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中国（一）“文革”中的新思潮（王绍光、蔡翔、金大陆、老田、罗岗等）

tuffy05

70年代中国（一）

“文革”中的新思潮


王绍光　黄万盛　单世联　蔡　翔　金大陆　徐俊忠　老田　郭春林　贺照田　罗岗　等

编者按

　　由开放时代杂志社主办的第十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12年11月18日至19日在安徽泾县查济村“钟秀梦缘”举行。本届论坛以“70年代中国”为主题，旨在探讨中国在70年代的转型，辨明改革开放前后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联系的丰富性及复杂性，淡化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缓冲“左”、“右”的诘抗，拓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尺度。

　　以下内容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并经所有发言者校订。由于篇幅限制，内容略有删节。


一、“文革”中的“新思潮”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文革”中的“新思潮”：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

　　讲到70年代，显然不能跟60年代割裂开来，因为70年代前半期几乎大半部分都还处在“文革”期间。

　　我讲的题目是“‘文革’中的‘新思潮’：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新思潮的“新”是相对于“文革”中的其他事情来讲的。有关“文革”，大家都知道，有保守派，有造反派。保守派要维持“文革”前的政治秩序，无所谓“新”。那么造反派呢？造反派不是革命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造反派有“破”的能力和动机，但是绝大部分造反派在“立”的方面就大概是跟着“中央文革”、跟着北京的声音走而已，他们斗争的矛头基本上是本单位的顶头上司。我在武汉看得非常清楚，在1967年“7•20”事件打垮保守派取得胜利以后，造反派所做的无非是报复对手，报复上司。出了气之后，很多人就变成了“逍遥派”，就不参与运动了，他们觉得目的已经达到了。因此我说，他们不是革命的，而仅仅是造反的。

　　即使是造反派的头目也不例外。依我来看，他们大多也只是造反派而已。例如，一旦知道了有夺权的可能性时，他们想得更多的是把权力拿到手里，至于怎么运用这个权力，几乎没有很认真地思考过。

　　新思潮“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与当时官方路线（也就是毛泽东为主的、“中央文革”代表的路线）不完全一样，当然也有重合的部分；另一方面，它与造反派和保守派（“文革”期间不管哪个地方大概都有这两个派别）不一样。注意，在这里没有使用“异端思潮”这个概念。1996年宋永毅编了一本书，叫做《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我为这本书写了序。宋永毅用的概念是“异端思潮”，还特别愿意强调“异端”这个部分。之后，他写的很多东西也是强调“文革”中有与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东西。这个解释不完全是对的。我认为，新思潮的倡导者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争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他们是在这个框架里边来做文章的。我讲新思潮时不会包括血统论与出身论的辩论，而对宋永毅来讲，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他把这部分放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前面。血统论和出身论之间的辩论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新”意，因为“中央文革”根本就不承认这个血统论。至于出身的问题，彭真、蒋南翔早在“文革”开始以前就讲得很清楚了，不应过分强调出身。

　　如果排除这些所谓“异端”的东西，新思潮是如何争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的呢？它的初始阶段是在1966年，牵涉到两个年轻人，即伊林•涤西事件。伊林•涤西事件的背景是1966年9月15日林彪有次讲话。我以前曾分析过林彪，他在“文革”中间，尤其是“文革”初期，永远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慢半拍。9月15日，林彪在解释“炮打司令部”时说：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林彪这样讲显然偏离了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原意。但听到林彪这么说，当时保守派非常高兴。虽然我那个时候还很小，不过是小学毕业刚进初中，但还记得保守派读到这个讲话时有多么激动。他们本来就不理解“炮打司令部”，这时他们恍然大悟，原来“炮打”是对两种敌人都要打，不仅仅要打“走资派”，甚至主要不是打“走资派”，而是打地、富、反、坏、右这类阶级敌人。而当时造反派的解释是，“炮打”的主要目标是要打“走资派”。

“伊林•涤西”是个笔名，作者是北京农大附中的两个高三毕业生。“伊林”的原名是刘握中，他翻《列宁选集》，翻到一篇文章，看底下中文译名是伊林，就将自己的笔名选为“伊林”。“涤西”意味着“荡涤西方一切污泥浊水”，是张立才的笔名。把“伊林”、“涤西”连在一起作为共同笔名，让人听起来好像俄罗斯的名字。这两人的背景也挺有意思的。刘握中他爹解放时跑到台湾去了，是个反动军官，而他的祖父刘葆村与国共两党都非常熟，是湖南人。土改后，他祖父到了北京，以后就住在北京。“文革”前北京有个非正式的湖南老人会，包括很多有名的人，如章士钊、王季范、李淑一等。这些老人成天在那儿议论政治，伊林经常被他爷爷带去参加议论。老人谈话跟我们成长的时候听广播、读报纸的内容不一样，他们没有忌讳，又是湖南人，所以伊林听到很多不正统的东西。张立才的父亲是工人，但能写一手漂亮的字，会唱戏，什么东西都能修。这是他俩成长的背景。

　　伊林•涤西读到林彪的那个讲话以后，就写了“致林彪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包含一个很重要的提法，对后来“文革”中间的新思潮影响比较大。他们在信中指出：

　　您强调“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未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恩格斯名言“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看来您理解得不是很深的，毛主席多次提到公社，您也未必惊醒，眼睛犹很朦胧，看不到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露射东方地平线了……

“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后来变成新思潮的主线。那么如何“改善”与“革新”呢？他们的答案是“公社”，意即“巴黎公社”式的、新型的政权体制。说到公社，他们也未必有多么深刻的认识。其实1966年6月“文革”刚开始时，毛主席已说过，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两个月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又强调：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也就是说，各单位“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要彻彻底底地贯彻巴黎公社的原则。问题是，当时的人们注意力都在正在进行的运动上，很少有人注意到有关“巴黎公社”提法的意义，对当时党内外的很多人来说，“巴黎公社”云云不过是一个套话。而伊林•涤西注意到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巴黎公社也是新思潮在“文革”期间一直强调的一个模式，“公社”这个词反复被新思潮的倡导者们提起，而伊林•涤西就是最早提出这个想法的人。

“公社”这个提法在官方话语中后来几经周折。1967年1月上海刮起的“一月风暴”揭开了“夺权”的序幕。1967年1月23日，《人民日报》推荐了一种权力体制的新模式，即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革命生产委员会”。按《人民日报》的说法，这个委员会“是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按照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的原则，经过群众充分酝酿，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法产生的。这样产生的委员，不是上级委派任命的，而是群众自己选举的最满意、最信赖的人。选出来的‘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成员，既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又是生产上的能手。‘革命生产委员会’的委员，一律称为服务员，彻底废除过去的什么‘长’之类的职称。服务员分工包管厂内各项工作，分为政治服务员、生产服务员、工会服务员等。‘革命生产委员会’中，凡是不称职的人，群众有权随时罢免或撤换。这样，就最充分地、最有效地发扬和保证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同一天，陈伯达告诉大家，未来省市一级的权力体制将是“公社”。

1967年1月31日，《红旗》第3期杂志发表了一篇毛主席逐字逐句修改过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其中提到国家机关“崭新的形式”。什么是“崭新的形式”呢？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也是《红旗》杂志的负责人）这么解释：

　　这是临时的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主张建立人民公社，毛主席五八年就想建立的城市人民公社。

1966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毛主席有个很长的讲话，其中说到“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要搞掉”。取而代之的就是“崭新”的国家机器——公社。

　　这些讲话直接影响到上海夺权的成果。1967年2月5日上海夺权以后就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并发表《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但上海人民公社一旦成立，毛主席就发现有问题了。2月12日，毛主席对张春桥、姚文元说：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了没有？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这样就产生了改变政体问题，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紧跟着还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发生外国承不承认的问题。苏联不会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出了中华人民公社？它不好。

　　接着毛主席给出了建议：“还是叫革命委员会。”这样“文革”中新生的政权就变为了“革命委员会”。所以，1967年2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1967年3月以后，在官方的媒体里边关于“公社”的提法就慢慢消失了，但是“公社”的思想影响可不是官方不提就会立即消失的。到4月初，江青有次讲话中提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并且说“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这种说法马上被当时北京“四三派”的报纸《四三战报》借用，并写出一篇题为《论新思潮：四三派的宣言》（以下简称《论新思潮》）的文章。这就是“新思潮”这个词的来源。《论新思潮》表达的观点与伊林•涤西差不多，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这段话，跟1976年4号文件中传达的毛主席的最后指示几乎是一脉相承的。《论新思潮》强调的是，这个社会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进一步改造，尤其他们提到资产阶级法权。这是毛主席1958年就开始强调的，其后张春桥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一直到1976年。《论新思潮》接着指出“这些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广大劳动人民是欢迎再分配的。是站在‘革’一方面的”。这样说的潜台词是，“文化革命”中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劳动人民与“地富反坏右”的矛盾，而是“革”与“保”的矛盾。“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欢迎再分配的”，这个说法也是后来新思潮一以贯之的重要观点，要把财产与权力来一次再分配，要站在“革”的这一面进行再分配。主张新思潮的不少人并不是出身“红五类”，因此他们主张随着旧阶级的灭亡，新阶级又起来了，即解放以后形成的特权阶层，这跟毛主席后来的说法非常接近，但出发点未必一样。

   1967年4月以后，各地造反派与保守派斗争十分激烈，尤其是武汉“7•20”事件以后。这种“阶级关系改变论”在这些新思潮信奉者中非常流行。由于他们当中不少人家庭出身并不是太好，如果继续讲阶级路线、讲“红五类”、“黑五类”，对他们很不利。一旦提出阶级关系改变论，情况则可能完全翻过来：“文革”前17年，受压的人就变成了革命阶级，那么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就完全不同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上海有一群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一切为了九大》。其实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才召开。《一切为了九大》的主调也是阶级关系改变论，它说：

　　从解放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党内机会主义者同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为主要的矛盾，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并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阵线内部的依靠、团结、清洗对象的变动，这就构成了阶级阵线的大变动。由此可见，阶级阵线变化与否并不决定于掌权阶级变化与否。杨得志同志说：有些人“看不惯造反派”、“看不到阶级阵线已经变了，老工 人、党团员分化了。结果死死地扭不过来”。

　　这里的潜台词是，我虽然出身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但在“文革”前的17年里，我是被压迫阶级，因此，我现在就是革命阶级了。这种解释对很多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个解释成立，他们夺权就顺理成章了，因为阶级关系已经变动了，“红五类”就没有任何优势了，“黑五类”也没有任何劣势了。

　　新思潮对夺权是否关注？毛主席“一月革命”支持夺权，当时很多人不了解夺权是什么意思。我记得70年代初当中学教员时，有位学生家长是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工人，这个厂当时号称是远东最大的肉类联合加工厂。据说夺权高潮时，这位工人把肉联厂所有的公章都夺过来了，然后拴在裤腰带上，他觉得这就是夺权了。显然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夺权，夺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但是，鼓吹新思潮的人对夺权有不少思考，他们提出不光要夺政治权、经济权，还要夺军权。那么他们借用《解放军报》最早提出的一句话，叫“揪军队一小撮”。1967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其中就使用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第二天的《解放军报》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也使用了相同的提法。到“7•20”事件后，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虽然后来主流说法是，“揪军队一小撮”是极左派提出来的，其实开始的确是官方的提法。

　　这个提法后来被新思潮的倡导者借用，“夺军权”成为他们理论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夺军权不像夺行政权那样把公章夺过来就行了。当时一些人把毛主席一些著名的话搬了出来，如“枪杆里面出政权”、“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等。他们认为要经过一场全面的战争，把军权夺过来。武汉“7•20”事件以后，中央一度对局势的判断是非常严峻的。因此，1967年7月底8月初，中央一度想通过武装革命左派来稳定局面，也就是要给他们发枪。结果没想到，发枪造成天下大乱。发给这一派，那一派也要；不发就抢，到了1967年八九月份，全国出现了抢枪运动。当时街头热闹极了，很多人被打死，但不是被故意打死的，而是流弹，因为大家拿到枪以后都想试一试。我有好几次差点被打死，几乎都是流弹。到了9月，中央认识到这个局面太危险了，10月就开始收枪。但是不少组织是交大不交小，交坏不交好。交枪之前很多人还会舍不得，要再开枪、扔个手榴弹玩玩，因此那时武汉江滩上不时听到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极度危险。我有一次在有一些沙堆的小路上走，大路上有人开着敞篷吉普车，学着美军的样子，对着沙堆开枪扫射，幸亏我及时蹲下躲在沙堆后，否则就没命了。

　　收枪却引起了新的一批人思考，这就不能不提到“省无联”，即“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会”，其主要人物是当时的高中生杨曦光（“文革”后改名杨小凯，成为经济学家）。“省无联”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这类所谓新思潮的组织，北京有“共产主义小组”，山东有“十月革命小组”，上海有“东方公社”，广州有“八五公社”，武汉有“北决扬”。不过，“省无联”在国外名声最响。杨曦光本来也算是个高干子弟，但他爹1959年反右倾时挨过整，所以他的身份不太明确。他当时模仿毛主席办了一份出版物，叫《湘江评论》。他写过《中国向何处去》、《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还写过《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同样是效仿毛主席1920年前后组建共产党。杨曦光判断出现了一个红色资本家阶级，他憧憬的目标也是巴黎公社。在一篇文章中，杨曦光说：“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中国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中国要“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他的著名预言是：“中国向何处去，也决定着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必然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新社会去。”

　　那么实现“中华人民公社”目标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暴力革命。杨曦光说：“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这个判断与当时的党中央非常不一样，更不要说与保守派是背道而驰的，即使与造反派的主流也大相径庭。杨曦光希望看到的是一场战争彻底推翻、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然后建立新社会。而这个时候，全国各地正忙着建立革命委员会，有的地方革委会已经成立，有的正在筹建，希望实现最后全国山河一片红。而杨曦光们关注的不是造反派在革委会中有多少席位，而是展开了对革委会的批判。用他的话说，当时的形势是“政权形式表面上有了变动，由旧省委、旧军区变成‘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但是‘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军（长沙当地驻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杨曦光同时对毛主席提倡的“三结合”提出批评：

　　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

　　简而言之，杨曦光不仅要推翻“文革”前的权力机构，也要推翻革委会，这是与其他人很不一样的主张。为此他后来被抓。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纷纷出面批判“省无联”。

　　但是湖南的“省无联”垮掉以后，新思潮并没有结束，又在其他地方冒头。我没有时间细讲，就只讲我熟悉的武汉的“北决扬”。这里“北”是指“北斗星学会”；“决”是指“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派联络站”；“扬”是指《扬子江评论》。这是三位一体的同一群人。我对“北斗星学派”的印象最深。我在宋永毅那本书的序中写道：

　　我依然记得一九六七年秋的那个星期天。正是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一大早散步到武汉二中门口的大字报栏前。街头没有什么行人，我漫不经心浏览着新贴出的大字报。一篇题为“北斗星学会宣言”的大字报引起了我的兴趣。文革中，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成千上万，但它们的名称中总少不了“革命”、“造反”、“捍卫”等字眼；而且它们一般称自己为“什么什么战斗队”“什么什么兵团”“什么什么总部”，“什么什么司令部”。可眼下却冒出个自称“北斗星学会”的组织，这可得看个究竟。宣言的文字果然不俗，一扫时下流行的文革八股那种刻板文风。这篇《宣言》是这样说的：

“要当官的就让它争席位去罢，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养法罢，自有一大批自强不息的革命小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弹药和武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从来都把这场空前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更为空前伟大的世界革命风暴的引子和序幕，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历史证明了，未来不是属于陈独秀、瞿秋白这些五四时期曾经大喊大叫一时的风云人物，历史还将证明下去。只有那些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方是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

　　这完全是模仿青年毛泽东的写法。“北决扬”有两位重要人物，一位叫冯天艾，另一位叫鲁礼安，都是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现在大家知道得比较多的是鲁礼安，后来他出了一本书，叫《仰天长啸》，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的。最初的书稿是鲁礼安寄给我的，我当时非常不满意，因为里面充满了大量的“反思”，尽是陈词滥调。我建议他还原他当年的想法，而不是进行廉价的“反思”。鲁礼安后来对书稿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我也利用自己保有的原始材料对其中一些史实进行了细致的核实。书出版时把我的名字也列入其中，身份是编者。

　　上面说到“北决扬”是三位一体，他们中的一些活跃人物，在座不少人也许认识，比如海南大学的哲学家张志扬，又比如已去世的萌萌。萌萌是“大右派”曾卓的女儿，原名曾萌萌，后来改成鲁萌，再后来干脆叫萌萌。鲁萌的丈夫是经济学者肖凡。“文革”期间，鲁萌、肖凡都是中学生，一个长得很帅，一个长得很漂亮，经常在一起，被当时的朋友比作马克思和燕妮，非常有意思。

　　北斗星学会的《宣言》里说，“要当官的就让他争席位去罢”，意指造反派各派头目争权夺利；“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养法罢”，是指当时不少人热衷于鸡血疗法，甩手疗法。那时一边是武斗，是拼命，另一边是养生，是延年益寿，形成强烈反差。《宣言》后面对“司令”、“佛爷”（暗指北大的聂元梓）的不屑和对“大浪淘沙”、“风云人物”的期待，都说明“北决扬”成员认为自己才是将来“历史的主将”。

　　这些自恃很高的年轻人有什么新想法呢？鲁礼安当时断言：

　　中国最大的战争，无不是农民的战争，中国最大的运动，无不是农民的运动。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

　　他据此推断，1968年全国将会展开一场农民的大革命，为此他写下了《决派宣言》。既然有了这个判断，鲁礼安就模仿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

　　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将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

　　《决派宣言》是这样结尾的：

　　伟大的中国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它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农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活力。

“决派”要在新的暴风骤雨里接受洗礼，他们很快就发现一个典型，而且这个典型是送上门来的。当时湖北浠水县巴河人民公社（闻一多的家乡）有一群农民成立了巴河红色造反者第一司令部（以下简称“巴河一司”），其司令王仁舟不是农民，而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1964年被打成反动学生，押回原籍。他当年为什么被打成反动学生，现在已经不清楚了，很可能不是因为他太右，而是因为他太左。“文革”起来以后，王仁舟夺了家乡的权，他要建立一个“廉价政府”，自称“一号勤务员”。读过《法兰西内战》的人都知道，“廉价政府”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一个解释。“廉价政府”下面设有各种委员会，完全是模仿巴黎公社建立的。其工作人员全部普选，工资水平不高于一般水平。这些听起来都挺好。但是，另一方面，王仁舟推行“新农村”试验，要求农民耕牛集中、生猪集中、匠人集中，强化集体经济，办合作社，搞综合厂，甚至要拆除原有的房屋，集中地盖平房便于管理，便于生产。这些举动把农民搞得焦头烂额，比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要极端，结果引发“巴河一司”与保守派的激烈斗争，直到大打出手，最后被其对立面赶出巴河。他们于是跑到武汉，搞抬尸游行。这引起了鲁礼安的注意，对他而言，这是不期而至的农民运动样板。

　　随后，鲁礼安学着毛主席去安源的样子，带着油布伞，去浠水做农民调查。他与杨曦光一样，于1967年底写了一篇《浠水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但出乎意料的是，1968年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当时是传递中央精神的主要渠道）完全没有提农民运动，这让鲁礼安非常失望，但他并不打算完全放弃自己的判断。

　　鲁礼安思考的下一步是废除常备军。如果读过《法兰西内战》，这个提法也不新鲜，但在1968年的中国就显得十分特立独行。鲁礼安的想法是废除常备军，即解散人民解放军，代之以所谓“人民武装”。人民武装就是重新组建民兵，他们不是专业的、拿军饷的部队，而是普通老百姓组成的人民武装。

　　鲁礼安还有一个判断，就是要出现新的政党，取代共产党。这个新的政党会出现在哪里呢？他认为既然“文革”的第一波高潮出现在北京，北京就不会是下一波高潮的中心。下一波革命的中心一定出现在两湖地区，惟楚有才嘛。潜台词是，“北决扬”将成为新政党的基础。由此可见，他自恃是很高的。

　　下面我简单说说新思潮倡导者后来的演变。

　　伊林•涤西1972年又开始写文章，题目比较怪，叫《论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稿件投给《红旗》杂志，当然没有登出来。1976年“四五运动”时，他们也出来了，但没有什么影响。打倒“四人帮”以后，他们跟北京原“四三派”的头儿李冬民（伊林与李冬民曾是初中同学）联系在一起，贴大字报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为邓小平复出呼吁。这两个人现在都已经退休了，一个在深圳，一个在北京，境遇都不太好，基本上都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了。

　　杨曦光一直都在走极端，几乎是一个典型。后来，他反对任何革命，认为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当年鼓吹的无非就是改朝换代；一旦实现了我们的目的，中国更糟糕。他90年代成为鼓吹自由经济、宪政的先锋，是最早在中国鼓吹宪政的人。生命的最后三年，他又变成了一个基督徒。

　　鲁礼安在“文革”中坐了差不多十年牢，《仰天长啸》很大一部分就是讲他在牢里边怎么度过的。后来他在政治上是个自由派。张志扬与萌萌，在政治上是倾向自由派的，但不像杨曦光那么意识形态化。其实“文革”一结束，杨曦光去武大读书，与张志扬、萌萌、肖凡这些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张志扬潜心学术，立志建立中国现代哲学。

　　与武汉“北决扬”有联系的还有一个人物，即广州的李正天。李正天中学是在武汉读的，大学考到广州。“文革”高潮期间，他返回武汉，与鲁礼安等“北决扬”人士很熟。1974年，他成为广州“李一哲”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其余两位是陈一阳与王希哲，“李一哲”是从三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李正天现在被人称作“哲人艺术家”，基本上不关心政治问题，而是画出了一些很有哲理的画。陈一阳现在谈禅，谈佛，谈老子。前不久，他写了一个帖子，叫《假如我当总理》，内容只有两条：中国实现共和，世界实现大同。这不等于没说嘛！他还写了一篇《纪念“李一哲”平反30周年结束语》，内容是三个破折号，一个字都没有。也许他有一肚子话要说，但一句也表达不出来了。打倒“四人帮”之后，王希哲参加了国内的民主运动。后来他受洗，皈依了基督教，但现在又转向左倾。这个人是变化最少的，其他人都变了。

　　黄万盛（前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王绍光先生的发言非常好，基本上是用编年叙事的方法把他关心的问题非常清楚地整理出来。我很感动，有一段时间我在关怀相同的题目，但是我的专业相对集中在哲学领域，所以我更会从思想史的路径去探索。它的组织形态、人员结构常常不是我关心的重点，但是今天的发言让我有很大的收获。碰巧的是，他题目当中提到的那两组人物都是我的熟人，伊林几个月之前还到我的寓所来过。我给您补充一小点。作为个人经历，那些人始终处在自我解释的语境中，他们需要对自己的作为有个说得通的交代。现在，他为什么来找我呢？可能他是想把政治理解的线段再放长。啊，这也可能是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当我们努力来理解我们社会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很多变化的时候，我们在争取把这个理解的线索延长。我们看看能否把70年代，包括王绍光先生主张把60年代后半段，甚至更长远的某些要素也加入到这个理解的长河当中。当我们把理解特定历史时段所发生的重大改变的线索延长时，很多重要的因素就会卷进来。比如“文革”和毛泽东，是我个人很想探讨的问题。我在哈佛的时候，美国研究“文革”名气很大的一些学者基本都在哈佛，像麦克法考尔等。我们有时参加一些会议，有一些交流互动。我努力把对“文化革命”的理解从仅仅是一个权力斗争的说法摆到一个更长的历史谱系当中去加以消化并重新认识，而美国的那些学者基本只是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理解毛泽东和“文革”。在我看来，那是远远不够的。

　　事实上，作为中国进程的实际参与者，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大问题，直到今天也还在继续。清末民初时，当中国开始自觉地进行精神谱系的断裂和再造时，它实际上把中国传统的制度资源彻底抛弃了。因此，一旦夺得政权之后，如何去建立一个制度的架构，就不仅仅是绍光先生描述的那一代人在考虑我们的革新应该革到一个什么样地步，事实上，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的领袖集团都在面临这个困境，所以从延安到了西柏坡的那段时间，当看到整个中国的天下快要拿下来的时候，关于制度建构的考虑成为头等要事。事实上，这也成为从制度到思想的一个共同的交叉点。当然，不只是政党领袖考虑这些问题，一些党外的社会精英也在考虑这些问题。这个焦虑可能是理解后面中国变动的一个关键点：从价值的目标到制度的配置，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围绕这个中心课题，党内党外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和主张，这些分歧演绎了一场又一场愈演愈烈几无休止的运动和斗争。所以我想提醒那些学者，把他们关于“文革”是权力斗争的思路扭转过来，回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线索上来。说实话，这很难，非常难。大家如果关心的话，可以看看《哈佛看中国》，一共三卷本，其中有一卷是“经济与社会”。这部书是对在哈佛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和专家的访谈集。几十篇的访谈当中，大概我的那篇是最长的，我谈了三万多字，谈论如何理解中国的问题，其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理解毛泽东的政治努力和思想活动最后会落实在“文化革命”这个特定的结果中，其思想谱系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当然，我不可能像绍光先生去做一个编年史意义上的工作，我基本上是一个思想史的努力，比较多地考虑建立一个可以理解的思想谱系。但是，编年史方面的努力能够帮助我去消化和理解一些另类的复杂问题。王绍光先生研究的这个领域所涉及的人和事在“文革”中是比较少数的，更广大的红卫兵和青年造反派是在另一种语境和心态中，他们构成了更宽广的社会基础。这一群体在70年代及后来是如何影响中国的？这或许是更有说服力的课题，希望有好的研究。

　　单世联（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王绍光先生这篇文章的主题非常好。我们对“文革”中的非主流思潮研究太少，我在会前也跟王先生有所交流。综合起来，一是这些新思潮也好、异端思潮也好，为什么发生在两湖地区呢？其他地方肯定也有，但显然不如两湖地区那样有一定的规模和声势；二是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之间是否有一个思想上的延续性？我自己的感觉是不太一样。除了李一哲之外，这些思潮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毛泽东的种种论述。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家，在发表其主张和言说时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不但前后并不连贯，而且有时他的号召也不能完全贯彻到底。仔细读他的言论，不难发现他在若干问题上也是犹豫的。大体上说，“文革”前期他很高兴，群众发动起来了，“资产阶级黑线”“搞掉了”，“天下大乱”了。不过他也有担心，这在1967年的7月、8月和9月这三个月达到高潮，然后开始局部约束。但随着秩序的开始恢复，他认为官僚主义、“资反路线”好像又回潮了，因此在“文革”后期还有无数的运动，其主旨基本上是反回潮、反复辟、反翻案，而每一次运动都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当然，事实上它们已经没有“文革”早期的规模和杀伤力，已经温和或者说刀子已经钝化了。也许直到逝世之前，毛泽东也并不踏实，所以才有1976年他对华国锋等人的交代。从伊林•涤西到“省无联”，他们讲的农民运动、巴黎公社，都有很强的毛式原教旨主义的性质。毛泽东肯定是欣赏巴黎公社、认同农民运动的，但他是一国之首，顾忌很多，不可能真正做到“砸烂旧世界”。特别是对党的问题，他号召“向党进攻”，但没有了党，领导核心在哪里？他也没有现成的替代方案，最后是重建各级党组织，“革命委员会”只是行政机构，还是要听党的话，这方面是有矛盾的。我们都记得在1973年的十大上，王洪文的党章修改报告一方面大讲“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依然强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当时流行说法是“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而这些为难，生在社会底层、不承担管理责任的青年学生是没有的，面对官僚体制和社会不义，他们可以把毛泽东的造反精神坚持下来。这当然就涉及这些青年学生多大程度上是独立思考的。他们独立于当时的当权派，独立于当时的造反派，但是他们没有独立于毛泽东思想。我们可能更应当高度评价李一哲的大字报，因为它提出了民主和法制的问题。李一哲的大字报其实比此前的种种思潮更进一步，突破了毛的原教旨，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时代主题。毛是革命家、造反领袖，要从他的思想里找法制的观念是比较难的。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我的感觉是，形式上有连续性而内容上没有连续性。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思潮跟“文革”中其他思潮，特别是反“文革”思潮的关系？比如张志新、史云峰、李九莲、王佩英这些人，他们是反“文革”、反毛的。这在当时并非个别，否则我们如何理解当时要抓那么多的“反革命”？冤假错案极多，但其中确有反对当时的政治和政策的。而正是这些反“文革”的思想，而不是伊林•涤西等人，直接通向后来对“文革”的否定。当然，所有这些人都遭到无情镇压。我想这里至少有一个问题，就是王先生文中的种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有没有注意到这样另外一种反毛、反“文革”的思潮？

　　最后想问一个私人化的问题：王先生今天的观念跟伊林•涤西等人，跟“文革”中以真正造反派、革命自居的这些人，有没有什么关联？

　　老田（民间学者）：我们今天看到的“文革”，已经不是原本的历史过程了。关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问题很重要。为什么“文革”期间特别是早期，造反派把毛泽东思想抬高到压倒一切的高度？这与“文革”的政治博弈需要直接相关。

　　香港出版了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一书，对“文革”初期造反派（当时还是叫做“少数派”）与工作组的对立，在事实上梳理得很清晰。书中提到一件事，发生在1966年7月，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和团中央工作组的干部有过一场辩论，辩论主题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团中央的干部认为党领导要体现各级组织的领导，要具体落实为工作组和各级党委的领导，而中学红卫兵则针锋相对地认为党的领导只能体现为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中学红卫兵把毛泽东思想凌驾于党的各级组织之上。这个主张如果脱离了“文革”初期的具体历史政治背景，就很容易被看做个人崇拜的表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主张？关键在于“文革”早期工作组在大中学校中间，在“排除干扰”、“抓游鱼”等口号下，大抓“反革命分子”和“右派”，这个由工作组领导的运动方式造成一种现实的政治恐怖，从而在中学生中间激发出一种“组织主导的政治将对所有人造成危险”的想象力，从而热切地去寻求一种超越组织和官员主导政治的替代方案。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毛泽东思想才通过学生们的想象力被赋予了“政治解放者”的角色。说到底，是“文革”初期错误的运动方法和官员领导，导致人们对于组织的极度不信任感，这才在反面把毛泽东思想“塑造为”政治解放的旗帜。

　　今天去回顾团中央干部与中学生的争论，很容易想象：一个干部再差，依靠他的年龄优势和工作阅历，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会高于一个中学生。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老经验说服不了中学生的争论呢？说到底，因为运动的现实在中学生中间造成了不信任感，不管工作组领导批判他们抛出的“黑帮”校长也好，还是批判中间的“反动”学生也罢，都违背政策、法律乃至一般人的道德信条，这种胡乱整人没有任何道理，体现为对权力的极度滥用。这种运用权力的方式，被想象为对所有人构成潜在的政治威胁，为了应对这种威胁，中学生就把自己其实并不十分明了其内涵的毛泽东思想地位无限地拔高，用于否定这种因滥用权力带来的潜在威胁。毛泽东批评工作组镇压学生搞白色恐怖，支持学生建立自己的组织，这就有足够的理由，让中学生把毛泽东思想简化成一个最强有力的符号，这个符号是武器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文革”当中到底有多少个人崇拜真正来自于夸大的宣传，很难清晰地判别出来，反过来，学生与工作组的分歧却可以明晰地解读出来一种与毛泽东思想这个符号紧密相关的“政治需要”。中学生特别争取一个自己来解释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而不是听从“老经验”和“专家”，这也是与“文革”期间最为重要的政治博弈相关的。

　　王绍光：单世联问，这些新思潮的倡导者看起来像是“毛主义”的原教旨信徒，那么它到底“新”在哪里？我想它的“新”很可能跟路德的新教差不多。

　　刚才老田说，“文革”初，也就是1966年7～10月，最重要的思想斗争在于：谁是党？是组织的党还是思想的党？反党是说我反党支部书记就是反党，还是我反党支部书记不一定就是反党？这个解释权到底在谁手里？是在组织手里，还是在我自己的手里？这是争论的关键，这个关键贯穿始终。

　　如果我们要说“解放思想”的话，“文革”中的“解放思想”比后来的“解放思想”更关键。“文革”前，马克思主义也罢，列宁主义也罢，毛泽东思想也罢，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来解释的，好比宗教改革以前，上帝是通过天主教教皇来解释的，是通过上下有序的教会组织解释的。路德的新教允许通过每个个体来解释。这里的个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个体解释意味着这些个人和团体获得了解释权。新思潮“新”就新在这里，它不再服从组织灌输的解释。林彪相当于这个教皇体系中地位至高无上的大祭司，但是伊林•涤西可以不听他的，要自己来解释毛主席的思想。新思潮其他倡导者做的也是自己重新解释毛主席说的话。杨曦光要解释毛主席为什么放弃“公社”的提法，因为毛主席自己也没怎么解释，他就自己来解答为什么。鲁礼安也是如此。“文革”中对他们的批判是，他们曲解了毛泽东思想，曲解了党中央，但他们“新”就新在这个地方。

　　新思潮有几个有意思的现象，值得关注。首先，其倡导者很少有大学生，大部分是中学生，如果是大学生的话，很少有学文科的。也许只有这样的人思想中框框比较少。杨曦光大概是高二或高三，伊林•涤西是高三，还有一些人年纪更轻。即使年纪大一点的，如鲁礼安，不过是大二的学生，但他学的是船舶，船舶系当时是华中工学院最好的系，与军工有关，与潜艇有关。

　　其次，他们的团体都很小。有一次我与两位澳大利亚学者争论，他们可能被杨小凯误导了，认为“省无联”是个巨大无比的组织。我告诉他们，哪里有这么回事，“省无联”挂名的单位很多，但核心也就十来个人。武汉的“北决扬”核心人物也不会超过20个人。其实，全国的新思潮组织都一样。这些小群体聚集起一批很有意思的人，如“北决扬”中有些自学研究天体物理的人。

　　第三，新思潮具体“新”在三个方面的思考。一是判断中国有没有一个新的阶级，阶级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1957年，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出版了《新阶级》一书，在世界上很有名。但很少有人知道，1957年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个讲师周大觉提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理论。60年代初，《新阶级》被翻译成中文，内部发行，而新思潮的倡导者都没有见过这本书。他们独立提出了“阶级关系变化论”、“红色资本阶级论”，完全是基于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这是新的。二是判断中国将向何处去。当时官方的讲法无非是建立革命委员会，大多数造反派想的无非是把“走资派”批倒、批臭，把权夺过来，就万事大吉了。而新思潮的倡导者想的不仅仅是把人换了，还得换机构，这个机构今天也许是“公社”，明天也许是其他什么东西，如1974年李一哲大字报提出的目标就有变化了，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三是判断什么是通向未来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早期新思潮的倡导者有点盲目模仿毛泽东，有点原教旨主义，因此他们鼓吹夺军权、武装解决问题。但是后来出现了变化，如广西有一个中学校长，叫刘振武，他1968年写过两封公开信，认为“你要吃掉我，我也要吃掉你，互相进攻，各不退让”的派别斗争毫无意义，建议“通过两派协商，妥善地解决两派争端争取整个无产阶级队伍，重新实现真正的大团结”。又如，1968年初，浙江出现了一批人，他们说，不要打派仗了，有什么问题不要去打了，选嘛，选出来的人进入革委会。据说，浙江有些厂矿开始试着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我之所以没有把这些人和事列为新思潮，是因为他们往往不是团体行为，往往没有政治影响。他们采取的是写信的方式，或是私下的言论，属于私行为，不是公行为，而新思潮全是公开的行为。不过到了70年代，李一哲这类新思潮的倡导者开始重新思考派性问题。这时他们已经不赞成用夺权的方式、你死我活的方式解决各派之间的矛盾。李一哲提出的方法是民主与法制。早期新思潮中从未出现过“民主”这个词，他们提巴黎公社，但是到了李一哲的时候，这个词出现了，法制出现了。当然，他们用的是“法制”而不是“法治”，还不了解两者的区别。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新思潮对现状的判断、对目标的判断、对途径的判断都是不断演变的，一直持续到现在，原来的新思潮倡导者的想法，他们的同代人与后继者的想法还在变。

二、“文革新政”和70年代

　　蔡翔（上海大学中文系）：“文革新政”和70年代

　　我个人倾向于把“文革”分成两个阶段：1966～1968年，这一时期或许可以称为“早期文革”；1969～1976年则是所谓的“文革新政”时期，这一时期以全国“革命委员会”的陆续建立为标志，不仅开始全面恢复社会秩序，而且以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探索建立新的国家治理模式。这一新政时期的某些因素（比如“赤脚医生”制度等等）不乏积极意义，但是总体看，却暴露出更多的问题，社会原有的导致“早期文革”爆发的某些矛盾状况（比如官僚特权、干群矛盾，等等）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进一步激化。同时，“文革新政”自身也开始产生新的矛盾，这些重叠的矛盾累积导致中国的社会主义开始以危机化的状况呈现出来。当然，在当时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情绪或者社会无意识，尽管这一社会情绪或者社会无意识在80年代获得了某种“命名”，可是在1976年，却顺利地帮助了国家的某种转型。

　　因此，如何重新研究这一所谓的“文革新政”，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我在此只是提出若干问题，以供大家讨论。

　　第一，阶级斗争扩大化导致的泛政治化倾向。“文革新政”时期的阶级斗争特点之一是它的下层化倾向。如果说以往的阶级斗争对象常常是所谓的“上层”（官僚、高级知识分子等等），以此识别并重新巩固执政基础，那么，以“清理阶级队伍”为核心的运动方式则将斗争目标移向下层，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少见的。后果之一是造成群众内部的分裂，甚至相互揭发，人人自危。不仅指向每个人的旧有历史，同时对“阶级异己分子”的任意指定，导致权力的空前膨胀。而所谓“思想罪”、“言论罪”也开始流行，不仅导致群众逐渐疏离政治，也是后来“公共 / 私人领域”的理论能够流行的历史前提之一。我并不完全同意人的日常生活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但由此可以讨论的是政治究竟应该如何并且以何种方式进入人的日常生活。

　　第二，这一泛政治化的激进的国家治理模式在“文革新政”时期遭遇了种种挑战，其中之一是城市化的崛起。我在此提出的问题是，在我们讨论社会主义的危机化过程中，应该注意一些非意识形态化的因素，比如城市化的问题。1949年以后的城市化过程产生了自身的种种问题并要求政治的回应方式，比如：个人自由度的要求增加、人的基本需求逐渐向欲望化方向发展（由此带来的计划经济的危机）、娱乐（其中包括在同时性中寻求非同时性的需要）、生活方式、趣味、新的时尚塑造，等等。我曾经强调社会主义也在生产自己的中产阶级（城市市民），那么这一阶层的要求如何潜在地对抗“文革新政”就是一个需要重新讨论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第三，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新的技术和媒介的出现。农村问题这里可以暂时搁置（实际上无法搁置，70年代中期，县办化肥厂的兴起、水稻杂交技术的成熟等等，导致粮食产量提高，但是丰产为何不能缓解农村的贫困，反而刺激了80年代的包产到户？）。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工业化的速度加快，比如化工业的兴起，化纤产品导致的服装革命，传统的艰苦朴素遭遇到什么样的技术挑战，新的审美观该怎样回应，等等。生活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可能是重要的，它会要求相应的文化政治的形式，在这方面，“文革新政”的形式化程度或者形式创新是不够的。这个问题今天也仍然值得左翼思想重视，如果左翼思想缺乏在生活领域中的号召力，它的力量就会相应变得薄弱。

　　第四，“文革新政”出现的另一个可能重要的问题（当然是对我个人的专业而言），是审美领域事实上开始疏离政治，个人开始通过非主流的审美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化追求。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革命曾经有效地利用了种种审美形式，并成功地将政治情感化和审美化，那么，在70年代，是什么原因阻止了政治的这一审美化的转换过程？如果将审美活动处理成个人的情感领域（施米特语），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当时的政治无法再度进入个人的情感领域，而审美领域的相对独立实际上推动了80年代的另一种政治化想像？

　　第五，“文革新政”开始大批量地生产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知识青年，怎么解释这一群体的存在和特性？），这一群体和取消高考制度有关，事实上的人才积压。一方面是新的社会分层（特权、开后门等等），另一方面是强行抹平这一分层现象，从而导致阶层间的流动性的基本消失。重新讨论70年代的阶层分化，仍然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领域（比如经过“早期文革”，官僚阶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进一步加强甚至固化），引申出来的问题则是，什么是可以容忍的阶层差别，以及在这一可容忍的阶层差别之间，形成良性的流动，而不是根本的否认，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否认，又恰恰为制度上的分层提供了阶层固化的可能。这是一个曾经出现过的历史的悖论现象。

　　第六，应该承认，“文革新政”仍然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当然，何种现代化仍然存在冲突），一个问题是，中美关系解冻带来的思想冲击，中美、中苏、中美苏关系，在这一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中，国家利益被凸现出来，两个传统的世界性视野逐渐淡出：国际主义和第三世界。而在这些问题背后，则是对“天下”的伦理承担。离开这两个视野，离开对“天下”的伦理承担，现代化才可能转化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即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只有通过和发达国家的交往才可能加速（雷迅马语），而这一现代化理论导致的结果则是“内面的人”的建构（槟谷行人语）。

　　第七，在“文革新政”时期，“早期文革”的精神并没有完全消失（造反、怀疑精神、独立思考），“早期文革”的特点之一，是毛泽东和群众的直接结合，由此导致了叛逆性人格的形成（尤其是青少年），某种迷信状态中的解放，而“文革新政”中的“学理论”运动，通过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阅读，造成的实际的思想结果，其中一点，是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被打破，个人开始争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并开始产生对现实的质疑和对未来的重新想像。但是，70年代的这一“异端思潮”（或“新思潮”）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以及它和“早期文革”的异同（从杨小凯到李一哲），需要重新讨论和研究，而这关系到80年代思想和文学运动的研究。


　　黄万盛：蔡翔企图把影响一个大时代的因素归约为几个基本论题，我想就此谈一些粗浅的感想。能够注意到大的政治叙事结构和日常生活当中的细节，包括像化纤品等这类东西的出现对社会的影响，这是非常可贵的学术努力。我们知道从年鉴学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日常生活史”之后，历史研究的领域被大规模打开了，但与此同时形成一个化约主义的困境，就是我们怎样把广泛的生活内容还原到一个可以追寻的历史谱系和精神线索中去。后来在年鉴学派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面，谱系学的考虑出来了。它要建立一些更有机的联系，能够更好地了解历史的脉络。我们能不能在多元因素了解生活的同时，更加集中地去理解生活方式和历史叙事的关系？这是因为日常生活跟生活方式之间还是有距离的，柴米油盐是日常生活的内容，而不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由生活信念、习俗、群体组织机制、日常行为规范等结合而成的特定的生活形态。当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时候，有意义的历史变化也就发生了，所以从一个特定生活方式的形成和改变去透视那个社会后面一些支架性的要素的变化和历史变化的关系，对我们了解历史的继往开来会有真切的体认，而不是历史概念的堆砌和生造。

　　单世联：蔡翔、王绍光两位先生都是立场比较鲜明的学者，这次所探讨的话题也是共同的，那就是“文革”后期的中国思想与社会。两位的观点也是相同的，那就是70年代与80年代或者说“文革”前后具有连续性。近三十年来，大家比较强调这两个时期的断裂，现在有人来讨论它们的连续性，当然是有意义的。其实，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可以从连续性和断裂性两个方面来理解。我们经常会使用“历史新时代”或者“历史里程碑”之类的话，“新”相对于“旧”而言，哪一天是新呢？是今天还是明天？“新”并不是从某一天开始的，“历史的里程碑”也不像公路里程碑一样确定，生活总是延续的，但它确实也在变化；变化是逐步的，只不过有时变得快一些，有时变得慢一些。以“文革”为例，两位强调其前后的连续性，但其断裂也很明显的。比如邓丽君完全不可能在“文革”期间进入中国大陆，70年代末开始传入广东时还是悄悄的，1983年我去广东之后，唱邓丽君的歌曲原则上还是不允许的。有没有邓丽君，这就是一个断裂。歌声所表现出来的，是新的感情方式。自然，邓丽君传入中国大陆，也是一个过程。我的意思是，历史有连续有断裂，我们可以考察它的任何一个方面，但对任何一个方面的理解都要关照到另一个方面。当我们讲，“文革”以后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不能说这个变化是忽然有一天“千树万树桃花开”。当我们考察70年代、80年代的连续性时，也应当看到这两个时期还是有巨大的变化。如果不是“文革”结束，在座的诸位恐怕基本上不能上大学，更谈不上在此谈论毛泽东。如何在强调一方面的同时又承认另一方面的合理性，我想是类似于蔡先生和王先生这类研究所应当关心的一个问题。无论如何，要理解80年代以来的中国，强调变化可能更符合历史事实和历史体验。

　　刚才黄万盛先生提出，对任何事件，如果我们放长时间来理解，就会更加清楚，事实上也是这样。问题在于，对于漫长的人类历史，我们的研究还是必须划分阶段。比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实际上在此之前有加罗林文艺复兴、热尔贝文艺复兴、12世纪文艺复兴，但我们还是要说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开启了西方历史的新时代。研究历史，是看重它的连续性还是断裂性，取决于我们想要突出历史的哪一方面，这不只是一个方法与视角的问题，也是一个观点的问题、评价的问题。两位先生强调了70年代、80年代的连续性，对目前依然流行的一些简单的说法是有校正作用的。

　　关于蔡翔先生的主题发言，第一个问题是所谓“泛政治化”的问题。你说到阶级斗争下层化的问题，在中共历史上是少见的。这个“少见”少到什么程度？在我的认识中，延安整风时期人人写反省笔记、相互揭发是下沉的，土改时广泛动员群众斗地主是下沉的，反右时上级下指标到具体单位也是下沉的，反右倾运动中不少基层干部受批判、被打倒也是下沉的，“四清”运动中的“扎根串连”也是下沉的。我记得大概是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的时候，所在生产队就有些老农民议论，说还不是老一套，上面整完了又来整我们。这个例子说明至少当时就有人认为，这种“下沉”是老一套，他们也有对付这种“下沉”的经验。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说的社会主义产生了自己的中产阶级。这个问题很复杂，我想请教的是，“社会主义中产”这个概念如何区分于韦伯的普遍化的科层制和托洛茨基派所说的“官僚阶级”？这个“中产”究竟是官员干部阶层还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你说这个中产与城市化有关，城市化是不是带来了欲望或者说新生活，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过在“文革”后期，城市权力重建后对社会的控制更厉害了。如何理解权力重建、官僚制的强化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似乎还需要进一步展开。第三，你讲到了农村丰产了没有丰收，你用了一个问号。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比如我当时生活的农村，粮食紧张是普遍现象，每年的“长三春”，大多数农家都因粮食不够而甚感痛苦。但农民劳动都很苦，起早摸黑是常事，“打突击”、“加班”、“三抢”这些字眼就反映出当时农民的辛勤。当时的产量确实不高，但此外还有一个粮食到哪里去了的问题。我后来知道，“文革”后期国防开支非常大，支援亚非拉非常慷慨，这不能不影响到农民的口粮。是不是这样，需要再研究，但我说的这两个因素，肯定是存在的。实际上，这两个因素在“文革”前就在影响普通人的生活了。第四，你用了一个“文人集团”的概念。我不能设想，在打出了无数“反党集团”之后，还依然存在一个“文人集团”。可以被称为“文人”的，当然没有全部被打倒，但他们之间的交往受到很大限制。即使还有你所说的这类“文人”在从事文化工作，他们也没有什么自主性，更谈不上影响或参与“新政”。直到1986年我在广东省文联工作，我经常跑剧团和艺术家团体。我发现，一出戏的产生，根本不是几个文人的事情，从拟定主题到深入生活，从准备提纲到修改定稿，从排练到公演，有无数的领导和部门参与其中，真正是咬文嚼字。所以，“文革”后期是不是有一个文人集团并且能够发挥社会作用，还需要再考虑。你所说的第六点我觉得讲得很好，就是说国家利益。1950年到1960年的国家文献当中没有“国家利益”这个词，但是中美关系的解冻，除了“国家利益”之外，我们无法解释。事后看来，这也许是告别意识形态时代的一个重要动向。当然，也不能估计太高，因为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至今也鲜明存在。

　　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万盛老师讲的“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命题还是存在的，但我觉得面对这么大的命题，思想史的梳理是一个方面，同时还是要追问很多内部的细节或开挖深度的史料来支撑，才更有价值。上个礼拜，我参加了朱永嘉与当年写作组一些人的碰头会，他们主要想把当年从《红旗》组稿组到写作组，以及上海这段历史跟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梳理清楚。我听到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也是发生在写作组身上的事情，就是有一篇文章写了36稿都没有改定。主旨是姚传下来的，而所有姚传下来的主旨都是毛的意思。他们一直不理解，反复修改都不成功。“文革”初期讲“四大”，讲巴黎公社式的选举，直至夺权后仍在一些地方发生因保守派人多通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上台的事。所以，这篇文章的旨意就是“协商”，就是“有限选举”。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是“文革”大民主的一个法宝和象征，但当主义、原则与政治需要发生抵触的时候，还是要变通的。从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到“有限选举”，这是“文革”中中共高层指导下的重大变化，但又不明说，让下面发出一个声音，具体的写稿人怎么能领悟、吃透其中的微妙之处呢？怎么能不写36稿呢？“有限选举”，我听了非常震惊。所以，我们关于谱系思路的梳理，还需要很多深部、细部的史料来支撑。

　　黄万盛老师讲权力的问题要拉到更长的谱系来看，这无疑是对的，因为可以看得更宽阔、更深远。同时，反过来看，拉到更长的谱系也要追问这个权力的来源和构成，这两者是不能脱离的。最近，我们从上海一个很支持“文革”研究的收藏者手中，看到一个细部的史料很说明问题，那就是上海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当时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陈新发的九大日记。原版本，很宝贵吧？我们原来看到九大的材料，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之类的。这本日记每天都记，哪天代表团怎么行动，开什么会，王洪文来传达报告什么，等等。会中一天，日记记录晚十点半，张春桥、姚文元与上海代表团会面，姚的讲话比较短，强调当时要解决的是“人—人”关系；张讲得比较长，整个都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路，关于劳动与工资的问题、公有制的问题、个体户的调查、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他都讲到了。我们知道，这个通过柯庆施传达给张的源于毛的思想，促使张在“文革”前就有这么一篇文章，并得到毛的高度赞扬。在1969年九大召开的时候，张又这么系统地讲，所以实际上，这个跟张后来的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一脉相承的，且张在这个方面有着极其鲜明的表达。

　　我以为像这类史料能够开发、利用，是对扫描、理解思想谱系的支持。

　　黄万盛：张春桥的坚持，我认为不难理解，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坚持这个问题。我说不能那么简单把“文革”看成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权力斗争，在斗争的后面真正隐藏着社会目标理念上的重大分歧。后来毛说路线是决定一切的，这句话是有内容的。我们要去了解那个路线是指什么。但毛本身对他的那些概念是不是足以构成一个社会制度，我觉得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他可以从巴黎公社里面吸取很多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全部结合在一起是不是足以建构一个可以运作的社会制度体系，那是极大的问号。一直到最后，他都没有把握，所以他还是要说“七八年再来一次”。反正是要把这个循环坚持下去，最后能搞出什么，他并不知道。希望在这个问题上看到分歧，但是不要把分歧的目标过度理想化，这当中是有一些张力的。

　　徐俊忠（中山大学哲学系）：毛泽东确实有一个制度重构的设想。“文革”在度过最混乱的年头后，他就抓这个东西了。我写过一篇文章讲他“虚君共和”的两次实践。“虚君共和”的第二次实践从1969年开始。1969年2月召开全国计划座谈会，部署一系列的改革。很明显，这是“文革新政”的重要内容。改革的力度很大，把原来国务院90个部级单位合并为27个，把国务院政府工作人员的编制只保留到18％，剩下的82％就到“五七”干校去了。除此之外，在财政上，当时的变革也相当大，削减了中央财政的比重，扩大了地方财政的比重。记得中央财政所占比重，最低的年份不到12％。后来说财政到了崩溃的边缘，大概就是指这种状况。与此同时，还有国家的物资调配的改革。我们讲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一些重要物资的调配计划。1966年国家统配和部管物资达579种，改革后到1972年降到200多种。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没有用“文革新政”，因为我觉得要把一个概念确立起来，没有做充分的研究是不行的。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毛泽东确确实实有一个很大的社会制度的改革构想。1966年、1967年“天下大乱”，1968年就开始做改革的部署。今天许多人认为“文革”就是要打倒刘少奇，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我赞成黄老师讲的把审视历史事件的视线延长的看法。实际上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这一改革，由来也是已久的。他非常不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构起来的制度。那个制度基本上是从苏联搬过来的，他当时就多次批评了，《论十大关系》就很明显了。从《论十大关系》到1958年，由虚而实，来了第一次“虚君共和”的实践。但由于1958年那一次太急，加上许多干部思想上也不通，结果弄乱了。弄乱了以后就治理。当时毛泽东组织放权时，“放”得很厉害，后来治理时就“收”， “收”得也很厉害。“收”是刘少奇主持的，也有陈云的重要作用。把这段历史接起来看，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权力斗争的问题，而是有价值理想底下的制度建构的差别。当我们看到这个差别真实存在的时候，你再说毛仅仅为了权力斗争，为了个人之间的斗争，就不可信了。

　　蔡翔：谢谢几位的补充。我这里只是对自己80年代的研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只是一种自我提问，因此可能表述得不是特别清楚，希望有机会能修改出一篇文章。我选几个问题回答。到底怎样去区别一个时代跟另一个时代之间的关系，我比较习惯这样来解释：某一时代和上一时代的关系，往往是这个时代要回答或回应上个时代的问题，包括上个时代的问题出现危机，这样才建构成时代和时代间的关系。因此，80年代实际上是在回应70年代的问题，70年代则要回应60年代的问题，换言之，一个时代的问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而且这些问题被危机化以后，一定会影响到另一个时代的出现和发展。也就是说，要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又会引发新的问题，然后又会引起下一个时代的出现。至于阶级斗争的下层化，不仅仅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它实际导致的是群众内部的分裂，以及对政治的逐渐冷漠，这是所谓70年代的非常重要的特点，和以往的政治运动有联系也有区别。至于社会主义如何生产出它自己的中产阶层，这是个大题目，我在以前的著作中有过讨论，但还不够，还应该继续深入研究，但我要说的是，它不仅仅指干部阶层，还应该包括其他群体。很多问题，在60年代的前期就已经出现了。刚才说的农村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兼业的问题。但是如何兼业，怎样兼业，就会涉及许多问题，包括交换。我觉得传统的社会主义，一直没有很妥当地解决好交换，也就是市场问题。　

三、70年代的伦理记忆与日常生活

　　黄万盛：70年代的伦理记忆

　　对于70年代，我这代人是完全经历过的，而且记忆也仍然存在，所以回过头看这段会有一种历史感 ，特别是历史的沧桑感。我们做历史研究的 ，通常会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因为历史的跨度很大，你不能事无巨细一并处理，所以人们会把一些历史的大事件作为标志，并串联起来构成一个历史叙事；所有的人读世界史，读欧洲史，乃至于读中国史，读到的都是这些大事件所组接起来的历史，而大事件之间的联系基本上是一个建构活动，是一个解释活动。这样一种史学方法有它的优点，能够自如地把一些大事件天马行空地走完，但是也有缺点，就是我们忽略的东西也许并不那么微不足道，相反可能非常重要，所以当代欧洲、美国的历史研究当中，更多的是摒弃这种串联大事件的历史研究方法，更多地注意事情背后更隐秘复杂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讨论70年代这个问题的理论合法性时，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的一种历史观。

　　当然，我在美国还接触了另外一些非常好的思路。大家看看，今天坐在这里的大部分都是男性。男性在历史理解的过程当中对于权力、政治、战争这类非常强势的东西有很强的情感关怀。这是一个性别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女性主义叙事的历史观念，她们看到的并不一定是这些东西，女性的叙事观念能够慢慢地进入到历史叙事当中，能够打开很多东西，比如协调、合作、交往，比如日常生活领域，可以更多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和主流来加以认识。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未见的历史真实发生的样子，很多是我们用自己的感受建构出来的。在讨论70年代的时候，我根据的是自己受过的专业训练和思考，这是有限制的。和各位学者的思考有所不同，我可能更关注哲学、观念形态、思想史对历史的作用。其实，对历史事件的因果描述和对历史进行观念价值角度的讨论，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它们是可以相互补充的。

　　帕思卡•卡萨诺瓦是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他的《通信中的公共世界》一书讨论了公共世界是怎样产生的。针对但丁的《神曲》翻译的研究工作——比如你要把它译成葡萄牙语，我要译成英语或法语，有一些段落和词句我们不太理解，于是写信讨论怎么翻译——他把这些书信尽可能地集中起来，最后发现在这些书信当中讨论的问题，最主要的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价值问题——新价值的出现，特别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带动的一些价值观念突变，和原来的生活价值产生一些冲突。所以我们如何在一个新的价值观念自身的意义上去理解它，而不被我们生活经验所局限，这就需要重新解读、认识、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得到传播，地方的经验在翻译中成为普世的认同。这本书讨论的就是但丁作品翻译过程对于新价值观的传播与建构所起的作用。从后面的历史我们知道，价值的推动导致了整个近代史的大量演变。

　　王绍光教授今天上午提到马丁•路德。哈佛有个研究马丁•路德非常出名的教授，叫艾瑞克•艾瑞克逊，他写了非常有名的著作，叫《青年路德》。他集中了解路德在童年、少年到青年的心路历程。他发现路德在那段时间有一个认同的焦虑。在怎么定义自己上产生了很大的焦虑，路德一直在问：“Whoam I？”（我到底是谁？）所以这个问题不断突破，不断深入，我们最后看到一个伟大的景观，就是用个人对圣经解释的权力，去解构教会垄断的这部分权力，这在后来带动了伟大的新教革命，乃至于整个现代化的出现，我们都要追溯到新教的源头。艾瑞克逊后来讨论的问题就是伟大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所谓伟大个人，就是能把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带入历史进程的人，所以他认为伟大人物创造历史，这一观念和我们很多相关讨论有不谋而合之处，因为我们如此地关注毛泽东，关注和他相关的一些人物。当然美国的学术界对他有很多批评，认为他把伟大人物对历史的作用过分夸大了，忽略了各种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本身对历史的作用。

　　我也觉得在哲学上可以把人物这个因素过滤掉，集中考虑价值的突破，不管是伟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在历史的一定阶段中，起到一个价值突破的作用，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对价值的突破和现实关系之间的变量做比较深入和谨慎的分析，而不是那种大思想冲突后会引起重大的历史转变的简单看法。比如说启蒙运动，我们说经验的、理性的力量对于神学世界观的解构，引起其后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这是通常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引导我们注意某种大观念的突破所带来的巨变。但是现在史学研究也发现没那么简单，社会转变的背后有更深刻的联系。比如在民主的建构当中，是否真的跟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的崛起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而跟宗教的关系截然割裂？其实在选民背后的问题有很深刻的基督教背景，所谓人是上帝选民的理念；再比如法律的超越性，实际上是来源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为人类立法。理性对世界的权威性，其实与上帝的外在超越的结构本身有关系。这就是基督教所建构的生活方式对历史的支配性影响。很多思想家讨论的其实不只是启蒙理性对现代化的关系，更广泛的是讨论传统基督教的改变和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以为断然割裂的东西，到后来被发现里面的筋骨和血脉是完全纠缠在一起的。这对中国的思想家或许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从“五四”的世界观到《共产党宣言》的两个“决裂”，人们比较习惯从断裂的角度看待历史和处理问题。收到开放时代论坛的邀请，对我来讲，也是对自身历史观的反思、检讨的机会。我们怎么看70年代后所出现的大突变，然后努力寻找这种突变背后隐形的、复杂的、重要的联系？我觉得在这些隐性的联系当中，隐含的最重要的要素，可能是更深刻和更久远的基本价值，比如自我认同的问题，比如自我实现的价值空间的问题，比如自我在社会中面对的秩序在伦理上的合法性的问题。实际上所有的变化，都是围绕这些问题的定义来重新开展。从英文的角度来说，改革、变革，前面的词缀都是“re-”，“reform”，“revolution”。它基本上是讲一个已有的东西，因为偏离了，改变了，所以我们要进行重组，而不是开天辟拿出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东西。因此我们需要考虑连续性，包括在连续性上去考虑断裂是如何发生的，而不是一考虑连续性，其中的断裂就没有了，这是一个两面的问题。

70年代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我们所持有的最基本的价值，当然也包括60年代的后期，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组的阶段，它是把我们原有的一些观念重组后的宏大规模和过渡现象。70年代是一个太过复杂的历史时段，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大事件，而且大事件发生的频率是如此之快，前面事情还没有适应，后面已经来了，改变是非常跳跃的。而构成70年代存在的主体，又有非常复杂的年龄阶段，比如像王朔和姜文，他们那出《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关于70年代的儿童记忆。而对于在70年代历经斗争的老年人，如果让他们去写70年代的故事，会充满苦难、悲惨和辛酸。各个年龄阶层在70年代对他们所经历的事件，本身还有解读的立场和角度上的差异，所以会变得特别复杂。我们能不能在如此复杂的事变和多元的参与主体当中梳理出一个基本的可以共享的线索？我觉得这是这次会议非常深刻和潜在的目标，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一部分，那我会非常高兴。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对于价值核心输入的最重要的课题，是主体的问题，就是所谓“当家作主”，“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学生、小学生、工人，还有其他的阶层，都可以对制约他们生活的制度结构提出反抗和挑战，虽然来源不是自我建设的，是外部输入的。通过毛，通过中央文革小组，通过“两报一刊”社论等各种各样的途径输入脑海里面，它完成的行为效果，是一个主体意识的出现。这个主体性的问题非常复杂，我在这里只做一个比较武断的区分：60年代到70年代初，它的主体性是一种类似的宗教性主体；以后有主体的失落和流放；再之后，经验和理性的主体开始慢慢出现。这是我这个年龄的叙事立场，再往前看，更有意思。1949年以后，共产党政权的意识形态是翻身解放、人民可以当家作主，人民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到50年代中期，开始制度化、规范化的建设，终于发现，这个解放了的主体性出现了很多问题，资产阶级法权也罢，按劳分配也罢，核心问题是可以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体完全被控制了，被边缘化了。毛要把那个近乎乌托邦的理想社会重新找回来。可是在寻找的过程中毛非常孤立，他一辈子的心路历程，从政治哲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对中国现代的精神性重建。他的前辈探索过物质化的中国现代化，根本体制改革的现代化，但是他们都没能创造一个新中国。最后，在“五四”时期落到了精神的文化的改造，落到了革新精神支柱以便架构现代化这个关键问题上。所以像鲁迅这样的人会提国民性的改造，陈独秀会认为整个文学意识形态的变革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他们认为必须通过文化的运动、通过文化的革命去改造人的灵魂，为社会的转变准备最重要的力量，形成最重要的载体。毛的世界观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毛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留下的一些笔记表明，他对柏格森非常关注。柏格森是德国意志论的伦理学家，他对自由意志的伦理学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培养意志、训练意志一直是毛的情怀。即使在延安，在那么困难的战争条件下，毛关心的问题仍然执着而不动摇。他要的是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全心全意的人，还是要对人进行根本的改造；他担心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自觉群体能够建设未来美好的理想社会。可以说，这是毛的中心困扰，也是了解毛和“文革”的关键。我们看，1949年在西柏坡的时候，毛已经开始提醒全党思想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还会继续下去，那和他根本的心路历程是一致的。50年代初批判“清宫秘史”，是为了提醒人们改良主义那一套和我们理想社会的目标相距甚远；批评“武训传”，是告诉人们用封建社会传统的资源去塑造新人，不仅非常荒谬，而且相当危险；1957年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告诉人们才子佳人不是社会的主体，而是阶级斗争的对象；1963年学雷锋，到1964年阶级斗争被重提，是需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所以对毛泽东来说，阶级斗争的主要目标不是打倒一批人，而是在灵魂深处完成阶级斗争的自我清算，把每个人变成纯粹的人、无私的人。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最痛苦的经验就是，1949年成功之后以为可以在政权保障下建设一个新世界，却在农村按照理想进行公社化改革的过程中发现，那些灵魂深处没有改造好的旧人，不仅不能理解这个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反而把制度改革的资源消耗殆尽，农村吃“大锅饭”，砸锅炼铁，甚至最后连种子粮都吃光。1963年和1964年意识形态的问题突然变得非常突出，这是前面的经验教训让他明白，想依靠一个现有的制度架构和现有的群体来完成理想社会的建设是远远不够的，理想社会必须建立在新人的基础上，新的世界观、新的观念才是新社会的保障。“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些都是精神性的。

　　我记得80年代中期有一次在杭州跟李锐先生谈到毛泽东的问题，当时有观点认为毛最大的错误是来源于他是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他是用军事的方式搞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而没有认识建设是不同于战争的。比如大打一场爱国卫生的人民战争，毛在和平时代使用军事术语频率非常高，爱国卫生是战争，生产领域也是战争，贪污腐败也是战争，包括斗争等等。真正阶级斗争的方法被认为完全是从战争的你死我活中演变过来的。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作为解释毛的基本线索，我不能接受，它忽略了很大的问题。他的那些战略是一个大的团队在做，并不是毛个人的成就，而是集体的智慧。毛真正的问题，是他对精神性在历史当中的作用太过高估了，所以总是想用思想革命来带动社会领域的变化，而且还认为这是一个不变的法门。他甚至临过世前都坚持说，“文化革命”还要再搞下去，每隔七八年要搞一次。他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思想文化运动，才能创造新的群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凡是涉及旧的思想、旧的观念，污染最少的力量，一定是毛最亲密的团队。毛在党内推动“文革”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他在北京甚至呆不住，去游说地方力量支持他的实践。不经意地红卫兵开始出现，毛称赞他们为“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在我个人的研究中，我对两个价值的同时出现有深刻的恐惧，一个价值叫“年轻”，另外一个价值叫“纯粹”，如果这两个价值在社会运动中同时出现，多半会造成比较大的社会灾难。像纳粹，它也是建立在年轻和纯粹两个价值上的。“文化大革命”真正鼓动起基层正是和这两个价值有关。红卫兵的普遍想法就是：因为年轻，没受污染，才是最和毛主席贴近的，那些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影响的人已经被污染，我们长在红旗下面，是年轻的、纯粹的。所以越跟随毛泽东的纯粹，越成为革命的象征和革命的典范。个人的唯心主义变成了社会的唯心主义，一切原有的东西统统成为要被摧毁的旧东西。这已经成了信仰，这是非常危险的状况。红卫兵的宗教性的主体性导致的社会结果，是把原有的秩序解构掉，其最终灾难就是生产力的严重萎缩，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社会阶层的有机关系高度撕裂。我们知道这样的社会绝对不能持久。如何重建，营造一个合理的制度结构，成为新条件下的一个目标。在寻找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就业、年轻人的破坏性问题该如何解决？如何面对群体的破坏的激情？最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原来的狂热的宗教主体被放弃了。年青人原来对这个社会拥有发言权，拥有最大的参与力量，现在突然只能在遥远的乡村去欣赏城市所构筑的政治舞台，以及那个舞台上无比生动的风生水起，这是非常大的落差。事实上，我对“知青文学”的乡村故事一直抱有些许怀疑，因为知青文学都是知青的自我叙事，我从来没有看到一本知青所在的农村的农民所写的关于知青在农村的事情的书。有两个原因：第一，农民没有书写的能力；第二，可能更有意思，就是农民压根没把知青下乡这件事当成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主体和受体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而知识青年在下乡的过程中最终成了被流放的失落的主体，当他们重新返回政治舞台的时候，宗教主体所种下的种子，变成了一个经验的主体，变成了一个含有理性成分的主体。至少，从30年代到70年代的卡里斯玛情结是基本解构了。绝大部分人都不再纯粹，当然也不再年轻。利益的要求、权利的要求成为主要的诉求。于是，今天中国的社会，个人主体的权利跟社会秩序之间如何配置成为我们最深刻的危机。我基本上认为红卫兵时期的情感主体性，实际上留下了深刻的伦理资源，它的演变成为后来考虑政治和社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基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借助西方的概念，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都是同样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今天，所谓左派，所谓自由主义，这些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同样是在红卫兵的情感主体化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而这个资源，很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几十年，只要中国社会建构的基本框架和目标理念没有实现，这个伦理记忆就会一直起作用。我们知道，通过克伦威尔摄政王到英国君主立宪的成功，经历了近七十年时间；从法国大革命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成，经过了86年的时间，相比这些时段的磨难而言，70年代的记忆作为思想财富的基础去完成中国未来的上层建筑和价值目标的转化需要一段非常长的时间，所以我们需要有耐心去观察，等待这个时段的演进和终结。

　　金大陆：“非常”年代的“金钱观” ——以上海为中心的报告

　　我们今天整个上午的讨论，多是比较宏观的论述，而我是从微观的历史学的角度来讲。整个“文革”期间老百姓对金钱和财富的认知，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表达，但是基本的情况是追求的，而且这种情况越是到“文革”后期，越是强烈，越是公开。

　　（一）“革命—恐惧”与“革命—诱惑”的比对

“革命恐怖”和“革命诱惑”是一个主题的两个方面。“文革”爆发的时候，“破四旧”、“抄家”是“革命恐怖”。我们收集了很多抄家的资料，结果发现，“革命恐怖”来到了，极个别人的表现是非常特别的。我这个街区有个姓花的地主，那时叫“四类分子”，平时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抄家那天晚上，是花地主家住在市区的孙女、孙子带着红卫兵来的，他们进行了摧毁式的打击，弄得邻居在旁边都很害怕。有一些人是非常无奈的，真正感到了恐怖，这个例子是复旦一研究生说的，他的爷爷是上海开车行的，抄家的时候害怕得把黄金都拿出来摆在桌子上，等红卫兵来拿。但是，有更多的材料证明更多的家庭是转移财产，是藏匿财产的，方法也各式各样。前些年《收获》杂志有一组“文革”记忆的文章，其中有一女高中生，她的母亲后来改嫁给一个老板了，她就将家中的金条藏在女孩子的私处，弄得两边大腿都磨破了。也有报道说大串联广场上有丢失的金条。关于抄家物资，初期均登记造册（北京红卫兵抄名中医陈大年家的财产就交到了银行），中后期则发生比较严重的偷盗。

　　下面谈谈“革命诱惑”。革命了，便引发各种利益的诉求，且都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帜，最终发生“经济主义”风潮。其实，1967年1月，上海开展反击“经济主义风”之前，就曾有两波“经济主义”性质的风潮。第一波是民办小学教师的“造反”；第二波是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外语学院在读函授生的“造反”。这两波造反均以要求参加“革命”的资格和名义，批判“民办教师”、“函授生”的所谓“不公正”待遇，目的则是为了确认和转换“正式编制”的身份认同。就此，“革命”是名义，“资格”是媒介，“身份认同”是实质。所以，不同形态、不同程度、不同手段的经济追求都是贯穿始终的。

　　我这里有个上海抢占房屋的材料，据《上海市房产管理局党史大事记》记载：1967年1月1日，上海出现“抢房风”，当时抢占房屋36万平方米，达1.95万户。事实上，很多资本家倒是愿意红卫兵进来，不愿意那些抢房的进来。上海红革会的小楼就是大资本家拿出来给红卫兵的。因为，真的是抢房的话，那些无房、少房、差房的百姓一进来就不会搬走啦。后来上海有个反击“经济主义风”的《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在当时被称为马列主义的第二张大字报。其实，用学术的观点看，这是当时的当权者、造反者和底层造反者，在“革命造反”的背景下，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博弈，共同推托，又共同促成的结果。然后，又被造反者中一批颇具政治视野和革命理想的群体所利用、把控，最终成就了一篇代表国家意志和管理职能的“宣言”。当革命造反进入突破阶段之时，及时地行使社会管理的职能（包括“自我行为的约束和修正”），不仅是革命造反功能的显示，更是革命造反（夺权）获得成功的标志。所以其性质是革命造反的继续和深入——通过一个“拐点”后的继续和深入，是革命造反的一部分，是夺权的一部分。

　　（二）追讨奖金与工资的故事

　　先解说一下“奖金”。

1967年1月前后，上海确实因各方力量借助“革命”，并利用“革命”签了一些补加工资、增加福利的条规。结果夺权以后，1967年2月6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发出《关于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提前发放工资的通知》。其中第八条规定：从当年一季度起，恢复“工资基金管理”制度。就是原来当权派签的一切条规都不算，但是可以以上一年第四季度实际支付的工资总额为基准。在此，什么叫“实际支付”？什么叫“总额”？那就是除了工资以外，保留奖金。到1967年9月，市革委会劳动工资组下达《意见》，明确规定“按季、按年发放的奖金，节日加班工资等，仍可按原来规定发放”。再到12月的时候，市革委会工资组有关《请示报告》称：各单位再按“文革”前，即1965年奖金发放水平，但不得增加。年末使用的职工缺勤的奖金，因缺勤病假是要扣奖金的，怎么办？就是到年底的时候综合发放，但是对“保守派”不再停发奖金，扣除的也不补。同时规定各造反派负责人，都要把奖金维持在原来的状态，原是工人水平的，就拿工人奖金，原是干部水平的，就拿干部奖金。由此可见，上海在“文革”期间，是保留奖金的。当然，各行业的奖金水平也不一样，如市属交通运输局一年71元，区属集体所有制房修队一年45元，菜场一年60元，清洁管理站一年35元。一般情况每人每月5～6元。到了1968年初，对部分资本家、小业主，在奖金上仍然是扣掉的，因为这是“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立场问题。但对所有的群众，仍然是要回到1965年的水平。例如杨浦区房修队革委会通过忆苦思甜、个别谈心，将1966年提高的全年奖金额55元改为1965年45元的水平。我认为这并非是少要奖金，而更多地是集中于政治上的得失考量——或许确实认同、服膺这条革命的红线；或许受制于已变化的身份、角色的限制；或许判断政治上的“得”将大于经济上的“失”。总之，革命造反的政治判断，在是否忠于毛的路线的托举下占据了上风。如果说这种选择属于革命造反的大势下的“正常”，那么，这种“正常”中，既有“顺应”的一类，即顺从政治趋势，又有“应对”的一类，即利用政治趋势。

　　当然，这是“上海视角”，因常年政治运动不断，长期不增加工资，以至这份奖金格外重要。许多上海人是把这份奖金纳入正式的收入计划，上海人讲“照牌头”，请病假算准天数“克扣克”，为什么？为了不能“敲奖金”。所以奖金虽然名义上是额外的，是附加的，客观上却是实体性的、计划内的。不知道“文革”时期的北京、天津或者外地的企业是否保留着奖金制，想必是保留的。所以，研究“文革”期间的工资、奖金制度，对全面理解“文革”社会很有价值。

　　下面讲两个故事：

　　一是《解放日报》工人记者追讨奖金的故事。

　　原来，经张春桥批示，1966年10月十多位来自工厂生产第一线的工人调入解放日报社当工人记者。1969年9月，又经徐景贤批准正式留任报社，他们分别在党团生活组、工交组、文艺组、美术摄影组工作。进报社时，人事科说，因报社属事业单位，奖金暂时没有，以后可调整至干部级，有困难可补助。谁知这一说没有着落，加上正处于“文革”运动中，这些记者仍是工人编制，而奖金却停发。就此，有5人回厂恢复了附加工资；2人因生活困难，要求到报社工厂部参加劳动，附加工资已恢复。其余工人记者便多次向劳动局和报社申诉，说他们是来自第一线的工人，长期没有了奖金。1972年1月，工人记者写信给马天水、徐景贤，说“我们本身都是四十元左右的工资”，“使我们有15年以上工龄的工人比一般的低工资还要低”。马批示给市劳动局调查解决，后市劳动局与报社相互推诿。1974年11月，工人记者又直接写信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并请“一定要想办法转给春桥、文元同志亲自审阅，因为我们的事情拖得时间太长了”，要求解决原在企业时享受的奖金（附加工资）份额。直至1976年6月，他们又写信给徐景贤，要求解决问题。徐景贤批示：同意作为个别问题处理，过去的不能补发。结果巧得很，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那天，市劳动局革委会回复徐景贤：已与报社交换了意见，因这几位记者“带有‘掺沙子’性质”，予以“恢复附加工资”。呜呼！此事从头到尾与“文革”运动同频同步，整整经历了十年。从初期的等待到中期的申诉、遭遇推诿，再到后期屡屡上诉至张春桥、姚文元，最后以所谓“掺沙子”的性质解决，真使人哭笑不得。

　　二是关于上海知名演员追讨工资的故事。

“文革”运动前，上海各区县有一批合作剧团不属于国营的，是自负盈亏的文艺团体。此类剧团合计56个，大致有2700余人。“文革”运动一开始，他们自然就不能上舞台了，只有革命造反派的小分队占领着舞台，售票演出样板戏也是稍后的事。根据中央的有关规定，剧团停止演出进行整顿。没有演出就没有收入，停止演出后这两千多人的生活怎么办呢？结果，市革委会有关部门商量，决定发给补助工资，标准为：原工资40元以下（区属45元以下）全数补助；原工资超过以上标准者，县属最高补助不超过60元，区属最高不超过80元。岂知，这支队伍中有不少相当知名的演员，如原新华京剧团王少楼、战斗沪剧团王盘声、合作越剧团威雅仙、长评弹团蒋云仙等，大家迫于形势的压力，谁也不敢吱声，但心中不是没有抱怨和念叨。

1969年，这批人员集体进入“五七”干校，仍拿着这份标准的补助工资，就有人不断写信反映。1971年9月后，90余人调至市属国营剧团从事文艺工作，多数进行了工作分配。这时来信来访更多了，特别是一部分原剧团的主要演员，原工资比较高，减少数目比较大，反映也特别强烈。1973年5月，市革委会办公室批转王少楼、王盘声、威雅仙、蒋云仙等演员的来信，“要求补发和恢复运动中被减少的工资”。1974年12月，经调查比原工资不同程度下降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于是，市有关领导有四条批示：“要合理解决他们的工资待遇等问题”；“有利于对他们的团结、教育、改造”；“考虑到原工资中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以及与现在工作单位职工的关系”；“使大多数人员能保持原来的收入，少数降低过多的人员也有所照顾”。请注意，这时的处理已相当委婉、相当宽松了。后来的处理结果是：工资100元以下的，按原标准确定；而高工资的演员、编剧，多是些市、区政协和民主党派人士，收入超过100元的，其超出部分按30％折算发放，这样大部分可到达120元或150元。

　　我这里想说的是，至“文革”中后期，关于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已是在认可并尊重原有工资的框架和体系中，进行柔性的处理了，不再是“文革”初期的强暴侵占和剥夺。这种政策的调整，说明情形变了，境况变了，但根本的革命原则变了没有呢？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变了没有呢？应该都没有，所以这是一种灵活的处理。其次，即便是在“文革”的动荡中，那些曾被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的名演员”们，对自身的劳动权益，具体表达为工资的收入，普遍是有追求和捍卫的。“文革”前期被强行剥夺，无奈不言，心念存在着，一有机会就申诉，名演员联名带头申诉，固然是对钱、对财富的需求，还包括对身份等名誉的证明。

　　（三）“上海人的计较与灵巧”

　　即便“文革”前期，许多事例都证实人们对金钱的认同和追求。有没有视金钱如粪土的？当然有。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不惜以身躯奉献革命，在统计上只是极少数。下面讲的全是来自档案的材料：1967年，不少街道工厂挥霍公家的钱，购买电视机、毛巾、保健药品等；筹办一个“上海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竟然申请200多人次的出勤补贴，达5000多元。1969年，上海化工局革委会报告“抄家”物资情况 ：“全局2百个单位有散失、失窃及私自动用的有142个单位，占71％”，一只被偷的钻戒就是从门顶上的肥皂中挖出来的。以上数例均发生于单位体制内，具体表现为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盗“公”为“私”等等，总之，是通过各种技术性的手段，以“公”为“私”。在此，“公”不仅是大头，更因为是“公”才具备成批量、集团性地化为“私”的可能，即在当事人的普遍的心态和认知中，“公”成为了“私”的源头。

　　再看发生于1976年的两个事例。1976年，因有大量的肿瘤病人及家属来往于上海肿瘤医院，其旁边的上海保健旅社就公然成了“票证交易”的市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住在旅社旁的一位84岁的孤老太康翠英，便用家中的煤炉“代客服务”：代烧鸭子0.40元一只，代煮蹄髈0.30元一个，生意火热，群众反映康老太每天收入二元多。康老太扩大生产规模，“从一只炉子扩展到三只炉子，从清晨到夜晚十多个小时炉火熊熊”。邻居纷纷效仿，其中一家搭建违章厨房，准备大展“宏图”。

　　再据1976年6月的简报，上海《文汇报》记者在一周日的下午，分别在淮海路、延安中路、南京东路现场观察，2小时内共发现5处16人次的摊贩现象，这些摊贩一般都是男女搭档，一个叫卖，一个望风，主要出卖自己编印的《菜谱一百种》、《家具图样》、《绒线编织法》和《数学游戏》等，能赚不少钱。

　　有意思的问题是，这可是私人面对市场的作为，不是揩公家的油，不是吃公家的肥，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甚至是通过自己的聪明和创造，看准了市场的缝隙，然后勇敢地扒开这条缝隙，从中既满足和推进了市场的需求，又从市场赚取了钱财。浸润于中国最大的工商口岸，浸润于百年以来中西方混合的市场运作，上海市民对市场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和灵巧，他们勇敢而智慧。

　　当然，1976年的面对市场，与1967年利用形势倒卖像章、印制地下报刊的情况不同。近十年来的时空跨越，可见前者是谨慎公开的，后者是刻意隐蔽的；前者是服务于市民生活的，后者是倚仗于政治宣传的；前者具备“劳动致富”的含义，后者属于投机取巧的行为。期间内容、手段和境况的变化，大致可反映整个社会变化的意涵。

　　（四）一场关于“金钱与原则”的辩论

1975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在上海市二中召开“批判右倾翻案风”现场会，其中有份材料《一堂生动活泼的政治课——记一场“金钱与原则”的辩论》（送审稿），相当典型地记录了“文革”后期，反映在青少年群体中的“金钱观”与代表“继续革命”主导方向的红卫兵（后期红卫兵）的思想冲突。

　　市二中中三（7）班学生小丁不听学校组织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政治报告，擅自离校逛马路去了。老师对小丁进行教育，小丁不服气说“白相相，有啥不可以”，“人活着就是为了钞票”。当天放学前，老师与该班红卫兵排干部商量，决定召开学习理论的政治课，举行一场辩论会。

　　现摘录第一回合的辩论：

　　辩论会开始，红卫兵首先发言：“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为了钞票，这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我们革命青年绝不应该有这种思想。”

　　小丁反驳：“你活着要吃饭吗？要吃饭就要钞票，所以钞票是人的第一需要，你们懂吗？”

　　红卫兵：“那么你是为钞票而活着啰？如果每个人都象你那样只图钞票的话，我们拿什么来建设共产主义？”

　　小丁被问住了，有同学支持小丁：“建设共产主义，也靠钞票！”

　　红卫兵：“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究竟靠正确路线还是靠钞票？”

　　同学：“画图要有笔，买笔靠钞票，现在国内外钞票就是决定一切的！”

　　红卫兵：“那在你看来，钞票和原则哪个重要呢？”

　　同学：“钞票重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就缺少不了钞票。不然，你废除一下看看，两个钟点之内会发生什么情况？”

　　红卫兵：“确实，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现在我们还不能废除它，因为它还发挥着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货币的危害性。”

　　这时，下课铃响，第一次辩论结束。全班支持小丁观点的有6个同学。

　　此后，第二轮辩论是红卫兵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为至高点，不仅占据了辩论的上风，还做通了小丁等人的工作。

　　不展开具体的内容了，以下是两点追问：

　　第一，此辩论有可能发生于1966年、1967年、1968年吗？不太可能！有可能发生于1969年、1970年、1971年吗？有可能，但不宜公开。现在，此辩论发生于1975年12月，且以“公开辩论”的形式出现，那么是不是社会变得宽松了？认知变得有弹性了？从政治的角度回答：不是！——反而是九年来的所谓“革命思想教育”，强制、浮夸而空洞，普遍地使人们失去了认同和信任。同时，“商品—货币”的现实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结论为：近十年来的“文革”思想路线和价值判断，已丧失了集体认同的群众基础。

　　第二，现场所呈现从“货币”、“商品”进入，以批判“金钱万能论”（实质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公开辩论”，一波三折，最后以政治性的组织和话语的霸权，以及张春桥的理论文本为支柱，占据辩论的制高点，反而从一个侧面证实关于“金钱”、“财富”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天然地、本能地）存在于群众的意识中。即便经历了长达九年的“文革”“阶级斗争”和“斗私批修”的思想“洗礼”，仍然不可消散和退却。再联系张在1975年至1976年布置上海进行“工人阶级队伍调查”、“个体户调查”、“供给制可能性调查”等——有否可能？是否有效？——联系社会现实，应解读为张等人的“最后的聚力”，“突变前的聚力收缩”。

　　孙沛东（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衣领上的“革命” ——广东民众日常着装的抗争性表达（1966～1976）

70年代是一个转变的时代。70年代最重要的事，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新时期。动荡结束了，新生活重新开始了。70年代日常生活的关键词可能包括：样板戏、地震棚、“的确良”、喇叭裤、恢复高考、包产到户、改革开放。我关注的是“的确良”和喇叭裤这类老百姓日常着装的事。

　　我向论坛提交的论文是《衣领上的“革命”：广东民众日常着装的抗争性表达（1966～1976）》，这个研究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从我掌握的文献来看，西方学界主要从社会、市场和文化三个维度，阐释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产生和传播机制，我的研究引入国家新变量，从民众的日常着装入手，着重探讨“文革”期间，总体主义背景下国家及其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如何型塑和规训个体的日常着装行为；人们在这种特殊的制度背景中采取了哪些着装策略；非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产生与传播机制如何。

　　这两年我在《开放时代》上发表了两篇这个方面的论文，其中一篇讨论“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的日常着装时尚，①通过65个深度访谈案例和相关文献研究，我发现，“文革”时期广东曾经出现过独特的着装时尚，其颜色主要是绿、灰、黑和蓝四色；款式主要有军装、“中山装”、“工人装”、“列宁装”和“红卫装”五种；军人、干部和工人的着装是主流时尚。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时尚呢？也就是说，“文革”时尚产生的社会情境是什么？通过分析国家对“奇装异服”的规训机制，我发现政治高压、消费约制和心理控制是国家实现对个人着装规训的三个手段。反过来说，“文革”时期，民众日常着装的外在限定性条件主要有经济匮乏、政治规训和道德惩戒三个方面。既然如此，民众的日常着装是不是真的铁板一块？早在1995年，王绍光老师就倡导拓宽“文革”研究的视野，提出要重视“文革”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基本在同一时期的上海，金大陆老师进行着上海“文革”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国内“文革”研究的氛围众所周知，老师们不放弃、不等待和不奢望的态度令我非常钦佩，而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也是沿着“文革”研究除了政治运动之外的社会生活路径在做。

　　我的这个研究有三个目标：第一，尝试从反抗、介乎反抗与叛逆或不轨之间的日常着装行为的角度来阐释这种有意与无意之间的日常行为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来看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的社会变迁；第二，试图通过对民众着装微妙的变化的分析，透视社会文化同样细微但深刻的变化；第三，也是响应金大陆老师的号召，希望通过对“文革”时期广东民众日常着装反抗的研究，揭示这个区域“文革”社会生活史的特点，初步提供“文革”研究的“广东视角”，为全国省市层面的“文革”史研究的相互比对和印证积累经验材料。

　　现在我来说衣领上的“革命”。没有权威或规范不被挑战，它总要面对来自个人和群体的抵制和抗争。抵制和抗争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主要归结为“颜色革命”、反抗“去个性化”、反抗“去性别化”和反抗“去时尚化”四类着装反抗，实际上是一些相互联系的故事，贯穿其中的是认同与抗争。这些都属于目标反抗型着装实践。

　　我的结论是：首先，六七十年代的着装时尚看似贫乏，但是实际上很多着装反抗渐渐形成了潜流，在地下交汇涌动，因此80年代才会产生着装款式和风格的井喷式爆发。“什么事都酝酿于70年代，80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②就广东而言，高度同质、举国雷同、上行下效，整齐划一的着装主要出现在“文革”初期（1966～1969年），这种政治化的着装是当时主流着装时尚，但同时，恰恰是在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一些民众发现自由时间增多了，他们有时间发展自身与革命趣味大相径庭的着装趣味，着装的个性化初露端倪也在此时。1971年林彪事件后，信仰崩塌，怀疑与多元重现，着装出现多样化。着装的微妙变化，折射出社会文化同样细微的变化。

　　其次，广东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稀释民众日常着装的政治化浓度，并由此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征，使它有可能区别于大陆其他地方。

　　再次，与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条件下的时尚不同，就“文革”时期大陆的着装大环境而言，匮乏与单调似乎是主旋律，但是，恰恰是这种主旋律，催生了复调的着装和复调的时尚，使得衣领、裤脚、裤线、腰身和头饰等成为民众展示潜藏意愿的广阔空间。细节的美与追求，具有一种颠覆主旋律的重大意义。正是通过这些民众着装及其他日常行为中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些日拱一卒、不求速成的力量就像蝴蝶的翅膀：点滴渗透，促生整个社会及其文化的变迁。

　　最后，“文革”时期，衣领上的“革命”是广东民众通过日常着装进行的着装反抗；是私人生活对被笼罩并裹挟一切的政治化的、革命化的生活挤压的一种反抗；是个人的、个性化的生活趣味对“红色趣味”的霸权与专政的反抗。革命趣味霸权对民众着装领域的生活趣味的宰制并不一定完全奏效，它往往会成为另一种事物的发生和成长的土壤。这种着装反抗实际上是一种抵抗性的表达，一套拓展公共空间的策略。它曾经充当了构建独特的公共空间的作用，打破了主流的、具有政治合法性的着装对话语权的垄断，自身由此被赋权。

　　作为结束语，我想要说说自己这篇文章的不足。说到着装反抗，我试图尽量避免黑白分明、反抗（管制）的思路，勾画出颜色、款式等如何慢慢地、隐约地出现，它们本来可能是边缘的、不易察觉的，甚至犯忌的，但是慢慢成为主流，直到逐渐形成气候。就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发生了悄悄的但是深刻的变化。我在文章中一直试图突出这个过程的描绘和梳理，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如果能够比较细致而准确地揭示这个革命的过程和流变，会比较有吸引力和贡献，但是，就论文目前的状况而言，还远远不够。

　　机会难得，我还想说一个困惑：关于反抗的研究路径。前几天跟一朋友聊反抗这个话题，我们都认为到目前为止，对反抗的研究，还是处在斯科特（JamesC. Scott）的话语体系下，弱者的反抗，人家已经讲了三十年了，我们亦步亦趋学了二十年，还是没有突破。究竟什么时候日常的反抗会转化为暴力的反抗？怎样才能找那个临界点？这当中牵涉的机制是什么？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时候，西方的中国专家们以为那是个临界点，可事实证明不是。最近我看了卢晖临老师做的2012年度两岸三地高校的富士康调研报告，这组系列报告很棒，让我看到一线工人多个面向的生存状况，我一直想知道这个“十连跳”应该也是有临界点的，什么是一个人做出放弃生命的决定的临界点呢？今年我在上海一个区级法院挂职，我开始关注拆迁案件，已经做了半年多的田野研究和一些深度访谈。围绕同一个拆迁案件，我希望通过看被拆迁者、法院、区政府下属的拆迁队和信访办四个行动主体的不同反应，来理解被拆迁者的过激反应的临界点在哪里，看看能否规律化。

　　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沛东提交的论文选题非常有灵感，功夫下得也很大，让我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谢谢她。不过，惭愧的是，她讨论的问题我平时没有留心，故不能深入内容细节，而只能就我可把握的一些层面给出我的疑问。

　　第一，你分析的时代虽然离我们今天不远，却是一个在很多方面和我们今天非常不同的时代。这段历史我读得比较多，知道我们今天的多数学院分析语言其实是很难贴近那个时代经验的，因此常常觉得要贴近地分析那个时代，需要重新调整我们已习惯的分析语言和与今天分析状态相伴的分析感觉状态，但你的写作却让我感觉是完全安于今天的分析语言，显得很自信，而这恰恰让我不安。故我很遗憾你没对你论文中提到的当年《解放日报》对奇装异服的辩论作仔细的分析，因为很可能在这一历史当事人的认真辩论中，包含着那个时代关于服装的特别感觉和语言状态。

　　第二，为这篇论文你作了很多访问，这对你论文的饱满很重要，但我读你引用的访问材料时，却觉得你没有充分注意如下这些本该注意的问题：这些访问者的讲述语言、讲述感觉已深受今天时代的影响，这样，一方面访问时需要考虑怎么把被访者特别带回当年的感觉，另一方面就需要对受访者给出的信息谨慎鉴别：哪些是属于历史的，哪些是后来影响产生的。特别对研究着装这种常常很微妙的问题，能不能把被访者带回当年的感觉，能不能对被访者的讲述包含的信息作精细的鉴别，会大大影响你对历史理解、把握的准确度，从而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钟雪萍（美国塔夫兹大学德俄亚语言文学系）：孙沛东使用“反抗”这个词似乎不太准确。你在文章中引了王迪的英语词“dailyresistance”，但这个词并不完全是“反抗”的意思，有挑战，有抵制。但抗争、反抗，我觉得更是一种政治行为。“反抗”用在这里似乎把更复杂的东西弄得有点黑白分明，反而模糊了复杂的问题。

　　另外，“衣领上的革命”，我看了文章，感觉似乎更应该叫“衣领上的去革命”。整个过程就是刚才照田说的，跟蔡翔老师的一些思考有关。蔡老师的《革命/ 叙述》，因为我正在和一个同事把这本书翻成英语，所以看得很仔细。书里很多有张力的东西，感觉你在文章中也想表述，但是你的表述似乎有点削弱那些张力。你关心的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但我一路听下这三个发言，觉得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能更重头。刚才金老师的发言展示了70年代社会的复杂性，当年的个人对金钱的认识在那个大环境里的表现等。

　　孙沛东的文章里面讲到服装上的国家规训，里面有潜台词，就是国家是规训的，市场是时尚的。60年代初，军装是作为一种革命时尚出现的，而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国家规训。当时并没有强制穿军装，如果你有老师辈的经验的话，或者如照田所说，不只是按照被访者今天的说法去理解，在文章里可有更复杂的分析或解释。在服装（或衣领）变化上，我觉得可以看成一种“去革命”，或者在衣着层面上出现的一种异化，在社会层面上的而不仅仅是个人层面上给我们呈现的问题和张力，可能更值得分析、思考。

　　下面从革命的时尚转向“去革命”的倾向的问题上，就是革命时尚失去认同这个问题上。金大陆老师的很多例子，让我感觉到当时上海社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各种人群在争取自己利益时，使用的是革命的话语，但很多物质的层面上行动溢出那些话语的内涵。你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关于政府对教育的一个梳理，商品货币对人们的影响，让我又想讲起蔡老师提出交换与生产关系的问题。人们常说中国在“文革”结束的时候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你这里面讲的是生产继续在进行，交换和生产在同时发生，里面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蔡老师提到的不少问题都涵盖在你说的这些现象里面。

　　最后我想回到黄万盛老师讲的这个精神层面上的话题。黄老师的思路是说，过去三十年中国出现的是从一种宗教性的主体转向经验和理性的主体，当今中国面临的是重新整合精神主体的挑战。精神层面的问题与“意识形态”之间是什么关系？我比较同意毛泽东对精神世界的关注。尽管有主观主义的成分，但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即意识形态的问题。关于精神层面问题的思考是否同时应该与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联系起来思考？关于当下中国面临的“精神世界危机”问题的讨论，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争论或者斗争，似乎可以作一个更复杂的考虑。

　　王绍光：我也同意说，“反抗”这个词可能要斟酌一下。很可能如何穿着与反抗无关，比如说，红卫兵最开始穿军装、骑“永久”13型自行车，这与反抗有什么关系？那是一种显摆。以前在芝加哥大学教书，邹谠先生用了一个词非常好，英文叫“zoneof indifference”，就是国家睁只眼闭只眼的领域。你刚才讲的领域实际上都是后来国家不管的，它不是不能管，而是它根本不在乎。“文革”后期，国家睁只眼闭只眼的领域慢慢扩大了，这正好与一个大的理论联系起来。西方一直都用极权主义理论来解读中国，极权理论假设中国是没有缝隙的社会，全部被管住的社会，但是你这篇文章，包括金老师的文章正好都说明，“zoneof indifference”是在慢慢变化的，是一直存在的。你们在日常生活史里发现的大量证据表明，根本就不存在极权社会这种东西。

　　还有一个概念也许对你有用，即皮埃尔•布迪厄所说的“区隔”（distinction）。这个概念比反抗的概念更有用，因为所有人的穿着，都是要表明我和别人不一样，而且要注意这其中的阶级性，不同阶级凸显区隔的策略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1968～1969年，很多干部子弟穿军装还不够，还戴一个白口罩，白口罩要塞在某个地方，那根白线还要露出来。这并不需要花什么钱，冬天里反正都要戴口罩，关键是怎么戴，这是非常讲究的。这就是区隔！它反抗谁了吗？谁也没反抗。它只是表明，我这阶层的人与其他人不一样，是区隔。一般人认为只有在市场化的社会、资产阶级社会里才有区隔。不对！所有社会都有区隔，革命年代也有区隔，把它说出来，比用反抗来解释更有意义。

　　另外对技术发展的因素不能忽视。五六十年代大家穿的衣服面料基本是棉布的，棉服非常容易破，不能经常洗，所以必须要用深的颜色。当时大家用灰、黑、蓝色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你用浅色布料，经常洗，很快就破掉了。当时大量的家庭没有那么多布票，即使有布票，也买不起。我们现在又流行使用棉布料，但棉布裤子洗几次裤脚就破掉了，还是化纤的结实一点。到70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的确良”6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了，但是绝大多数家庭是没有的，70年代才逐渐普及。你文章中不是有一张穿碎花衬衫的照片吗？那一定是“的确良”做的。这种布料不怕洗，因此，浅色也没问题了，衣服的色彩就多起来。这个变化与纺织技术上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假如“文化革命”结束了，政府也不管了，但纺织技术没有发展，我相信今天还会跟农村很多人一样，衣服布料还是那几种老的颜色。所以，技术发展的因素不应忽视。

　　老田：讲一个女中学生的故事，这个故事恰好是与孙老师的主题相关的材料。“文革”期间她是造反派，她告诉我，“文革”时她把江青看得很低，为什么呢？因为江青太注重衣着和外表形象，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好的表现。江青出来即使是军装，也要剪得很合身，很注重形象，唯恐人家把她看低了，要出风头，她就认为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气味。还有一次，中央下达文件说有些歌不让唱了，其中有一首《贫下中农热爱毛主席》也不让唱，她们几个同学议论，就说这肯定是江青嫉妒了，毛主席只让她一个人爱，别人都不能爱。我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穿衣服就是很个人化的，夫妻关系也是，都是一个属于私人空间的内容，但“文革”期间往往被人给出一种政治化的理解。这个女学生对于江青的非议是私下里进行的，不至于对江青的行为造成影响。但在“文革”的时候，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深度介入造反派的人士，他们每个人周围都有政治对手，这个政治对手在生活问题上也是一个怀有敌意的批评者团体，本来各个派别之间的博弈是政治性的，但是政治博弈需要把私人的东西给牵扯进去，给政治化了，这近似于“同辈压力”。

　　还有一个“文革”期间穿军装的故事。当造反派组织起来之后，往往要批评干部镇压群众的“资反路线”，在武汉，造反派学生正式建立组织是在1966年10月底，也是在此之后，很多干部穿上军装躲进军区的招待所。这以前湖北省的地方干部是不穿军装的。当时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到1966年11月的时候忽然想起自己还身有军职，于是穿上军装，带上军帽，往部队招待所里一躲，说我是无产阶级专政柱石解放军的一部分，你就不能抓我斗我，你还硬要这么干的话，那就很容易给你扣上一顶“冲击解放军”或者“反军”的帽子。在干部群体之间近乎全国同时的这种着装变化，是一种广泛的自我保护的策略。这当然对造反派不利，当时造反派对这个也是有意见的，是公开进行批判的，这样一来，一般人见不到张体学了。“文革”期间的着装，确实有这样一个私人空间公共化的趋势，也是与政治博弈带来的敌意感觉相关的。

　　我讲这两个故事，是想要说明“文革”期间，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对于社会的掌控力是最低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按照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力去竭力影响自己身边的人和事的时期。今天的“文革”研究的弊端主要在于过度突出单一权力中心影响的一面，并把这个因素突出到决定一切的地步，忽视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和影响，就好像“文革”时权力中心对全社会的掌控力度还是历史最高的时期，这与“文革”的“乱”——也就是权力中心对于社会的掌控力下降——的最大现实是相反的。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第一个想法是针对孙沛东老师的报告。如果在70年代的中国社会，着装真的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领域，那么孙老师就很难沿着她报告的主题展开讨论了。我想那个年代着装恐怕不是一个完全私人化的领域。我们今天上午在讨论政治化的问题，日常生活的政治化、私人生活的政治化，包括对个人塑造的问题。所有制和政治路线固然是头等大事，但人际关系、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的改造也一直是最高领袖的关切，国家力量进入个人生活，对个人生活提出要求和期望，包括个人的着装也受到这种影响，所以我认为从着装去研究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有意义的。但是，要不要用反抗这个词，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用反抗这个词，我觉得要特别小心。

　　第二个想法是针对黄万盛老师讲的宗教性主体，我觉得非常有启发。黄老师讲到基层红卫兵在“文革”时期的行动能力，他用了“宗教性主体”这个概念，然后又讲到“宗教性主体”历经流放、幻灭、失落，转化为我们市场经济时代的理性的、经验的主体。这个转化是怎么完成的？我想到了韦伯对于新教伦理的研究，他考察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怎么催生了一种契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个人主义精神。早期宗教塑造的是同质性的信徒，是个人主义的对立面，某种意义上，红卫兵也是由同质性的“宗教性主体”走向个人主义的理性主体。那么，他们是怎样从一端走向另外一端的？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涉及对社会主义方法论的考量。黄万盛老师也说从政治史转到社会生活史，甚至某种意义上变成一种时髦，其实这是历史学的研究。把很多日常生活的层面纳入进来之后，要摆在一个什么样的解释框架中？我觉得不仅仅孙老师的文章会暴露，可能农村研究里面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现在喜欢用弱者的反抗、弱者的武器，视国家为压迫性的力量，农村所有的行为都是一种偷懒啊什么的，以弱者的武器构造了简单的二元对立。而且我发现，这样的观察框架可以生产很多的叙述。高王凌写《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李怀印研究农村的时候，同样差不多的例子，可以有完全不同的阐释，就是说不是一种国家和农民之间压制性的行为，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国家管理的弹性。要考虑的是到什么程度我们的成本是比较合适的，同时社会犯罪率又不会影响社会的安宁，福柯讲的是自由主义。但任何一个社会管理都会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国家不管的领域，如果简单地把国家理解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的时候，就好像说传统社会主义中国什么都管，可是它必须有一些是不管的，才能够保证这个社会正常运作， 包括留下活动的弹性的空间，那这个弹性空间的存在取决于阐释的框架，并不取决于历史的真相。比如说今天的社会是一个缺乏弹性的社会的话，或者缺乏中间协商机制的话，今天金老师谈为什么要改上三十几遍的文章，实际上很多情况是没有办法在理论上谈论的，说这个行为是允许的，那种行为是不允许的，这样一讲马上变成就是国家管了。恰恰这个时候国家是要退场的，表面上是不管，实际上是知道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如果你是社会学的研究，就用访谈得到的感性材料，可以触摸到的存在，其实是恰恰没有办法言说出来的领域，但可以从中挖出底层的智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擦边球，一个政策各自表述，这都是属于两维空间。统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论上的考量。

　　吕新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今天讨论有两个问题我觉得没有被充分展开，但它们对于我们理解70年代很重要。第一，70年代其实是毛时代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发展的最高阶段，当时制约工业和农业生产发展的成分没有被真正触及。第二，国际环境对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硬约束。

　　这两个层面没有被触及，可能会缺少一个讨论的框架。比如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从今天的角度看有很多悖论。资产阶级法权针对的是法权意识，可是史学界却一直在讨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成长起来，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为什么没有变成资本主义。这是一个互相悖论的叙述，仅仅从叙事上看好像是不成立的。但我们看到的是毛泽东试图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来解决发展现代化的问题，而不是依靠资本主义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是为了确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这里面有些迷失，这些迷失包括对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的过于信任，这个体现就是“大跃进”的失败。公社的工分制度是工厂流水线作业方式在农业中的运用。因为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农业中家庭式生产具有天然的优势，可以容纳非工资性家庭劳动的存在。“大跃进”的失败包含了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工业式现代化努力的失败，所碰的壁为后来邓小平的农业改革开辟了道路。它留下一个珍贵的遗产，在我后面的发言里会展开，即没有人民公社这个阶段就不可能有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所有制的统分双重体制，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制度遗产，是来自毛时代的。如何处理两个时代的社会主义问题，70年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换期。我们讨论人民公社一个很大的失败层面，是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配套不能完成，这也是制约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因素。蔡翔老师说70年代必须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化肥，一个是化纤。70年代初，毛和周之所以要开启被陈锦华称为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的西方技术，即化肥与化纤的生产线，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国际环境的，就是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要重构我们的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中国向西方大规模引进化肥和化纤生产线才成为可能。毛不失时机地从1971年开始推进这个项目，他要解决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的愿望是非常迫切的，只要国际环境一有可能马上就做。还有一个硬约束就是，也是到了70年代初，中国的石油产量才达到一个足够的程度，没有足够的石油产量，用化肥促使农产品生长的可能性也不存在，这样才使得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产量大规模增长，为中国的城市化人口提供粮食和衣服，使得人地矛盾的严峻局面得到缓解。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缓解，为邓小平后来的改革提供了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后面的农业改革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金大陆：黄万盛老师讲到一个主体性的问题，讲到革命造反的觉醒，但早上蔡翔老师讲到1968年以后的革命性质，社会主体有了很大的转换，红卫兵下乡，离开现场。其实，红卫兵运动一直到1978年中共中央出台文件才宣告结束，所以，1968年一直到1978年属于后期红卫兵，不是“革命造反”的红卫兵，那是组织指导下的红卫兵，是听话的红卫兵，是按照路线运作参与社会活动的红卫兵。在上海，一个中学红卫兵，一个上海民兵，作为“文革”运动的“产品”保留至最后。当时，“革命造反”的红卫兵离开了现场，工农兵大学生中不成立红卫兵，社会其他各界也不成立红卫兵。所以，张春桥坚决认为中学一定要保持红卫兵，并坚决认为“在中学红卫兵就是共青团”。由此，上海实行的是“红卫兵转团”的办法，即中学红卫兵高中毕业以后自动转为共青团员。请注意，上海这一路与全国各省市红卫兵在组织体制上都不一样了，除上海以外，外地是“群众—红卫兵—共青团”，先从群众中选拔参加红卫兵，再从红卫兵中选拔参加共青团。为了这个事情，上海给毛主席、党中央都有报告。到底是红卫兵转团，还是红卫兵入团，“转”和“入”是不一样的，转团是保持了红卫兵组织的主体性。上海坚定地认为，红卫兵就是共青团。针对这件事，王洪文主持工作以后，给张春桥写了条子。这件事对两边的冲突是很大的，一路是上海，一路是全国。黄老师讲的是1966年、1967年的红卫兵，不是此后的红卫兵，所以这里面讲的主体性的角色，在整顿的过程当中被重新洗过一遍。

　　黄万盛：我来回答卢晖临的问题。有两个因素可以作为参考。红卫兵的记忆实际上是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它不单纯只是宗教主体性的问题，宗教主体性的问题是为了从连续的角度去理解社会变革，这是我想强调的因素，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红卫兵运动，造反派运动，早期毛泽东就是为了打破原有秩序搞得“天下大乱”，这个过程产生失序的暴戾精神，社会的主要暴政大量是在红卫兵和造反派身上产生，所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身上有一种原罪感、负罪感。对这样一个灾害做自我反思和批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什么同样是这批人，反过来对宪政主义、对法治的约束甚至有一种太过强烈的要求，这当中有些机制是可以深入讨论的。我注意到属于那一代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很多都有红卫兵领袖的经历。另外一个和这种负罪感相关的，还有一种幻灭感——宗教狂热的东西要永久持续是有难度的——可以成为信徒，但是不能保持永远狂热。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林彪事件的出现，这是70年代开端最重要的事情。林彪事件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它使60年代后期所激荡起来的热情与冲动受到深刻的怀疑，所以在那之后，各种怀疑和反思层出不穷，规模比王绍光介绍的伊林等群体更大。我清楚地记得在部队时有个战士是安徽人，当时早起要唱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这是每天必唱的歌，突然那个人冒了一句“黄豆芽生长不靠太阳”，这句话立即被汇报上去，这是1972年的事情，后来这个人被军事法庭判了个无期徒刑。由此可见，即使在军队这么严格管制的氛围里面，怀疑和思考都开始出来了。红卫兵后期的角色转换和传承，是由很多具体的事件构成的，这是第二个要素。

　　第三个要素是利益，非常重要，但不完全是经济的。我借用海涅的话来说，这个观点最早发表在1989年1月5日《光明日报》上，是对我的专访。海涅在讲德国的改革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今天的德国是一张宽广而且温柔的床，各个不同的阶层躺在这张床上，同床异梦。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们不经意地就会把1978年后的改革当做一个统一的一元的东西看待，这太简单了，而且也非常危险，因为中国的各个阶层在改革中产生的种种诉求是不完全一样的。比如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冲击的老干部们，他们要求拿回自己的权力和恢复自己的权力所代表的秩序；知识分子要求恢复自己作为文化前导的身份，拥有合法的发言权；工人和农民希望通过生产力的重组获得公平分配财富的机遇。实际上每个阶层都在自己的立场上渴望改革，这终于导致了很严重的后果，就是改革的红利被各个不同的阶层迅速瓜分，而改革带来的风险却没有一个阶层去自觉地承担。我在1988年底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预言一场大的动乱迫在眉睫，是意识到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出了很大的问题，即我们并没有一个一元化的改革共识。这样就产生了晖临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在70年代后期产生的改革，实际上是不同利益驱动的结果。共和国早年的乌托邦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共同理想，已经转化为非常具体的阶层利益和阶层诉求。红卫兵的主体的宗教性，在经历过流放和失落的阶段重新回到社会舞台的时候，已经回到了凡俗，它的主体性不再那么高亢、激动、奔放、潇洒，而是面对跟各种阶层的利益瓜分问题。我看中这条线索，是因为70年代恢复高考以后读大学的，主要是这个群体；在社会各种公共媒体乃至于群众组织当中发出声音的，也是这个群体；到今天进入权力结构，引导中国未来的，仍然是这个群体。并不是说70年代的工人、农民不重要，因为我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去了解社会史，所以我会特别关注通过主体性的力量的运用而导致社会转变的力量。包括像刚才孙老师讲的服装，我觉得这些至少是一个丰富的侧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完整地了解社会，可是，的确有比服装更重要的因素值得关注。

　　孙沛东：我简短地回应几个问题。首先，我非常赞同王绍光老师讲的，包括钟老师刚才也提到，就是反抗这个词值得斟酙。关于区分的观点，我会加大从这个视角切入，然后统领这个文章，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改观。其次，蔡翔老师的七条意见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在地方志的材料的引用过程中，我强调过这种技术的出现，就是涤棉细纺，又称“的确良”布，包括化纤，在1962年，广州已经研制成功。在“文革”中，它的生产、研发受到阻碍、破坏，但是到1973年，“的确良”已经成为广东出口创汇的一个支柱性产品。蔡翔老师讲到了新的城市化，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最后，回应一下王绍光和黄万盛老师。我非常赞同还有比服装更值得研究的领域，可是从我的视角出发，我觉得这个领域也值得我花很长的时间进行研究。

四、70年代的制度遗产

　　徐俊忠：为毛泽东农民组织思想与实践辩护

　　我把毛泽东关于农民组织起来的思想与实践，当做一份需要认真对待的遗产来强调，主要是由于一些人多年来的建构，使得许多人对它误解太深。下面我主要谈几点看法：

　　（一）农民组织起来是毛泽东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总思路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管的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国。农业生产技术含量很低，所谓机械化、现代化农业等等，对于中国不仅稀有，而且陌生。因此，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究竟如何发展，问题十分沉重。解决问题的思路，可以是回到经验和传统，就是让地主、富农与贫雇农甚至是失地、失业农民并存自由发展，但这是一条被历史证明不可行的路。社会动荡和革命的频繁发生，就是此路艰险的具体说明。因此，他拒绝选择这种回归传统和经验的做法。不论是他进行区域性治理（如延安时期），还是进行全国性治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都主张农民组织起来。

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他发表了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他说：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惟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惟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③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土地改革完成后，他及时指导和推动一系列农民组织起来的社会运动，包括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直至1958年的农村人民公社等。后来，农村人民公社的发展出现了困难。为了应对这种困难，各种各样的调整政策、方案都被提出。几乎任何方案毛泽东都可以接受和容忍，惟独对于“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到户”的“单干”方案，他就是寸步不让。原因在哪里呢？

　　首先，他认为，农村一旦实行“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到户”的“单干”方案，用不了多久，甚至一年半载，农村就会出现两极分化，“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这样，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中国现代化就不可能得到稳定的环境。这一反对还有另一个深层意义，这就是借助集体经济体制，推动农村社会保障网络的建构。中国没有对于全民保障的传统，尤其是农村。救贫济苦的事往往由一些带有帮会色彩的乡村组织去担当。新中国成立伊始，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又面临着百业待兴的压力，政府自身的财力是无法担当起农村救贫济苦的责任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建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难题，至少不会让农村有人“没法生活”。这样，政府就可以更好地集中财力去进行国家的基础性建设。长期以来，农村的拥军优属、孤寡老人的养护，都是依赖于集体经济的。后来农村合作医疗这种农民的医疗保健措施，以及农村普及基础教育等等，也是寄生于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的。这可以说是从社会治理方面的考量。

　　其次，中国农村人多地少，仅靠一家一户耕种自家那一亩三分地，既无法满足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需要，也不能解决农民自身的富裕和发展问题。毛泽东在谈到为什么要从高级社过渡到人民公社时就说：

　　人民公社化以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这类问题。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该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由于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业等等，也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发展。成立大队、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④

　　有人批评毛泽东喜欢“一大二公”，但关键在于他不是把“一大二公”当做目的，而是当做实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手段。自70年代后期，“小岗村模式”被广泛推广后，农民利益碎片化了，重新恢复到一家一户耕种那么一点小土地的模式上。结果是短时期内解决了温饱但长期不及富裕之门，有的甚至重新返贫，并且村庄普遍破落。而相反的一些例子，如一些坚持集体经济的组织，最典型的是华西村、刘庄、南街村、周家庄等等，在政府解除农村发展的政策性限制后，借助集体优势，实行分工协作，实现农工商的全面发展。这种农工商全面发展的生产优势，是任何“分田到户”的单干体制所无法比拟的。

　　此外，还有一个中国农村如何实现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选择问题。毛泽东多次说到，中国以那么多的人去种粮食，而且仅仅种那么一点粮食，这从全世界看都是最不合理的。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的未来不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去种粮食。大量人口从农业转移出去，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问题是这个过程如何实现？他说：

　　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了。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⑤

　　显然，这是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人民公社在他心目中，不是苏联那种纯农业生产的集体农庄，而是搞“工农商学兵”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集体。这种发展一旦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可以就地转移就业，并实现农村“在地城镇化”。其实，今天的华西村和刘庄等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而在毛泽东看来，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才有可能走通这条路。因为只有它才有可能通过集体的体制，去组织农民，建设新农村，而不是听任农村随着两极分化的发酵而凋零、破落，农民自发流入城市，沦落为城市的弱势人群。

　　（二）三十多年来的农村实践究竟说明了什么？

　　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基本回归于传统和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尽管有些同志有过疑虑，例如李先念曾经在“分田到户”席卷全国时，仍坚持“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的看法，⑥但都无济于事，因为当时基本上是以“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方式去推进这一回归的。这种回归也确实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了农业增产和农民生活状况好转。但现在看来，这种好转绝对不是“分田到户”的单一因素造成的。“分田到户”的最大优点是最大限度地抑制了懒人。但成就当时农业增产和农民生活状况好转的因素，至少还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集体化时期兴修的大批农田水利设施继续发挥作用；二是由于中央政府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和国家化纤工业获得长足发展，一定程度地舒缓了农民种粮和种棉的压力，相应地增加了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自由度；三是城镇改革基本没有启动，农民还可以得到廉价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然而，在历经几年顺境之后，问题就渐渐暴露出来了。首先，原来集体耕作的成片农田被分切为“西瓜田”，每家每户耕种的不是“一块小田地”，而是几块分散零落的小田地，客观上不仅因田埂增多而减少了实际耕种面积，而且影响了耕作效益。其次，由于分田而导致集体瘫痪，不仅原来设想的“一把铲子放水”的灌溉用水管理方案难以实施，而且原来较为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也渐渐疏于维护而堵塞、破损，农田水利效益不断下降。第三，随着城市改革的启动和推进，农业生产资料不断提价，极大地抵消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其他惠农政策的利好效应，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快速下降。后来正是由于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不断下降和农民空闲时间因公共性农田基本建设劳动停止而增多，大量农民开始流入城市，农村中留下大量所谓“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并造成大量被媒体称为“体制性寡妇”和“体制性鳏夫”的人群等等。

　　在农村走向问题“星丛”的同时，城市治理压力也越来越大。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流”，城市外来人口不断聚集的压力持续不减，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附近都有若干个藏污纳垢的“小爱尔兰”。其实，生活质量最差的还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只要你去看看他们蜗居在城乡结合部的“贫民窟”，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

　　然而，在一些至今仍保留集体组织体制的地方，如上述提到的华西村、刘庄、南街村和周家庄等，情况则完全不同。那里借助集体体制，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程度不断提高，直接从事农业劳动人数已经十分简约。与此同时，发展起大量的工业、商业和旅游等企业，就地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农民不用外流打工，本地就可以安居乐业。集体经营所得，通过各种方式，实现村民共有、共享。不仅本村民众的日子过得滋润，还为周边民众提供就业机会。这一发展实际上就是以集体经济体制为依托，去发展农业和农业以外的工业、商业以及旅游业等等，从而把集体办成一个集农工商为一体的经济实体。这恰恰正是毛泽东对于农村人民公社所设想的“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模式的体现。

　　所以，如果要问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践究竟说明了什么？我想至少有两点是可以明确的：一是“分田到户”的经营方式，并非解决中国“三农”出路的最佳选择，因此，关于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很有必要根据时局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二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使得毛泽东的构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性证明。正是改革开放的深入，才使得原来限制乡镇工业发展的消极性政策不断归于失效，农村集体组织也才不断获得发展农工商产业的应有条件。

　　（三）关于毛泽东时期农村人民公社失败的原因探讨

　　毛泽东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构想，可以说是他的农民组织理论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创造。但是毛泽东在世时，农村人民公社多数都非常窘迫。许多人正是根据这种状况而指责毛泽东的。

　　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导致农村人民公社在毛泽东时期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农村人民公社遭受了“去工业化”对待。在批评农村人民公社的人群中，有相当部分人把它看做照搬苏联集体农庄的产物。其实，这是基于对事实不了解的判断。苏联集体农庄是一种纯农业的经济组织。毛泽东评论：“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⑦又说：“他们要使农民永远成为农民。”⑧因此，强调中国农村不能照搬这种做法，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重要思想。因为中国农民群体十分巨大，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仅仅去种田，根本无法解决农民本身生活和发展的问题，更无法使其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相适应。苏联有大量的可耕土地，搞广种薄收，日子至少可以勉强过下去。中国农民人均土地很少，把他们限制在耕种那有限的土地上，效益和效率一定很糟糕。因此，他始终认为农村人民公社必须因地制宜，走“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道路。这是毛泽东人民公社构想中的神来之笔，也是它与苏联集体农庄根本区别的地方。

　　然而，历史并没有给毛泽东留下实践这一构想的从容空间和时间。在人民公社化的初期，全国各地都热情高涨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出现了人民公社大办工业的热潮。但在这一过程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条件的办，没有条件的也办，结果不仅办工业煮了一锅夹生饭，还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劳动力投入，造成经济上的混乱、困难乃至灾难。这就导致人民公社办工业的举措受到了严厉指责。一些受到传统发展思想影响的人，包括受苏联集体农庄模式影响的人，更是指责它破坏国家计划，扰乱经济秩序，制造质量低劣的产品。这种指责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还不绝于耳。《李先念传》就记载了80年代初李先念和陈云对于社队企业的质疑。当时，针对经济过热，中央正在考虑经济调整。李先念首先想到的就是对社队工业“刹车”。他说社队工业“究竟搞什么，现在搞的有很大盲目性，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我看要刹车。强调公社工业是光辉灿烂希望所在的说法，不见得对”。陈云也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一个资本家这样搞。”⑨这非常直观地反映了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的真实看法。因此，从60年代起，特别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后，随着全国开始经济的治理整顿，中央一线的领导同志通过一系列文件，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不能办企业”，已经办起来的必须脱钩，交与工业部门管理，实在不能脱钩的，也只能在不与国家计划相冲突和不与国有企业争原料和市场的前提下，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产品。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社队工业生存和发展的合法地位。农村人民公社因此蜕变成类似于苏联集体农庄那样的单纯农业生产的集体组织，完全走到了毛泽东主张的反面。对此毛泽东是非常不满的。但面对经济困难时局，他只好无奈将就。后来，他曾多次力图突破这种政策限制。例如在“五七指示”中，他提出农村“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1975年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他以批转“人民来信”的方式，同时把河南巩县回郭人民公社兴办“社队企业”的调查报告以及华国锋力主发展“社队企业”致湖南省委的信，一并批转给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希望以此再次推动“社队企业”的发展。但总体上看，人民公社被“去工业化”后，一直处于功能不全的状态。它的实际功能几乎就在于把很多人组织起来种植那么一点土地。尽管通过这种组织，农村进行了大量农田基本建设，尤其兴修了大批农田水利设施，但最终产出的还是在那片有限的土地上。这样，即使土地种出的是黄金，其效益也是有限的。因此，当时人民公社的失败实际上是被“去工业化”后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失败。“去工业化”把农村人民公社变成中国版的苏联集体农庄，从而扼杀了农村人民公社的生机和活力。这是那段历史的巨大遗憾！

　　二是从1953年开始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持续实行。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有着复杂的背景，也是当时发展工业化的需要。但不论如何，一旦实行这一政策，农村经济组织就无法成为一个独立面向市场的经济主体。这一政策要求实行“三定”，即定数量、定品种、定价格，这意味着你必须接受国家的计划要求。要你种小麦，你不能种玉米，要你种棉花，你不能种大豆，要你种粮食作物，你不能种经济作物，尽管经济作物可以有好的经济效益。而对于属于国家统购统销的战略物资，例如粮食、棉花和食用油料等，即使是农民从自己身上节衣少食省出来的，也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卖。为了克服农民对这种政策限制的一再抵制，政府还以各种名目，例如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等等，以不断抑制农民对于自身利益追求的冲动，最大限度地顺应政府的意图。在这种背景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而是接受政府，甚至是中央指令的附属单位。试问在这种条件下，它能有多少发展的空间呢？

　　所以，我认为，检讨当年农民组织化过程，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之所以最终走向失败，有各种不正之风如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等的严重影响，以及工作中的其他失误，但更为根本的因素还是在于对人民公社实行“去工业化”的政策和“统购统销”的持续实施。

　　（四）毛泽东的方案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我始终认为，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组织起来的思想是基于对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理解和对中国农民所创造的经验的一种概括和提升，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在对小农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向来既反对对它实施剥夺，也不主张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因为随着产业的发展，小农难以经受市场风浪，更无法抗衡大土地所有者尤其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竞争。出路在于通过示范和引导，逐渐使他们把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并为此提供社会帮助。恩格斯还专门对此提出了一种设想：如果“把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经营的话，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等于多余的；劳动的这种节省也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要给这些劳动力找到工作，可以用两种方法：或者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拨出一些田地给农民合作社支配，或者给这些农民以资金和机会去从事工业性的副业，尽可能并且主要是供自己使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就会有所改善，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影响，以便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社员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⑩显然，这是一种有效地帮助小农提升经济地位和社会权利的方案。这一方案与毛泽东的农民合作组织思想，尤其与人民公社方案不谋而合的是，都强调通过合作社的集约性经营，节省劳动力，进而把节约下来的劳动力转向办工业企业，去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和提高合作社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地位。一旦实现这一点，无产阶级就能够通过对于小农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改造性提升而有效地推动小农的转型。河南新乡的刘庄和江苏江阴的华西村等在毛泽东逝世后，以集体的组织形式实现农工商多业的兴旺发达而成为这一构想的成功范例。毛泽东当年批评苏联集体农庄的组织者，说“他们要使农民永远成为农民”，中国的史来贺和吴仁宝们的实际行动，给毛泽东这一批评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老田：毛泽东时代的资本与劳动

　　我今天想要换一个角度来讲毛时代的经济问题。以前我们学习的党史、国史、经济史，都是说我们的领导人多么能干，所以办成了什么事，或者反过来，说领导人不能干（犯错误），所以某些事情办得不好，这都是从积极因素进行解释。这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远远不够，还需要从反面加上一个消极因素的解释角度，而这往往是被人忽视的角度。就是说，只要破坏不到一定程度，它不足以阻止那个潜力。

　　毛时代那个制度的潜力是非常大的，主要体现在投资能力和动员劳动力能力上升两个方面。一是有效地把全社会的经济剩余转为生产投资，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财政的投资能力；二是通过农村基层三级政权的建设使得动员活劳动投入的能力也最大化了，因此毛时代的制度潜力，投资能力的提升是来自于社会革命的成果（剥夺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对于经济剩余的掌控和无效使用），而动员劳动力的能力则来自于毛时代低成本、高执行力的基层政权，基层政权执行力的提升也部分地与革命时代根据地动员农民的管理经验紧密相关。

　　（一）如何理解毛时代投资能力的上升

　　毛时代投资能力提升得非常快，对比国民党政权时期“经济情况最好的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政府财政总支出72.59亿元，其中用作‘建设费’的仅仅1.75亿元，每年平均还不足2000万元”，与低下的投资形成过程相关，“旧中国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中，累计建成的工业固定资产价值总共不超过人民币124亿元”。这个缓慢的资本形成过程，在毛时代戛然而止，“‘一五’计划时期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88.47亿元，实现新增固定资产492.18亿元，……五年新增固定资产相当于新中国成立时接收的固定资产的4倍”。11这说明，中国社会可转化为工业投资的潜在经济剩余数量很高，但是，前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妨碍了投资的形成过程。问题在于，学术界未能恰当揭示前毛泽东时代投资形成的“障碍因素”，因此把眼光转向毛时代是如何“提高”了攫取全社会经济剩余的能力，结果在经济史解释中间形成两种很“权威”的想象力：第一种想象力是关于扩大“剪刀差”的设想，第二种想象力则是集中于扭曲价格体系从而有利于投资形成，这两种想象力都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在毛时代的开始阶段，整个社会的潜在经济剩余就数量而言，支持投资的能力与旧社会差距不大，而投资能力提升，首要的原因在于破除了旧社会各种不利于投资形成的障碍，其次才是财政和行政提取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说，因“破除障碍”这个消极因素的消失而获得的能力是第一位的，因“提取能力”这个积极因素的上升则是第二位的，因为学术界遮蔽了投资能力上升的第一位原因，仅仅从第二位原因出发建立解释体系，必然会过度夸大“积极因素”。

　　把毛时代工业投资能力提升，与政府剥夺农民的力度联系起来做因果解释，这是扩大剪刀差思想的要点。所谓“剪刀差”，就是工业品定的价格越来越高，农业品的价格越来越低，政府通过这个扩大的差价来提升投资能力。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老教授严瑞珍，她的看法是中国的工业化投资百分之百来源于剪刀差：

　　从1953年到1985年全国预算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共7678亿元，平均每年240亿元左右，大体相当于每年的剪刀差绝对额。可以说，30多年来国家工业化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剪刀差取得的，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初步基础。12

　　说到底，扩大剪刀差要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动来体现。有一个叶先生系统地研究了毛时代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关系变动，清楚地显示剪刀差的说法并没有根据：“从1952年到1977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72.4％，而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0.1％。”这位叶先生明明知道不存在扩大剪刀差的问题，但他觉得不够，一定要加上自己的概念创新来证明剪刀差存在。他说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得慢，工业的则提高得快，要从这个创新的角度寻找存在剪刀差的依据：“同期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1.5％，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提高了24.8％。在剔除了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之后，从等价交换的角度考察，剪刀差扩大了20％左右。”13叶先生的剪刀差概念已经完全有别于剪刀差概念的内涵，他把自己的研究强行纳入剪刀差概念框架进行界定，早已越出剪刀差概念原有的内涵和外延，已经构成“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他的比值剪刀差概念如果成立的话，显然已经是说针对不同的工农业生产率提高速度如何更合理地确定比价，而完全不涉及工农业产品比价实际上在扩大的这个“剪刀差”概念的标准内涵。之所以出现这种“对着事实说假话”的问题，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学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先念地设定了要在剪刀差框架之内，找出毛时代工业投资能力扩张的奥秘，而不愿意扩展自己的视野，在剪刀差之外去寻找新的因果链接，因此，就会出现这种完全无视逻辑的怪事。

　　下面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详细数据，在每一个时期的工农业产品定价趋势都是：农产品的价格是愈趋上升的，农产品跟工业品的交换比价是愈趋缩小的，没有执行过扩大剪刀差的政策。“以一九五○年为100，一九五二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为12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为109.7，工农业品综合比价指数为90.2（以农产品收购指数为100），交换比价缩小了9.8％。……一五期间，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20.2％，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了2.2％，……一九六五年与一九五七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28.5％，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5.6％，……一九七六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1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降低了7.3％。”14

　　在我看来，毛时代投资能力上升，并非来源于以剪刀差政策剥夺农民，而是把旧社会掌握在地主、富农、资本家手上的经济剩余，集中到财政手里，然后顺利地转化为投资。换言之，此前地主、富农、资本家从劳动者手里攫取的经济剩余数量并不少，但是，转化为生产性资本的却不多。最为极端的例子是，农业投资能力的极度萎缩，甚至到了难于维持牛耕的地步，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只有15％的家庭养牛，大多数农民连牛都用不起了。此外，毛时代对于管理成本的压缩也很厉害，在很长的时间内，行政经费的开支占总支出比重都很低，只要把旧统治阶级攫取的那部分经济剩余数量充分集中到财政，再减去较低的总管理成本之后的余额，就构成了庞大的财政投资能力，即使像毛时代那样执行缩小剪刀差政策，可用于投资的余额也是非常可观的。

　　从城镇非农业销售的粮食数量看，1960年是第一个高点，为631亿斤，1971年“三个突破”之后形成第二个高点，达到800亿斤，把这两个数字与土改后剥夺地主、富农的700亿斤地租的数字（重新分配了43％的土地）相比，显然，硬要说剥夺农民的话，也应该准确地说明是剥夺了农民中间的地主、富农。与此同时，由于生产的提高和工业品下乡数量的增加，土改后多数年份的绝大多数农业生产者，占有的粮食和工业品都有所上升。而剥夺地主、富农（后来还要加上资本家）的数量和程度，恰好是毛时代投资能力上升的主要原因——把旧社会那些不投资的经济剩余转为投资，因此，新中国的投资能力上升主要与潜在经济剩余顺利转化为投资相关，而与扩大剪刀差政策无关。与严瑞珍、叶善蓬等人用扩大剪刀差来解释毛时代投资能力不同，林毅夫等人则以扭曲价格来解释投资能力的增加。

　　（二）如何看待劳动力动员和政权执行力上升

　　在毛时代的工业化进程中间，剩余劳动力的有组织的密集投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是毛时代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键特点。刚才徐老师讲了毛泽东设想依托人民公社走出一条新工业化道路，这个我非常同意，我想从另外的角度来观察一下“人民公社三级体制”对剩余劳动力的动员能力及其效果。

　　第一个方面是中国在前工业化时代就有了人口膨胀，全社会有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六亿人口是我们的资本而不是负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设计问题，因为这些劳动力主要居住在农村地区，如何充分利用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来加快工农业发展，就成为农村基层组织设计的关键线索。在合作化之后，组织起来的农村劳动力除了增加对于土地的投入，在田间管理方面进一步推行“过密化”的应用方式之外（典型的是毛泽东所总结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还在农闲季节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此外，有组织的劳动力还能够方便地与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对接，在1958～1959年两年，以劳动力投入为主修筑了25万公里的公路（1978年总公路里程为89万公里）。在推动高级社之前，1956年的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中说：

　　农村中的男劳动力，在黄河淮河一带，有些地方，从前每年只能作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后，可以作工二百多天，女劳动力过去不使用或较少使用，合作化之后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在农村中，出现了从前所没有想像到的巨大的生产力。

　　在我的记忆中，到70年代农村男女劳动力每年干活要超过330天，这对整个农业发展来说是一块非常大的资源，跟解放前相比，相当于一下子多出4～5倍的劳动日可以利用。后来搞农田水利建设、合理密植、乡村工业，甚至公共工程，比如修铁路和公路，所需要的人力就大量来自这里。

　　充分动员剩余劳动力，固然是合作化的一个设计目标，如何有效地动员农民的经济剩余顺利转化生产性投资，则是合作化的另一项要求。特别是工业化水平较低、农业增产得不到太多工业投入品的情况下，对于开通农业内部的投资渠道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在第一代领导人那里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

　　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此外，还应当根据可能条件，积极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粮食生产是农业经济的基础，必须优先发展；同时也必须按照适当的比例发展棉花和其他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并且发展畜牧业和副业生产，发展农业的多种经济。为了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了国家必须实行正确的税收政策、粮食政策和物价政策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正确地处理合作社内部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15

　　第二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农村政权的管理水平问题。合作化之后可资利用的劳动日增加幅度非常大，这对于推广各种“过密化”的技术措施是很有利的，同时富余的劳动力还为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工业乃至服务业提供了新的潜在空间，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但是，管理水平的不足对于发挥潜力，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削减和抵消因素。从1956～1958年的农业生产效果看，增产是很明显的，这恰好是基层政权管理水平最低的时期，干部处于学徒工阶段，制度建设也是处于起步阶段，看起来，管理的效果也不能绝对地与干部的经验和素质、制度完备与否，进行简单地因果链接。1956年到1958年，农村管理很混乱，真的是一哄而起，1956年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都一步到位地实现了高级社化，而高级社平均规模都是200多户，这是农村管理最粗放的时期。有一个小故事发生在更早的1951年，山西作家赵树理下到山西省川底村，一个著名的劳模郭玉恩试办合作社不会管理。赵树理告诉他说附近搬来了李老四，他家里有78口人，要郭玉恩去看大家庭是怎么管理的，向那个大家庭学习。16管理层对于农业生产的巨大消极影响，主要出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经验之后的时期，特别是在1958年以后，整个管理层对农业生产的干扰和破坏（瞎指挥）程度过高，由此造成了极端恶劣的后果。事后回顾起来，农民建立在单干之上的合作有非常高的潜在效率，哪怕是管理粗放仅仅发挥出一部分潜力，就会有宏观上的效果，这是1956～1958年的农业增产所证明的。反过来，假如瞎指挥和破坏带来的混乱和损失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管理损害生产的后果才会显示出来，这是1958年之后的状况。相比较而言，只要合作效率超过管理混乱带来的损失，还是可以观察到生产向上发展的情形。在这一点上，很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恰恰反过来强调管理层的经验和手段的绝对决定性。要是这个想象力是正确的，那么，农业生产就会呈现出与管理经验上升的同步曲线，而最初阶段因为管理最不成熟，所以最可能是减产的。这个恰好不符合合作化的历史事实，这个观察视野恰好遗漏了劳动力资源的组织和投入潜力，而管理的绩效要与合作潜力发挥程度进行对比才能确定。

　　第三个很重要的观察角度是需要给管理演变加上一个时间维度，管理经验和制度不可能一夜之间成熟起来，相关的权能划分和经验积累只能是逐步实现的。哈佛大学教授钱德勒对美国企业史的研究中间，提出一个“三重投资”的框架。他说一个企业的扩张，第一要进行设备厂房的投资，第二要做市场网络的铺设，第三要做管理结构的投资，在这三重投资中间，设备厂房和市场网络的投资周期都比较短，投资周期最长的是管理结构的投资，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他以杜邦集团的碳素染料产品为例，虽然杜邦很短时间就完成了设备厂房投资和市场网络建设，但它花了10年左右的时间才把内部的管理团队磨合好，并从此建立起自己的市场优势地位。钱德勒还将这个结论加以普遍化，认为每一个新技术进入市场，差不多都需要10年的时间，才会成长出第一批领导型企业。他的解释是，企业需要10年左右的管理结构的投资期。17从1952年建立中央农村工作部推行合作化开始，经过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中间经过人民公社的反复，到1962年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恰好也是10年时间。

1958年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干部的“五风”问题——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五风中间除了干部出于自身的私利需要——“吹牛出政绩”之外，还可以找到一个功能性的客观原因。当时有一个重要问题没解决。农村有4～5倍的劳动日可以用，其中农闲时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底该由政权的哪一级组织来调配？到70年代尘埃落定之后，农闲时间的劳动力调配实际上多由县政权承担，在全县范围内按照流域地理状况进行水利规划和建设，而且，当时也只有县一级才有必不可少的技术力量，因此，剩余劳动力的组织和使用就在县一级实现与技术规划力量的合理结合。但是在1958年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当时到处发生的“并大社”现象，实际上是省地县各级政权把原来办得好的小型模范合作社强迫扩大，硬性要求公社领导人承担领导责任，但在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层次搞农田水利，严重缺乏测绘、设计方面的技术力量，最后，严肃的水利规划由领导人进行“拍脑袋”设计。到六七十年代，农田水利特别是大水利的规划，基本收到县一级的政权，由县水利局进行规划。像在我的老家蕲春县，有一个老工程师告诉我：现在的报纸上天天说政府为经济建设服务，差得太远，看看我们当年政府是怎么服务的，全县除了水利局之外没有任何机构有计划，就我们有计划；我们规划设计什么工程，县委书记和县长主动担任指挥长、副指挥长，这才是真正的服务；我提到公社里一个小工程，他说那也都是水利局规划的，我让你们公社的劳动力在家里修就行了，要不然就得跟我到大水利去。他还提到当年本县最大的白莲河水库东干渠工程，半个县的农田都能够受益，漫长的干渠工程穿越丘陵地带需要建设许多渡槽，当时整个国家的工业很不发达，钢筋水泥等物资特别短缺，要依靠上级计划的分配，由于计划物资缺乏，渡槽建设成为最后的“卡脖子工程”，不得不冒险用最“节约”的设计方案把渡槽完工，迄今已进行了4次除险加固，但还是没有把握。

70年代与农闲时间的剩余劳动力组织相关的调配职能是这样划分的：县一级政权的党委和政府官员作为指挥力量，与水利局的技术规划力量进行密切的配合，再加上国家计划分配的钢筋水泥等物资，1958年那些很盲目的东西就少了。用后来基层政权中间相对稳妥的权能划分结果，去对照1958年“并大社”的现象，可以解读出省地县的大干部转嫁职责和风险的动机。各级干部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持有一种畏怯心态，同时为了避免自己出错，引发相应的职业利益风险，把应该由上级承担的领导职责，强行对下转嫁，要求早期成长起来的底层合作社带头人去承担那种“有风险的领导职责”，几乎每一个早期合作社的优秀领导人都被地县干部提拔为人民公社社长。因为人民公社的范围足够大，可以把小的河流流域包括在一个单一的公社范围之内，而水利建设规划客观上要求按照自然的地势条件进行“整个流域”的合理安排，这样，大社就具备了小范围的全流域规划的行政条件（但当时文化极度不发达，公社层次往往缺乏最低限度的技术力量配合），而合作社带头人的职业利益风险主要操控在贴近的行政上级——地县干部手里，而地县干部可以从上面给予“保险”，这样，不仅省地县干部自身承担的责任和风险都最小化了，同时在推动一项未知的事业过程中间整个官场的政治风险都最小化了。如果这个分析靠得住的话，那么由于职责和风险到处都是同构的，就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1958年那么多省地县干部热切地行动起来，超过北戴河决议的规定时间去推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了。

　　在水利建设的各项资源中间，技术力量和管理力量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把农村三级组织建设好之后，可动员的活劳动就太多，相比较而言，工业和技术那条腿非常短，最后成为决定性的限制因素。到70年代晚期，本县的大中型水利建设都已经完成，需要动员农闲时间的剩余劳动力的项目不多，但是，相关的管理体制和要求还按照惯性运作，没有适时加以改变。在我的记忆中，70年代中期已经很少需要农民去水利工地了；虽然集体农业时代种田的方法业已经过革新，每亩田需要投入更多的活劳动，但由于人口和劳动力的增加，农民每年出工不超过一百天就可以按照高水平要求种好田了，但大小队干部还要求农民天天出工干活，明明没有多少事情干，我记得农民最痛恨的就是这件事。从这个意义上看，当时的管理结构较好地适应了动员剩余劳动力的功能性需要，但是在原有的目标实现之后，没有进行适时调整，这是我观察到的农民不满集体的主要方面。

　　第四个观察角度是活劳动密集投入对稀缺资本的替代关系。农业主要依靠活劳动力投入的决策，在整个毛时代国家的决策里面很明确，可以称作“用密集的活劳动投入代替稀缺的资本”。因为有了非常充裕的劳动力，财政对于农业的投资就可以大大减少。1956年初廖鲁言代表中央农村工作部向知识分子会议作报告，他对“四十条”纲要作说明时说：

　　国家在财政上、经济上和技术上，也应当给农民以尽可能的支援。但是，国家所花的钱不可能太多，尤其是目前这几年的情况是如此。否则，如果事事依赖国家，一切都由国家投资来举办，那是国家的财力所不能胜任的；其结果势必是推迟这些事业兴办的时间，有的甚至办不起来了，或者是把国家的财力大量地使用到这些方面来，而缩减工业投资，从而就会推迟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8

　　因为通过合作化把农民都组织起来了，有这么多的劳动日可以利用，国家的财政资金则可以集中向工业投入。在“三五”计划的原初设想中间是要以“吃穿用”为主的，因为与苏联的交恶，叠加了美国制造的“北部湾事件”的影响，国家周边安全态势全面恶化。有鉴于此，国家的投资重点再一次密集投入军工部门：

　　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确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19

　　为此，农业的发展所依托的资源又再一次转向活劳动的密集投入方面，这个思想非常明确地体现在毛泽东的决策设计中间。1964年5月10日～11日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说：“要注意种好16亿亩。在这个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在19日谈到加强建设三线，农业投资可能要减少时，再次强调：“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20“农业学大寨”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支撑点地位，目的也是着眼于节约农业方面的资本投入，要点是以活劳动的密集投入实现坡地改梯田和水利建设，建设高产稳产农田。

　　正是出于战争安全方面的考虑，三线建设在“三五”和“四五”期间大规模展开，1972年之后还在城市大搞人防工程建设，这两个方面的投入实质上是一种“安全成本”：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国家用于三线建设的投资达到1300亿元以上，占全国投资的42％左右。由于建设项目上得过猛过急，加上“山、散、洞”错误方针的影响，使许多项目难以正常生产，获得利润。一九七六年，三线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增加的产值只有71元，而全国是103元；三线企业每百元产值提供的积累只有14元，而全国是24元。

　　从一九七二年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后，中央、地方财政以及企事业自筹资金，每年有大约10亿元投入人防工程建设。21

　　投资效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做“安全成本”的变相支出。

　　出于国家安全目的和国家间经济竞争的目标，毛时代不仅支持了以美国为作战对象的两场局部战争，还大力支持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

　　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五年，中国先后向87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其中亚洲20个国家、非洲46个国家、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16个国家、欧洲5个国家。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实际支出累计达人民币411.81亿元，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1.73％。在上述援助支出总额中，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为158.72亿元，占38.54％；物资援助为225.74亿元，占54.82％；现汇援助为27.35亿元，占6.64％。在成套项目援助方面，已帮助68个国家建成1126个项目，为受援国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力量。22

　　其中物资援助主要用于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的需要，而项目援助则出于扶持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独立目标。按照毛泽东本人的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富裕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干预能力下降。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下降，对中国也是有利的。他在1964年7月16日接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长时说，中国的援助“金额很小，无息贷款，50年到100年还都可以，不还也可以。主要是要你们富起来。你们富起来我们就好了。你们能抵制美国、英国和印度，我们就好了”。23如果说支持两场局部战争中国还是处于一种“防御态势”的话，那么援助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则明显是一种“进攻态势”——试图削减诸强国在弱国的“既得利益”和“既得权力”。

　　（三）毛时代的资源配置与企业效益

　　林毅夫等人认为：

　　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是为了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实现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目标，以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征的三位一体模式。

　　经济发展战略是外生的可以由政府选择的变量；而在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中，一经选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会形成相应的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以及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这三者是内生变量，在逻辑上是由特定的资源结构和发展战略的选择而诱发形成的，构成不可分割的或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一定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相应导致特定的经济结构类型，而一定的微观经营机制也产生特定的激励效果，这两个方面就表现为一种经济绩效。24

　　他们把毛时代的政府想象成一个资本家，这个资本家为了尽快投资重工业，就需要把价格机制作为手段来使用，撬动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乃至于经济体制结构。这个说法很具有代表性，很受世界银行欣赏，他们的书还得到了世界银行的奖励。

　　按照市场价格作为配置资源手段的观点，政府掌握的定价权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向重工业倾斜的手段，林毅夫的观点有没有道理，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当年中央决策层的看法：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重工业投资的比重特别大，而且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工业投资的比重还要大。前面说过，在五年内的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百分之八十八点八，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百分之十一点二。……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原有的重工业的基础特别薄弱，需要我们积极地长期地去扩大重工业的基础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国营和私营的轻工业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使用的潜在力量，并且还有广大的手工业可以做重要的补充。在我国，一方面许多轻工业品不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因就在于缺少原料。所以说，我国目前发展轻工业的问题，主要不是增加投资的问题，而是增加原料生产的问题。在轻工业的一些原料还不能大量地增产以前，增加轻工业的投资，是不能发挥投资效果的，因为原料供不上，即使工厂建成也不能开工生产。但如果农业丰收，轻工业原料有很大的增产，在现有的轻工业设备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年度计划中考虑增加一些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因为轻工业工厂的建设比较容易，建设时间比较短，也就不致于拖延建设进度。25

　　与林毅夫等人的理论模型相反，毛时代政府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恰恰做过“过度扩张轻工业”的事情。以轻工业中间最重要的纺织工业为例，“一五”计划曾经设想增加180～250万锭的纺纱能力，1953年秋天国家计委和纺织部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要求扩大到300万锭，纺织投资因此达到17.5亿元，导致李富春所说的“轻工业设备”“空闲”率的上升。由于农业原料供应增速缓慢，结果纺织机械中国率先出现过剩：

　　我国纺织机械工业生产的产品，不仅装备了国内的纺织工业，而且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成套援外，从一九七三年开始成套提供外贸出口。建国后，共向亚、非、拉、欧4大洲36个国家和地区供应棉纺设备185万锭，织机8.8万台。

　　中国对于纺织业投资需求的不足，还要从设备的“满负荷”利用上寻找理由：

　　一九八二年，世界主要国家的棉纱产量，苏联为163万吨，美国为99万吨，印度为96万吨，日本为47万吨；这些国家每个棉纺锭年产棉纱不到0.1吨。中国棉纱产量则达339万吨，每个棉纺锭年产棉纱0.17吨左右，棉纱总产量和棉纺锭的单产都高于其他国家，居世界第一位。26

　　机器设备利用率的最大化，无疑是单位投资效率提高的关键因素，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比较容易实现，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比较困难，中国以较低的设备技术水平和自动化程度，实现年产能高于美、日等先进国家近一倍的业绩，显然，这主要源于计划经济在全国市场产销链条方面的优势，这不仅填补了设备技术方面的劣势，还实现了反超，这也不能完全从工人的积极性和干部的管理能力方面作出“积极解释”。显然，纺织设备的产能提升，计划经济时代一个工厂的年产能差不多相当于美、日两个工厂，这也最小化了对轻工业投资的需求，“节约”了大量投资，可以转用于重工业。

　　从统计数字看，重工业投资占基建投资的比例由1953年的25.8％上升到1958年的56.2％，此后长期徘徊在50％左右，这是与轻工业设备的高利用率和农业原料增产速度缓慢两个关键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由于财政投资能力很强，在满足了与农业原料增产水平相对于轻工业投资要求之外，仍然保留了很强的重工业投资能力，这才是重工业投资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而不是根据政策选择的重点，强行压低轻工业投资的结果。换言之，在农业原料大量增产之前，投资轻工业并不具备条件，这个关键性的制约因素，李富春在1955年就已经认识到了。1979年之后的轻工业扩张政策，也是在配套了原料增产政策之后，才取得效果的，否则投资的增加只能体现为开工率的下降。

　　不仅林毅夫这样的纯理论经济学家说决策上过于重视重工业，一些主管轻工业部门的官员，出于“投资饥渴症”争取本部门预算最大化的需要，也往往抱怨不重视轻工业。在一定程度上，林毅夫的观点是与轻工业部门的投资饥渴症相互匹配的，也是与1979年之后中央决策部门人为选定的投资重点转移的宣传口径相一致的。曾任轻工业部部长的梁灵光就说：

　　重“重”轻“轻”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轻重工业比例长期严重失调。从1949年到1978年，重工业增长了90.6倍，轻工部系统仅增长17.3倍。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要加重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但是，“一五”期间轻工业部系统的投资占国家总投资的比重是2.5％，“二五”是2.4％，“三五”是1.8％，“四五”是1.9％，“五五”前三年仍是1.9％。

　　梁的轻工业投资比重数据小于统计局的数据，差别在于梁的数据仅仅包括由“轻工业部”主管的产品门类，不包括归属纺织工业部等相关部门的数字。1978～1979年的投资方向调整，带来轻工业投资短期内的快速膨胀：“1979至1983年间，轻工共完成基建投资103.36亿元，相当于前28年总投资的60％、年均投资额较以前增加3.4倍。”更为重要的是，它撬动了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重点的长期转移，这与1979年底中央决策要对轻工业投资实行“六个优先”紧密相关：

　　这个提法最一早在1979年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来的，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六个优先原则的提出，是中央“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使轻重工业比重协调起来”方针的体现。中央在原材料和能源供应、资金的分配方面给了轻工业以很大支持，当时为抑制经济过热，曾采取压缩基建，减少投资的办法，但是为了保证轻工业的资金，发放了轻工专项贷款。地方上的投资重点也由过去发展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转向发展轻工生产。27

“六个优先”实际上最大限度地撬动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兴趣转移，调动了中央财政控制之外的投资能力集中于轻工业，梁灵光指出这一次优惠政策撬动的投资转向是长期性的：“在我离任后，基本上已改变对轻工业‘又挤又让’的现象。相反各地争相上项目，争指标。”结果导致轻工业短期内的过度膨胀和企业效益的极度滑坡，毛时代价高利厚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得到各地政府的重点投资，产能急速膨胀到超出全国市场容量的程度，自行车产量由1978年的854万辆上升到1984年的2861万辆，手表产量从1351万只上升到3798万只，缝纫机数量从486万架上升到935万架。28作为80年代前期投资重点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纺织等行业，最先出现全行业亏损，这个时期膨胀起来的产能，后来大都被百分之百淘汰掉了，相关企业大多破产，由此导致整个工业企业效益的普遍下滑，1996年、1997年两年连续出现全国亏损企业的总亏损大于盈利企业的总利润。

　　轻工业投资占基建投资的比重，“一五”时期为6.4％，“二五”时期下降为6.4％，1963～1965年为3.9％，“三五”时期为4.4％，“四五”时期为5.8％，“五五”时期为6.7％。29很明显，轻工业原料增产缓慢，在国家工业投资中间的比重逐步下降，由此带来重工业投资比重的逐步上升，也正是因为原料不足，60年代纺织工业的投资重点开始转向纺织原料，重视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的生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按照林毅夫他们的想象力，毛时代的重工业优先政策，必然带来企业效率低下，这个推论与统计数据发生了冲突。实际上，毛时代工业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不是效益不好，而是经济效益指标高到难于理解的地步。有一个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工学博士，他后来去日本工作，对经济问题特别有兴趣，专门写了本书《刷盘子，还是读书？》，比较中日的工业化道路。他阅读了大量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如林毅夫、周其仁的文章，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人完全不参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数据，所以，这些主流学者也很辛苦，必须想方设法去寻找数据，甚至在书中重新制造新的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国家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显示的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和资金利税率都非常高，是欧美日大企业好几倍。大概到199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工业资金利润率终于奋斗到世界500强水平，降低到5％左右。而在1984年企业改革开始之前，企业的资金利润率仍然高达14.9％。所以，要理解毛时代的工业化历史，反而有一个任务是如何解释工业企业的高效益指标。

　　计划经济条件下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充分利用机器设工作时间。1982年中国纺纱设备自动化程度不如西方国家，但单锭棉纺纱能力可以达到0.17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则没有一个超过0.1吨，这意味着中国用比较落后的技术，通过增加机器年利用小时数达到西方先进设备差不多两倍的实际产能。如果再考虑国产纺织设备的性价比状况，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资金利润率的差距有那么大了：

　　一九六五年基本完成的、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第二代棉纺织、印染新设备，集中了全国纺织工业科研、革新的最新成果，吸取了国外的纺织新技术，同当时的世界先进设备水平比较，并无逊色。

　　还由于国内生产的设备，在价格上能比进口纺织设备便宜得多，如五十年代初期，国产棉纺设备的价格只有进口设备价格的三分之一左右，七十年代后期还不到进口设备价格的30％。这样，就能以同样的投资建设更多的工厂。30

　　除了资本充分利用和性价比高的原因之外，工业企业的效益好，还有两个重要的宏观理由。毛时代长期实行产品利润分配上“工大于商”的原则，在产品成本和最终售价的差额中间坚持工业拿大头，也就是说，产品实现环节的成本最小化了，结果整个社会投入商业的人力物力水平都很低：

　　一九七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了3倍和4.6倍，而同期社会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人员却减少36.2％。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五年，国家给国营商业（包括粮食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基建投资以及各级上述商业部门自筹的基建投资累计共为250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投资总额10，695亿元的2.3％。最高的是“一五”计划时期，为3.75％，最低的是“五五”计划时期，为1.63％。31

　　今天的状况反过来，由于产品实现的困难，在产品实现环节的成本不仅远高于企业利润，甚至高于生产成本和利润之和，在宏观统计中间体现为诺斯所说的“交易成本逐步上升到占GDP一半左右”的情形。另外一个原因涉及工业和金融业的关系。毛时代工业企业利息负担很低，直到改革之前工业企业承担的利息负担仍然微不足道（1995年国有企业的利息支出与利润之比为1.9：1，而1985年为0.084：132），这使得银行业很不兴旺，而金融业蚕食工商业利润则是希法亭在《垄断资本》中间指出来的一种长期趋势。宏观后果就是毛时代第三产业不发达，商业和金融业难于分享工业利润，全社会的国民收入分配中间，经济剩余多数保留给工业了。

　　在其反面可资对照的是，80年代短期内投资过度膨胀，结果使得工业总产能严重超越市场容量，第三次工业普查对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普查结果是：1995年全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照相胶卷仅13.3％，电影胶片25.5％，电话单机51.4％，彩色电视机46.1％，家用洗衣机43.4％，自行车54.5％，内燃机43.9％；大中型拖拉机为60.6％，小型拖拉机65.9％，钢材62.0％。33这种严重过剩的产能，在两个方面都会降低企业的效益，不仅设备利用率下降会带来直接效益损失，更重要的是过度投资带来的恶性竞争必然引起多方面效益损失，包括销售价格下降、资金成本和流通成本上升，这些改革后看来难于避免的内部生产环节和外部市场链条上的损失，恰好是毛时代企业高效益的源泉，也是计划经济对于工业化进程的巨大促进作用之所在。

　　毛时代的产业结构明显体现了“经济租金的最小化”，经济剩余集中于生产环节，工业的繁荣是与商业、金融业的不繁荣互为因果的。根据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对照，“工业增加值率由1985年36.0％下降到24.0％，中间物质消耗和支付给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务消耗上升12.0个百分点”，34净产值率的下降是与经济体系中间经济租金的提高、商业和金融业的繁荣分不开的，这是毛时代工业效益居高不下的外部原因。郎咸平对于“产业链阴谋”的追问，在一定程度上匡正了主流经济学家对于企业效率的狭隘理解及其视野盲点，企业效益不完全是产权制度或者市场经济完善与否所能够决定的，而是需要追问整个经济体中间价值分配的比例，以及这些分配比例是如何在产业链条中间被决定的。正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主流经济学家所推荐的改革方案是有着极大偏差的，与这种想象力相关的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原本期待增进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和效益，但是，依照这个改革方案实施下来的后果是1996年之后产生全局性的亏损，这恐怕是与那种对于企业和管理的狭隘理解分不开的。

　　（四）人均口粮不足对于计划管理体制的影响

　　人均口粮不足对于计划管理体制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个方面虽然没有规定全部计划经济的管理框架，但是，却规定了计划经济必不可少的那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重要方面：第一，多数耕地必须优先用于生产粮食，因此农业的产业结构在达到温饱线之前是难于调整的，经济作物的增产缺乏可靠的基础，轻工业投资规模不能超过较低的原料供给水平；第二，由于多数工农业人口都相对穷困，他们收入增加时会“自动”选择优先增加食品消费，导致食品市场上长期存在有效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态势，逼迫政府选择一种有效压低恩格尔系数的政策：让工人、农民在收入增加时“非自愿”地选择食品之外的支出项目，这其实就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质，这个政策一直要执行到粮食总产量足够全国人口吃饱之后才具备取消的条件，这个时候才会出现食品细分市场的均衡；第三，与食品市场的不均衡相关，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张投资或者工资基金对于食品市场的冲击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这导致1958年和1969年两次“权力下放”之后都发生权力上收，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和权力配置也受到根本性的影响。

　　人地关系对计划经济时代有着巨大影响，人均耕地过少，导致几百年来粮食总产量低于温饱线水平。中国大概在1770年前后，人口超过农业时代的适度人口2.5亿，根据吴慧对于亩产量和人均粮食的研究成果，从乾隆十八年人均粮食1100多斤，下降到道光十三年的530多斤。此后人均粮食还继续跟着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降，人均口粮的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1949年前后的208公斤左右，这是历史最低点。此后开始逆转和上升，在1980年前后接近温饱线——人均350公斤的水平。从粮食单产看，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13亿吨，1999年达到5.08亿吨，50年间共增加3.5倍。1949年到1999年的粮食播种面积仅增加3％，而同期每公顷产出则由1029公斤提高到4493公斤，增长3.37倍。粮食产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与此同时，粮食作物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逐步下降，1949年粮食占89％，1978年为80％，1990年为77％，1999年为73％。35人均350公斤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温饱线”，如果没有达到350公斤，耕地就必须优先用于生产粮食，农业就无法突破“以粮为纲”的低级产品结构。在人均口粮达到温饱线之前，经济作物的大幅度增产所需要的耕地面积是“腾不出来”的，轻工业的发展就没有原料基础。

　　对于粮食单产上升的原因，从微观案例看得更清晰。费孝通写了《江村经济》，使开弦弓村在全球学术界中都有很高的地位。1956年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葛迪斯访问时，该村亩产已经上升了惊人的60％。葛迪斯对这个增长有一个分析，他说：

　　开弦弓农户收入的增加显然不低于60％。在短期内取得这样的成就是惊人的。有理由认为只有合作制才能得到这样的成功。在技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使用畜力、机械灌溉、改善施肥等，凡此一切都不是个体农民力所能及的。在组织方面的原因，则是有计划、有区别地利用种植面积，有计划地调度劳动力，这些都只有在合作制下才有可能。36

　　在葛迪斯分析的反面，我讲一个小故事。今年我老家那村子修了一条路，大概1.2公里，村民有200多人，一共要出22万块钱。我相信，对全国所有产粮区的农村来说，修路都是最大的单笔投资。这条路对农民确实有点用，但是对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改善最为迫切的那些需要来说，作用非常有限。比如说，我们村子有两百多亩水田，如果修一条机耕路到每块田边，可能花三五万块钱就够了，但这个改善生产条件的重要决策从来没有被人提起过，不用说经过讨论通过了。似乎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农村没有一个必要的基层合作组织，那么，合理的生产性投资决策就永远做不出来。我们那个村子离白莲河东干渠不到1公里，如果把支渠清理一下，就可以引水灌田，大概20个工日就可以修通，按农村的工价标准，1500块钱就可以雇人修好渠道，但1500块钱就是没人愿意出，在家务农的劳动力也没有人愿意干。2009年出台水利新政，由财政出钱，用挖土机把干渠全部挖了一遍，每年都有水来，但从干渠到我们生产队的支渠就是通不了，花了很多钱的德政，在我老家的村子硬是没有效果。这个对比很强烈，上级政府有足够的行为能力，却没有村庄农民最低限度的配合，村庄中间也不是没有钱没有人，但是缺乏必要的组织中介，人力物力无法顺利地“转化为生产性投资”，结果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开弦弓村的亩产量60年代中期就到了1000斤左右，这在全国都是非常领先的，因为地处长江三角洲，地方工业非常发达，先一步获得了较为充裕的化肥投入。我们看一下这个村子的劳动日价格，非常有意思（见表2）。费孝通的解释是，由于人口增加，男孩女孩长大了以后成了劳动力，非要参加生产队劳动不可，不让参加都不行，但亩产量已经接近“临界点”，处于波动状态，因劳动力增加带来劳动日数量越来越多，结果劳动日的单价从0.71元下降到0.48元。但村子的人均水平没下降，也没有上升，而是处于波动状态。37

　　在全国农村中间，亩产量上升不是同步的，大体上南方水稻产区快于北方小麦玉米产区，到了70年代后期，中部省区的产量也接近费孝通所说的临界产量了，而北方的小麦玉米产区达到临界产量最晚，大体上是在90年代早期。此后的发展是农民外出打工数量逐年增加，南方水稻产区的复种指数下降，下降的粮食总量由北方地区的上升数量弥补，三十年之后全国粮食总产量中间水稻的地位下降，小麦和玉米的地位上升。

　　人均口粮的不足，不仅直接影响了轻工业和重工业投资的分配，而且显著地影响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其他方面。因为，要保持一个较大规模的工业和城市人口，就需要增加城市对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需求量，而土改之后农民免除了地租和高利贷剥削之后，恰好获得了“增加消费”的机会，在产出没有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增加以及由此增加对粮食的消费，构成对城市供应的威胁。这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基础。在城市的市场上，问题也是一样的，由于很多人参加工作拿到了工资，也率先要求增加食品的消费，而这个细分市场上的有效供给是严重不足的。有一个统计学家叫恩格尔，他提出过一个恩格尔定律，比较穷困的人口的大部分收入是用于购买食物的，比如说要用百分之六七十。这就是说，人均口粮不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有效需求”的上升，包括土改后农民消费能力上升和城市工资总额的扩大，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这两个数量庞大的群体都处于穷困状态，他们收入增加后要率先用于食品消费，结果，食品市场上长期存在着与工人、农民收入上升而扩大的“有效需求”，在农副产品增幅有限的情况下，有效需求长期大于总供给。为了求得供求平衡，政府不得不出台政策硬性把恩格尔系数压低，这个政策对农村是“统购”，对城市是搞票证供应“统销”，目的都是强行压低农民和市民的食品消费量。这个统购统销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与基层政权的执行力提升有关，否则政府很难与几亿人口发生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均口粮不足确实不能够规定计划经济的全部内容，但是，它规定了计划经济中间哪些内容是必不可少的，用行政手段干预“食品市场上有效需求长期大于总供给”实现按人头配给的方法，客观上压低恩格尔系数，就是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也一样存在着人均口粮不足的深刻影响。招募工人的数量如果过大，就必然要增加工资基金总额，必须扩大对农民的征购。1952～1957年城市人口净增加2100万，而从1957年到1960年底，城市人口又急剧上升了3174万，结果与农民的口粮需要发生尖锐的矛盾。在这个现实情况下，1958年下放给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权力开始上收，上收权力就是从压缩城市和工业人口、工资基金开始的：

　　从一九六一年起，以极大的力量抓了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到一九六三年七月，精减任务基本完成。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全国共减少职工1887万人。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从一九六○年末的5043.8万人，减为3183万人；全国城镇人口，从一九六一年一月到一九六三年六月，总共减少2600万人。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一九六○年是263亿元，一九六二年降低到214亿元，减少49亿元。38

　　与此同时，再一次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划分权力，管制更为严厉：

　　从一九六一年秋开始，把前三年下放过多的基本建设计划管理权限陆续收归中央。……与此同时，物资管理也加强了集中统一，上收一部分物资管理权。国家统配和部管物资种类由一九五九年的132种增加到一九六一年的503种，一九六四年达到592种，高于“一五”计划时期的集中程度。国家和主管部门不仅要管一、二类物资，还要管一部分三类物资。39

　　结果是企业和地方政权的权力比1958年之前更小，而在刘少奇等主张强化中央政府级别预算权力和计划权力的人士中间，有一个共识，认定地方政府和企业不会善用给他们的权力，而且逮住机会就大搞投资扩张，所以，权力必须上收到中央政府手里。与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极端困难相一致，全国各省区之间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调度发生困难，周总理不得不亲自出面主持省级粮食调度的谈判，由于谈判不容易达成一致，所以，只好把一次谈判达成的协议就长期化了，而不管协议内容合理与否，此后接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省际粮食调度指标就是这次总理亲自与各省委谈判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谈判成本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灵活性。

   “文革”批判了刘少奇的“条条专政”之后，实现了计划权力的下放，部分逆转了1961～1963年刘少奇和陈云“退够”时期确立的中央地方权力划分格局，结果再次导致投资扩张问题：

　　一九七一年底，全民所有制职工突破5000万人（实际达到5318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实际达到302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实际达到855亿斤）。周恩来指出，要注意狠抓这个问题，否则就会犯错误。可是，当时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三个突破”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在一九七二年还有所发展。到一九七二年底，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增加到5610万人，工资支出增加到340亿元，粮食销量增加到927亿斤。为解决粮食销量问题，这一年除增加进口粮外，还挖了国家粮食库存。

　　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食品供给问题带有全国性，也需要进行全国层次的平衡。换言之，这个权力需要掌握在国务院总理的手上，在人均口粮突破之前，地方和企业招募工人数量过大，对于脆弱的食品市场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冲击，特别是考虑到无论是什么人掌权都会产生“投资饥渴症”的问题，所以，保持中央政府或者计划部门对于地方扩张意愿的有效干预，似乎也是必要的。看起来，权力下放要与地方和企业的自我约束联系起来，否则就会引发国务院层次的“必要干预”。至于说周总理的干预没有能够一次到位，这个帐似乎不宜记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头上，调整和压缩的困难不是来自于某种指导思想，而是源于官员的政绩饥渴症和投资饥渴症，这与官员的职业利益联系在一起，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难题。

   1978年华国锋发起“洋跃进”，这一次的投资扩张是与巨额的引进项目有关系的，结果也引起投资膨胀问题。

　　（1979～1980年）两年财政赤字共达298.1亿元，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由于财政赤字大量增加了，向银行的透支多了，银行两年增发了130亿元的票子，而商品供应未能相应增长，这就不得不引起许多商品价格上涨。一九八○年全年平均零售物价同上年比较，上涨6％左右，其中副食品上涨13.8％。40

　　陈云等人一方面扩大粮食和化肥进口，一方面压缩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投资，但是效果不好。不过，与前两次相比，这一次引发的问题没有那么急迫，原因也在于食品市场的供求已经接近于平衡状态，加上进口粮食和化肥的力度很大，这一次投资膨胀的后果被物价上涨给“充分吸收”了，没有造成很大的震荡和持续的后果。

　　刚才徐教授提到70年代的粮食进口，确实在国内粮食连续增产的年份，进口粮食的政策力度还非常大，此外还大量进口化肥。化肥进口在70年代前期和中期，都是五六百万吨的样子，到分田以后暴增到1000万吨左右，粮食进口数量也在1979年暴增到1000万吨。很有意思的是，周总理先进口粮食，华国锋上台也迅速把粮食进口量翻了一番，1979年也采取同样的政策，不过政策的力度更是节节放大，看起来，在这个方面有着大家难得的共识。这两项进口政策的效果，都在于提前达到全国性的粮食温饱线。从今天事后的分析看，70年代大量进口化肥和粮食，把实现温饱线的时间缩短了两年左右，也就是说，轻工业原料（经济作物）的增产时间相应地提前了两年时间。

   80年代，除了原先财政投资这个主渠道之外，也已经开通了“预算外投资”（或者称为“自筹投资”）的新渠道，不久银行信贷又成为另一个“投资渠道”，很快，外资进入中国也成为难于用行政进行调控的投资渠道。短期的后果是，轻工业投资的大幅度膨胀成为一个中央政府无法应付的问题，而与轻工业配套所亟需的能源交通项目却无人置问。到了1983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实在太严重，由此出来的新政策是对投资项目征收基金和建筑税，试图用税收杠杆加以调节：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国务院颁发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办法》。《办法》规定从预算外资金中（地方财政的农牧业税收附加、林业部门的育林基金、中小学校学杂费、企业大修理基金、油田维护费等五项基金除外），按当年收入的10％（一九八三年八月调整为15％），上交中央财政，集中用于能源、交通建设。

　　一九八三年九月国务院颁发了建筑税征收暂行办法，规定使用国家预算外资金、地方机动财力、企业事业单位留用的自有资金、银行贷款以及其他自筹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要缴纳建筑税，税率10％。41

　　这两根税收杠杆都没有取得效果，此后，投资膨胀就成了没有笼头的野马狂奔到今天，形成一个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观：以支出法计算的GDP数字中间投资比重超过60％。

　　换句话说，在人均口粮满足之后，市场的震荡不具有从前那种政治风险，变成可以承受的小问题了，此后，就再也没有出台过有效的投资调节政策了。与此相反，由于实际上确立了地方官员升迁与GDP增长率挂钩的潜规则，各地政府对于招商引资的热情持续高涨，为了吸引投资，中央即使出台压缩投资的措施，在执行环节也不可能得到重视，最为明显的就是劳工保护政策和环保政策都在地方官员的反对之列，借以压低资本运营成本，增加本地对资本的吸引力。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普遍发现需要把自己掌握的政策执行权作为吸引商业投资的交易筹码，政策执行过程中间的极度“亲资本”方式能够部分地解释中国今天持续的投资膨胀问题，降低了资本需要承担的各种成本，显然就有利于扩张投资的可能性边界。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徐老师和老田对毛泽东和毛时代的评价，我都非常同意。我想，毛时代实际上做了三件大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同意老田和徐老师的讲法，认为毛是一个大经济学家。建国之初，在资本非常少、劳动力很富余的情况下，我们用什么制度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来发展我们的工业？我想，毛用的重要办法是，把我们的劳动力组织起来，让我们的资本充分地运转。从农村来讲，他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通过人民公社，使农业不多的积累和剩余流向城市和工业。正是农业为工业提供了原始资本积累，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些基础性的条件，这些条件除了设备、工厂以外，还包括大量的熟练工人和管理者。

　　第二，利用剩余劳动力，在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和发展农业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如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建国之初，我们的可灌溉面积只占到18％，到1978年则达到48％。决定粮食产量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其实是水利，水利是非常关键的，其次是种子和化肥。

　　第三，培养了人，培养了既受到教育、身体又很健康、精神上又有“当家作主”意识的社会主义新人，他们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农民。

　　这三条为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要是没有毛时代的积累，改革开放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的遗产除了这些，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他的思想、做法为当下“三农”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基础。正是毛时代的建设，使得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跟传统型中国相比，根本不一样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怎么去把握、琢磨毛时代的制度遗产，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国民经济和传统经济显然不一样了，其中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的城市和工业构成了我们经济的主体，农村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农业仍然是基础，但我们主要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农业，甚至我们取消了农业税。所以，现在“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是稳定问题。我认为，农民的问题不在于增收，也不在于致富；农村只要继续保持稳定，不出大的问题，我们整个工业和城市能够得到持续的发展，就比较好。但有趣的是，今天所有人都期望通过农业让农民致富，让农村致富。比如说，我们的中央一号文件，总是在讲让农民增收，让农民致富。刚才徐老师也讲到，毛时代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人民公社没有工业。我们设想一下，要是我们的集体还在，要是它能一直发展工业，那么我们的集体、农民也会很富裕，这比农民进城的情况要好得多。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搞党建，其中有一个很强的话语，叫“双强双带”，也就是让农村的党员带头致富，然后再带领农民致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带头致富的是不用你带头的，带领致富的则非常少，除了华西村、南街村、刘庄。可是，这个话语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副作用：你不是富人，你就不要当村干部。先富起来的人借此掌握了村庄的政治权力。并且，国家在取消农业税后，进行了大量的转移支付。这笔钱下来的时候，这帮富人就和县乡或更高一级的关系官员结盟起来，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利益集团、利益共同体。农民增收、双强双带，这套话语本来的意图是想让农民尽快地致富，让农村更快地富裕起来，但是它的实际结果是，让少数的富人形成了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构，让我们普通的农民更加得不到好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刚才徐老师也说过，中国农村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凡是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都组织得比较好。反过来讲，可能是这样一个逻辑：凡是坚持集体经济不成功的村庄，最后不得不“分田到户”了，不得不承包了。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学习南街村、华西村、刘庄，很多地方都组织农民、干部去参观，参观了其实没办法复制。最富的村一般是集体经济仍然发展得比较好的村，但都集中在城郊村和沿海发达地区。这些村子利用集体土地所有制，分享了城市化、工业化过程带来的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真正的农业型村庄占全国村庄总数的85％，甚至90％。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想通过集体化来推动它们，让能人来带领农民致富，可是几乎没有成功。相反，我调查发现，有些地方在带领致富的时候，往往跟上面有很多联系，这类联系耗费了大量的政府资源，最后，一旦试验解体或破产，所造成的损失就无比巨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个案是有，但要想复制、模仿则非常困难。

　　另外，毛时代最重要的一个制度遗产是我们今天客观上存在的家庭经营模式。我认为，今天把农民组织起来有三种方式：一是资本下去组织，但这个不靠谱；二是通过合作社，但我在全国很少看到农业型地区的农业合作社能成功；三是小农户加上村社组织，就是说，依靠人民公社解体之后遗留下的双层经营体制，但这套体制正受到冲击。在这套体制内怎么样使集体有一定力量能为小农户提供基本的社会化服务，这一点非常重要。今天要指望小农户去应对大市场，比较困难。不过，对于小农户来讲，最重要的恰恰是从事粮食这样的大宗农产品生产。刚才老田说，这一块占到我们国家播种面积的70％左右。种植粮食的利润不是很多，将它与资本对接也吸引不了大量资本下乡，但是它为解决留守村民的就业和基本生存问题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要把这部分稳住。再过二十年，大部分农民都进城了。我觉得，明智的做法是：只有当留在农村的农民比较少，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得以建成的时候，再来调整现有制度。

　　胡靖（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我想谈两个看法。

　　第一，徐老师谈到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和单干，我认为，三者不能混淆。“包产到户”、“大包干”和单干完全不是一回事。“包产到户”是集体所有、集体管理前提下的家庭劳动方式，与单干还是不一样的。“大包干”基本上就是农户的自我管理，自我经营。“包产到户”与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并不冲突。我认为，毛与刘为此争论，是因为毛在这个地方有很深的误解。我现在回过头看，觉得毛可以容许“包产到户”，但是不大可能容许“包干到户”，绝对不会容许“大包干”，因为“大包干”非常接近于私有化。所以，毛混淆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这可能是他的一个误解，因为“包产到户”更像今天的双层经营模式。比如说，在北大荒的国有农场，实行的是“包产到户”，但不是单干，也不是“大包干”。它的“包产到户”是每年一包，现在一垧地大概要5000元钱。而今，国有农场有很多青壮年成员踊跃去承包农场的土地。黑龙江是最大的商品粮产区，河南是最大的粮食产区。试想一下，如果黑龙江的国有农场也实行“大包干”，而不是现在的“包产到户”，这一国家粮仓很快就会出问题。首先，机械化就无法搞了，因为国营农场里玉米和大豆必须轮作，比如规定这块地只能种玉米1万亩，只有接受了这样的规定，你才能够承包土地。也就是说，承包土地后，你不是想种什么就可以种什么。

　　另外，徐老师谈到了现今农民的碎片化、原子化。其实，广东省现在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想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现在，组织农民的唯一路径是建立专业合作社。那么，专业合作社应该干什么工作呢？我看，它唯一的方向是回归到毛的思想：“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以我的理解，专业合作社应该做两件事。第一，它不应该为农村企业服务，而是应该为农民服务，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问题。第二，它必须做到把流通领域的利润全部汇聚以后，分配给农民，所以专业合作社不应只有合作的功能，还应发挥产业组织的功能。产业组织的内涵主要指农产品的加工工业和农产品的流通服务。如果没有这两个功能，专业合作社就存活不下去。你无利可图，农民就不愿参与，这也是许多专业合作社办不下去的一个原因。

　　关于老田的报告，他在一开始讲到剪刀差问题，这里我想回应一下。我曾经研究过严瑞珍老师的“剪刀差”理论，我认为它有一个问题：没有具体论证什么样的农产品价格才是合理的。我跟他争论过这个问题，即农产品的价格应该怎么确定？严老师有一个基本观点：农产品价格构成中的劳动部分，应该按照生产周期来计算。比如说，冬小麦有大约230天的生产周期，就应该按照养活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再生产所需要的费用来计算小麦价格。我认为不应该这样计算，而应该按照活劳动的实际投入计算农产品的价格，应该按照现代会计制度来计算。这个观点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说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但现代会计制度不可能按照生长周期来计算劳动的投入，只能够按照实际的活劳动投入来计算劳动的价格。后来在90年代，我带着这个问题专门到山东、陕西做农产品的活劳动投入的调查，通过计算发现，农产品的价格比较准确、合理地反映了活劳动的投入。也就是说，农民的活劳动投入（工价）和当地农民外出打工的工价，几乎是一致的。当时是1994年（或1995年，我记不太清了），山东农民工的工价一天大概是10块钱，我计算了农产品的工价的几个样本，有的是9块多，有的是11块，有的是12块，平均下来，跟那个工价差不多。也就是说，农民务农时候的劳动投入的回报，跟他外出打工的回报（工价）是一样的。所以，市场经济并没有亏待农业。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农产品的生产还有另一个成本，这个成本被忽略了，就是农业的机会成本。什么是机会成本？放眼全球的粮食生产，农业的确是在有补贴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下去，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台湾地区在内的许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这个补贴补的就是机会成本。市场不会核算，必须要由政府来核算；如果政府不核算，农民就会退出农业，这是政府一定要补贴农业的一个原因。它实际上也可算作一种交易， 而非一种慈善。具体地说，政府用补贴来购买农产品安全，比如粮食安全。回过头来看农业的剩余问题和剪刀差问题，我的判断是：政府把应该给农民的没有给农民，即政府没有给农民足够的机会成本的补贴，而是通过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类方式，把农民限制、束缚在土地上，结果农民被非经济手段限制在农村，无法外出打工，机会成本也就消失了。这个部分哪里去了？政府把它拿去搞工业化了，但这个部分不是农产品价格的组成部分。这就是我对剪刀差理论的一个思考。

　　黄万盛：关于农业合作办企业的分歧当中有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再斟酌，就是社队企业，它们后来全部给废掉了。徐俊忠老师刚才讲到，毛泽东和陈云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以我个人的了解，这跟当时农业生产提供的资料不足以支持城市工业化进程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很多工厂都处在停工待料的状态，在此背景下，再搞社队企业，就会同城市工业争夺生产资料。我希望你把这个背景考虑进去。这是一个具体的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所以，那个过程中有多大的程度是一个经济结构的问题，有多大的程度是思想路线的问题，都要做区分。


　　老田：刚才黄老师说到的问题其实有几个不同的时段。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发展的地方工业是“五小”企业，产品以重工业和服务于本地市场为主。70年代初期再办地方工业的时候，产业政策就非常明确，县以下的企业，就是“五小” （小化肥、小水泥、小钢铁、小农机等等），它们都是重工业，原料都是直接从自然界取得的，也主要是服务于农业。您所说的那种情形，应该是1979年以后第二轮扩张的产物。这次扩张刚好与城市原有的工业同构，县以下工厂投资与城市老工厂形成重复建设，结果导致产能暴涨和原料短缺。纺织工业产能也因此恶性膨胀，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在1984年前后，全国都出现了蚕茧大战、苎麻大战、棉花大战，这个时期国家计划已经很难超越地方保护实现全国性的原料调配，这已经是第三轮地方工业扩张时期的情况了。

　　徐俊忠：黄老师刚才提的问题都很好，都很重要，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通过最近的研究感觉到，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内，确实存在着对苏联模式评价很不同的人。陈云同志非常眷恋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和做法，而毛对它则挺不看重，评价特别低。他讲，你这样搞也许可以发展，但长期下去也不能发展。这是毛的一个基本评价。后来陈云复出，他就反复强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好处。另外，我认为，毛泽东提出的“社队企业”具有极高的独创性。他考虑的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人口众多、农业生产基础低下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开始，他就提出了非常好的“三农”发展思路，后来明确提出发展社队企业的问题。从战略构想上说，它是很有独特之处的，也并非不可行。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认为是策略上的问题。再好的战略也要有个摸索和经验积累的过程，但我们党内许多人并不能真正地把战略和策略分开去看。黄老师刚才提醒我说，要注意当时的产业结构。有人批评社队企业搞不正之风，确实如此，因为它开始并没有市场的出生证，无法到市场上弄到原材料，就只能到国有企业里面千方百计地弄点，但这是管理过程中的问题。我们党内的许多领导人并没有认识到它的战略意义，一看到这类管理上的问题，就全盘否定了。还有一点要明确，毛泽东的农村组织构想不是纯农的构想。现在许多否定性观点都是建立在把它当作纯农的组织构想之上。当时许多地方农业搞不好，那是明摆的事情，因为人那么多，都在有限的土地上劳作，产出有限，又有统购统销，饭都吃不饱，大家都在窝工。对于这种窝工状况，按毛自己的逻辑，他是知道的。他反复说，中国没有必要让那么多人去种那么一点点粮食，这是全世界最不合理的生产方式。正因如此，需要发展社队企业。但在这个问题上，党内认识差距一直都很大。

　　另外，胡靖刚才讲到农村里面的“联产承包”和“包产到户”等的区分问题。我认为，在统购统销政策取消以后，有关包产到户、联产承包的问题变化很大。实际上，这个政策的取消大大出乎陈云的意料。当年，陈云支持万里在安徽搞联产承包的试验，特别强调粮食的战略地位。他曾经有一个设想，说统购统销至少要搞50年。在他的传记里面，这是明明白白写上去的。如果真搞50年，农民去市场讨饭吃的概率就会比较小，因为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国家会给农民指定种植作物的品种，如棉花、粮食、油料。国家会有一个“三定”：定品种、定数量、定价格，这么一弄，农民就只是实实在在地去干指定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联产承包有它的意义，因为这个“产”是你要完成国家的指令性或指导性任务，产品出路是有保证的。但是，现在除了东北“大粮仓”等地方外，好多地方（比如广东）的联产承包制的“联产”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现在农户自己想种什么就种什么，这就出现了一个情况，既然没有上交东西的压力，劳动力多的农户就多种点，实在不行的则只种点口粮地算了。要通过种地拿点钱，就必须跟市场接轨，但是现在又接轨不了。我觉得，在统购统销政策取消之前和之后，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五、70年代与“三农”问题

　　胡靖：70年代：农村集体经济的成败之间

　　我们国家的合作化运动从1953年开始，到1983年结束，刚好30年。1983年国家发布了一个文件，宣告人民公社解体。有意思的是，从1983年解体以后到现在刚好又过了近30年。现在的情况是，集体经济又出现了新的转机，又在呼唤集体经济。可能30年算是一个轮回吧。我觉得要解释集体经济，还是要有个理论的视角，还是要从农业生产力这一视角出发，才能够看清楚集体经济产生的原因和过程。为此，我进行了以下一些理论预设。

　　第一，利益愿景。集体经济是农民之间的一种合作方式。既然是合作，一定存在共同的利益愿景。这种利益愿景，来自于合作，而不是单干。如果集体成员没有共同的利益愿景，那么这种合作可能是“被合作”。但是如果存在明显的利益愿景，这种合作就不是“被合作”。秦晖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被集体”，甚至把人民公社比作“集中营”。在我看来，秦晖先生过于情绪化了，这比较遗憾。中国农业合作存在的共同的利益愿景，是从生产力的视角来看的。首先，它来自恶劣的自然环境。恶劣的自然环境是一种负的公共品和负的公共资源，它使得整个村落的生产、生活条件非常低劣，时常威胁整个村落居民的生存。因此，对自然环境的改善是农民一贯的一个愿景，此愿景是农民合作的基础。并且，越是恶劣的自然环境，由于负公共品越多，越容易催生合作的动机。因此，农民合作的愿景首先在于改善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包括垦荒、平整土地、绿化荒山和搞水利建设，等等，其中，水利建设是主要的一个目标。但需要区分一下，合作的愿景不应该包括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间，农民基本没有合作的愿景。农民生产合作的愿景主要是在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改造方面，即农民所说的“治山治水”。人民公社的问题就在于，它设想的合作愿景涵盖了生产过程和消费领域。在“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恰恰把合作的范围扩散到全部生产过程和消费领域，也就是大食堂。我认为饥荒发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办大食堂。按照阿玛蒂亚•森的观点来讲，它剥夺了农民的食品权利。

　　合作社是一个钱学森意义上的系统，它和马克思的生产力的观点不一样，和列宁的合作观念也不一样。我觉得，毛泽东可能意识到了“系统”这个问题：合作社是一个系统，是一个钱学森意义上的系统。系统有简单系统，有复杂系统。在产业组织上，系统表现为劳动的专业分工与协作。它不是农民数量的简单叠加，因此合作社必然产生一种新的系统的生产力。它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系统的形成，并不取决于各子系统的先进与落后，而是取决于结构。这个很关键，我觉得毛明白这个道理，因而他坚定地认为传统的、低素质的农民是可以合作的，是可以组织起来的。毛的合作思想和集体化思想应该发端于建立简单的劳动系统的考虑。生产队这样的简单系统，显然与大型国企（如鞍钢、宝钢）和跨国公司等大型复杂的产业系统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不能小看生产队的劳动分工与协作。所以毛在1956年最先见到钱学森的时候，首先对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有很高的评价。钱学森反过来说：“主席，你才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我觉得钱学森并不是完全出于恭维。合作社必然要求农民改变“小而全”的简单的单干方式，接受分工与管理。这对自由散漫惯了的农民和村干部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合作社的困难是巨大的。前面我已经讲到，毛的合作社的系统思想应该没有错，但是他没有区分生产条件的合作和生产过程的合作，这可能是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军事组织很容易成功，但是在农业生产、建设方面很少成功，都江堰、灵渠、郑国渠是极少的案例。这说明，农业基础建设领域的合作非常之困难，生产领域的合作也非常困难。

　　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农民的组织问题一直存在毛刘之争。刘少奇认为中国农民的合作应该在机械化以后（马社香老师的书，提供了这样一个叙述）。刘的理论可以解释为，合作社是一种机械化诱致的农业模式。但是，毛则根据西方手工业作坊的经验，认为中国农村在机械化以前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合作。毛的理论应该来自于系统思想，可以将它解释为：低文化素质的农民也可以通过合作形成一种力量，产生巨大的生产力，并通过这种生产力在机械化还未实现以前改变农业的生产条件。也就是说，在机械化还没实现以前，是可以成功合作的。因此，毛的合作理论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乌托邦，因为它超越了生产力。但毛根据其对历史的深刻的洞察，认为农民经历数千年的单干仍未彻底摆脱饥荒、饥饿的阴影，这足以说明，农民需要组织起来，寻找另外一条进步的路径。但是，毛没有区分“治山治水”的农业条件的合作与农业生产过程的合作，这导致他在1962年以后坚决反对刘的“包产到户”。毛泽东认为，刘对人民公社的改造就是要倒退到1953年合作化以前。毛的坚持有其合理性，因为人民公社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改造取得明显的成功。为什么会成功呢？这是因为，“治山治水”这种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劳动不同。它可以是有规模的、专业化的、可以“监督”的产业劳动；它没有季节性，农民可以挑灯夜战，比如在修水库的时候。但是，农业生产过程就不行的，受季节性的影响太大。

　　只有共产党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中国上千年的封建地主经济基本没有能力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形成一种系统的生产力来改造农业生产条件。其原因在于：在封建地主所有制背景下，地主虽然拥有一定的权利，但不可能与佃农、贫农形成共同的利益愿景。地主一般有稳定的地租收入，因此“穷山恶水”的后果主要是由佃农、贫农承担，地主不大可能与农民形成共同的合作愿景。但是，共产党不同。第一，共产党其本身是工人、农民的组织，通过土改赢得农民的高度信任，与农民形成共同的利益愿景。第二，共产党把这种利益愿景通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式明晰化、具体化，从而获得了农民的认同。第三，很多共产党人本身就是农民中的精英，在长期的革命和生产劳动中锻炼了其组织能力。毛泽东的合作理论在山西的西沟、大寨，河南的红旗渠，以及广东的韶关、河源等不少地方得到验证。农民的这种低层次的劳动合作，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民靠天吃饭的面貌。这说明，低素质的、传统观念的农民在机械化以前完全可以组织起来，形成钱学森意义上的系统的生产力，改造农村的水土条件，提高土地的生产率。2011年，我们和香港理工大学的严海蓉、潘毅老师合作，研究广东南雄小陂村的农民合作问题。根据严老师的建议，我们对黄坑镇的历史档案进行了整理，获得了一些证据。广东南雄的小陂村由于丘陵山区地貌，历史上水土流失、河道淤塞严重，长期以来用农民的话来说都是“三年两不收”的状况，一下雨就洪涝，不下雨就干旱，农民生存状况极其恶劣。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治山治水”的合作愿景明显。根据南雄县志记载，在民国33年，南雄县政府就为发展所谓“后方”的生产，希望开展“一保一塘”的运动，以解决水利问题。国民党时期农民合作的失败与农地制度的地主所有制有密切的关系。国民党政府无法解决地主与农民的愿景分歧问题。但是，共产党完全不同。共产党完成了土改，使农民的利益愿景得到统一。还有一些材料，在1955年冬，南雄县大规模修建水库、水塘，横江水库、乌泥水库、梅花水库、寨下水库等工程上马。1956年又兴建大源水库、蛇岭水库，次年竣工。1963年，兴建围背水库。1965年兴建杨梅水库。实际上，根据我们的口述史访谈，在1960年以后，由于洪、涝、旱导致的“三年两不收”状况就逐步得到改善，农民就能够吃饱饭，而且还能够分到花生油了，每人每年都能分七八斤花生油。这说明，“治山治水”的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这些材料让我有了一个思考。大饥荒的三年这个地方并没有饿死人，那么我们放眼全国，如果水利化提前三年，可能中国历史就要重新叙述。1966年，全县最大的水利工程——孔江水库全面动工，1976年完成，整个工程耗时10年时间。1970年冬，兴建瀑布水库，1万多民工以民兵师形式组织施工。1977年11月底，宝江水库又投入建设，1979年冬工程基本完成。这些大型水利是县以上的行政区域进行组织的，中型水利则由县、公社组织，小型水利由大队、村组织。顺序上，是先建成小型水利，然后是中型、大型水利。而到了70年代，合作化的边际效果开始下降。为什么呢？在70年代末期，全国农村的各类水利基本完成，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的改善，集体经济也就完成了最主要的历史任务。反过来我们可以看，既然完成了主要的任务，那么支撑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消失了。长达二三十年的以农田基本建设为目标的、集体性质的艰苦劳动，终于获得了巨大的实效。这个实效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几乎翻了一倍，寿命几乎增加了一倍。因此，建设领域的边际合作效果，在70年代开始下降，这个很正常。

　　同时，农业生产采取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劳动方式，是不符合农业生产力基本特征的。所以，在这个生产过程的合作应该说没有获得成功。我们现在就有了什么“大锅饭”之类的抨击，这些抨击还是有些道理的。在生产过程的合作中，确实存在“大锅饭”的问题，存在林毅夫讲的“监督”问题。

　　农业的家庭生产方式在全世界都比较普遍，它的合理性是由农业的特征决定的。农业存在特有的产业缺陷，就是生产周期和劳动周期的错位。就像冬小麦，230天这样一个周期里面，实际上它的劳动机会不到15天，其余的时间全部都是农闲。农民干什么呢？农业为农民提供的专业劳动机会太少，这种缺陷束缚了农业分工，从而使得农业（特别是种植业）不可能产生种植业企业。它不可能形成企业，就只能够由家庭经营，家庭经营方式能够灵活产生各种兼业机会，以维系最低生活。生产队无法解决农民在农闲时候的劳动安排的问题。

7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机。也就是说，集体经济最重要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在这个意义上，它退出历史舞台有它的道理。但是集体经济还有其他的任务，在村庄里，还有许多公共品需要由集体经济来生产，来供给，来服务，来管理。

　　由于时间关系，我讲最后一句话。中国农地改革适当走回头路，并非不可取，因为，改革就是个探索的过程。你摸着石头过河，前面没有路了，你怎么办？你还继续往前面闯吗？适当地回头是理性的、必要的。

　　吕新雨：70年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涵义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70年代，我要讲的重点还是集体所有制。它作为人民公社在今天的一个遗产，除了在集体抗争中被当作一个重要资源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成为今天乡村重新合作化的基础。这是特别关键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制度遗产，可能就没办法重新合作化，或者合作化的成本将非常高，合作化的过程将非常艰难，甚至不可能。我们昨天讨论到“文革”中城市公社制度的失败，其实是因为它缺乏一个社会生产结构的配合。它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运动，而不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反过来，我们去看乡村的人民公社，它就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建构，同时也是社会建构，是社会生产的制度化过程。所以，这也就给我们讨论公社制提供了一个城市和乡村不同的、可资比较的视角。毛最后发现不能把国家变成公社，因为这涉及国体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一个社会建构，乡村的社会建构就可能是成立的。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历史是中国一个非常独特的经验。前段时间读张路雄先生的《耕者有其田》——雪峰兄为之写序，我觉得这本书特别重要。作者曾经参与过国家农村政策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在退休之后写了这本书。它里面有段话特别有意义：

　　耕地的集体所有制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土地制度，是一种稀缺的组织资源。其制度创新的潜力很大。土地集体所有制既可以为家庭经营的农户提供长期而稳定的耕地所有权，同时也可以收回承包者不种的耕地，建立一种随人口转移不断扩大务农户经营规模的制度机制。这是土地私有制无法做到的，只有土地集体所有制才能实现。这是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

　　而这个优越性（也即张路雄先生所说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今天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现行的政策基本上把“统”这个层面取消了。所以，最重要的是需要调整政策，使得“统”的可能性重新得到恢复，才有可能在今天的基础上重新开启合作化的道路。而这个合作化的道路针对的正是目前资本下乡形成的工业化农业模式。要恢复农村社区本身的集体所有制，使中度规模的土地集中成为可能，就必须恢复村社集体重新分配的功能，从而使得已经离开村社和土地的人把土地退出来，使得不在地主的形成机制断绝，否则，很可能就会形成不在地主掌控农村土地这样一个剥削性的机制。要斩断这个机制，就必须使“统”的这个层面能够恢复，恢复它的功能；同时打破徐老师所说的“小农切西瓜地”，过于细分土地而导致无法进行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可能性，形成村社内部的、由农民自己来主导的、中等规模的集中，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合作，即一个稳定的社区基础上的合作，这样才有可能避免今天普遍利用虚假的合作社来骗取国家资金的寻租行为。雪峰的调查也显示，中农在村子里面是稳定的，问题是怎么样培养中农。这就必须使土地的流转在村社农户的内部来实现，在村社土地排外性的基础上完成。就像乌坎，内部土地流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让外来资本把土地拿走，就会产生问题，就会形成集体抗争。这恰恰是人民公社之后才可能留下来的制度遗产。如果中国没有这个人民公社的实践，就不可能有这个制度遗产。这个制度遗产的一个核心在于政社合一的体制。政社合一的体制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农村不仅仅是生产粮食的工厂，美国式道路就是把农村变成生产粮食的工厂。但是在中国，乡村的政社合一应是尊重它作为社会存在的前提下，它是一个“community”，是一个社会的主体，不能仅仅把它看成一个给城市提供粮食的生产机器，它同时还应该是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存在。要兼顾这两个层面，才是具有社会保护意义的，这恰恰是人民公社试图完成制度创新最核心的地方，也是不同于苏联的集体化的。苏联的集体化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美国式的现代化农业，就是要把农业变成工厂式的生产。而今天的史料已经让我们看到，毛反复强调过，中国推动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正是为了吸取苏联农业失败的经验教训。对此，马社香老师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1983年，改革废除了公社制，首先一步就是政社分开，把公社变成乡政府，政府的功能和生产的功能完全分开，而这正是今天乡村社会很多困境的来源，就包括单纯的生产合作组织很难成功，也是因为社会功能的层面没有和经济功能进行有机的结合。十八大报告说：“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段话既强调农业要现代化，同时也包含了“壮大集体经济实力”、“集约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等字眼，国内关于农业发展的不同声音都被它综合在一起了。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需要讨论中国农村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动力所在。一个硬约束就是，怎么样让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能够追赶上城市化过程所导致的非农人口的快速增加。这是对中国农业的一个基本的硬约束。这个过程一直到70年代初，主要靠围垦造田和兴修水利，以增加农田数量和提高产出，这也是农村需要集体化的一个动机。但与此同时，工业化对农业的支持却一直不能有效实现。今天去看关于人民公社的很多调查研究，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人民公社制度设计所试图达成的工业和农业的互换，与让农业和工业之间能够互相结合的程度，由于工业化不够发达而失败。比如弗里曼等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中所描述的河北饶阳耿长锁领导的集体化过程，作为官方树立的典型，存在着特权作假的现象，国家补贴化肥和农业机械，让它成为典范，这也是被很多国外学者视作中国合作化失败的一个证明。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如果有足够的化肥和机械配套的话，这个制度设计本身是有成功的地方的。这也是毛为什么一直强调农业与重工业的配套和交换关系，强调工农联盟，其实质是试图在构建平等的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发展社会和生产力。

　　另外，要理解为什么80年代人民公社失败，然后被联产承包制所取代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平顺的、平稳的，而且它也基本上符合很多农民的需求。这样的过程来自于一个很重要的决策：在70年代初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研究，决定从国外进口4套化纤生产装置、3套化肥生产装置，后来这个3套变为13套，使中国在70年代就完成了农业的“绿色革命”。它极大地满足了工业化导致的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所以真正硬约束的化解是通过绿色革命，而且这个绿色革命是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设备和技术而完成的。从这个角度看，从五六十年代引进苏联的156套重工业设备，到70年代初第二次西方化纤与化肥生产这些关键的轻工业技术的引进，也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新中国闭关自守的叙事。事实是，只要国际形势一有可能，中国就马上引进所有可能的工业技术。从陈锦华的《国事忆述》中可知，70年代他在轻工业部负责这项引进工作，1972年的时候全国进出口总额是48.4亿美元，其中进口为22亿美元，而引进这些设备总共需要43亿美元，再加上利息需要50亿美元，总折合投资人民币214亿元（实际上后来还超过了这个数）。然而，1972年全国基本建设的总投资不过412亿元。可见，国家是下大决心以此来解决中国人的城市化过程中的吃饭和穿衣的问题。陈锦华就很自豪地说，通过这个项目基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和穿衣问题。刚才老田的数据中，70年代粮食的增长是绿色革命的成果，而绿色革命主要靠的是化肥。70年代中国解决吃饭的问题，除了使用化肥，还依靠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中国的农业到了70年代是一个飞跃，它完成了杂交水稻革命和绿色革命，这才为中国80年代的城市化过程和市场经济开辟了道路，没有这个是不可能的。另外，陈锦华总结了中国当时能够向西方引进技术的原因。1971年联合国通过决议，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是“文革”以后严峻的国际大环境第一次有了大改善。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西方70年代的经济危机特别需要开拓市场，也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和中国的需求对接。尼克松访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根据外交部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过家鼎回忆，中美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8月1日到1970年2月，15年开了135次会议，除了达成一个遣返平民的协议外，没有任何结果，关键在于美国要中国大陆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但是中国大陆最终使得美国与台湾“断交”，也在于美国对中国大陆市场的需求。

   1959年石油产量的自给率只有40.6％，到了1965年大庆油田快速增产之后达到自给，1972年石油供应的最大转变是原油量达到4567万吨，不仅自给，而且还用不完。绿色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石油充足，由此转换成现代农业所依靠的动力和原料，现代农业也被称为石油农业。所以，石油的自给和充沛也使得70年代中国引进的13套化肥生产线能够发挥作用，使得中国粮食的绿色革命得以完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讨论70年代中国农业问题的内容。

　　陈锦华在他的书里面说，70年代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开放，从重视重工业到转变为重视轻工业，太晚了，应该从60年代就开始。他抱怨说，1964年的时候毛听取了四天计委的报告后认为，中国的周边环境出现了问题，必须彻底改变“三五”计划解决“吃穿用”的原则。在1964年之前，中央就有计划调整“农轻重”的比例，上调轻工业的比重。但是毛讲了“两个拳头，一个屁股”，两个拳头就是农业和国防工业，一个屁股是基础工业，他就此批评计委屁股没有坐稳。另一个版本是由马社香老师在采访陶鲁笳时提供的：毛说我们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把农业或基础工业看成根本，这是和毛把农业与工业互换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首要目标结合在一起的。

　　为什么是1964年？如果查一下1964年的背景就知道，中共与赫鲁晓夫的论战刚刚结束，中苏边境谈判破裂，苏联对印度军事援助、派兵进入蒙古、与美英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4年，中国陷入四面环敌、国际环境最为险恶的境地。毛泽东从一个战略家的角度，就必须把国防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样的硬约束决定中国不可能在60年代进行农轻重关系的调整。到了70年代初，国际环境一有好转，毛马上就调整。所以，理解中国的农业发展问题就不能只是在农业内部进行，它是一个与工业相配套，同时与国际政治环境互动的结果，必须放在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中。

　　最后再讲一个材料。我们昨天晚上讨论大饥荒，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大饥荒。关于苏联30年代的大饥荒，今天的俄国历史学家披露说，1930～1932年的短时间，斯大林几乎成了一个商人。为了从国外买机器，他需要出售一切可以出售的商品。而当时能够出售的只有粮食，斯大林可以弄到粮食，但又不能把粮食分给饥荒的人们，因为这些粮食都是为了履行与国外签订的合同而征集的。他说，当我们读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通信时，我们看到他们充满了忧虑和不安。他们就像一个公司的老板，担心公司随时倒闭。有人认为，斯大林更像冒险主义者，他没有计划好一切，只是部分正确的。但是，斯大林其实已经制定好了一套国家现代化、工业化的方案。问题是1929年他突然对方案做了重大改变，最大的变化就是向农民征集粮食数量的变化。他说：

　　我第一次惊奇地注意到，1929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世界市场的粮食价格急剧下跌，斯大林制定的国家现代化和工业计划是紧密相连的，粮食价格的下降使得他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这是斯大林的悲剧，也是我们国家的悲剧。斯大林无路可走，所以他就决定进行一个悲剧性后果的大跃进。这个结果就产生了1932年、1933年大饥荒。

　　这个材料，我觉得是值得重视的，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农业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密切关系。

　　今天重新讨论小农经济，我们必须重新把它放在一个社区的意义下。而村这个社区，也就是人民公社从早期的大公社在“大跃进”、大饥荒之后调整成的小公社。小公社与历史形成的村社是基本吻合的。乡村社区的概念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社会保护的基本范围，小公社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具有接续传统的功能，同时又承担农业现代化的使命。这两个传统的结合才使得人民公社在70年代获得稳定和发展。也正是这两个传统的遗产，成为今天讨论新乡村主义和新乡村建设的一个前提，特别是讨论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提。

　　郭春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去集体化叙事的逻辑——以高晓声为例

　　我们需要重新检讨中国社会在卷入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中，除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其所有的外部压力作用外，自身在哪些方面也自发地生成了资本主义化的诉求，乃至有效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我看来，80年代无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相当程度上说，80年代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都曾经颇为深刻地介入、参与了这一进程。这其中自然也就包括文学。简单地说，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中农村题材的文学写作通过去集体化的叙述逻辑，在80年代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生活中心的整体环境中，非常深入地介入、推动了作为去政治化之一方面的去集体化进程，而江苏作家高晓声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人物。

　　就中国的近现代史而言，摆脱贫困，走上“国富民强”的现代之路也正是革命的合法性来源，其中也包含了建立民族国家主体的强烈诉求，以及内在于这一诉求的国民主体的建立。也可以说，这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叙事动力。这里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其一，贫困和匮乏是怎么产生的；其二，如何解决贫困和匮乏。如果说，我们将这两者当作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基本问题看待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前由政党意识形态所产生的两种解读和设计方案之间的争论（两者的关系可以颠倒过来），因新政权的建立理所当然地只剩下一种，即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在这一解决方案中，作为“三座大山”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被看做造成贫困和匮乏的根本原因。然而，当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当“国富民强”的承诺未能在大多数人能承受的时间段中全部实现的时候，甚至民众的贫困和匮乏并不亚于此前的时代和社会时，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就成了非常棘手的问题。

　　随着“文革”作为激进政治高潮的逐渐衰落和结束，中国社会进入被称为“新时期”的80年代。实际上，在我看来，贫困和匮乏也是导致激进政治失败很重要的内在力量之一。于是，“新时期”的开始也必然以对激进政治的清算为起点，而也正是在这一逻辑中，激进政治被当作造成贫困和匮乏的根本原因。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开始的对激进政治的清算方式显然过于简单，对激进政治中被批判和否定的诸种非社会主义因素缺乏应有的政治警觉，特别是缺少应有的理论深度和思想辨析，同时，对产生激进政治的历史原因缺少同情性理解，更没有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应对、制度创新和实践措施，甚至对那些非社会主义因素所有的超强生产能力过于轻视，而只是将其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向往富裕生活的“人之常情”，这也就为90年代全面引进并迅速渗透中国社会肌理的资本主义创造了温良的土壤。

　　这实际上是一种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急功近利的急切之举，其中也就有对富于鲜明社会主义属性的集体化运动的否定。集体化被视为“极左”政治恶劣的生产组织形式，除了生产“大锅饭”和寄生于“大锅饭”的“二流子”外，严重地挫伤、损害、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断了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生活的道路。这样的逻辑一旦被认同，毫无疑问，原先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认同也即随之松动，甚至破产，而广大农村的严重贫困无疑更加速了这一逻辑的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50年代曾经由刘少奇等制定并实施但不久被批判的“三自一包”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42并在对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后粮食大幅度增产的宣传报道中迅速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很快，政府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定为新时期农村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在这一背景下，高晓声创作了他“文革”结束后的第一篇重要的短篇小说《“漏斗户”主》。小说发表后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但高晓声因着他对农民颇为热烈的感情很快创作了《陈奂生上城》。小说的主人公陈奂生就是“漏斗户”主，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这一次没有让作者失望，作品引起了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普遍的关注。此后高晓声断续写下了《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和《陈奂生出国》，并于1991年将这些作品合集、定名为“陈奂生上城出国记”出版。

   “漏斗户”主陈奂生可以说是一个去集体化的先锋形象。小说中，作者为他设计了一个很有气势的“不相信”：“他不相信‘粮食分多了黑市就猖獗’”，因为他自己就不会；“在口粮紧张的情况下，他不相信用粮食奖励养猪是积极的办法”；“他不相信‘有一斤余粮就得卖一斤’的办法是正确的，因为它使农民对粮食的需要，同收成的好坏几乎不发生关系，生产的劲头低落了”；“他还不相信分配口粮的办法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它只考虑了一般情况而不考虑特殊情况。”陈奂生的“不相信”无疑是尖锐的，它直指70年代一系列的农村粮食政策，以及其时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农村粮食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上的反映。第一个“不相信”指向的是反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个指向“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号召；第三个指向统购统销，而且还暗含着一个如何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问题；最后则指向粮食分配方法。也可以说，这几个“不相信”就是高晓声为陈奂生所想到的致使他成为“漏斗户”主的原因。

　　陈奂生的饥饿和贫困当然是必须直面的现实，而陈奂生的贫困实际上也是整个农民的贫困。然而，他的贫困并非集体化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说，乃是其家庭结构必然产生的状况。有学者以社会学和历史学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个案的具体研究，颇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陈奂生这样的家庭结构，在这样的分配方法下，必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口粮入不敷出的状态，43而且，陈奂生这一家不仅仅处于由起始家庭向成长期过渡的缓慢阶段，更兼妻子体力、脑力均有问题，工分无疑比一般妇女少，甚至很低，四口之家，基本上就是靠陈奂生一个强劳力，但所需要的粮食却并不比别人少多少。陈奂生怎么可能不戴上“漏斗户”主的帽子呢？而且，到高晓声写《陈奂生出国》也就明明白白地说道：“儿女一上阵，家庭经济的滑坡现象似乎就刹住了。”

　　而陈奂生们普遍贫困的问题显然来自于国家实施的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文革”结束后，这一点就一直是被批判的焦点之一。但问题在于国家为什么要实行统购统销？毫无疑问，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四个现代化”的根本目标，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目的乃是最终使国家摆脱贫困的面貌。换言之，也就是让普天下的人民能够过上好日子，这其中自然包括陈奂生在内。然而，这不是什么“吊诡”，而是残酷。残酷的历史和现实留给新中国的道路似乎就只有先实现工业化。

　　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在开始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些积累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国家筹集工业化资金，或者依靠残酷的原始积累、掠夺农民，或者对外掠夺殖民地，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那样做。但是，如果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点积累，工业化资金哪里来？当时党内党外都有一些同志过于同情农民，不赞成统购统销，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不坏的，但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行不通的，因为没有考虑国家工业资金积累这一大需要。44

　　这是薄一波的话，温铁军将其对集体化时期农村经济的研究看成这一表述的“注解”。我想，这正是我们在重新思考陈奂生问题时应该认真对待的。一方面，执政党要实现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目标，似乎必须经由工业化这一条路，可是工业化必须有资本的原始积累，没有外援，更不能掠夺，于是只剩下广泛的社会动员，提高生产积极性，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而所有这些所针对的主体是农民，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只要我们认定，或者不得不接受这个早已被规定的以工业化为先导和基础的现代化模式，我们就只能这么做，这就是代价。但另一方面，往好里说，这是社会主义觉悟，是作为共同体的民族国家的意志和目标，可往坏处说，这虽然不是掠夺，但毕竟是“内部殖民”。一个国家人口最多的一个群体为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牺牲，历史没有理由遗忘他们，现实更没有理由仍然将他们固定在边缘。在这个意义上说，陈奂生们是伟大的。

　　按照温铁军的研究，80年代之所以能迅速实现工业化，根本原因就是此前的统购统销等一系列政策的有效实施，使国家基本上实现了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之所以可以享受到这些现代化的成果，正是因为有千万亿陈奂生们为之作出的巨大牺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奂生们所付出的代价就绝不应该只是由陈奂生成为“漏斗户”主的那个时代独立承担，而应该由整个近现代史共同承担。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所谓城乡二元结构恰恰是工业化所生产出来的城乡关系，我们也可以说，工业化的结构生产了城乡二元结构，尤其是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城乡差距是新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有的结果，且难以克服。也就是说，陈奂生们的贫困其实是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性贫困。

　　但是，70年代末80年代的农村题材作品却在相当的程度上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进入历史的内部，深入地考察历史，只是以一种简单的逻辑将陈奂生们的贫困和广大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物质匮乏看成集体化运动的恶果，而将“包产到户”作为解决、克服的有效途径。然而，事实上，正如黄宗智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

　　直率地讲，80年代的市场化农业在作物生产上并不比在1350至1950年的600年间或集体化农业的30年间干得好。……长江三角洲的关键性发展不是来自大肆渲染的“个体”农业生产和小商业，而是来自乡村工业和新副业。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

　　黄宗智最后得出结论：

　　长江三角洲乡村的真正重要的问题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在于市场化家庭农业或计划下的集体农业，不是在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在于过密化还是发展。45

　　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这一结论，但其过密化理论无疑是中国农村，尤其是苏南这一人口密集的区域长期无法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有效解释。

　　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及相当一部分农村题材的小说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对集体化运动的批判和否定，包括对陈奂生缺乏主体意识的所谓“农民性”的揭示和刻画也均被看成集体化的结果。而高晓声及其陈奂生不过是80年代新时期文学中较为典型的人物之一，绝大多数农村题材的小说均积极地参与了这一去集体化的浪潮。然而，90年代以来，个体/ 家庭式的农村经济遭遇自由市场的冲击，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贫困的中国农民却陷入了更为困顿的境地，同时，被市场和包产隔断的农民在城市化的道路上再也无力抵挡日益严酷的生存竞争和体制压榨。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一些农村不得不重新以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来应对，在相当程度上说，这是现实逼迫我们重新回到历史中去，慎重对待社会主义的遗产。

　　卢晖临：胡靖、吕新雨和郭春林的这三篇报告的主题非常接近，涉及对集体化和集体经济的认识问题。郭春林老师的报告讨论了文学领域对于集体化的一个否定，在今天看来，这个否定无疑是一种建构，它把集体经济看作必然会抑制生产力的、必然会打击农民积极性、必然导致大锅饭和农民贫困的一种制度，而解决之道就是“包产到户”，所谓“一包就灵”。怎么看待这种否定？我想它肯定不是有意造谣，包括像高晓声这样的人，都有很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他们的作品所反映的集体化时期的一些问题，都建立在一定的事实根据上。我相信，今天研究集体化和集体经济的学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现一些和高晓声所揭示的不同的事实，譬如我们可以找到经济状况良好、农民积极性高涨的生产队。站在今天的角度，重要的不是用一些事实掩盖或者推翻另外一些事实，而是如何在多元甚至矛盾的事实基础上发展出对于集体化和集体经济更具同情的认识和理解。结合胡靖和吕新雨的两篇报告，我想简要探讨一种认识和理解集体经济的方向，那就是回到历史过程和脉络中去，要从一种去历史的、去情境化的叙事回到历史性的、情境化的叙事里面去。

　　在我看来，中国的集体化或者说集体经济实践有三大目标：第一是保障，第二是公平，第三是增长。回顾前三十年集体化的历史，可以说第一个目标是较好地实现了，集体经济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的保障，除了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国农民整体上做到了免受饥馑之苦，随着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农民医疗健康和教育的基本需求也得以满足。第二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包括分配上的公平和政治参与上的公平。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没有完全消除，但是被抑制到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第三个目标则遭遇挫折。一方面是生产力提高的速度不够快（譬如和改革开放之后比较），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有限增长并没有转化为能够让农民切实感受到的成果，如粮食消费量、生活水平的提升。第三个目标的受挫对于中国集体化的成败影响至为关键，由于增长有限（或者更准确地说，农民无法感受到增长），农民只能长期处在低水平的保障中，与此同时，极为狭小的分配空间也放大了农民对于官僚主义和特权的感知，放大了农民由此产生的不公平感。

　　增长目标的受挫是必然的吗？我们仍然要回到历史情境中去理解。吕新雨的报告讲到了当时的约束条件。我们要把当时的约束条件充分地挖掘出来，包括国际局势、工业化的战略性目标，也包括当时的技术水平。徐俊忠老师文章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历史并没有给毛泽东留下实践这一构想的从容空间和时间”，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去看，是能理解到这一点的。比如说，国际局势一直到70年代初才缓和；我们工业化的前20年一直处于要对农业抽取比较大的资源的历史阶段，等等。我们重构历史阶段和各阶段的约束条件，就会看到增长目标为什么没有很好地实现，特别是没有体现在农民那里。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同情式的理解、同情式的分析。

　　说到增长，我刚才更多地是谈到外部的历史阶段和约束条件，还有一块是内部的约束。一是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内部的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我们当时发明了很多群众参与的方法，但基本上还是依靠周期性的群众运动，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定距离。二是科学管理的问题，即我们怎样去计算劳动量，怎样去提高社员的积极性。从那些坚持下来、比较成功的集体来看，他们确实是有一套比较精细化的科学管理方法。当然，这个内部的约束条件又和前面的外部约束条件是有关联的。如果我们的外部条件不充分，不能为我们打开一个足够的空间（增长能更多地留在合作社和生产队的内部），精细化管理也就没有太多的空间了。本来蛋糕就不够大，大家都处于生存水平之下，你让他设计出一套区别大家劳动、分配劳动报酬的管理技术，就会受到社区伦理的限制。我想，我们用这样一种历史的方式，可以把当时集体化时期的问题展示出来，同时也会看到一些成就。比如，胡靖老师在报告中讲到的农田水利等方面的成就。这样做的当下意义在于：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挖掘和恢复历史上由于受历史条件的约束而未能实现的可能性。

　　老田：我以前自称职业农民，受到别人的批评，说我的资格不太够，但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三农”问题一直很关注。听了三个报告以后，我有很多感想。特别是，胡靖老师用了负的公共品、负的资源等概念，我觉得很新颖。我自己也总是感到以前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毛时代的研究，喜欢用很多大的词语，比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去分析政策和决策，变成了压倒一切的分析历史的框架。我总觉得这是不合适的，缺乏深入下去的概念，研究也没有从中层往下层走，缺少与现实针对性强的具体的理论工具。我听了胡靖教授的报告后，感到非常受启发。

　　吕新雨特别提到，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必须跟政治结构相配合，孤立的政治结构是不可能成立的，并用这个来解释城市人民公社的失败。毛时代的农村是政社合一，其成功之处也在于这配合了社会结构和生产的制度化过程，这个制度的部分残余在今天还有生命力，可惜未能被执政者充分认识。但在后来，毛确实希望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实现政治权力和生产结构的分工，在政治权力向多数人手上转移的同时实现代表性的重建，这是他晚年思想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意识，值得好好研究。

　　我对文学不是很懂，但我能感觉到文学力量的强大，特别是伤痕文学对于改革所需要的舆论氛围的塑造作用。1962年毛主席在北戴河开会时赞成康生的说法“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如果把文学与社会科学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出场顺序比较一下，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研究过去的历史，要完成学术上的提炼，找到一个合适的概念框架重新表述出来，这需要很长的学术积累时间。黑格尔就曾说过“密纳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才会起飞”，但文学就不同，它比较先知先觉，就像郭春林所分析的高晓声小说一样，它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好人很不顺、很受气，坏人则很嚣张、很得意。通过这种方式，利用审美情感的动员和群众的同情心，很快就把社会舆论氛围根本改变，所以，文学往往在社会科学之先，就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意识形态的转型需要。关于“陈奂生”系列所隐含的主题及其来源，我想起一件事。杜润生是宣传高手，他写过一个顺口溜：“联产联住心，一季大翻身；红薯换蒸馍，光棍娶老婆。”“娶老婆”是结婚和延续家族的大事，“一季”就够翻身说明政策效果极其好，可以立竿见影，农民的生存条件大大改善了。杜润生总结和论证问题的方式，特别契合“陈奂生”系列的故事讲法。文学为改革服务，令我想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布罗代尔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时说，那个时候资本家群体挺惨的，当时的封建主掌握了很大一部分的政治优势和舆论优势，在资本家蹒跚迈步的阶段，背后总是有个强有力的批评者在敲打他们，好像欧洲文学史上干这活的人很多，狄更斯、巴尔扎克等都是，批判现实主义当了很长时间的主流，所以欧洲资本家群体恐怕比中国今天的要健康。今天社会上“仇官”、“仇富”的现象比较严重，是不是与资本家群体成长过程中间权力和舆论都参与“保驾护航”有关？各种社会力量过分烘托了强势的资本成长过程，像高晓声在“陈奂生”里也是这个路子，老说陈奂生的好话。我想，陈奂生在“万元户”阶段还不会有大问题，后来要变成资本家，也会很容易变坏，政治权力和学术话语权结合起来为他们捧场，中国的资本家群体与欧洲的同行相比太顺了，很容易堕落。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家是一种生产关系的承担者，如果社会风评不好，很容易诱发从根本上质疑那种制度的声音。政治权力和资本都是社会上很有力量的东西，有能力把自己的利益边界外推到损害社会、损害他人的法律界线之外，很容易产生腐化和堕落，客观上需要一种批评它们的力量，但这在中国恰恰没有成长起来。所以，我认为，如果以后搞真正的改革，一定要深刻反思权力、资本和话语权紧密结合的现象。文学的力量确实很大，在“保驾护航”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于公众接受新的资本家群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让公众信服的则不多。

　　关于吕新雨老师的报告，我还有一点疑问，她比较强调绿色革命中工业品投入的增加。我有农民经历，对种水稻还是比较了解的。这里我说一个从种植制度变革到最后增产的漫长过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解放以前，插秧的标准是一棵秧占100平方寸的面积，到五六十年代搞密植的时候，株距要求就变成了三五寸，这相当于每亩的株数多了6倍半，插秧的负担变得很重。而且还有很多妨碍增产效果的内容，要逐步革掉是比较慢的。以前遗留下的水稻品种是高杆，插密了以后容易倒伏，导致减产，同时矮杆品种的生长周期短，有利于推广双季稻提高复种指数。在引进广东农科院搞的矮杆品种后，可以解决倒伏问题和生产周期问题，结果，肥料不足成为首要问题。因为化肥增产很困难，到“四清”前后就大力推广种紫云英做绿肥对付。70年代初，县化肥厂投产之后，双季稻的产量才逐步稳超单季中稻，两季的总产量达到了1300～1400斤，但是农民不是很满意，投入了好几倍的劳动才增产这么一点点。我亲耳听到农民是怎么提意见的，大概1972年和1973年，我年龄小，“双抢季节”跟着去“捡谷”，每7斤记1个工分，在休息闲谈的时候，一个老头对小队干部说：“你们现在种粮的才收这么一点，还把人累得要死，解放以前我种一亩田打了八石五斗加一撮箕。”他说的产量相当于1100～1200斤，一季接近两季，比两季还要少很多劳动量，意思是更加合算。1978年到县化肥厂扩产到18000吨的时候，亩产量就迅速提高了，就没有这类舆论了。也就是说，化肥的增产作用比较显著，关键原因在于受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拖累，粮食增产需要的各种投入要素中间，化肥是最后一个得到的。而为增产需要开始变革的整个生产过程，从种植制度（密植、单改双）到化肥的配合，是循序渐进的一个序列。政府想让农民把习惯改过来，受到了农民的长期抵制，所以也拖慢了整个变革过程。我认为农业增产过程，是长期的和逐步实现的，五六十年代农业增产主要是和农田水利建设、改革种植制度关系紧密一些；到了七八十年代，现代工业品投入增加的影响才显著些。

　　我对胡靖老师的报告也有一点疑问。他说农民生产过程中不需要合作，我想，如果只是增加化肥投入，集体干活和个体干活就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有拖拉机耕种的话，家庭经营还是有很大的局限。农民到底是家庭耕作还是集体耕作，背后的牵涉很大，涉及很深刻的历史意涵。毛时代历史学界“农民战争问题”是一个学术热点，有一些经常引起争论的问题，例如农民战争创造了新制度没有？要清楚认识这个问题，也许需要反过来提问：为什么它没能创造新制度？这么多次改朝换代的血风腥雨，那么高的成本为什么没有产生新的制度，符合农民的需要，稳定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机会？甚至有人问，农民创造了新政权没有？这个问题的等价问题是：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单干为什么难于改变？如果要有新组织的话，成本和管理上有什么问题？它为什么在这儿成了一个永久性的门槛？古今中外，都是单干。无论是我们用牛单干，还是美国用拖拉机单干，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我觉得，理解历史变革、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在农村中的适应性，这里面的话题很多。今天学术界很多人特别热衷于说集体农业的坏话，恐怕与单干在历史上的持久存在有很大关系，组织和管理上的“门槛”难于突破的事实，在理论认识和思维上也发展成为一个禁锢性的东西，学术大环境如此，就算有对集体农业的正面认识，说出来好像也是理不直气不壮的。

　　单世联：社会主义和饥荒的关系问题，是我昨天晚上提出来的。我当时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发生了饥荒，这是有史为证的。我并没有说，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饥荒。我也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生饥荒只是由于公有化的原因。它和我们的治理方式、权力结构，甚至领导人的作风都是有关联的，这个问题不能仅仅归咎于公有化。同样是社会主义背景，50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在战争年代中出现的。我认为，这样的经验跟后来的大饥荒是有关系的。当然，这个问题需要再讨论，我只是说明一下。感谢新雨老师。

　　黄万盛：这次会议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基本立场：对于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遗产，要慎重对待。在这里我要借用黑格尔的一句话：“当你随便把前人当作尸体抬出去的时候，那个准备把你当作尸体抬出去的人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这没有问题，我基本上能接受。

　　我们这次有很多发言是非常实证的，这很好，能让我们比较直接地接触问题，但是，必要地去历史化，甚至更加彻底地去历史化，也许能够看到一些更深刻的东西。合作的思想，实际上是基于这样一种哲学模式：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而且，这种思想模式在中国历史当中反复出现，毛本人对这样的思想模式是非常接受的，并坚持运作。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毛处理问题时很少依靠国家行政管理团体的力量，而更多地走发动群众、大规模地动员群众这样一个基本的路向。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怀疑，毛泽东迷恋群众路线，他的群众路线后面的哲学基础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合作的思想模式。追根溯源，这是黑格尔整体主义哲学的立场，它曾经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但这个模式是值得检讨的，主要的问题是它扭曲了部分的价值，包括个人的价值，很容易导致消解多元多样的普遍主义，这正是我们以往的深刻教训。我赞成合作，但不能接受一个纯然动员式的合作。我不是否认合作，只是说我们对合作应该怎样定义，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吕新雨：合作思想在中国的历史其实比较长，上个世纪初中国就有合作思想的传入、倡导和实践，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了二三十年代不同的政治流派更是有不同的合作思想。毛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延安时期都有过在农村做合作社的实践。所以，它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当然，我们要问，谁的合作？怎么样合作？

　　第二个问题，是饥荒。我们都说，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过饥荒。可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发生过饥荒。所以，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发生饥荒跟资本主义国家发生饥荒有什么区别。

七、“文革”结束及“新时期”开始的历史—观念意涵

　　贺照田：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

　　我的发言题目是“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

　　之所以在我的当代史阅读和思考中涌现出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近年来我在对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精神伦理状况，及此精神伦理状况与从“文革”到新时期大历史变迁的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一方面“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大陆当代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中被赋予极高的地位，新时期的开始即被叙述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则非常令我惊讶，就是在有关历史叙述、历史理解中，被认为导致了中国大陆新时期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所指涉的并不是实际推动新时期得以出现的——在1977年、1978年历史中发生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全部乃至大部，而是被直接过度聚焦叙述、理解为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发生的论争。

　　无疑，“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历史上非常重要，在相当的意义上，确实可以说没有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中国大陆的“新时期”。但问题在于不能将此开启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仅仅或过度叙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这样说，是因为把思想解放运动仅仅或过度叙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等于有意无意地把历史—观念意涵丰富的思想解放运动，过分先入为主界定成对真理的真诚追求与面目可憎的教条主义对立并战而胜之的戏剧性事件，这样也就等于有意无意地把历史—观念意涵极为丰富的“新时期”出现过度看作是这一认识论翻转所直接引发的效应，而这所影响的不仅是我们对历史确实知识的掌握，而且会影响我们对从“文革”到新时期这一巨大历史转折很多方面的理解。比如，和这一思想解放理解、叙述密切相关的，便是在历史叙述上对应的，有意无意夸大“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对此前历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1978年5月发表的）的规定。而这样当然会大大误导我们对这一历史重要转折过程的理解。

　　而真的要在如何快速结束“文革”，如何快速推出如我们所见的新时期这一理解层次上把握思想解放运动，首先必需面对的就是“四人帮”批判运动。“文革”后中国大陆的全国性思潮首推当时中央主导下的“四人帮”批判运动，在其时党和国家有意识推动下，这一批判运动很快由政治、道德层面推进到思想、理论层面，并且在推进到思想理论层面后，虽然表面上不仅没有挑战反而看起来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正统“文革”理论，实际上却以摆脱和毛泽东“文革”后期思考紧密相关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为目标，而力图把全国全党的思想、工作重心转移到华国锋等倡导的“抓纲治国”方略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1977年上半年的“四人帮”批判，当时便被称为“思想解放”也就毫不奇怪了（“两报一刊”的1977年元旦社论《乘胜前进》）。也正是以1977年上半年发生的这一“思想解放”为背景，华国锋主导的中央得以于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顺利结束毛泽东若活着绝对不会终结的“文革”，同时把“抓纲治国”正式确定为接下来统一全党全国思想、指导具体治国实践的方针大计。只是这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轮思想解放思想、政治结果的“抓纲治国”，在它所致力推动的高速度现代化建设方面，很快就碰到了不少问题，使当时无论在党还是在国家方面都处于主导位置的华国锋等，觉得需要在如何治国方面再度进行广泛探索。1978年2月华国锋在全国五届人大上所作的《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结尾，便核心传达着当时这种鼓励探索的意识：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对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更大胜利，充满了无限的信心。

　　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从城市到农村，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将发生巨大的变革。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所不熟悉的新情况、新事物，需要我们去认识；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没有遇到过的新矛盾、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都要有一个新的提高和改进。我们必须刻苦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

　　显然，这时华国锋所主导的中央已经看到了——他们所致力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他们已有的治国方略形成的种种新要求、新挑战，这种认识使他们觉得要在原有的“抓纲治国”基础上，呼吁在有关现代化建设方面新一轮的“解放思想”。正是以这次中央鼓励的“解放思想”为契机，1978年在科技问题、管理问题、经济体制问题等方面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观念理解变革。也正是在中央和国家推动的这一广泛的思想解放热潮中，我们才能理解华国锋于1978年国庆向全党、全国、全社会号召的——“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华国锋《在国庆二十九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等当时影响很大的这类言论所指为何。

　　在这一意义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只是以1977年“思想解放”为前提的1978年思想解放热潮的一个部分。这一部分当然有其特别的一面，就是它不仅超出了华国锋所希望的思想解放范围，而且它实质挑战的是在此前一直被尽量绕过的“两个凡是”。但如此，并不意味着其他未正面挑战“两个凡是”的思想努力就受“两个凡是”束缚。因为如果其他思想努力真受“两个凡是”束缚，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多方面观念的急剧调整就不会发生。而这些思想努力之所以不挑战“两个凡是”，是因为挑战“两个凡是”一定涉及在当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的如何妥帖安排毛的遗产，而又不引发破坏性后果的问题，因此这些观念变化、思想努力聚焦的只是它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非正面挑战它们实际上很清楚在背离的毛的权威。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殊性在于它为正面讨论具有多方面历史效应的毛的遗产问题打开了一个缺口，在于由此导致的人事、历史具体事件的评判等方面的变化。从这点来说，它的贡献很大。但问题是，不能因此就否认，许多有关中国未来面貌、走向的其他方面变化，主要是通过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其他努力实现的，而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所以能在当时的历史中发挥如我们所见的作用，实和它能从整个思想解放运动所引发的诸种观念变化及其与此相应的人事变化等中借力有关。也就是，假如我们对比毛泽东逝世时和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时的相关状况，我们会发现，什么是占历史优势位置的理论？（在毛逝世时，显然其时最具压倒气势的观念是毛泽东的指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是以毛泽东激进指示为背景的对“右倾翻案风”的激进批判，而此时则是内涵可以修正的“抓纲治国”。）什么被当成是检验理论的实践？（毛逝世时，实践的最核心内涵还是如何找出使中国免于“变修”、以保证中国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各方面探索，而到此时实践则主要被感觉为社会经济发展成效。）什么被算作检验？（对“文革”而言，揪出刘少奇、林彪集团证明着“文革”发动的正确，而此时则很大程度上转到了对社会经济成长指标的关注。）和谁有资格参与裁定实践对理论的检验，等等，实际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而这些在把思想解放运动仅仅或过度叙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的历史理解、历史叙述中，显然都不会被正面审视、分析。这样，不仅时间跨度更长、内容更为丰富、对历史很多方面变化有着实际重要性的众多思想努力被此种历史叙述、历史理解略去，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得以在当时发挥重要作用的，有关什么是占历史优势位置的理论，什么被界定成有检验理论资格的实践，怎么样又被算作通过检验，和谁有资格参与裁定实践对理论的检验，等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复杂的历史—思想—政治过程，包括：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这么发生？使这些变化被接受的社会基础、心理基础和时代氛围是什么？这些变化多方面历史内涵、多方面历史后果是什么？等等，这些为我们历史—现实理解，思想—实践参照而最该追问的、高度有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认识、理解的重要问题，便都会在现在与“新时期”这种使用对应的——把历史的变化简化为认识论翻转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中，被推出我们的历史关注视野。

　　正是有感于和思想解放运动有关的这一历史叙述、历史理解现状，我觉得有必要提出“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问题，藉此推动人们去关注新时期所实际由出的时间跨度更长、内容更为丰富的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过程，及其内部多种思想努力所包蕴的多方面的历史—观念意涵，以一方面使在现在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中被隐去、但对历史实际展开却有着重要影响的众多思想努力浮出海面，使它们有效进入我们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视野；另一方面也意图使此前被过分关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能被放置在它的实际历史位置上被更准确地叙述与理解。而一旦这两方面都有进展，当然有助于我们对从“文革”到新时期这一巨大历史转折多方面的历史、观念意涵真正深入地理解。

　　罗岗：“资产阶级法权”的悖论与中国改革的逻辑

　　我的文章比较长，我现在要讲的这个部分是切合这个主题的，也就是和70年代有关的部分。这个部分与刚才几位老师的发言都有关系，蔡翔老师谈“文革新政”与“文革”中高度关注的官僚主义、干群关系密切相关；王绍光老师也提到，北航的青年教师周大觉最早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怎样会出现一个“新阶级”，也是同样的脉络。

　　我现在给大家看的是1976年7月号的《红旗》杂志，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这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两报一刊”的社论《在斗争中建设党》，同一期杂志还发表了黎新的《领导干部要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觉得这两篇文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简单讲，就是《在斗争中建设党》所提出的问题，需要从“领导干部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的角度才能理解。那么这篇社论提出了什么问题呢？关键是这段话：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曾经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主席又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主席还指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阶级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熟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认识思路的人都知道，早在1960年初他曾经讲过：“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态度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46而《在斗争中建设党》一文发表的毛泽东指示，是他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陈正人在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薄一波在信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在信上批示：“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个批示一直在内部传达，包括在“文革”时红卫兵中间也有传达，但作为正式的文件，这还是第一次通过“两报一刊”社论的形式公开发表，意义当然非同寻常。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当时中国如果有阶级斗争的话，那么阶级斗争的核心不是一般意义上与“地富反坏右”的斗争，或者说与剥削阶级残余思想的斗争，而是尖锐地表现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斗争。用同一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领导干部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中的话来说，今天中国“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社会”，“我们是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以，我们要展开斗争。”这当然是相当激进的论述，而这种论述对应的恰恰就是毛泽东的批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指的就是“上层”，因为毛泽东认为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他在讨论“四清”运动的工作会议上，借用“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成语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这就是“走资派”的由来。今天看来，说什么资产阶级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等等似乎很难理解，甚至觉得荒谬，但摆放到当时的语境中，却未必不合情理，而是有着自身的思想和理论脉络。

　　关键还在于毛泽东为什么会形成“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阶级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样的想法。要解释毛泽东是怎样形成这个想法，就必须和另一个关键的概念“资产阶级法权”联系起来看。

“资产阶级法权”是马克思用于描写社会主义经济分配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在1875年写作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拉萨尔“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力”和“公平的分配”等模糊提法，指出“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是已经在自身基础上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经济、道德和智慧方面都还保留其所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每一个别的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中正好领回他所给与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与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股份……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那个调节商品交换的原则，因为商品交换是同等价值的交换……即一种形态的一定数量的劳动可以与另一只形态的同量劳动交换。所以，这里平等的权利在原则上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也即“平等就在于以平等的尺度——劳动——来计量”，但“这个平等的权利，对于不同等的劳动是个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的阶级差别……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种天赋，所以根据其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种不平等的权利”。简言之，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按劳分配”是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它只按照抽象的“劳动”尺度，而不顾劳动者工作能力、赡养人口等的不同，所以即使从等量劳动取得等量产品的平等原则出发，每个人事实上得到的消费品仍是不平等的。因为“法权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劳动分工消失了，劳动不再成为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了生活的需要，“只有那时，才可把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会就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然而，毛泽东在使用“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时，没有拘泥于马克思的原意。他结合当时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把握，特别是由此产生的“危机感”，将马克思提出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赋予了新的内涵，也就是将原来仅仅局限在“分配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扩展到“人与人的关系”领域。这一扩展意味着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是不断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任务。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后，在现实社会中，劳动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分配方面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留下的残余——资产阶级法权，这种残余是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反映。因此，变革生产关系还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类比的是卢卡奇对于“物化”现象的讨论，也是从“生产的领域”扩展到“主体的领域”：

　　只有当商品问题不是仅仅表现为个别问题，也不是仅仅表现为按专门科学理解的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而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核心的、结构的问题时，它才可能达到这种普遍性。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

　　如果说“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构成了它的“对象化形式”，那么毛泽东进一步探讨了与之相适应的“主体性形式”：一方面是党员干部是否会蜕变为特权阶层；另一方面则是“年青一代”能否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将“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扩展到“人与人的关系”领域，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斯大林的影响。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指出：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甲）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生产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丙）完全以甲乙二项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

　　这就是著名的“生产关系三分法”，概况起来讲，即第一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第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三是分配的方式。毛泽东曾经号召全党都要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这本书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自己也曾经组织读书会深入研读。斯大林对“生产关系”中不同社会集团关系也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重视，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但他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还是批评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根本不谈政治，结果成为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他不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不谈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不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缺点。我们则搞整风，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由此导致斯大林的眼中，只有“经济”没有“政治”，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他还认为斯大林强调“物质刺激”的主张是错误，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问题值得注意，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中还有富裕农民阶层，这些都可能是苏联变成“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在毛泽东看来，列宁虽然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普通称为社会主义的阶段）中，‘资产阶级的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逐渐取消，只是在已经达到的经济改革范围内，即只是在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上的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但还没有也不应当人为地取消资产阶级法权”， 但他没有简单地认同现实，而是希望能够用实际行动改变现实。当1919年5月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发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时，列宁高度评价这一活动，称其为“伟大的创举”，他赞扬道：

　　工人自己发起和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这是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当这种胜利巩固起来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即社会主义纪律才会建立起来；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是不可战胜的。

　　他之所以高度肯定“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是因为“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 与列宁时代形成对比的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相信技术和干部可以决定一切。他们强调特殊化，而忽略革命性；强调干部，而忽略群众……在中国，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工人参与管理；干部被下放以进行再锻炼；摧毁旧规定、旧体制……虽然他（斯大林）极力主张无私劳动，但他们甚至不肯额外工作一个小时，也不能忘我”。

   1960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日，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道路前进》，用一种论辩口吻指出“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方针正是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并且引证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的预言，“我们的欧洲庸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 很显然，当时中国已经把自己当作“列宁主义”继承者了，而苏联却正在走一条背叛“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然而以毛泽东对“危机”的高度敏感，中国也不是没有“变修”的可能。这种危机对应的重点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社会主义建设”，这也是蔡翔反复讨论的6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面临的“危机”：“这一危机在某种简略的意义上，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分配’，二是‘消费’。‘分配’不仅暴露并且激化了阶层之间的冲突，也暴露并激化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反官僚’的主题在此得到了阶级斗争理论的支持；‘消费’则导致了个人观念的崛起，它不仅使得个人有可能游离于国家（集体）之外，而且在理论上开始威胁社会主义‘政治社会’的整体的形态构想，无论是《千万不要忘记》、《年青的一代》，还是《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等，都在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叙述，不仅试图用阶级斗争理论重新整合个人和国家（革命）的关系，也明确指示出‘教育下一代’的重要性。” 这个危机逐渐由生产领域向分配领域和消费领域转移，危机的形式也逐渐从积累的“匮乏”逐渐转向了分配的“不均”，在大中城市中，也许可以和西方对应，开始出现了中国式的“消费社会”——这样说或许有点夸张，但为了表述方便，更为了凸显由于“消费”问题的到来，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转向——毛泽东就在那时反复研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方面承认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即使在社会主义阶段，也不能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没有八级工资制和等级科层制，而且还看到了这一状况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满足于这种状况，特别是苏联面对这种状况的做法，在他看来，“苏联模式”最后是生产当道不管政治，讲技术推崇专家，强调干部不关心群众，这是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分歧之所在。所以他批评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是没有“政治”的“经济学”，最大的问题是眼中无人，看不到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而在理论上，毛泽东则进行了一个很重要的分疏，那就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变动是比较缓慢的——这就决定了“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的长期存在，对应的是商品生产和工资制等的必要性甚至是合理性；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变动则是比较迅速的——这就产生了所谓“人与人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对应的是后来更加激进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分疏带来的后果就是，一方面为现阶段的阶级斗争找到了现实基础，这一基础包含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悖论中，也即“阶级斗争”不再只是针对残余的剥削阶级思想（包括已经在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上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而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有待发展，不能不包含了产生新的阶级斗争的可能；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指出，苏联之所以“变修”了，就在于只以为上述问题仅仅是经济问题，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而没有看到更严重的后果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变化——也就是在思想上、意识上重新被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所捕获；而中国为了避免“变修”，不光要批判“剥削有功论”的糊涂思想，更关键的是要在思想意识层面展开阶级斗争，但这一斗争的矛头已经不是指向经济基础了，而是指向“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反特权、反等级、反官僚，就是小人物反抗大人物，就是底层反抗上层。毛泽东故意说得极端，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小人物，也会有小官，也会有群众，那么反大人物、大官和官僚主义者的斗争就不会结束。“官僚主义者”成为了一个阶级，所以才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看似不通的说法。

　　上述现象其实包含着相当复杂的自我矛盾，我把它称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悖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首先不得不承认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必然要出现等级制度甚至是特权阶级，由此，在思想意识上使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得以复活成为可能，而恰恰由于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在意识层面的复活，才更要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展开思想斗争，借以克服江山变色、红旗落地、中国“变修”的潜在危机。这也就是为什么60年代初期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具体过程没法展开了，就看当时两部影响巨大的戏剧吧。在《千万不要忘记》“丁少纯”和“季友良”的对立、《年青一代》“林育生”和“萧继业”的对立中，熟悉剧情的人很容易就把“丁少纯”和“林育生”视为“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代表，而且当时也确实是把他们当作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年青人典型。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两个或出生工人家庭或是烈士后代的年青人会那么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呢？难道仅仅是残余的剥削阶级思想在作怪吗——如丁少纯的岳母，剧中说：“都是这老婆子把孩子拐带坏了”——这两部戏剧在今天值得重读之处，大概在于它们没有将原因停留在这么简单的层面，而是进一步追溯到现代工厂体制以及现代城市环境的决定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前面我要说60年代社会主义的危机是因为某种“中国式消费社会”的来临，无论是对个人闲暇时间的要求——如“丁少纯”的“八小时之内”和“八小时之外”的区分；还是对个人自我价值的重视——如“林育生”要求留在大学教书和科研以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都和与分配、消费体制联系在一起的等级制度、城乡差别、劳动分工等所造成的新的社会状况——也就是新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可以说，恰恰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就了一种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然而这样来看，还是有简单化之嫌，因为不只是“丁少纯”和“林育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作为和他们对比的正面形象“季友良”和“萧继业”不也同样可能走向反面吗？假设“季友良”发现了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无法改变工厂的科层制度呢？倘若“萧继业”认识到即使自己献身大西北，也不能克服城乡之间、中心与边疆之间的巨大落差呢？甚至更进一步地洞察到，他们的牺牲和献身不仅无法改变现状，而且还似乎为“丁少纯”和“林育生”的做法提供了合理性，他们会不会动摇自己的理想主义而坚定地走向虚无主义？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对60年代危机加以克服的努力，那么这一危机在70年代中期的重返，某种程度上决定了80年代我们所熟悉的改革转向。这一危机和转向围绕的中心，依然是“资产阶级法权”以及相关的“按劳分配”问题。

　　到了70年代中期，毛泽东又重提“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认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法权还不能完全取消，但是应当加以限制。对资产阶级法权抱什么态度，是赞成加以限制，还是主张不断扩大，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要不要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围绕这个问题，1975年，《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货币交换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等一系列文章，用更加理论化的方式将“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激进化，直至将原本针对“特权阶级”和“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矛头，转而指向被命名为“小生产者”的普通民众。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根据斯大林的“生产关系三分法”，将 “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扩大到“所有制领域”，因为社会主义中国“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进而在“所有制基本解决”基础上提出“领导权问题”：“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所谓“领导权问题”不是简单的“思想观念”的问题，而是和社会经济基础密切相关：

　　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

　　这种社会经济基础就是“商品经济”：“还必须看到，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决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从这个判断中引申出来，自然是列宁式的论断：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当时这篇文章是批判所谓“经验主义”的，所以特别注重理论的完整性。但是这种理论的完整性却是以在某种程度上丧失“现实”和“现实感”为代价的。首先是失去了和中国社会经济现实发展情况的联系，尽管文章也承认“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可拿不出任何具体的方案来解决这一问题，只是一味强调“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更重要的是完全没有顾忌普通老百姓的“现实感”，本来“资产阶级法权”主要批判的是特权阶级和等级制度，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转而强调“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认为在“小生产像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的“中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到处整顿“自留地”、管理“小商小贩”，美其名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却完全无视赵树理早就提出的忧虑：“我现在担心的是集体生产办好办不好的问题……农民说没办法，还是靠自留地解决了问题。农村住房有些坏了，公社不能修，农民依靠在自由市场上买东西，把房子修上了。集体不管，个人管，越靠个人，越不相信集体。”如此这般，怎么能够得到老百姓的认同和拥护呢？

　　这就不难理解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为什么首先要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华国锋在1976年12月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放在“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之前，列为党的“优良工作作风”的三大特点。“四人帮”的“所谓反对经验主义”被指责为“反对实践第一的观点”以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其次则重新为“理论”定位，认为即使上层建筑、理论和生产关系起主要的决定作用时，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能在没有矛盾的对立面的情况下而存在，即使这个对立面（即经济基础、实践和生产力）是一个矛盾的次要方面，主要方面固然应该受到强调，但次要方面不应该受到忽略，只突出一面就是“形而上学”思想的表现，是不符合实际的。

　　经过这样的转换，“理论”和“实践”的位置产生了翻转，“实践成为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如果不联系“实际”，则可能成为“形而上学”的代名词。正是在这一新的背景下，《红旗》杂志1979年第12期发表了经济学家林子力的《经济理论研究的若干方法问题》。这篇文章从“所有制形式”的角度为“改革”正名，可以说是以一种颠倒的方式来处理“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文章紧紧抓住“所有制”问题，认为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为什么没有持续、高速增长，至今仍然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上；为什么国民经济不能经常保持平衡、发生两次严重的、持续了较长时间的比例失调；为什么大量投资很少顾及效果；为什么许多消费者需要的产品供不应求而不受欢迎的产品却盲目生产；为什么企业效率长期低下？……他一连问了几十个“为什么”——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全都在于“所有制”，在于建国以来实行高度集中的国有制经济。文章认为：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这套体制的种种缺陷逐渐地显露出来，它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并且影响波及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

　　不妨把这篇文章和《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加以对比，就能发现两篇文章都从“所有制”问题出发，同样自觉地把握住了中国社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实状况，却因为对这一现实状况回应方式的差异，前者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才有“开放搞活”的转向；后者致力于“生产关系的完善”，却落入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泥淖。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转向的关键并非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现实，而是怎样将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解落到“实处”，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重新落实“按劳分配”的原则：要给农民提高粮价，80年代的粮价提高了80％，相应的城市供应粮食的价格也提高了，国家每年拿出200～300亿来进行粮食补贴；要让工人阶级改善住房条件，于是各个单位都要预留利润搞基建盖房子；要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给大、中、小学老师加工资；要给1000多万返城知识青年安排工作，如果不能马上就业，也要创造干“个体户”的机会；甚至要给公私合营、和平赎买的资本家及其后代返本还息……总之，整个80年代各个阶层都得到了补偿，特别是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生活有一种切实体验的上升感。 所以，邓小平当时指出：

　　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有好多事情要做。有些问题经过调查研究，逐步解决。有些制度要恢复起来，建立起来。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

　　但不应该忘记的是，恰恰因为前三十年较高的积累率，才能使国家大幅度地让利于民，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历史在发生转折的同时，又以另一种方式重新联系起来了。

　　王绍光：两篇文章都很有意思。好久没有回顾这段历史，有些我觉得还历历在目，不曾想已过去了许久。现在有很多的神话，对刚刚过去的历史都会忘掉、歪曲掉，所以才会出现照田讨论的现象。

　　打倒“四人帮”之后有一个词叫“拨乱反正”。1977年到1980年间，很多争论都与1973～1975年的提法相关，尤其是与张春桥1975年发表在《红旗》杂志第4期上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有关。这些讨论有的发生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前。真理标准讨论发生在1978年，但是在1977年大量的讨论与真理标准没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文革”中间有一个问题，工资长期没有加，能不能发奖金有争论，计件工资有争论，物质刺激有争论。到1974～1975年，邓小平搞整顿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1976年初，批邓时，又讨论到这些问题。那么打倒“四人帮”之后，这个问题马上又提出来了。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按劳分配的讨论是最早的。《经济研究》1978年就发了一篇综述《一年来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情况》。而且当时还开了一系列全国关于按劳分配的理论讨论会，这是在务虚会之前，真理标准讨论之前。然后又出现了关于生产力的讨论。生产力的讨论必然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这在毛泽东晚期思想里，在张春桥的理论叙述里占据重要的位置，也是需要“拨乱反正”的。再往后出现关于异化的讨论。关于异化的讨论，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年上大学报考的是北大哲学系，结果被分到法律系。一开始我老与哲学系的同学来往。我1978年入学以后，很快就有一拨人，有哲学系的，还有南斯拉夫留学生开始讨论异化问题。社会上也许还没有公开的讨论，周扬他们的公开讨论是以后的事情。而在民间，1979年正好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里面第一次公开发表，于是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这一系列讨论要么是真理标准讨论的铺垫，要么是其延伸，而讨论涉及的面要比真理标准讨论宽得多。所以我觉得照田这篇文章在这方面再进行一次“拨乱反正”是非常有必要的，恢复了历史的丰富性，而且也把它的上下关联性也联系起来了。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从毛泽东来讲的话，可以追溯到1958年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追溯到他的批注与谈话。1958年出现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我记得那时候还出了一个小集子，叫《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我后来经常翻那本书，就是在“文革”期间，它描写的是理想社会。当时的说法是，共产主义社会跟现在的社会不一样，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资产阶级法权的。

　　另外，谈到资产阶级法权，人们往往忽视了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我一直认为《五七指示》是“文化革命”的纲，毛主席要建立的社会就是《五七指示》里说的那种社会，是一个没有等级，所有人做所有事情的一个社会。70年代出现的大量“新生事物”与《五七指示》、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这一套思路都是一脉相承的。然后就是张春桥1975年《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文章。1976年中共中央四号文件传达了毛主席对中国的最后思考，《红旗》杂志随即公布了1964年毛主席关于陈正人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这些都是一脉相承。

　　但是如果还原到当年那个环境里面，还原到1974～1975年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后来有很多人也写了一些回忆的文章。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出了一大批年轻人的团体，在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都记得当时与几个朋友编写了一本油印的《马、恩、列、斯论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我们想论证张春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跟马恩列斯的不一样。当时的困惑在于，张春桥那篇文章的出版让我感觉非常恐惧。看到《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那篇文章，我与我几个朋友讨论：它的现实意义到底是什么？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政策？哪些人会成为挨整对象？谁是下一个目标？

　　因此，我觉得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毛主席本身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他要追求一个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但是每次一旦走得太快，就会出现不良后果。毛主席本人的思想是动态的、辩证的，但处于争论两边的人往往是静态的，各取一个立场。这种理论与理想的矛盾、理论和实践的矛盾、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从1958年到1976年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从来没有解决，毛主席也没有真正找到一个解决的思路。因为当时毛主席是一言九鼎，底下的人往往倾向于把非常抽象的理论讨论变成具体的政策，变成整人的棍子。打倒“四人帮”之后，把这些问题重新变成理论问题的时候，就变成了生产力的讨论，生产关系的讨论，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非常具体。到了80年代，这些讨论被终结为一个词，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词延续到今天，一旦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词，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就不需要讨论了，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状况。

　　卢晖临：这是两篇非常有价值的报告。照田的报告关注华国锋在结束“文革”、“拨乱反正”方面所做的努力，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去思考“四人帮”倒台之后中国所处的情境及面临的选择。今天，我们一讲新时代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之前的两年则被简单定位在“两个凡是”上。照田的文章告诉我们，华国锋早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讲话和十一大报告中，已经做出了和“文革”十年划清界限的努力，体现了和前一个时代区别开来的思想解放的精神。我认为这样细致的历史辨析非常有意义，它呈现了历史中的思想解放和历史叙事中的思想解放之间的区别。今天我们之所以把重点和焦点都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和思想解放的方向有关系的。到底怎样看待1976年以前的问题，怎样选择未来的道路，华国锋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是很明显的。华国锋强调“抓纲治国”，或者换一种更传统的表述，“抓革命，促生产”，在“文革”十年动荡的社会背景之下，华的重心显然转换到治国和生产上，但他不会抛弃纲，其中的延续性是非常强的；而在邓小平那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实际上是开启了一个把纲悬置、把革命悬置的可能性，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实际上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走。

　　罗岗老师的报告讨论的重点是毛泽东和张春桥的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其实也是集中反映了毛泽东等对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后社会经济矛盾的认识。罗老师的报告也激发了我的一些思考，在我看来，当时的领袖们主要是从三个角度来认识中国社会主义阶段的社会经济矛盾，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第一个角度强调所有制问题，看到当时建立的所有制还不是一个全民所有制，城市经济中还有很多集体所有制成分，农村更是集体所有制的天下，甚至还保留有农民的自留地，还有各种各样的私人所有制。这些所有制中的非社会主义成分被看作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障碍，这种认识最典型地体现在当时经常援引的列宁的一个讲话中，“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毛泽东在中国农村合作化已全面完成之后发动“大跃进”运动，部分是基于这种认识作出的快速提高所有制性质的一种激进尝试。我们知道，这个尝试很快以失败告终，毛泽东本人后来虽然没有彻底放弃这方面的努力，但是自此以后再没有贸然改变农村所有制的大规模举动。第二个角度强调人的问题，这既可以看作是毛泽东从所有制问题上的退却，也可以看作是他对于所有制问题的超越。60年代之后，毛泽东注意到即便所有制问题得到解决，也不意味着社会经济矛盾就自动消除，没有了资本家，但资本主义仍然可能存在，主要表现为人的意识和行为，尤其是官僚主义和特权。我们看到，从“鞍钢宪法”、“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官僚主义和特权始终是毛特别担忧并竭力打击的对象。第三个角度强调技术层面的管理问题，早在50年代初，刘少奇、邓子恢等人就因为农民管理水平低反对过快的合作化进程，后来当合作化完成以后，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主要关心集中在如何提高合作社/ 生产队内部的管理水平上：如何让“按劳分配”做到更加合理、更加科学，如果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制提高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并最终提高生产力。

　　以上三个角度各有侧重，甚至分歧明显，但在1976年之前，它们都是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同一个制度框架内讨论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目标都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残酷的路线斗争，这三个角度内在结合的可能性并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实践。“四人帮”倒台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是我们国家一个关键的过渡期，面临着怎么看待过去和选择未来方向的重大任务。很遗憾，我们未能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所有制、人及管理问题的内在整合。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新走向，在“一包就灵”精神的指引下，我们逐渐进入后社会主义时代。

（录音整理：陈本皓、严九发、周后唐）

【注释】
①这里的“时尚”的含义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个体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二是一种集体的、特别的、适合当时品味的着装。
②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载北岛、李陀（主编）：《70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下册，第736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上册，第197页。
⑥参见《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⑦《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144页。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上册，第332页。
⑨《李先念传（1949—199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5页。
⑩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9页。
11周道炯（主编）：《当代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绪言、第1章第1节，《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
12严瑞珍等：《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载《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
13叶善蓬：《新中国价格简史》，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179页。
14胡邦定（主编）：《当代中国的物价》，第16章第3节，《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
15《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28日，第1版。
16马社香：《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17参见路风：《从结构到组织能力——钱德勒的历史性贡献》，载《世界经济》2001年第7期。
18廖鲁言：《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说明》，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19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第1章第3节，《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
20顾龙生（主编）：《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13页。
21陈如龙（主编）：《当代中国的财政》，第7章第3节、第1章第3节，《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
22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第1章第4节，《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
23同注20。
2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55～56页。
25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55年7月8日，第2版。
26钱之光（主编）：《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第1章第2节、第2章第4节、第8章第1节，《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
27《梁灵光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5、461、463页。
28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153～155页。
29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49—198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30同注26，第2章第3节、第4章第1节。
31《当代中国商业》，第4章第2节，《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
32《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gb/gypcgb/qggypcgb/t20020331_15501.htm。
33同上。
34同上。
3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36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61页。
37同上，第295页。
38同注21，第6章第5节。
39同注19。
40同注21。
41同注11。
42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
43参见［美］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李怀印将家庭结构根据实际时间里出现的不同状态分为4个周期，分别为起始家庭、成长家庭、成熟家庭和老化家庭，并用大量的数据证明集体化并非其时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
4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45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135页。

http://www.douban.com/note/265455743/

hachen

这篇记录是在《 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上首发的 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367&aid=1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