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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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中共的反腐败斗争，人们都会想到毛泽东1949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进城之前，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意味深长的告诫：“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还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毛泽东教育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防止腐败产生的经典论述，也使我们产生一个感觉，中共的反腐败斗争，是从建国后开始的。其实早在建国之前，解放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从共产党进入城市的时候起，严格组织纪律、反对腐败堕落的斗争就已展开了。

　　男女关系衍生的政治案件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日本投降。中共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抢在国民党“接收”之前建立东北根据地。最先到的是原东北抗日联军干部。他们进入北满各地城市，开始建立政权。从深山密林的艰苦生活转变为城市的舒适生活，有的干部产生了享乐思想，革命意志蜕变。特别是在男女恋爱问题上，从沉溺于男欢女爱演变为严重的政治案件。

　　1946年1月，北满合江军区依兰县第５支队副司令杨清海叛变。杨清海1940年参加抗联第７军，任大队长。在日军围剿的艰苦环境中，许多人叛变脱离队伍，杨清海却表现得相当坚定。在最困难的时期，他带领队伍到苏联境内坚持斗争。1945年８月，他随苏联红军解放依兰县，被任命为城防副司令。八路军部队到达北满后，杨清海又担任合江人民自治军依兰第５支队副司令。

　　当时的依兰情况复杂，土匪头子谢文东、李华堂等因为参加过抗联的关系，自封为各地的“司令”。伪满官吏、军警仍旧把持着当地的权力。杨清海受这伙人的引诱，很快腐化堕落。他认识了开赌局的辛老头的女儿辛爱玉，外号“辛大姑娘”，是依兰城里有名的妓女。杨清海本有妻室，但在辛爱玉的诱惑下与她同居。辛爱玉当了姨太太，那些开赌局的地痞流氓就把杨清海当成保护伞。苍蝇专叮有缝的蛋，国民党特务把杨清海当作策反对象。他们穿针引线，让杨清海和李华堂拉上关系。杨清海接受国民党委任，与李华堂密切联系，等待时机叛乱。依兰人都说：“若没有辛爱玉，杨司令恐怕还不敢叛变。”

　　合江军分区司令员贺晋年是来自陕北的老红军。他对杨清海通敌活动有所察觉，便与张闻天书记商量，把杨清海调到佳木斯学习，解除他的职务，审查他的问题。杨清海感到情况不妙，便派人联络李华堂，决定发动叛乱。1946年１月10日晚，依兰县政府的干部为杨清海设宴饯行，勉励他好好学习，处理好家庭问题。杨清海表面客气，心中暗藏杀机。夜里，他命令亲信在营房动手，打死了依兰独立团三位关内来的干部，煽动部属跟着他叛乱。就这样，杨清海拉走依兰独立团两个连150多人，长短枪160多支，到西山与李华堂会合。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杨清海叛变，在当时的东北影响很坏。

　　当年10月，贺晋年司令员带领骑兵在牡丹江追剿李华堂，土匪被打散了。辛爱玉受伤被俘，杨清海只身逃到国民党盘踞的长春，在那里靠赶大车度日，后来到沈阳做小买卖隐藏起来。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终于被群众揭发出来，由公安机关逮捕枪决。

　　男女间的情感问题，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演化成严重的政治事件。这给进入城市的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在战场上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并不复杂。但是如何应对进入城市后带来的种种变化和新情况，特别是在个人生活、男女情感等方面防微杜渐，保持共产党员的艰苦奋斗作风，杜绝腐化变质，是中共面临的新挑战。

　　清除腐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194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战略方针指引下，关内各根据地调动10万大军进入东北。194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由于敌强我弱及种种不利因素，东北初期的斗争非常艰难，1946年6月四平保卫战失利后，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撤退到北满，部队损失严重，干部中一部分人思想混乱，形势危急。

　　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策，改组了东北局。1946年7月，新组建的东北局领导集体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林彪、罗荣桓、陈云、高岗等共同起草了东北局《七七决议》，号召东北党和军队的干部重整旗鼓，整顿队伍，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努力奋斗。

　　建立根据地的关键在农村。《决议》强调：要掀起干部下乡热潮，必须克服腐化享乐思想。“许多到达东北的干部，对于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没有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干部中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在增长着，这是党内最危险的现象”。《决议》号召各级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造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入农民的热潮”。

　　在反对腐化享乐、动员干部下农村的同时，部队的整顿工作也在深入展开。根据以往的教训，凡是土匪活动猖獗、叛乱多发的地区，国民党特务、地主武装的捣乱破坏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我们队伍不纯，坏人掌权和干部腐化堕落，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先要清理内部，内部纯洁了队伍才能巩固。1947年４月29日北满合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卓雄给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一份报告，汇报半年以来的剿匪和建军工作，谈到整顿地方部队工作，首先是清洗坏分子。他说：有些部队内部极不巩固，成分复杂。警察、特务、地痞、把头等占一半以上。还有一些干部历史复杂，不可靠。上级对这些部队进行了整编清洗。“清洗的数目，全军区统计在连排干部中即占半数以上”。

　　在整顿过程中，卓雄还发现了比较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犯错误的还有关内来的老同志。他在报告中反映：某军分区“很多的干部都贪污腐化搞女人”，“在生产方面发生过很严重的现象。私人做买卖造成了一部分干部贪污腐化的风气。近来经过多次检查批评，已有转变。现在除了上级指定专门机关搞生产工作外，其余部队、机关、个人绝对禁止商业生产。部队机关生产规定解决全年的菜、肉类、黄烟、办公费等项，主要进行农业生产”。

　　卓雄反映的问题，东北局早已注意到了。确实有个别干部进城后贪图享受，拜倒在金钱美女脚下，丧失革命意志。有的为了享乐，挥霍贪污公款，造成后方财经工作混乱。战争的形势不允许革命队伍中有这些蛀虫存在，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东北局制订建立根据地的三大任务（发动群众，整训部队，整顿财经），最后一项就是要在后方的城市政府部门中，清除腐化变质分子和贪污分子。东北局在1946年８月发布了《关于反贪污腐化浪费指示》。根据指示，各地政府机关进行了认真的清查，查出了一批腐化变质分子。他们有的挥霍浪费，化公为私；有的堕落腐化，吸大烟，完全丧失了党员干部的立场。这些人虽为数不多，但对革命队伍危害极大。1947年４月出版的东北局机关刊物《群众》第13期出了一个专号，公布了一些典型案例——

　　原牡丹江军区保安处长陈某，1938年到延安入读抗大，次年入党。1946年４月至10月任牡丹江军区保安处长。陈某在锄奸保卫工作中不是依靠党和群众，而是依靠伪满警察和流氓、地痞。这些人掌握了侦查、审讯、捉人放人的权力，老百姓说：“保安处是伪满派。”名义上是共产党的政权，实际上是这些人拿着我们的合法权力胡作非为。例如，侦察员那某吸大烟，吸完了还不给钱；借口查妓院自己去嫖妓女；抓了烟贩子只要给他钱就可以把人放掉。这些事，身为处长的陈某都不知道，他到牡丹江后迷恋上一个15岁的女孩，冒充18岁要组织上批准结婚。组织上不同意，陈某就闹情绪。批准结婚后，陈某整天陪着老婆逛戏院、电影院，到饭馆吃喝。下级人员都说：“处长得了媳妇就迷了。”

　　由于陈某的腐化堕落和重用坏人，给牡丹江的保卫工作造成巨大损失。保安处的人整天热心于查大烟、搞油水，对锄奸反特工作毫不关心。国民党匪特活动十分猖獗，造成几次暴乱事件，我方事先都不知情。一些国民党特务潜伏很久，甚至一些公开的国民党人员的活动我方也不掌握。为此，中共牡丹江地委严肃查处了陈某的问题，撤职查办，并将他的错误事实予以通报。

　　原北满贸易总公司副经理王某，到哈尔滨后不久便追求一位女大学生。他经常陪伴女友到商场和电影院游玩，在他的房间里收音机、留声机、照相机等应有尽有，每天晚上请女友和公司女职员在房间里喝酒唱歌，常常闹到后半夜。大家反映“总公司成了大观园”。王某为了讨好女友，为她定做高级皮靴。他经常在警卫员手里放很多钱，要买什么就买什么。王某的奢侈生活引起上级的注意，组织上派人查账，他一开始交出一本糊涂账，借口公司情况不稳定，所以账目不清，给查账制造障碍。当他看到查账的同志严肃认真，又慌乱起来，找人连夜拼凑账目，想蒙混过去。查账的同志很快发现了问题，发现360万元（旧币，下同）的生活供给账中，有6张单据是伪造的，总价值186万元。于是王某被审查，并搜查了他的房间。查出现款23万元、金元宝９个、皮大衣一件（折合15万元），以及照相机、收音机等用品。王某追求奢侈腐化生活，贪污挥霍大量公款，事实俱在，不容抵赖，被开除党籍。

　　在该期反贪污腐化专号上，一共通报了16名干部。除了杨清海叛变投敌，其余都是进城后追求享乐走上贪腐道路的。这些人在东北局干部队伍中，当然是极少数，但他们的堕落给东北的全体党员、战士上了一课：忘记了战争，忘记了党在东北的任务，只追求个人利益，必然陷入堕落的泥坑不能自拔。东北局要求同志们通过上述反面教材吸取教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坚决把党内的腐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去，以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短短的几个月，东北的党政干部和各部队指战员认真贯彻了“发动群众，整训部队，整顿财经”三大任务，经过清理内部，革命队伍更纯洁了，克服了混乱局面，统一了思想，提高了士气。干部战士们从四平之战后不利形势的阴影下解脱出来，开始了新的战斗。

　　上述案例和教训也使东北局领导意识到：贪污腐化现象往往是从男女关系开始的。东北局当时作了严格规定：连队干部和战士原则上不许结婚，高级干部结婚也要从严掌握。有个政策简称“二五八团”，就是男方年龄25岁以上，8年以上军龄，团级以上才能批准结婚。在战争年代，这个政策执行得非常严格，从而保证了部队干部全力以赴投入战斗，后方干部勤恳努力，忠于职守，直至夺取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朱老总亲自整顿军队经商

　　1947年5月，朱德、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从延安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一个精干的小部队，在陕北坚持斗争，与胡宗南周旋。临别时，毛泽东交给朱德一个任务：解决华北部队的作战问题。

　　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兵力不足，被迫将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而解放军已度过了战争初期最困难的阶段，东北、华东等战区开始组织大规模战役，整军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只有华北战场打不开局面，没打一个像样的歼灭战。当时各战区部队歼灭国民党军十几个师，俘虏国民党将官106人，华北战区只俘虏一个，还是团长。毛泽东在1947年1月就批评华北战区负责人：“过去六个月自卫战争，你们已有不少胜利，但比陈（毅）粟（裕）集团、刘（伯承）邓（小平）集团、陈赓纵队（只有四个旅）的胜利是落后的。现在正是你们赶上去的有利时机。”3月，毛泽东再次批评华北战区负责人：“你们作战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歼灭敌人就是对于其他战区的配合。你们长时间没有打开局面，8个月来各解放区俘虏的106个国民党将级军官中，你区俘获的最少（据说只有1名），其中必有缘故。应虚心检讨，得出教训，以利作战。”

　　因此，毛泽东委托朱德去华北部队视察，看看原因何在。朱德到华北部队后，听取干部汇报，并实地调查研究，发现了严重问题。6月他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华北部队后方太大，出征人员少。野战军号称12万人，实际能用于作战的不到7万人。其余的都在后方搞生产，各自为政。团以上机关都有自己的财产，纪律也比较混乱。如果不割去这个大尾巴，华北部队的状况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为什么华北部队有这样的现象呢？这是抗战时期遗留的问题。抗战期间，太行山根据地的部队都是自谋生路的。延安不发经费，要部队自行解决生计问题。抗战时期是国共合作，八路军不能像红军时期那样打土豪、分浮财解决军饷，就只有靠生产经商。于是，晋察冀部队在太行山里开荒种地，办商店，搞多种经营。聂荣臻回忆：他领导的边区政府制定新经济政策，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包括地主）的财产所有权，人民按政府规定缴纳赋税，任何机关、团体不得另立名目勒索或罚款。政府建立银行，发展农业，积极垦荒，扩大耕地面积，繁殖耕畜，凿井开渠；发展军事工业、矿业和手工业，鼓励开展各种生产互助合作，发展商业。

　　晋察冀边区地处陕甘宁和华北敌占区之间，八路军利用敌占区农产品缺乏、商人贪图牟利，以及地下工作在伪军、伪组织中的内线关系等条件展开工作。八路军的地下关系网一直深入到北平、天津，利用一些商人为根据地提供必需品。到1941年，晋察冀政府和部队的生产经营已初具规模，有了多种设备简单的小矿，以及熬盐、制碱、硫磺、酒精等化学工业和榨油、制造纸张、面粉、文具等多种轻工业。

　　边区军民的生活日用品因此大部分能够自给，不但解决了生存问题，还经常接济陕甘宁根据地。但是到了解放战争，部队要打仗了，原来的经营体制就成了大拖累。试想，一个团的编制，后方搞经商的人和前方作战的人数差不多，一个团长还要想着后方的生意怎么办，缴获的财务也不交公，都运往自己单位的后方，这样的部队能集中精力打仗吗？这种前后方不分、建制混乱的现象不解决，不但打不了仗，而且极易滋生贪污腐败，涣散部队战斗力。

　　朱德与刘少奇商量，决定采取坚决手段割掉后方的大尾巴，让部队轻装作战。他指示华北部队：停止经营生产，商店一律归公。建立统一的后勤机构专门管理。这要涉及很多干部的切身利益。朱德向中央表示：“改组虽一定会有很多阻碍，当设法推动，以取得速效。”6月3日，毛泽东致电同意朱德的报告，指示华北部队认真整顿。在刘少奇的配合下，华北部队清理了经商机构，后方人员由新建的军区后勤部统一管理。经过两个月的整顿，华北军区的混乱现象明显改变。机关后方精简了，野战部队摆脱后方的沉重负担，部队机动灵活了。特别是制止军队经商，铲除了腐败滋生的根源，干部们都能集中精力作战了。当年10月，华北部队在保定以北的清风店全歼国民党第3军，俘虏军长罗历戎，打了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朱德非常高兴，还赋诗一首表示祝贺。

　　诚如毛泽东63年前所言：“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腐败的产生，不是因为进城执政，不是因为改革开放，更不是因为市场经济——“糖衣裹着的炮弹”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组织任何有空子可钻的地方；而反腐能否成功，则要看有没有当年东北局那样“清理内部、净化队伍”的决心，有没有朱老总“割掉后方大尾巴”那样彻底切割利益集团、重建制度的行动。

　　刘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来源: 《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 | 来源日期：2012-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