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凡 平民记忆之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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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记忆之1966年

一九六六年，我十岁。
民间有吉祥语称：“六六大顺”。但谁也没想到六六年不但没有大顺，反而成为大动荡开始的一年，尽管在此之前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一月一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针》，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
今天，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在国际、国内一派大好形势下，昂首阔步跨进了一九六六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来到了。
目前，上海各条战线同全国一样，呈现着朝气蓬勃的革命景象。上海人民在过去的一年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最高指针，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不断取得了新的成就。……
一九六六年初，轰轰烈烈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继续开展。 一月六日，中共上海市委作出《关于加强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领导的决定》。四月二十日召开了全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大会，会议号召向蔡祖泉、杨富珍、杨怀远、红雷青年小组4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学习。
我父亲买回来一本书就是根据这次大会编写的，书名叫《在斗争中学 在斗争中用》（蔡祖泉 杨富珍 杨怀远 红雷青年小组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介绍）（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1966年4月第一版，32开本，129页，定价：0.22元）。
我当时对这本书的书名里“斗争中学”四个字有些印象，以为是有一所名叫“斗争”的中学。
我家里还有一本书，书名叫《怎样学好毛主席著作》(廖初江 丰福生 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介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5年3月第一版，32开本，78页，定价：0.14元）。
两相对照，从时间上来看，上海出的那本明显是仿效前一本书的模式。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本子主要是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当时被誉为“雄文四卷”。我父亲前些年买过一套《毛泽东选集》，以第二卷为例：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封面外有古铜色封套，封套面上方印有毛泽东侧面浮雕头像（王朝闻设计）。人民出版社出版，1962年出版，繁体字，竖排本，大32开，400页。
一九六六年八月，我父亲又买了一套新版的《毛泽东选集》，以第一卷为例：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印刷一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根据1952年7月第一版重排本，1966年7月改横排本。1966年7月第一次印刷，32开本，普及版定价：0.40元。
这时供人们学习的毛主席著作还有“毛选”（甲种本）和（乙种本）等，我家里都有。
全国人民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与此同时也有相关的歌曲在社会上传唱，比如男声小组唱《毛主席著作像太阳》：
毛主席著作像太阳，字字句句闪金光，照得战士心里亮，工作学习有方向。……
比如女声小组唱《毛主席著作闪金光》，曲调很优美：
东方升起了红太阳(哎嗨)，升起了红太阳，手捧宝书心向党，心呀么心向党(哎)，(嗨)心呀么心向党(哎)!要问我、要问我、要问我读的什么书（哎），毛主席著作（哎）闪金光（哎），闪金光！……
学习毛主席著作与我们小学生关系不大，但对于学习英雄模范人物则有紧密联系。在八六海战（1965年8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一部与国民党军海军军舰在福建省东山岛以东海域进行的一次海战）中涌现出的“钢铁战士”麦贤得，成为又一个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时我们学习的榜样还有解放军的王杰，这项活动延续时间较长，从一九六五年的九、十月份至一九六六年的二、三月份。学校要求我们写文章，出墙报，看王杰的日记，还教我们唱学习王杰的歌，有《王杰，我们的好榜样》、《愿把青春献人民》等。给我印象较深的是《王杰的枪，我们扛》这首歌：
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永远跟着党。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是咱好榜样。你学王杰，我学王杰，革命良种到处能生长。……
上半年里，我看了《欧阳海之歌》这本书，很受感动，记忆深刻。记得书中有一章节的标题是：“响鼓也要重捶敲”，颇有道理。2000年，我偶然在地摊上看到一本一九六六年初版的《欧阳海之歌》，品相也不错，就花了三块钱把它买了下来，留作纪念。
《欧阳海之歌》，金敬迈著，封面上的书名是郭沫若题写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6年4月北京第一版，32开本，444页，定价：0.90元。
春节前后，我每天傍晚时分都要打开收音机按时收听广播小说《烈火金刚》。
长篇小说《烈火金钢》（刘流著）描写了在遭到鬼子的“五一”大扫荡情况时，我根据地的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伪军进行殊死搏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英雄故事。
目录
第一回/史更新死而复生/赵连荣舍身成仁　　　　　　
……
第八回/李金魁抓住解老转/孙定邦跟踪何大拿　　　　
……　　
第十五回/捉二虎楞秋除奸/救妇女肖飞献智　　　　　　
……
第三十回/英雄智取神鬼惧/群众暴动天地惊
此书的一开头就很紧张，说的是八路军战士史更新孤胆英雄浴血奋战的事迹，好似《水浒传》的一开头描写史进——九纹龙大闹史家村，两个人都姓史。
我当年听的广播小说《烈火金刚》的播音员据说是陈醇，他的嗓音很厚重，把小说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他把书中好人、坏人讲话的腔调也都分得清楚，如他替日本鬼子猪头小队长说话就很有特色，他把日寇歪把子机枪“嘎嘎”的扫射声也学得像模像样。
前些年有袁阔成在电台里说过评书《烈火金钢》，我想这与广播小说是不同的两种艺术样式。
看鲸鱼展
四月份里，有一条鲸鱼在长江口某处搁浅死亡，渔业部门把它运了回来。因为海洋渔业公司设在复兴岛上，研究鱼类的水产学院在军工路上，于是有关部门决定就近在杨浦公园里展览这条鲸鱼。
鲸鱼是用加长的平板卡车运送到杨浦公园的，消息早已散布出去，到了展览开幕的那天，真是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群众闻讯前去观看。我等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这天下午也结伴前往。
杨浦公园离我们家不远，只一站多路，公园的大门就开在控江路、双阳路路口的东南角上。那天，我们在去的路上，一边走，一边高唱刚学会的歌曲《乌苏里船歌》：
啊郎赫赫呢哪，啊郎赫呢哪，阿郎赫呢哪，赫雷赫呢哪，阿郎赫呢哪赫雷，给根。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江鱼满仓。……
到了公园大门口，果然见到前来参观的人数众多，男男女女，扶老携幼，纷至沓来，络绎不绝。这时公园沿控江路一侧的围墙还是竹编的墙篱笆，有几个行为不端的男青年为了逃票，就在墙篱笆上扒开一个口子翻墙进了公园。
公园选了一个较为空旷的场地布置展览，场地中间搭建了一个一米多高的平台以放置鲸鱼。场地的周边用拦杆等围住，参观的人们排成一列从入口进场；围绕鲸鱼近距离察看，绕行一周后从出口退场。
我们买门票进了公园后很快就随人潮来到了鲸鱼展，先是在场外排队。队伍很长，慢慢地朝前挪动。以前只是听说海里有鲸鱼这么个动物；或在《十万个为什么》书上看到过它的有关知识；或在图片上见过它的模样，但谁也没有见过真家伙的鲸鱼。加上鲸鱼的体型特大，一张嘴就能吞下一个人，很有传奇色彩，这些都足以引起参观者不小的兴趣。
终于轮到我们入场，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亲眼目睹了这个庞然大物。只见它静静地躺在那儿，鱼皮光滑，呈灰黑色。虽然据介绍这只是一条未成年的鲸鱼，但它从头到尾的体长仍有十一米多，这么大的一条鱼，确实令人惊叹。
长大以后又知道鲸鱼有好多品种，我们当年看过的这条不知属于哪一种。还知道鲸鱼不是鱼类，是水栖哺乳动物。
看了鲸鱼展后，按照园方的安排，参观者都从公园的边门出去。我等出了公园的边门后因为不熟悉环境，就走反了方向，来到了一条陌生的横马路(即周家嘴路)。这才知道走错了，马上迷途知返。
转到凤二小学
从我家附近凤城路上的凤城中学操场的北边划出一块地皮，建造了一所全新的小学——凤城二村小学(简称凤二小学)。该小学于年初落成，学校有一座三层的教学楼，楼的东南面有一小块操场，整个教学楼和操场所处的地形状似一把****。
当有关工作都准备就绪后，我们原来就读的学校经过讨论，决定把我们这个班级整体搬迁到新建的凤二小学去。到了寒假过后的新学期开学不久，我们就告别了凤南小学，原来的班主任周老师依依不舍地把我们送到了新学校去。
新的学校，新的环境，新的感受，新楼房，新教室，新的课桌椅，新的师资，新的上学路线，唯有同班同学是旧的。
新的班主任老师姓刘，名××，男，三十多岁，体形瘦削，比较严肃。
这个新开张的小学以我们新加入的三年级为最高级别，共有两个班级，我们是三(1)班，三(2)班也是从别的小学转来的。以下二年级、一年级各有若干班级(也是分别从周围几家小学转来的)。从此以后，我们三年级学生一直是学校里的一哥一姐，在这里读到四年级，读到五年级，直到六年级毕业，我们也成为了这所小学的首届毕业生。
我们在寒假以后开始的新学期是读三年级(下)，新学期使用的语文课本第一课的课文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即国歌（代）的歌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但从新学期一开始这第一课就跳了过去，不教。语文老师对此没有说明原因，我们这些小学生也不会去追究。后来老师还叫我们用白纸把这一页给糊了起来，彻底封杀。
自此以后，我国的国歌就一直失去了歌词，只能奏乐，不能歌唱。直到十二年后的一九七八年二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新的长征。……
又过了几年，田汉已经平反（1979年4月），新的决策层认为还是老的国歌歌词好，于是最终改回原来的。
“文革”来了
五月份的一天早晨，我在上学的路上看见几个男学生正在乱哄哄地围攻一个女学生，朝她吐唾沫、扔石子，骂她是“黑帮”的小人。那个女学生被逼到墙角，脸上满是惊恐的神色。由此可见，社会上的政治风潮这时已经波及到了我们小学生的身上。
这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已被人遗忘，少先队在寒假后的新学期里似乎也停止了活动，开始无声无息地渐渐消亡。我作为少先队员的时间是如此的短暂，童年中最明朗、最纯真的一段日子很快就成了以往。
也正是在六月一日这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6月2日，中共上海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组。


6月10日，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5月16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要求，举行万人大会。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在会上作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号召全市人民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由此“文革”在上海全市展开。
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来势凶猛，连我们小学生也被裹胁了进去。学校号召我们学生给老师写大字报，并且告诉我们写大字报就是给老师提意见。于是各个班级的学生都积极行动起来，摩拳擦掌，着手写大字报。
由于我们刚到这个新学校才几个月，新的班主任老师也刚刚教我们不久，所以不能写他的大字报，要写就只能写我们原来学校的班主任——周老师。我们班里的同学都集合在一起，讨论怎样给原来的班主任老师写大字报。大家七嘴八舌，说来说去，总觉得没什么好写。最后总算勉强凑了几条，有人说她衣服穿得好，不艰苦朴素；有人说在外面看见过她与男的一起走路；有人说她对学生管得太多；有人说她经常罚学生立壁角等等。大字报写好后，就派人送到我们原来就读的凤南小学里去张贴，也算是完成了学校交代的一项政治任务。
我班里有个同学叫陆×，他的家住在控江大街的百货商店楼上。其父是某厂的厂长，五十年代初曾参加过志愿军抗美援朝。我和几个同学曾经自发地数次晚上到陆家去，听他的父亲给我们讲在朝鲜战场上的战斗故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去接受革命的传统教育。
我印象最深的是陆父拿出一把用弹头做的刀，介绍说，就是这颗飞机上机关枪射出的子弹，距离他只有十多公分，差点要了他的命。所以他用这颗弹头做了这把刀，并配了一支比胡罗卜还粗的弹壳作为刀鞘，以示纪念。
不料文革开始后不久，陆父在厂里就被批判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听到这个消息后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抢传单
从六月份开始直到年底，我在抢传单这件事上花了不少精力，也是我个人在一九六六年里做的大事记之一。
传单是个很特别的宣传工具，撒传单的场面我们以前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如《青春之歌》。原以为这是很遥远的往事，没想到现在让我们也会遇上，所以当我初次在街头看见有人撒传单时，就感到很新奇，很令人兴奋，觉得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游戏来玩耍。
最先出来撒传单的都是大、中学校的一些学生，他们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宣传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唤醒民众、批判黑帮、揭露牛鬼蛇神等等。由此可见，撒传单是学生运动惯用的手段之一。
撒传单的场所一般都选在人多的商业街头或文化场馆前，每当有人突然往空中撒了一把传单后，必定是引起人群大乱，无数条手臂争相朝上去抓空中飘落的传单。
我们小人往上肯定抢不过大人，就走下三路，往下在众人乱纷纷的胯下、腿脚间抢拾落到地上的传单。因为每张传单的获得通常都要经过一番较为激烈的争夺，实属来之不易，所以把这种行为说成是一个“抢”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在抢传单的高峰期里，我与几个同学结伙，每天都抽空混迹于人多的地方，等侍着抢传单的机会出现，窥测时机，以求一逞。我被这种刺激性的游戏弄得精神亢奋，像上足了发条似的，只要一看到有人撒传单，我就非常激动，如同野兽发现了猎物，这种心境过了许多年我都还记得清晰。
我们在抢传单的活动中本事越来越大，还学会了盯人的战术，就是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撒传单的嫌疑人出现。一旦发现，就盯住他，只要他一出手撒传单，我们便可抢得先机。对于个别迟迟不肯动作的人，我们甚至会敦促他快把传单撒出来。
某日，我在家附近的商业区的马路边看见一个年轻人，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过来。停车以后，我注意到他的身上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挎包，神态略有迟疑，我明显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果然，只见他很快从包里抽出一叠传单，朝空中一抛，就迅速骑车离去。
抛在空中的传单竟然大部分合在一起，没有散开，“扑！”的一声跌到地上。我早有准备，眼明手快，像猎兔狗一样冲过去，捧起那叠传单就逃之夭夭。后面有一些成年人在追赶我，边追边喊:小赤佬，掼点出来!我只得朝后面扔出去一部分传单，以使追兵止步。回到家后数了数，还有二十多份，收获不小。
我们迷上了抢传单后，对传单上的内容只是看个大概，不是很注意。所重视的只是为了收集到更多的传单，为了满足人性中最初的一种拥有感，以及经过奋斗所取得的成就感。
我们把抢来的传单先大致看一遍，然后把内容重复的剔出来放到一边，包括像上面所说的一式多份的传单。这些重复多余的传单另有它们的价值，就是可用来与别人进行交换，换来各自内容上所没有的传单，从而达到互通有无的目的。
传单的尺寸大都是十六开纸对折再对折起来进行散发的。纸张的质地有的很薄；有的略厚。纸张的颜色以白色为主，也有粉红、淡黄、浅绿和天蓝色的等。上面的字迹都是钢板刻蜡纸油印出来的，字体写得好坏不一，印刷的质量也参差不齐。
传单上的内容五花八门，并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如刊登黑帮的名单以及他们的反动言行；如批判各单位“牛鬼蛇神”的罪行；如“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的内容(所谓“十六条”指的是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如“破四旧、立四新”的内容；有本地文教系统批判杨永直、常溪萍等人的文章；有外地文化大革命的快讯和动态；有“兴无灭资”和“造反有理”的内容；有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到沪与工总司、红革会共同策划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口号是：上海必须大乱；有“安亭事件”始末、《解放日报》事件见闻、“康平路事件”真相等等。我在一份传单上还有了惊人的发现，说革命烈士王孝和原来是个叛徒。
一段时间里，传单的内容上有许多都是宣传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最普遍、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种“遇到问题怎么办？”的传单。开始是48个“怎么办”，继而增加到72个“怎么办”，不久又发展到一百个“怎么办”，其后再到二百个“怎么办”，最多时达到三百多个“怎么办”。照编撰者的意思，是想要用如此简单的方法就能解决人世间许多复杂的问题。以下举两个例子的开头，来说明这类传单的样式：
(例一)《一百个怎么办？》——有了问题从《毛主席语录》中找答案
1.学习毛选用不好怎么办？查《语录》(264、265、266页)
2.忘记了阶级斗争怎么办？查《语录》(14、17页)
……
(例二)《查语录/找答案》
1.对别人的思想言论不会分析批判怎么办？查《语录》(8、13、14页)
2.看到反动言论和思想怎么办？查《语录》(10、14、18页)
……
在十月份之前，《毛主席语录》一般只在解放军部队里发行，所以这个时期上述“怎么办”传单的内容估计都是部队的政治工作者炮制出来的，然后由民间翻印成传单，广为散发。这类传单后来参与制作的人越来越多，内容也不尽相同。又由于相互攀比，于是有人就挖空心思，不但把“怎么办”越搞越多，把“怎么办”的内容也弄得越来越玄乎。经过这些前期的炒作，客观上为过后不久全国性大规模发行《毛主席语录》做了宣传上的铺垫。
对于我们抢传单的小人来说，这类“怎么办”的传单引起了我们特别的兴趣，感兴趣的不是它的内容，而是想要把所有不同数量、不同内容的“怎么办”传单都收集齐全，集成一个专门的系列。
传单的制作者一开始是大、中学校里激进的学生，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大、中学校里的红卫兵组织；工厂里的造反队、赤卫队，以及外地来沪串连的人等，都先后印制过形形色色的传单。其中有许多传单都是翻印的，内容也都抄来抄去、大同小异。
九月份以后，印发传单的主力军——学生基本上都跑出去大串连了，因此传单越来越少。到了一九六七年初，街头上的传单基本上消声匿迹。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解放日报》、《文汇报》已被造反派所掌控，还新出了一种《红卫战报》；二是形式上升级换代，手工油印的传单已转变成各种机械铅印的刊物和小册子；三是大字报上街，形成铺天盖地之势，取代了传单的即时效果。
传单没有了，我们抢传单的活动也就到此结束。过了一段时间后，因为缺零用钱花，所以就把千辛万苦抢来的传单都弄到废品收购站去当废纸头给卖了，两分钱一斤，六七斤卖了一角几分，我觉得好似发了一笔横财。
“破四旧”
八月中旬，北京传来了一条重要的消息：
新华社北京18日电：
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今天同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群众一起，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
……
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肩并肩地站在天安门上，看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兴地对林彪同志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
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的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注：后来红卫兵就把“八一八”当作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
……
林彪同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讲话：
“……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注：这就是所谓“破四旧、立四新”提法的由来）。
……”


“八一八”大会后，北京的红卫兵率先冲上社会大搞“破四旧”的行动，上海、天津等一些城市也随后跟进。
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从早到晚，上海的学生以红卫兵的名义统一行动，纷纷走上街头，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破四旧”行动。第二天的报纸对此举大肆宣扬，并且报道了社会舆论热烈支持的态度。《新民晚报》也迫于形势，自我了断，决定从八月二十三日起改名为《上海晚报》。
我们这块上街搞事的都是中学里的一些高年级学生。在以控江路、宁国北路（即原名黄兴路，下同）十字路口为中心的方圆一公里之内，就有六所中学：凤城、本溪、靖宇、新宾、控江和双阳。在一公里之外的周边还有少云、铁岭、鞍山、延吉、永吉和树人等中学。二十三日这天，是农历的处暑节气，但天气依然炎热。从上午开始，来自上述中学的一些学生就活跃在我们这个地区。我们这些小学生，也是从上午开始就跟在某些中学生后面轧闹猛。或抢他们撒的传单；或看他们刷标语；或听他们宣传演讲；或围观他们采取革命行动。
我家所在的周边地区刚从农村变为城市才十多年，属于新社会建立起来的街区。这里既没有什么老字号的店铺；又没有什么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设施，所以学生们“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在我们这里难以找到下手的目标。但他们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比如凤城路边上设立了好多年的小书摊，就是在这天被取缔的。
改名是这次“破四旧、立四新”行动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这儿也不例外。上午的时候，我曾追随一帮凤城中学的学生，看他们去改路名。他们预先在纸条上写好新的路名，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后，就把写有新路名的纸条贴在路边钢筋混凝土的路牌上，以覆盖住原来的路名，这样一来，改名就算完成了。比如我家边上的这条凤城路，被改名叫钢铁路。我当时就想，凤城路改叫钢铁路，凤城中学岂不是也要改叫“钢铁中学”了。
这一天全上海被改名的道路、店铺和招牌等不计其数，但绝大多数的改名都是学生们的一时胡闹，没过几天就作废了，不算数的。但这天的作为只是改名的预演，在其后进行的认真的、正式的改名浪潮中，还是有一大批的厂名、店名、影剧院名等被改掉，并且确定了下来。比如我后来工作的单位，文革前叫勤建××厂，改名后叫××十二厂；比如民光被单厂，改名后叫被单七厂；比如和平电影院，改名叫战斗电影院；比如天蟾舞台，改名叫劳动剧场。
以下说一个有关改名的插曲，七十年代我家住平凉路、军工路处，附近有一家照相馆，名叫“红浪”。一九七一年里，这家照相馆在橱窗里摆放了几张样品陈列照，其中照片上有的女性头发略微有些卷曲，或者嘴唇上着了一点红色，等等。
不久，××中学的一些红卫兵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就写来了大字报，并把它张贴在照相馆沿街的玻璃橱窗上。大字报批判这家照相馆是在宣扬封、资、修的生活方式等等，引起路人驻足围观，由此迫使照相馆不得不在业务方面有所收敛。
又因为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红浪，还是黑浪？》,这句话一度被我们当作笑料来说，因此过后不久，照相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店名也改了，由“红浪”改名为“海光”。即使是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也不再改回去。
继续来说八月二十三日发生的事。到了这天的下午，一些中学生行动的重点转移到围剿“三包一尖”上。所谓“三包”，就是“包头”、“包脚”、“包庇股”。“包头”指的是抹油、吹风和卷烫的头发；“包脚”指的是小裤脚管；“包庇股”指的是与小裤脚管一体的紧身裤。所谓“一尖”，指的是尖头皮鞋。“三包一尖”被认为是旧社会上海滩小开、阿飞等人穿着打扮的特征，体现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至少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所以就被列入了这天“破四旧”的任务之一。
学生们先是在大街上四处搜查“三包一尖”者，后来开始拦截公共汽车，要求乘客们都得下车接受检查。宁国北路上南北向行驶的60路公交车，从杨树浦路、松潘路到五角场，相当于从工厂到农村，这种车子上的乘客没什么好查的。学生们就把目标集中在了控江路上东西向行驶的61路公交车上，特别是从上海方向(由西往东)开过来的。
到了下午四点多钟，马路两边的大街上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我当然也在其中。人们兴高采烈，兴趣盎然。控江路、宁国北路路口不远处有一个站头，每当有一辆西边开过来的61路靠站停车，起哄的人群就将它团团围住。接着，车上的乘客都要逐一下车，被学生查验是否有符合“三包一尖”条件的。有一个男子的裤脚管拳头伸不进去，于是被判定是“三包一尖”之中的“包脚”，学生们用剪刀当场将他的裤管从侧面剪开一道半米长的口子。有一个女人穿了一双皮鞋，明显是尖头的，而且还是高跟鞋，学生们就把她带到商店里，要她另外买一双鞋替换下。
马路对面的百货商店里，卖鞋帽、服装的柜台都设立专柜，接待“三包一尖”者前来换装，以此来支持学生们的革命行动。理发店更是密切配合，凡被学生押送到店里来的男女“包头”者，店方一律免费给他们把“包头”处理掉。理发店自身也采取“破四旧、立四新”的行动，从九月份开始简化等级、档次，取消了吹烫发，以及美容、摩面、剪指甲等业务，理发店实际上变成了剃头店，门口一侧总是旋转不停的“三色筒”也就此被摘掉了。
这天的下午，控江文化馆放映电影《打击侵略者》。所有的观众在进入文化馆的大门时都看到那里竖起了一块木牌子，上面贴着一张纸，纸上用毛笔写着八个大字：“三包一尖，不得入内！”文化馆还派专人与学生一起把守，在此拦截“三包一尖”者。
这几天，控江文化馆正在轮番上映电影《突破乌江》、《打击侵略者》和《海鹰》，我都去看过了。
《突破乌江》(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讲的是红军长征中的故事。我对片子里一个红军女战士有些印象，她的小腿肚上也打着绑带，我比较喜欢女性的这种装束。
《打击侵略者》(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讲的是抗美援朝时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情节是在前线，突然跑过来一个敌军女兵，她自称是朝鲜人民军派在敌人那边的卧底，有情报要送，于是就把她蒙上眼睛，用吉普车送到了后方我军的指挥所。
《海鹰》(195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讲的是我海军某鱼雷快艇部队与蒋军舰队发生海战的故事。电影里有一个女民兵(王晓棠扮演)，头戴钢盔，英姿飒爽，只听到她大喊一声：“敌人打炮喽!”这一声喊，久久在我的耳畔回响，又似乎在我少年的内心深处裂开了一道隐秘的缝隙。
“破四旧、立四新”的风潮兴起后，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各家各户都开始自行清理门户。我父亲把家里存在的书籍都翻出来进行整理，有些留下来，有些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卖了。在卖掉的书里，有他读进修学校时的教科书，教科书里有一本是讲世界近代史的，书中有一幅插图是:一个刽子手在断头台前提着砍下的法国国王的脑袋向群众展示。
在留下来的书里，除了《毛泽东选集》、《斯大林选集》若干册外，还有：
《苏联共产党（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6年 北京）大32开本，486页，定价：（精）1.60元。
《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试用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61年9月第一版）大32开本，320页，定价：0.80元。
《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试用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61年9月第一版）大32开本，246页，定价：0.64元。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即“九评”等）（人民出版社出版，1965年3月第一版）32开本，544页，定价：1.10元。
还有《辨证唯物主义文集》（苏）、《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相互关系》（苏）、《什么是真理》（苏）、《中国共产党简史》。
还有前面提到的《怎样学好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学 在斗争中用》等书籍。
社会上“破四旧”的下一步行动就是抄家。刚开始谈论抄家的话题时，弄得人心惶惶。在最初的几天里，我和几个同学聚在一起议论着抄家的事，有同学说每家人家都要抄；有同学说不会每家都抄。
有同学提出，如果遇到抄家怎么办。大家都认为，最重要的当然是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藏好。怎么藏呢？大家又纷纷发表意见。我奶奶戴有一副金耳环，我提出来的办法是把金耳环埋藏在装米的米桶里，这样一来，抄家的人肯定找不到。大家都认为我说的办法很好。
不久，我们就明确知道不是每家人家都要抄，我们先前的想法只是虚惊一场。
“放假闹革命”
八月中下旬本来应该是暑假结束，大、中、小学新学年开始的日子。但由于遭遇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新学年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重大变化首先是“放假闹革命”。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部署：
为了使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全国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都实行放假闹革命，期限需要持续到明年暑假。
从中央的部署来看，“放假闹革命”的整个放假假期将占用整整一个学年。
8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员工‘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播放了中央负责人（？）的讲话录音。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西光代表市委宣布撤销派遣的全部工作组，并根据中央指示，宣布大中学校一律“放假闹革命”。
其次是因“放假闹革命”而造成在校学生人数的滞涨。
大学停止招生，应届大学毕业生暂不分配工作，留在学校里参加文化大革命，大学在校生的人数基本不变。
因为大学停止了招生，所以高考也取消了，所有中学里的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仍然留在学校里参加文化大革命。而中学里其它各届初中生和高中生均实行“放假闹革命”，也在学校里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学在校生的人数也基本不变。
因为中学里的学生没有向上递进或向外析出，所以导致小学里的六年级毕业生无法在新学年正常升入中学，只能继续挂靠在小学里，也是“放假闹革命”。这批学生一直瞎混到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颁发《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文件之后，才正式升入中学(我堂姐所属的六九届中学生就是以上这种情况)。
适龄儿童的就学不能取消，因此这个新学年唯有小学的新生招生依然进行，使得小学在校生的人数涨出来这一块。
再有就是教育方针的改变。
八月一日是建军三十九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在这篇社论里，公开发表了五月七日毛主席致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就是后来所说的“五七指示”，其中关于我们学生的一段是这样写的：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新学年一开始，我们就把这段毛主席语录背诵得滚瓜烂熟，并且在以后的岁月里遵其教导成为长期的践行者，直至我们学生时代的结束。与此同时，这段指示也是整个文革时期教育革命的纲领。
关心国家大事
因为小学不在中央部署的“放假闹革命”之列，所以到了九月初，我们小学终于勉强开学。新学年的新学期，我们就读小学四年级(上)。又因为旧的教材都不能使用了，而新的教材还没来得及编写，其实也根本不知道怎么编写，所以我们开学后教材课本都没有，文化课也就无从学起。
之前的八月十二日，《解放军报》在《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的社论中，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因此，新学期开学以后，学校就带领我们学生积极响应毛主席的这一号召，每天的上课都用来对我们进行政治灌输，或读报纸；或开大会等，以使我们的认识能跟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
这时，八月十八日北京天安门的群众大会已被制作成纪录片上映，片名叫《毛主席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学校很快就组织我们学生到控江文化馆去观看了这部片子，后来我还另外看过两遍。其中有个较深的印象是林彪讲话时带湖北口音的普通话及其尖厉的嗓音，回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
同志们，同学们：
我首先代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问好！
……
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注：这里所说的“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后来再加上“敢想”，成为了红卫兵所奉行的一种行为准则，即所谓的“五敢精神”。)……
有了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后，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学生深受鼓舞，纷纷以红卫兵大串连的名义赶赴北京，并且都强烈希望得到毛主席的接见。于是就有了8月31日第二次接见；9月15日第三次接见；10月1日第四次接见；10月18日第五次接见；11月3日第六次接见；11月10日第七次接见和11月25日第八次接见。
每次接见又都拍成新闻纪录片，予以上映。控江文化馆别的影片都不放了，每天从早到晚就是轮番放映上述这些接见的纪录片，并且把它当成是一项光荣的政冶任务来完成。周围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部队等，都组织所属人员前来观看。这些纪录片里所表现出来的宏大壮观的、如火如荼的场面，及其革命的激情和煽动力，相信每个成年人都会从中感受到强烈的震撼；感受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蓬勃兴起的精神力量。
我们小学生的感觉与大人不一样，对这类片子看多了就觉得很乏味，心不在焉，寻思着找些好玩的事做。
当时几乎每个男小人都有过弹皮弓。所谓弹皮弓，就是把粗铅丝(或铁丝)拗成丫形状，下端是把炳，上面的丫叉头拴上橡皮筋。子弹是用纸头卷紧后抈成V型，把子弹扣在弹皮弓的橡皮筋上，一拉一放，子弹就射了出去。
放映厅的后墙上方有几个小孔，放映机就是通过这些孔洞将影像射到前方的幕布上。放电影时，黑暗中从后墙的放映孔到前方的幕布之间有一道光柱。有的学生用弹皮弓往上射子弹，当子弹穿越或回落在这道光柱里的时候，子弹会是一个亮点，好似夜空中的信号弹。于是我们其他学生见了，都无心再看影片，也纷纷掏出各自的弹皮弓，朝上射子弹闹着玩，弄得放映厅的上空子弹横飞，不断出现闪耀的星星点点。控江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发现情况后，就赶来制止我们的不良行为。
从十月一日起，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新上映了一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纪录片《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片中记录了1964年、1965 年和1966年里我国三次核试验的过程。
这部片子对我们的吸引力较大，我很喜欢看，看过好几遍。当时对片子里的许多镜头都记得清清楚楚，比如原子弹爆炸前，指挥员读秒倒计时：“10、9、8、7、6、5、4、3、2、1(念吆)，起爆！”比如现场有个军人，在欢呼爆炸成功时跳起来后滑了一跤。
前文已提到，控江文化馆座落在控江路、宁国北路十字路口的东南角上。从文化馆的门面、围墙到周边的马路之间，是一块约二百平方米的空地，形成了一个小广场，地面上铺着人行道用的那种方砖。
在十月份金秋送爽的日子里，广场上有来控江文化馆看电影的；有来闲逛看热闹的；有来聚在一起议论时局的，只要有两三个人凑在一起交谈，立即就会围上一圈人进行旁听，到处都是这样一堆一堆的人群（八十年代末证券公司门口的景象与之极为相似，只是谈论的话题不同）。一些外地来上海大串连的红卫兵也夹杂其中，有的还寻找与本地人交流的机会。广场上熙熙攘攘，人气很旺。
这时我们只是上午到学校去一下，一天里有大把的时间到这里来凑热闹。有时等待着抢传单的机会，有时遇到控江文化馆放免费场电影，我都不会错过，赶紧去排队领票，然后与众人一起涌进场内，把之前看过的某一部纪录片再重新看一遍。
广场的上空不时回响着从高音喇叭里播放出来的斗志昂扬的革命歌曲，也有人到这里来撒传单，搞演讲。广场上还经常有中学里的红卫兵小将来这里拉开场子进行文艺宣传演出。好象有一句话是说，革命，是人民群众盛大的节日。
8月19日，全市有百万之众在人民广场冒雨集会，庆祝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会后，上海大中学校的学生仿效北京普遍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初期的红卫兵组织以学校为单位，自由结合，林林总总，杂乱无章，最多时达到5340多个，全部都是临时性的。
到了九月中旬，上海成立了一个号称全市统一的、正规的红卫兵组织，叫“上海市红卫兵”，中学生属于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大学生属于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上海市红卫兵”的袖章是用红布条缝成圈套，上面的字是金黄色的，上一排三个小字“上海市”；下一排三个大字“红衛兵”(取毛主席的手书体)。
这个叫“上海市红卫兵”的全市性组织带有明显的官方背景，包含着当局想要以此来掌控局势的企图心之一。因为这时的学生都急着要到外地去参加大串连，所以也不去多想，就接受了这个组织，权当是官方给他们进行大串连提供了一种特定的身份证明。
随着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两个多月后这个“上海市红卫兵”就被批判是“老保”组织（即保皇派），进而遭到了广大学生的唾弃，倾刻间就土崩瓦解了。
看街头文艺演出
回过头再来说红卫兵文艺宣传的事。这时经常来控江文化馆前小广场上进行文艺宣传活动的，有多所中学的红卫兵，名称大致上都叫“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些中学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年龄虽然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却是一脸的对革命的热忱和虔诚。我流连忘返地看过他们好几场文艺演出，听他们唱《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红日在我们面前升起，灿烂的光辉照红了大地，伟大的领袖，敬爱的毛主席，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听他们唱《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

听他们唱《红卫兵之歌》：
红卫兵，红卫兵，文化革命当尖兵，紧紧跟着毛主席，风里浪里向前进。……
听他们唱《红卫兵战歌》：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刀山火海都敢闯。……
还有男女声表演唱《歌唱十六条》等，在所有看过的节目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
其一，演唱毛主席语录歌是每个宣传队必定要表演的最时尚的节目，其中在唱《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首语录歌时，最为感人。
场景是：男女队员们分别站成两排，先由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走到队伍的前面，她梳着两支短辫，精神抖擞的样子。然后露出一口洁白的细牙，神情激昂地朗诵道：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对我们革命青年寄予无限的希望，他说：
紧接着由队员们饱含热情地齐声高唱：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重复一句）。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等我自己成长到青年时期，回想起当年激动人心的这一幕，仍然能体会到一种青春的豪情万丈和巨大感召力。
其二，歌舞表演《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场景是：有八个女队员，都穿着绿色的军便装，其中有几个姑娘因为身材瘦削，使穿的衣服看上去有些肥大。她们的小蛮腰上都扎着一根皮带，愈加显得英姿飒爽。她们一面欢快豪迈地唱着歌；一面神采飞扬地舞蹈着：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无边的旗海红似火，战斗的歌声响入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啊哈嗬——，啊哈嗬——。……
旋律优美的歌曲被姑娘们百灵鸟般的嗓音唱得无比动听，而舞蹈动作的设计则体现了蒙古族的豪放风格。最精采的舞姿是当唱歌唱到“啊哈嗬——，啊哈嗬——”时，与之配合的舞蹈动作是这样的：女队员们两腿一前一后迈成弓步；双手插在腰间，左右肩胛一上一下、一前一后地有节奏地颤动着，把少女们的柔美和喜悦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这段经典的舞姿，我曾从不同的角度欣赏过，感受非常深。
关于《毛主席语录》
在十月份里，同社会上其他单位一样，我们学校的每个师生也都领到了一本《毛主席语录》。期盼已久的愿望终于实现，当我们手捧崭新的《毛主席语录》，并且确定已经拥有了它，心里都有一种惊喜。
这本《毛主席语录》为64开本，底页上注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内部发行/1966年9月(上海)(无定价)
封面、封底均为白色，面子上复合着一层透明的塑料薄膜。封面上方有一长条红色的色块，色块内印有“毛主席语录”五个字；封面下方有一行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书外红色的塑料护套是一个月后才配发下来的)。
翻开封面后，依次是扉页、书名页、毛主席像、林彪手书的题词、前言(署名是：总政治部/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及目录、正文。
这本《语录》使用了不到半年，根据形势的变化，我们就更换了一本新版的《毛主席语录》。
新版的《语录》底页上的注明与上次相比有所变化：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上海市红卫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1967年1月(上海)/定价：0.45元
新版《语录》最重要的更改是“前言”改为“再版前言”，署名是：林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另外，正文部分也有两处更正，一是270页上第二十四节的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二是208页上原有的“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等六十一个字被删除。
两年后我们又更换了一本新版的《毛主席语录》，此书将毛主席语录与毛主席的五篇著作（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及毛主席诗词合订为一册，开本也缩小到原来的一半（128开）。
底页上注有：
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1969年2月第1版/每册：0.40元
在这本新样式的《毛主席语录》里，林彪的手书题词是重新写的。原来《语录》上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新的题词在后面加上了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毛主席语录》在当时又被称为红宝书，有的外国人称它为小红书。九一三事件之后，至一九七一年年底，《毛主席语录》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完全退场，成为了一种历史的资料。当时我父亲把家里所有的《毛主席语录》里的林彪题词和“再版前言”都一一撕掉，我对这种做法非常不满，使我收藏的资料因为这种损坏而变得残缺不全。
再说当年我们有了第一本《毛主席语录》后，按照学校的规定，每天上学都必须随身携带。进入教室座位后，首先得把《毛主席语录》放在课桌上，双人座位坐左边的同学放在桌子的左上角；坐右边的放在右上角。
《毛主席语录》成为我们在学校里经常要学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填补了我们教科书的空缺。时间一长，我们不但能背诵出许多段语录，而且连哪些语录在哪些页上都能记得。比如老师说：请把《语录》翻到第11页。我们不用翻书，马上就知道要学哪一段语录并把它背诵出来：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关于毛主席像章
十月份，佩戴毛主席像章开始盛行。我们这里最早出现的毛主席像章是商店里出售的两款，都是上海徽章厂出品的。一种是铝合金质地，圆形，面积比壹分硬币还小，上面有浮雕式毛主席侧面头像，大概是卖五分钱一枚；一种是红色塑料边框与透明的有机玻璃芯子相嵌，中间夹着纸质的毛主席像，圆形，面积与贰分硬币差不多，好象是卖两分钱。
这种由店里出售的毛主席像章很快就不稀奇了，许多种由其它各个单位订做的，非商品流通的徽章，开始陆续问世，吸引了人们的追求，也使佩戴徽章的风气日盛。
我比较领先地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第二天在上学的路上，走到凤城路、本溪路口的时候，突然冲上来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小孩，当胸用手一抓，就把我别着的像章给抢走了。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往左边的凤城一村里逃得无影无踪，只得自认倒霉。
过了几天，与我经常在一起玩的邻居宋同学，挑动我与他一起也去干抢徽章的勾当。我答应了，于是两人经过商量，把抢劫的地点选在控江路、宁国北路西南角的楼房居民区里。
某晚，吃了晚饭后，等到七点多钟，我与宋就趁黑出动，来到预定地点，埋伏在昏黄的路灯照不到的楼房阴暗角落里，伺机作案。一般路人瞧见我俩，还以为我们是小朋友在玩“白相猫猫”(捉迷藏)的游戏，不会想到我们是两个小歹徒。
我们所要抢劫的对象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年龄与我们相仿或小些；二是当然要戴徽章的。除了对象外，抢劫的时机也很重要，如行人较多，人来人往的，肯定难以下手。
熬了多时，终于等到一个佩戴徽章，独自行走，且与我们差不多大的小姑娘。宋同学早已等得不耐烦，马上就迅猛地冲了上去，抢她的徽章。那个小姑娘惊慌地闪了一下身子，使宋没有抓住目标，只是把小姑娘给撞了一下。只听得她尖叫一声就跑掉了，我被那女的的一声尖叫吓了一跳，与宋一起也迅速逃离了现场。我们这次作案没有得手，属于“犯罪末遂”，也可以说是“犯罪中止”，后来我们不再干这种事。
当时徽章的概念包含有两个类别，一类是毛主席像章；一类是没有毛主席像的纪念章。比如“上海一大会址”、“南湖”、“韶山”、“井岗山”、“遵义”、“雨花台”等；又比如后来出品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安亭风暴半周年”等，上面都没有毛主席像，属于纪念章范畴。因此，“徽章”的概念比“毛主席像章”的概念大，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当盛行佩戴毛主席像章时，在上海最早受人追捧的毛主席像章，是一种与伍分硬币差不多大小的像章。金黄色的浮雕侧面头像，周围是红色的光芒，铝合金材质，做工也很好。这款像章的特别之处在于，中间微微凸出，使头像更具立体感。谁佩戴了这枚毛主席像章都会挺着胸脯，觉得格外的神气，我当时非常想得到它。
这时候的国人把相当一部分的聪明才智和人力、物力都用在了制作徽章上，使得徽章的品种和数量迅速猛增，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又随着全国大串连的人员流动，把各个地方产的徽章错综复杂地传布开来。
这时，我父亲对徽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财力来搜集各种各样的徽章，乐此不疲。他路道较粗，许多本地新出炉的徽章，他总能在第一时间弄到手。
在我父亲弄回来的徽章里，某些品种有相同的数枚，这些重复的徽章就被他用来进行交际、交换或馈赠亲朋好友。
新的徽章闪闪发亮，都是装在一个个白色的小纸袋里。某个晚上，我父亲又在灯下整理新弄来的徽章。其中有一枚徽章被碰落到了地上，我趁他没察觉，就偷偷地捡起来，据为己有。
这枚徽章做工很精致，图案的上方是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国旗；中间是双方的握手；下方是一行字“中阿友谊万岁”。徽章的背面铸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赠”的字样。
我有了这枚徽章后，非常高兴，把它别在棉袄上，外面有罩衫掩盖着，我以为不会被发现。谁知没过几天，早上一觉醒来，穿衣服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别在棉祆上的那枚徽章已不见了。我想肯定是在我睡觉的时候，被父亲发现了我私藏徽章的秘密，就把它收缴了。这个过程也算是一场家庭内部的暗战吧。
因佩戴徽章的热潮而引起的制造徽章的热潮，使得徽章的品种层出不穷。仅从徽章的形状上来说就有圆形、方形、横的长方形、竖的长方形、五角形、棱形及多边形等。至于徽章的图案设计，则根据形势的需要不断创新。
比如有反映革命历程的毛主席像章系列（即像章的图案，上方是毛主席头像；下方配一个遵义或延安等地的标志图）。这类像章系列还分为“三历程”和“五历程”等等。
又比如有表现以“大海航行靠舵手”为主题的毛主席像章，因为同一主题有许多种设计图案，从而形成了一个类别。这类像章在交换场合里被简称为“大海”。
再比如一九六七年八月，解放军里的李文忠等三人为救红卫兵而牺牲。李文忠的一段话也因此被宣传开来：
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于是又有一批以“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为主题的毛主席像章产生，并形成一个新的类别。这类像章在交换场合里被简称为“大招手”。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宣传画创作出来。后来全国各地的一些广场和大学校园里的毛主席塑像，基本上都是依据“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理念来设计造型的。
在品种繁多的徽章里，一段时间会有若干种徽章成为热门。至于热门的徽章是怎样形成的很难说清楚，领导人的示范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比如林副主席佩戴的像章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面的主体是五角形，中间有毛主席头像；下面的附件是横的长条状，写有“为人民服务”字样。解放军军人大多仿效副统帅的喜好，也戴这种像章。
比如周总理佩戴的就是那枚著名的“为人民服务”像章。以“为人民服务”为主题设计的像章很多，也形成了一个像章的类别。由于制作单位良莠不齐，有精心制作的，也有粗制滥造的，周总理戴的这枚应该是属于制作精良的。
虽然市面上有大量的徽章在流传，但它的绝大部分不是以专门生产徽章的单位名义制作的，因此也不是由市场来销售的，而是由徽章名义上的制作单位(即徽章的订做方)通过单位和个人进行买卖或赠送。只有极少数的徽章是放在商店的柜台里销售，销售的成绩可能是两极分化，不受欢迎的徽章无人问津；受欢迎的则供不应求。（注：数年以后盛行的年历片，与当年徽章的流通方式极为相似，如出一辙。）
面对越来越多大量出现的徽章，佩戴它反而成了次要的，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对徽章的收集、收藏上。因此，民间的徽章交换场所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调徽章”
在杨浦区里，靠近我们家的一个徽章交换场所，在控江路、双阳路处的杨浦公园大门口前的空地上。这里经常聚集着很多人，有大人，有小孩，也有来沪大串连的外地人。三五个人围成一堆，商谈着交换徽章的事。
我到这里去看过几次，来交换徽章的人，或把徽章别在胸前，或别在围巾上，或别在布包里，或装在纸盒里等等。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年轻人，穿一件蓝色的棉大衣，双手笼在袖管里，似乎并不起眼。但当他把大衣的左边衣襟朝外一翻，乖乖，他的大衣里面从上到下，琳琅满目地别着二三十枚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徽章，金光闪闪，足以令人惊叹。
当时我们在口语上把交换徽章说成是“调徽章”。后来我听人说在北站(上海火车站)有个更大的“调徽章”的地方，就很想到那里去走一遭。终于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寒冬腊月的一天，我与另外两个同学一起，离家前往北站。
我们先沿控江路走了几站路，然后乘61路公交车，乘足五分钱车票的路程，到了海宁路终点站。经过数次问路，拐了几个弯，我们很快就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远远看见前面一个路口（即天目东路、宝山路口）的西北角上聚集着很多人，从人行道漫延到马路边的上街沿，比我们那里“调徽章”的场面规模大多了。人行道内侧的围墙上，是一排贴大字报和大标语的宣传栏。
我们到了这里后，马上就融入了“调徽章”的人群中。人们都三三两两地围在一起，议论着调徽章的事，或者是来凑热闹的。有的人四处展示自己的徽章，忙着物色交换的对象；有的人看来看去，不急于寻找交换的目标。
来参加“调徽章”的人一般都对行情有个大致的了解，我去的时候有一种叫“宫灯”的徽章正在热头上。所谓“宫灯”的徽章，尺寸不大，仅15×15毫米，棱形，图案也很简单:一个红灯笼，灯笼上有“毛主席万岁”字样。因为灯笼的吊杆和垂穗及周边的色彩有好几种搭配，所以这种徽章有三四个版本，但都是浙江产的。
我把好不容易收罗来的四五枚徽章（具体的来路已忘记了）别在一块绢头（手帕）上，到了北站“调徽章”的地方后，就拉开绢头，把徽章展示给别人看，以寻求交换的机会。
经过与多人洽谈末果后，我终于与一个身穿黑棉祆、头戴绿军帽的外地青年做成了一笔交易:我用一枚“宫灯”徽章交换他的一枚“原子弹爆炸”徽章（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我国又进行了一次核试验。这枚徽章就是在此背景下制造出来的，徽章呈横的长方形，尺寸为18×30毫米，正面图案上有毛主席头像和核爆炸图形。背面铸有“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字样。这类徽章也有好几种图案设计，“调徽章”时人们都把它称作“原子弹爆炸”）。
回来后，有人说我这次“调徽章”调得合算；有人说不合算。我想，不管怎样，我总归是参与了历史。
后来，我父亲叫我大伯做了两个玻璃镜框，把收集到的徽章一个挨一个地排满在里面，看上去很美。尺寸稍大（直径在五六厘米以上）的毛主席像章则放在一个定制的硬纸盒里（该纸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机械部敬制”的），盒子里上下有五个隔层，每个隔层都垫着海绵，像章就躺在海绵上。硬纸盒的外表红彤彤的，掀开盒盖，盖子的内页上印有林副主席的手书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九一三”事件以后，我父亲又在此处林彪的名字上划了好几个大“×”。
岁月流逝，我父亲当初收集到的徽章也时有散失。最后尘埃落定，尚留下了一百五十多枚，保存到如今。
从一九六六年十月兴起的佩戴毛主席像章的热潮，到一九六九年达到最高峰，据有人统计，这一年的总平均佩戴率为94﹪。到一九七0年降为72﹪，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后，进入一九七二年，社会大众基本上都不戴毛主席像章了。现在的有些电视剧里，七三年、七四年，甚至七五年、七六年的人物还个个胸前都戴着毛主席像章，这明显是把道具弄错了。
父亲和他的同事
十二月里，我父亲在北京的一个同事到上海来出差，临走的那天晚上在我家留宿过夜。因为要赶火车，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钟他们就起床了。我被他们的声响弄醒了，在朦胧中听他们说着话。
我父亲把收集到的徽章取出来，让他的这位同事挑选几枚，留作纪念。他俩边看徽章边议论着，其中我父亲介绍一枚徽章（杭州产的）说，这枚徽章的设计颇为巧妙。该徽章的图案上方是毛主席侧面头像；下方是由白色的“41”两个数字组成的轮船船体，寓意四十一名印尼华侨，冲破阻力，乘船回到祖国这一事件（事件的背景是一九六五年，在印尼“九三0事件”中，苏哈托、纳苏蒂安翻盘得手后，一方面大肆镇压共产党；一方面掀起迫害华侨的浪潮）。徽章的背面铸有“海外传来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凯歌”字样。
我父亲的这位北京同事回去以后两个月不到就自杀身亡了。据说是因为有人贴大字报揭发他有生活问题，而单位的领导又处理不当，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形势包裹下，全国多如牛毛的各个单位里上演的大都是与革命无关的个人恩怨的恶斗。而生活作风问题，无疑是恶斗双方攻防的重要策略和最具杀伤力的利器。
这位逝去的同事曾留过一张他儿子的照片给我父亲，这张在北京一家照相馆拍的照片后来一直夹在我家的一本老的照相薄里。照片上的英俊男孩当年只有八岁，他微笑着的面容，使我们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时都有一份痛惜。
我家里的这本老的照相薄，尺幅如现在的A4纸大小，横翻页，面子上包裹着白底黑色花纹的织绵缎。黑色硬卡纸的内页上，照片都对角插在烫金的三角形纸贴里。照片都是黑白的，底片则放在另外一个盒子里，有两张底片还是玻璃做的。
照相薄里的照片大部分都是我父亲的，其中有许多是他到外地出差抽空游览名胜时拍摄的照片，如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在北海公园的九龙壁前；在颐和园的昆明湖畔；在广州的黄花岗；在杭州的灵隐寺，等等。
照相薄里有一张照片是他与五个同事在办公室里拍摄的：前排三个人坐着；后排三个人站着。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张照片有了异样，我父亲已把照片上后排最右边的那个人的脸用钢笔涂得一团漆黑。因为政治的原因而把合影照片上的某个人物的脸涂抹掉，是当时人们最常用的一种处理手法。
关于毛主席语录歌
在十月份里，唱毛主席语录歌也开始流行。从九月底至十一月底的两个月里，毛主席语录歌上市的具体日程如下：
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以《亿万人民齐欢唱 毛泽东思想永远放光芒》为题，首次刊登了十首毛主席语录歌：
1.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2.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3.我们应当相信群众……
4.我们的教育方针…
5.工作就是斗争……
6.什么人是革命派；……
7.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8.分清敌我……
9.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0.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四首语录歌：
1.造反有理
2.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3.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4.决不能让它自由泛滥
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再发表九首语录歌：(略)
十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最后发表九首语录歌：
1.永远学习老三篇(根据林副主席的一段指示谱的曲)
2.完全彻底为人民
3.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4.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5.(略)
6.(略)
7.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8.(略)
9.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毛主席语录》第一页上的第一段语录，也是我们学唱的第一首语录歌。这首歌的唱法是，把上述歌词反复唱两遍，在前一遍与后一遍的间隔要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这首语录歌的语录在《毛主席语录》第七页上，是我们唱得最多的语录歌之一。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这首语录歌的语录没有收入《毛主席语录》里，后来上海最早、最大的造反队(即工总司)几乎把这首语录歌当成了他们的队歌，“兴无灭资”、“造反有理”的口号也被所有的造反派奉为圭臬。十几年后，江青在被判刑时所高呼的口号仍然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这首语录歌在各路人马聚会，或广大群众集会等场合下，唱得最多。
毛主席语录歌问世后，从十月一日开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就在790、990千赫播送和教唱为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每天播四次。
教唱毛主席语录歌也成了学校给我们举办政冶活动的内容之一。语录歌很好学，一学就会，即使是到了四十多年后的现在，我仍然大部分语录歌都会唱。
一九九九年播放的反腐电视剧《抉择》，片头歌曲就是采用了一首毛主席语录歌，我听到后深有感触：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语录歌大多是劫夫(李劫夫)作的曲，有人说是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也有人把它说得一钱不值。
李劫夫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病逝。一九七九年，辽宁省纪委曾对李劫夫问题作出如下批复：
省委认为，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问题可不再提及。
这个时候的辽宁是任仲夷当道，以上给李劫夫的结论后来是否有更改，不详。
大串连
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
（1）高等学校学生都可以来北京参观，教职工可按每五十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中等学校由于人数很多，所以只能按每十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教职工按每一百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每批来京逗留的时间定为四天。
（2）外地革命师生应该分期分批来京，来京的人数和时间，应按中央的统一计划，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本地区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以及城乡分布的不同情况，通盘筹划，妥善安排。
……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
这个《通知》一出，局面马上失控，秩序大乱。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根本无法做到《通知》所说的“选派代表”、“分期分批”，更谈不上什么“统一计划”、“通盘筹划”，全国性的大串连狂潮由此掀起。学校里的大学生、中学生闻讯后几乎都跑掉了，或到北京去；或到韶山、井岗山等地去，风尘仆仆，纵横千里。免费搭车、乘船，还免费食宿，一方面进行所谓的革命大串连；一方面顺便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因为我们人小，尚不能参加到这个历史的进程中，但我们对于到外地去大串连真是羡慕得不行，内心一直在蠢蠢愚动，甚至在一起讨论过怎样才能混进火车站，搭火车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转眼到了十月下旬，天气渐渐转凉，皮肤开始发紧。有一天，得到一个消息说，我们小学生如果在市内宣传毛泽东思想，那么乘公交车可以不用买票。我们听了很高兴，心想，既然外地去不了，那么在市内免费乘车逛一下，玩一玩，也很不错。
于是我与几个同学立即行动起来，按照传说中的要求，用硬板纸剪了几块豆腐干大小的牌子，上面贴一张红纸头，再用毛笔在上面歪歪斜斜地写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字样，胸牌就算做好了。
吃好晚饭后，我们迫不及待地赶到学校去，找值班的老师在胸牌上加盖学校的公章。那个女老师开始不答应，我们几个学生就围在她的身边赖着不走，磨蹭了一会，她终于给我们盖了图章。
我们兴奋地离开了学校，决定马上就去尝试一下，看看效果如何。我们商量后，打算今晚先去乘一下有轨电车玩玩。
我们先到宁国北路去乘60路公共汽车，卖票员看见我们几个小人胸前都别着红彤彤的“宣传队”的牌子，果然没要我们买票。我们心中暗喜，一路安然抵达松潘路终点站。随即走到杨树浦路上，不一会儿就如愿以尝地坐上了8路有轨电车，当然也是不用买票的。（注：8路有轨电车于1972年4月25日停驶，改行28路无轨电车。）
有轨电车的车顶上只有一根“小辫子”，座位是沿车厢两边面对面相向而坐。有轨电车的车速不是很快，鸣笛的声音是悦耳的“叮叮、当当”声。
我们乘车一路西去，在卖票员的指点下，我们于“三角地”路口的这个站头下了车，然后从前面的一条直道朝南走。
我们很快就走到了一座体积庞大的高楼(即上海大厦)的脚下，并且看到了左前方的一座桥，据说这就是著名的外白渡桥。路灯不是很亮，夜幕下的外白渡桥弓着它黑黝黝的身架。我们走到桥边，凭栏向黄浦江眺望，江风阵阵，吹动少年的心。
呆了一会后，我们循原路返回。
第二天是礼拜天，经过昨晚的预演，我们信心大增。今天就要正式外出活动，早上七时许，父亲还没有起床，我来到他的床头，对他说:我要到上海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了，还说乘车是不要钱的。他听了以后，就从放在枕头底下的钱包里摸出一张票面墨绿色、图案是火车头的贰角钱纸币给我，算作是我的活动经费，还给了我几两粮票。
我与同楼的王同学、钱同学等三人各自的口袋里都揣上一本《毛主席语录》，胸前都别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标志牌，然后就气昂昂地离家出发了。
先乘60路车到长阳路，再转乘22路无轨电车。
上了22路车后我们就开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所谓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唱毛主席语录歌，或者朗诵毛主席语录。以唱为主，这可是我们的拿手好戏，这个时候我们已学会了十几首语录歌，于是就把这些歌曲一一唱来，放开喉咙地唱。
礼拜天的早上乘车的人不是很多，我们几个都坐在前后车厢连接处的“香蕉”位子上，这样宣传起来前后车厢的乘客都能听到。
车子行驶途中，大概是在虹口区的海门路这一站，又上来一支宣传队，也是几个与我们年纪差不多大的男小人。这下好了，当他们唱歌的时候，我们就歇一下；他们不唱的时候，我们就接着唱。一时间，车厢里歌声嘹亮，此起彼伏，当时乘在车上的大人们对此现象作何感想，不得而知，无从知晓。
到了22路公交车外滩的终点站，我们就下车了。然后在外滩的马路边、街道上漫无目的地闲逛，充满好奇地东张西望。
这天的天气不佳，阴沉沉的，黄浦江上偶而传来的汽笛声如乌咽般悲鸣。天空灰朦朦的，从外滩的高楼大厦上偶尔飘洒下来的传单，看上去真的像是雪片一样在空中漫舞。我后来一想到这天的天气，心里就会产生出一种历史的沉重感。
当传单飘落下来的时候，路面上已有许多路人在等着接单，我们这时抢传单的劲头又上来了，也趁机去抢到了几张。从六七月份开始，传单上一些经常出现的市领导的人名渐渐地被我记住。先是杨永直、常溪萍等；后是杨西光、石西民等；再后来是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等，这些人先后都成了被人穷追猛打的批判对象，使我一看到他们的名字就有一种揪心的感觉。（注：陈丕显于1975年“解放”，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曹荻秋于1976年3月29日病逝，1978年4月28日平反。）
从外滩的马路到黄浦江边之间的空地里，停放着许多各种各样的车辆。天上下起了阵雨，我等就逃到停在这里的一辆带遮篷的卡车后车厢上去躲雨。接着有两个外地来沪大串连的红卫兵也爬了上来，他们戴在左臂上的红袖章比我们本地的要宽出三分之一。
他俩的年龄约十五六岁，我们之间就开始搭话闲聊起来。他们说是从江西那边过来的；他们说他们还有很多同伴；他们说打算过两天就赶到北京去，等等。
我注意到其中一人胸前别着的毛主席像章很不错，我从没见过，经仔细察看，该像章的材质是黄铜的。我便缠着他要与他交换各自佩戴的毛主席像章，他见我戴的像章实在太差，死活不肯换。
雨很快就停了，我们也都离开了卡车的后车厢。
22路公交车的终点站一头在我们杨浦区的长阳路、隆昌路上；一头在外滩的广东路处（离东风饭店不远）。从广东路往北上去的一条横马路（东西走向）解放前叫四马路，解放后叫福州路。中午时分，我们就从外滩的这个路口往西走进去。
在一家大饭店（即杏花楼）的马路斜对面有一条小路，小路的右边搭着一排简棚陋屋的饮食店、点心铺和大饼摊，热气腾腾，生意很红火。当我们走到这个路口时，见此情形，就弯了进去，在某个店铺里把午餐给解决了。吃的是什么东西已经忘记了，只花了一角几分钱。
中饭吃好后，我们继续前行，沿福州路西去，一直走到了西头的人民广场。
广场的边上有一排石墩子（钢筋水泥的桩子），每个石墩子之间都牵连着铁链条。我们在石墩子上坐了一会，望着眼前的这条马路（即西藏路），人来车往的，比刚才走过的那条马路（福州路）热闹了些。
不远处的马路边有一个公交车站，树立着多面站牌，我在其中的一块站牌上看见其中有一个站头的站名叫“大世界”。这时，真正的“大世界”招牌早已在八月二十三日那天被“破四旧”的人们用绳子拉倒了，而站牌上的“大世界”站名却还没有来得及更换掉。
八月二十五日的《人民日报》有一篇关于上海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在具有50年历史的上海最大的游乐场所——“大世界”，职工们和红卫兵一起，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拉下了几米高的“大世界”这块旧招牌。解放前，在“大世界”这块罪恶的招牌下面，上海的大资本家、大流氓不知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不知腐蚀了多少人的灵魂。今天（二十三日），当职工们把最后一个“界”字拉下地的时候，在马路上，在附近大楼的窗口里，在路过的公共汽车中，数千革命群众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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