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四十年后看“十年”──鲁礼安的文革史

tuffy05

高伐林


人们习惯了说“十年浩劫”，其实，“十年”并非一以贯之，也不是“浩劫”两字就能一言以蔽之，而有多条线索复杂交织、回转起伏。毛泽东鼓动民众造反夺权的目的，与民众自身诉求，语言虽相同或相似，内涵并不一致──在高层，是夺领导权，在底层，是夺生存权

多维记者见到鲁礼安的第一眼，不禁脱口而出：“这么年轻！？”

　　面前穿着一身黑白粗格子外套的鲁礼安，不仅一头乌发，红光满面，而且走路大步流星，开言慷慨激昂，在街上若碰见，要说他三十出头也有人信，然而实际上他却年近花甲，而且，他还蹲了11年半大狱，绝大多数日子被单独监禁。

　　他的一位老友告诉我，前几个月女作家方方见到鲁礼安第一句话，竟也是一模一样的大出意外：“你这么年轻！”

　　方方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人的文革史》，就是眼前鲁礼安的“文革”回忆专着的序。他将这本50万字的沉甸甸的书递给我──《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请给我以火”

　　书名“仰天长啸”，出自岳飞的《满江红》。鲁礼安回忆说，母亲教的歌中自己最爱引吭高歌的就是这首《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那份壮士情怀，让少年鲁礼安热血沸腾，憧憬着长大后也要为国赴汤蹈火，建功立业。


　　春去秋来，多少次他重新咀嚼这四个字、这一首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在哪里？“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哪里？难道真只能落得“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鲁礼安在入狱第八年的除夕深夜，跪在铁窗内发下誓言：今生今世，只要能活着走出这口活棺材，就要说出这桩大冤案的真相。虽然漫长的狱中岁月毁灭了把自己造就为国家栋梁之材的梦想，“但活埋在地底多年，经受了巨大苦难的煎熬与磨练，我可以成为一块煤、一块能燃烧的煤。用煤的火焰去洞照那一段暗无天日的历史，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遭受过怎样惨烈的苦难”！

　　“成为一块煤”──这让我们记起艾青、郭沫若、叶文福那些自比为煤，渴望燃烧的诗。鲁礼安在第一章中，引用的正是艾青的问答名句：“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不、不，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请给我以火。”

　　发誓要说，是一回事，怎么说，则又是一回事。他在“文革”中有“武汉第一笔杆子”之誉，铺开了纸，却无法落笔。鲁礼安告诉多维记者，过去的岁月一闭上眼睛就万象纷呈，但从哪里说起却茫无头绪，“最后我想到捷克作家《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开头，这就一下子抽出了线头，千言万语如同开了闸般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写得畅快极了！”


　　“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捷克作家伏契克描写庞格拉茨盖世太保监狱牢房的这句话，我十岁时就从姐姐学的初中《文学》课本中读到过。

后来，命运安排我自已来阅读监狱这部“大书”，在这本书里我又读到了这句话──我所在的囚室，从门到窗子，不多不少也恰好是七步。

七步，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实在是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人还需要经过多少世纪才能洞察一切呢？”伏契克在他写的那本名叫《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书中问道：“在人类走向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还要再经历几千座牢房呢？”……

　　这间铺着木头地板七步来回的斗室，足够我思考各种问题。何况思想是不受空间限制的，思想可以冲破牢笼……（摘自《仰天长啸》）

●两种“文革”．三个阶段

　　鲁礼安在“文革”中是一个“造反派”。《仰天长啸》的上卷12章，主要回忆两年“造反”的经历；下卷12章，主要记叙11年为“造反”所受的惩罚和对“造反”的反省。(chinesenewsnet.com)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在《造反派与三种人》一文中说过：对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恐怕‘造反派’已经成了文革罪孽的两个最重要的集体记忆之一：上层是‘四人帮’，下层则是‘造反派’。在某种程度上，造反派成了诬陷、阴谋和暴力的抽象代名词，承担着文革中所有罪恶的大半责任”。

　　人们习惯了说“十年浩劫”，其实，“十年”并非一以贯之，也不是“浩劫”两字就能一言以蔽之，而有多条线索复杂交织、回转起伏。不少学者、作家不断深化扩展“两个文革”的看法，即将毛泽东的“文革”和民众的“文革”分开来判断是非功罪，毛泽东鼓动民众造反夺权的目的，与民众自身诉求，语言虽相同或相似，内涵并不一致──在高层，是夺领导权，在底层，是夺生存权。

　　有学者（例如姜弘）这么划分“文革”的阶段：

　　一开始近半年时间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有特权的“红五类”制造“红色恐怖”时期；

　　中间不到两年，是多年来受压的弱势群体起来为不受迫害，争取权利的时期──这就是“造反派”时期，他们崭露头角是在1966年9月底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主要“业绩”不是“破四旧”“抄家”，而是“炮打司令部”，造省市委的反；

　　1968年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是上层继续进行权力斗争并联手镇压“造反派”的时期。到1969年初中共“九大”前后，“造反派”群体退出社会舞台

　“文革”中最骇人听闻的暴行血案，恰恰主要发生在前后两段，而并非中间“造反派”红火的这一段。当然，“造反派”也并非清白无瑕，某些组织、某些个人参与迫害，对打人甚至打死人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不安分的基因被毛泽东激活

　　鲁礼安的故事正是“造反派”命运的缩影。这支“笔杆子”名不虚传，在七千字的第一章中，就信手拈来古希腊犬儒学派、布利丹笔下驴子、“能思想的苇草”、但丁、雪莱、曹植、泰戈尔的诗等十多个典故，与自己的记事抒情浑然一体，充分展现他厚实的修养和敏捷的才思。但他就像一颗一纵即逝的彗星，光华眩目仅仅一年半。

　　鲁礼安出生于1946年初冬。内战烽烟乍起，中国希望的曙光忽然暗淡，还在襁褓里的他，却听熟了母亲自弹自唱对主耶稣的赞美：“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父母给他姐姐取名，用了“平安夜”的“平”，给他则用了个“安”字，寄托了这一对虔诚基督徒在天翻地覆的年代，祈求上帝保佑小姐弟一生平安的心愿。

　　1965年，鲁礼安从中学毕业，受影片《甲午风云》影响，考进华中工学院水下舰艇专业。进大学还不到一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既然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他和千百万青少年一起义无反顾、全心投入。

　　1966年从夏天到秋天，伴随着一句句“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的最高指示，这些年轻学生宛如坐上了过山车，忽一下直冲云霄，忽一下又飞跌深渊。工作组来了；工作组撤走了；“红卫兵”造反了；华工党委书记朱九思与各系领导都被“揪”出来监督劳动、挨斗请罪；又一批学生成立“造反派”组织，造红卫兵要保的“走资派”的反……

　　鲁礼安身上不安分的基因激活了，第一次是跳上辩论台向取代校党委的工作组放了一炮：运动大方向没把凖，在普通群众中大抓坏人；工作组长还要学生用三天学习毛主席“老三篇”，改造好世界观再投入运动──三天改造好世界观，“那不是活见鬼吗？”这最后一句话，引起全场好一阵喧嚣。

　　真正让他一夜成名的，是一张批判代理省委书记兼省长张体学的大字报。工作组撤走了，对工作组功罪的辩论方兴未艾。张体学来到各校巡回演讲：省委派工作组犯了压制群众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的两派师生之间的冲突嘛，则是场误会。这种说法让誓不两立的对立群众皆大欢喜，但被工作组划为“中间偏右”的鲁礼安，却从中嗅出违反中央关于“文革”决定《十六条》的气味：《十六条》说，“一个要革，一个要保，这是关系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原则分歧”，怎么能说成友军“误会战”呢？他连夜写出大字报《省委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暴露》，同窗好友谁也没胆量共同署名，鲁礼安只好只署自己的名字，拂晓前贴到学院最显眼位置。天亮时，这张大字报前观众里三层外三层，都在谈论这个署名船舶系一年级6556班学生鲁礼安的“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互相在打听谁是鲁礼安？“老实说我那会儿得意极了，飘飘然不知道自己的骨头的份量”。

　　随后他声援陷于孤立的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造省委反的一张大字报，更使他的名气越出校园，扩展到社会上。

　　王任重当年有句对付不安分学生的话：“枪打出头鸟。”鲁礼安尝到了当“出头鸟”的滋味：领到的“红卫兵”袖章被收回；被查三代档案，大字报和传单无中生有地诽谤其父在抗日战争时期“跟随汪精卫，投降日寇，当了汉奸，于1942年加入汪记国民党”，其母“成了基督教徒，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反华的应声虫”，与他父亲是“同样的货色，同时加入汪记国民党”。鲁礼安本人自然也就是“汪伪汉奸的孝子贤孙”，“妄图在武汉一哄而起，推翻湖北省委，追至中南局，直指党中央，达到复辟国民党统治的罪恶目的”。

　　鲁礼安的造反害得父母家被抄了三次。第一次是他所在的华中“红卫兵”干的，他回家见满地都是书籍、纸片和横七竖八的衣物、踩碎的镜框、打破的玻璃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次日他母亲学校的老师也戴着红袖章来抄家，这些半老女同胞只对首饰感兴趣，抄走金项链一条、父母结婚戒指一枚；第三天他家所在的街道的“积极分子”也来清“四旧”，将凡值钱一点的衣物搜刮一空……

　　红卫兵组织被“红五类”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后，武汉地区学校的“少数派”红卫兵组织逐渐形成共同名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区别于被其蔑称为 “三字兵”的“保皇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兴起，伴随着一系列“造反事件”：在各院校抢夺“黑材料”（工作组为对学生“秋后算帐”而整理的秘密材料、将学生划为左右的“黑名单”）、抢占学校广播站……而充满造反精神的鲁礼安，因出身不硬，竟不得其门而入；连他要参加步行串联“长征队”，都是在他破指写下血书之后，才被开恩批准。

●“敢死队”先锋到太岁头上动土

　　鲁礼安在“文革”初期的“造反”行动都是小试牛刀。他成为“造反派”一翼的领军人物，或说一种思潮的代表，还是在1967年所谓“一月革命”风暴之后。

　　当时“造反派”群众组织如雨后蘑菇一样冒了出来，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中“兄弟□于墙”，争功争名，不可开交。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等十来个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声明，攻击其它造反组织是“托派”和“湖北黑省委第五纵队”，引发了“造反派”内部一场空前大混战。对“造反派”早已忍无可忍的武汉军区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抓了分部以上头目近500人。

　　塞满犯人的军车在江城夜空呼啸奔驰，震惊了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加入“造反派”组织、在《新华工报》当编辑的鲁礼安。他奋笔疾书一篇篇文章，借巴黎公社的启示，要求“正确看待造反派的功过”。不仅如此，“我素有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再次发作。太岁头上也敢动土”，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也敢怀疑。当时中共中央转发了毛“三七指示”，肯定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做法。鲁礼安质疑说：延安中学上报的材料称学生“仅用一天就实现了全校大联合”，可能吗？短短一天能消弭由于政见不同而导致的思想分歧、精神隔膜和相互仇视的情绪？他断定这是假的，是有人炮制了“抽掉两条路线斗争实质的大毒草” 欺骗伟大领袖。大字报贴了出去，立即遭到攻击──矛头指向红太阳！他辩解说自己是指有人编造假材料“欺骗”毛主席──那也不行，伟大领袖从来都明察秋毫！

　　一波末平、一波又起，他又捅了一个更大的乱子。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派出几十个小分队，到各地从档案中挖出成千上万“叛徒”，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批转的《薄一波、刘澜涛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材料》，称他们接受刘少奇、张闻天的“中央指示”自首出狱，窃据要职，是“党内一大隐患”。而鲁礼安研究了这份材料后，断定实属一大冤案，写了篇文章，称“抓叛徒”背后有大阴谋──这又犯了大忌！他被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开除。

　　到底是时代不同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自己拉队伍。他与冯天艾一块拉起了大、中学生二十多人的“新华工敢死队”。鲁礼安解释：“敢死队”不是鼓吹武斗不怕死，是取为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之意，是用文字向“反动路线”宣战，打砸抢与我们无缘。鲁礼安本人在“文革”中更自始至终“君子动口不动手”，一直沉浸在逻辑和激情的乐趣之中。他们以一篇《敢死队向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一小撮混蛋挑战》的大字报亮相，历数武汉部队如何“支保不支左”，“镇压革命造反派”，情绪激昂，语言尖锐：“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今日雄文四卷在手，何日缚住武汉谭震林游街示众？！”鲁礼安对多维记者自嘲：“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癞蛤蟆打哈欠的文风”。

　　大字报激怒了武汉军区首长，“敢死队”还参与支援黄石市造反派逼迫武汉部队韩东山副司令员检讨的行动，军区签发了对他的“逮捕令”，不知为何却没有动手。

　　“敢死队”更重大的行动，是为被军区镇压的“工总”翻案。鲁礼安认为：造反派头头中或许有不良分子，但个人品质对整个组织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这个组织在革命中所处地位如何。拥有数十万产业工人的工总，在武汉地区“文革”中举足轻重。他写下《从阿基米德的一句话谈起》的三篇翻案文章。

鲁礼安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们真正以为我们投身的，是一场反修防修，保证中国永不变色的史无前例的“圣战”。“苍天在上，在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小者说话这一点上，我敢说我问心无愧。”

●从狂热呐喊转向冷静思考

　　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营垒，终于从“批判的武器”转向了“武器的批判”，互相诉诸武力。保守派组织联盟“百万雄师”在部队支持下，控制了多数工厂，将这些工厂的造反派驱赶到市中心几个据点，不断对这些据点进行武力攻击，所幸当时的武斗还只是用冷兵器──长矛、棍棒。鲁礼安也鼓吹“文攻武卫有理”。他在大会上演说：“当反革命对革命人民无情杀戮的时候，难道我们竟愚蠢到递过脖子去任人砍杀，而不是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去武装自卫，坚决抗暴吗？”但当台下响起暴风雨般掌声，有人喊“文攻武卫万岁”时，他话锋一转：“我并不赞成文攻武卫万岁。这个口号，也只能说是在当前这样一种特定形势下，一个不得已的应变口号。”他鼓吹应当“发扬优势”，优势就是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去唤起群众……“几乎我的每一句话都被狂热的掌声和欢呼声打断……使我产生出一种幻觉”，“仿佛自己正站在硝烟弥漫的街垒中，对浴血奋战的武装群众进行动员演说”。

　　在保守派“百万雄师”酝酿向所有造反派据点发起总攻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谢富治及王力等人相继来到武汉处理危机。谢、王在公开场合露面，认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被捕的骨干陆续放了出来。“百万雄师”并不知道毛、周就在武汉，眼看政治风向要变，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以批谢、王“下车伊始偏听偏信”为名，发起超大规模示威，逼迫中央改口。1967年7月20日，骇人的政治风暴拔地而起：几百、上千辆卡车满载“百万雄师”、“公检法” 和解放军8201部队战士，在三镇武装游行，其声势之浩大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他们不仅在多处暴打“造反派”，还冲击、包围军区抓王力，形同一场“叛乱”。

　　鲁礼安在这场事件中差点丧命。他带上一部照像机，上街抓拍“百万雄师”成百上千武斗队员头戴柳藤帽、手持长矛冲击湖北大学等血腥场景。但他被对方发现了，鲁礼安拔腿就跑，身后几名“柳藤帽”挥舞长矛紧追不舍，他慌不择路，跑到长江大桥引桥旁陡崖上，一咬牙闭上眼睛抱紧相机，滚下几丈高的陡崖，相机摔得四分五裂，他也摔成重伤，幸亏逃过了武斗队员的毒手！

　　毛泽东、谢富治及王力都脱险了，中央公开表态，武汉形势急转直下，“百万雄师”垮台，“造反派”群众上街载歌载舞狂欢。鲁礼安为工总翻案有功，被“工人运动领袖”奉为座上客。但他有一种预感，“造反派”同室操戈将再现。一个事实也使他特别不安：重新掌权的“造反派”对前“保守派”群众残酷报复，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他在回忆录中说“据不完全统计，单武汉一地保守派方面被打伤打残的，就多达六万多人，被打死的有六百多”。

　　北京有人点名他去人民日报社“任立新写作小组”。据说这个写作班子由北京一些红卫兵笔杆子组成，直接听命于“中央文革小组”，但商调函被卡在华工造反组织一号头头张立国的口袋里，他没去成。幸亏没去成──听说“任立新写作小组”和不久就因发表乱军讲话而垮台的王力很有关系。

　　“‘文革’将把中国、世界引至何处”的这类大课题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他和同伴感到实在太欠缺知识，便空前勤奋地读书：马列着作，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的着作，还有《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史》和约翰．里德关于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后来又增添了《第三帝国的兴亡》，戴高乐《战争回忆录》、托落茨基《第四国际》……鲁礼安说：说来脸红，书都是从我们借住的省委干校图书馆、长江日报社图书室偷的。

　　鲁礼安在这段时间也写了大量后来为之惭愧不已的文章。他写了《论武汉工运道路》，文中关于“以钢工总为核心，实现武汉地区的革命大联合”的提法，带有明显派性。后来他反省说：不少“大权在握的造反派头头，其实并不具备担当‘核心’的素质”。

　　他支持一支农民队伍──浠水“巴河一司”进城造反。这支队伍的负责人王仁舟，是北京外语学院因政治言论“文革”前被开除、“文革”中又被平反的学生。王宣称贫下中农“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因为他们“经济地位最低、生活最苦”“所以最迫切要求改变现状”。鲁礼安并不相信他这一套怪论，他懂得判断一个阶级进步与否，主要是看是否与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但他去考察他们比人民公社更“一大二公”的“新农村”，撰写《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加称赞这些所谓创举乃“共产主义的萌芽”，认为“巴河一司”的崛起是中国农民运动高潮将要来临的预兆。他在回忆录中承认：我不懂得王仁舟这些“革命创举” 其实早在“大跃进”时期，就被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过，曾经将中国农村推向深渊。

●“我一生的根本任务是制造真理的旗舰”

　　鲁礼安从运动一开始就对山呼万岁、万寿无疆之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或许是出于天性的缘故吧”。他不仅对“忠字歌”难以适应，也从来不戴毛泽东像章。特立独行的鲁礼安通读《毛泽东选集》，将毛在一些问题上的论述与后来的实际情况相对照，认为即便是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常有认识超出了实践或落后于实践的问题，用毛自己的话说，就是也会犯“左”或“右”的错误。他在毛着上一些地方作眉批说，现在看来这里“左”了，现在看来这里“右”了。这在旁人眼里实属大逆不道，但他自己却浑然不觉。

　　“文革”激烈动荡了一年多，武斗不断，内乱不止。有个朋友建议鲁解散“敢死队”，另行组织一个学习马列主义团体，聚集起真正有头脑、有思想、能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战友，学习毛主席着作──不但要学习已经公开出版发行的，而且要研究未公开出版的，包括毛的早期着作，独立思考这场革命的来龙去脉。鲁礼安万分感谢北京一些学生组织编印上下两册《毛泽东思想万岁》，收入一大批毛的早期文稿，给他展示了大量以前从未知晓过的思想和信息。毛泽东这位从韶山冲走出来，曾想当警察、当法官、当肥皂制造商的青年学子，原来并非生来就一贯正确的“完人”啊！

　　他们决定成立“北斗星学会”。名称由当时一句着名歌词“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而来，推选冯天艾为会长，冯提出学会须有一份自己的刊物，不是有过《湘江评论》吗？我们的就叫《扬子江评论》好了。

　　鲁几乎未作任何修改，一气呵成了《北斗星学会创立宣言》的草稿。劈头就说：

　　“我们试看矿岩的分布，铁矿煤矿和云母，各自云集在一起。这是自然界千百万年变化的结果，是大自然的威力；且看我们的队伍，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废、有人叛变，但更有人集结在一起，奋勇地前行。这是一年多来运动的结果，是大革命的威力，这种威力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

　　最后一句是：“北斗，北斗，未来几十年的中国、世界，将谁主沉浮！”

　　或许有人会感到这些文字狂气十足？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都时兴这种带狂气的文风。鲁礼安在一本“文革”日记的“序言”中还声称“真理的军舰是我的旗舰，我一生的根本任务是制造这艘旗舰。人们都在匆匆忙忙地制造自己的划子……我和我的同伴们则要制造真理的军舰去征服思想的海洋”呢！

●“北斗星学会”运交华盖

　　“北斗星学会”特意选在十月革命六十周年──1967年11月7日成立。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作家、十多年后写出《苦恋》的白桦和剧作家所云平，中学代课教师、后来成为着名哲学家张志扬与童丹等人都来了。诞生之日却似乎运交华盖，当场有位工人代表尖锐批判鲁的宣言草稿，更有一个武汉警备区的人不请自来，默不作声，一个劲地记录每个人发言，弄得人心里发毛。不少与会者打退堂鼓，只剩下六七个人算是成员。“那天散会后与我们一道合影留念的人倒不少，而这张照片从照相馆洗印出来后，不知怎的竟也有张落到了警备区的手里，成了长官们按图索骥、追查‘危险份子’的好证据。”

　　后来工总一个基层头头告诉鲁：武汉军区首长接到警备区的密报后，立即命令对参加学会成立仪式的所有人进行秘密调查，这位头头就被要求调查其中一名工人。鲁礼安纳闷：“文革”各种群众组织何止成千上万，各个群众组织之间打破了头，都不觉有什么稀罕，为什么偏偏我们几个阅历不深的学生想组织起来学习理论研究“文革”，就犯了大忌？

　近一个月后，在省革委会12月4日常委会上，武汉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一把手曾思玉点了“北斗星学会” 的名，称之为“稀奇古怪的组织”，“老右派分子”白桦也出席他们成立仪式。曾思玉一边抖动手中的一张纸一边说：这就是这个北斗星学会的宣言。这个宣言非常反动，每一个字都是反动的！

　　首长的表态如此横蛮、如此不负责任，是鲁礼安始料不及的。学会几个成员也都惴惴不安。不久有消息说，北京、上海的类似学会的日子都很不好过。看来无论用什么名义，只要企图在思想理论上作自主研究，你就是心怀不轨。他感到憋气：为什么偏偏生活在这个把人当做“神”来供奉的环境里？我们从造旧世界、旧观念的反起家，为什么又沦为新的精神奴隶？

　　怎么办？一位叫周凝淳的朋友向不甘寂寞的鲁礼安说，毛泽东不久前发出“最高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何不就以此“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命名？名称太长，就简称“决派”──搞个“决派联络站”，联络一批志同道合者完成学会未竟之事，出版《扬子江评论》。

　　周凝淳转述张志扬、童丹的看法说：这是一个不容许有自由思想存在的时代，但是“大民主”又确实给了某种言论自由的契机，而言论是思想的外壳，就看你怎么表达。



　　已经十分娴熟于起草宣言的鲁礼安，便又起草《决派宣言》。第一稿所谓“以最大的热忱凖备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因“巴河一司”这时彻底失败而成了废话，年轻学生希望他重写，对夺权后“文革”运动的走向作出分析、预测：既然“革命委员会”仅仅只是“临时权力机构”，那么由什么样的正式权力机构取而代之呢？

　　鲁礼安在《决派宣言》新稿中指出：“革委会”最终会被“革命群众”淘汰出历史舞台，但还没有明确提出将被一种什么样的新国家形式来取代。

　　就在鲁礼安苦思苦想“文革”前景的同时，天南海北都有一批人正在探索同样的问题。有一天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李正天登门造访，鲁礼安与他一见如故，相识恨晚。六年之后，李与另两位广州青年化名“李一哲”合写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思考》，闻名全国。而在浩浩洞庭湖的那一边，湖南“省无联”中的一些独立思考者，在一篇《我们的纲领》文章中，也提出湖南“省革筹”实际上是旧政权的翻版，对之必须实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一位名叫杨曦光的中学生（后来他改名杨小凯），则在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中认定，“现在90％以上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

　　当年知识青年比起他们的前辈来，拥有的精神资源是十分可怜的。1957年那一批“右派”多半经受过“五四”的洗礼，拥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思想等人类精神资源，而鲁礼安这个年龄的青年是在中共的思想专制环境下成长，“文革”前夕他们手中只有“毛主席语录”和《雷锋日记》。鲁礼安与“省无联”以及其它地方独立思考的青年，拥有高度相似的思想演进轨迹：从官方的毛泽东思想，到非官方版的毛泽东思想，到列宁、马克思，到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和理论，然后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去探索新的道路。他们不约而同地高度关注1871年的巴黎公社。鲁礼安就反复鼓吹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公社国家，他的观点的支柱，就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所主张的：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选举，把他们的薪金降到普通工人收入的水平。公职人员都要对选民负责，不享有任何的特权，选民随时监督、随时撤换。

　　鲁礼安和战友尽管造反夺权有功，但是由于他们勤于学习、思考，思想逐渐超前，与“造反派”的主流日益分道扬镳，成为边缘化的偏师。鲁礼安回忆那时他的处境说，华工“造反派”内部争权夺利日益激烈化和表面化，但在坚决不让原院党委书记朱九思重新上台这一点上又结成同盟。而他不单主张解放朱九思，而且认为中央邓小平、省里张体学，也都应当重新启用，这使造反派头头们对他甚为疑忌。

　　风声越来越紧：康生等人指湖南“省无联”为“反革命组织”，组织被取缔、思潮被批判、成员被逮捕。当局杀鸡吓猴，让鲁礼安他们感到险象环生。在有经验的朋友劝告下，鲁礼安决定不以鸡蛋碰石头，紧急召集骨干分子开会，提出解散“决派联络站”。没想到他那些观点比他更激进的部下坚决不肯。鲁礼安只好以“七二○事件”中自己跳桥受伤复发须治疗为由，退出决派活动。

　　对他的围猎在逐渐收网了。省革委会和军区无端怀疑是鲁礼安在幕后操纵各地武斗，指示华工革委会要从他这里挖罪证。有天半夜，他突然被拘押、隔离反省，给他纸笔，要他交待。他根本不理会他们，只在纸上信笔写写画画。但他的笔记和日记都被抄查，他在毛选上的眉批令他们如获至宝──白纸黑字啊！他们整出了一份分门别类列举他反对毛主席等罪行的材料。

　　这次被鲁礼安侥幸逃脱，还一口气写下三篇总题为《我回答你们》的文章，逐一驳斥对他的指控。他鄙视那些喋喋不休地指责他离经叛道的人，他讥笑他们困在围墙之内坐井观天，只知道头上有个“红太阳”，忘记了无边无际的天空中还有数不清的恒星。鲁礼安却没有料到，这“围墙”不是别的，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

　　1968年5月16日，《扬子江评论》的创刊号印出来了。刊出了鲁礼安起草的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他模仿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抓住毛泽东“对派性要作分析”一语，抨击上海对革命造反派学生的反攻倒算──他对镇压过上海“红革委”的张春桥特别不满，也非议周恩来“一贯采取调和路线”，但是他尊敬周鞠躬尽瘁，坚持不点周的名。鲁礼安后来承认这篇文章本身就是站在“极左路线”立场，“流毒甚广”。

　　鲁礼安在文中还宣称“一旦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必须用暴力对付暴力，用革命的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战争”。在这个问题上，鲁礼安的感性与理性是分裂的。当他目睹“七二○”前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七二○”后造反派内部所谓“钢派”与“新派”之间一场场血腥武斗，曾经和正在夺去多少无辜群众的生命，不由得心情沉重，想到那些“为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而横尸街头的同学，那些被流弹或走火误杀的同胞，他们死得“比泰山还重”么？九泉之下真的能安详合眼么？“我写的那些鼓吹武斗的文章，究竟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摇旗呐喊，还是在为一种骨肉相残的罪恶推波助澜？”

　　他在监狱中无数次扪心自问，对自己的文字认真反省。他对多维记者说：我长期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最终战争不可避免，“七二○”后甚至鼓吹 “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流毒之剧，影响之坏，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分。我写这种文章，等于是唯恐天下不乱！还有鼓吹派性，宣传“农民领袖”王仁舟的极左蓝图……我那些尖锐刻薄极富煽动性的文字，也不可能不对某些人造成相当的伤害。

　　这篇文章是鲁礼安“文革”中的“绝笔”。两天之后，他在赴黄石途中于铁山被劫，从此从人间消失。

　　鲁礼安说：如果我不是在1968年的夏天失去人身自由，以我狂热激进的思想方式，在以后的年代里是会沦为“四人帮”的爪牙，还是像杨小凯、李正天那样，从狂热走向冷静、从幼稚走向成熟、从狭隘的派性走向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而斗争？我想我一定会走向后者。无它，只是因为我从来嫉恶如仇，崇尚正义，我不但有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头脑，且不乏探索真理，为真理献身的勇气。但是历史没有给予我走向真正觉醒的时间。

　　鲁礼安被抓在武汉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数百个群众组织参加“营救鲁礼安”行动，数万人乘坐三百多辆卡车示威游行，甚至还有人企图“劫法场”。但最后都被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强行镇压下去。

●入狱

　　鲁礼安对多维记者没有多谈自己在监禁中的遭遇，但是他的《仰天长啸》中却记录了他亲身遭遇的暴行。仅举几段：

　　四五个大汉凶神恶煞地围紧了我。我身手全被绑着，躲无可躲、防不胜防，只能给打手们充练习拳头的“沙包”……那家伙霍地从屁股后摸出把雪亮的匕首， “老子今天非把你这小子一块一块零剐了，”他边说边揪住我的左耳，朝耳根上就是一下。我只感到耳根剧痛，鲜血□□地顺着脖子朝下流──这是他被劫时给他的下马威。

　　我被押到地下约200米深处的矿井工棚，两个中学生一人抓起一根用钢丝绞成的鞭子，朝我狠狠地抽下来。一道鞭子一道血印，我痛得蜷缩在地下，一边用戴着铐子的手护头，一边大声惨叫……每天都免不了这样一顿毒打。我被打翻在地上，他们就用脚上的靴子踢我──这是在受审讯的日子。

　　他被当兵的铐成“苏秦背剑”──将一条胳膊从肩上扭到背后，另一条胳膊从腰下扭到背后，然后用带铜扣的皮带朝头上猛抽，逼他承认“组织越狱”；他被看守班长用半自动步枪上的三棱刺刀朝胸口猛捅，痛得在地下打滚……

　　当局开始想给他定“恶攻罪”，但这条罪名实在莫须有；后又捏造出“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案”，196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发（69）67号文件”“对武汉问题的指示”说：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歪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的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审讯人员说，因为他经人介绍曾去拜访过一次老红军王盛荣，所以王就算成他的幕后黑手；王盛荣又是中共党史上王明那一伙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王明跑到苏联，还炮制文章恶毒攻击毛泽东和“文革”，所以当局就把鲁礼安与王明挂上了钩──令鲁礼安叹服：“真不愧是惊天动地的大手笔”！

　　据三十年后官方《武汉大典》记载，当时“全市被定性为五一六、北决扬的多达数万人”，为此受到清查的更是不计其数，据估计达数十万之众。

　　被关在单人囚室中，他曾经狂暴抗争，激烈申辩，用头撞囚室的围墙，想拉断囚笼的铁槛，想用铁片切开血管，还用一根旧裤带上吊，裤带却崩断……他的同案犯中先后关疯了四个。

　　支撑他好好活下去的力量之一，是他渐渐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我无罪，他们才有罪。鲁礼安争取到读书的权利，通读《辞源》，苦念英语，钻研《史记》……还背着看守断断续续用极小字体，写下五六万字的纪实小说《狂飙曲──红卫兵之歌》。“本来想写成正剧，写着写着就不像了，写成了搞笑的荒诞剧”。

　　就在“文革”结束之后两三年了，他还差点被判死刑，后来又改为无期徒刑。原定是要开公判大会，主会场就设在武汉剧院。省里把判决情况上报中央备案，以为铁板钉钉，遂印刷判决通告。岂料中央管政法的一位负责人调阅案卷，认为当年对“北决扬”一案的处理有问题，遂报中央政治局讨论，终于否定了 1969年中央“九二七”指示，传达到湖北省委。而当时公判大会已一切就绪，正凖备到监狱提鲁礼安一行人犯押往主会场……

●出狱

　　大墙之外，天地翻覆，真理标凖讨论的劲风终于吹开了思想专制的堡垒。1979年10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向湖北省委呈送《关于处理 “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说：“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12月，省委批覆同意这个报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给了他一纸刑事判决书：“免予鲁礼安刑事处分。”

　　他说：我既然能够咬着牙挺过来，我就是胜利者，身后的监狱之门，便是我的凯旋门！



(“文革”造反派组织领袖鲁礼安虽然后来被平反，但是在他去港澳旅行的申请表上，派出所批示的意见却露了底：“该鲁礼安属于六种人之一，经审查是政嫌……”。)


　　走出了牢狱的监禁，走不出社会的禁锢，连大批知青都难找工作呢，何况他这个已经33岁的“文革”造反派头头、释放犯！他打短工、拖板车、踩三轮、代课……一度还动了考研的念头，但他怎么过得了“政审”这一关？

　　幸亏当时还有“顶职”这一政策。他父亲从阳逻船厂退休，鲁礼安顶替进了厂当仓库保管员，后来调厂人事科搞职工教育，对青年工人进行文化补习，工人们称他是“鲁老师”。

　　他的母校华中工学院给他补发了本科毕业文凭，他又完成了电大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业，撰写了一批论文，创造了一套历史网络教学模型，编写了一套地理形象趣味教材……他讲课很受欢迎，武汉市有所大学想调他，让他试讲过几堂汉语文学课，但是最终没有能调成，原因之一，还是“文革”问题留的尾巴。加上当时还遇到一些别的不公正的事儿，让鲁礼安心里凉了半截，索性停薪留职，返回武汉。满怀抱负的鲁礼安，被自己的沉重过去拖曳着，总觉得自己的才华和精力没能施展。

　　当鲁礼安是“文革”造反闯将名震江城之际，颇引动一些姑娘的芳心，他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余，也对心仪的女孩萌生过情愫。被关进黑牢，自然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出狱之后“释放犯”的帽子又吓退了多少姑娘！据说有个女孩看上了他的才华，一到公安部门去打听，吓得花容失色：公安局的人说，这个鲁礼安是个“大反革命”，坐了十几年牢，差点给枪毙！

　　然而，终究有能慧眼识珠而不信邪的姑娘。一个在供电局工作、比他年轻十来岁的重庆女知青，得知了他的传奇故事。她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文革”中为几篇文章坐牢，又不是杀人放火！她与他见面，终于结成良缘，生了一个儿子。

　　198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鲁礼安认识了一位英籍犹太商人，应聘成了这位商人驻汉办事处雇员。当地工商部门说：鲁有“历史问题”，这位商人却不在乎，对鲁说：“I know your story.”执意要雇他。他感谢这位老板的知遇之恩，便尽心尽力地工作。后来他与妻子都调到这家公司在浙江的部门，一直干到多维记者见到他的三天之前，他辞职回家来。

　　有人曾经劝他自立门户，鲁礼安却不愿考虑，他觉得自己在老板手下干得还算舒畅，更重要的，他总想着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来读书、思考，反思那段刻骨铭心的“文革”岁月。他用近十年时间写出一本回忆录。正如江汉大学退休教授姜弘所说：“原来曾想，文化大革命是无法如实描述的，因为那一切太离谱，太不正常了，真实的不正常有可能成为漫画，使人感到荒诞。然而，读了鲁礼安的这本书，我改变了看法。……他不加矫饰地把当年那种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照原样再现出来了。”“鲁礼安给了我们一块‘文革’的活化石。”

　　鲁礼安现在是虔诚的基督徒──与他母亲一样。他为教会作词、谱曲、写文章，多维记者还读到了他写的一个儿童剧本《耶稣已经来过了！》。

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

中共湖北省委：

　　关于“北、决、扬”一案，1974年3月省委决定交我院审理后，我们曾多次向省委汇报，一直未最后定案。去年5月省委常委再次讨论决定分别判处首犯鲁礼安、冯天艾无期徒刑，骨干分子蔡万宝、甘勇等有期徒刑。定于同年9月20日在武汉市召开公判大会，并向中央报送了备案报告。后来省委领导同志又指示，公判大会停开，此案暂不处理。最近，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中对反革命罪的规定，我们对此案又进行了复查，现报告如下：

一、立案与审查过程

　　此案发生于1967年11月，当时毛主席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表了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指示。以华中工学院学生鲁礼安、冯天艾等为首，对抗毛主席指示，在社会上纠合成立“北斗星学会”，分裂群众，破坏联合，妄图搞乱武汉。在这种情况下，点名批判了他们。但是，他们改头换面，以鲁礼安为首成立了“武汉地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即决派），并出版《扬子江评论》，发表有反动内容的文章，故1968年由省革委会政法组立案审查，经调查后作出审查报告。1969年8月以武汉军区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中共中央于1969年9月 27日发了《对武汉问题的指示》的文件，指出：“‘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作的大杂烩”，《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并指出：“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对“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对“《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省革委会根据中央指示，逮捕了王盛荣、鲁礼安等13人，组织专案审查。经过审查，于1973年释放了周岳森。1974年3月此案交我院后，经批准又释放了田国汉、干毅、张志扬、王盛荣。周凝淳因患精神分裂症已保外就医，现尚有7人未处理。

二、审理情况

　　我院受理此案后，经过反复审理和核实，并多次研究，我们认为此案在事实上有重大的变化。

　　1、幕后操纵问题不存在

　　原认定“北、决、扬”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现查明：周岳森是华中工学院附属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根本不是特务，只与鲁礼安有过一般接触，不是幕后操纵者。干毅系华中工学院教师，原系国民党将领，与鲁礼安等人没有接触过，仅因其子干小雄曾参加鲁礼安在华工组织的敢死队而怀疑干毅通过其子操纵“北、决、扬”。经查，所列线索纯属分析，不是事实。王盛荣仅与鲁礼安见过一次面，没有谈及“北、决、扬”的问题，不是幕后操纵者。上列三人均早已释放，故幕后操纵问题已不存在。

　　2、反动纲领认定的根据不足

　　经再次审查认为，从他们公开发表的“北斗星学会”宣言，还看不出有反动的内容。“决派”宣言，属于煽动极左思潮，鼓吹所谓“农运”，还不能认定为反革命纲领。原认定其有明显反动内容的（也就是有“三反对三重建”内容的）“决派”的宣言（草案），是鲁礼安起草的（现仅收集到打印件，没有原稿），未经“决派”开会通过，也未公开发表，故不能认定为该组织的反动纲领。

　　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

　　但是，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极力推行他们的极左路线，纠合一伙人，成立“北斗星学会”，“决派”，出版《扬子江评论》，分裂群众，属于煽动极左思潮，做了一些危害党、国家和人民的坏事，主要是：

　　（1）支持、煽动农民进城，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城乡社会秩序。

　　1967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下来后，鲁礼安等人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后要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农民运动已经成为当前湖北地区的主要矛盾。北京是学生运动的中心，上海是工人运动的中心，武汉将要成为农民运动的中心，因此，大肆进行活动，写什么《农民运动与知识分子道路》的文章，到农村去搞所谓农民运动的调查，炮制《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决派成立大会上宣读，宣扬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仁舟搞的所谓“巴河一司新农村”的经验，支持王仁舟带领受蒙蔽的农民来武汉寻衅闹事，破坏社会秩序，破坏农村的大好形势，在湖北、武汉地区影响很坏。

　　（2）煽动所谓“反考”斗争，影射诽谤攻击周总理。

　　他们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想的影响下，采用不指名的形式把周总理说成是什么“机会主义的中派”、“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二月逆流的总后台”。鲁礼安在《扬评》上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的反动文章，影射诽谤周总理，……妄图打倒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3）鼓吹极左思潮，破坏团结，制造分裂。

　　鲁礼安、冯天艾等人从1967年至1968年7月，编印《扬子江》及《扬子江评论》12期，大部分文章是打派仗，也发表了一些有反动内容的文章，大肆鼓吹极左思潮，煽动派性，制造分裂，对搞乱武汉起到了破坏作用。

三、处理意见

　　我们认为：鲁礼安、冯天艾等人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打着造反的旗号，干了一些坏事，犯有罪行，尽管他们的活动，偶尔也有过公开反对和批判张春桥的问题，但不能因此改变他们犯罪的主要事实，而在当时对他们进行拘留审查是正确的，必要的，对于安定湖北形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现审查结果，“北、决、扬”不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反革命组织。因此，此案不作反革命组织处理，按各人的具体罪行分别处理。鉴于这些被捕前大都是青年学生或工人（临时工），入狱十多年来，经过教育，大部分对自己的问题尚能认识，故予以从宽处理。对鲁礼安、冯天艾、蔡万宝、严琳免予刑事处分，对甘勇、童丹、马业成不以反革命论处，予以释放。有所在地法院和公安部门分别办理法律和释放手续。并本着“给出路”的政策精神，由其所在地劳动部门安排，在集体企事业工作。

　　以上报告妥否，请审批。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

　　　　　　1979年10月19日

　　（有删节。中共湖北省委于1979年12月4日对此报告批复“同意”。──多维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