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反思毛泽东的历史周期律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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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内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谈话，成了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

　　重温这次谈话，能给今天带来哪些启示？

　　毛、黄都期待用“民主”打破历史兴亡周期律

       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国共矛盾也日趋激烈。7月1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六人从重庆启程，以个人身份飞赴延安，希望能够为国家和平尽一些力量。毛、黄关于“历史周期律”的“窑洞对”，即产生于这样一种历史背景。

　　1945年，毛泽东说：“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关于“窑洞对”，最原始的资料，是1945年10月重庆国讯书店发行的黄炎培《延安归来》一书。黄氏在该书中写道：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下，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入，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无独有偶，同行的左舜生也在延安问了一个相似的问题，只不过他提问的对象是彭德怀。左氏在饭桌上问彭氏：“假定有一天你们的环境变了，你们有什么方法保证你们的一切做法不会变质？”彭氏的回答与毛泽东完全一致：“假定政治不能民主化，即老百姓不能过问政治，政治又不能约束军人，我想每一个军人都是会要变成军阀的！”在1945年的延安，“民主”这个词是一种潮流，没有理由认为毛氏与彭氏的回答不是发自内心。[详细]

　　1952年，黄炎培承认毛泽东已通过“民主”成功跳出兴亡周期律

　　“历史兴亡周期律”是黄炎培极为关心的一个政治命题，在其日记里提到过很多次。1951年7月1日，黄氏写了一首长诗《中国共产党三十年》，首次公开承认该命题已被新政权彻底解决。诗中说：“对大众紧密联系，对己自我批评，这些武器，会从人群中放出万丈光芒。只有流水是不腐的，事实已经证明，并不是夸张。到今天，我识得了，当时延安一席话，我估计过低了；我所得到的答复，是正确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这好政府才会长久’。”

　　1952年8月4日，全国政协常委会议，毛泽东在晚餐后，向各党派征求意见，黄炎培终于得到机会，当面向毛泽东表达他对当年“窑洞对”的拜服：“三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黄氏把这种拜服写入了他的日记。此后，黄氏极少再谈及“历史兴亡周期律”。[详细]

　　但毛、黄二人对“民主”的理解其实是不同的毫无疑问，“窑洞对”里毛泽东提出的用“民主”来打破“历史兴亡周期律”，是不易的真理。但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民主”究竟是什么？在这个层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理解，并不全然相同。

　　黄炎培：民主是天性，是自由的具体化；保障自由要靠制度建设

　　黄炎培毕生致力于教育救国。对于什么是“民主”，黄氏有自己的一套理解。1943年，黄氏在重庆出版《民主化的机关管理》一书，在自序中，黄氏说道：“民主的前身，还隐藏着一个名词，是自由。民主就是自由具体化。全民自由规则化、制度化。……所以自由与民主，在教育上为天性。在政治上为真理。但一说民主，便以为是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竟认民主为政治学专用的名词。甚且认为只有欧美式民主政治制度，才配称民主。则是大谬大谬。民主的形式，必须滋溉以民主的精神。民有、民治、民享，随处适用。“耕者有其田”，“有饭大家吃”，现时口头流行的这一类语句，都没有跳出这原则范围。民主，何尝限于政治制度。”

　　黄氏这番话，道出了他对“民主”理解的三个要点：1、民主是一种“天性”，其真义是自由，为保障自由，民主须规则化、制度化；2、民主不单单是指政治制度，而是覆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3、民主不是只有欧美式民主这样一种形式。第三点尤其值得注意——黄炎培是一个社会主义信徒。事实上，正如胡适所说，20世纪的圣经就是社会主义，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怀有或深或浅的社会主义信仰。不独黄炎培如此，那些被教科书标签为“民族资本家”的卢作孚们，同样都是社会主义信徒；甚至包括蒋介石，也毕生都怀着对资本主义的深切厌恶。黄氏对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也毫不掩饰：“在政治上，民主主义，就是拆穿这些楼板。在经济上，资本主义，无法消灭阶层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拆穿这些楼板。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都是拆穿楼板运动。”（黄氏把社会运动比喻成楼房里的下层、中层和上层之间的“拆穿楼板运动”）

　　毛泽东：民主“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毛泽东对民主有过许多论述。1944年6月12日，他在答复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记者的问题时说：“民主必须是多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这种观念显然与黄炎培完全一致。但与黄氏将民主当作人的“天性”有所不同，毛泽东认为民主仅仅是一种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又说：“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

　　将民主看作一种“天性”，因“天性”必须获得尊重，故保障民主的制度建设必不可少。而将民主单纯地看成一种手段，因手段具有可多样性和可替代性，可用也可不用，想用则用不想用则不用，相关的制度建设自然也就往往付诸阙如。事实也确实如此，毛泽东大量对民主的论述，都集中在“民主作风”层面，如1944年12月15日，他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中批评许多人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各地应“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但问题是：仅仅“提倡民主作风”，而不是从制度上保证“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是不能真正让“大家”敢于畅所欲言的。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又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制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党的决议和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法律层面的民主制度建设。[详细]

　　对民主的理解差异如此之大，为何黄炎培1952年还对毛泽东表示拜服？

　　既然黄炎培和毛泽东对民主涵义的理解，相差如此之大，何以到1952年，黄氏会当面向毛泽东表示拜服，认为毛泽东确实已经通过“民主”成功跳出了历史兴亡周期律了呢？黄氏这种表态，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治高压下的违心之论，因为黄氏不但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对毛泽东的拜服，而且还在日记中特地附上了一份简报——署名“东流”的一篇《关于“历史周期率”》，该报道亦对新政权成功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大加赞扬。在私人性质的日记中用心附上这样一份简报，很可能意味着黄氏的拜服，是发自内心的。

　　1945年从延安归来后，黄氏虽然与中共越走越近，但其第三者的中立立场，却始终没有改变，毛泽东曾不满于他“对我在苏北之各种措施攻击甚力”，指的就是黄氏对解放区土改中严重的乱打乱杀现象的不满和批评，黄氏主张减租减息，不赞成暴力土改。对毛泽东取自列宁的“民主集中制”，黄氏也有诸多意见。1949年8月29日，黄氏致函毛泽东，提出他对“民主集中制”的看法：“各方都倾心接受民主集中制，我意此时急须将这一名词做一番具体的说明，否则万一发生两种不同的措施，一方以为我是民主，而一方以为是集中……例如民主集中制必备之条件：组织、首脑、小组。它的施行法，关于选举：从编选名单起到开会当场无记名圈选，应该怎样怎样；关于开会，怎样召集、讨论、议决，到怎样通过记录，怎样保留不同意见；以及关于执行、关于检讨奖惩等等，一一举出实例，说明理由。这些工夫，管见颇以为需要，只不知已有人做过没有？尊见以为怎样？敬求公余赐教”——很显然，黄氏仍然希望给“民主集中制”这个新事物套上“制度建设”的马辔，黄氏希望在实施“民主集中制”时，能够有清晰的规则和制度可以遵循和约束。但黄氏的意见，没有得到响应。

　　虽然对民主涵义理解的分歧未曾消失，但黄氏在1949年之后确实受到了毛泽东极高的礼遇，其各种参政议政的行为也获得了当局极大的尊重。据其子黄方毅说：“建国后尤其是1954年前，毛经常向黄咨询有关政策，有时夜半之时黄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晤谈……有时候，黄从毛处回来，兴奋不已，虽然已至深夜，仍又伏案疾书起来。……（黄炎培）对毛的政策并非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并非是所有都予以首肯的……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黄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与黄的肯谏、敢谏相对应，毛对黄这位以师长相待的朋友，尤其在建国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至1954年止，黄炎培、毛泽东二人间的来往信件多达近200封。这种亲密程度，是其它民主人士如梁漱溟等人所不敢企及的。黄氏自己也对自己所担任的角色和所获得的尊重相当满意——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黄氏反映了很多问题，大多受到了当局的重视，黄氏对此非常满意，3月17日在日记中写道：“深深感觉我现职位的确重要，必须努力而也是值得努力。”这样的“知遇之恩”，大概正是黄氏稍后向毛泽东表示拜服的最主要的原因。

　　但黄氏很快就会意识到：仅仅依赖于毛泽东个人对他的“知遇”，而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他参政议政的权利和希望收获的尊重，都是不坚实的——1954年，黄氏在统购统销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其子黄万里后来如此总结其父的政治生涯：“一九四九年后任副总理，旋改任人大副委员长，五四年粮食统购统销后于国事无所建树。”

　　结语

      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说道：“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的现象，不断滋长。”显然，在邓小平看来，毛泽东并没有能够走出黄炎培所谓的“历史周期律”。


来源: 腾讯历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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