在6、7月间与造反派的历次战斗中没有死掉一个人。
　　
　　而造反派则处于混乱的被动挨打状态之中。他们中多数是二十岁上下所谓八司的战士。他们缺乏指挥系统，战斗中既无战术也无协调。所以，保守派发动进攻时，很容易将他们分割包围，众而歼之。
　　
　　6月17日的战斗极为激烈，从当天中午一直持续到次日早晨。造反派称他们有将近100人死亡，约千人受伤。而“百万雄师”否认这一指控，只承认他们打死了一个人。伤亡的真实人数也许是介于两种说法之间。不容置疑的是，至少有12人在这一事件中死亡。
　　
　　造反派对这些败绩恼羞成怒，在随后的几天里发出了许多道命令，指示各成员组织做好准备，要对“武汉的谭震林”和保守派发起“全力反击”。“针锋相对”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口号造成了全市的混乱。武昌造反派甚至发出了一个最后通牒，宣布如果武汉军区不立即取缔“百万雄师”，他们就要跨过长江，消灭一切保守派。造反派要征服汉口的计划当然只是一种幻想，因为他们除了宣传以外，几乎在各个方面与保守派相比皆处于劣势。而造反派的战争叫嚣激起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应。
　　
　　6月23日，“百万雄师”开始进攻所谓的敌占区一一武昌。第一个目标是两个造反派堡垒：险峰大楼和第四铁路设计院。这两个目标是经过精心选择后确定的。前者坐落在从汉口和汉阳进入武昌的唯一入口处，后者处于控制武昌和青山之间战略通道的关键位置上。“百万雄师”企图通过占领这两个关键地点，以便于调动兵力，为攻克武昌创造条件。
　　
　　就在围攻这两个堡垒之际，武汉水运学院的造反派偶然捉住“百万雄师”的七名分支头头。他们以这几人为人质，要求“百万雄师”立即撤围。保守派予以拒绝。相反，在占领险峰大楼和第四铁路设计院后，“百万雄师”又调动兵力围攻水利学院。两百名被围的造反派拼命抵抗，但保守派力量占了绝对优势。第二天，水利学院落入“百万雄师”手中。
　　
　　6月24日，“百万雄师”敲响了武汉造反派的丧钟。在汉口，它对工造总司发动猛攻。在这个过程中，打死二十五人。为什么保守派的攻击会如此残酷？这场战斗的指挥员是这样来描述的：
　　
　　联合会时期，我们太老实，总是吃造反派的亏，窝了一肚子火。这时我们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的想法是只有把他们所有的据点都拆掉，武汉才能太平。说到工造总司，它的喇叭天天在那儿叫。不拿下这个据点，总叫人不舒服。打工造总司事先开了两次会。决定用汽车撞大门，武器是长矛。打时一般只戳一下子。只有那个女广播员骂得很难听，多戳了她几矛子。我们以前一直受造反派的压，这次出了一口气。
　　
　　工造总司的陷落，使造反派惊恐万分。第二天，他们放弃了在汉口的所有据点和武昌的很多据点。一些人退到造反派仍然控制的武昌的学院里；另外一些人退出组织；还有一些人离开武汉，以避免再次遭难。
　　
　　武汉造反派的失败迅速引起北京的注意。6月24日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给陈再道打电话，催促他防止武斗的升级。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和解放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共同向武汉军区发出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危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在受到北京的点名批评之后，“百万雄师”采取了低调姿态。就在第二天，它将驻扎在武汉市委大楼里的总部搬到一个军需工厂，并解散了作战部。保守派虽然公开声明，“6月26日通告显示了中央文革小组对‘百万雄师’最大的关心”，但他们在私下却抱怨这封电报“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他们希望中央在会见时，会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来倾诉造反派对其造成的冤屈，并说明他们自卫行动的正当性。
　　
　　6月26日的电报使造反派免于灭亡。中央文革小组派的一个特别联络员对武汉造反派驻京代表说，中央领导需要有关武汉军区的情况，催促他们收集这种情况上报给北京。这种姿态表示，北京并不信任武汉军区。造反派头头得到这种暗示后，又开始得意忘形起来。6月28日，武汉军区命令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所有组织必须从据点中撤出，所有学生和工人必须回到自己的单位里去，一切武器必须上缴。造反派断然拒绝遵守这个规定。相反，有些造反派还返回到仅仅几天前退出的据点里。当然，造反派的元气已经大伤。在血淋淋的暴力惊吓面前，许多人认为，避开或者至少暂时离开这些危险地点更明智。很多以前人数众多的据点，现在都平静下来。敢于回到据点的造反派里的，多数是未谙世事的中学生。
　　
　　从6月27日至7月15日，这个城市变得相对平静，没有严重冲突的消息。保守派和造反派都在等待即将进行的北京会谈。如果他们想要在谈判桌上取得在战场上没能取得的东西，那么他们就必须保持克制。双方都知道，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必须避免做出任何不明智的事情。
　　
　　武汉军区也忙于为即将进行的北京会谈做准备。在为中央领导准备的一个报告里，军区并没有掩盖自己对武汉造反派的强烈反感。它指责造反派向解放军挑衅。在1月6日至6月30日之间，据估计有342名战士受到攻击，其中有226人受伤，38人受重伤。武汉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都是由造反派挑起的。它还把造反组织描绘成“牛鬼蛇神的大杂烩”。它还说，新华工是由一伙教师操纵的，而这些教师多数出身于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家庭。
　　
　　在武汉军区看来，武汉最好的组织是三司。是个造反团体，在1966年底向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其它造反团体不同的是，它很少做出格的事，而且总是站在军队一边。三司的唯一问题就是，在日益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它的势力在萎缩。
　　
　　武汉军区断言，武汉绝大多数居民同情“百万雄师”。“百万雄师”的成员政治背景“纯洁”。据估计，全市85％的党员参加了这个组织。而且保守派的行为总的来讲是温和的，只有当他们的克制被造反派误以为是软弱可欺时，他们才发起反攻。尽管6月8日以后的事件很残酷，但军区认为这些战斗对于恢复社会秩序是必要的。武汉军区认为，造反派应对大多数暴力负责。
　　
　　造反派对暴力行动的解释与武汉军区的说法大相径庭。据造反派统计，从4月29日至6月26日期间，共发生174起暴力冲突，其中有130起发生于6月4日至26日之间。这些事件涉及70,000人；有158人死亡，1,060人受重伤。他们指责保守派挑起了这些冲突。而三司报告说，在上述时期内，共发生107起暴力事件，只有6起由“百万雄师”挑起。说到谁开的第一枪，三司的说法可能更接近事实真相。无组织无纪律的造反派，特别是所谓八司战士要比组织严密的保守派更加好战。甚至造反派自身也承认，“八司具有巨大的破坏性，但没有什么真正的战斗力”。然而，说到大多数伤亡是由哪一方造成的问题时，造反派的说法也许是合乎情理的。由于保守派在数量上、装备上和组织上均占优势，一旦他们决定发起反攻，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打垮造反派。
　　
　　武斗不仅造成伤亡，危及公共安全；它还破坏了生产，扰乱了居民的日常生活。5月份的工业总产值下降了6％，6月则下降了16％。劳动生产率在这一年的上半年下降了6％。生产瘫痪导致很多日常必需品短缺。武汉军区认为，造反派要为这种经济困难负责。因为保守派一般在工业企业中占主导地位，正是他们维持了大多数工厂的生产。但也有例外。在造反派控制或者保守派与造反派对立不严重的单位里，造反派也发挥了维持生产的作用。但是，这些例外并不能改变武汉军区对造反派的观点。
　　
武汉事件

　　7月11日，周恩来通知陈再道说，武汉谈判就在这个城市进行，而不在先前计划的北京。改变谈判地点的原因（周没有告诉陈），是毛泽东决定视察南方几个省，而第一站将是武汉。
　　
　　7月13日，毛泽东到达武汉。他的随行人员有周恩来、谢富治（公安部长）和王力（中央文革小组要人之一）。为了保证毛泽东的个人安全，甚至对陈再道和其它地方领导人都没有通知毛的到达时间。只让周、谢、王负责处理当地问题，而且只让后二人在公开场合露面。
　　
　　大约在7月13日午夜时分，谢和王身穿便衣到造反派的一个据点一一湖北大学去收集情况。但是，他们被学生们认了出来，于是北京派代表团来到武汉的消息马上在造反派组织中传开。
　　
　　第二天，造反派举行了盛大游行示威表示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而保守派则不知所措。他们不理解，为何没人通知中央代表团到达的消息。这正是造反派希望达到的效果，也就是要制造一种表示他们与北京有特殊关系的象征，来压一压保守派。造反派故意在“百万雄师”控制的地区游行，向后者示威。他们高喊：“取缔百匪”，“百万雄师”则用高音喇叭高呼：“打倒黑工总，镇压反革命！”“踏平三新二司！”对骂很快引发了一场冲突。而“百万雄师”对突然袭击早有准备，其高度灵活机动的突击队对任何攻击随时待命，所以造反派又被彻底打败。结果10人丧命，37人受重伤，80人受轻伤。
　　
　　最新的武斗表明，解决这个城市的派性冲突问题迫在眉睫。7月15、16日，毛泽东两次召见周、谢、王讨论如何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提出三条建议：第一，应该给工总平反，释放被捕的造反派领袖；第二，应当允许“百万雄师”存在，即使它是一个保守组织；第三，应当停止对造反派的歧视。从7月15日至18日，周、谢、王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武汉军队高级干部会议。虽说要让地方军队领导人在会上有机会发表他们对武汉形势的意见，但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指示，所以三位中央领导人根本听不进地方领导人提出的建议。陈再道拿出了武汉军区收集的证据，要证明“百万雄师”是“真正的”革命组织，但毛泽东的特使拒绝听他的话。相反，三位中央领导人要迫使他承认武汉军区在前几个月犯了错误。由于不了解毛泽东正在武汉，也不知道正是毛泽东为解决武汉冲突已经定了调子，所以陈拒绝接受这种指责。
　　
　　*毛泽东于7月13日晚到达武汉。同日早晨，周恩来乘飞机提前抵达，为毛泽东打前站。当天中午谢富治和王力由四川赶到武汉。
　　
　　7月17日晚，谢和王访问“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王指责“百万雄师”的领导人组织武斗，并强烈要求“百万雄师”交出武器，撤出据点。“百万雄师”的领导人回答说，如果造反派也在同时放下武器的话，那么他们的组织就愿意放下武器。王接着批评他们说：“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别人嘛！”他的严厉指责激怒了“百万雄师”的领导人，他们反驳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就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这次会见不欢而散。
　　
　　离开“百万雄师”总部以后，谢和王又去了武汉测绘学院，即二司总部所在地。他们对造反派说，毛主席最近说，不应当抛弃大型群众组织，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抛弃。虽然谢和王没有明讲中央在解决当地派性纠纷方面的立场，但他们传递的信息已十分明确：党中央支持造反派，但希望他们对保守组织的成员要宽宏大量。
　　
　　7月18日，周恩来对参加会议的军队干部宣布了北京的决定：（1）武汉军区在过去几个月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和钟汉华应当做自我批评；解散工总是错误的；要为工总平反，释放所有在押的造反派领袖。（2）二司、三新、九•一三兵团和工总是真正的革命组织。它们应当形成将来大联合的核心。（3）不应当取缔或解散任何群众组织，包括保守组织。（4）“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恢复后，其成员可能会报复“百万雄师”的人；应当努力劝告他们不要这样做。（5）三司是一个有保守倾向的组织。（6）武汉军区应当劝告农民不要进城帮助保守派打造反派。（7）武汉军区应当鼓励其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8）所有群众组织都要加强整顿，改变自己对解放军的看法。
　　
　　陈再道和钟汉华仍然不服。周恩来不得已只好带他们去见毛泽东。到了此时，陈和钟才意识到，正是毛泽东在幕后作出了所有的决定。陈也许敢于同谢、王甚至周对着干，但他不敢挑战毛泽东的权威。所以，陈别无选择，只好同意做公开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接见陈和钟以后，周恩来离开武汉回北京。由于两位地方最高领导人已经接受了毛泽东的决定，所以他认为和平解决武汉问题不会再有什么障碍了。但他忽视了普通民众将如何对这些决定做出反应。
　　
　　第二天凌晨，谢和王在武汉水电工程学院向一些造反派公布了毛泽东的决定。那些造反派得到好消息后根本沉不住气，他们开动了手中掌握的一切宣传机器。消息很快传遍全市大街小巷，但消息被歪曲了。造反派在宣传时故意强调毛泽东做出的四条决定，而不提其余各条。那四条是：武汉军区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必须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真正的左派；“百万雄师”是一个保守组织。所有这些看起来，似乎只有摧毁了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北京才会满意。
　　
　　北京支持造反派的消息通过另一个管道一一武汉驻军8201部队传到保守派那里。当武汉军区于2月1日建立“支左指挥部”时，就指派这个部队在该市支左。“百万雄师”成立后，8201部队与这个保守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关系。8201部队十分同情“百万雄师”，是一个公开的秘密。7月18日晚，该部队的师长和政委向官兵传达了周恩来的讲话。虽然他们本身也不信服这一中央决定，但两位领导人还是对迷惑不解的下属们说：“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8201部队有一大批干部战士在各个工业、交通、商业和政府单位担任军代表。毛泽东的决定通过这个网络传到了保守派那里。保守派最初的反应是，这一决定只不过是造反派的最新编造。有趣的是，军代表透露中央决定时，也强调了造反派所强调的那四条。由此可见，那四条的确对双方都至关重要。
　　
　　7月19日，武汉军区领导人开始执行决定。这天早晨，陈再道和钟汉华起草了他们的自我批评。下午，召开了军队干部会议，谢富治和王力应邀与会，以帮助那些干部清理他们的“糊涂思想”。王借机向思想简单的军队干部大谈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他从下午4点一直讲到晚上11点。对与会者关于当地派性冲突的看法，王的讲话是否起了促进转变的作用，还很难说。但很快就明确的是，即使高级干部决定转变看法（那是不太可能的），随后几天发生的事情也难于避免。王力在武汉军区礼堂讲话之时，一场政治风暴正在这个城市酝酿。
　　
　　正式将“百万雄师”定为“保守派”的消息激怒了这个组织的成员。
　　
　　仅仅一周前，老红卫兵的一个研究小组向“百万雄师”总部提出了一份报告。报告预测，北京就武汉问题做出的决定将不利于保守派。红卫兵对北京就其它省份派性冲突所做出的决定进行了观察和分析，并以这些中央决定所反映类型的观察和分析为基础得出上述结论的。报告预测说，北京顶多会给“百万雄师”一个模棱两可的定性，即称之为“群众组织”，并允许它继续存在。“百万雄师”的领导人对这份报告很重视，只是认为它似乎太悲观了些，所以没有让一般成员看到这个报告，以免动摇他们的士气。
　　
　　王力7月17日对“百万雄师”的恶意指责，则成为另一个不祥之兆。但是，“百万雄师”的大多数领导人和群众仍然不相信毛泽东会抛弃他们，因为他们长期以来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他们认为王力的批评只代表了他的个人偏见。
　　
　　现在，“百万雄师”的灾难终于降临。造反派当然强调，王到武汉来代表的是北京的中央领导，他的四点意见代表了北京的观点。但是，保守派对此表示怀疑。此时，除了个别当地最高领导人以外，谁也不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武汉进行幕后操纵。只有王和谢在公共场所不断露面，而且王发表的言论最多。所以，保守派就认为王只代表他本人，所谓的四条指示仅仅是王个人对“百万雄师”表示的敌意。保守派担心北京会受王的蒙骗从而认可他在武汉的所作所为。如果想避免其它省份保守派那样的悲惨结局，“百万雄师”就必须做出不寻常的事，以便向北京表明，它的群众基础非常深厚，人民对王在武汉的独断专行是多么强烈的不满。
　　
　　7月19日，全市陷入一片狂潮之中。连平常表现温和的保守派也被“王力的决定”所激怒。“百万雄师”群情激愤，武汉的危机形势一触即发。
　　
　　8201和8199两支部队的士兵点燃了抗争的烈火。傍晚时分，大约60名士兵聚集在武汉军区司令部大院门口，要求王力解释提出四点指示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但是，中央的“钦差大臣”与武汉军区领导对他们的请求不予理睬。于是他们决定寻求广大群众的支持，以对王施加更大的压力。晚上八点左右，几十名官兵出去联络“百万雄师”和“武汉公检法”（由武汉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职工构成的保守组织）。四小时后，几百辆满载愤怒的保守派和公安干警的大卡车和消防车冲到武汉军区司令部，要寻找谢和王。而谢和王已经离开这里，去他们下榻的东湖宾馆。这些人就质问武汉军区领导人：“军队支左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为什么陈再道和钟汉华承认武汉军区犯了错误？”有些人甚至骂陈和钟是“投降派”。
　　
　　武汉军区领导人立即向王汇报了军区大院发生的事情，建议他见一见这些保守派代表，以免事态失控。但王认为事情并不那么严重。当晚，他和谢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缓和紧张的形势。
　　
　　第二天拂晓，约二百名保守派进入东湖宾馆，遇到谢富治和陈再道。由于谢与王不同，是个老干部，并且极少公开批评“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所以他同保守派间的谈判进行得相当顺利。他们同意，谢和王力将会见保守派团体，而保守派将撤出宾馆。但当王力从房间走出来时，正好遇到又有好几百人（其中大多数是8201部队和8199部队的士兵）冲进宾馆，局面再次失控。起初，有些人把陈误以为是王，就用枪托打他。他们发觉认错人了以后，就开始围攻王。此时据说钟汉华跪在地上乞求人们放了王。但局势太混乱，没人理他，人们把王力拖到武汉军区大院，那里有几千名“百万雄师”的人在等待。
　　
　　就在武昌局势失控之际，振奋人心的“新闻”开始在全市流传，其中有：
　　
　　毛主席的四人天才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的1月风暴：四、“百万雄师”。
　　
　　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大、好、纯，要爱护它”。中央军委的电报（7月20日凌晨4点收到）：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中央文革来电：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二、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武汉问题的。
　　
　　重要的不是谁编造了这些谣言，而是这些谣言对当地居民产生了什么影响。只要谣言适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就可能接受并传播这些谣言。当时，保守派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传播谣言，因为谣言表达了他们的愿望。
　　
　　谣言迅速鼓舞了保守派的士气。数十万头戴安全帽、手持长矛、棍棒和大刀的保守派成员，或乘车、或步行，展开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据估计，示威所征用的卡车在1,000-1,500辆之间。更多的人沿街聚集，为游行喝彩。同时，到处贴满大幅标语和大字报，都是一个内容：“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王力滚出武汉”、“欢迎毛主席的真正代表周恩来、陈伯达来武汉”。保守派的高音喇叭在全市整天播送一首为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谱写的歌曲，因为这首诗中包含“百万雄师”这个词。
　　
　　狂热的气氛使许多8201和8199部队战士激动不已。他们身背步枪加入了“百万雄师”和“武汉公检法”示威大军之中。 虽然执行支左以来，军队一直强烈地同情保守派，但还从未公开与他们站在一起。现在他们拉下这层面纱，公开与保守派并肩战斗。在那天发出的一份“十万火急呼吁书”中，8201部队的官兵宣布：
　　
　　黑工总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邦邦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他们把斗争的锋芒始终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他们旗帜鲜明，是执行和捍卫党中央指示的模范，是“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的模范，是制止武斗和打击牛鬼蛇神的英雄。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它个片甲不留。
　　
　　百万雄师与之相呼应，于同一天发出了一份“十万火急声明”。声明发出以下誓言：
　　
　　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8201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
　　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三新”、“二司”大小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由我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三司也发表了一个声明，但以更加温和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它还称王力为“同志”。它虽然认为王力的四点指示与毛泽东思想相抵触，但仅仅批评这是“官僚主义办事方式的后果”。三司之所以也.加入抗议活动，主要是因为它认为在谈判武汉前途的代表团里，王力给三司的名额很少，很不公平。 它不知道中央也把三司划为保守派。否则，它也会如同“百万雄师”一样激烈。
　　
　　武汉处在动乱之中，而毛泽东仍在这个城市里，住在距王力被揪走的地方不远的楼里。但他的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应毛泽东的要求，武汉军区领导人设法营救出王力，并把他安排到一处安全的地方。但是，北京的领导人认为武汉现在太不安全，毛泽东不宜待在武汉。在林彪的劝告下，毛泽东于7月21日清晨离开武汉到上海去。在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周恩来飞回武汉。他为了平息武汉的局势，建议武汉从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双方选出100名代表去参加北京的谈判。看到这一提议，陈再道认为北京对武汉的看法可能会软化。他立即发出一道命令：“不要再提王力的指示。最后的决定将在北京做出。”
　　
　　7月2l日，保守派继续进行示威游行，全市仍然动荡不安。“百万雄师”游行所到之处，造反派迅速逃走。游行遇到抵挡时，“百万雄师”就将其一举粉碎。几十个造反派的据点被拔除。到7月23日为止，全市只剩下四五所大专院校仍被造反派控制。
　　
　　“百万雄师”受到胜利的鼓舞，开始考虑夺取省市大权。正当群众在街上游行示威之时，其高层领导人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权力过渡问题。保守派同伴在过去两天里爆发的无限干劲，使与会者倍受鼓舞，他们一致认为夺权的时机已经成熟。“百万雄师”包括了大多数革命群众，大多数领导干部也公开表示支持“百万雄师”，或悄悄地表示同情“百万雄师”。此外，武汉军区更愿意与“百万雄师”一起工作，而不愿意与难缠的造反派打交道。由于具有三结合的全部成分，所以“百万雄师”的领导人对不费多少气力夺权充满了信心。
　　
　　在保守派欢呼他们在武汉的胜利之时，北京却得出这样结论：武汉正在发生一场“反革命叛乱”。7月23日，中央广播电台反复播送谢富治和王力安全返回北京的消息。第二天，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讨“武汉的反革命分子”。这些游行示威于7月25日达到高潮，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7月27日，党中央向武汉市民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号召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三个一小撮一一‘武汉军区’、‘百万雄师’、‘公检法’一小撮坏头头”。
　　
　　王力在北京机场受到欢迎的消息通过广播传到武汉时，保守派大为震惊。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北京当局公开指责“百万雄师”，支持武汉造反派的消息就越来越明确。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封声讨电报涌入“百万雄师”总部，给它的主要领导人带来极大压力。他们不太关心陈再道的个人命运。但他们不能理解的是，北京对武汉最大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为何那么严厉。他们可以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毛泽东和林彪被蒙骗了：
　　
　　最初，“百万雄师”总部决定，只要毛和林没有公开宣布他们的立场，他们就不屈服。但林彪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大会上的出现，打破了他们的幻想。有人继而猜测毛泽东也许被林彪软禁起来，他们发誓除非毛泽东亲自点名责难“百万雄师”，否则就战斗到底。但大多数人开始认识到，也许毛泽东本人已经认可了这些决定。多年来，中国人受到反复灌输的一个信仰，就是毛主席不可能犯错误。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多数权力机关都瘫痪了，但只有毛的个人权威得到了加强。除了毛以外，任何人都可以被怀疑、被否定。而毛却指责“百万雄师”，还承认工总是“革命组织”，这就使保守派大惑不解。保守派的感情是矛盾的，下面所引“百万雄师”的一个下属指挥部召开的会议记录就反映了这种情绪：
　　
　　有人说：我始终不相信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就是刘邓的人，他们所谓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看如果表了态，我们也有罪，不表态也跑不脱。如果表了态，可以挽救我们下面的革命同志，不使滑得更远。现在总站表了态。只有汉阳没有表态，这就说明我们有分化。因此我们应该支持党中央、中央文革，我们应该表态。现在解放军战士思想不通，但是也咬着牙齿表了态。我们百万雄师是个整体，不应该分割，应该保存这个组织。
　　
　　另一个人说，如果我们明天参加了明天的会议，我们就是承认了7月19日是反革命行动。我们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就是砍脑袋，我们也不表态。
　　
　　还有一人说：一、阶级路线问题，工总翻案我也不通。理由，从以前的情况，阶级阵线上看不通，但中央定了我只得执行。我认为这个组织不能当权。百万雄师是纯的，没有做坏事。我认为百万雄师在反逆流中是有功劳的。二、相信依靠问题怎么理解，是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这次中央文革是压制多数、抬高少数。三、关于陈再道、武汉军区的问题，我们对他们希望很大。他们是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从我们和当时对方来说，为什么说我们保陈再道？我们是不承认的。“造反派”打解放军战士，我们觉得痛心。
　　
　　结论：不管通不通应该立即贯彻中央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林彪最先提出，“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一论调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一个流行口号。一方面鼓励盲目服从，另一方面又要施以威胁，靠这两手北京就能够迫使一些不听话的个人或团体屈服。对于普通人来说，当发现毛的指示与自己的利益相矛盾时，只得避免质疑其合理性和神圣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每当北京的指示过于笼统时，各省的派别组织或者只是嘴上拥护这些指示，而在实际上不去执行，或者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解释这些指示。但如果指示十分具体，特别是当北京决定否定某个团体时，那么就没人敢于争辩这种裁定的正确性了。
　　
　　7月27日，“百万雄师”最终解散了。造反派大喜过望。因为保守派曾经扬言，“若想工总翻案，除非公鸡下蛋”，所以造反派到处张贴大幅的公鸡画，并配上标语：“天亮了，解放了，武汉的公鸡下蛋了。”工总的领导人得到释放，并像凯旋归来的将军那样受到欢迎。从7月25日起，他们每天都游行以庆祝“武汉的第二次解放”。7月31日，北京任命了武汉军区新的领导人。前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任命武汉空军原副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
　　
　　造反派赢得了城市，但并没有赢得前保守派的心。虽然保守派组织瓦解了，但保守派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并没有消失。所以，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冲突还可能以新的形式继续下去。就造反派而言，各个造反派组织在患难中形成的伙伴关系能否维持下去，还是值得怀疑的。但不管怎么说，由于“百万雄师”保守派的衰亡，武汉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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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造反派之间的冲突，1967年8—12月

天下大乱

　　由于武汉军区军事领导人和“百万雄师”的支持者都无意对抗中央领导，所以武汉事件很快得到控制。但是，武汉事件却触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运动。
　　
　　1967年8月初在武汉发表的一篇文章阐述了武汉造反派获胜的战略意义：
　　
　　武汉伟大的“7月革命”以丰富的革命实践告诉我们这样一条经验：要夺党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权，没收他们的大印，还得夺取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窃取的一部分军权。缴他们的枪杆子。否则，前者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在与“军内一小撮”斗争的过程中，造反派意识到需要把自己武装起来。在全国许多地方，首次出现了武斗的群众组织抢夺解放军武器的事件。军委颁布了十条不许使用武力对付民众的限制，令军队因此无法抵抗。在7月底8月初，几乎所有群众组织都企图武装自身。全国范围内，有数千座部队仓库和军营遭到攻击。群众自发的军事化现象惊动了北京，为维持最低程度的公共秩序而采取了双重方针。一方面，奉劝群众不要抢夺部队的武器；另一方面，又答应有序地向左派发放枪支。在武汉，武汉军区新领导于8月中旬开始安排向造反派发放武器。造反派欢呼北京关于武装左派的决定，但与此同时，他们却不理睬党要其终止自发从军队夺取武器的呼吁。由于北京没有也不可能具体指明哪些团体是左派，哪些团体不是左派，所以它关于武装左派的决定只能加速群众组织之间的军备竞赛。
　　
　　许多组织建立了准军事团体，开始进行军事训练。但在多数情况下，造反派是通过抢劫军火仓库来装备自己，而这种行为并不会受到处罚。当时持枪出现在公开场合成为一种时尚，而且学生和年青工人热衷于朝天开枪，向空地投掷手榴弹。不受管束的造反派拥有火器，使对立派别之间发生武斗的可能性大增。
　　
　　同其它很多城市相比，8月的武汉还是相对平静的。两方面原因导致了这种状况的出现。第一，武汉军区领导层刚经过全盘改组，曾经压制造反派的地方部队也换成了其它部队。第二，造反派近期为同强大的保守派斗争被迫形成了统一战线。即使其共同敌人不再存在，它们之间的潜在矛盾也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激化到公开冲突的程度。所以，武汉的军队没有遇到广州、福州、南京、沈阳及其它地方军区所面对的严重挑战，这个城市在7月25日后也没有传出有关大规模武斗的消息。而中国的其它地方仍然处于大动乱之中。在几乎所有省份里，都传出装备有重型武器的两派发生武斗的消息。甚至在北京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暴力活动浪潮。在1967年夏季，中国处在了内战的边缘。
　　
　　8月底，北京开始意识到，在霍布斯“自然状态”里，交战各派不大可能坐下来商谈如何摆脱“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除非重新建立公共权威。所以，它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来恢复秩序，比如强烈批评造反派在7月底和8月的大方向，终止“武装左派”计划，并对造反派的行为做出各种限制。更重要的是，命令造反派把武器还给军队。
　　
　　像往常那样，当北京明确禁止某件事时，其指示会相当有效。9月初，武汉造反派开始向军队归还武器。但这决不是一种政治缓和。在多数情况下，造反派还给军队的只是不易隐藏的陈旧的重型武器。常常留下比如手枪、手榴弹之类新的小型武器。所以，造反派与军队之间以及竞争派别之间的休战就可能是短命的。但由于北京的加倍努力，运动还是安然渡过暴风骤雨，于秋季进入了更为比较平静的阶段。
　　
寻找新的身分
　　
　　武汉事件使参加武汉文化大革命的人有了新的身分，并因而改变了他们对集体行动价值的期望和计算。
　　
　　不思悔改的保守派
　　
　　武汉事件以后，人们要求保守派承认错误，站到造反派一边去。毛泽东认为，他们过去是由于受到蒙蔽才成为保守派，只要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加入到造反派的行列里去。但正如前面所表明的那样，人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站在哪一边并不是随机决定的，因此转变立场就不会像毛所期望得那么容易。让保守派相信陈再道是个“坏人”并不困难。因为他们对陈了解很少。然而，让他们相信造反派是真正的“革命派”却非常困难。所以，虽然可以不费气力地使“百万雄师”瓦解，但大多数保守派在武汉事件后仍然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拒绝与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合作。
　　
　　如果保守派想在这种普遍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他们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身体逃逸”。相当一部分保守派由于害怕造反派的报复，当听到北京公开谴责武汉事件后，就离开城市，逃到家乡或其它安全的地方。因此，武汉事件后造反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出数千份通缉令。“百万雄师”和“武汉公检法”的30名头头是主要的通缉对象。经过大力搜查，他们于8月中旬落入法网。一名被俘者在1967年8月造反派举行的公开批斗会上被打死，另一名因病死于监狱，其余的人在监狱里一直被关到1972年3月。
　　
　　由于造反派威胁停发工资甚至开除工作，那些离开城市的保守派逃亡者陆续回到原单位里。但是，一般来说学生不太怕被学校开除，所以不少学生到1967年底才返回他们的学校。
　　
　　第二种选择是“组织逃逸”。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所谓“逍遥派”。很多保守派现在决定不加入造反组织，从而成为一种新型的非自愿“逍遥派”。这种选择表明他们不愿意与胜利了的造反派合作。虽然那些从前的保守派不再有自己的组织，但他们仍然公开或秘密地联合起来，互相交换信息和意见。这些顽强的保守分子使造反派很头疼。
　　
　　保守派的第三种选择是“改换门庭”。大批保守派特意参加了造反组织，为的是继续与他们单位里的造反派作斗争。例如，许多保守派加入了九•一三兵团。这是一种蓄意的明智选择。以青山区武汉钢铁公司为基地的九•一三兵团，直至1967年7月中仍然是一个小组织。但由于它与工总联合，所以在武汉政治中具有一些影响力。保守派加入九•一三兵团有两个好处：它们既能保障安全，又可以对本单位“直正的”造反派保持独立姿态，因为后者难于对前者采取行动，否则会冒犯整个九•一三兵团。
　　
　　九•一三兵团并不是保守派的唯一选择。在许多情况下，前保守派会选择加入本单位最弱的造反团体，以图改变那些团体的成分甚至领导层。例如，在一个医院里有两个造反组织：一个附属于工总，主要由临时工组成；另一个附属于红色造反司令部，主要由医务工作者组成。武汉事件后，这两个组织都试图通过吸收前保守派分子来扩充自己的力量。大多数保守派最终加入了工总。这对于不了解内情的人来说，似乎不可思议，因为在武汉政治斗争中，工总比多数造反组织更激进。保守派选择参加工总，是因为在这所医院里工总的分支比红色造反司令部弱得多。后来，工总的这个分支尽管领导人没变，但却受到以前保守派的控制。在保守派组织瓦解之后，这种类型的重新组合在很多单位发生。
　　
　　当然，有极少数机会主义者真正改变了派别，把命运押在胜利者一方。也有一些人参加造反组织是希望藉此来免遭造反派的个人报复。转变派别后，机会主义者常常比真正的造反派还激进，因为他们要表现其诚意。而那些胆小的人则通常对造反事业不感兴趣。
　　
　　桀骜不驯的造反派：报复行为
　　
　　报复也许是人类的天性。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本能受到社会规范和法律约束。但文化大革命打破了一切社会规范和法律，摧毁了公共权力。所以，报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北京预见到造反派在胜利后，会报复“百万雄师”成员，所以在武汉事件后，中央反复规劝武汉造反派不要报复从前的保守派。而北京却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来阻止造反派这样做。在7月末和8月间的无政府状态之中，报复成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一部分。
　　
　　武汉事件后，造反派开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迫害他们单位里的前保守派。由于他们吃过许多苦头，受过难堪的羞辱，这时就抓住机会，大力实施报复行动。从7月末至8月间，每个单位都召开批斗会，给成千百万人被戴上高帽游街。这种情形与“破四旧”期间很相像，只是人们的角色被颠倒过来。以前运动的许多受害者，现在是好战的“革命造反派”，他们可以随意惩罚一年前虐待过自己的人。他们惩罚的不仅是“百万雄师”总部的头头，还有它的分支头头，甚至普通群众。造反派对仅仅以牙还牙不感兴趣。为了发泄积压已久的仇恨，他们常常要加倍地实行无情的报复。很多保守派受到残酷折磨，家被抄，家庭成员被虐待。据不完全统计，武汉事件后，仅在武汉就有超过600人被殴打致死，6,600多人被打伤或致残。一派对另一派的报复，看来比两派之间的武斗更加严酷，造成更多的死亡，给人们带来更大的苦难。
　　
　　在不同单位里，报复有着不同的形式。学生们一般在政治上不太成熟，但他们知道毕业后大伙将各奔东西，所以，他们在毒打同学时不存一丝担忧。成年人的报复行为要比学生之间更加频繁。但是，工厂工人和办公室职员就不得不更加小心一些。在中国的体制中，一个人一旦得到工作，就很可能会一辈子待在这个单位里，所以，毒打同事要冒政治上的风险。虽然这种担心并不会阻止造反派报复保守派的同事，但他们常常叫别单位的造反派同伙，特别是中学生和青年工人，来做这种骯脏的事情，以使受害者无法识别隐藏在后面的教唆者。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策略还真起作用，很多受到报复的人的确无法说出迫害自己的人的姓名。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种策略则是完全失败的。因为这个策略受到广泛运用，所以受害者并不会认为外人对其伤害是偶然的。相反，受害者认为他们单位的造反派策划了这些事，应当为伤害别人承担责任，所以，他们对攻击者和教唆者一概不予宽恕。结果，他们对本单位造反派的敌意不仅没有减少，还扩大到社会上，其它造反派也都成了他们敌视的对象。他们会暂时掩藏自己的仇恨，但到了适当的时候，如果机会来临，他们就会报复造反派。
　　
　　虽然复仇和报复在团体的背景下展开，但它们主要是个人行为。这些轻率的暴力行动是为了满足个人愿望，但会导致一些事与愿违的后果，造成“公害”，以至于损害整个造反运动。当然，如果造反派个人没有取得集体事业的成功的话，他们就无法打击其个人敌手。但此时报复行动的盛行似乎表明，在战胜保守派之后，造反派对集体行动价值的个人考虑已经发生了变化。很多造反派认为，进一步合作的边际效用正在减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集体行动的成功反而减少了自身的价值。
　　
　　桀骜不驯的造反派：新逍遥派
　　
　　报复高潮持续了大约两个月。当公共秩序于9月中旬逐渐恢复时，造反派的过分行为开始收敛。大批造反派突然感到，他们对今后干什么却茫然不知。一位前造反派理论家在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作用时指出，造反派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他们具有扰乱和摧毁现存体制的巨大能力，但极少去考虑如何改革这种体制。为了使自己从各种各样的压迫和限制中解放出来，造反派把顶头上司和保守派同事当作打击对象。对许多造反派来说，报复即使不是促使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的唯一动力，也是一种主要动力。一旦他们作为胜利者发泄了对所仇恨者的私愤，在集体行动中，他们个人就不再有什么收益了。由于明确的斗争对象已不存在，大批造反派，特别是从前的落后分子，就失去了参加集体行动的兴趣。他们开始退出政治，成为“新逍遥派”。
　　
　　由于学校停课，工厂也受到严重影响，新逍遥派的问题就是如何打发时间。初中学生发现，与邻里朋友在一起玩要比与学校造反组织的同伴在一起活动更有趣。他们在街上游荡，从孩提游戏如斗鸡、养信鸽中寻找乐趣。高中生和大学生有自己取乐的更高级方式。一些人打牌下棋，另一些人读古今中外小说。他们一年前热衷于焚书，现在书籍却成了他们的喜爱之物。还有一些人开始谈起恋爱，沉溺在罗曼蒂克之中，以使自己超脱于周围的乱糟糟的环境.有些人开始学习外语或者数学、物理等等。其它人则更加实际，开始做针线活，或者学烹调，或者学习修理收音机，或者演奏乐器，或者提高其它技能。
　　
　　工人更加实际，他们花时间来改善日常生活的品质。许多人钓鱼、打猎、做木工或家庭修理活。1967年末，在武汉流传一个说法，即定期注射鸡血可以延年益寿，在一段时间里，这成了武汉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些人去试，而更多的人只是热衷于谈论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派性斗争中伤亡了成百上千人，而另外的人却在寻找长寿之方。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被当成“毒草”的电影却又开始放映，而放映这些影片的理由堂而皇之：因为造反派需要批判它们，所以就得先观看或审查这些电影。事实上，人们对为数不多的内容单调乏味的“革命”影片已经厌烦，想要看更多的电影。有些造反派试图通过放映老电影而向观众收费来牟利，据说一些组织甚至互相偷窃电影拷贝。
　　
　　桀骜不驯的造反派：兑现经济收益
　　
　　造反派于7月获胜后，一股新的经济主义浪潮又在武汉掀起。一些造反派提出了一个蛊惑人心的口号，即“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翻身，而且也要在经济上翻身”。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利用公共权力缺失之机，企图迫使已经惊恐万状的前当权派满足其经济要求。
　　
　　大批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返回武汉，要求在城里得到永久居住权和工作机会。对所分配工作不满意的复员军人要求得到更好的工作。1966和1967年的中专或中技学校毕业生对其职位和工资不满意，要求得到更高的职位和工资。
　　
　　国有企业的临时工和合同工要求转为正式工，或者至少要享受正式工的工资待遇和其它福利。国有企业的一些正式工要求得到职务提升、薪水提高、更多的福利补贴和奖金。
　　
　　经济主义在集体所有制企业最为盛行。这些企业的工人不仅仅是提出要求，而且开始擅自进行改革。有些人把小企业合并为大企业，并宣布他们是“国有企业”，然后，他们就给自己发放与国有企业正式工一样的工资和福利。有些人则把所在的企业改成若干更小的机构，并宣布每个小机构都是独立的核算单位，有权决定如何分配其利润及分配多少。一些人尽管没有进行机构改革，但也照样提高自己的薪水。据说，在一个拥有58名职工的小工厂里，其中51人的工资提高了22.5％。除努力提高月工资以外，许多集体企业的工人以各种借口用企业积累下的资金为自己牟利，而按照国家规定，这些公积金只能用于再投资。而此时，将这些资金分给职工，以及作为“奖金”，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有些极端的情况下，公积金很快被用光。一些工人甚至将其企业转变为“地下工厂或商店”，用来进行投机倒把、牟取暴利、逃税及其它非法活动，以坐收巨额利润。
　　
　　虽然这些经济要求几乎毫无例外地是由造反派提出的，但主要造反组织并不予以支持。主要造反组织领导人更关心政治权力的再分配，所以，来自不同组织而在经济生活的某个方面具有相似利益的人，便常常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临时的“单一问题”联盟，以便推进他们的利益。而这种联盟极少采用新组织的形式，只是在需要行动时，有关的人才在一起行动。
　　
　　社会心理学家和集体行为理论家观察到，偶而聚合的人群要比组织完善的团体更有可能进行暴力活动。那些抓住文化大革命提供的机会来推进自己经济利益的案例，可以支持这个观察。当时不断报导，有暴徒抢劫企业的财会部门、省市金融机构、税务局和银行。暴徒攻击的对象，并不局限于以前的当权派。不管什么人妨碍了他们的行动，这些人就几乎必然会遭到攻击。他们甚至经常与所抢劫机构的造反派发生冲突。
　　
　　桀骜不驯的造反派：兑现政治收益
　　
　　对保守派的7月胜利，使很多造反派大受鼓舞，并企图消除过去戴在他们头上的帽子。一些从前的资本家、地主、富农和坏分子抱怨说，“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使他们戴上这些屈辱的帽子。一些右派声称，1957年反右运动是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发动的，所以他们号召取消划分“右派”的做法，要求为“错案”平反，还要求发还“破四旧”运动中被没收的物品。
　　
　　在文化大革命早期被当作打击对象的干部也出来要求平反。武汉大学“三家村”之首李达已经死去，但此案所牵连的教授和行政干部并不想了结此事。武汉事件之后，他们成立了一个强大的组织来做平反此案的工作。武汉“文学艺术界黑帮”之首程云曾在1966年7月受到当地官方报纸的公开批判，随后即被关进监狱。此时，他要求还其清白。 前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曾淳一直被批判为“李达和程云的后台老板”，此时也为自己申辩。他声称，王任重为保护自己而把他当作替罪羊。
　　
　　1967年秋还有人自发成立了一个“甄别平反委员会”，要接受人们的请求，重新审理过去审判不公的案件，推倒不公正的判决。短时间内，这个委员会吸引了大批人来求助。这个组织日益增长的影响，又鼓舞了那些相信自己受到错误对待的人。这种“翻案歪风”显然偏离了北京为斗争规定的大方向。
　　
权力分配的政治斗争
　　
　　造反派的骨干并没有堕落成新逍遥派、经济利益追逐者或个人自由斗士，但他们也没有遵循毛泽东的指示。事实上，他们才更使北京头痛。
　　
　　尽管党的领导人反复要求造反派形成大联合，但在武汉事件后各种造反组织之间的关系很快就恶化了。形成大联合，是建立未来权力结构的先决条件。显然，这是一个权力分配过程。1967年1月夺权的经验使派别领导人相信，在未来将要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保证他们自己占有好位置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形成大联合时占上风。
　　
　　造反派领导人想要掌权，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权力来实现诸如改革现存体制之类的高尚目标，而是因为他们喜欢的就是拥有权力本身。最初，他们只想利用文化大革命来泄私愤，而毛泽东关于夺权的号召激发了他们的权力野心。他们开始把这个运动视为替代老当权派的有利可图机会。没有人去问，新领导者能否对旧制度结构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也没有人去思考，如何建立新的机构来克服中国的社会弊端。他们只想做新的当权派。
　　
　　如果没有一整套调节竞争者行为的规则或实施规则，权力就不可能在竞争者中间分配。这些规则至少应包含三个要素：从上千渴望权力的野心男女中筛选候选人的标准；从候选人中选择当权派的程序；在所选当权派中分配权力的原则。1967年1月号召造反派夺权时，却没有提出任何规则，所以，夺权导致造反派别之间的复杂斗争，也就
　　
　　不足为奇了。而在此时，北京想避免那种灾难性后果。但它仍然没有规定游戏规则，只是提出了进行这个游戏的先决条件：在分配权力之前，造反派必须形成大联合。
　　
　　形成大联合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造反派与保守派战斗时，他们为了取胜而相互需要。但现在他们玩的是一个新游戏，也就是要在自己人之间分配权力。以前他们玩过这个游戏（在1月夺权期间），但只是时间太短。现在游戏又重新开场。在这场游戏中，参与者需要形成联盟以取得对新的权力机关的控制，但出于两种缘由他们想使这个联盟尽量小一些。第一，为了取得成功而每增加一个联盟伙伴，都意味着增加参与权力分配的派别数量，从而降低每个参与派别的相对收益。第二，与造反派同保守派之间的生死斗争不同，权力分配不被视为零和游戏，至少此时不是。即使联盟比实际需要显得更小一些，其成员仍然会期望在新的权力机关中取得一些席位。因此，与适宜的规模相比，他们也可以承受得起形成过小联盟所包含的风险。由于各派都希望建立刚好满足取胜需要的、尽可能小的联盟，自发形成大联合就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武汉事件后不久，掌握从省到基层权力的前景，再次按“香花派”和“毒草派”（现在分别被称为“钢派”和“新派”）的旧阵线将武汉造反派分裂开来。每一方都试图主导大联合，并以削弱对方为代价。
　　
　　起初，“钢派”声称，只有7月27日北京《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点名的七个组织（工总、二司、九•一三兵团、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和三司革联[从三司分化出来的一个激进派别]）才有资格参与省市级大联合的组建。其它组织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自行解散，然后加入到这七个组织之一中去。这个提议显然是为了把权力竞争者的数量减少到最低程度。然而，它没有得到这个单子里所包括的三个“新派”组织的支持。在“新派”看来，这个提议是“钢派”为保证其在讨价还价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一种策略。武汉造反力量是这样分布的：上面所列的头三个“钢派”组织几乎涵盖了属于此派的所有学生和工人，而三个“新派”组织只包括单子所列的三个学院。三司革联在两派冲突中采取了某种中立姿态。如果“钢派”的提议被采纳，那么“新派”在其它学院、中学和工厂的力量就会被排斥于未来大联合的协商过程之外。工造总司作为武汉第二大王人造反组织和“新派”的支柱，更是被这个提议所激怒。8月8日，当一些中央领导人会见武汉主要造反组织负责人时，“新派”的代表对这个计划表示强烈反感。中央领导人为了安抚“新派”，就宣布所有现存造反组织都有在大联合的形成中发挥作用的权利。
　　
　　“钢派”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一次它提议，大联合需要一个“核心领导”，工总就应当是那个核心。事情很快就更清楚了，“钢派”通过提倡核心理论，希望吞并整个“新派”。首先，它建议，所有的其它工人组织都应自行解散，其成员加入工总。如果工总中有空缺的领导岗位，而且工总领导人认为“合适”，那么那些组织的头头就可以在工总中再被任命担当某个职务。
　　
　　第二，“钢派”提倡以“武汉道路”形成大联合。在北京，学生运动超过了工人运动；而在上海，工人运动胜过学生运动。“钢派”提倡“武汉道路”，意味着把学生和工人运动整合起来，以工总为核心。因此，它提出，不仅所有工人组织要合并到工总里面，而且所有的学生组织也应当并入工总中去。
　　
　　第三，工总要求成为省市级大联合的核心，而它的分支不顾自己在具体单位里的相对力量状况，在基层也提出类似的要求。例如，在中原机械厂里，新中原有几千名成员，是占主导地位的造反组织，而工总的分支只有几十名成员，是个很小的派别。但后者主张，作为本市最革命组织的代表，它有资格掌握本厂的权力。在很多单位里也有类似的例子。
　　
　　当然，“新派”并不想向“钢派”低头。它反对“钢派”的计划，并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大联合组成模式，即“革司联司道路”。按照这一模式，每个单位的各种群众组织首先应当合并，然后再成立一个没有预先规定核心的联合司令部。省市级的大联合应当以成千上万这样的“联司”为基础，而不是以几个大型全市性组织为基础。这是一个经过精打细算的方案。如上所述，“钢派”集中于几个大型企业里，而“新派”的力量却分散于数量巨大的中小企业中。“联司”模式可以保证，在总体上弱于“钢派”的新派力量，在基层以及省市级大联合中至少可以得到公平的代表席位。
　　
　　此时的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一场力量的竞赛。“新派”知道，要不显示出自己有力量与“钢派”抗衡的话，那么“钢派”就会排斥它的提议。8月17日，“新派”的五十七个组织宣布，它们正在合并为一个大联盟，即“新武汉”。“新派”希望这种合并会极大地增强自己在同“钢派”的权力斗争中的讨价还价地位。
　　
　　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革命大联合的核心是在群众斗争的中形成的》。社论明确批评了种种“以我为核心”论。这就为“新派”攻击“钢派”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新派”的所有主要出版物都把《人民日报》社论放在了最显要的位置上。但是，社论并没有吓倒“钢派”。它以诡辩的方式坚持说，工总就是在群众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大联合的领导核心。它还进一步反击说，那些拒绝承认工总领导的人恰恰自己想得到这种领导地位。
　　
　　到了8月底，事情已经很清楚，即“钢派”和“新派”在权力分配问题上都不会妥协。为了取得更好的讨价还价地位，双方就加速扩张各自的势力。在争取新成员的竞争中，前保守派和那些没有参加组织的人都成了争夺的对象。基于上面所讨论的理由，相当一大批前保守派参加了造反组织。几乎所有造反组织登记的成员数目都在急剧增加一一事实上，由于增加得太快，使袖标制作和印刷业务都变得一片繁忙，而当时的整个生产却处于停滞状态之中。例如，一个组织据说在8月末订购了20万个袖标。造反组织的急速扩张，也是因为许多人同时加入多个组织。据武汉锅炉厂四个组织提供的统计，它们的总人数超过了6,000名。但此厂实际只有4,000名职工。加入两个或者更多相互竞争组织的策略，可以帮助人们在动荡不定的政治环境里生存下来，但可以想见，那些具有双重组织身分的人不可能忠实于任何一个组织的事业。
　　
　　两大派别看来都不关心其新成员的忠诚，它们所关心的是只是其组织的规模。它们故意夸大在册成员的人数。工总声称它有60、70万成员，九•一三兵团说它有10至20万成员，而工造总司说它有36万成员。工造总司的前负责人后来承认，当时其组织顶多有6、7万人。他还说，这些组织之所以夸大成员数字，是因为人们相信，权力分配大致是按照每个组织的相对力量来进行的。夸大数字正如不负责任地招兵买马一样，是为实现在未来权力机关中争得更多席位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9月初，两大派间的紧张关系更加严重。9月4日，“钢派”势力联合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司令部”。这是针对“新武汉”的对抗行动。两个巨人互相对抗，就增加了冲突的危险。幸运的是，北京于9月中旬加紧推动各省的大联合，这才暂时遏制了这一危险倾向的发展。
　　
　　北京创造大联合“高潮”的方法，就是宣传一些虚假的例子。而各省造反派对此的反应，则是建立虚假的联合以取悦北京。
　　
　　在武汉，9月22至24日出现了大联合的“高潮”。9月22日，硚口和江岸区的造反派宣布，他们达成了在区级建立联合的协议。9月24日，江汉区的造反派发了类似的声明。与此同时，上千人到武汉军区和新设立的武汉警备区“报喜”，说他们单位已经实现了大联合。接着，各大群众组织竞相表示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工总和九•一三兵团宣布，他们正在合并成一个“工人联合司令部”，并邀请工造总司加入。而工造总司则放出烟幕弹，似乎它正准备解散，以与其它工人组织组成联盟。二司打出一个口号：“解散钢二司，实现大联合”。新华工作为新派的一个主要力量，则提出“不要新派，不要钢派，要无产阶级革命派”。
　　
　　对于外面的不知情者来说，省市级的大联合看起来已经近在咫尺。但是，参与者却知道，所有这些仅仅是在做戏。北京对武汉传来的“好消息”还未来得及高兴，这些所谓的联合就开始解体。很快，各派间重新展开的互相指责又代替了纷纷表示紧跟的虚情假意。到9月的最后一周时，派战又开始酝酿。
　　
　　但幸运之神再次降临，这些危险的倾向又被遏制住，或者更准确地讲，周恩来于10月8日陪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问武汉延缓了这个危险的进程。周恩来一到达就获悉，来欢迎的造反派在机场刚打了一仗，双方均有伤亡。这一事件使周意识到，武汉造反派组织间具有根深蒂固的分裂倾向。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周每天都会见造反派负责人，迫使他们尽快完成大联合。他对造反派头头们说，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必须1968年2月之前完成在所有29个省市建立新政府（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武汉不应该成为例外。他还说，造反派领导人都不会成为未来省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不管他们过去担当过多么显要的角色，这些职位要留给军队或地方的老干部。他进而宣布，工人的大联合应当采取工人代表大会（工代会）的形式，学生应当采取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的形式，而且在准备过程中不应当排除任何群众组织。周通过设定期限、降低造反派领导人在新政府机构中得到机会的期望值以及指明联合的形式和合法参与者，希望造反派实现团结的过程会顺利一些。
　　
　　表面上，所有组织都热烈拥护周的讲话。但在背地里，派别斗争依旧激烈。唯一的区别是，战场从街头转移到会议室里。
　　
　　10月13日，开始商谈在市一级建立工代会和红代会。工代会和红代会商谈的两个关键问题是，哪个组织应当在这两个代表大会中取得领导席位，有多少席位，以及哪个组织的负责人应当担任最高职位。在讨论这些问题前，还必须首先决定哪个组织有资格在两个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中拥有代表.显然，在筹备过程中哪一派有更多的发言权，就可能在代表大会中获得更多的权力。在红代会方面，周恩来通过指定六个主要学生团体作为成员，从而避免了在哪个组织应当在委员会中拥有席位问题上发生争吵。因此，红代会的筹备委员会于10月14日宣告成立。
　　
　　周没有认识到武汉的形势与北京的形势大不相同。在北京，工人造反组织从一开始就不发达，所以只要学生造反派得到控制，那里的形势就基本稳定下来。但在武汉，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之间不相上下，而且有相当的融合。由于武汉形势的这种复杂性，仅仅把注意力集中于学生组织上就不足以解决问题了。周却未能指定工代会筹备委员会的成员组织，结果商讨成立工代会时，在筹备委员会的组成问题上就出现了僵局。
　　
　　工总和九•一三兵团坚持，筹备委员会只应当包括它们两个组织，再加上工造总司，这三个组织应分别给予七个、五个与三个席位。工造总司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它提出两个建议回应“钢派”。第一，在筹委会中三大组织应当拥有平等的代表席位。第二，筹委会还应当包括其它工人组织的代表。经过10月13日至15日的激烈争吵，王总和九.一三兵团最终接受了第一个要求：三大组织各派三个商谈代表参与筹备工作。但他们断然拒绝考虑让其它组织的代表参与筹备工作。谈判因而出现相持不下的局面。
　　
　　10月17日，北京发出一个简短而重要的通知。通知说：“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个通告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将大型群众组织分解成更容易控制的小团体，以便重新实现对运动方向的把握。
　　
　　武汉各派系照例表示拥护北京的最新指示，10月18日又重启中断数日的商谈。但各方都无意执行北京关于解散大型群众组织的指示，他们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筹委会的组成问题上。工造总司声称，通知里用了“一切组织”的说法，所以，它的有关要在筹委会中包括小组织代表的提议，是与北京的指示精神相符合的。工总和九•一三兵团却不同意。他们指出，工造总司所建议包括的组织成员主要来自各个单位（如中原机械厂、长江流域办公室等）。那些组织也许有资格筹备其本行业的大联合，但不应当被包括在市级工代会筹委会里。双方都不愿意让步，因此，10月20日商谈再次陷入僵局。
　　
　　此时，武汉军区和武汉警备区进行了干预。经过三天紧张的幕后活动，10月24日工造总司发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声明：“经过武汉军区领导的教育”，它表示愿意与工总和九•一三兵团妥协。它同意，工代会筹委会只包括三大工人组织的代表。据说，在军队的压力下，工造总司才做出这样的让步。军队之所以迫使工造总司妥协，不是因为它袒护“钢派”，而是因为它认为监督竞争者少的谈判要比监督竞争者多的谈判更加容易些。
　　
　　10月25日，工代会筹委会正式成立。但这个筹委会随即就陷入激烈交锋之中。10月29日，当它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下一步如何办的问题时，一大群人出乎意料地闯进会议室。他们代表着被排除在外的组织，来此表示自己对“钢派”要独揽大权企图的愤怒。更重要的是，他们来要求派代表参与筹委会。有些人在纷乱的气氛中得意忘形，而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动机。例如，有一个人说：“对，我是有野心，我想参加筹委会。你们可能说我自私。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你我之间没有多大的差别。差别在于，我敢于公开承认这点，而你们却不敢。”主持会议的工总负责人朱鸿霞宣布休会，以使自己和其它与会者摆脱困境。但冲进来的人被激怒，开始动手。朱本人遭到殴打。由于注意到工造总司的负责人没有到会，“钢派”就断定这一事件是由“新派”蓄意挑起的。作为报复，他们立即派人捣毁“新派”一百五十五个据点，打伤数百人。两派间的谈判再次破裂，已经取得的一切都前功尽弃。
　　
　　虽然红代会筹委会的组成问题已经解决，但它的筹备工作也遇到麻烦。它的麻烦是，在如何选出未来红代会领导人问题上，二司与其它五个组织发生分歧。二司建议，要用三个步骤选出领导人。第一步，各校不同的造反组织应当形成大联合；然后各校派代表参加红代会；最后，由各校代表选出红代会领导人。这一计划正是“新派”工人组织所说的“革司联司道路”。初看起来，它似乎令人困惑：为什么“钢派”学生提倡其工人同伴所激烈反对的计划？但只要对二司的相对力量作个分析，我们就可以回答这一问题。二司是武汉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其成员人数超过所有其它学生组织的总和，而且除了少数例外，它的势力控制了大多数学校。但在红代会筹委会中，二司却是少数。其它五个成员组织皆属于“新派”。如果红代会的领导人通过筹委会的六个成员组织选出，二司就极可能在红代会中处于劣势地位。所以，避免在这场游戏中输掉的唯一途径，就是采用一套有利于自己的规则。
　　
　　为了进一步增大获胜的机会，二司建议，只有那些实现大联合的学校才应当赋予派代表参加红代会的权利。此时，武汉已有六所大专院校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其中有五所由二司控制。华中工学院是唯一的例外。湖北大学正要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但二司拒绝承认其合法性，因为这个革委会把“钢派”小团体排除在外。在三新之一的华中农学院，二司在那里的一个小支部正企图阻挠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如果二司的提议被采纳，即使新湖大和新华农是筹委会的成员组织，也无权派代表参加红代会，因此他们的人也就没有机会担任领导职务了。
　　
　　当然，筹委会中的“新派”成员组织并不想失去其在筹委会中的优势地位。他们坚持主张：筹委会的成员也应是未来红代会的领导层的成员。
　　
　　双方无法找到解决分歧的办法。就在“钢派”和“新派”工人组织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之时，学生组织之间的谈判也于11月初形成僵局。
　　
　　与前几个月相比，1967年11月的武汉以及中国地区似乎单调乏味。既没有发生武斗，没有出现阴谋事件，没有进行激烈的辩论，也没有让全国人民兴奋的事情。谈论大联合的人也不多。一些观察者在形容这一时期的形势时认为，文化大革命这条航船已经安全渡过惊涛骇浪的海域，正进入更加平静的水面。但是，僵持不应当被误认为平静。在武汉建立工代会和红代会的谈判破裂后，“钢派”与“新派”之间的矛盾继续加大。用当地出版物的话说，“两派之间的对立急转直下”。各方都开始向对方领导人发起人身攻击，两派都翻出以前关系中的陈年老账。“钢派”指责“新派”是“二八声明”发表后陈再道打倒“香花派”的帮凶，而“新派”则讥笑“钢派”在工总3月被取缔时卑躬屈膝地向陈再道请求宽恕。揭旧疮疤的行为加剧了两派的紧张关系，而双方都担心这种紧张关系会触发武斗。为准备最坏的情况出现，他们开始组织自己的半专业性的武装力量。工总设立了“江城前哨”；九•一三兵团建立了“敢死队”；而工造总司成立了“铁军”。此时北京正在全国宣传“秩序”和“团结”，使两派没有重新点燃武斗烈火的借口。他们都想置对方于死地，但这时又不得不自我克制。他们所等待的是采取行动的时机。但是，那种时机不知何时才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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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造反派之间的冲突，1968年

强制性的“联合”
　　
　　1967年9月，毛泽东要求全国二十九个省市都应在1968年春节之前建立革命委员会。尽管北京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到1967年12月初为止，只有九个省成立了新的权力机关。速度之慢令中央领导非常失望，于是他们开始意识到，如果让造反派通过协商达成在他们之间分配权力的一致意见，那么大联合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这种估计也许是正确的。
　　
　　对立派别正在玩的事实上是一种“囚徒困境”游戏。在这种游戏里，如果冲突双方同意合作，那么他们的情况就会好一些，但不合作却是游戏每一方的主导性策略。“主导性”的意义是，遵循这一策略，不管对方做什么，每位游戏者的处境都会更好一些。例如，如果一方选择合作，那么不合作就会给另一方提供比合作更高的收益。同样，如果一方选择不合作，那么对另一方来说不合作仍然不失为比让步更好的选择。但是，如果游戏双方都选择不合作策略，他们就会得到比双方合作更糟糕的结果。尽管如此，在缺乏外力迫使合作的环境里，只要不是重复性游戏，双方玩家的自主选择都倾向于采取不合作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促使人们采取合作态度的一种办法，就是引入外部干预。通过增大不合作的代价，这种外部干预可以消除双方选择不合作策略的吸引力，从而迫使他们互相合作。毛泽东也许不懂这种博弈理论，但他于1968年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要想按计划实现他建立新兴权力机构的目标，解决各省权力分配僵局的办法只能是：从上面强制性地向下实施。
　　
　　北京企图通过尝试“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新方案，来加速大联合的形成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各省的地方代表被召集到北京，并被安置在各个军营里，在中央的监督下商谈有关本省权力分配的每一个问题。只有在经过详细讨论达成该省革命委员会安排的协定后，此省的学习班才结束。
　　
　　就武汉来说，这种学习班没有在北京举行，而是由武汉军区和武汉警备区主持在武汉进行。学习班于12月初举办，要求所有主要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参加。在北京的支持下，军队在对付造反派方面采取了“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一方面，它威胁造反派说，形成大联合是毛主席战略部署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谁在谈判过程中故意制造麻烦，就将谁清除出工代会或红代会领导小组。另一方面，军队又试图制定能满足两派最低期望的权力分配方案。军队设计的方案，就是让“钢派”控制工代会，让“新派”控制红代会。在北京和地方军事当局日益加大的压力下，两派别无选择，只好接受了这个安排。新华社于12月17日兴高采烈地宣布，“武汉造反派已经实现了革命大联合”。一个月后，武汉红代会和工代会正式成立。
　　
　　联合仅仅是名义上的。无论是“钢派”还是“新派”都对这个结果不满意。“钢派”方面的学生组织（如二司）和“新派”方面的工人组织（如工造总司），对于自己在相应的代表大会中处于少数地位很不高兴。但他们暂时无计可施，因为政治气候正向有利于军队的方向转变。1967年12月，北京指示军队“支左不支派”。谁是左派？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新阶段中，据说左派的主要标准，就是在实现和巩固大联合过程中愿意与军队合作。而1968年元旦就展开了一场反对派性的全国运动。《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说：“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意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在这种严峻气氛中，造反派不得不有所收敛。
　　
党的干部问题

　　
　　然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先决条件并不只是形成大联合。革命委员会要以三结合为基础。军队在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不会成为问题，因为北京禁止造反派插手军队内部事务。但干部代表则是一个热点问题。
　　
　　毛泽东从没有打算大规模地把党的干部赶下台，特别是对于较低级的干部更是如此。在每个巩固阶段中，他都明确要求造反派“正确对待干部”。但造反派不愿意让他们批斗过的干部恢复职位。他们一方面忧虑的是，如果从前的干部恢复职务，那么维护这些干部的保守派就会重新得势。另一方面，造反派害怕被平反的干部有朝一日会报复他们。此外，很明显的是，分配给干部的席位越多，造反派在革命委员会中的席位就越少。基于这些考虑，造反派一般倾向于让尽可能多的干部继续带着“走资派”的帽子。
　　
　　但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干部的行政管理经验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新的政府机关一一革命委员会必须给他们保留职位。1967年11月7日，党中央下发的一个通知中规定，革命委员会中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干部代表、，就不能形成具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权力机构。通知向造反派传递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即他们必须与一些干部分享权力。现在，造反派斗士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在革命委员会里，他们同意与谁在一起工作。
　　
　　在选择未来合作伙伴时，造反派的第一选择就是那些他们认为容易打交道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明显现象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全心全意执行国家政策的党的忠诚干部，要比那些以“老好人”著称的干部一般会受到群众更猛烈的批判。“老好人”干部的特点是怕担责任，对原则问题冷淡，但会讨好每个人。由于这些干部极少得罪人，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就不找他们算账。结果，他们常常被认为是“可以教育好的干部”，而其它干部则被划为走资派。造反派通过推荐这类干部作为革命委员会中的合适伙伴，就能既把这些“老好人”当作他们的傀儡，同时也执行了北京的方针。
　　
　　造反派其次的选择是那些文化大革命前不久才转入其单位的干部。由于那些干部来单位不久，也就没有时间积累对他们不利的怨恨，所以，当其它干部受折磨之时，他们常常被从轻处理。造反派喜欢与这些刚来的干部在一起工作，而不愿与在单位里已经工作很长时问的干部打交道。新来的干部也许不比“老好人”更容易操纵，但他们至少比其它干部对造反派的反感更少。
　　
　　通常，所有造反派都欢迎“老好人”和新来者，因为他们不太可能损害造反派的利益。而对于其它类型的干部，甚至那些支持造反事业的干部来说，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站在造反派一边的干部，造反派称他们为“革命干部”。他们的组织一一“革干联”成立于1967年5月。另一些干部把自己与造反派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有许多。正如下面有关这个联合会四十九位著名成员简介所示，可以把他们大致分为四类：甲、文化大革命前受过处分的干部；乙、受到上级压制的干部；丙、他们自认为应当受提升而未得到提拔的干部；丁、把自己的未来押在造反派身上的干部（参见表9.1）。下面将讨论四个有代表性的案例，每一个例子都来自四类中的一类。
　　
　　表9.1 49位“革命干部”简介
　　
　　姓名　　　　入党时间　　　1966年时担任的职务　　　说明
　　
　　甲
　　
　　1王盛荣　　1926　　　　　一个省局的副处长　　　　　1943年和1952年受处分
　　2卜盛光　　1933　　　　　省政协副主席　　　　　　　1950年代初受处分
　　3李守宪　　1927　　　　　省科委副主任　　　　　　　1957年受处分
　　4梅　白　　　　　　　　　《湖北日报》驻黄冈地区主任记者　　1957年受处分
　　5屠公博　　　　　　　　　市文化局副局长　　　　　　1957年受处分
　　6崇国权　　　　　　　　　洪山区副区长　　　　　　　1957年受处分
　　7朱涵珠　　1932　　　　　武昌区副区长　　　　　　　1936年脱党
　　8李　明　　1929　　　　　省水文总站主任　　　　　　1954年受处分
　　9赵明珍　　　　　　　　　省外贸厅副厅长　　　　　　王盛荣的妻子
　　10刘占彪　 1929　　　　　市人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1951年受处分
　　11丁 力　　1939　　　　　省经委副主任　　　　　　　1952年受处分
　　
　　乙
　　
　　12谢景节　　1938　　　　　汉阳区委第一书记　　　1959年后与武汉主要领导关系紧张
　　13杨光华　　1927　　　　　省政协副主席　　　　　1935-1956年在苏联坐牢
　　14杨友山　　1937　　　　　武汉电信局局长　　　　与该局党委书记关系紧张
　　15许金彪　　　　　　　　　省政协副主席
　　16谢甫生　　　　　　　　　省政协副主席
　　17柳德熙　　　　　　　　　湖北医学院党委书记　　在文革初期被打成“黑帮成员”
　　18崔放民　　　　　　　　　市统计局副局长
　　19陈　刚　　　　　　　　　武汉汽车配件厂副厂长
　　20戚换苗　　　　　　　　　武汉建材机械厂党委副书记
　　21赵宪章　　　　　　　　　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
　　22吴允功　　1941　　　　　汉阳轧钢厂副厂长　　　　与工厂主要领导关系紧张
　　23冯一英　　1941　　　　　武汉统战部秘书长　　　　与部主要领导关系紧张
　　24李振兴　　1938　　　　　市农委监察委员　　　　　与农委主任关系紧张
　　25魏庭槐　　1929　　　　　副市长　　　　　　　　　长期受到市主要领导的排挤
　　26宋匪石　　1937　　　　　市监委副书记　　　　　　与监委书记关系紧张
　　27张　彬　　1938　　　　　市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与市主要领导关系紧张
　　28张连启　　1941　　　　　市农管局副局长　　　　　与农管局长关系紧张
　　29赵学光　　1938　　　　　市人委视察室副主任　　　长期受排挤
　　30任爱生　　1935　　　　　省委农村政工部主任　　　1958年得罪了王任重
　　
　　丙
　　3l刘　真　　1938　　　　　湖北省委副秘书长
　　32毛远跃　　1929　　　　　武汉测绘学院党委书记
　　33程芳秋　　　　　　　　　省工业厅副处长
　　34张　琘　　1931　　　　　市人委秘书长
　　35李镜如　　1935　　　　　省粮食厅副局长
　　36李周仕　　1933　　　　　省气象厅局长
　　37王　舜　　1937　　　　　省地质厅处长
　　
　　丁
　　
　　38薛朴若　　　　　　　　　　副市长
　　39张　华　　　　　　　　　　湖北省委秘书长
　　40孟夫唐　　　　　　　　　　副省长
　　4l苏　平　　　　　　　　　　青山区区长
　　
　　42杨春亭　　1942　　　　　　宜昌地区党委第一书记
　　43张如屏　　　　　　　　　　武汉水运学院党委书记
　　44张雨航　　　　　　　　　　省教育厅副局长
　　45刘　昂　　　　　　　　　　市外语学校党委书记
　　46张肇翼　　　　　　　　　　武汉测绘学院党委副书记
　　47刘宿贤　　　　　　　　　　武汉大学副校长
　　48赵文华　　1938　　　　　　恩施地区党委第一书记
　　49孙德书　　　　　　　　　　黄石市市委第一书记
　　
　　资料来源：《武汉市三结合干部简介》，1968年1月20日；《省市革命三结合干部简介》，1968年2月；《新华工》，1968年6月26。
　　
　　（1）王盛荣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1960年代湖北最老的党员之一。1930年代在苏联学习时，成为王明“二十八个半”中的一个成员。由于王明在党内失势，王盛荣在延安整风期间受到批评。1952年，他被撤销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职务，并因所谓泄露国家机密和受贿而被判处一年监禁。服刑后，他在一个省局里担任副处长。
　　
　　（2）谢景节在1950年代初被视为武汉非常有前途的一位年轻干部。1956年他刚32岁就被任命为汉阳区委第一书记。在大跃进的狂热气氛中，武汉市委制定了一个工业发展计划，提出要在未来几年内在武汉建成200家大型企业。谢批评这个计划脱离实际，认为原材料不足，运输设施也跟不上，结果他被打成“右倾分子”，他的级别也从11级降为15级。1962年，他的“右倾分子”帽子被摘掉，但他继续与王任重和宋侃夫有矛盾。在汉阳区他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人，而没有实权。
　　
　　（3）刘真于1938年入党。1951年他由于包庇被划为恶霸地主的弟弟而受到处分。此后，他一直极少受到提拔重用。许多同事甚至下属纷纷成为自己的上级，他尤其不满。1966年，他担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对于一个1938年入党的人也算是高位了。但他对省里的领导人仍然心怀不满，用他的话说：“我假装对自己的职位满意，但其实并不满。所以，只要我有机会，我的不满就会表现出来。”
　　（4）薛朴若于1964年被提拔为武汉市副市长。1967年春，他被武汉军区任命为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副主任，但在5月15日，他辞去此职，并发表公开声明支持造反派。他为什么变节了呢？在1967年12月写的坦白中，他承认想自我保护是此举的主要动机。当大多数干部认为跟随军队安全时，薛却感到运动正向有利于造反派的方向发展，所以，他决定把自己的命运押在造反派身上。他承认，“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觉悟并不足以促使我采取那个决定性的步骤”。
　　
　　武汉事件后，当造反派群众组织公开分裂为两派时，革干联也从内部瓦解。多数干部投靠“钢派”，称自己为革干联的“左翼”；其它干部则投靠了“新派”。
　　
　　到了1967年11月，北京显然想要革命委员会变成这样的机构：即军队代表担当监护人的角色，造反派代表起监督的作用，而日常决策权力则主要由干部代表掌握。某一派在革委会中的势力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革委会里有多少它所满意的干部。因此，在1967年最后几天，派别政治的焦点迅速转移到干部问题上来。武汉的两派在各个级别上对各自提名的干部展开了激烈攻击。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省市级。两派都调动其全部资源，哪一派能够控制这两级的革命委员会，那么就可能在较低级别革命委员会中占据影响那里政治的有利地位。
　　
　　省级的形势有利于“钢派”。湖北省委里支持造反派的前领导干部如孟夫唐、张华、刘真和任爱生，也支持“钢派”。这些领导干部支持“钢派”的一个原因，也许是由于此派的三个主要组织发源于武昌，而武昌是省政府所在地.但在市一级，两派的力量大体上势均力敌。如果市革命委员会落入“新派”的手中，那么在武汉就会存在两个相互对抗的政权。由于看起来无法控制市革命委员会，“钢派”就担心它对省革命委员会的控制仅仅是名义上的，因为它（在这方面“新派”也一样）对武汉以外的本省七十二个县没什么影响力。为此，“钢派”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来控制市革命委员会。
　　
　　以武汉市委前领导者中只有极少数人同情造反派为借口，“钢派”提出，市革委会候选人范围应当扩大，武汉市委前领导干部以外的干部（包括省委、省政、大专院校、工矿企业）也可以作为候选人。“新派”对打破不同来源干部地域限制的提议并不反对，但它坚持，薛朴若是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职位的最佳人选。至于省级革委会，“新派”则必须从别处寻找干部候选人。其中一个选择就是武汉之外的干部。另一个选择，就是湖北省委中被认为不同情造反派的前主要领导人，比如前省长张体学。在“新派”看来，虽然那些干部一旦被结合进省革委会，他们如何表现并不好预测，但他们仍然要比其对手所推荐的干部更好一些，因为后者肯定会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帮助“钢派”。
　　
　　12月20日，武汉军区领导人暗示，他们想要张体学作为担任未来省革委会主要职位的候选人。这一消息引起“钢派”的强烈愤慨。但不久后“钢派”十分震惊地获悉，张是由毛主席亲自提的名。没有人敢对抗毛的权威。但毛对张的提名使“钢派”很不安。如果北京可以接受张的话，那么它也会接受“新派”推荐的其它前省委领导人。如果事实这样发展下去，“钢派”就不太可能如所期望的那样，在省革委会中取得优势地位。形势非常复杂，“钢派”决心全力以赴地投入选举省市革委会的战斗。受到毛对已有利指示的鼓舞，“新派”也不甘示弱。双方都准备在这场权力竞争中进行决战。
　　
　　1968年1月中旬，武汉军区加速推动革委会的成立。对于省市革委会干部候选人的商谈正式开始，十三个主要群众组织的头头都应邀参加。对于市革委会，“新派”提出了19个候选人，“钢派”提出了21个；对于省革委会，“新派”提出了14个候选人，“钢派”提出了18个，在市革委会提的两份名单中，只有3人重合，而在省革委会两份名单中有6人重合。对于其它候选人的讨论进行得非常艰难。在对方作出让步之前，哪一方都不愿意妥协。造反派头头在紧闭的门后较量的同时，它们的支持者则在街上进行宣传战，以便从外面对谈判施加压力。两派各自发出大量宣传品，美化自己提名的候选人而贬低对方提名的候选人。如果被提名的人正符合自己的需要，那么就会用如下的理由来证明他（所有被提名者都是男性）是可以接受的：林彪曾经强调，即使这个干部在过去犯过严重错误，但只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护毛主席的政治路线，那么他就是一个好干部。而如果不想要某个被提名者，就会夸大和不断揭露他过去犯的错误，以便把他的名声搞臭。一份地方报纸正确地指出：
　　
　　（对那些执迷于派性的人来说）结合干部，不看十七年（1949-1966年）只看五十天（1966年6—7月），甚至十七年、五十天都不看，只看你现在是不是站在我这一边。
　　
　　两派都在进行谈判的大楼附近建立了五、六个广播站，日夜不停地用猛烈攻击的语言来对各方的谈判者进行心理战。
　　
革命委员会

　　尽管军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经过一周的磋商以后，在省市革命委员会组成问题上面都没有达成一致。在过去，磋商的失败就会导致革委会成立时间的推迟。但是，北京非常焦急，并放低了自己的期望值，它不再坚持革委会成立前必须先解决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这一要求。相反，北京不情愿地认为，先成立革命委员会也许更好一些，因为可以利用这个新的政府机关来解决派别斗争问题。但为了加速这一进程，当群众组织不能在自发的基础上就革委会组成达成一致时，它就有必要从上面来强制性地解决这个问题了。
　　
　　在武汉，由于“钢派”和“新派”无法达成协议，军队就承担了决定省市革委会组成的任务，形势开始发生急剧变化。几天内，武汉军区不仅拿出了省、市革委会的最后候选人名单，而且北京也批准了这些方案。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于1月20日正式成立；2月5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也宣告成立。
　　
　　两个革委会的负责人都由军队干部担任。武汉市革委会主任和第一副主任分别由武汉警备区司令和政委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和第一副主任则由武汉军区司令和政委分别担任。这两个革委会的其它职位则在两派间均衡地分配。在这两个革委会中，主要群众组织的头头几乎都被安排进去。军队做出这种安排，显然是有意讨好这些帮派斗士。两派都有大致相等的干部代表数量，每一方都成功地将其提名的一些干部安排到两个革委会中，但都不能保证它们提名的另外一些干部被安排进去。有趣的是，几乎所有在湖北省革委会中留给造反派代表的位子都分配给了武汉地区的人，只有几个位子留给了来自本省七十二个县的人。为了安抚武汉这个“会哭的婴儿”，军队显然忘记了喂湖北其它地区比较“安静的婴儿”，而武汉人只占全省人口的不到10％。
　　
　　随着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的成立，这个城市出现了难得的休战时期。基层也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并没有发生大的武斗的报导。然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结束派性对抗，派性活动正在暗地里慢慢地展开。长期摩擦的根源在于：无论哪一派都对自己在武汉市革委会和湖北省革委会中的权力分配比例不满。就造反派代表而言，“新派”认为“钢派”在湖北省革委会中占有的位子太多，而“钢派”则抱怨说，“新派”实际上控制了武汉市革委会。“钢派”尤其对两个革委会中干部代表的成分感到不安。在它为湖北省革委会推荐的21个干部中，只有5个被接受；在它为武汉市革委会推荐的18个干部中，只有10人被接受。同“新派”相比，“钢派”显然处于不利地位：“新派”为湖北省革委会推荐的19个干部中，有13人被接受；“新派”为武汉市革委会推荐的14个干部中，有11人被使用。使“钢派”特别愤愤不平的是，它最看重的三个干部，即孟夫唐、张华和刘真都没有被吸收进其中一个革委会里。武汉军区也许想，它最好尽量均衡地切分这个蛋糕，而两派则想使自己的那一份最大化，甚至连五十对五十的结果也不会使任何一方满意。况且，每一派都怀疑其对手从军队那里得到了比自己更多的同情和支持。许多人认为，武汉军区是“新派”的后台，而武汉警备区则是“钢派”的后台。这种推测影响了两派对武汉权力分配的估量。
　　
　　毛泽东希望革命委员会可以成为一个公正的政府权力机关，但革委会成员却要继续作为自己那一派的代表，所以，派别对抗又进入了革命委员会内部。由于武汉军区占有主导地位，其内部也很团结，所以武汉的派别活动没有走得太远，没有像山西那样在省市都出现了双重权力机关。但是，在较低的层次上，仓促成立的革委会不久就遇到麻烦，却是司空见惯的事。与高级层次不同的是，在基层单位里，经常存在一派对另一派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占据优势地位的一派常常不顾另一派的反对，而单方面成立革委会。但不占优势的那一派并不甘示弱，它往往通过向本派的跨单位组织求援，从而给占优势的一派制造麻烦，破坏革委会。许多单位的革委会被批为“派委会”，并因而瘫痪。甚至在两派分享权力的单位里，革委会也往往名存实亡。由于派别的存在，这些革委会常常难于通过决议；即使决议得到通过，革委会也很难执行。
　　
　　但在一段时间里，派性斗争不得不采取隐蔽的形式，因为北京发动的反对极左思潮运动还在进行。事实上，新成立的武汉市革委会和湖北省革委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武汉开展反对极左思潮运动。在武汉军区的精心策划下，这两个革委会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为批判派性而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举行了许多群众集会。当地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要求每个人都参加其单位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开展自我批评。对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猛烈批判，给造反派造成了巨大压力。造反派头头尤其受到了严厉批评，指责他们争权夺利，并向追随者灌输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潮。这种严峻形势迫使造反派谨其言而慎其行。因此，在1968年2月和3月初，群众组织普遍处于死气沉沉的状态之中。
　　
激进主义的反弹

　　这一温和时期却于3月底结束，因为此时北京突然终止了反对极左思潮运动。毛泽东认为反对极左思潮运动走得太远，把文化大革命引到了右的方向。他又对右倾发起了反攻。
　　
　　对右倾的反攻重新点燃了武汉造反派正在熄灭的火焰。武汉两派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对这个政策转变的意义进行评估。有趣的是，“钢派”和“新派”都不约而同地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文化大革命正在进入决战阶段。
　　
　　为准备即将来到的战斗，造反派组织必须众集力量，但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在1967年末1968年初，很多造反派积极分子开始远离政治斗争。在经历了与当权派和保守派斗争的兴奋以后，他们发现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内斗不会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利益。作为派别核心的领导人可以从内斗中得到革委会的权力地位，而普通群众会得到什么呢？由于从进一步的集体行动中得不到多少益处，所以很多人做出了不再积极参与行动的抉择。这些新逍遥派对新的反右倾运动没有什么热情。
　　
　　为了激励其成员行动起来，两个造反派别都竭力地鼓吹“百万雄师”正准备复辟，以引起他们的惊慌。在批判极左思潮时，的确有些前保守派积极分子借机表示他们对造反派的怨恨。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敢表示对其单位里个别造反派进行人身侮辱的不满。只有很少的前保守派暗地计划重组“百万雄师”，以挑战造反派的统治地位。但这个团体还没有来得及采取具体行动，其阴谋就于1968年1月初被揭露。造反派报纸称这个团体为“百万雄师的地下司令部”。事实上，只有十二人参与了这个阴谋，他们中也没人曾在“百万雄师”总部中工作过。
　　
　　这一小事件被视为保守派威胁日益增长的迹象。造反派出版物声称，“地下司令部”已经在全市建立了广泛的组织，正准备发动“政变”。造反派除了号召提高革命警惕以外，还攻击保守派，特别是那些曾经担任过“百万雄师”各级领导的人。武汉再次陷入恐怖统治之中。开会公开批斗成千上万的保守派，并让他们游街，还将几千人投入监狱。工总新建立的“江城前哨”在新的镇压浪潮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这个自封的群众专政团体将武汉体育馆变成了一个大监狱。一接到某个单位造反派准备的黑名单，“江城前哨”就派人来到这个单位，上了黑名单的人不是受到当场殴打，就是被带回到体育场。那些被锁在体育馆的人遭到了残酷的折磨。有些人被毒打致死。
　　
　　一个前造反派理论家承认：
　　
　　说“百万雄师”将要进行复辟行动只是一个计策。事实上，当时“百万雄师”对造反派根本没有什么威胁。通过夸大这种威胁，造反派头头是想吓唬不积极的成员再次积极起来。通过牺牲以前的保守派，两派都企图互相压倒对方。方法就是显示自己没有受到“右倾”的影响，因为在当时，人们一般认为“温和”就等于“右”。为证明自己是革命的，造反组织就必须残忍地行动：而且为了证明自己比其它人更加革命，它就要格外地残忍。
　　
　　“狼来了”的策略并不太成功。在多数单位里，只有少数死心塌地的造反派响应其头头的号召；而在有些单位里，根本没有人参加新的运动。许多造反派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复无常日益不当回事。这时他们中流传的一个格言是：“中央表态我表态，运动后期当左派。”“中央表态我表态”意味着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做，只在口头上敷衍中央而已。
　　
　　只有个别基层的造反派头头仍然很积极，因为继续参加行动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一一这种行动提供了他们在革委会里的职位和提升的机会。此外，由于他们以前深深卷入运动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已经成为这种社会组织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其不可能退出，至少也没有必要退出。即使他们对投身的事业大失所望，也会发现代价和收益大致相当，所以做出停止参与运动的决定是非常痛苦的事。
　　
　　由于缺乏群众的支持，两个对立的派别只得依赖特种力量。这些特种力量是在以前对抗时期大型组织建立的半专业化的突击部队，其中最强的有工总的“江城前哨”、九•一三兵团的“敢死队”、工造总司的“铁军”。在过去，这些特种力量在派性斗争中至多发挥辅助的作用；而现在，它们却有望发挥主要作用。这些团体之所以能打仗，不是因为其成员与头头目标一致，而是因为他们热衷于行动。这些团体里的很大一部分成员是20多岁的小年青，这些人喜欢打架斗殴，而讨厌约束。其中一些人是从街上的地痞流氓中招徕的。这帮人把自己的命运押在造反派身上，以便借派别斗争来泄私愤。
　　
　　4月，“钢派”与“新派”之间的争斗重新爆发，两派都积极响应当时的一个流行口号，坚持武汉“必须重新分配权力”。对他们来说，“权力再分配”就意味着把另一派的代表从各级革委会中清除出去，然后再把他们自己的人放进权力机关里。为了论证自己的要求有道理，“钢派”指责“新派”造反派为“老右倾机会主义者”，要求从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中把这些“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清除出去。“新派”则咒骂“钢派”团体为“由一批流氓阿飞组成的右倾分裂主义组织”，并坚决地主张：“只有消灭了‘钢派’，武汉才会有和平。”
　　
　　干部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钢派”说，“把刘真和张华排除在湖北省革委会之外是右倾的表现”。他们把张体学攻击为“右倾翻案的元凶”，企图打倒张等由“新派”提名安排在省市革委会中的一切干部，而“新派”则开始攻击由王任重培植的所谓影子政府，即由“钢派”推荐的所有安排在湖北省和武汉市革委会里的干部。
　　
　　到了4月底，两派间关系十分紧张，导致工代会和红代会瓦解。湖北省和武汉市革委会的存在也处于危险边缘。由于造反派头头整天忙于派别斗争，他们就根本没时间处理这两个机构的日常事务。
　　
　　与此同时，两派又开始收集武器，包括造反派组织在前一年秋天藏起来的步枪和手枪。据估计，1967年夏季事件以后约有十万件武器流入各个造反派组织手中。他们还派人到四川、广西、山西及其它地区购买武器。他们带走当时宝贵的物品如新闻纸、香烟、猪肉和卡车，换回手榴弹、半自动步枪和机枪。两派都急于获得更多的武器，因为他们相信将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场流血的决战。
　　
　　5月3日事件证实了他们的焦虑。用简单的语言就可以概述一下这个事件。4月，“新派”的一个组织“新中原”指控几个人有流氓行为，于是把他们关押起来。那些人是中原机械厂“钢派”团体的成员。“江城前哨”为了进行报复，劫持了“新派”组织的一个头头。接下来谈判交换人质，但相持不下。“江城前哨”就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5月3日前释放“钢派”的人。新中原机械厂并不让步。5月3日下午，“江城前哨”包围了此厂，并用几千人排成战斗队形封锁了所有通往那里的道路。不久就发动了全面进攻。战斗造成三人死亡，五十七人受伤，财产损失达数百万元之多。武汉警备区派二十三个连的士兵赶到现场进行干预，这场战斗才被制止。
　　
　　这个事件使两派都坚信，决战一触即发，而要想获得最后胜利，他们就必须加快准备的步伐。“钢派”首先举行了高层会议分析紧迫的形势。接着，又从湖北各地把主要“钢派”组织的头头召到武汉，商讨如何迎接全省“新派”的挑战.最后，在5月11日的大型集会上，此派领导人向成千分支组织头头传达了他们已经决定采取的策略。此外，还告诉与会者说，“新派”正策划谋杀“钢派”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他们不加掩饰地企图激起普通成员对“新派”的愤恨。
　　
　　这些举动使“新派”警觉起来。它从5月15日至18日召开了高层会议，来自全省各地的该派约一百名头头出席此会。面对“钢派”日益增长的威胁，高层会议决定，“新派”必须加紧准备以摆脱危险。为迎接“钢派”的挑战，会议决定，应当特别注意加强宣传、组织和武装。会后，“新派”向普通成员进行了动员运动。“新派”的一个出版物告诉普通成员说：“过去，我们新派与钢派打交道时太心慈手软，别人打我们，我们还不忍打别人。今天我们再也不应该学马丁•路德•金，非暴力抵抗在这儿行不通。”
　　
　　在煽动派性狂热的同时，两派开始加紧战斗准备。他们占据了十几座高楼作为指挥所。当时到处传言，两派正对计划抢劫的军械库进行侦察。在这种气氛中，两派间的小冲突时常发生。最后，两个事件把已经处于危急关头的形势推到了大战的边缘。5月18日，“钢派”所欣赏的造反理论家鲁礼安被“新派”劫持。“钢派”为了迫使“新派”释放鲁礼安，组织了“营救鲁礼安联合代表团”，并在“新派”的几个据点周围举行武装示威。在抗议还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之时，又发生了另一事件。5月26日，工总的两个头头开车经过工造总司控制的一个地区时，“铁军”突然向他们开火。虽然两人都没有受伤，但事件似乎为“钢派”说“新派”打算谋杀它的领导人的预言做了证明。第二天，“钢派”在全市各地举行群众集会谴责“新派”。工造总司认为“钢派”肯定会进行报复性打击，于是在当天对各个据点发了一个秘密命令：“你们必须立即处于戒备状态。今晚（5月27日）凡来我大楼附近从事骚扰和挑衅者，先朝天鸣枪示警。如执意不听，或有反抗行为者，可开枪还击。”
　　
　　5月27日，并没有两派摩擦的报导，原因是他们忙于抢武器。5月26至28日，两派在武汉进行了疯狂的抢劫武器竞赛。城里及附近县里几乎所有的军械仓库都遭到抢劫，有人甚至直接从战士手中抢武器。据估计，仅仅5月27日一天，就有约8万支枪被盗。三天总共抢夺了10万多支枪和l，000多万发子弹。据林彪讲，就抢劫军火仓库而言，武汉在全国城市中数第一。
　　
　　5月28日，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向武汉两派发来一封电报：“中央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抢枪，坚决制止这个违反中央命令的犯法行为，并请他们准备派代表来京商谈。”
　　
　　像以往那样，两派又公开表示，愿意全心全意地贯彻北京的指示。当晚，所有主要组织都发出了紧急命令，禁止其成员抢劫武器。但大家都知道，这只是摆摆样子而已；私下里，没有人把电报当回事。
　　
　　为了显示其“衷心拥护中央指示”，很多组织于第二天开始归还武器。但正如同他们一年前所做的那样，归还的只是破损和陈旧的步枪，而这只是他们抢夺的一小部分武器。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用工总的一个头头的话来说，“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
　　
　　对许多造反派来说，步枪、手枪和手榴弹是好玩的东西，甚至不愿参与真正战斗的中立造反派也喜欢玩枪。一时间，向天空开枪或在空地里投掷手榴弹成为时尚的游戏。5月底6月初，发射步枪的声响在城里到处可以听到。当有些造反派玩够了向空中开枪的游戏，又开始用比赛射击来作乐。电线杆和电线成了射击的靶子。数天里就发生了十几起事故，其中包括军用电缆和连接汉口和武昌的电缆都被射中。那些枪法不好的人开始向大的目标如天上的飞机射击。仅仅6月3日一天，就有五架飞机受到枪击。虽然极少以人为靶了，但到6月中有57人遭流弹打死，327人被流弹击伤。
　　
　　武器还成为一种商品。由于武汉的许多组织现在已经有了多余的武器，而在北京、广州和河南等地武器短缺，所以出现了长途贩卖武器的行当。很多外省人带着火腿、肥皂、香烟、火柴或现金来到武汉，又带着步枪、手枪和手榴弹返回。双方进行的这个买卖利润可观，因为他们投入的只是花在抢劫国家商品仓库和军火库的时间。
　　
　　然而，武器却主要用于武斗和吓唬敌人。造反派拥有了现代化火器后，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5月30日，为了支持二司在武汉钢铁学院的分支组织，“江城前哨”包围了这个学院，并炮轰了“新派”用壕沟防护的大楼。在这场战斗中死伤约三十人。6月5日，工总和二司出动四十卡车兵力，强占了“新派”的据点第一冶金公司，打死一人。三天后，九•一三兵团的敢死队又围攻了“新派”的另一个据点。所有事件都发生在青山区。“新派”怀疑“钢派”已经制订了逐区消灭对手的宏大计划。“新派”声称，有证据表明“钢派”正准备“（与‘新派’进行一场决战”来“取得（统治全省和本市）的最后胜利”的纲领。“钢派”反过来攻击说，“新派”正极力提倡武汉“走四川道路”（以武力夺权），并正在为此做准备。双方的指责似乎都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哪一方都没有否认对它的指责。两派都引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作为他们的座右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随着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武汉居民陷入了恐慌状态之中。没人敢离开家，因为害怕会被流弹击中。许多人离开城市到乡下的亲戚那里避难。甚至那些住在碉堡里的忠实造反派也焦急起来。如果预期中的全面大战爆发的话，他们也许不能得到正常的粮食供应。为了准备最坏的情景出现，他们抢劫国家仓库以搞到食物、猪肉、蔬菜、煤球，以及其它日常必需品；有些人甚至到银行抢现金。形势变得比一年前与“百万雄师”对峙时更加紧张和混乱。
　　
非激进化
　　
　　武汉形势恶化之时，武汉军区最高领导人曾思玉（兼湖北省革委会主任）和刘丰（兼湖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正在北京。在一定程度是因为他们不在的缘故，湖北省革委会其它领导人不敢对造反派的过分行为采取严厉措施。离开北京前，曾和刘见到了林彪、周恩来和其它中央领导人。中央领导人给予他们以恢复武汉秩序的自主决策权力。6月15日他们回到武汉后，便立即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恢复秩序。在6月的后半月里，他们召集所有主要群众组织的头头参加由湖北省和武汉市革委会举行的无数会议。会议指责造反派犯了严重错误，奉劝造反派组织交出他们抢劫去的一切武器，解散他们建立的一切突击队，更重要的是同时将这些造反派组织一块解散。
　　
　　起初，造反派头头们不把这些批评和警告当回事。除了做点象征性的自我批评以外，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多少收敛。在6月下旬，他们进行了无数次武装游行来纪念造反派战胜“百万雄师”一周年。但是，这些活动却于6月举行而不是在7月举行，就表明他们的真实目的是通过炫耀武力来恐吓对手。全市仍能听到枪声，偶而还能听到密集的射击声，表明两大敌对派别在城里某处正进行一场流血战斗。形势十分严峻，有些组织认为枪支和手榴弹的威力太小，不足以用来进行防御和进攻。有些工厂和院校的造反派就开始制造“新式”武器，如坦克、化学武器、高能炸药包和地雷。两个对立派别间的紧张关系日益恶化。
　　
　　北京号召进行反右倾运动所重新引发的武斗决不只是在武汉发生，其它很多省在1968年4月至7月间都变成了战场。
　　
　　面对日益不可收拾的全国性混乱，北京别无选择只有叫停反右倾运动，转而恢复公共秩序。它于7月3日发出了一个严厉的布告，要求广西停止武斗，另一道针对陕西的布告于7月24日发布。
　　
　　这两个布告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又发生了一个转折，因为在此之后，“革命大民主”的烈焰逐渐熄灭。北京的新方针受到大多数人的响应，因为他们想结束武斗。而各省军事当局予以更加热情的响应，因为他们对造反派的残忍行为一直很愤慨，但又必须做出同情的样子来，或者至少对这些捣乱分子不表示敌对。现在他们可以压一压造反派的嚣张气焰了。
　　
　　武汉军事当局对7月3日通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尽量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指示。7月7日，湖北省革委会发出自己的一个紧急命令，其措辞比北京的通知更加强硬，因为后者只敦促群众组织归还武器。而省里的命令则授权当地部队强行从造反派手中收回武器，并警告说，任何隐藏武器者都要受到严厉惩处。军队领导人对造反派的态度很快变得更加强硬。在7月13日由湖北省和武汉市革委会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曾思玉指名批评湖北省革委会的三个副主任朱鸿霞、杨道远和张立国。这三人代表了造反派，曾以前从来不敢冒犯他们。7月18日，毛泽东指示要进一步宣传“七三布告”。北京随后决定发动一场群众性的宣传运动，这一决定进一步鼓舞了各省军事当局。7月22日晚，武汉部队对118家旅店和招待所进行了彻底搜查，寻找来自外省的武器交易
　　
　　者.通过这一行动，把2，700多人驱逐出省，逮捕了270人。北京发出“七二四布告”后，湖北省革委会又举行了大型群众集会，敦促造反派交出他们手中仍然保留的所有武器。
　　
　　造反派对新政策不满，但不能进行反击。他们所敢做的，就是私下攻击北京发的两个通知是“毒草”，并偷偷摸摸地撕掉公布这两个布告的大字报。
　　
　　在1968年余下的几个月里，造反派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强烈反对所谓多中心论的社论。“多中心”这个词只是表述“派性”的另一种说法，因为毛泽东不久前曾要求人们“对派性进行阶级分析”，所以北京就发明了这个新词来避免表面上的自我矛盾。这样就恢复了对派性的批判，而北京在四个月前曾使对派性的批判半途而废。
　　
　　为了消除派性的影响，湖北省革委会召集全省尤其武汉各主要群众组织的头头们参加8月中旬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上，曾经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们受到谴责。大约在这个时候，武汉军区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又被召到北京。毛泽东接见了他们，林彪听了他们有关武汉形势的汇报。离开北京时，他们信心十足，因为不必再对造反派太客气了。
　　
　　回到武汉后，军事当局就着手完成三项任务。第一，派工宣队进驻所有学校。起初，派工宣队只是毛泽东的权宜之计，是为了制止北京尤其是清华大学里不老实的学生造反派的武斗行为。但是到了8月底，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如果要长期消除动乱的根源，就应当把派工宣队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因此，8月25日北京向各省发出了一个通知，规定要建立工宣队，并要把它们派到所有学校，特别是派到大学里去。两天后，武汉第一支工宣队被派到武汉钢铁学院。这间学院由两派所分别控制，并在各自的领地里修筑了碉堡，还经常相互交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所有学校落入了工宣队的手中。工宣队在学校的任务，首先是解除造反派的武装，其次是解散造反派组织。但是，对造反派更毁灭性的打击是工宣队实际上切断了他们与其它学校和其它部门同伴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旦被切断，孤立的造反派就处于非常狼狈的被动挨打地位。
　　
　　对造反派学生的最后打击，是号召他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了年终时节，武汉的大学和高中校园几乎空无一人。除了1969年毕业的初三学生外，所有学生都被送到农村。由于年纪大到关心政治的学生现在都被送走，就永久地消除了调皮捣蛋的学生造反派造成的威胁。
　　
　　军事当局要执行的第二个任务，就是逐步解散群众组织。9月6日，在武汉各级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出席的一次会议上，曾思玉宣读了一个由湖北省革委会通过的关于“彻底解散一切群众组织”的决议。决议使一切群众组织都处于非法地位，并宣布不允许“阳奉阴违”。迫于压力，工总于9月11日举行了告别集会。三天后，工造总司也停止活动。最后于9月20日，九•一三兵团停止了所有活动。其它小组织也纷纷宣布解散。随着群众组织的解散，它们的出版物被禁止出版发行，广播器材也被没收。经过两年的存在以后，除了语言以外，文化大革命“大民主”的所有痕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军队当局的第三项任务，是“捅马蜂窝”。8月25日，《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马蜂窝就是要捅》的文章。“马蜂窝”是指派性势力强大的单位。文章说，为了克服这些单位的派性，权力机关必须运用强制措施。在武汉，这个口号有了新的含义。很多造反派个人被当成“马蜂窝”，成为特殊“学习班”的对象。例如，工总第二号头目及湖北省革委会常委胡厚民，就被指控指挥了许多次工总的武斗，把他批为“阴谋家”和“野心家”。对胡进行公开批判以后，很多单位的造反派头头被批为“小胡厚民”，日子也很难过。甚至把有些人关进监狱。例如，工造总司第二号头目彭祖龙被武汉卫戍区开了七个月，在关押期间他在名义上仍是湖北省革委会成员。
　　
　　派工宣队、解散造反派组织以及“捅掉马蜂窝”等行动，对造反派的嚣张气焰给予了毁灭性打击。对造反派的打压持续进行，并在1968年最后两个月里有所强化。
　　
　　10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武汉展开。从性质上看，这个运动有利于以前的保守派。官方把运动的打击对象规定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运动打击的范围更加宽泛。除了走资派以外，运动打击对象可以说都是保守派所说的“牛鬼蛇神”那类人。运动的公开目的，就是挖出所有单位里的“不纯洁”的阶级分子，而不管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面几个阶段里参加的是哪一派。但是，这一运动对造反派尤其不利，因为他们中许多人或者其家庭成员都有不好的阶级背景或不光彩的历史记录。走资派就不同了，在处理时通常极为谨慎。事实上，成千上万在文革前两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成“走资派”的干部，在这个运动中都开始得到“解放”。
　　
　　为了向前推进这一运动，武汉军区把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成员被称为“军代表”）派进各个单位。就像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样，军宣队到了哪里，就对那个单位进行全面的控制，而把革委会抛在一边。工宣队和军宣队成员都是遵照北京提出的标准严格挑选出来的。第一条标准，就是他们必须具有好的阶级背景。因此，他们很可能是保守派或者是保守派的同情者。在再度开展的打击“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两个宣传队很自然地都倾向于把以前的保守派当成运动的依靠对象。所以，从前的保守派又有了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但大多数保守派最初都不太想公开表示自己对造反派的反感。他们在过去的两年里不止一次地观察到，造反派的势力暂时衰落下去后，紧接着又卷土重来了。所以，报复造反派对他们来说风险太大。而造反派则相信，这种不利局面不会持续太久，他们经常或明或暗地警告想进行报复的前保守派。
　　
　　为了加快运动步伐，军宣队努力打消前保守派的顾虑。这么做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运用大众传媒把造反派搞臭。在整个10月和11月里，《长江日报》发表大量报导，说已经揭露出有些单位的造反组织是由“暗藏的阶级敌人”所操纵的，甚至把有些机构说成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由于军宣队不懈的努力，前保守派逐渐打消顾虑，开始积极地帮助解放军开展运动。当然，运动对象首先是其单位里的造反派头头和造反派骨干。他们对这些造反派进行了调查。如果找出造反派本人或其家庭在历史上有不良的记录，那些造反派就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调查是不必要的，因为保守派通常了解他们单位造反派的背景。那些“不良”记录无法逃过人们雪亮的眼睛。加给他们的罪名是五花八门的。但当时最常用的罪名，一般是说那些阶级敌人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机对革命干群进行“阶级报复”。
　　
　　他们还逼阶级成份好的造反派揭露造反组织内的“不纯分子”。这些人的对付策略就是，揭露以前属于对立造反组织的人。由于他们不愿伤害本派的同志，所以人们常常把这些人称为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挥动中的“障碍”或“绊脚石”。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一些前保守派又得意起来，开始弹起他们在运动过程中一直唱的老调：所有造反组织都是“坏人的防空洞”或“罪恶的渊薮”。因此，他们声称，“永远不能让造反派掌权”。
　　
　　到1969年初，造反派已经丧失了他们在武汉从基层到省各级革委会中的多数权力。最初，是将被认为是阶级成份不纯分子的造反派撤职。接下来，又借口巩固和调整革委会，而对许多单位的权力机关进行大换班。有些单位完全中止了革委会的工作，由“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或“斗批改领导小组”，或简单地说“革命领导小组”取而代之。不管这些变革的形式如何，结果都是同样的：由前保守派替代了造反派，由不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替代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那些仍在革委会任职的造反派也感到了威胁。1968年11月，湖北省革委会召开了一个为期2l天的县以上革委会代表会议，会议狠狠地批评了任爱生（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和杨春亭（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任和杨都是党的老干部，但他们从1967年初以后一直支持造反派。会议现在批评他们“无原则地”支持造反派，说他们是“黑手”和“老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较低层革委会中曾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也受到了猛烈批评。这次会议之后，造反派在湖北省和武汉市革委会中的作用一落千丈，顶多只能维持个“三结合”的外观。有些造反派完全被这两个革委会清除出去。工代会和红代会也只在名义上存在。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半以后，似乎从1969年开始，历史的钟摆正明显地荡回到1965年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