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华、张广桥：大跃进中敢于求实的县委书记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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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博同志，1957年10月调任湖北黄陂县委第一书记。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我们是古博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现在已是七旬老人了。

　　在放“高产卫星”面前

　　1958年1月中央召开南宁会议后，中共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国迅速掀起“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办钢铁”运动。湖北省也提出层层加码的农业大跃进的高指标。从夏收开始，宣传襄樊的小麦亩产3215斤；早稻登场，宣传麻城亩产36956斤，红安的直立花生亩产万斤。在这些“高产卫星”面前，古博同志感到不可理解，思想上产生疑虑，一亩田产3万多斤有可能吗？把一亩田当晒场，三万斤稻谷要把这一亩田场地铺很厚的一层，这不是太离谱了吗？

　　黄陂是武汉市的北大门，省里的领导去麻城县、红安县、大悟县和新洲县，黄陂是必经之路。一次，省委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王延春，带领任爱生、张华等一行人去麻城县查看粮食高产卫星。路过黄陂作了短暂的停留，古博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并简单地汇报了黄陂农业跃进规划和办高产试点的措施……交谈了几句后，王书记说：“麻城早稻亩产3万多斤，红安的直立花生亩产万斤，黄陂早稻产量上不去，已成‘盆地’，我们过往的车辆不愿在黄陂停留，不是路不好走，是黄陂落后。你去麻城参观一下，换一换脑筋。”还说：“你亲自做一个牌子，立在同新洲搭界的地方，有一个界线，让人知道黄陂落后……”

　　省委领导的批评给黄陂县委、县人委领导敲了警钟，古博同志被这高压形势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一方面立即召开县委书记处会议，针对全县农业跃进计划和粮食高产试点的工作，讨论研究夺粮食高产的措施修改跃进计划；一方面赶在孝感地委召开应城长江埠会议前进行认真调查。县委高产试验点和水稻生产好的一些农业合作社有三种情况。一是，蔡店区县委的试验点，放了一个所谓亩产5000斤的“卫星”，结果是假的，是将几亩成熟的早稻移蔸到一丘田里，按并蔸一亩田有多少穗，每穗有多少粒算出来的；二是群光试验点，由掌握种试验田的县农业局农艺师黄继武、任传泉亲自收割试打，10亩田平均亩产820斤，超过了历史；三是罗汉区的“五一”乡高级农业社早稻大面积长势好，密植合理，种良、穗大、粒多，按实际收打的产量，平均亩产700斤。一位社长说：“这是我们这里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高产量。”

　　古博同志在掌握了这些实际情况后说：“我们这个亩产5000斤的所谓‘卫星’是假的，麻城县亩产3.6万斤，是真的吗？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不能把假的说成真的，说假话，是个思想品德问题。”根据这些实际情况，他同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的县委常委兼县委办公室主任张怡如同志商量，统一上报产量的口径，试验田报820斤，全县平均亩产报600斤。

　　在赴应城县开会时，古博同志不坐车，边走边调查。沿途看到孝感未收割的中稻不如黄陂的好，他对邻县的水稻生产情况又有底了。

　　到应城开会的第一天，各县报粮食产量，孝感县全县平均亩产2000斤。古博同志坐在会议室的一个“么四角”里算账：“孝感南部田地好，北部丘陵山地多。我又亲眼察看水稻生长比黄陂差，黄陂最好收成的队平均亩产700斤，而孝感全县平均亩产有2000斤，这真奇怪？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应实事求是说真话，宁可挨批评，坐‘么四角’，也不能随风跑。”他壮着胆子填报，黄陂全县平均亩产600斤，比较各县报的数字，黄陂县亩产最低。结果在孝感地区落个“右倾保守”的名誉。他只好承受着“委屈”回了黄陂。

　　粮食放“高产卫星”，而大办钢铁也要放“高产卫星”。这年7月下旬，黄陂组织了大办钢铁运动，在蔡店区成立大办钢铁指挥部。全县投入劳动力12万人（包括后勤人员），建小高炉1012个，动员大批劳力和学校师生到姚蔡河、滠水河淘铁砂，淘的所谓铁砂一直炼不出铁来，小高炉炼铁放“高产卫星”就更谈不上了。古博同志心急如焚，反复分析黄陂办钢铁的现实条件：黄陂没有铁矿，小高炉炼铁，大多数是收群众家里的废旧铁熔化的，城关镇连“西寺庙”挂的一个大铁钟也被打碎化了铁，这能大办钢铁吗？现在人已上了马，只有硬着头皮往前闯……8月的一天，省委秘书长王良同志到大悟县视察工作，路过黄陂长轩岭区，古博同志在区里同区委书记陈文卿接待了他，并如实地汇报了黄陂大办钢铁，小高炉炼铁出铁难的情况，请示王秘书长：“我们县钢铁卫星放不上天，怎么办？看来，我们是难以完成这项任务了。”王良同志很坦诚地说：“你们从实际情况出发，能炼出多少铁是多少……”古博同志听了这话，身上感到一阵轻松，送走了王秘书长后，他迅速赶到蔡店区炼铁基地，继续研究炼铁措施，争取出一点铁是一点铁。到年底全县终于凑合达到1200吨，尽管铁质差，总算为大办钢铁出了力。

　　在“调八万劳力支援武昌县”面前

　　黄陂粮食亩产难放“高产卫星”一波的余波未尽，省里令黄陂调八万劳力支援武昌县大办钢铁的波涛又起。1958年8月湖北全省掀起了“人民公社化”和全民“大办钢铁”运动，省委在武昌县山坡建起钢铁基地，并分配黄陂县调八万民工支援武昌县，到山坡、马鞍山等处挖铁矿。

　　黄陂县1958年全县总人口73万多人，青壮劳动力22万余人。这年7月，开始了大办钢铁，逐步已上12万多人，修“京广复线”上了1.7万人，动工新建院基寺水库，上了2万余人，本县已安排了15万劳力，哪里再有那么多劳力支援武昌县大办钢铁？更何况8万民工，远征百余里外的武昌县，一个民工需要二个人搞后勤，灶里不断火，路上不断人，得16万人才能保障8万人的供给，按照黄陂劳力的实际，根本办不到。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县委书记处研究确定丢己助邻，挤出四至五千人上武昌县的山坡炼铁基地。正在上人的过程中，省、地委的批评接踵而来。孝感地委副书记韩国治打电话批评说：“武昌县告了你古博的状，他们炼铁任务上不去，就是黄陂的民工上少了，挖铁矿石供不上，你们要派得力领导上去，赶快把劳力上齐，地委责成你要写出书面检讨。”古博同志说不出话来。同在县委书记处办公室电话边的县委常委张怡如接过电话说：“黄陂县十分重视调劳动力支援武昌县大办钢铁的事，只是劳动力不够用正在调济，请老红军、县委书记处书记王世亮出马，加强领导，劳力以军事建制，成连成营的陆续在上，请地委放心。”这样，才使上下级间的紧张气氛暂缓下来。

　　紧接着，省委在全省大办钢铁电话会上，又点名批评黄陂古博书记。最后，古博敞开胸怀向省、地委实事求是汇报了黄陂农村劳动力的情况，全县22万青壮劳动力，上8万劳动力去武昌县，加上搞后勤需要的人，就是丢下黄陂所有的事不干，全县所有的劳力支援武昌县还不够，只有捏“泥巴人”。“我们丢着秋收不收，挤出四五千人上去，这就了不起了。”他坚定地说：“请省委和孝感地委派人来黄陂调查，如有不实，撤我的职，处分我，心甘情愿。”古博同志的坦诚打动了省、地委领导，确定黄陂的劳动力能上多少算多少……这才使古博同志从精神压力下解脱了出来。

　　事实上，黄陂的实际工作已蒙受了损失。全县大批劳动力上了本县大办钢铁工地并支援武昌县大办钢铁，正值秋收秋种紧要关头，留在家里的老弱病人和儿童学生，无力抢收，造成一批粮食、棉花、花生烂在田里，到手的粮食和油料大量浪费。

　　在《调粮“加急电报”》面前

　　真实地讲，1958年黄陂县农业生产是个好收成，由于“大跃进”、“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大办公共食堂”、提倡“供给制”，吃饭不要钱，造成粮食紧缺，出现了1959年春天的饥荒。

　　1959年春节，黄陂县委和县人委的领导，放弃春节休假，正忙着计划安排新一年的工作和春耕生产；研究安排群众生活的措施，以度春荒。正在这个时候，县委办公室机要室接到孝感地委书记处第一书记王家吉、行署专员樊作楷为武汉市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连续三天发来“加急电报”：

　　古博：请立即组织调粮指挥部，你亲自担任指挥长，务必在三天内，调1800万斤粮食支援武汉市。

　　王家吉樊作楷

　　秘书张广桥一天向古博同志送一次电报。他陷于沉思，只是说：“我知道了。”这个电报，他只告知了县长高起才，对外绝对保密。

　　紧接着，地委召开粮食工作电话会，王家吉书记又强调要迅速调粮到武汉市，说：“武汉市缺粮，我们农村可以采野菜、野果吃，搞瓜菜代；武汉连草都没有挖的，我们有责任调粮支援武汉……”

　　另一方面，由于饥荒，黄陂农村劳动力外流的问题也出现了。农历正月十五日，省委书记王任重亲自打电话给张怡如同志说：“黄陂县六指地区约有万余人外流到武汉，你们县委要采取紧急措施，组织力量，把这些人动员回家。县委一定要重视并采取得力措施把农村社员的生活安排好，不准出任何问题……”

　　地委的《加急电报》、王家吉书记电话会上的讲话、六指地区劳动力外流武汉，这些事交织在一起，像一磅重锤锤在古博同志的心上，既要救灾，又要调粮支援武汉，如何应对？他在县委书记处办公室里闷着三天没有下楼；县长高起才也闷在心里不做声。古博同志对当时全县粮食紧缺的情况心中有底，全县国库存粮约2000万斤；县城国家机关部门、学校，每人每月供应粮食26市斤，吃“双蒸饭”，找代食品度日；工厂工人，一月每人供粮30斤；农村“公共食堂”，粮食紧张，有不少生产队自动停办；已动工兴建的“巴山砦水库”和“院基寺水库”工地，以工代赈，一个民工一天只能吃一斤半粮，有的人已害有“水肿病”等等。黄陂的人民群众，都处在饥饿线上，把国库仅有的2000万斤粮食，调1800万斤支援武汉市行吗？黄陂会不会发生饿死人的问题？如果饿死了人，是谁的责任？不可推掉的是我这个书记的责任。是唯上按“调粮急电”调粮？还是留下粮食，暂保黄陂人民群众生活？再说，“我这个共产党的书记，是人民的服务员，不顾人民群众的疾苦和死活，够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县委书记的资格吗？不调粮，又违背了孝感地委的‘调粮指示’，又是个严肃的‘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问题，也许我会丢官罢职，解甲归田。”这两者如何抉择？

　　1959年春天黄陂人民的饥

　　荒，是谁都否认不了的事实，而调粮“加急电报”是脱离黄陂实际的，宁可自己受处分，不能唯上调粮。古博把自己的意见，同县长高起才、县委书记处书记武永胜、县委常委张怡如等同志通了气，取得共识。有县委这些主要领导的支持，他的胆量就更大了，按组织原则，理直气壮地向孝感地委和武汉市委报告，讲明黄陂人民群众处在饥荒线上的实情，争取领导的理解和谅解，万一得不到谅解，准备罢官，也不调粮。古博同志的坦诚，终于得到孝感地委的支持，并迅速地向武汉市委报告了黄陂缺粮的问题。这就引起了武汉市委、市人委领导人的重视，派市人委党组书记薛朴若，亲临黄陂实地调查。

　　薛书记来黄陂后，古博同志和县长高起才，认真汇报了黄陂县粮食紧张闹春荒的实际情况，又陪同薛书记到县东北部王家河、长堰、塔耳岗、姚家集和西南部的祁家湾等五个公社进行了三天的调查，调查结果证实，黄陂县委向孝感地委和武汉市委的报告，完全是真实的，同时还发现县直机关干部、工厂的工人、学校师生以及农村社员中，不少男的患浮肿病、肝炎病；不少女的妇科“吊茄子”；育龄妇女怀孕少等问题，一致认识调1800万斤粮食支援武汉，黄陂将会出现饿死人的问题，各级党委就要承担不可饶恕的责任。

　　粮食不外调的问题得到解决，鼓舞了黄陂各级干部搞救灾度春荒的信心和决心。为了切实做好生产救灾工作，古博书记主持召开了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讨论了做好救灾工作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千方百计地安排好群众生活，度过春荒，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不准出现非正常死人的问题，哪里发生了非正常死人的事，由公社党委书记亲自写专题报告，送县委办公室秘书张广桥（古博同志的警卫员）秘密保管，再调查处理。我们的责任重大，只准做好，不出问题。”

　　从此，全县上下投入到安排群众生活上来，本着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瓜菜代的精神，采取多种措施，安排好群众生活：一是成立县委救灾办公室，负责群众救灾工作。二是用好国库储存的2000万斤粮食。由县长高起才召开全县安排群众生活会议，分配粮食供应指标，有计划的定量供应到户，并明确县机关下乡工作队、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工作责任，哪一级没有落实好，就追哪一级的责任。三是农村公共食堂，采取常年、季节、临时等多种形式办，无力办的停止办；坚持办的队，取消工分粮制度。四是经地委同意，停止“巴山砦水库”、“院基寺水库”的施工，民工回队搞生产自救。五是借适度的土地面积到户，种菜种杂粮，自种自收自用。六是寻找代食品，搞瓜菜代。动员群众下湖挖野藕、上山采野果、野菜。七是组织医疗队到各公社为社员群众治病。

这些措施，得到群众欢迎，调动了抗灾的积极性，把众多的人从饥饿线上挽救了回来。这样，黄陂县才避免了非正常死人现象发生，保护了大批农村劳动力，恢复了农业生产秩序，促进了农业生产。这年夺得了早稻生产的好收成。

　　在“第二次调粮支援武汉市的问题”面前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主席给全国人民的一封信《党内通讯》，调动了广大干部和公社社员恢复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黄陂全县早稻获得好收成。

　　7月下旬初，有的队开始收割早熟的早稻。正在这时，孝感行署专员樊作楷派地区财办副主任陈迹来黄陂，同县委、县人委的领导，协商调粮支援武汉市的问题，说：“武汉市粮食空虚，从外地调粮又不应急，黄陂是武汉市近郊，早稻收成好，从黄陂调1200万斤粮食支援武汉市越快越好，以解粮食供应的燃眉之急。”紧接着地区粮食局副局长祝庆惠也为此事赶来黄陂。

　　古博同志认为，这次调粮支援武汉市比第一次调粮情况有了变化，由于春天安排群众生活的措施和社员生产自救的措施得力，度过了饥荒，早稻有了好收成，农村社员群众生活相对稳定，有条件外调粮食。经县委书记处研究决定，调1200万斤粮食支援武汉市。

　　从全县各公社的早稻生产情况看，横店公社的条件较好。张怡如同志到横店，立即成立了临时调粮指挥部，他亲自坐镇指挥，收割早稻，边割边捆边脱粒，边晒边装袋。各大队天天向公社指挥部报进度。连续三天，各大队把晒干的粮食送到“汉黄公路”边。从8月2日起，武汉市来运粮的车队由“汉黄公路”边的乔店摆到滠口的长江民生大堤，像车水抱子一样运粮进武汉市，很快顺利地完成了1200万斤的调粮任务。

　　由于黄陂县调粮应急，一时缓解了武汉市粮食供应的紧张形势，受到了武汉市领导和广大市民的赞扬。为表示对黄陂县社员群众的谢意，市长刘惠农在1960年的春节，亲自到横店公社的滠口管理区民生大队拜年。

来源: 《炎黄春秋》 | 来源日期：20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