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佐勋：从整风到反右派的3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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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此前一天（4月30日），既是党中央主席、又是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带领他的亲密战友——中央最高层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中南海颐年堂，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以第12次最高国务会议名义，高规格、郑重其事地就共产党整风一事举行通报性的座谈。较之本年2月第11次最高国务会议和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这个会上，以更开朗、更开诚布公的态度和语调，信誓旦旦地“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党内外一起来，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还明确表示：“几个月内不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他着重号召民主党派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毛泽东同志提出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毛泽东还不无幽默地讲：山门洞开，欢迎向老和尚——包括他本人提意见。（1）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由“中共中央一枝笔”、时任中共中央候补书记、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撰写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在洋洋洒洒五千余言中，有两点颇引人注意。其一，是预见到“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发展”，“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盲目的、不自觉的、绝对的态度，就是片面地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一致，片面地强调领导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否认或者不重视人民内部的客观存在着的矛盾，否认或者不重视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另一种是自觉的、分析的、自我批判的态度，……。”“采取前一种态度，就会在领导工作中发展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倾向，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发展为贵族化和专制主义的倾向，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发生某种停滞、硬化现象，就会使我们在人民内部的矛盾表面化的时候惊慌失措，把它误认为敌我之间的矛盾，误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去对待人民，从而使人民内部的矛盾具有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危险。”其二是预言：“跟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保证了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一样，目前的整风运动将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保证我们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先进的、生动活泼地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代拟的《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开展批评》的指示。要点有1、“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开展，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2、“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3、“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4、“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3）

　　同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头天在接见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谈及整风运动时的一段话：对党的缺点和错误，要公开在报纸上批评。要党内党外一起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是和党一道的。共产党的缺点可以公开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也可以公开批评，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言者无罪。

　　5月6—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清华大学召开座谈会。统战部长李维汉讲：“各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不仅要参与设计，还要参与施工和检查。”（4）

　　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按照布署，先后在北京召开了民主党派座谈会，工商界座谈会。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各机关，一些群众团体如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等，以及高等院校，也仿此办理，开起了鸣放座谈会。

　　一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旨在整掉存现于中共党内的“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首先在京、沪、津和部分省会城市的民主党派、工商界，和知识分子成堆的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新闻界、卫生界，由共产党出面主持，以鸣放座谈会的形式开展起来了。报纸也按照中央指示，全文或摘要刊登了这些会上的发言。

　　于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有职无权”，“歧视、排斥、打击知识分子”，“少数党员特权”，“急躁冒进”，“好大喜功”，“重人治轻法治”，等等批评之声，此发彼起。一时间，真可谓沸沸扬扬，热热闹闹地在“鸣”了，在“放”了。

　　整风《指示》公布仅半个月。整风运动正式开展也不过一周。毛泽东却已在做另一篇“文章”了。

　　当共和国绝大多数地区党组织还在“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等待上级进一步具体部署的时候；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党“开门整风”疑惑不解、顾虑重重，而持谨慎观望态度的时候；当“鸣”、“放”之风只在少数大城市吹起，并没“大”起来而蔓延神州大地的时候；当一些出于对党拥戴、对社会主义热爱而直率坦诚、激烈尖锐又难免失于偏颇与片面的批评意见，还只就事论事，并没“伤筋痛骨”——涉及党和社会主义根本性制度的时候；当被毛泽东封赐为“右派老祖宗”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和一些“鲨鱼似”的“大右派”“表演得还不充分”的时候；当被后来评说者称为“右派三大理论”的“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此时并没有出台，尚属“腹诽”的时候；当葛佩琦还因他本是共产党员而拒绝被邀参加人民大学党外人士座谈会，更没开口说（后经《人民日报》加工编造的）“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这样骇人听闻的反动话的时候；当北京大学“民主广场”还没诞生，“海德堡公园”亦属子虚乌有，三天之内贴出了500多张大字报，更是5月19日以后才有的事的时候；……一句话，并没有出现反右的“必要性”的事实依据，即一些人“气势汹汹”、“穷凶极恶”地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

　　毛泽东在5月15日写成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煞有介事地确认：在党内已经出现了“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主义狠狠“攻击”；社会上也有“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现在，“他们怀着敌对的情绪”，向共产党开展“恶意”的批评。（5）而这些批评，按毛泽东当时听取李维汉关于民主党派座谈会发言 情况的汇报后所指出的，已“不是姑嫂吵架，是敌我”了。（6）——可见，5月15日前的毛泽东，就已认定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而“右派”的性质是“敌我”问题，不仅下定决心对“右派”要予以反击，而且着手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反右战略部署。（7）

　　事实上，“从5月中旬至6月初，中央接连发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次开会，制定反击右派的策略；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右派进一步暴露的策略，即让右派任意鸣放，他们‘愈嚣张愈好’，党员暂不发言，‘按兵不动’，预作准备，后发制人”。（8）

　　5月14日，毛泽东要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读5月10日《解放日报》第2版 “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的报导，并作批语：“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当晚7时至次日凌晨1时，毛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各地党外人士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不但……，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目前，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有三类言论的报导必须加以控制：（一）对于市场物价……；（二）违背国家外交政策……；（三）涉及个别肃反案件具体事实的消息和言论”。（9）

　　时隔一天，5月16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反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10）正是这天，由李维汉主持，5月8日起的民主党派座谈会，开了七次后宣布休会：调整部署，精设网钩，以便“钓鱼”。

　　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大胆、尖锐、毫无保留地揭发我们各方面的缺点和错误”。

　　5月19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让各种意见都讲出来，推心置腹，畅所欲言”。

　　同日起，北京大学学生开始大鸣、大放、大辩论，三天之内贴出了500多张大字报。

　　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同时，“必须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作通知）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11）

　　同日，中共北京市委要求各机关立即开始大鸣大放，对知识分子多的九部门，要“大放特放”。

　　5月21日，由李维汉主持的民主党派座谈会复会。当日章伯钧作关于“政治设计院”的发言。22日，罗隆基作“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发言。6月1日，储安平发言，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此意见》（即评说者称的“党天下”）。

　　5月21日和2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会议，研究报纸宣传方针问题和写文章争鸣问题，并拟定了一批题目和指定了作者，确定了各文章的审稿人和交稿日期。（12）

　　5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出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发出警示信号：“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5月26日晚，毛召集刘、周、朱、邓、陈等开会，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常委会负责人汇报整风开展情况。

　　5月27日晚，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研究整风新方针——由思想问题转向阶级斗争。

　　6月1日，毛在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加上“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等语。

　　6月6日，农工党主席、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在政协一会议室，请来费孝通、钱伟长等“六教授”，座谈“当前形势”。他们都忧心如焚地表露了帮助党搞好整风的关注。会议参与者史良和主持人章伯钧，都赓即向周恩来汇报，周听后都“不置可否”。

　　6月6月，中共中央又发出由毛泽东草拟的《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指出：“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方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整风，请即抓紧进行。”“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单位的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13）

　　经过这二十来天的精心组织，“巧妙推动”，由毛泽东大力鼓吹煽动的“大鸣大放”气势形成且日趋浓烈了，人们“畅所欲言”了，大量“吐出毒素”了。善于捕捉战机的毛泽东，“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14）于是，以国务院参事卢郁文收到恐吓信事件为突破口，对外通过《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对内则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党中央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1957年6月8日，正式打响了“反右派”战役。从这天起，由共产党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转向了全民性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革民主党派的命，革知识分子的命，革党内“持异议者”的命，也革工农大众在内的全国人民之命。

　　注释：

　　（1）、本段所引，参见肖东连等《求索中国》，李维汉《回忆与研究》，李红等《当代春秋》，逢先知等《毛泽东传》。

　　（2）、1992年5月版《胡乔木文集》第一卷535、538页。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96页。

　　（4）、1957年5月8日《人民日报》。

　　（5）、（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5—427页。

　　（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833页。

　　（8）、（11）、（12）、（13）、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下卷613—616页。

　　（9）、（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478页。

　　（14）、吴冷西《忆毛主席》40页。

来源: 炎黄论坛 | 来源日期：2012-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