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凡：平民记忆之童年

tuffy05 · 发表于 2013-2-21 09:43:39

航运曾是上海与中国内地及海外之间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之一，当中外船只从长江的吴淞口进入黄浦江后，又沿江一路南下，在快要进入市区之前，会经过右岸一个叫“杨树浦”的河口。
1869年，公共租界公部局从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沿黄浦江修筑了一条马路到这条杨树浦（河），取名为“杨树浦路”。以后又把这条路向东延伸至周家嘴的刚狄路（今黎平路）。
由于杨树浦一带地广人稀，土地征用成本低廉，近代工业所必需的航运、用水条件都很方便。沿江已建有杨树浦路，与租界中心区相通，交通也很便利。于是在这片被称之为杨树浦的地区，最早有李鸿章建伦章造纸厂（1882年），拉开了在此地大规模建厂的序幕。紧接着有外商来建造发电厂 (1882年)、自来水厂 (1883年)，随后缫丝厂、棉纺厂、自来火厂 (即煤气厂)等等也纷纷兴建，使这一地区成为上海近代工业的发源地。
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后，1893年将公共租界的东界延伸至杨树浦，1899年，公共租界又向东扩展至周家嘴（即杨树浦路底）。其北界的最东点则到达顾家浜（今平凉路、军工路处）。
公共租界东区的大部分地块都以“杨树浦”来代称，抗战胜利后这里设立了杨树浦保甲区，1949年上海解放后于1950年6月命名为杨浦区。
在杨树浦地区，工厂开办后，外商还建造了一些工房给厂里的劳工阶级居住。房地产商趁机也在此兴建里弄房屋，经营住宅买卖和租赁业务。而那些临时工、小贩子、拉车的、拾荒的、刚从外地来沪还没找到工作的等等，则多是栖身在四处临时搭建的棚户区里。
社会生活的发展规律使得各类商业店铺及服务业行当也在居民集中的地段渐次发达，于是杨树浦地区开始“人烟扑地”，日常生活变得兴旺起来。
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推动着工厂、作坊的开设和民众的居住区域逐渐从沿江一带的杨树浦地区往以外的北部扩展，当今的杨浦区就是这样走上了它从农村向城市化发展的道路。
在全国所有的城市里，唯有上海市被称作“大上海”；在上海各区县里，只有杨浦区被称作“大杨浦”。前者是尊崇、仰慕的意思；后者则带有调侃、嘲笑的意味。这是因为杨浦区除了由农村向城市化转变姗姗来迟外，还在于它是在工业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住在这里的大都是卖苦力的人，以及一些贩夫走卒、叫化子等。解放前，他们被上层社会看不起，被中产阶级看不起，被小资看不起，甚至被一般小市民看不起。解放后，直到现在，对于劳工阶层是怎么个看法的，各位看官都心知肚明，我就不多说了。
我一直居住在杨浦区，所以本文的开头就是从杨浦区的话题说起。
六十年代初我童年的时候，杨浦区的区域，大致范围是东至复兴岛；南至浦东大道以北的沿江（黄浦江）一带；西至大连路，与虹口区交界；北至走马塘及四平路一线，与宝山县接壤。
区内的道路主干道有四横四纵，四横是东西走向，自下而上为：杨树浦路、平凉路（1902年建，杨树浦以东曾经叫麦特拉司路；杨树浦以西曾经叫巴特维亚路）、长阳路（1901年建，曾经叫华德路）和控江路（1926年建）；四纵是南北走向，自左往右为：江浦路（1926年建，曾经叫乔物浦路）、黄兴路/宁国路、隆昌路（1927年建，曾经叫格兰路）和军工路（1919年竣工，为上海第一条近郊公路）。
还有大连路（1906年建，曾经叫大连湾路），是杨浦区与虹口区的区界路。
在杨浦区辖区内的黄浦江边，共设有四个轮渡站，从东到西为:
一个在复兴岛上，这条轮渡航线称为“庆定线”(即庆宁寺至定海路，后改称“上定线”即上川路至定海路)。
一个在杨树浦路、宁国路处，称为“西宁线”(即西渡至宁国南路码头，后来建造的杨浦大桥就是从这个位置跨越过江)。
一个在杨树浦路、江浦路处，称为“民丹线”(即民生路至丹东路)。这里同时还开通车辆轮渡站，轮渡口非常繁忙，整日价都可以看见杨树浦路上排着汽车长队等着过江。
这里又是上海渔业的一个分销点和集散地，因此人们又把这个地方叫做“鱼市场”。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上海鱼市场在江浦路复业，占地三十亩，虽然比抗战前定海岛上的鱼市场小，但仍为全国最大的鱼市场。
最后一个轮渡站在杨树浦路、大连路处，称为“其秦线”(即其昌栈至秦皇岛路码头，现今的地铁四号线和大连路隧道都是从这个方位穿越过江)。
自解放前夕到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后期，杨浦区的商业网点中规模较大，较为繁荣，算得上闹市的，只有三处:
一处在平凉路、通北路一带，俗称“八埭头”。这里有一家饭店叫“沪东状元楼”，名气较响；还有一家“康明照相馆”也较出名。
一处在长阳路、辽阳路一带，与虹口区接近，离提篮桥不远。
一处在杨树浦路、松潘路一带。
这里简要说一下松潘路商业街的情况。沿街的门面一家挨一家地开着杂货店、烟纸店、南货店、食品店、小吃店、水果行、绸布店、鞋帽店、床上用品店、瓷器店、五金店、文具店、药房、米店、油酱店、糟坊、旅店、茶馆、老虎灶等等。
以上这些店铺，门面风格都差不多，都是利用旧式里弄建筑沿马路的楼面来开店设铺，属于前店后居、下店上居的形式。多数店铺是单开间，有的是两、三个开间，早上开张时要下排门板；傍晚打烊时要上排门板。排门板一般是四五十公分左右宽，板面上都要用油漆写上记号，如“甲、乙、丙、丁”或“一、二、三、四”等，这样上门板时顺序才不会搞错，否则缝隙对不上。每家店铺不论大小，柜台上必放有算盘。做买卖时，算盘一扒拉，银货两讫。
临街的杨树浦路上“叮叮当当”地来回行驶着8路有轨电车，路面上的几条铁轨被车轮碾得铮亮（当时传说有女性过马路时把皮鞋鞋跟嵌进轨道缝里，现在穿的如锥子一般的细高跟鞋就不会发生上述问题）。临街的松潘路上则行驶着60路公共汽车，终点站也设在这里。
附近还有小菜场（规模较大）和澡堂子（浴室）。冬天的时候可以看到许多老年人，穿着臃肿的黑色棉祆、棉裤，双手笼在袖口里，佝头缩颈地坐在浴室外墙的墙跟下孵太阳。
街上的饭店里有一家“大中国饭店”，砖木结构，上下两层，做的菜肴属于淮扬莱系（也有人说是徽菜系，比如与之店名相似的“大富贵”、“大鸿运”都是有名的徽菜馆）。这家饭店在这一带是属于最高档的，住在周围的人凡有比较重要的下馆子食事都按排到这里来举办。
街上还有一家“天真照相馆”，虽然店面不大，却声名遐迩，我父母的结婚照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解放前，杨浦区境内只有一座公寓，就是1932年建造的隆昌公寓（当时隆昌路叫格兰路，因此这座公寓也叫格兰公寓）。五层楼，建筑面积1.02万平方米。当中有天井，四周为住房，二层起走廊环通，并配有电梯一座。
隆昌公寓里有我父亲单位的宿舍，我父母就在这里的宿舍结了婚。半年多后，我父亲单位给他们分配了正式的住房。
在平凉路、渭南路的东北角上，有一处居民区，叫“新华里”（平凉路1298弄，这个里名看似比较新式，究竟是老早的，还是解放后更改的，不详）。我的第一个家就安置在这个新华里的××号前楼。
新华里的房屋属于旧式里弄的结构，因其特点又被称之为“石库门”建筑。所谓前楼是指石库门住宅的二楼(窗户朝南)。这里的房子已有些年头，楼上的木地板也很陈旧，有的地方踩上去“咯吱、咯吱”地作响，有些裂缝大的地板上还钉上了长条子的铅皮补丁。
我家二楼的上面还有个三层阁。没过多久，我大伯在安徽乡下老家的住宅失火梵毁了，所以他们一家三口(我大伯、伯母及堂姐)就举家迁徙到了上海，投靠在我家（当时的户籍制度还不严格，使得他们轻易地就从外地落户到上海）。于是我父亲就把三层阁让给了他们家居往。
在一二楼之间的楼梯拐角处，朝北是一间亭子间，亭子间里住着一户宁波籍人家，一对小夫妻带一双儿女。女孩年龄比我大点，小名叫“毛毛”；男孩比我小些，大家都叫他“小弟弟”。
在二三层之间的楼梯拐角处，朝北是一方晒台。
住在楼上的人家都是从底层的后门进出，后门进来是一间数家合（沪语读音ge）用的灶披间(即厨房)。
一个门牌号里住多少人家，灶披间里就放有多少个煤球炉子。各家烧炉子的燃料——煤球（这时煤饼还没有问世）都装在破旧的竹篮子里，在使用过程中地上到处散落着黑乎乎的煤屑。
每家每户买煤球都要凭煤球卡去购买，出了弄堂北面的大门，平凉路的斜对过路边就有一家煤球店。店里的地上鸡蛋般大小（略扁）的煤球堆得像小山一样，买卖的时候，店员用一把形状像吃西餐用的叉子来铲煤球。因为不断使用，叉子上的铲齿被磨砺得雪亮，与煤球的乌黑形成鲜明的对比。
早上生炉子的时候，弄堂里炊烟袅袅，与晨霭混合成蓝莹莹的气氛；也有人家傍晚时分生炉子，炊烟在夕阳的辉映下弥漫着黄橙橙的氛围。后来学美术，知道早上的是冷色调；傍晚的是暖色调。
我吃了晚饭后有时到亭子间的人家去白相，那对年轻的夫妇，女的戴眼镜，男的有两样收藏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糖纸头；一是香烟牌子。
他收集的糖纸头品种繁多，花样百出，都平平整整、干干净净地夹在书本里，像新的一样。特别是玻璃纸的糖纸头，若把它平放在手掌心上，它马上就会自动卷曲起来，颇为神奇。我多次翻看过他收藏的糖纸头，最喜欢其中的一款蓝色调大头娃娃图案的糖纸头，曾经为之梦寐以求。
他的香烟牌子也有很多，大小如火柴盒般见方，图案有京剧脸谱；《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水浒传》的一百单八将等等。京剧脸谱画的都是大花脸，《三国》和《水浒》里的人物则造型各异，手里拿的家伙也各式各样。虽然香烟牌子的纸质、印刷都很粗糙，颜色看上去也不鲜艳，但在当时已属不错的艺术品了。
每天清晨时分都有雄浑高亢的吆喝声响起：“倒马桶咯!”于是各家各户都响应号召，妇女们披着衣服趿着鞋开门把马桶拎出去倒。我在睡梦中依稀可以听到运粪车行进时的隆隆声，由此我推想当时我们弄堂里的地面可能铺的是弹硌路。
在弄堂的某个拐角处有一座公共厕所，男用的小便池建在厕所的边上，露天的。当有人站在那里解手时，任何的男女路人都熟视无睹、旁若无人地在他身后走来走去。因为弄堂不是很宽敞，行人多时甚至会碰到正在解手的人。
有天晚上我正在此处小便时，巧遇我大伯下班回家，他也来与我并排方便。我大伯一家到了上海后，他经人介绍去了川沙一家工厂工作。每个星期一的一大早就要赶去上班，乘公交车到复兴岛轮渡过江后，在庆宁寺坐“沪川线”的小火车，到另一头终点站（川沙镇）的前一站——“暮紫桥”下车，他的厂就在这里附近。之后一个星期的工作日都吃住在厂里，直到礼拜六下班后才返回到市区的家，与家人过上一个礼拜天。
到了八十年代初，我有一次到南市区住在“城隍庙”里的同学家去，发现他们家附近的小便池竟然还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那个样子，由此可见，这种弄堂式的厕所文化也是属于老上海的风情之一。
影视作品里时常把男的小便拿来摆噱头，自从八十年代初电影《天云山传奇》里有“郭蹁子”小便的镜头后，一些影视剧里也开始仿效。电影《活着》里葛优扮演的角色也在镜头里小便，附近正在开公审大会，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把“葛优”吓得小便立停。
小时侯尿床的事还有点印象——睡梦里玩得很开心，突然急着要小便，就轻松地解放了……。迷迷糊糊地觉得屁股底下热呼呼的，猛然觉醒，用手一摸，床单湿嗒嗒的，就明白一泡尿已经“下载完毕”。
我一九五六年生人，出生后要报户口，所以赶紧得起个名字。按照我们乡下祖传的姓氏族谱，通常是选定一些字句排列成牒序，牒序上的每个字代表着一代人，以此来体现姓氏家族的传承关系。后人在起名字的时候，姓名的中间都要用上代表辈份的这个字。
我这一代人轮到“茂”字，也就是说我是“茂”字辈，因此我的姓名中间应该有个“茂”字。比如我姓杨，起名字就要叫杨茂才、杨茂林什么的。
我祖父是“恒”字辈；我父亲是“作”字辈，他的姓名中间原来有个“作”字，因为他参加工作后把自己的旧名改成了新名，所以新的名字中间的“作”字也就取消了。以我父亲当时的理念，在给我起名字时他反对在新社会还用老的规距，于是给我起的姓名中间就没有了这个代表辈份的“茂”字。自我以下的弟妹们也都没有，唯一保存有“茂”字的是我堂姐的姓名。
我奶奶住在我家，我是长孙，从小就是由她带大的。有一次我把一分钱硬币吃进了肚里，奶奶就炒韭菜给我吃。然后我每次拉屎，奶奶都捧着痰盂罐用棒头在屎里检验，直到把那个吃下去的硬币找出来为止。
我伯母到上海后一直无固定工作，先是拉了几年人力拖车（安徽人叫大板车，上海人叫劳动车)，帮厂、店运输货物。后来她到了我家附近的一所幼儿园去做临时工（打杂的）。
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入学过幼儿园，有一次伯母带我到她做工的幼儿园里去玩，见到里面有许多与我年龄相仿的小朋友们，都穿戴着洁净的围兜兜，胸前用别针别着一条折叠的手帕（又叫手绢，上海话叫绢头，或叫绢头包），排排坐、吃果果，快乐地生活着。我看了，真的很羡慕他们。
在幼儿园的炊事房里，我看见这里的馒头都做成鸡、鸭、牛、羊和兔子等动物的形状，上面还点着红红绿绿的颜色，非常富有童趣。我只能看看，吃不到。
有一天不知怎么我一个人在家，中午时分等着父亲从单位里给我送午餐来吃。我一边等，一边唱着刚学会的歌曲:
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
清早儿船儿去呀么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啊——。
……
1961年歌剧《洪湖赤卫队》拍成电影上映，这首《洪湖水浪打浪》的歌曲深受大众喜爱，广为传唱。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人生当中学会唱的第一首歌，尽管我当时唱的时候一些字的音咬不准，也不明白歌词是什么意思。
那时候轰轰烈烈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中，消灭臭虫是一大任务。臭虫的形状圆圆扁扁的，比辣椒里的籽大些，殷红色，爬行（不会飞），咬人吸血的能量比蚊子还要厉害。它们不活动时一般都躲藏在木板床的缝隙里，因此比较有效的灭虫方法就是用含药的石灰粉将缝隙嵌实。经过多年的努力，臭虫终于被灭绝了。
当时消灭害虫有两大利器，一是“敌敌畏”；一是“六六粉”。“敌敌畏”是液体状，瓶子外面贴的标签上有剧毒的标志：一个骷髅头及两根交叉的骨头。“六六粉”应该叫“六六六”，因为是粉状，所以就叫“六六粉”。（因为“六六粉”对环境的污染很强烈，所以若干年后“六六粉”就不生产了。）
那时候我们小人不大讲究卫生，到了炎炎夏日里，头上总免不了要生“热疖头”。少则一两个，多则三四个，此起彼伏，方兴未艾。“热疖头”化脓结痂以后，创口处的血腥味引来苍蝇无数，挥之不去。或用紫药水涂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看上去满目疮痍的样子。
“热疖头”一般是等到成熟后，挤掉脓头，即可自愈。但我有一次头上左太阳穴处生了一个特大型的“热疖头”，肿得很厉害，这下家里人无法解决，就只能送到“纺二医院”去动了一个小手术(根据病历卡上的记载，这天是1961年8月19日)。因此在我的脸上留下了一点疤痕，直到永远。
还有的小孩头上生“癞痢”，叫“瘌痢头”，有人就唱一首儿歌来取笑他们:
六月(农历)里格癞痢真苦恼，苍蝇叮来蚊子咬，呀呀里青牙来。……
“纺二医院”的全称是上海市纺织局附属第二医院，杨浦区的纺织厂都与这家医院有对口关系。我母亲在纺织厂工作，而且这所医院就在我家附近，所以当时我患了什么毛病，都到这家医院去看。我有一张“国营上海第十九棉纺织厂家属诊病证”，是我母亲单位办的，去医院看病时都要出示这张卡。卡上贴有我的照片，还注明至“1972年3月27日失效”(即我年满十六周岁)。
八十年代初，“纺二医院”把我在这家医院看病的旧病历(门急诊记录)退还给了我。这部分病历的起止时间是1959年12月11日至1965年2月13日（从我出生到1959年12月之间的看病记录没有）。
病历卡开头的第一篇是1959年12月11日我去看病，病情是“两眼常生眼屎已半月”，诊断下来是患了急性结膜炎。后来1962年1月11日去看病，“两眼红，眼屎多”，也是得了结膜炎。
其中还有一天1960年2月19日去看病，病历卡上记载:
眼睛黄数天，味口尚佳。37.2度(体温)
查:巩膜黄染/肝于右肋二指
化验了若干指标后，诊断为患了传染性肝炎。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所以医院除了配药外，还给我开了“营养证明一月”。
我们里弄周围的马路，我觉得在命名上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似乎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地起出来的。比如东面紧挨着的一条是渭南路。渭南，陕西的；更东面的一条是宁国路。宁国，安徽的。
往南去不远有一条横马路，叫沈阳路。沈阳，辽宁的；再南去是杭州路。杭州，浙江的。
西面相邻的一条马路叫眉州路。眉州，四川的。
北面临近的马路就是平凉路。平凉，甘肃的。
我们住的新华里有两个弄堂进出口，一个开在东面的渭南路上；一个开在北面的平凉路上。
渭南路上的弄堂口边上有个修补杂物的摊头，从渭南路往南走不远是一个小菜场，再往后有一个看戏的地方，叫做“楚城戏院”，专门上演江淮戏(淮剧)。我记得随母亲去看过一次戏，看的是什么剧目就记不清了。淮剧中有一出传统戏叫《三女抢板》，很有名。其它一些剧种也有相同题材的剧目，比如京剧叫《生死牌》。八十年代初我看过香港凤凰影业公司出品的老电影《生死牌》（石慧主演），九十年代中期还看过新拍的电视连续剧《海青天》，其中有一节也是讲的这个故事，明朝的海瑞平反冤案。
虽然这个戏园子条件很简陋，又处在极不显眼的地方，但它却是上海滩老一辈淮剧艺人的根据地。因为住在我们这个地区里的居民大都是苏北人，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时候，淮剧在这个地方发展得特别红火。在上海生存下来的各个戏剧剧种里，可以说淮剧是最贴近底层劳动人民的，淮剧的名角筱文艳，在当时更是我们这里家喻户晓的明星，名气最响。
文革后工宣队撤退，我厂有一人是派驻上海淮剧团的工宣队负责人，淮剧的另一名角马秀英亲自带队把此人欢送回我厂，可谓是给足了面子。
从我们新华里北面的平凉路到南面的杨树浦路之间有一站路的距离，在这个范围里，除了上述两条马路单边的沿线建有石库门等旧式里弄住宅外，两条马路之间的中间地带则充斥着许多杂乱无章、破破烂烂的棚户住所。尤其是西面一个叫“小木桥”的地方，更是杨浦区里棚户区的代表，解放前那里不但又穷又破又脏，还有许多恶霸、地痞、无赖横行。
我们弄堂的北门开在平凉路上，马路对面也是一大片简棚陋屋的居民区，沿路边开设的店铺也都是开在低矮破旧的瓦屋平房里，与前面所说的杨树浦路、松潘路商业街开在里弄建筑外围的店家相比，明显要寒碜多了。
平凉路上的弄堂口正对着马路对面一家饮食店，这家店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有“老虎脚爪”卖，这种面饼类的食品外皮略硬，内部松软，香甜可口，非常好吃。“老虎脚爪”是有名的苏北小吃，又称“金刚钳子”。与之相媲美的名点叫“麻油馓子”，麻油馓子可干吃，也可浸泡在豆浆里吃。

饮食店的两边开着许多各类的小店铺，包括上面所说的煤球店，在东边靠近宁国路的地方还有一家棺材店。棺材店里不光卖三长两短的棺材，还兼卖其它殡葬用品，比如死者穿的寿衣、鞋袜，“披麻戴孝”用的布料，纸钱、锡箔和香烛、供品等，还有花圈。有一个老者，戴着老花眼镜，在店堂里专门为人书写挽联什么的。
平凉路上来回行驶着25路无轨电车，有轨电车的车顶上是一根“辫子”；无轨电车是两根“辫子”。电车行驶过程中如果“辫子”偶尔从高架电线上脱落了，被人们戏称为“翘辫子”。上海话里，人死了也叫“翘辫子”。
某日，我家后门斜对面的一户人家死了人，有殡仪馆的运尸车前来运尸。这辆运尸车很特别，是用三轮摩托车改装的（可能是我们弄堂里大些的车子开不进来），用白布包裹的遗体从屋里抬出来，就放进了摩托车右边那个狭长的匣子里。这家人家还请了一些身披袈裟的和尚来做法事，为亡灵超度，敲木鱼，呜哩吗哩地念了半天的经。
某日，远房亲戚家里有人病故，奶奶前往吊唁，把我也带了去。死者的遗体尚停放在家中的床上，直挺挺的，脸上盖着一张通黄的草纸。
我奶奶与死者的妻子见面后，两个妇人就手拉手开始对哭（民间习俗上的一忌就是吊丧不哭）。她们边哭边叙说，像唱山歌似的，我听不出其中的内容。
后来我在别处又听过类似的几回，觉得这种哭丧的腔调都大同小异，可能有一定的制式。许多年以后看报纸，了解到原来这属于一种民间哭歌文化的范畴。层次比较高的，像南汇沿海地区流行的哭丧歌，还被列入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吊唁时，除了边哭边唱外，还用绢头(手帕)拭泪，再朝地上假装擤几把鼻涕，这些都是规定动作。边上有人自然会把握分寸，到时就会出来劝说几句，于是哭声嘎然而止，恢复平静，她们又像平常一样促膝谈心，拉起家常。
令我不解的是她们在交谈中，死者的妻子称死者一口一个“死鬼”，好象很怨恨的样子。长大以后才知道这是配偶对死者一种特定的、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昵称，不是怨恨，而是感情深厚的表示。
1958年10月1日，沪东工人文化宫落成开放，后来我们都把它简称为“东宫”（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冬宫”音同字不同，普陀区的武宁路上有座沪西工人文化宫，不知那里的人们是否也把它简称之为“西宫”）。
“东宫”座落在平凉路南侧的宁国路至临青路之间，它的落成，标志着解放后杨浦区的区域中心开始形成。
“东宫”的对面正在建造一座杨浦区最大的百货商店。1959年9月15日，国营杨浦百货商店建成开业，杨浦区的人民都把它简称为“杨百”。“杨百”后来被编为上海市第三百货商店，但人们习惯上仍然亲切地叫它“杨百”。
在“杨百”的东边先后开出了食品店、服装店、鞋帽店以及“杨浦酒家”、“红光照相”、“青云理发店”、公共浴室等。
在“杨百”的西边先后开出了银行、邮局、新华书店、杨浦区中心小学、“杨浦游泳池”、“纺二医院”等。
在“杨百”的斜对面是杨浦区图书馆。
区委、区政府也曾一度想要迁移到这里来，这个新兴的区域中心与上面提到的八埭头、松藩路等几个杨浦区老的繁荣点相比，不但规模更大，更全面，也更新式了。
从我家出了弄堂口，到这个新兴的中心区域不过二百米左右的距离。以前我们这里一直是属于松藩路商圈的，现在离我们更近的新的商业、文化圈逐渐形成，我们的消费和活动场所当然也随之转移到了这里。
某晚，父亲带我到“东宫”去玩。在二楼的一间活动室里有供儿童玩的“骑电动马”，所谓电动马就是用牛皮做成一个仿真的马头和马背，表面非常光滑，皮马按装在机械传动部件之上。小孩子坐在马背上，抓住把手，工作人员打开电门，这匹载人的皮马就会一上一下一前一后地运动起来。每个过程大约三分钟，骑在上面晃悠一下比幼儿园里的骑木马好玩多了。我当时很想骑一下这匹马，但不知什么原因好像没有骑成。
由于位于平凉路上的区域中心形成，使得这条平凉路取代了杨树浦路成为杨浦区最主要的马路，特别是我们里弄门口的这一段，因其东连区域中心；西接区委、区政府附近。
这时候马路上经常有大游行活动，平凉路当然是许多游行队伍必经的路线。我小时候睁眼看世界的第一课，就是从在马路边看游行开始的。
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据报道全市有六十万人举行庆祝大游行。这时我年龄尚小，看了后印象不深。
一九六一年，毛主席在上海与各界群众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杨浦区是上海工人阶级的重镇，所以这年的五一游行的声势当然最为浩大，甚为壮观。
我们小孩子都欢天喜地地捧着小矮凳到弄堂口的马路边的上街沿去坐好，看着热闹欢腾的游行队伍一拨一拨地从眼前走过——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彩旗飞扬、舞龙舞狮，还有大头娃娃表演。
除了以上这些庆祝性的大游行外，还有若干示威大游行我也看过。
一九六0年五月中旬，上海各界人民170余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美签署军事同盟条约，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一九六一年二月中旬，举行抗议杀害卢蒙巴，支持刚果(利)人民正义斗争的示威游行。
当时非洲有两个叫“刚果”的国家，一个首都在布拉柴维尔，称之为刚果（布）；一个首都在利奥波得维尔，称之为刚果(利)。后来利奥波得维尔改名叫金沙萨，又称刚果（金）。再后来蒙博托掌权，刚果（金）改称扎伊尔。
1961年4月22日，上海各界50万人举行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示威游行。
1962年11月4、5、6日三天，上海各界分别有20至50万人连续举行支持古巴人民正义斗争的示威游行。
在支持古巴的大游行中，最响亮的，也是喊得最多的口号是：“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除了游行喊口号外，还广泛传唱着一首歌:

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门前开红花。……
这首歌的歌词取材于古巴，由李劫夫根据拉丁音乐的特色谱曲。此歌一经唱响，风靡全国，男女老少都会唱上几句。
附录：《哈瓦那的孩子》
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门前开红花。
爸爸爱我象宝贝，邻居夸我好娃娃，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亲爱的妈妈。
忘不了那一天，我坐在棕树下，爸爸他拉住我的手，叫一声玛丽娅。
孩子你已长大，仇恨该发新芽，你日夜想念的妈妈，她再也不能回家。
黑暗的旧社会，劳动人是牛马，万恶的美国庄园主，逼死了你的妈。
妈妈她刚死后，爸爸又遭毒打，沉重的苦难，逼着我浪走天涯。
爸爸去闹革命，拿枪去打天下，跟着那英雄卡斯特罗，打回了哈瓦那。
赶走了庄园主，建立了新古巴，工人和农民做了主人，再也不会受欺压。
祖国象太阳，生活象彩霞，可惜你亲爱的妈妈，没看到幸福的家。
听爸爸一席话,气得我直咬牙，我决心当一个小民兵，保卫那新古巴。
假如美国强盗它再敢来，一定要消灭它，一定要消灭它。
古巴是拉美第一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为了支持古巴，我国人民当时消费了不少的古巴砂糖。后来古巴靠近苏联，与我国关系疏远。再后来“苏东剧变”，中古关系又开始好了起来。
这些年里我虽然看过许多的游行，但因为人小，所以没有什么心得体会，只是开开眼界，图个热闹而已，如同看“万花筒”、“西洋镜”一般。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所以我们绝大部分上海人的祖籍地都在外地，我的祖籍地也在外地，在安徽省巢县。
巢县——在安徽省中部，巢湖东岸，淮南铁路横贯。秦为居巢县地，东晋置蕲县，隋改襄安县，唐改巢县。
——辞海
巢县在远古即为“成汤放桀于南巢”之地，解放后是地委所在地。1984年1月4日，巢县撤县建市，称巢湖市(县级)。1999年8月5日设立地级巢湖市，辖和县、含山、无为、庐江四县。
安徽省巢县在现代出过的名人有：冯玉祥、张治中和李克农，还有陈其五等。
巢县边上的巢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面积有八百多平方公里，郭沫若先生曾到访过，留下“遥看巢湖金浪里，爱她姑姥发如油”的诗句。
巢湖里出产的银鱼是当地最负盛名的特产之一，不过现在湖水污染日益严重，治理成效甚微，恐怕以后将很难吃到银鱼了。
小时候我们听奶奶说过，说她以前在乡下时，曾与乡亲们都看到过一条白色的龙从天而降，把头伸到巢湖里喝水，我奶奶据此一直相信天上真的有龙存在。我长大后看到过一些有关的知识，认为她说的这种龙吸水，其实是“龙卷风”掠过湖面时的一种自然现象。
我们家乡附近有两处名胜，也是奶奶经常对我们津津乐道的。一处是半汤温泉；一处是银屏山的牡丹。这株野生的白牡丹，生长在悬崖峭壁的岩石缝里，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据说以前曾有人试图攀崖采摘，立即就招来风雨交加、电闪雷劈。此花历经千年，既不长高，也不缩小，每年谷雨前后三天准时开放。有人还说，此花如开五朵，则预示当年年景五谷丰登；如开四朵，则是四时吉泰等等，传说得神乎其神。
我奶奶姓钱，生有两子一女，一九三六年其夫(即我爷爷)因病去世，第二年，我奶奶就把大儿子(即我大伯，时年十岁)托给其夫兄家做养子；把女儿(即我姥姥，时年八岁)送给人家做童养媳，然后带着小儿子(即我父亲，时年六岁)背井离乡，踏上逃难之路。他们是在芜湖对面的长江边一个叫“二坝”的地方摆渡过的江，周围四邻八乡逃难的人也都是在这里过江，所以后来在逃难的人群里就流传下来一句话，叫做“二坝过江，眼泪汪汪。”
我奶奶幼时不裹小脚，性格也比较刚烈，她携子过江后，从长江沿线走到南京，在城里的大户人家做了几个月的佣人，于一九三七年底南京沦陷前，搭乘难民车(火车)来到上海。这种逃难行为当时叫做“跑反”。
到了上海后，联系上先前到这里来谋生的一些远房亲戚，遂安顿下来。之后我奶奶在杨树浦一带的棉纺厂里做杂务工，四十年代初曾回到家乡生活了几年，抗战胜利后不久又重返上海滩，并最终定居在上海。
我奶奶最后做生活的棉纺厂也就是我母亲的工作单位，正是有了这种关系，才使我父母得以经介绍认识并最终结合在一起。
一九五八年我两岁的时候，奶奶带我到乡下老家去过一次。从十六铺乘轮船去的，当船在长江上夜航时，周围一团漆黑，许多年以后我印象中只记得在当时的黑暗中，好象见过江上有数点渔火闪亮。
那年头正赶上大跃进，当地人热情高涨，在交通要道上搭建了一个巨大的新式牌楼，取名叫“跃进门”。奶奶后来告诉我说，当时我经常嚷着要人抱到“跃进门”那里去玩。她多次在我面前唠叨着说当年的“跃进门”如何的好看，尽管她一再启发我，但我对这个“跃进门”还是毫无印象，一点也想不起来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后来从有关材料上看到，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我家乡边上一个叫司集乡的，是当时全国有名的诗歌之乡，创造了“迎风挂牌”、“望风采柳”的创作形式，即看到什么就唱什么；做什么事就编什么歌。
好景不长，大跃进的第二年就开始了三年“困难时期”。
八十年代里，有一次我与姥姥家的表哥见面时，曾听他说起过当时某些乡村里的一些状况:
因为虚报粮食产量，所以不但把口粮都拿去交了公粮，连种子都拿去凑数。又因为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歉收，村里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甚至一家老小全都死掉。周边田野里的野菜都被挖完，连树皮也被剥了吃光。快要饿死的人呈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症状:一是皮包骨头；一是全身浮肿。在这种情形下，往往用一口粥汤（安徽话叫“引汤”）就能救活一个因饿而垂死的人。有的村干部白天看似与村民一起挨饿，其实到了深更半夜，他们家的烟囱就冒烟了，开始烧东西吃。而一旦有村民被逼无奈，到仓库里去偷粮食被抓，就会被捆绑吊打，弄个死去活来。
我在文革中看到过一份大批判材料，批判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在三年“困难时期”说过一句话:人民公社都快变成“人民公墓”了。
一九六0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为严重的一年。这年春天，乡下的姥姥(即我奶奶的女儿；我父亲的姐姐)携一幼子(三岁)来到上海，住在我家。她此行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小孩扔掉，之所以选在上海这个大城市里做这件事，也是为了小孩的将来着想。至第三天，姥姥终于痛下决心，在松潘路商业街的一个商店里，趁人多嘈杂的时候将小儿遗弃了。我父亲得知情况后，谴责了我姥姥，并立即去查找丢失孩子的下落，想要把他找回来，最终末果。
二十多年后，八十年代里，我姥姥对这个孩子的思念越来越强烈，好几次要求我父亲帮她找回当年抛弃的亲骨肉。但时光流逝，人海茫茫，失去的将永远失去，此人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到了一九六二年九月中旬，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形势也开始有所好转，奶奶又带我第二次到安徽乡下去。这次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到了南京后，火车车厢分段在浦口轮渡过江。折腾了好一阵子，总算渡过长江。车到合肥后再转乘火车到我家乡，到的时候正是清晨时分，薄雾缭绕，微风拂熙。
乡下的大爹爹(即我奶奶的夫兄；我父亲的大伯)来车站迎接我们，我在火车上已睡过一觉，这时正精神十足，快乐地跑在大人们的前面。我年已六岁半，很高兴来到农村这个清新的环境，当我看到有几头羊在路边吃草时，更是兴奋异常。
巢湖经一条漕运河与东面的长江流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开始在漕运河与巢湖的交汇处建造一座水闸，称之为巢湖闸。据说当时建造水闸的用工都是劳改犯，在建造过程中又恰巧遇上三年“困难时期”，于是连饿带累死了很多人，才将此闸建成。
我家的祖居地就在这座巢湖闸的下方（通信地址是——安徽省巢县望城公社三合大队司家巷），老家故里只有我大爹爹的家还住在这儿。路边有一间我家祖传的木匠店，原来是由我大爹爹经营的，他本身也是技艺很好的木匠，我们家里有几件家什就是他打的，都是用榫头连接架构，做工也很古典。早年我大伯托付给大爹爹家做养子后，也是在这里学会了做木匠，从而完成了我家又一代人对木匠手艺的传承。前些年实行人民公社化以后，这爿店就交给了大队所有。
大爹爹家生有两个女儿，都早已出嫁，这时家里只有他们老夫妻俩。奶奶两次带我到乡下来，都是先落脚在大爹爹家中转。
我的老家地处巢县县城的最南边，出了县城地域，再往南二三里地的城郊，有一片高起的山地，当地人称之为望城岗。岗下有一个三叉路口，从县城延伸过来的一条道路至此一分为二：左边一条通往庐江（县）；右边一条通向无为（县）。
望城岗的前突部被称之为“岗头上”，我奶奶当年的娘家就住在“岗头上”。奶奶的父亲是前清秀才（即生员），后来离奇失踪，不知所终，从人间蒸发。乡里人都认定他是被狐狸精拐走的，我奶奶也相信这个说法，我们从小到大听她讲过N遍他父亲的故事:
话说我奶奶的父亲考取生员后，正准备参加乡试。某年某日，他动身到安徽广德去办事。据乡里的人说，广德是最多妖怪灵异出没的地方。果然，一天深夜，他在客栈的睡梦中就遇到了鬼魂附体，口对口喂他吞下一颗珠子，这颗珠子后来被众人认定是狐狸精投下的迷魂丹。
他从广德回来以后人就完全变了样，经常有鬼使神差、神魂颠倒的表现。
比如某晚忽然刮起一阵怪风，别人房里的油灯都被吹灭，唯独他屋里的油灯没有熄灭，问他何故，他说“女儿”来过了。
比如他身边经常平白无故地多出一些衣物，家人问他从哪里弄来的，他回答说是“女儿”给的。
比如某次他失踪多日，乡人终于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他，问他这些天是怎么活下来的，他说是“女儿”给他弄吃的。
比如某次又失踪多日，乡人终于在一个偏远的县城里发现了他，问他怎么会跋山涉水到了这个地方，他说是“女儿”背他来的。
等等。
最后一次失踪后，就永远也没能找到他。
我长大后再听到这些个故事，就觉得这像是我们家庭版的《儒林外史》或《聊斋志异》。
我奶奶为了证明过去的乡下确实有狐狸精存在，她还举了其它事例:
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家乡驻扎过新四军的部队。某日，一战士在山道上见有一狐狸端坐在那里，战士朝它举抢就射，那狐狸翻一个跟头就躲过了子弹；再射，再翻一个跟头，始终打不到它，那狐狸还朝战士做鬼脸来羞辱他。
比如某个夜晚，部队里一个班的步枪枪栓神不知、鬼不觉地全被卸走了，后经乡民烧香磕头，向狐狸精求情，于是枪栓很快就被悉数送还。
等等。
到了八十年代初，忽有乡里的人传来消息，说有人在四川峨眉山的寺庙里发现了我奶奶的父亲的踪影。我奶奶对此虽然半信半疑，仍然敦促我父亲能前去查找一下。我父亲不信这一套，不为所动，置之不理。
距县城西南约五十里地处有个叫散兵的地方，山峦起伏，西向巢湖。我佬佬从小就被送到这个穷山沟的一家人家做童养媳，因此，后来姥姥一直对我奶奶心存埋怨。
奶奶带我到乡下，经县城大爹爹家中转后，都是长住在她女儿即我姥姥家里。姥姥的家在山脚下的一个村庄里，有清澈的溪水从山上流下来，村里人用石块垒起一条水槽，水槽的上游供村民淘米、洗菜等；下游则用来洗衣服等。洗衣服的肥皂很紧缺，当地人就常用皂角来代替。洗衣服的时候，妇女们还要用木头做的捧捶来敲打衣服，引来“一片捣衣声”。
村口有一个小池塘，某日，水被逐渐抽干，一些村里的青壮汉子迫不及待地跳下去，在泥潭里捕鱼、捉虾、抓王八。弄到天黑还没完，继续挑灯夜战，池塘的四周围满了看热闹的人（我也在其中），耀眼的汽灯把人们的脸都映照得亮堂堂的。
村后有一处打谷场，打谷场的南向正对着一面葱笼的山坡。这个山头看上去不是很高，但要爬到山顶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我曾经登上山顶一次，这才发现在山的那一边的山脚下，原来有一个很大的水库，碧波荡漾，波光粼粼。
由于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高山(两岁来的那次不算)，所以到了姥姥家后我非常喜欢跑到山上去玩，这也是人所共有的亲近大自然的天性。秋天的山野，景色是很美的，只是我人小没有感觉到。我有时跟随姥姥家的孩子上山去，用竹耙子在石头缝里耙茅草，背回来后给家里的炉灶生火用；有时在山上的树丛里找野果子吃，有的口味尚可，有的不好吃，又酸又涩；或在松树上找沾有野蜂蜜的松针来吮，甜中带有些苦味；有时在山上的溪水沟里捉小鱼和泥鳅，回来后这些鱼获都是专门烧给我吃的；有时什么都不做，躺在草地上看着蓝蓝的天，或听到鸟的叫声，就去寻找它们的踪影。
山脚下有一处涌泉是热的（温泉），冒着热气，据说把鸡蛋放进去，可以焐熟。
我最感兴趣的是山上有一种玩物，当地人称之为“偷蛋婆”。现在想来可能是一种虫蛹，此物拇指般大小，挂在枝条上，略有活动。上半截像一个老太婆的脸，鼻眼分明，额头上还有皱纹，黄色的皮肤，红色的嘴唇；下半截则是黑色的身子。传说从前有个老太婆，老是偷人家的鸡蛋，后来就被罚变成了这种“偷蛋婆”，缚在山上的草木丛中。由于这个东西非常少见，也很难找到，所以在我临走前，姥姥家的人，还有左邻右舍的人，一起帮忙，像搜山一样，终于寻觅到一个“偷蛋婆”，把它安置在空的火柴盒里，准备给我带回上海。不料在我们出发时的匆忙中，还是给遗漏忘带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玩意儿。
除了上山的乐趣外，我对动物的兴趣也很旺盛。到姥姥家不久，我就结识了村里的一个小大姐，并经常追随她到山坡上去放羊。小大姐不上学，山歌唱得很好听。看着那群大大小小的山羊，我心里充满喜悦。领头的羊叫头羊，岁数不小了，胡子一大把，头上的犄角很粗，弯曲得盘了起来。村里人见了它，都叫它“老骚羊”，我想搭理它，但它不愿意睬我。我原以为羊是很温顺的动物，有一次看见它们发起火来也会打架，有两只羊互相用角来抵触格斗，一付不依不饶的样子。
村里的牛有两种，一种是黄牛，头上的角短而尖，性格忧郁，脾气倔强，不太容易亲近；一种是水牛，皮毛灰黑色，头上的角长且向左右两边弯曲，性格温和，脾气憨厚，容易亲近。大人们教我骑水牛的方法是:按下牛头，双脚分别踩在左右两只牛角上，双手抱住牛的头颈，待牛慢慢抬起头就可顺势爬上牛背。对于我们小孩来说，水牛的背上比较宽敞，牛毛并不是想象的柔软，而是有些硬扎扎的。当牛行走时，牛背上的筋骨、肌肉动来动去，初次骑牛时不习惯，骑在上面会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
猪都养在猪圈里，它们吃起东西来“叭嗒、叭嗒”地声音很响。我看到它们肚子底下的奶子不是横的两个，而是竖的一长排，就觉得非常奇怪。某日，有一头在外溜达的家猪在山脚下咬到炸野猪的雷管，被炸得满嘴是血，一路嚎叫着跑了回来。某晚，村子里有人家开刀杀猪，场面火爆，村里很多人去看热闹，把我也带去看。但见一头侍宰的白色的大肥猪绑在一个木台上，尖叫声不绝于耳。
某日上午，我正在秋阳下的打谷场上玩耍。忽然看见周围散步的鸡群像炸开了锅一样纷纷惊到飞起，有的飞到草垛上，继而再飞到屋顶上、甚至树枝上。见此情形，大人们解释说，这是有狐狸下山来拖鸡吃了。由此可见，乡下的鸡飞翔能力比城里的鸡强多了，这是因为它们总是生活在受惊吓的环境里，也算是一种生物进化论吧。
姥姥家的灶披间后门对着后山，某日黄昏，有一条大狗站在门口朝里张望。我在屋里正好看见它，并与它近距离对视片刻。大人们闻讯过来一看，说这是一条狼，就把它给轰走了。后来听乡里人讲故事，说狼下山来抓猪很有办法，同时可抓两头。即一匹狼用嘴分别咬往左边一头猪的左耳朵和右边一头猪的右耳，再回粗大的狼尾巴左右不停地抽打猪的屁股，于是两头猪就这样被狼胁迫、驱赶着给劫走了。
据说牛眼看人很大，所以对人很驯服；而鹅眼看人很小，所以对人很无礼。村里有人家养了几只大白鹅，昂起头来比我人还高，“戆戆”地叫着，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一付傲慢清高、旁若无人的样子。有时我要去惹它们，它们就会掉过头来追逐我，把我吓得落荒而逃。
我到了乡下后，好奇心空前高涨，看到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我提出过许多奇出怪样的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一个问题是:我问，为什么有的牛从屁股后面撒尿，而有的牛则从肚子底下撒尿？我奶奶她们把我的这些个问题说笑了好多年。
生活在山里姥姥家的日子里，每天的主食是山芋。早餐吃汤山芋，中午吃烘山芋，晚上才吃一顿米饭。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挖有一个地窖用来储存山芋，前几年闹饥荒，姥姥家村庄里的人都是靠吃山芋才得以活下来。这里的山芋有两个品种，一种是白皮山芋，形状略圆，水份较少，上海人叫它“粟子山芋”，适合于用来烧汤吃；一种是红皮山芋，形状略长，可用来做烘山芋。把它裹上稻草后直接放进灶头的炉堂里，烤熟后取出，外观黑乎乎的，去皮后露出桔黄色的内容，近似糊状，热气腾腾，极为香甜。
姥姥家的左邻右舍，时常有人把捉到的小鱼、小虾或泥鳅送过来给我煨汤吃。姥姥家很少买肉吃，主要是经济条件较差的原因，还有就是买肉要到好几里地远的镇上去买，多有不便。
经济上贫穷落后的小山村，精神上也没什么追求，一到晚上就没事可做。一家人坐在昏暗的油灯下说一阵话，土墙上人影绰绰，然后就是上床睡觉了，中国几千年来农民生活的样式大致都是这样。
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日子过得很快，终于要回上海了。十一月中旬，奶奶带我离开姥姥家，从山里又回到了县城边上的中转站——仍然住在大爹爹的家里。
此时已是深秋季节，笫二天早上一觉酲来，发现我们脱下来的衣裤以及绒线衫等都被洗劫一空。据分析是夜里有人趁我们熟睡之际，用竹竿从窗外一件一件挑走的。大爹爹穿了另外的衣服出去报案，我等则坐在床上等待消息。
不久，大爹爹就回来了，把我们被盗的衣服悉数也都领了回来。据他说，凌晨时分，那两个偷了我们衣服的人，在经过巢湖闸时被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拦住盘查。正在盘查时，其中一人跳湖逃跑，被开枪打死；另一人则被抓，我们的衣服因此被收缴了回来。还说这两人是越狱的劳改犯云云。
坐火车回到上海，我父亲来接我们，从北站坐公交车到提篮桥，在那里叫了一辆三轮车乘回家。晚上较冷，我的外面穿上了一件紫红色的呢大衣，双排扣的。
一九八八年冬至前夕，我等送我奶奶的骨灰回安徽老家，安葬在我家的祖坟里，这也算是我最后一次陪奶奶回故乡吧。
这期间我又到姥姥家的小山村里去住了一宿。姥姥的丈夫(我们称他为男姥姥)姓郑，我们以前帮奶奶写信到姥姥家，信封上都是写他的名字。虽然姥姥从小到他家做童养媳，但郑家一直待她不错，男姥姥人也很好，很和气，只可惜前些年他在外打工时被车子撞死了。我奶奶与我姥姥她们母女俩真是命苦，竟然都是中年丧夫。我在姥姥家的表弟带领下，到一处山坡上去看了看男姥姥的坟。
除了三年困难时期遗弃的一个孩子外，姥姥家也是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两男(即我的表哥和表弟)早已成家；最小的女儿(即我的表妹)也早已出嫁，嫁到了县城里，还算不错。
我这次再到姥姥家，距上次已二十六年过去了。奶奶已经走了，男姥姥也走了，据姥姥说当年带我去放羊的小大姐也早已嫁到别处去了。村口的池塘早已填没，后山上早已没有了野猪和狼。在路上遇到的牛羊没有我记忆里那么有趣；到打谷场去看了看，也没有我记忆里那么宽敞。村子里许多青壮劳力都离开山沟沟外出谋生去了，因而村子里人气不旺，显得冷冷清清的，完全不是我小时候印象中那个温馨、快乐的山乡。我很失望，怕再看下去会把我以前的美好印象全都颠覆。往事如烟，不堪回首，遥望村外南边的山峦，正洒满金灿灿的落日残照，不禁由衷地想到一句古诗：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这时的山村仍然比较贫穷，饭莱很简单，连烧莱的方法也很单调，除了撒些盐外很少放油。至于其它的如味精、酱油、醋、糖、酒等调味品，一概都没有。那天晚上正吃饭时遇上停电，他们说这里经常停电，于是就点上油灯，糊里糊涂地把晚饭吃了。
饭后不久电来了，表弟他们非常高兴，说要带我去看电视，还吹嘘说放的节目是台湾的片子，很好看。我就随众人拥到村里一户有电视机的人家家里去看电视，他家的客堂间（安徽话叫堂屋)里很快就坐了一屋子的人，因为我是上海来的，所以他们让我坐了一个好位子。
终于开始放他们兴致勃勃想要看的电视剧，我注意看了电视剧的片名叫《黑猫旅社》。再看下去，觉得内容一般，并不是很好看，而且我认为这部片子也不是什么台湾拍的。由此我又想到这个山村不但物质生活仍然贫困，精神生活也改善不多，唯有民风淳朴、古道热肠尚能有所感受。
从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上，是我国的生育高峰期。在上海，特别是苏北人和安徽人的家庭，很热衷于生小孩，欲罢不能。比如我母亲，在三年半多的时间里就接连生下了我等三个孩子。
安徽话里把小孩称作“小伢子”；苏北话里把小孩称作“小把戏”，或叫“下子”；广东话里把小孩称作“细佬崽”；上海话里把小孩称作“小人”。还有对小孩的昵称——小囡、小鬼（沪语读音ju）头、小家伙、小东西等。
小人生多了，大人就不当一回事，对之都是随便养养，乱挅乱掼。这一方面是受制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可能是信奉农村里对小孩贱养的观念，以为这样小孩反而长得更好。
弄堂里奔来跑去地有许多小孩在一起玩耍，小人如果太皮、不乖、不听话、闯祸、惹麻烦等，都会招致家里（尤其是安徽人、苏北人）的大人（尤其是妇女）对其破口大骂。最初是骂他们讨债鬼、小赤佬、小棺材、小畜牲之类的，后来觉得仍不能解心头之恨，于是又升级为更厉害的，骂杀千刀、枪毙鬼等。还有的大人，创造出用恶毒的咒语来骂小人的话语方式。比如小孩动作过快，就说他急着要去“充军”（犯人发配）；比如叫小孩去吃饭，就叫他去“医饭”（吃药的意思，上海话骂人吃饭则叫“触祭”）；比如叫小孩去睡觉，就叫他去“停尸”；比如叫小孩穿衣服，就叫他去穿“老衣”(老衣即是死人穿的衣服)等等。尽管大人如此对小人百般咒骂，但小人对这些骂人话语的含义多不理解，所以并不在意，仍然是快乐成长每一天。
我母亲前面生了我等三个儿子后，意犹末尽，还想要女儿，于是在一九六一年的下半年又怀孕了。我父亲的单位看到我家的人口不断攀升，而且还在继续增长，就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分配给我家一间新房子。
那时分到的新住宅都不用特别装潢，把墙壁用石灰粉一下就可搬进去住。我父母先搬了过去(他们在当地派出所办理迁移登记的时间是1962年3月29日)，家里的部分家什是用“劳动车”拉过去的。奶奶带我及三弟暂时还住在老地方不动，我二弟则从小一直寄养在外婆家里。
某日，我三弟（三岁）在马路边玩的时候走失了，我奶奶非常着急，就到路口的交通岗亭里向开红绿灯的民警请求帮助，结果很快就找到了。
转眼到了一九六二年的五月中旬，母亲就生下了我四妹。
新房子分到后将近一年，一九六三年春节过后，奶奶带我及三弟也从平凉路的新华里旧居搬迁到了控江路的新居落户(户口簿上在当地派出所办理迁移登记的日期是1963年2月18日)。
新住所地处控江路上。控江路是当时杨浦区区域里最北面的一条横贯东西的交通干道，其东与军工路交接；西到大连路为止。五十年代初期，在控江路的北面沿线兴建了四大工人新村，从东到西依次是：长白新村、控江新村、凤城新村及鞍山新村，这是上海俗称“两万户”住宅中规模最庞大的一个建筑群。
大跃进时期，区里制定并实施建设“控江大街”计划，首先在凤城新村以南、黄兴路至控江路桥之间的控江路北侧沿线，建造了一排分段连体的楼房。
这些楼房高五层，一个门牌号里每个楼层住九户人家，房号从01室至09室。每三户人家（三个房号）为一个单元，合用一套厨卫。厨房内有煤气和自来水；卫生间里有抽水马桶、浴缸和水斗。室内是磨光水泥的地面，有的房间还附带阳台和壁橱。这样的民居居住条件，不要说是在杨浦区，就是在当时的全上海来说，也是比较先进的。
我们的新家就在这控江大街楼房的某个门牌号里，位于控江路、凤城路路口处。
从楼梯上到四楼，沿北面一条走廊至单元的总门。总门进去即是厨房，穿过厨房是一条室内走廊，走廊的左边是朝南的两个房间：407室和408室；走廊的右边是朝北的一个房间409室及卫生间。另外，408室的南面附带一个阳台，408室与409室里背靠背各有一个壁橱。
在这个单元里，我家的新居在407室，面积约十八平方米。隔壁的408室暂时用作我父亲单位的联络点，里面布置有办公桌、文件柜和沙发等物件。朝北的409室暂时空关着。
当时的居住形态是社会主义化的，像这样条件好的房子，既住着当干部的人家，也住着许多一般的工人家庭，在我家的楼下（二楼）还住着这时刚出名的工人作家胡万春的家。
我们搬进了一个全新的居住环境，不仅生活设施的改善使我们的生活质量有了根本的提高，而且从狭窄、逼仄和充满沉淀气息的旧式里弄走出来，使我们的精神面貌也为之焕然一新。
我家住的楼房的马路对面是一片农田，这片农田南北纵长约一站路，南至上钢二厂的围墙，围墙下有一条小河，因为修建黄兴路而成了断头河；北至控江路。东西横宽约百多米，东至如今的凤城路（当年凤城路的延伸段）；西至上海电焊机厂的围墙。至于电焊机厂后面的西南地区是否还是农田，不知道。从家里的窗户望出去，但见绿油油的庄稼在大地上铺陈，呈现出一派田园风光。这是一个农村向城市来不及转换的年代。
下楼后穿过马路，就来到了田间，从城里到乡下，仅咫尺之遥。
开春以后，无论是田里的疏莱还是田边的野草都长势茂盛，欣欣向荣，这里就成了我新开辟的、经常去玩耍的地方。
在草丛里捉“蝈蜢”（即蚱蜢，属于蝗科）。我们捉的蝈蜢有两个品种，一种被称之为“青蝈蜢”，全身绿色，伏在青草上与之浑然一体，难以辫认。此虫以弹跳为主，展翅飞翔为辅。从外表形象看，尖头，披着长长的翅衣，很有些像当时报纸上漫画美国三K党党徒的装扮。一般的体长只有四五公分，也曾看到有人捉到过一只超级大的“青蝈蜢”，长约十公分，极为罕见；还有一种被称之为“烂泥蝈蜢”，枯黄色，体形与“赚绩”差不多大小。此虫的弹跳能力更强，反应也快，比较难以捕捉。
扑蝶。这里的田野很少见到彩色的蝴蝶，多是一种白色的粉蝶翩翩起舞。我们有时在地上挖一个洞，把捉到的粉蝶都关在里面，到第二天再去打开看看，看它们还在不在里面。
打蜻蜓。蜻蜓停在水面上的身姿很轻盈，用手捉蜻蜓是捉不到的，就用细竹竿打，很容易打到，但打下来的蜻蜓也就活不了了。
捞“拿摩温”(即蝌蚪)。在水沟里游来游去的“拿摩温”，样子像逗号，成群结队，摇头摆尾。我们把它们捉上来后放在盛水的碗里养着，最多时一只碗里有数十条“拿摩温”，看上去黑乎乎的一片。它们很快就纷纷死掉，命运很惨，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些虫子就是青蛙的后代和儿女。其实早在1960年就有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上映（后来还在国际上得过奖），可惜我们这时都没看过。
我等入住新居后，奶奶临时住进了空关的409室，这个朝北的小房间面积只有八个多平方米，冬天很冷，因此我们把窗户的缝隙都用报纸糊住，以阻挡寒气渗透进来。
前面已经说过，我家隔壁的408室是我父亲单位设置的办公室，晚上我曾经一个人在里面睡过几次觉，睡在折叠式的帆布床上。但我每次都吓得睡不着觉，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提防着随时会有厉鬼出现。我不但怀疑床底下有鬼，还担心壁橱里也藏着鬼，心里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紧张，久久不能入眠。
鬼是什么样子的，谁都不知道，鬼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只是一个抽象的内心恐惧的象征。凡睡觉时，如俯卧压迫心脏，或手臂压迫心脏，或盖被压迫心脏，或受到寒冷的刺激等等，都会引起做恶梦。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做恶梦的，恶梦最具代表性的内容是这样的:梦见自己走进房间，猛然发现房门后面躲着一个鬼。我吓得转身就逃，但两条腿不听使唤，再怎么拼命用力也迈不开步，……。
稍大以后做恶梦：梦见一个陌生人，开始不觉得怎样，后来看到他朝我冷笑，突然变成一个青面獠牙的魔鬼。我顿时吓得毛骨耸然，拨出****朝他连开数枪，但总打不死他。他拽住我，我大喊救命，但再怎么喊也喊不出声，……。
再大些后做恶梦，增加了心理活动的内容：梦见我在某个店堂里看见身边有许多人走来走去，后来一想，觉得不对，这时已是半夜三更，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我再细看，发现周围的人个个都脸色惨白，连眼睛都不眨，肯定都是些孤魂野鬼。我的心头马上升起巨大的恐惧感，焦急地想着怎样才能逃离此等鬼域……。
有时白天受到恐吓后晚上也会做恶梦，某晚父亲带我去看新上映的电影《飞刀华》（1963年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回到家后睡觉至半夜，我就做恶梦，还发高烧（可能原来已有病因），父亲急忙将我送到新华医院去挂急诊。后来因为群众提意见，有关部门就把电影《飞刀华》停映了。
搬到新居过了半年后，一九六三年八月十日，我就开始上学了，读小学一年级。
我们学校的校名叫凤南新邨小学，简称凤南小学。在学校的南面是凤南新村，我三弟的幼儿园就在那里，他是我家五个小孩里唯一上过幼儿园的，“科班出身”。
学校很近，就在我家的马路斜对面，从家里的窗户可以看见学校的楼房。学校的大门朝西，面对着开阔的农田。校门前有一条小路，北与凤城路相对接；南与凤南新村相通达（后来这条小路拓宽整修后归属凤城路）。在没有读书前，我经常看见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放学后排队过马路的情景，非常羡慕，现在我终于也跨入了这个行列。
开学后，手捧崭新的课本和作业薄，令人兴奋不已。我们把课本都用专门的包书纸包好，把铅笔用刀片或卷笔刀削好。
铅笔有两种，一种带橡皮头；一种不带，有橡皮头的铅笔比没有的高级。笔杆有圆形和六角形两种，后者握在手里不易打滑。笔杆上一般都涂有彩绘，看上去很美。为了防止削好的铅笔笔芯碰断，铅笔不用时要套上特制的笔套。铅笔用短了，变成了铅笔头，使用不便，这时可把笔套套在铅笔的另一头加长一截，方便使用，这是笔套的第二个功能。后来曾经有一种新式的铅笔问世，外表像钢笔一样，转动笔杆，笔头里定制的铅笔芯就会冒出来，这种笔想必价钱也是很贵的。
除了铅笔外，橡皮擦和削铅笔的刀片或卷笔刀也是必备的。放铅笔、橡皮和刀片的盒子是铁皮做的，长条状，翻盖上面印着各种花花绿绿、色彩鲜艳的图案。铅笔盒子新的时候很美观，用旧了则会变得锈迹斑斑，有的人甚至会把盒盖和盒底给用分了家。
课本、作业薄和铅笔盒子都放进新的书包里，书包的质地是细帆布的，背带可以放长和缩短，书包背在身上都是斜挎式的。到我们进中学的时候，样式就改变了，书包都是背在肩胛的一边，谁还斜挎式背书包，肯定会被人当作幼稚或老土而看不起。
我们这些新入学的小人，背着书包去上学堂的样子，真的是人见人爱。
我们学校的教学楼是一幢三层楼房，学校的操场在教学楼的北面，操场面积较大，其北面的围墙已接近控江路路边。到了一九六四年间，控江路的边上要造新房子，于是就把我们学校的操场划去了一块给征用了。
操场的边上，春、夏季里杂草丛生，我们有时课间劳动就被安排到那里去拨草。操场东面的围墙下有两个秋千架，我们只有在这个时候玩过荡秋千。长大以后每当读到古人写荡秋千的诗词，我就会想起我们遥远的童年的乐趣。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个女的，二十多岁，叫周××，戴眼镜，她兼教我们上语文课。
刚上学时用的语文课本是《初级小学课本
语文
第一册》，书里的课程排序是：
准备课
拼音字母
a（读音：“啊”，附医生检查小孩口腔时的张嘴图。）
o（读音：“喔”，附公鸡啼叫图。）
e（读音：“鹅”，附鹅图。）
y（读音：“衣”，附衣服图。）
u（读音：“乌”，附乌鸦图。）
ü（读音：“鱼”，附鱼图。）
……（包含学习发音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1
日月水火（这四个字是我们人生识字的第一课，每个字分别附有太阳、月亮、流水、烧火的图形及其象形文字和拼音字母、声调）。
2
山石田土（附各自的图形及其象形文字和拼音字母、声调）。
3
人手足
口耳目（附各自的图形及其拼音字母、声调）。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同3，图形是以双手的十个手指示意）。
5
上中下
大小多少（同3）。
6
丈尺寸
元角分（同3）。
……
16
屋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
32
天天做早操
大公鸡，喔喔叫，小朋友，起得早。
起得早，上学校，排起队来做早操。
伸伸手，弯弯腰，天天做操身体好。
……
34
大雁
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
41
孔融让梨
……
当年学习拼音字母时我就感到比较难学，长大以后不怎么用就忘得差不多了，什么声母、韵母、前鼻音、后鼻音更是搞不清楚。前些年因为要用电脑打字，才把拼音字母重新温习了一下。
学习汉字，每个字都要掌握音、形、义三个方面。音就是字的读音；形就是字的写法；义就是字的意思。字音标有拼音字母和声调；字形需要记忆；字义需要理解。学了生字后就要练习写字，作业簿里的方格内都划有米字形的虚线，练习写字时，一是要把每个字在方格内横竖撇捺写端正；二是要把每个字的笔划顺序写正确。有的人在这个时候把个别字的笔划顺序写反了，长大以后就很难改正过来。
“左、右”两个字是我人生最早学到的汉字之一二，但对于这两个字的概念，我在后来很长的时期里一直模糊不清。比如在做队列操“向左转、向右转”时，我要么搞错方向，要么反应迟纯；又比如在看图片说明时，“左起第×人”或“右起第×人”，我老是弄不懂这个“左起”或“右起”是以图片上的人来定位呢，还是以看图的人来这定位。
学了生字后学单词，继学词组，再学短句。
算术课与语文课同样是主课，学算术是从1＋1＝2开始的，加法学了学减法，减法学了学乘法，乘法学了学除法。
学乘法要背口诀：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九九八十一。刚开始背乘法口诀容易出错，老师在课堂上抽查时，有的同学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背，当背到“三七二十三”，或“六九五十六”等，同学们听了都会大笑，老师也跟着笑。
四种基本算法都学会后，就要开始学混合运算，就是在一道题目里把加法与减法或加法与乘法或乘法与除法等等放在一起算。学了混合运算后，接着要学四则运算，就是在一道题目里把加、减、乘、除法合在一起上。运算的数目字也逐渐从个位向十位、百位、千位、万位增加，其学习的难度当然也越来越高。
与语文课相比，我从小就对算术课不感兴趣，算来算去算得头昏脑涨的。到了读中学后，我同样对数学课也不喜欢。好在中学的几年里，数学课教得很浅，使我得以蒙混过去。中学结束后读技校（学美术），所幸课程里没有数学课。时间一长，就把中学里学的程度有限的数学忘得一干二净。到了一九七七年底参加高考，匆忙上阵，结果是数学几乎考了零分，名落孙山，从此以后决定不再去考什么大学。
算术作业交上去，老师先批每道题的答案对错（扎勾或打叉），然后给出一个总的评分。语文作业的批卷方式根据题目的内容有好几种，最后也要给出一个总的评分。评分的等级采用的是五分制，即批5分代表优；4分代表良；3分代表及格；2分以下代表不及格（因为2分以下是用红墨水批的，所以叫“开红灯”）。0分则叫“零汤团”，又叫“吃鸭蛋”。测验和考试的成绩也是用的五分制，如得了5分当然很高兴，得4分也不错。得了2分以下，有的同学就要担心回家后会不会被大人用鸡毛掸帚打屁股或吃“毛栗子”（指关节敲头）。
除了上语文、算术课外，还有体育课。跑步比赛，拔河比赛，跳绳子，踢皮球（一种很小的皮球，比苹果大些，外表涂有油彩条纹），玩“拔罗卜”、“老鹰捉小鸡”游戏，在垫子上翻跟斗、竖蜻蜓等。
还有音乐课。音乐老师或拉手风琴；或弹台式风琴，一遍又一遍地教我们学唱歌。初学阶段里，我们跟在老师后面哇哩哇啦地声音有大有小、调门有高有低地唱，唱得跑腔走调的。时间长了，就唱得整齐了。我们学唱的歌曲既有儿童的，如:
我家小弟弟，半夜笑嘻嘻，我问他笑个啥，梦见毛主席。
也有成人的，如: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
还学一些五十年代流传下来的经典儿童歌曲，如《劳动最光荣》；如《让我们荡起双浆》；如《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如《小燕子》，等等。
还有美术课。用彩色的小蜡笔把老师挂在黑板上的图画仿照在纸上，或自己随心所欲地画人、画房子什么的。画图用的小蜡笔比洋火棒头长一些，一套有十支十种颜色，分两排装在小纸盒里。九十年代中期在电视（香港的电视节目）上看过几集根据日本漫画拍摄的动画片《蜡笔小新》，觉得很生动活泼，也使我想起自己快乐的童年。
上二年级的时候每个星期有一节手工课，其中有一项科目就是用橡皮泥捏器物，有时是规定对象，有时是自选对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上学前白相烂泥的继续。
还有就是把特制的图案卡纸，按照提示，运用折叠、裁剪、粘贴等方法，做成一定的物品形状。
我对上手工课很感兴趣，每次动手做工艺都是热情高涨，尽心尽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求最好，只求更好”。
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最后一节课——手工课，天色骤暗，随之大雨倾盆。许多大人都携带雨具赶到学校里来，准备接各自的小人回家。只见教室的门外不断有人探头探脑地朝里张望，使我们上课的学生很是心不在焉。我家里没人来接，这正合我心意，我盼望这雨下得越大越好，一直下下去不要停，等会儿放学后可以满足趟水玩耍的乐趣。
小孩子们一般都喜欢玩水，这可能是源于出生前在胎盘里所体验的快乐。在我们刚进小学上学的时候，发过一次大水。那是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二日至十四日，6312号强台风带来特大暴雨，连日来市区的降水量达258.1毫米(郊区南汇县更是达到434.6毫米)。由于排水无效，加上黄浦江水倒灌，市区大面积进水，积水最深处达1.4米。我们家的周围地区也是水漫金山、一片泽国，地面上的积水有六七十公分深，几乎淹到我们的胸口。我们很兴奋，都跑下楼去在水中嬉戏，更有人家的小孩把洗澡用的木盆推出来，坐在里面当船划。
除了玩水外，我们还喜欢玩火（这是什么原因就不知道了）。最常玩的一种是把蜡块溶化在空的“百雀灵”雪花膏的铁皮盒子里，并且预埋上灯芯。之后都钻到床肚底下（衣服上沾了一身的灰尘），趴在地上，点亮这种蜡烛灯，把脑袋凑在一起说着话，显得很有神秘感的样子。
学校大门外的路边曾堆放过大量的黄沙（一种建筑材料），堆得像小山似的，我们放学后就到上面去玩。通常有两种玩法，一是“占山为王”。一方若干人背靠背地站在黄沙堆上，另一方若干人则从四面八方围攻上去，双方用推拉拖拽的方法来抢占“山头”（即使摔倒在黄沙上不要紧）。
二是“挖陷阱坑人”。在黄沙上挖一个较深的洞，洞口盖一张纸，纸的上面洒一些黄沙掩盖一下。然后诱骗别人来踩这个陷阱，当他的一只脚陷进去后，边上的人赶紧用脚去踹周围的黄沙，以使他的脚拔不出来。
我家所在的这个门牌号楼房里竟然有八个小孩与我是同班同学，具体分布是：三楼两个男同学，都姓宋，住302室和304室。四楼三个男同学，一姓汪，住402室；一姓钱，403室；一姓何，405室(姓何的后来家搬走了)。五楼三个，一伍姓男同学住502室；；一王姓男同学507室；一康姓女同学508室。我自己则是住在407室。
在寒、暑假里，学校要求组织校外学习小组。按照老师的分配，我与同楼304室的宋同学、508室的康同学(女)，及家住楼外的刘同学(女)组成一个小小组。
小小组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做寒、暑假作业，这种统一布置的作业都印在一本本子上，每天都规划一定量的语文、算术等题目，图文并茂，形式多样，我们只要逐日完成任务就可以了。做作业的时候，组员之间可以相互讨论和交流。
这个时候我们男同学几乎每人都有一个绰号（即外号），有的人还不止一个。姓名只有老师才叫，同学之间在平时相处时都直呼绰号,非常随便。
喜欢给人起绰号是小男孩们顽皮捣蛋的一种表现，而且起的绰号大多低俗不雅。到我们进中学后，懂事理了，这种给人乱起绰号的现象就没有了。说到起绰号，可能与中国的传统习俗有关。从古到今，中国人的人名叫法很复杂，古代的人姓名之外还有字和号，现在的人改过名的还有曾用名。革命者有化名；潜伏者有代号；艺人有艺名；作家有笔名；家庭成员有小名；外企白领有洋名；电脑上网有网名；QQ聊天有昵称。文人叫雅号；俗人叫诨名，《水浒传》里有青面兽、母大虫；武侠书上有胡一刀、小龙女；土匪叫座山雕、草上飞；流氓叫疤拉眼、三秃子；农村里的孩子叫二楞子、椿芽子；城市里的叫小黑皮、小扁头，等等。
我们小小组里的宋同学最擅长于给人起绰号，我的绰号就是他给起的，当然，我也回敬给他起了个绰号作为报复。小小组的学习没过几天，宋同学就技痒，男同学的绰号都起完了，他就扩展到女同学身上，给组内的女同学刘某某也起了个绰号，叫她“黑鼻头”。因为宋知道了刘同学的父亲工作是爆炒米花的，于是宋就把干这一行的人的某种特别印记转移到了刘的头上，由此可见宋在给人起绰号上确实很有才华。
小小组学习的间歇时间，我们几个就吹牛聊天，说些闲话，其中也有说到关于鬼的话题。有一次，刘同学说的一件鬼事最为恐怖。她说，某日半夜醒来时，在黑暗中猛然看见一个白色的鬼在床里靠墙直挺挺地站在她的身边……。刘说的这件事不管是真是假都被我牢牢记住，也极大地丰富了我脑子里对鬼的想象，从此以后的许多年里，每当我深更半夜醒来的时候，总要睁眼看看我的床里墙边是否也会站着这样一个白鬼（如果真有的话，只要一次，就足以把我吓死）。
因为我是小组长，所以我们这个小小组的活动场所都是放在我家里举办。过了一段时间，宋同学又弄出新花样，他对组内两个女同学开玩笑说，以后她俩每到这里来学习一次，都要各交付一分钱作为买门票。
这种说法很快就报告到了班主任老师那里，于是老师在返校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了宋同学要在小小组里收钱的言论。当时我们在语文课里刚好学过一篇课文，名叫《半夜鸡叫》（战士作家高玉宝著的小说《高玉宝》中的一节），说的是解放前地主周扒皮想着法子剥削农民的故事。老师在批评宋同学时调侃说：旧社会有个周扒皮，现在我们班里也出了个“周扒皮”。同学们听到这里，哄堂大笑。
我们小的时候都不大讲究卫生，也不懂得什么卫生的道理。只知道听人说，换牙的时候，掉下来的牙齿不能乱扔。上牙床掉的牙齿要扔到屋顶上；下牙床掉的要扔到床底下，不能扔错，如果扔错地方，新的牙齿就长不出来了。另外还要注意，在扔牙齿的时候双脚要并拢，否则的话以后新长出来的牙齿就会长得不整齐。
上学以后，学校不但关心我们的健康成长，还经常对我们进行卫生知识的教育，培养我们讲究卫生的好习惯。有一次老师给我们讲解卫生注意事项，其中有一条是：不要用公共的荼杯喝水。
我当时把“公共”二字听成是“公公”，因此就想，为什么不要用公公的荼杯喝水呢？又想，我家的公公只有是我外公，因此，后来我每次到外婆家去玩的时候，特别注意不要用外公的荼杯喝水。
上学前我们在家里都是自由自在地放任惯了，上学后进学校就要开始做规矩，俗话说不以规距，不成方圆，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学生，从小就要抓紧。在培养我们循规蹈距的过程中，差错时有发生，在所难免。于是班主任老师就要对在学习上、上课时、活动中出错的学生进行重点教育，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是“立壁角”，就是叫他去面朝墙站着。“立壁角”的本意应该是起到面壁思过的作用，但我们那时年纪尚小，根本不懂什么叫思过，于是“立壁角”就成了在墙根儿傻站一会儿而已。
二是“留下来”，放学以后被单独叫到老师的办公室里，站在老师的桌子旁听老师训话。“留下来”的性质比“立壁角”要严重得多，我们放学回家，遇到有的家长问他家的孩子怎么没跟我们一起回来，我们说他被老师“留下来”了，连家长都认为是出了大事。
班主任老师对我们学生既爱护又严格要求，因此我们都对她怀有敬畏之心。
有一个时期，学校的周边地区正准备重新铺设下水管道，控江路的路边上存放着许多直径两米多的钢筋水泥管子。这些下水道管随意摆放的姿态各不相同，变化多端，其视觉效果看上去颇像现在的装置艺术。
暑假里的某日，我和几个同学正在外面玩耍，忽然看见班主任老师从前面走了过来，我们像老鼠见到猫似的赶紧逃避到路边的水泥管子里躲起来。
不是每个老师都给我们留下好的印象。一九六四年的一天，有公安局的一辆小吉普车开到我们学校门口，抓走了一个男的老师。听其他老师说，他是因为搞腐化而被抓的。由于我们人小，因此都不知道这“搞腐化”是什么意思。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凡公安局上门抓人，开的都是这种小吉普车，几乎等同于现在的警车。
在我们上学之前，全社会学雷锋的热潮已经兴起，这时我父亲买回来一本书《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3年4月北京第一版，32开本，150页，定价：0.38元）。
书的扉页上有“雷锋同志遗像”一幅，有毛泽东题词（略）；周恩来题词（略）；刘少奇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朱德题词：“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题词：“学习雷锋同志的榜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邓小平题词：“谁愿意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书的封面是黄永玉刻的木刻雷锋像，书中有多幅李桦刻的木刻插图。书的“目次”如下：
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作者陈广生）
血海深仇——1（页数）
苦尽甜来——7
……
永生的战士——95
雷锋日记摘抄——99
后记——149
家里有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没上学，过了一年多后，我上学字认得多些才阅读了它。而唱关于雷锋的歌要比看书早些，学校上音乐课时教我们学唱，比如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唱《接过雷锋的枪》；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等。
一九六四年的早春，学校按照上级有关方面的布置，动员我们学生在课余时间来种植蓖麻，用以支援国家建设。我们看到的蓖麻子如花生米般大小，硬壳，外表光滑，有黑色的花纹。据介绍，蓖麻子出油率高，是上好的油料作物，且有适应性强，易于成长的特点，对土壤的要求也不高。蓖麻油对于制作油漆、皮革、肥皂、印染等，以及高级润滑油，都极为需要。每年的惊蛰过后，即可种植蓖麻。
我们学生响应学校的号召，都三三两两地利用课余时间种起了蓖麻，这也是向雷锋学习的实际行动。我与几个同学种蓖麻的地方选在学校北面围墙外的墙跟下，我们看着它们发芽出苗，并为之欢欣鼓舞。正当它们茁壮成长的时候，不料却被接连几天的大雨给冲垮了，我们的种植任务也因此宣告失败。
每天早上上课前，学校要组织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按照学校的规定，当奏国歌升旗时，除了在操场上集合的师生外，其他任何正在楼道里行走或在教室里值勤的师生，也应立即暂停一切活动，原地肃立，以示对国家的尊重。
最令人心动的是观看学校少先队举行的欢庆仪式。男女少先队员们穿着蓝色的长裤或花裙子，白衬衫映衬着鲜艳的红领巾，小姑娘的辫稍上还系着粉色的蝴蝶结。他们精神抖擞、挺胸抬头，吹小号的吹小号；敲队鼓的敲队鼓。队旗飘飘，歌声阵阵，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精神面貌意气风发。
我是在二年级（下）的一九六五年“六一”儿童节加入少先队的。我们班级五十多人中第一批加入的有二十个同学，我是其中之一。举行入队仪式的那天，我们的心情很激动。高年级的少先队员代表庄重地、一对一地分别给我们戴上了红领巾，从此我们又知道了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在入队前些天的五月中旬，我母亲再接再励，生产了第二个女儿（即我五妹），之后我随父亲到虹口区高阳路纺织局的妇产科医院去接她们回家。就在医院附近的一个书报亭里，我买了一本《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64开本，定价四分）。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
目次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3（页数）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9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12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礼——14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标志——15
中国少年先锋队入队誓词——17
中国少年先锋队入队仪式——17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表——19
队章中规定的少先队队员入队誓词是: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决心遵照共产党的教导，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劳动。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一切力量!
我们杨浦区的少年宫位于宁国路、长阳路路口的东南角上，1960年1月1日建成开放，它的前身是杨浦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少年宫里有科技、美术工艺、文艺大楼等建筑，内有影剧院、活动室、图书馆等。室外还有多种游艺活动项目，如溜旱冰，以及一组叫“勇敢者的道路”的系列运动设施等。我们曾经用一分钱办过一张卡（出入证），但我记得只去玩过一次，所以对少年宫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在少年宫的南边有一座解放前遗留下来的上海基督教沪东堂，“文革”期间停止了宗教活动，至一九八二年恢复。八十年代里我曾托人在里面买过一本《圣经》，当外国文学名著来看。到一九九九年的时候，在国和路、政立路口为这座教堂易地重新建造了一座。
我们学生每个学年都有一本《学生——家庭联系册》。粉红色的封面上面注有学校名称、校址、电话、几年级几班、学号、姓名及班主任姓名。内页分别是:
1.第一学期平时成绩记载
科目:语文(阅读、写字、作文)、算术
劳动情况/缺席情况/家长签章
2.学校与家庭联系事项
3.第一学期成绩
语文(阅读、写字、作文)、算术、珠算的平时成绩/学期考分/学期成绩。
学生在校情况
第二学期(同上1.2.3)
学年成绩报告(1)
语文、算术的成绩
升级、毕业或留级/奖惩记录/班主任签章/校长签章
学年成绩报告(2)
学生在校情况
健康情况记录
检查项目:视力(左、右)、沙眼、蛔虫、龋齿、心肺检查等(初查、复查/初查、复查)
预防接种项目:牛痘、卡介苗、三联等/接种日期
第一学期的身高、体重(测量两次)
第二学期的身高、体重(测量两次)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本手册就取消了。
在我上学前后，父亲有时会买一种叫《小朋友》的儿童刊物给我看。刊物的形状方方正正，像手帕那样大小，封面的图案总是设计得颜色鲜艳、精彩纷呈，给我印象很深。每期的封三页面上，都固定刊载乐小英画的四格连环漫画，非常有趣。在刊物上看的内容早已忘记，只记得当时我对这本东西真是爱不释手。
现在知道《小朋友》杂志是1922年4月6日由上海中华书局创办的，第一任主编是黎锦晖。解放后，1953年改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封面上“小朋友”三个字是宋庆龄亲笔题写的。
我这时看的《小朋友》，半月刊（每月五日、二十日出版），24开本，16页，每本定价一角。
《小朋友》上有“小花园”一栏，专门刊登儿童的画作，作者的年龄在七岁至十岁之间。我当时看了很惭愧，因为我画得没有他们好。
上学后开始识字，到了二三年级时，字认得多了，我就喜欢上了看名叫《十万个为什么》的书。
这一时期发行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大致有如下一些版本：
《十万个为什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36开方本）
第一册，1961年4月出版，287页。
第二册，1961年5月出版，320页（叶永烈等编著，严折西等绘图，定价：0.65元）。
第三册，1961年8月出版，306页。
第四册，1961年9月出版，332页。
第五册，1961年10月出版，371页。
第六册，1962年9月出版，363页。
第七册，1962年10月出版，343页。
第八册，1962年12月出版，324页。
《十万个为什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32开本
少年儿童出版社编）
物理（1），1961年5月出版，233页。
物理（2），1961年8月出版，227页。
化学（1），1962年10月出版，270页。
化学（2），1962年10月出版，234页。
医学（1），1962年10月出版，212页。
医学（2），1962年10月出版，209页。
植物（1），1962年10月出版，303页。
植物（2），1962年10月出版，274页。
动物（1），1962年10月出版，248页。
地学（1），1962年10月出版，274页。
天文（1），1962年10月出版，308页。
气象（1），1962年12月出版，266页。
数学（1），1962年12月出版，330页。
这套丛书将科学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字句浅显直白，内容通俗易懂，深受广大青少年的喜爱。
我只看过其中的若干册，觉得书里的内容千奇百怪，引人入胜。比如说印度有一个狼孩，从小由狼养大；比如说某飞机驾驶员在空中飞行时用手抓住了一颗射出的子弹；比如说有一支拿破仑的军队，在过桥时因为步伐一致而把桥给震坍了；比如说宇宙中一光年的距离是多么多么遥远；比如说外国某动物园的一头大象因为踩死人而被判处死刑；比如说坚硬的石头为什么能像棉花那样用来织布；比如说夏天是穿白色的衣服风凉还是穿黑色的风凉；比如说一吨棉花与一吨钢铁哪个重等等。
有一天晚上我在楼上507室的王同学家里看一本《十万个为什么》，看得入了迷，竟然忘了回家。后来经王同学的家长的提醒，才离开了他家。
我从小对语文课比较感兴趣，因此对语文课的内容比较学得进。我们三年级（上）使用的语文课本是《初级小学课本
语文
第五册》，其中第10课的课文是“人心齐
泰山移”：

人心齐，泰山移。鱼靠河水，人靠集体。独脚难行，孤掌难鸣。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一根竹竿容易弯，三根麻线难扯断。
一块砖石砌不成墙，一根木头盖不成房。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
第38课
家属亲戚称呼杂字
父母子女
姐妹兄弟
祖父祖母
孙儿孙女
伯父叔叔
姑姑阿姨
伯母婶母
侄儿侄女
舅父舅母
外甥甥女
表姐表妹
堂兄堂弟
姐夫妹夫
嫂子弟媳
岳父岳母
女儿女婿
老少长幼
家属亲戚
种种称呼
各地不一
课本中练习二的第四题是：看图说话（《抓坏蛋》）。四格图的画面内容是:第一幅，一个老头在偷玉米；第二幅，被两名少先队员发现；第三幅，老头向他们求饶，其中一名少先队员去报告；第四幅，生产队里派人来把老头带走。
所谓“看图说话”就是按照图示的意思写一篇作文，我们在课外都完成了这道作业。做好的作文交上去后，经老师批阅，我写的一篇被老师认为写得最好，还在上课时夸奖了我，这件事使我很受鼓励。
除了遣词造句、叙述图意外，我在这篇作文中既写了要以刘文学为榜样，坚决同坏人坏事作斗争；还写了要向“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学习，保护好国家和集体的财产。
三年级开始设书法课，让我们学写毛笔字。大家都购置了毛笔、砚台和墨，学写毛笔字按惯例是从摹写描红簿开始。描红薄是统一印制的，字体是楷书，字的内容是什么已经忘记了，但肯定不会还是“上大人孔乙己”之类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学生写大字报，批判描红薄是往红的上面抹黑，于是描红簿就取消了。
写了一个阶段描红簿后开始临摹字帖，从大楷写起，到中楷，再到小楷，由易至难，循序渐进。我们读三年级（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书法课也不上了，发下来的一本小楷簿没有用过，空白的被保存至今成了我个人的纪念品，簿子的封面上还盖有我小学的校名章及我的姓名章（当时学校给我们每个学生都制作了一枚姓名章，这种图章类似于活字印刷中的活字）。
从我家的楼上往下看，是一条横贯东西的控江路。那时马路上的车辆不多，见的最多的是行驶在这条路上的61路公共汽车。这条公交线是1954年4月17日开辟的，它的两头终点站分别设在杨浦区的图们江路和虹口区的海宁路上。
当时住房的阳台都是敞开式的，我们有时就站在阳台上，扶着栏杆朝下看，看马路上的车辆开来开去，可以说是傻看，安徽话叫“望呆”，这也是当时童年的一种乐趣。
看多了，我们就发现61路公交车的车型不是一致的，有好几种样子，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混搭”。于是我们就发挥想象力，经过议论后分别给它们起了绰号以自娱自乐。
61路公交车有一种采用新式客车车型（与现在的样子差不多），短小精悍跑得快，我们就叫它“孙悟空”；
有一种仍是老式客车车型，车头朝前拱出来一块(与“解放牌”卡车的车头相类似，在电视剧《围城》里方鸿渐等人到三闾大学去的途中乘坐的长途汽车就是这种老式客车)，根据它的外形特征，我们叫它“猪八戒”；
有一种61路车的车顶上驮着一个很大的油汽包，这个背负包裹模样的车子当然就叫它“沙和尚”；(这种携带油气包的车子开始的时候还蛮神气的，油气包鼓鼓囊囊的。几个来回行驶下来，油气包就明显瘪了下去，现出软皮搭几、有气无力的样子。)
还有一种61路车是两节头，即前面一节动力车厢，庇股后面还拖着一节更短的车厢（两个车厢之间互不相通），我们就叫它“唐僧骑在马上”。(遇到这种车子开过来，乘客们一般都选择乘前面一节，前面实在挤不上，才乘到后面这节。乘坐后面这节车厢的乘客比较受罪，当行驶过程中遇到路面不平时会被颠得七荤八素；而在车辆转弯时，拖在后面的这节车厢则被左右甩来甩去，上面的乘客则被晃得东倒西歪。)
我们有一个表伯父，是开油罐车的，这类车子的车身统一涂成明黄色，车身上还写有“小心火种”的字样。表伯父固定开的这辆车，编号是09。我们有时就坐在马路边等着，只要看到行驶过来的油罐车驾驶室车门上是09的号码，我们就大呼小叫地喊起来，表伯父会向我们挥手致意。有一回表伯父听到我们叫喊就停下车，把我捎上，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带我去兜风。
当车子开到一个单位停下来输油时，我也下了车，跑把车子后面，把车后一根拖在地上的铁链条撩起来放在车架上，我是想不让它受到磨损。当车子重新上路后，表伯父很快就觉察到异常，他停下车，到车后把被我撩起的铁链条重新放了下来。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根铁链条拖到地上。
从我们家西去一站路就是新华医院，因而在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有救命车（现在叫救护车，或叫急救车）来回急驶。救命车的车身都是白色的，上面涂着红色的“十”字。车头的右上方挂着一个铃铛，由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那个人手伸出窗外进行摇铃。“得郎郎！得郎郎！”急促而清脆的铃声伴随着救命车的行驶，一路响过。
盛夏的马路上，经常会有洒水车来洒水以给路面降温。洒水车的车身也是白色的，它在洒水时播放的告示音乐很简短，也为我们所熟悉:
（音符）5—123—2321（重复）……
文革开始以后，好象马路上就不洒水了，我也很长时间没见过洒水车。到了热天的时候，有的路面上的柏油(即沥青)被烈日烤得油乎乎的，车轮辗过去会“滋滋”作响。有的路面经过暴晒后，脚踩上去软冬冬的，
到了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有一次在马路上又看到有洒水车运作。我特别注意它播放的告示音乐是什么，一听，竟然是电视连续剧《渴望》的主题歌《渴望》的曲子。我听着听着，忽然想到这首曲子的歌词是: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
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
由此想起小时候的洒水车及其播放的音乐，我不禁笑了起来。
我们不但有兴趣观看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而且仍然可以观看马路上的游行队伍。这时的控江路上，游行的规模不亚于我早年在平凉路上看到的，依然是人潮汹涌、浩浩荡荡。
如一九六四年一月举行的支持巴拿马人民反对美帝爱国斗争的示威游行；如同年八月举行的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示威游行；如一九六五年二月举行的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的示威游行；如同年五月举行的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示威游行，等等。
我们这里附近的一家上钢二厂（上海第二钢铁厂）是个大厂，工人也多，参加游行时，该厂出动的队伍最引人注目。这家厂的民兵编制为民兵团，参加游行的民兵们不但背着步枪、冲锋枪，而且把重机枪也抬了出来（这种重机枪的俗称大概叫苏制马克西姆，抗美援朝时被我志愿军使用过），每挺重机枪有四条腿，分别由四条汉子扛在肩头，真是威风八面。
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发表了《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上海又出动70万人举行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示威游行。
十二月出版的《小朋友》（第23期）上刊登费明写的儿歌（张乐平画插图）：
美国总统约翰逊，张牙舞爪像只狼，闯到非洲刚果（利），横行霸道逞疯狂。
刚果（利），真坚强，举起拳头拿起枪，很很打击美国狼。……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间，在我家楼下的大门口，有几个比我们年龄大些的孩子在一起闲聊。我从他们的嘴里听说又有一架美国U－2型飞机侵入我国领空时被打了下来，我当时似懂非懂，把他们所说的“U－2型”听成是“幼儿园”。
过了几天，马路上走过来三个人——两个民兵模样的人端着步枪押着一个美国俘虏兵在游街示众。我看到后觉得非常好奇，就与其他小孩一起追随着这三个人边走边看。
那个美国大兵穿着一身美式军装，头上歪戴着船形军帽，垂头丧气的样子，举着双手作投降的姿式。后来他的手举酸了，就把手放了下来。我开始以为这就是抓获被击落的美国“幼儿园”飞机的驾驶员，后来我仔细看他的脸明显涂过油彩，大鼻子也不像是真的，于是心里就疑惑这个美国兵到底是真是假。
我等一路跟着走，沿控江路一直往西，过了控江路桥，过了新华医院，来到了鞍山新村地段。这里已比较偏僻，路上行人稀少，像我这样一路跟着围观、不离不弃的，到这时只剩下我等三个小人。
在这个位置往西望去，可以看见远处矗立着一座跳伞塔（高35米，直径5米），那是杨浦区国防体育俱乐部的所在地。
我们一行在控江路右边的一条小马路——鞍山路（1953年建鞍山新村时配套修建）转弯进去，继续往北走(在这个路口的东南角有一个小莱场，下午歇市，空无一人)。
又走了一段路，来到一条横马路上，名叫四平路（1930年修筑，取名其美路。陈其美，辛亥革命时的沪军都督）。
这时的四平路路面较窄（15米），除了行驶55路公交车外，其它车辆不多，路上的行人更是少见。为了准备在江湾体育场举办全国第五届体育运动会，1981年至1982年才把四平路拓宽至35米，使其成为一条平坦的通衡大道。
我们眼看着那两个民兵押着美国俘虏兵进了这条路上的同济大学校门内，我们的长途追踪也宣告结束，遂原路返回。
我家居住的楼房的后面(北面)是一大片“两万户”住宅，是为凤城一村。
楼房的旁边(东面)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路，名叫凤城路（1952年建凤城新村时配套修建）。凤城路南至控江路为止，路口对面的一条无名小路(即我的小学校门前的一条路)，许多年以后才归并为凤城路的延伸段。
靠近控江路、凤城路路口的东边，是一座小莱场。下午休市时，柜台上堆放着一些没卖出去的很腥气的“梭子蟹”（当时菜场里卖的海货都是死的），这时的人连清水大闸蟹也不怎么吃，这种“梭子蟹”更是少人问津。
菜场的东面有粮店、油酱店等。
经过菜场往北去，在凤城路的半腰上，有一所凤城中学。
菜场的西边马路对面，有一家居委会开的小理发店。一九六五年四月的一天，父亲在这家理发店里剃头，我则在店门口边玩边等。店里的收音机正在播送柯庆施同志逝世的消息。
（注：1965年4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因病在成都逝世。）
柯庆施在当时被称为“柯老”，还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他的丧事办得很隆重，在北京由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公祭（二十年代刘少奇与柯庆施一起在上海从事过革命活动），并下半旗致哀。上海的追悼仪式在人民广场举行。
后来的中学语文课本里曾选有柯庆施的女儿柯六六写的文章《忆爸爸》(此文是《忆爸爸，学爸爸，做坚强的革命接班人》的节选，原文刊载于一九六五年五月八日的《人民日报》)。
2009年发行的第六版《辞海》中称柯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当年十二月的上海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补选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同月，中共中央任命陈丕显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陈丕显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指责他的前任是极左分子，而他自己参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一事却没有说。
一九六四年的六月，父亲为我奶奶过六十大寿。六十为一个甲子，人活满一个甲子，就相当于过完了天地、宇宙、人生的一个完整周期，所以民间特别重视庆贺花甲寿诞，礼仪也更为隆重。父亲单位里要好的同事咸来祝贺，我娘舅等也来了，家里买鱼买肉设宴招待宾客好吃好喝。还放炮仗、点蜡烛，我记得有一对红蜡烛与我的手臂差不多粗。
就在一九六四年间，中国民间的传统风气似乎又卷土重来。在我家附近的这条凤城路上，非常热闹地显现着这种风气影响下的真实存在。这种存在仍然是以个体化的自由经济为其特征的，开小书摊的、摆杂货摊的、卖狗皮膏药的、舞枪弄棒的、爆炒米花的、卖棉花糖的、卖糕点的、卖水果的、修锁配钥匙的、修洋伞套鞋的、打康乐球的、看西洋景的、玩弹子盘的、套圈的、摸彩的等等遍地都是，在街面上还有算命的、擦皮鞋的。
小书(连环画)摊设在凤城路口西侧、我们楼房的东墙根下，摊主是个男子，三十岁左右，长得很壮实，但是个跷脚(左腿残疾)，拄着拐杖。他每天一早就把四个像门板一样的书架运来，靠墙摆好，每个书架从上到下一排一排地插放着各种小书。书架周围的空地上散落着若干条凳和小矮凳，条凳一般给成年人坐；小矮凳则给我们小人坐。
这个小书摊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经常光顾。借小书，一分钱看一本。在选择书目上，我有自已的主张。我不喜欢看电影版的小书，因其画面模糊不清（画面是用黑色或蓝色的油墨影印的），比较喜欢看线描勾划的图画小书。从内容上来说，我最喜欢看《西游记》，一套有许多本，百看不厌。《杨家将》一套也有好多本，我反复看过好几回(因为我姓杨，所以看过《杨家将》小书后，我曾一度对姓潘的人没有好感)。还有《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等都是成套的，我都逐一看过。《三国演义》也是成套的，我不要看，觉得太深奥，那是大人看的。我还看过《神笔马良》（彩绘本）、《东郭先生》、《渡江侦察记》、《南方来信》、《中锋在黎明前死去》等许多小书。
有时我们借一本小书会有两三个小伙伴共同来看，勾肩搭背，脑袋都埋在一起。这样看小书的进度很慢，因为每翻一页都要照顾到每个人都看好了。
有时身上没钱，我们就只好低头哈腰依附在不认识的人的身后去借光一起看小书。这种态势下很容易把呼吸的热气喷到别人的脖子上，或者我们正好鼻子里有鼻涕，老是发出“呼哧、呼哧”的声响，这些都会把正在聚精会神看小书的人家弄得很烦、很讨厌。
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破四旧、立四新”风潮兴起时，这个小书摊就不见了踪影，摊主阿跷也不知所终，而这块空出来的土地就成了我们开展打弹子、打菱角、斗鸡等游戏的场地。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马上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
这是当时一首儿歌开头所唱的一句，对于我们来说，一分钱是很重要的，它既来之不易，又作用巨大。除了上面所说的一分钱可以借一本小书看，一分钱还可以看一次“西洋景”（北方人叫“拉洋片”）。一辆手推车上安装一个木箱子，箱子的一侧开了三个洞眼，一次可容纳三个人同时观看。至于箱子内部的机关是怎样的，我不知道，所看的内容也都忘记了。
以上说的是精神享受，还有物质的享受，就是一分钱可买一小包盐金枣来吃，这种叫盐金枣的零食我们又戏称之为“鼻头污”(即指鼻屎)。一分钱还可买两根陈皮条，刚买来的陈皮条比较挺拔，如果一时没吃完，放在口袋里捂了一会儿后就变得比较疲软。
一分钱另类的用途是可以摸一次彩。所谓摸彩，就是有四五个男人在路边站成一排，手里都捏着一个小布袋，布袋里装着许多用马粪纸剪出来的像棋子一样大小的彩头。一分钱摸一次，摸彩的人把手伸进布袋里乱摸一气，摸出来的彩头注明有奖则获奖；摸到无奖则徒劳一回。我也去摸过，这种摸彩的方式绝大多数人是摸不到奖的，属于骗人的把戏之一。
还有一种弹子盘游艺，一个长方形的盘子，分上下两层，底层是机关，表层设置了弯弯曲曲的通道。盘子的上面罩着玻璃，盘子的前端左侧有一个弹簧拉纽，拉击一颗亮闪闪的铁弹子后，弹子就在盘子的通道里运行。弹子在哪个位置停住，则获得这个位置上相应的奖品，有糖果、香烟之类。线路长、难度高的位置，奖品值也越大。如铁弹子最终掉进洞里，则一无所获。每两分钱打一次，基本上也是得不到奖的，即使得到奖，也是一根飞马牌香烟或一粒硬糖。早晨我去读书的路上，经常怀着好奇心要到这些弹子盘跟前去看一会，然后才到学校里去上学。
从我们家往东去百多米就是控江路与黄兴路交叉的十字路口。
路口的东北角是一个居民区，房屋结构是三层楼房，瓦片屋顶。
路口的东南角是一座控江文化馆（1960年7月1日落成开放）。控江文化馆里除了其它设施外，最主要的是用来放电影。当时的杨浦区里有五家放电影的场所，其中杨浦电影院、沪东电影院属于首轮电影放映；“东宫”和控江文化馆属于二轮；杨浦区工人俱乐部属于三轮。
放电影的三个轮级只是对新上映的影片而言，已经放过的老电影则随时都可以排片放映。控江文化馆一九六二年八月的影片映期表是（具体日期略）：
《雪地追踪》、《国庆十点钟》、《安东的爱情》、《男大当婚》、《巴格达窃贼》、《无名岛》、《英雄岛》、《秋翁遇仙记》、《志愿者》、《生死牌》。
九月的影片映期表是：
《一场风波》、《12次列车》、《章西女皇》、《智擒眼睛蛇》、《上饶集中营》、《24只眼睛》、《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云雾山中》、《水晶鞋》。
因为控江文化馆离我家很近，所以我们看电影一般都到这里。我自从一九六三年搬来后，到文革前夕，在控江文化馆看过很多电影。
看过《红色娘子军》（1960年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风雪大别山》（1961年安徽电影制片厂摄制）、《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苦菜花》（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智取华山》（195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七天七夜》（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西安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红日》（1963年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战上海》（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等等。
看过《云雾山中》（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讲的是解放初期剿匪的故事。看过《英雄虎胆》（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也是讲的剿匪故事，其中王晓棠跳的一段伦巴，为当时的青年人所津津乐道。
看过《秘密图纸》（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反特的片子，里面有个特务是“楞子”（结巴），就是说“火……火……”的那位。在看过的反特电影里面好几部都有女特务，《羊城暗哨》（1957年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里有；《激战前夜》（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里有；《国庆十点钟》（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里也有。《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年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里的女特务名叫曲曼丽，这个名字看了舒服，听了悦耳，给我留下了某种特别的想象空间。
放电影时片头是电影摄制厂的厂标，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标是光芒四射的军徽，并伴随着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标是光芒四射的天安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厂标是工农兵的塑像；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厂标也是工农兵的塑像。其它的如天马、海燕等厂的厂标已记不得了。
电影的胶片往往供几家电影院交叉使用，因此有专门的跑片员骑着摩托车把片子送来送去。偶尔发生衔接问题，电影放到一半暂停，银幕上打出字幕“跑片未到，稍等片刻”，全场灯亮。电影胶片装在一个铅皮做的圆盘状的盒子里，一部电影的胶片大约要放四个盒子。许多年前的旧的电影胶片，放在银幕上，有的影象像下雨一样，声音听上去也有些滞涩。
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学生去看电影，地点也都在控江文化馆。几年里看过许多电影，包括一些儿童类的影片。
看过《红孩子》（195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这部电影的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是根据苏联少先队歌曲《在篝火旁》的部分曲调重新填词而成：
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帝帝大帝大，帝帝大帝大。
小兄弟们呀，小姐妹们呀，我们的将来是无穷的呀。牵着手前进，时刻准备着，帝帝大帝大，帝帝大帝大。
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军阀，我们的精神使他们害怕。快团结起来，时刻准备着，帝帝大帝大，帝帝大帝大。
红色的少年，时刻准备着，拿起刀枪参加红军。打倒军阀、地主，保卫苏维埃，帝帝大帝大，帝帝大帝大。
这首歌当时我们小学生人人会唱，尤其是听高年级的少先队员们昂首挺胸地唱，显得十分神气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儿童团。195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红孩子》主题歌-共产儿童团团歌.这首歌是根据前苏联少先队歌曲《在篝火旁》的部分曲调重新填词而成."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儿童团......"
看过《鸡毛信》（195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小书《鸡毛信》我也看过。说的是抗战时期，一个牧羊的儿童团员在传递鸡毛信（十分紧急的军事信息）时把它藏在绵羊的尾巴下面，躲过了日本鬼子的搜查。
看过《牧童投军》（1957年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地下少先队》（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朝霞》（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花儿朵朵》（196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宝葫芦的秘密》（1963年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等。
1961年12月，彩色动画片《大闹天宫》(上集)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1964年9月又拍摄完成《大闹天宫》(下集)。我们小学生都很爱看这部片子，我看过好几遍，小书《西游记》的画面变成了活动的，非常有吸引力。
1964年5月31日至6月9日，文化部、教育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全国妇联、团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举办“儿童教育电影周”。本市二十七家电影院同时放映《小兵张嘎》（196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小铃铛》（1964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等三部影片。《小铃铛》这部电影也很有趣，里面有一首插曲是这样的：
叫我唱我就唱，大家和我一起唱，敲起锣，打起鼓，咚呛咚呛咚呛咚呛咚咚呛。
叫我唱我就唱，叔叔阿姨下地忙，又种棉，又种粮，农业战线农业战线打胜仗。
叫我唱我就唱，东方升起红太阳，我们的生活像花朵，幸福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强。
凡学校包场的看电影，电影院里马上就热闹起来，放电影前一片叽叽喳喳、欢声笑语。如果是看打仗的电影，每当看到解放军冲锋号一吹，发动进攻，我们看电影的小朋友们马上就会兴奋起来，热烈鼓掌，把小手拍得哗哗响。此外，我们有时看完电影后也不太平，为电影里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而争论不休。
1965年我还看过苏联电影《攻克柏林》（194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印象很深。我到控江文化馆的售票处去排了很长的队才买到票，与我二弟一起去看的。
文化馆的售票处在大门外的北面一墙角内，共有三个售票窗口，分别出售当场票、当天票和预售明后天的票。窗口外有用手臂粗的铁管子焊成的铁栏杆，用以制约排队购票的秩序。在售票窗口的右侧，挂有电影放映厅的座位排列图，每个买好票的人都能根据票上的座位在这张图上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
控江路与黄兴路交叉路口的西南角是一片五层楼房的居住区。在靠近路口的楼房最北端有一所小邮局，邮局的左边隔壁是一家小饭店，饭店再过去是一家小规模的新华书店。在西南角的路边，有一座圆柱形的警察岗亭，里面坐着开红绿灯的交通警。
路口的西北角是我们居住的这一排控江大街五层楼房的最东端部分，它的底层都开着商店的门面或橱窗。其中占据位置最阔绰的是一家叫“凤翔”的百货商店，其次是百货店右边的食品店。百货店的左边开设有服装店、杂品店、理发店、洗染店及银行等。
百货店里分好几个区域，分类卖绸布、鞋帽、器皿、五金等等。在卖绸布的柜台上空都有一根铅丝拉着与账台连接，顾客买东西时，营业员把收到的钱和票据夹在夹子里，往铅丝上一挂，用力一推，“吱”的一下，投送给账台。等账台结算后，再把找头和回执“吱”的一下传回来。若干年后，这根传输线改进为自动化，营业员只要把夹子挂在去向的线路上，夹子就会靠马达运转的线路传去账台，而不必再用人力来投掷。
在有的柜台里，某些商品的面前放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陈列商品恕不出售”。我在不认识“恕”字之前，还以为这是个“怒”字，因此我当时心里就在想，为什么店家东西不卖还要发怒呢?
综上所述的控江路、黄兴路交叉口的周围区域里，六十年代初形成了较具规模的商业、
文化设施，从而使其成为杨浦区继五十年代末平凉路“杨百”一带商业、文化中心后，又一处新兴的繁荣点。
与控江路十字交叉的黄兴路（1926年修筑），南北走向，北达五角场；南与宁国路对接，是当时纵贯杨浦区的一条道路主干道。后来建成的内环线有一段就架设在黄兴路、宁国路之上。1964年，黄兴路被有关部门改名为宁国北路，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黄兴路的路名改掉。过了二十多年后，1985年3月21日宁国北路恢复叫黄兴路。
黄兴路、宁国路上全线行驶着60路公共汽车（1953年7月1日开辟），两头的终点站分别设在南端的松潘路上和北端的五角场。一头是杨树浦老的商业区；一头是宝山县最接近市区的桥头堡。
从控江路、黄兴路交叉口沿控江路往东去一站路，有一座杨浦公园（1958年1月24日建成开放）。我们小时候到公园里去玩，最大的兴趣是去看动物。杨浦公园里的动物品种不多，其中最凶猛的野兽到狼为止。
狼舍边上关着几条狐狸，狐狸的脸看上去就觉得它们很狡猾。我们小学的语文课本上有一篇课文，说的是树上一只乌鸦，嘴里衔着一块肉。狐狸见了，也想吃，就称赞乌鸦唱歌唱得好。乌鸦初时不为所动，后来禁不住狐狸的反复夸奖，终于开口欲唱，“哇”的一声，嘴里衔着的肉掉了下来，被狐狸叼走了。
上面这篇课文说的是乌鸦受骗上当的事，另有一篇语文课文说的则是乌鸦的聪明、智慧。有一个盛水的瓶子，因为瓶口小，水位低，乌鸦喝不到水。它就衔来许多石子投放进瓶子里，把水位抬高，结果就喝到了水。
我们当时还看过一部动画片，名叫《乌鸦为什么是黑的》。
文革开始后，在听“忆苦思甜”的报告里经常会听到“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句话，我觉得这样连带把乌鸦的名声也给弄坏了。
我们去看孔雀，用红领巾朝它挥舞，引它们开屏。有一只孔雀真的开屏了，非常美丽，看得我们高兴极了。我后来知道只有“男”的孔雀才会开屏，女孔雀不会。六十年代末有人养热带鱼，热带鱼里有一个品种也叫孔雀。男孔雀鱼身上五彩斑斓，很漂亮。女孔雀鱼身上白板一片，不好看。
孔雀馆的不远处一块地方，矗立着一个状似鸟笼的大铁丝笼子，有两层楼那么高，里面关着一只老鹰。后来看到笼子上挂着的牌子，才知道它叫秃鹫。这个鸟超级大，站在地上与我们人差不多高，嘴呈钩状，我想如被它啄一下就没命了。
附近有一座猴山，里面的猴子各忙各的。有的上窜下跳、爬上爬下；有的嬉戏打闹；有的东张西望找吃的；有的在聚精会神地捉身上的“老白色（跳蚤）”（后来有人解释说它们是在找盐粒吃）。我们趴在围拦上观看，有时朝里喊：“阿三，老鹰来喽！”在上海的印度“阿三”，头上都围着红头巾；在公园里的猴子“阿三”，个个都是红屁股。
从控江路、黄兴路交叉口沿黄兴路往南行一站路，地名叫杨家浜。上钢二厂就座落在这里，马路对面是该厂的大礼堂。我们学校曾借这个场子开过大会，一九六五年间，父亲还带我在这个大礼堂里看过一部电影《林海雪原》（196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电影中卫生员女兵白茹虽然出场不多，但我还是对她记得最牢，十几年后方才知道当年演白茹的女演员名叫师伟。
从控江路、黄兴路交叉口沿控江路往西走一站路，有一座控江路桥。桥下流着的河最初名叫杨树浦，之后的杨树浦地名乃至杨树浦区——杨浦区的得名都是从这条河的名称而来，因此或许可以说它是我们杨浦区的“母亲河”。
过了控江路桥，桥堍的北侧有一个街心花园，起了一个大而无当的名称，叫“跃进广场”；桥堍的南侧是一座江浦体育场，又叫杨浦区工人体育场。
体育场隔着江浦路的对面就是新华医院，这家医院1958年建成，据说儿科不错。我家搬到控江大街后纺二医院就不大去了，而是就近到新华医院去看病。一九六四年间，我得了急性肝炎，曾在这里住院一个礼拜。住院期间，躺在病床上，思来想去，一是觉得自己很可怜；二是幻想得到更多人的关爱。这个医院的眼科也较有名，奶奶曾带我去看过好几回眼病。
从控江路、黄兴路交叉口沿黄兴路往北至一站路的地方，也有一座桥，叫黄兴路桥。桥下流着的河，名叫走马塘，是为杨浦区与宝山县的界河。
过了桥，再往北去，就进入宝山县的地盘。马路两边多是解放军的营房驻地以及随军家属的居住区，都用围墙围着，里面的树木长得枝繁叶茂，想必他们驻扎在这里也有些年头了。
路边竖有警示牌，上面用中英文（或许还有其它外文）写着“军事重地，外国人止步”（大概是这个意思）的字样。
这里的路面上没什么行人，偶尔有车辆驶过，周围环境显得格外地寂静。马路边上分布着许多遗留下来的一九四九年战上海时国军修筑的碉堡，非常引人注目，走一段路就见到一个，走一段路又见到一个。
这些碉堡的质地都是钢筋水泥的，非常坚固，以至于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把它们拆除。于是这些个废弃物，只得默默地趴卧在路边的草丛里，抱残守缺、饱经风霜雨雪的侵淫，在悠悠岁月中孤独地存在着。我曾经走进过一个碉堡内部看了看，里面臭哄哄的，原来是有些路人急于要大小便，就把这里当成了临时厕所。
由这条路一直往北走，就到了被称为五角场的地方（黄兴路、翔殷路、凇沪路、邯郸路、四平路五条马路在此交汇，故被叫做五角场）。在五叉路口的中央也盘踞着的一个碉堡，它比刚才说的碉堡大多了，可谓是特大型的碉堡，或叫母堡。它构筑在土堆之上，高出地面些许，周围一圈都有枪眼，想必当年凭它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火力，足以封锁四面八方的来敌。只是它还没来得及派上用场上海就解放了，从此以后就被遗弃。因为荒废久远，碉堡周围长出的杂草有一人多高，几乎要将碉堡掩埋掉。
附近的邯郸路上有3路有轨电车的终点站，有轨电车的铁轨围绕路口中心的大碉堡铺了一圈，所有进终点站的有轨电车都在此绕行一周，完成车辆掉头。
这时的五角场地区看上去空荡荡的，感觉比较冷清。中心路口的周边尽是些简棚陋屋的建筑，即便是一些商家店铺，也是开设在其中。这里公交车的终点站倒有好几家，除了上面所说的60路、3路外，还有55路、59路和75路。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公交车终点站在此交集，所以在上下班的高峰时刻，才会有较多的行人经此奔波——转车或路过。
大人们经常告戒我们不要到五角场一带去玩，恐吓我们说那里有“野蛮小鬼（沪语读音ju)”，会被欺负。我是直到一九六八年的夏天，因为要到江湾体育场去游泳，才多次来往于五角场。
虽然那时我们把五角场视作村野之地，但我们自己也城市不到哪里去。虹口区里有个下海庙，我们杨浦区更是地处下下海，所以我们这时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习惯把到市中心去叫做到“上海”去。
从我家这里到上海去的交通工具，通常就是乘61路，到四川路再转车。61路公共汽车的车门是平行移动的，开关的门锁与火车上厕所的门锁相似，卖票员用一把特制的钥匙(一根L形铁棍)一拨，门就开了。当时大连路、周家嘴路上的一些路段路面条件较差，61路车每当开到这里，乘客们就感觉到颠簸得厉害。从后窗看出去，但见车后卷起的尘土飞扬、遮天蔽日。
有一次父亲带我到上海去逛街，在南京路上，我看到某处路边的一条弄堂里好象有个很小的庙。但见里面烛光摇曳、烟雾缭绕，有些人正在里面忙着烧香磕头。我许多年后从报纸的资料上才了解到这个曾经存在过的场所叫“红庙”。
我们家门口的控江路两边的行道树刚种上没几年，树种是悬铃木，我们一般叫它梧桐树。幼时的梧桐树树干笔直，比竹子粗一些。绿色的树皮，表面光滑，有些小孩喜欢有刀片在上面刻字。因为树龄较短，所以枝叶不多。无意当中，我们在其叶茎里发现了有粘性的液体。
这时，一些化工材料在实际生活中已被广泛应用，如赛璐珞（用于玩具、乒乓球、眼镜架、梳子等）、海绵等。不久就有人传言说海绵可以自制，具体的方法和步骤是:用肥皂泡沫液加入上面所说的那种树叶中的粘液，搅和均匀，盛在盆子里，外面用纸包裹住，然后放在床底下让它发酵三天，海绵就可以造出来了。我们照此办法，满怀希望地试制了好几回，都没成功。
大约到了一九六五年间，可能是国家面粉进口多了，我们老百姓的用餐也增加了吃面粉的量。我家面粉的吃法只有两种，一种是下面疙瘩（北方人叫“面鱼儿”）吃。先将面粉放在碗里，加盐，加水，搅和成面糊。待菜汤(先把青菜放油锅里炒一下，然后加水)烧开后，用筷子把面糊一朵一朵地夹进汤锅里，煮熟即可。
另一种是摊饼吃。在铁锅里放油少许，然后把搅和好的面糊之一部分夹进锅里，用铲子将面糊摊平、摊薄、摊成圆状，同时要上下两面翻动几次，用小火烙熟即可。
最佳的吃法是下一些面疙瘩，再摊几张面饼，两者结合一起吃，干湿搭配，口感舒适。
我奶奶只会做这两样面粉食品，若把面粉给北方人来做吃的，那么他们会包饺子、蒸馒头、烙煎饼等，弄出许多花样来。
小人嘴馋是一种天性，除了在家一日三餐外，平时也想吃些糕点和零食。于是食品店成了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但因为身上没有几个钱，所以我们到那里去大都不是为了享口福，而只是为了饱饱眼福，望梅止渴而已。
店里出售的饼干有很多品种，其中有苏打饼干，还有一种儿童饼干，做成鸡、鸭、狗、兔的形状，或做成ABCD字母的形状。饼干有散装卖的，也有装在饼干箱(用铁皮做成的长方形的听头，外表喷涂有光泽的彩绘图案)里卖的。饼干装在饼干箱里卖，档次就提高了许多，还可用于送礼。
比饼干体形大许多的叫饼，烘制方法也有所不同，面子上撒有芝麻的，叫麻饼；面上撒有瓜子仁的，叫果仁饼。还有一种月饼，平日里也有卖，饼的上面都贴一张方形薄纸，纸的上面印有单色的图案，图案是风景画，如“三潭印月”等。
蛋糕有两种，一种是梅花形状，咖啡色，七分钱一只；一种是圆形，淡黄色，八分钱一只。当时的物价定下来后就基本不变了，十几二十年还是这个价，所以老百姓的脑子里没有“涨价”这回事。蛋糕的直径比麻饼小一些，与月饼差不多大，层层叠叠地堆放在柜台的玻璃橱窗里(那个时候的食品不讲究什么保质期，但要论及食品的安全，现在还是不如过去)。
还有云片糕、绿豆糕等。其中绿豆糕最为诱人，表面上油汪汪的，是我最喜欢观赏的食品，经常隔着玻璃橱窗为之垂涎三尺。
食品店里的糖果有好多种，最撑市面的一种是用糖纸头包裹后两头正反向一拧的什锦糖，有人叫鸟结糖。这种糖从包装纸上来分有专用纸和“玻璃纸（透明塑料膜）”两种；从内容上来分有软糖和硬糖两种。一般来说，玻璃纸包装的糖比专用纸包装的糖高级；软糖比硬糖高级。什锦糖有许多厂家生产，根据各自配方的不同生产出各具特色、各式各样的品种。
除了什锦糖外，还有一种叫卷子糖，由十粒（也许是十二粒）象棋子般大小的硬糖叠在一起，用包装纸卷起来(样子就像银行里未拆封的硬币)。卷子糖的包装纸有两层，里层是涂蜡的防粘纸；外层是蜡光纸，上面印着各种漂亮的图案，还印有“果味卷糖”、“桂花卷糖”等名称，以及商标和生产厂的厂名等。我记得有一款卷糖外包装的糖纸图案，描绘的是孙悟空扛着金棍棒腾云驾雾的形象，很受小朋友的喜欢。
我的表伯父每次来我家玩，都给我家小孩带这种卷子糖吃。有一回他来玩，与我奶奶坐着闲聊，说起北京挖堀了一个古代皇帝坟墓的事（注：考古部门从1956年起开始发掘明朝的定陵）。说墓道里原先就设置了许多机关和暗器，所以在挖墓的时候非常惊险等等，我在一旁也听得很入神。
有一种叫粽子糖，顾名思义，此糖的形状比较像粽子。它没有包装纸，赤身裸体地装在玻璃瓶里。直到出售给顾客时，才把它们称好斤两，放进纸袋里或包在三角纸包里。
有一种叫牛皮糖，四分钱一块。后来人们把纠缠不清的人和事也比喻为“牛皮糖”。
有一种叫弹子糖，形状与脚踏车轮轴里的钢珠般大小，五颜六色、花花绿绿。买卖这种糖时往往用一把特制的铝铲，铲起一锹弹子糖后抖动一下，因为铲子上面打了一定数量的洞眼，所以抖动以后铲子上面除了分别嵌在每个洞眼里弹子糖外，其它多余的都被抖除，可见这是销售弹子糖时便捷又实用的一种定价、定量的方法。
有一种叫棒头糖，类似于棒冰的吃法。
有一种叫冰糖，它虽然已被糖果边缘化，但我们有时从家中的糖缸里拿它含在嘴里，当作糖果来吃。
有一种叫食糖，包括粗砂糖、棉白糖和红糖等品种。这种糖不属于糖果，但我们有时也把家里的红糖用调羹舀出来吃，聊以解馋。
有一种叫泡泡糖，也就是口香糖，清洁口腔的。它只是借了糖的名义，也不属于糖果。
还有叫宝塔糖的，用来给小孩驱除蛔虫。圆锥体的形状，用粉红的糖纸头包装，剥开糖纸，看到它的外表有许多皱纹。这种糖本来应该是放在药房里出售的，却装模作样地与食品店里的糖果放在一起卖，就把它算作是一种食疗吧。
在店外，马路边，或走街串巷的小摊贩那里，还有几种糖，也顺便说一下。
有一种叫“净糖”，大概是用饴制成的某种糖体，一整块扁扁的装在像电影跑片那样的圆盒里。可以用钱买，也可以用铜块去换，摊贩根据钱或铜的价值用凿子凿下一块相应大小的锦糖给你。这种买卖的等价关系不是很严格，所以我们大都会要求摊贩凿多一点。
有一种叫棉花糖，摊贩操作一个装置，喷射出细如发丝的“棉花糖”，用棒头缠绕成一团团（状似棉花，所以被称之为“棉花糖”）的出售。这种糖究竟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我忘记了。
有一种叫糖画，摊贩趁热将一种糖（可能也是麦芽糖）的软体拉成丝状的图形，有动物、器物等，冷却后这些图形就变硬、固定在棒头上，然后拿来卖。
糖是甜味的代表性实物，甜味又是通常五味中最受人喜爱的。人在幼小的时候都是喜欢吃糖的，我们那个时候大人哄小孩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说:买糖糖拨侬（给你）吃。再说那个时候物资相对匮乏，在送礼上，在节日里，糖果都是唱主角的，人们在结婚时发的也是喜糖，寓意甜甜蜜蜜。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现在这种糖文化已经大为衰退，糖果己经没什么人吃了，连结婚时发的喜糖也早已改为发巧克力了。
食品店里还有一类食品特别引起我们关注，这就是蜜饯。柜台里陈列的蜜饯有好多品种，有拷扁橄榄、檀香橄榄、甘草橄榄、话梅、话李、山楂片、白糖杨梅、糖冬瓜条、甜支卜、咸支卜等。这些蜜饯都是用一张黄喇喇的纸定量包装，包成一个个三角包待售，每包售价五分钱。还有桃爿、杨桃干、杏脯、苹果脯等蜜饯，则要卖一角钱一包。
蜜饯以外，还有炒货，如五香豆、盐炒豆、椒盐花生、鱼皮花生、松子、瓜子、葵花子等，价钱也不贵，五分一角就能买一包。牛肉干要贵些，原包装出售，二角钱一袋，有五香牛肉干、咖喱牛肉干等。
以上所说的各类食品，依照我们小人当时的消费能力，至多只能偶而买些五分钱一包的蜜饯或炒货吃，而且需要一分钱、一分钱地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地把钱攒下来。一次过钱够数的，只有在到外婆家去玩的时候，大人要给我们车钱，我们有时就不乘车子，走着去，把节省下来的车钱买一包橄榄，边走边吃。从我家到外婆家一共有五站路，一包橄榄总共有五颗，于是自己给自己作出规定，每走一站路吃一粒橄榄，正好走到吃完。
也曾尝试过乘车逃票的办法，好把车钱省下来买吃的。61路公共汽车的车身很短且只有一个门上下客，卖票员就坐在门口，每个上下的乘客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竟然还敢在他的眼皮子底下逃票，实在是“一叶遮目，不见树林”的做法，所以只逃票成功过一次，第二次就被卖票员从人堆里给揪了出来，从此以后我们就不敢再逃票了。
说了吃的，再来说说玩的，就是我们小人玩的儿童玩具。在平凉路上“杨百”(市百三店)的二楼，有专门的、规模较大的玩具柜台，品种也较多。在比较高档的玩具里，有外表喷涂油彩的铁壳（镀锡的低碳薄铁皮，俗称“马口铁”，前面说的铅笔盒子和饼干箱子都是这种材料制成）汽车，上了发条后会满地跑，有的还会撞墙后自行拐弯；有彩绘的铁壳青蛙，上了发条后会在地上不停地蹦达；有彩绘的铁壳小鸡，上了发条后会在地上不断地啄米；有彩绘的铁壳冲锋枪，配上电池后，扣动板机会发出“哒、哒”的射击声，枪口处还有红光一闪一闪；有洋娃娃，穿着华丽的蛋糕裙，瞪着大眼睛，眼睫毛很长。把她躺倒时她还会闭上眼睛，若拍她的肚子，则会发出“呜哇、呜哇”的声响。等等。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一般的家庭都买不起这些上好的玩具，最普通的是买一盒积木让孩子搭着玩(积木里也有从小型到大型多个品种，价钱也因此高低不等)；或者买一副七巧板让孩子去拼凑；或者买一个万花筒给孩子去观摩。万花筒呈圆柱体，内置多面镜和一些彩色的碎玻璃，单眼从一端的洞孔看进去，缓慢转动万花筒，就可看见里面显现出五彩缤纷、变化无穷的图案（大概是这个意思）。
或者在路边的摊头上，买一些农业社会遗传下来的玩具，如“不倒翁”（古代叫“酒胡子”）、拨浪鼓、纸风车和泥塑鸡、泥塑狗什么的给孩子玩。
我们家里的大人从来没给我们小人买过什么玩具，我们用纸头折“飞机”；用绢头（手帕）结“老鼠”；把家里所有的大小凳子和椅子排成一列当作“火车”开，也照样玩得很开心。还有用树叶梗来对拔（古代叫“斗草”）；下雨天在阳台上用蒲扇搭成雨蓬，然后蹲在下面躲雨，雨点打在蒲扇上“啪啪”作响；听说新出来一种“机器摩托车”，只要把车的前轮一拎，车子就会向空中飞跃。于是我们在家里骑在小板凳上，模仿“机器摩托车”的轰鸣声，然后一抬车头就幻想飞上了天。
还有的人家，做父亲的可能会削一把木头****给家里的男小孩玩；做母亲的可能会缝一个布娃娃给女小孩玩，都不用花什么钱，也是其乐融融的。
说到玩具娃娃，我想起雨果在《悲惨世界》一书中的一段话，颇有意味。他写道：“娃娃是女性童年时期的一种最迫切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最动人的本能。……一个没有娃娃的女孩和一个没有孩子的妇女，几乎是同样痛苦的。”
大约到了一九六四年的秋天，我们家马路对面的那片农田就开始被平整掉了。然后是在这里挖地基、埋管道，开始建造楼房。杨浦区的城市化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某天，我们下午放学后，在回家的路上，正好看到一辆挖土的抓斗车在挖地基时突然向前翻倒在地。据说是挖到了地底下埋着的一具棺材，于是有的大人就说这是遇到鬼魂在作祟。
在一九六五年五月的一天半夜里，我们在睡梦中都被马路上救火车的警报声所惊醒。睁开眼一看，只见房间的墙壁上闪动着暗红色的光亮。我们起身从窗户望出去，发现原来是正对面远处的上钢二厂失火了，熊熊燃烧的火焰冲天而起，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也映射到了我们这里。
我们楼下控江路的西头与大连路交接处的东南角上正好有一个虹口消防中队（解放前这里叫沈家湾救火会），消防队的营房里还有一个很高的火警瞭望塔，当时火警报警电话的号码是“09”，接到报警的救火车一辆接一辆地从西边沿控江路开过来，赶往出事地点。救火车的车身都涂着红色，车身两侧的外边分别站着若干名消防队员，手拉着车杠，头戴钢盔，穿着防火服，脚蹬特制的高筒靴。救火车过后，接踵而至的是新华医院开出来的救命车，摇着铃铛一路狂奔。之后还有其它的一些车辆匆匆驶过。
我们睡意全无，趴在窗台上看了一会，每个人的脸上都被映得火光熠熠，这可能算是真正的“隔岸观火”。
我们每天上学前，照例都要先在校门口外的一条小路上各个班级的学生分别集合队伍，然后才依次列队进入学校。第二天的早上，我们在整队集合的时候，大家都说起昨天夜里失火的事，议论纷纷，觉得从来没有见过烧这么大的火。边说边回过头去看看身后不远处的上钢二厂，火已被救灭，有几处还在冒烟，原本高大的厂房烧得只剩下像鱼骨架一样的栋梁。
我们家全部搬到控江大街的新居后，平凉路上“新华里”的旧居就暂时交由我大伯家居住。到了一九六五年秋天的时候，我父亲单位要收回那里的房子，这样一来，我大伯家就没地方住了。他们家这时已从刚来上海时的三口人发展到了五口人(分别在1959年和1962年出生了我堂妹和堂弟)，而我们家这时也已壮大到了八口人。考虑到我们这边的实际困难，我父亲的单位就把我家隔壁408室的办公室撤了，并且把这间房子也分配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再把这间房子让给我大伯一家居住。于是他们家就从“新华里”的旧居撤了出来，搬到这里又与我家住在了一起。
我大伯家的堂姐这时正在读小学六年级(上)，迁居后她就转到了我们这里附近的长岭路小学就读。我们两家的小人加起来共有八个，白天里除我等三人上学外，其余五个都在家由我奶奶带着。我们放学回家后则全部到齐，晚饭后洗脸的时候，八个小孩排好队逐一进行，我五妹年纪最小，排在最后，一盆洗脸水洗到她时水已脏得发黑。
一九六四年十月，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上演，引起轰动。之后还拍成了电影上映，里面包含的许多歌曲开始在社会上广为传唱，有老歌，如《松花江上》、《南泥湾》；有新歌，如《情深谊长》（邓玉华演唱）、《赞歌》（胡松华演唱），还有我们儿童唱的《卖报歌》等。
与此同时，继歌剧《洪湖赤卫队》之后，又一出歌剧《江姐》开始走红，其中的主题歌《红梅赞》（阎肃词羊鸣、姜春阳、金砂曲）也成了众人喜爱的流行歌曲:
红岩上红梅开(哎)，千里冰霜脚下踩(哎)，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哎)。……

我在这之后看了电影《烈火中永生》（196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还看了我人生以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岩》。看过以后除了受到深刻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外，内心也产生出一丝焦虑，焦虑出自设身处地地想，假如我被敌人抓住了，面对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等酷刑，我是否受得了，会不会当叛徒……。
到了一九六五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上还选载了近几年来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十三首革命歌曲。这些歌曲我们当时基本上都学会了唱，其中有的歌还唱了好多年，有的歌则一直唱到了今天，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标记上了时代的强音:
1.《大海航行靠舵手》——郁文词王双印曲
(以后另有叙及。)
2.《社会主义好》——希扬词李焕之曲
(注：红色经典歌曲之一，我最近听到的一次演唱是在2009年上海庆祝解放六十周年的文艺晚会上。)
3.《我们走在大路上》——李劫夫词曲
(注：文革后此歌一度受禁，李劫夫问题解决后遂开禁。我最近听到的一次演唱是在2009年上海市庆祝“五一”歌咏大会上。)
4.《工人阶级硬骨头》——希扬词瞿维曲
(注：工人歌曲的代表作之一，我最近听到的一次演唱是在2009年上海庆祝解放六十周年的文艺晚会上。)
5.《社员都是向阳花》——张士燮词王玉西曲
(注：农村歌曲的代表作，也曾是对农村广播的主题曲，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取消，这首歌就过时不唱了。)
6.《三八作风歌》——夏冰编词徐俊曲
(注：因为“三八作风”是林彪概括出来的用语，所以“九一三”事件后这首歌就不唱了，“三八作风”这个词组也不提了。)
7.《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李之金词曲
(注：数十年来时有传唱，我最近的一次听到是在2007年中央纪念建军八十周年的文艺晚会上。)
8.《为女民兵题照》——毛主席诗李劫夫曲
(注：与毛主席语录歌一样，已成为历史歌曲。)
9.《学习雷锋好榜样》——洪源词生茂曲
(注：雷锋歌曲的代表作，传唱至今。)
10.《高举革命大旗》——芦芒词孟波曲
(注：红色经典歌曲之一，传唱至今。)
11.《我们是共产主义按班人》——周郁辉词寄明曲
(注：电影《英雄小八路》（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主题歌，1978年10月在共青团“十大”上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队歌》。)
12.《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光未然词瞿希贤曲
(注：因形势变化而不唱了。)
13.《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乔羽词时乐濛曲
(注：同上。)
对于我个人的记忆而言，在一九六五年的时候，我印象最深也最喜欢唱的，是下面这首歌:
麦浪滚滚闪金光，
棉田一片白茫茫。
丰收的喜讯到处传，
社员人人心欢畅，心欢畅。
大寨是咱好榜样,
自力更生斗志昂。
奋发图强干革命,
穷山变成鱼米乡，鱼米乡。
人民公社无限好,
集体道路宽又广。
幸福不忘毛主席,
丰收不忘共产党，共产党。
（注：这首《丰收歌》是郭兰英1965年9月11日在北京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的大型团体操《革命赞歌》第四场中的配唱。）
即便是现在唱起这首歌，我还能回想起在动荡年代开始前那些最后的宁静、温情的日子；脑海里还能浮现出当年那一幅幅金黄色调的、朦胧的历史画面。因此，我把这首歌作为我告别童年时代的标志性歌曲。
其实对这首歌的祥和气氛的记忆只是我们小孩子的一种幼稚的印象，在当时的背景下，对于大人们来说，正普遍地处在思想复杂多变的躁动期。从一九六四年六月底、七月初开始，本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全面开展，八月上旬，本市工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分批开展。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他们中的有些人己经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压力；另有些人则跃跃欲试，要在新兴的政治舞台上出人头地、大显身手。

2009年5月

http://www.longdang.org/bbs/view ... 6amp%3Btypeid%3D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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