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木匠我的小学生活片段

tuffy05

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

进小学读书已经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回忆已经斑驳不清，宛如老得掉了牙的黑白老电影……

我的小学

我的小学在很早以前就撤销了，它的校名是：虹口区欧阳路第三民办小学。

为了应付1949年以后的生育高峰，上海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组建了一大批民办小学。我们家住的那个地区原来是日本人的地盘，日本人修建了设施完整的学校，国民小学、女子高中，都有宽敞的教学楼，附带有游泳池。1949年后把这些日本人学校都改成了工厂，在附近建了很多的“新村”。到了新村里生育高峰年份出生的人要入学了，才想起来要办学校。结果就是大办民办小学，一个居委会一个，所以从欧一民办一直到欧五民办。

我们欧三民办小学，办在祥德路（由山阴路延伸到沙泾港的一条小路）的财经学院宿舍里，门牌是祥德路274弄。

这是一个1950年代初建设的教工宿舍区，原来的苏联专家几栋房子是两层的连排小洋房式样，是教授住的。后来的一些教授就住在3层的楼房里，而校工只好住在河边的一些平房宿舍里。

这个宿舍规划的时候很大方，留有很多的空地。我们学校就借用了这个宿舍原来的集体食堂和浴室的一排平房，还在河滩边上搭了个大草棚当教室。这个小学连个大门都没有，大概是我2、3年级的时候才开始用竹篱笆把小得可怜的校区围起来，有了一个篱笆校门，草棚教室也拆了，建了一个砖木结构一层的教室。学校里连操场也没有，就在河边一块空地上做操开会。下课时大家就跑到河边去玩，翻过河堤到泥滩上翻找东西。这条沙泾港又黑又臭，不知为什么印象里有好几次看到河面上漂过的死尸，而且都是小孩或婴儿的。

学校规模很小，每个年级只有两个40人左右的班级。教师大概也只有十几位吧，主要都是里弄动员出来的家庭妇女，还有几个“社会青年”——中学毕业或肄业后找不到工作的青年——当体育老师音乐老师。

完全忘记了这个学校的校长叫什么，只记得我的第一位班主任是魏冠芳老师，最后一位班主任是朱乔老师。其他老师里有印象的，只有徐传宏老师，忘记他是教什么的了，反正是他组织我去参加一个文艺节目，给了我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机会。

在我毕业的那年1969年，这个学校就撤销了，余下的学生都归并到江湾路小学。欧阳街道其他的民办小学也陆续撤销，现在大概已经没有人知道上海曾经有这么多的民办弄堂小学了。

二、入学

为什么要读一个民办小学？说起来都是我老爸的偏执。老爸一直强调到了7岁必须入学，我二哥是1953年12月出生的，应该是在1961年进小学，可是老爸想方设法把他塞进了1960年的那个班级，结果就是他1969年毕业“一片红”只好去江西插队落户了。如果晚一年，他就是1970届中学毕业，按照我家条件，已有两个下乡的，他就肯定能留上海进工矿了。

我是1956年9月的，应该是划到1964年进小学。可是老爸一定要我当年入学，公办学校找不到，他就找到这个民办小学塞我进去。当然老爸也是咬咬牙的，民办小学要收学费，好像一个学期十几块钱吧——交学费都是家长，没有经过手。实际上到了1964年我家的那个小区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凡是适龄的小孩一律都进了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那是一个五年制的重点小学，我还是会不耽误的在1969年小学毕业。

开学的那天，父母都去上班了，叫我大哥带我到学校去，我大哥读的祥德路小学，和我们学校就隔一条祥德路。大哥自己要上学，急匆匆的把我带到河边的一个大草棚外，自己就走了。

我从小很内向，见生人会害羞，要下很大的决心才敢自己出门一次，哪怕只是去为家里打一瓶酱油，如果能折换为在家里洗地板，我会情愿留在家里的。那天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看见草棚里老师已经在给同学们讲话，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就一直在门口站了一上午。中午大哥过来把我带回家。第二天母亲请了假，把我送进这个草棚教室，终于算是完成了入学。

学校离我家很近，从家里出去，走一条小路——那个地方当时还有几块农田，就可以到祥德路小学门口，再穿过祥德路进274弄就行。大概只要10分钟不到。因此第二天以后都是我自己走来走去。

魏老师是个瘦瘦的、看上去很严厉的中年妇女，实际上她从不发火，对学生总是很耐心。我第一天出的洋相使她注意到我，总是想着招呼我，这样我很快就适应了学校的生活。

三、读书

在进小学以前，哥哥姐姐已经教我识了不少字，就是拼音字母没有教我。进了小学，先是拼音字母的学习有点吃力，后来很快就一切顺利，在班级里算是成绩比较好的。

在自己的印象里，算术成绩好于语文，可是这几天发现妈妈保存的我的小学二、三年级的“学校家庭联系册”，才发现自己的印象完全错误：算术一直是4分或良好，语文里的阅读、后来的作文才一直保持5分或优秀，而写字从二年级的4分到三年级只有“及格”。

阅读成绩好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我们的老师普通话都比较差，朗读课文有时要卡壳，所以有时会布置我们几个普通话好一点的同学先预习，然后在班级里朗读新课文。

写字差是我一贯的毛病，写字没有耐心，只想快点写好。没有把字架子拉好就企图连笔写快，字迹歪歪扭扭，一手蟹爬字。后来是在中学里死练过一阵钢笔字帖，字架子才有点像样。

三年级开始“轰轰烈烈”来了，停了一段时间的课，再到学校“复课闹革命”，原来的教材都不用了。新出的教材都是尽可能结合生产实践的，使得原来程度就不高的老师们很吃力。当时我们是班主任一个人上所有主课的，记得五年级的时候，算术课里是有关齿轮传动的计算，班主任朱乔老师在讲解例题的时候就搞错了，以为同一根轴的转速也要按照齿轮数目不同来计算，我觉得同轴应该转速一样，结果她改作业的时候就判我做错了。我不服，特意用火柴和火柴盒做了一个大小齿轮的模型，演示给朱老师看，同一轴上大小两个齿轮转速是一样的。朱老师还是不愿意接受。从此我就对于老师缺乏了专业上的敬畏，觉得自己不会比老师差到哪里去。



  

  

  

  

tuffy05

四、少先队和红小兵

不知道为什么，我2年级没有能够顺利的第一批加入少先队，是到了2年级下才第二批戴上的红领巾，在当时觉得是很丢脸的一件事。

入队晚，所以也当不了中队长，只戴上一个一条杠的臂章。在我们家，二姐和大哥都是一入队戴三条杠的优秀学生，相比之下，我是比较落后了。

可是奇怪的是，到了文革复课闹革命阶段，学校里开始组建红小兵，不知为什么我被推出来当了红小兵的头目。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母亲是在**资反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5、6月间刘邓控制的文革领导小组秘密部署各地党委“抛黑材料”，有意向党员群众泄露本单位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的档案，布置党员群众以群众斗争方式批斗抄家，后来被**制止，称之为资反路线）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叛徒”，家里大字报封门。后来资反路线受批判，家里的大字报黑标语才被撒掉。

现在想来，当时我们学校里原来的少先队头目家庭出身等问题比我家还严重吧，毕竟我们这个学校招生的欧三地区居民主体是职员家庭（职员包括了非党科级以下干部以及教科文卫的专业人员），工人家庭出身的不多，而且在班级里一直因成绩、纪律太差，是问题学生。这样在工宣队来以前，夺取了学校领导权的几个老师挑来挑去，觉得我这个人比较老实，另外能够上台说话，所以才找了我当这个差。

我性格内向，可是当面对人数比较多的不特定对象讲话很自然，不会紧张。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从幼儿园里开始，老师就经常叫我给全班同学讲故事，我就把从哥哥姐姐那里贩卖来的故事再说一遍。在小学里也经常这样。有的时候魏老师在开班会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好讲了，就会点名叫我上去给大家讲个故事，我没有准备的上去，总能够讲上个几十分钟。这个特点使得徐传宏老师在我二年级下的时候，来找我排练一个“三句半”，好像是讲越南抗美事迹的，去乍浦路的虹口区文化馆登台演出。1965年批三家村的时候，学校也安排我在全校大会发言。

当了学校的红小兵头目，好像还不叫团长，但是自动成为“红小兵欧阳军分区”的常委，经常要到军分区开会，结识了一些外校的同学。印象里组织过军分区的学习**思想积极分子大会——只记得大会那天暴雨倾盆，浑身湿透的坐在主席台上，靠着主席台桌布的遮挡，脱了鞋袜晾脚丫子。军分区还组织过一次和欧阳学区全体教师一起进行的“抗大式学习班”，实际上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一次总结大会，但自己的印象里只有第一次参加集体住宿的兴奋感觉。

还组织过无数次的游行，一有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晚上也得吆喝同学敲锣打鼓的到区革会去“报喜”。有一次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发表了，我召集了一批同学到我家集合，要出发去报喜，出门前下起了暴雨，只好暂时躲在家里避雨。雨小的时候，有个女生突然说不去了，我就朝她脑袋上给了一拳，打得不重，那个女生大哭起来，后来怎么办的已经忘了。除了这一拳，我在小学里所有的暴力活动印象完全消失，而今天看着老师在联系册上的“在校情况”里写着“经常有打架”，实在觉得奇怪。

最后一次组织大规模的游行是1968年9月迎接工宣队入驻学校。可也就在工宣队进来后，我的红小兵头目也做到了头。母亲单位再一次来抄了家，这是清队运动里揪阶级敌人。父亲单位也来抄家，父亲在开战时期参加国民党军队的事情“东窗事发”，这在档案里早就有的，清队的时候就又拿出来整人。朱乔老师这时好像被结合进了校革会，她找我直截了当的宣布，我不得再参与红小兵团及军分区的活动。

好在这时已经是5年级了，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成为“逍遥派”没有什么不好。一天只上半天课，余下的时间都躲到外婆家，那里没有被抄家，还有很多哥哥姐姐留下的少儿书籍可看。我就进入了一个阅读的时期。

tuffy05

五、阅读

魏老师在我三年级的学生手册里写道：“平时喜看革命书籍。”那么就是说我在三年级的时候算是班级里看书比较多的学生了？

实在记不起小学里当老师的面看过点什么书。大概毛选是看得蛮熟的，因为要天天给全班同学读一篇。就自己来说，对里面的注释部分更感兴趣，

我们这个民办小学，生源是相当不错的，我们班级里有好几个教授的子女，家里的藏书很丰富。他们应该看书比我多得多。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同学的家里看到一册册的《辞海（未定稿）》，心里很是羡慕。我家里有一本老爸买的30年代的《辞海》，因为是繁体字直排本，看起来很吃力，是我在文革停课时期经常翻阅的书。后来在5年级不当红小兵头目后，经常到这个同学家里翻阅这些按内容分的《辞海（未定稿）》单行本，有些内容到现在还记得。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位同学的父亲是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是《辞海》的分卷主编。

我看书都是受哥哥姐姐的影响。好像是在2年级的时候，二哥借来了很多的连环画《三国演义》——我们家老爸是从来不买连环画和童话之类的少儿读物的，逼着我赶紧看了好还书。他教我看不懂的地方就跳过去，看看图画就行。这对我以后的阅读影响很大，眼睛会自动的过滤掉难以理解的段落，一目十行，不求甚解。记忆中很出丑的一件事，是在一个同学家里，他那当教授的老爸看我读报很快，就从报纸上找了“华而不实”这个成语问我怎么解释，我答不出来，还胡扯了一通。那位同学的老爸也没有难为我，笑笑就没有再追问。我自己回家查了书，才知道出了一个大洋相。

二姐住在外婆家，舅舅从广州回来经常送书给她，她省下零花钱买了很多的少儿读物，我是在她那里看了很多的《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另外是一些外公、舅舅买给她的书，我接触的最早的外国读物，是二姐收藏的苏联少年读物《见习水手回忆录》，《十万个为什么》，《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是妈妈买给二姐的10周岁生日礼物），《古丽雅的道路》，《基洛夫的少年时代》，《铁木尔和他的队伍》等等。前面两本给我的印象最深，一直到今天还记得其中的内容。

大哥是个科技迷，爸爸和外公都给他买了很多科技方面的书。记得有《奔向明天的科学》，《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十万个为什么》，还有苏联人编写的《纸模型飞机》等做模型的书籍。他还订阅了《无线电》以及买了不少《航空知识》的过刊。不管看得懂看不懂，我也都翻一遍。

看没有图画的大人书比较晚了。可能看的第一本属于我自己的书，是66年生日母亲买给我的《欧阳海之歌》，那已经是三年级下了。

总的来说，小学的阅读主要集中在5年级以后，形成了阅读的习惯。

tuffy05

六、白相

小学阶段坐在教室里读书的情景几乎忘记得一干二净，倒是白相的场景还有些印象。

小时候害羞，以及家长管教严格，不许到楼下的宿舍区里疯玩。而在我们家附近我的小学同学很少，他们主要是住在祥德路那一边的，课余很少来我家串门一起玩的。所以我的小学阶段几乎没有玩过当时风行的刮刮片、打弹子、滚铁圈、强盗赛等等的“大型室外集体游戏节目”。

我玩的都是室内的。比如和楼道里的邻居小朋友一起摸瞎子，在楼梯上翻上翻下，楼梯扶手上爬上去滑下来。或者是在楼道里打羽毛球——用大的木板拍子打。或者是在楼道里“哆绿砖”，好像是这样叫的。划一条线，在那一头树一块砖头，在这一头扔半块砖头，一脚踏牢、再拿砖头往前扔，直到将树立的那块砖头打倒。

和哥哥们玩的比较“高级”点，就是跟着大哥做模型。先是按照苏联人那本纸模型飞机做，那是用铅画纸折的，有很多的式样，都是苏式战斗机、轰炸机。然后从我家的阳台上放飞。我家是在4楼，在当时我们那个地区是最高的房子了，飞机可以飞很长一段路，往往就飞到我们小区前面的一个花园洋房院子里去了，再也找不到了。大哥后来开始做橡皮筋动力的模型飞机，做军舰模型，我就只有看的份。再后来他迷上了无线电，我就只好听一下耳机里的声音了。

和二哥玩的是打仗，好像是我们自己发明的，用军棋当士兵，火柴棍当枪，把军棋子横过来，前面放上火柴，用力扳倒军棋子，火柴就被发射出去，打倒前面站立的对方的军棋子，就算打死。双方先布好阵，然后就发射，一个个打下去。

后来“武器”越来越高级，开始使用火箭。这是大哥的发明，我们使用很多。把锡箔卷在铅笔上，捏紧了尖头，就有火箭的模样了。抽出铅笔，在锡箔的圆筒里放进赛璐璐箔条（是用坏的乒乓球剪出来的），放好一根铁丝再捏紧了火箭的尾部，捏出尾翼的模样，抽出铁丝，就形成了喷口。把这个火箭腾空架在铁丝架子上，用火柴去点火箭的中部，里面的赛璐璐条就燃烧起来，尾部的喷口里喷出浓烟，火箭就飞出去，打倒用军棋子搭的堡垒。

我家住的这个小区，算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干部宿舍，有3个长征老干部，主体是处级干部，按照我父亲的级别根本够不上。但运气好的是，宿舍刚建的时候，我父亲好像以17级科级干着一个处长的工作，所以分配到了这个住房，等到我家住进去、我出生以后，老爸就被发配到基层工厂去当一个科长了，唯一保留的就是这处住房。

我们宿舍的房子是砖混结构，木构金字屋顶。我家在顶楼，从楼梯的检修口，可以爬到天花板上的金字屋顶内。那里没有隔墙，只有一根根木头的“吊筋”（固定天花板的木档），空间非常大。这就是我们兄弟特有的游戏节目：到屋顶里去探险。屋顶里乌黑一片，除了使用手电筒，有时大哥用老虎钳钳住一个樟脑丸，点燃了，可以烧一段时间当火把，这样探险的味道就更浓了。在屋顶里走路，脚要踩准了天花板的木筋，踩空了踏到板条泥墁上就要“挂火腿”，把家里的天花板踩出洞来，那要被父母痛打的。

屋顶里积着很多的灰尘，我们慢慢前行，可以看到铁制的大水箱，揭开盖子，可以看到满箱的自来水，看到浮在水面上的大浮球，一起用力把浮球往下按，就可以听见水管放水的声音。走到屋顶的边缘，在房屋檐口朝下靠口的透气孔附近，经常可以发现麻雀窝。那些透气孔原来有专门的防鼠雀的铁丝网，但年久失修，有很多破洞，麻雀就钻进来做了窝。再往前，可以看见和隔壁住户的隔墙，墙上留有检修洞，我们可以从整栋楼的东边一直走到西边。

打纸牌也有的。父亲很喜欢玩牌，真正喜欢的是打麻将，但当时不敢，他老人家用卡纸做了一副麻将牌，有时偷偷摸摸的和几个亲戚打几圈。老爸从小时候就教我们玩“杜洛克”，接龙。不过争上游、拱猪都是后来和同学们学的。更刺激的是玩24点，比速算。

出门的白相，印象最深的几次道长风公园和西郊公园的远足。

66年文革开始，学校停课，和二哥以及邻居的几个小朋友商量到长风公园去玩。地图早就看过了，从家里出发，先上中山北路，再延中山北路、中山西路一直走到金沙江路转弯进去。

我和二哥两个人身上加起来只有五毛钱，带了一个水壶就出发了。一大早天蒙蒙亮就开走，走到长风公园门口，才知道长风公园在整修，关门不开放。我们商量下来，索性再往前走，走到西郊公园去！走到中午才走到西郊公园，进去找了草地做下，吃了点东西，好像是吃了一块糕。就转西郊公园。到了下午往回走，等走到四川路桥的时候，实在是又累又饿，再也走不动了。天也已经完全黑了。

大家终于放弃了红军长征精神，决定去做3路电车。3路电车终点站就在四川北路，到山阴路是3分钱，到下一站虹口公园就要6分，我们都只有3分钱，可是从山阴路走回家要远一点，大家都累得不行了，就一直坐到虹口公园。回家后，母亲先是很着急骂了我们一顿，等我们吃了饭，母亲追问我们回来坐车的车费，一听揩油了一站路，又把我们骂了一顿，第二天一大早，把我们带到虹口公园的1路电车终点站，要我们道歉，交了我们两个的6分钱车费请他们转给3路，

这次远足终身难忘。记得就是那一天，爆发了解放日报事件，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看到大批的游行队伍。

tuffy05

七、“轰轰烈烈”

文革到我家是比较早的，在66年的7月里，妈妈单位的“革命群众”就来抄了家，留下一批标语口号大字报在我们家的楼道里。好在这是单位组织授意的，还比较文明，没有打砸之类的事情。家里早在这之前，街头刚开始扫四旧的时候，父母就偷偷摸摸的烧光了所有看上去有点不对劲的文件、照片、书籍以及首饰之类，最明显的就是父母的结婚戒指都失踪了，不知扔到哪里去了。

北京红卫兵到上海来点火鼓动后不久，我们小区前面那个花园洋房院落就倒了霉。那是某个民族资本家的房产，两栋洋楼，围墙围起的一个花园院落，里面据说就住了24个人，一个大家族。后来有一天，从我家阳台上就看见，先是那个单位的“革命群众”进了院落，当场揪斗家长。接着，隔路的一个棚户区的“革命群众”也涌进了两栋楼，就见到各种家具、衣物、皮鞋之类杂物从阳台上窗户里扔出来，很快就有人把这些杂物堆起来点上了火。大铁门再也关不住了，几天后一些“革命群众”就纷纷搬进了这两栋洋楼里，原来的主人统统被赶到了阁楼里。这在当时叫做“抢房子”。

这样的革命行动总算没有光临到我们宿舍里。可是到了66年底，风向变了，大方向是要揪斗走资派了，我们宿舍这才彻底翻了天。很多老干部都被揪出来批斗，抄家。宿舍里有个长征老干部，原来是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的，被揪出来批斗、隔离审查。结果他坦白他的年龄、党龄、军龄、提干等等都是造假的。原来他所在部队几乎全部牺牲，到延安后他就自己编造了履历。出生入死过的老红军，也禁不住造反派的逼供，最后只好跳了楼，摔了个半身不遂。

最惨的是我家楼下的一个新四军出身的老干部，平时风度翩翩，温文尔雅。他家两兄弟和我们三兄弟最要好，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一开始就被当作走资派猛烈批斗，接着又作为叛徒特务而关押审查，几次被押到宿舍里来当着家属的面批斗。后来就不明不白的死在审查里。两户“革命群众”占据了他们家的两间朝南的大房间，全家人只好缩进11平米的朝北小间，还要和这两户“革命群众”共用灶间和卫生间。

在这一轮风暴中，我家倒还幸免。母亲单位的另一批“革命群众”批斗党委书记，指责他忠实执行**的资反路线，所以母亲算是平反。父亲是个小科长，也没有人去注意。就在这个期间，母亲看我的视力越来越差了，给我到南京东路的吴良材眼镜店配了眼镜。验光结果，一个眼睛450度，一个眼睛550度，我家所有成员全都戴眼镜，我是最后一个，也是眼镜度数最深的一个。

记得去取镜的那天，戴上了眼镜，一出门就觉得南京路的街景从来没有看得如此清楚的，连街对面墙上贴的一长串大字报的标题也看得清清楚楚：“炮轰南京路”。

不过好景不长，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母亲再次戴上叛徒帽子批斗，父亲单位也来抄了家。搞了很长时间，算是严重历史问题，监督劳动改造，帽子捏在群众手里，看劳动改造表现。母亲很早就不是干部，父亲下放到油漆车间劳动。

当你身边有人比你更不幸的时候，你的不幸感觉就会有所减轻。比我们家更倒霉的例子在我们楼下，一家知识分子干部，丈夫是留德海龟的工程师，妻子是我大哥读的那个小学的校长。开始的时候，就是母亲被学生斗了几次，还算不严重。可是清队运动一开始，丈夫就突然被抓起来——真的是公安局军管会来抓的，那天我正好在家，看得清清楚楚，老先生被戴了手铐铐走了。后来一关就是两年多，老先生没有经历过这个，被折磨得胡乱招供，自己是德国美国间谍，发展了单位里的谁谁谁，出卖了什么什么情报，可是查对下来没有一件是靠谱的，整了两年多才放回来，也是严重历史问题，帽子捏在群众手里的处理。

我们父母毕竟都没有隔离审查，也没有被打得很厉害，更没有被揪到宿舍里来批斗，所以在那个时期，我家一日三惊、风雨飘摇的感觉是有的，不过毕竟没有覆舟之痛。对我来说，家庭里最大问题倒是兄姐的离去。二姐先去了崇明农场务农，大哥去了吉林插队，二哥在我进中学的第二年去了江西插队。家里变得空荡荡的，经常只有我一个人“形影相吊”。

印象里我们学校的文革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感觉。66年停课的时候，就听说学校里最漂亮的一个女老师被高年级同学批斗并减了个“阴阳头”。这个老师姓冯，年纪比较轻，平时比较喜欢打扮，烫了一头高耸的卷发，被学生起绰号叫“冯包头”。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很黄很暴力的革命行动。在清队的时候，好像老师之间也没有像乌眼鸡一样彼此凶猛的揭发攻击，因为所有老师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革命目标上：那就是争取撤销民办名号，争取公办教师待遇。记得在参加那次抗大学习班的时候，老师们讨论的尽是这些问题。

文革的时候纸张最浪费了，到处是传单。我们这样的小孩子喜欢捡传单，积累有一厚叠了，就跑到搞出再散发出去，开始的时候很少注意到传单的内容。大概到了68年底，我已经是六年级了，有了阅读的习惯，拿到传单会仔细读一下。记得有一次捡到一张传单，标题是“一切为了九大”，说文革就是为了九大排座次，为了形成一个完完全全忠于毛主席的中央委员会。落款是二姐学校的一个什么战斗队。不久就听二姐说，那个传单的作者被隔离审查了，被市革会定性为反动传单。作者一时想不开，在厕所里吊死了。

一切为了九大也好、不为九大也好，反正1969年4月份九大一开，文革的闹哄哄的“群众运动”就基本收场了，至少我们学校的文革就保留在教室玻璃没有几块完整的，每天到了学校就要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口号，要先读毛选等等有限的几件事情上。而上课被缩减到了半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做我的白日梦。

tuffy05

八、其他碎片

小学时期的其他事情都仅存一些碎片了。

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布置要开小组会，我和另外两个住的比较靠近的同学组成一个小组。下课后，我和隔壁弄堂的一个男生就一起到山阴路上一个女生家里去开小组会。她家在山阴路274弄，是个花园洋房（按照标准来讲应该叫做“花园式里弄”，就是前面有花园，但后面的厨房、汽车间、保姆住房等连在一起像条弄堂），我们在她家的花园里弄个小桌子一起做作业，在树荫底下打牌，有时爬到花园的棕榈树上采树的种子，金黄金黄的，扔着玩。那个场景一直久久留在脑海里，有时还会做到梦境里去。人的记忆真是太奇怪了。

看到魏老师写的评语里说我喜欢作文，可是我记不起任何一点当时写作文的印象，只有小学里写日记倒有点印象。大约是两年级的时候，受雷锋日记和王杰日记的影响，自己找了一个很小的笔记本，开始写日记。完全模仿雷锋日记的写法，尽可能的写学习毛主席语录、读毛选的体会，实在体会不出来，就写几句形容词伟大、光荣之类凑数。还有就是记录做好事。父母看到我写日记，非常紧张，一定要检查一番。总算逃过了父母的审查，父亲叹着气说，这样写不要紧，最好别写了。后来才知道，在我出生的那年，我家经历了第一次抄家，日记虽然没有，但是父母的一些笔记都曾是组织审查的主要物件。

大概写到5年级被罢免红小兵头目职务后，我的日记里出现了一些记录自己思想的东西。不过总的来说还是非常红色的。整个小学，那个型号笔记本一共记了4本。在中学毕业的时候和中学日记一起全烧了。

学雷锋做好事，是那时的主旋律。当时学生手册里有很大篇幅是“劳动记录”，要家长签名的。劳动是做得不少的。为了学雷锋，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常常在放学后，带了自己家里的榔头、钉子，跑到学校教室里修理课桌椅，真的是一个人都不叫，完全是“偷偷摸摸”。我们学校教师很破，也不锁门，学校里好像也没有门房，课桌椅都是其他学校淘汰下来的，修不胜修。所谓的修理，不过就是给摇动的桌椅钉上一两根斜木条，木条是用钢锯条锯断的。天知道我怎么会干这个，是不是那就意味着后来要当木匠？每次弄个一两个小时，心满意得的回家，写到日记里，算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到附近的桥头上帮“劳动塌车”（一种双轮平板人力车，是当时很常见的运输工具）上桥。附近有一座“头道桥”，拉车的工人到了桥头，埋头猛拉，我就躲到车后去推，上海人有专门的术语叫做“推桥头”。推到桥顶，师傅说一声谢谢，自己就很高兴的到路旁再等下一辆车。推过几辆，就要回家写到日记里去了，幻想着那一天光荣了，这个日记就会成为歌颂自己的材料，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意淫一番。

这是当时很流行的吧！记得有一次在外婆家，大哥看见我家附近方向出现了大团的浓烟，他非常激动，拉了我就跑，说是要赶紧去救火！从横浜桥一直跑到四平路临平路，看清楚了是光华印绸厂在燃烧，可是警察早就把四平路封锁了，不准行人通过，我们只好悻悻的回家。

这些都是三四年级时干的事情，后来就不再干了。

还有大量的课余时间在干什么？好像就是常常在做白日梦，站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可以看到上海大厦，远远的眺望上海城的景色，脑子里就开始想象打仗开始了，哪里是放炮的地方，哪里是打机枪的地方。附近工厂里的大烟囱冒出的黑烟，正好可以用来想象成硝烟弥漫的战场场景……出神的白日梦，可以做上一两个小时。

小学的阶段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