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第三部分）

tuffy05

老田按：在老田为黄廉整理口述史的时候，强烈感受到在文革十年中间，黄廉所走过的路程，他从前的对立面周家喻才是他人生里程的主要见证人，反过来也一样，周家喻的主要见证人也是黄廉，比自己的亲父子亲兄弟见证的更多，这是由客观的政治阵线或者阶级利益最后决定的，不以他们自身的意愿为转移。但是在文革的最重要时刻，他们所代表的两股群众力量，却不能按照现实的政治阵线来形成合力，往往相互抵消，最终被渔翁一网成擒，当权派在人数上很少，他们的强大和力量优势，除了组织严密并在实际上掌握党政财文大权之外，本身也是造反派内部分化和力量相互抵消带来的。至少在文革初期的时候，造反派内部并没有真正的阶级和路线觉悟，在文革期间的对立和分歧，往往受到一些很小的事情干扰，方向和政治努力过程常常无法正确把握，不过如果没有文革，恐怕连政治意识都不会产生，更不用奢谈什么政治认识了，可能黄廉是以一个政工干部终老，周家喻会变成一个好的工程师，整个国家和民族会处在集体政治无意识状态。文革看来没有解决毛泽东要解决的问题，要觉察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文革还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想一想重庆文革武斗的牺牲，不能不感叹人类社会认识进步的成本太高了。我在整理这个文章的时候，感到了明确的政治意识，只是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和经历了长久的磨难之后，才缓慢地成长起来，并跟随着当事人的觉悟而逐步明晰起来的。

十九、 出席四届人大

1970夏天，我在市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因为回家不方便，就安排我住在工交政治部的楼脚下。有一天半夜，鲁大东来敲我的门，要我准备一份简历，明天交上来要报到北京去。第二天周家喻跟我见面，问鲁大东跟我说了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他说周总理来了电话，准备叫出席四届人大，我说代表是选嘛，那个定呢。周家喻说他早就知道了，是梁兴初司令员告诉他的。

隔了两个月的样子，鲁大东对我说，你明天回木材公司去参加小组会，你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大家可能要提些意见，这是通过你的人大代表资格问题，一定要记住不要反驳。回去后，两派的群众都没有什么意见，喊我自己讲一下。何云峰是军代表还讲原则，让我们看了市革委会的简报，我这才知道已经把48个人大代表人选，全部发到基层去讨论了很长时间。车队的刘司机告诉我，鲁大东说把这个老别克车子调给我，我说不要专车，司机说在四届人大会后你可能要去市人委，我这才知道政权机构要分家，要规范化了。我名义上是革委会副主任，正规的信息渠道完全没有，还要靠小车司机传播一些这样的重要消息给我。四届人大长期不开，我就知道中央上层的情况不是很稳定。

1974年开始批林批孔，这一年大量解放干部。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突然通知我到重庆宾馆集中，全市48个人大代表一道去北京。岳林说你们年轻，路上没有服务员，安排我和周家喻照顾一下老同志，他安排周家喻照顾裴昌会，我要求换过来，岳林同意了，说我给你们介绍：裴老，他们说你是黄廉的高参，这是黄廉同志。裴昌会说要真能当也是个荣幸，很遗憾是假的，要喊我打嘉陵江大桥，我还真不知道咋个打法。当权派1967年就放出谣言，说裴昌会给我指挥武斗，发武器，策略武斗方略，打下嘉陵江大桥之后还和我一起下棋。我说原来以为是你讲的，他说你就这样想我，他后来告诉我，他们把我脚杆都打断了，说得老泪纵横。我说这一路我陪着你行不，他说今生有缘相遇，难得。当时他已经是八九十岁的高龄了，还是腰板笔直，他说自己的身子骨还能够熬几年，上下台阶连手都不让我碰一下。

人大开会之前，四川代表团开了支部会议，李大章主持会议，说共产党员要保证开好会，要听毛主席的话，不准串联，审查各种文件的时候，要做好工作，以团结为重，共产党员不要做对不起党的事情。我不是党员，李大章单独找我说，一定要遵守纪律，小组讨论的时候，讲话要有理有节，要发扬民主作风，你是代表四川人民来的。四川代表团报到之后，有个老人家突然宣布解脱，还参加人大，高兴得死了，政治生命对他竟然是如此重要。

我去湖北代表团找朱鸿霞，通过他去找夏菊花，回来之后李大章追问我去找朱鸿霞的事情，说不要搞派性，我说是通过他去找武汉百万雄师的人，夏菊花不是我的同派。我还戏谑的告诉他，我看见程子华去天津代表团找谢某人了。

会议开始之后，就发下文件和宪法草案来讨论。周家喻问我对宪法有什么看法，我说这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草案只有四页纸，又简单又明了。李大章问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一条，我说是四大写进了宪法，李大章反问难道毛泽东思想写进去了就不重要吗？我说毛泽东思想写进去已经好几次了，从王明开始，党内历来有人反对毛泽东思想，出了很多反动路线，关键是没有群众监督，如果群众可以去市委贴大字报，那就不一样了。问其次感兴趣的地方，我说文革写进去了也很好，如果有人敢搞修正主义，我们子孙可以利用这个武器，世世代代都敢造反。第二天就要我到大组去讲。

在讨论人事问题的时候，有人说王洪文要当委员长，造反派就有人说他不是个好东西，我说他是个公子哥儿，李大章问为什么是这个评价，我说他在党内搞了几年没有干什么事情，李大章说王洪文只能学不能比。在正式的大会上，我坐在姓黄的代表那一坨，看票上有李井泉的名字，我拿起笔打了个叉叉，有个将军叫黄成连看见了就问：你是四川的？回来之后就找我谈话，周宏元说你只打算当这一届代表。

我和周家喻在一起评论，看台上第一排坐的都还可以，后面的全是老人，康生坐在那里口水往下掉，邓颖超路都走不动是拿车子推上去的。我说中国不解决接班人问题怎么得了？中华民族确实需要大改革。

开完会之后，朱德和江青一路来看我们，我就坐在第一排首长座的对面。朱德进来之后，看着就像是个棉捆子，外面是一层皮的，里面是呢子的，再裹上毯子，就在我面前一层层地脱下来。朱总司令这个时候的身体已经非常差。两眼都不灵活了，我们欢迎总司令讲话，他首先问是四川的代表吗，然后就说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等等，最后说要提倡艰苦奋斗精神，要节约，不要说钱没有用了，拿来都吃光不好，要节约存在银行里。说完之后，服务人员又把他原样包起，两个人扶着出去上车。都老态龙钟成这个样子了，应该好好休息才是，出来对他是一种折磨。

江青过来之后，我就问主席身体好吗？她说还好还好。她说主席很关心四川，当前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要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发动群众去逐步解决，文革要进行到底，革命事业要培养接班人，大概讲了二十来分钟。

会议结束那天，我吃饭的时候刚巧跟江华一桌。他穿着十分朴素，气色也不好，他说自己关了好多年牛棚。我问他到底是不是走资派，他说我自己不想走资，还是想跟毛主席走。我说那冤枉你了，他回答说毛主席说了要理解嘛。我又问他参加过长征没有，他说当个省委书记恐怕还是要长征才行。一会儿孙健来了，我说听说你是个造反派，他说在我是天津的，我提到万晓塘，他说在江院长跟前谈资反路线，他会有意见。

我去与朱鸿霞告别，他告诉我昨晚李先念跟他谈了，说了些又是批判又是表扬的话，要他回去之后还是继续回下放的大梧县宣化店公社蹲点。朱说很难工作，省革委会只是有事情才把我们喊去。他说自己也愿意继续去跟农民在一起，把蹲点的工作搞好。

我们一回四川，周宏元来接我们，李大章见了我说：你们几个又想去人大会上放卫星是不是？走的时候又去找了谢文欣是不是？一掊屎不臭，挑起来臭，你们回去之后把大批判工作做好。

二十、 从批派运动到反击右倾翻案风

回去没有两个月，批派就开始了，省里面首先发动，发了很多文件。赵紫阳到重庆以后，先不到市革委会跟我们见面，给渝中区干部作报告，讲成都826和兵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资产阶级派性说没有，怎么没有？批派性是全国都在批，四川的“四大名旦”又在表演了嘛，批派的目标就是“四大名旦”；资产阶级派性在这里就有两个政客，台上握手台下踢脚，造反派就像水面上的鸭子，上面看着没动，底下动得凶。赵紫阳在会上没有讲他钦封的“四大名旦”是谁，下来之后才说是“邓（兴国）黄（廉）周（家喻）杨（志诚）”，杨志诚听说赵紫阳要把他作为主要批派目标，在家坐着哭。

在鲁大东的授意之下，木材公司的党委书记李永江跑到市革委会，说群众要求我回去参加批派学习，这个人是个老红军，基本上没有政治头脑。我回到木材站，看到一张大字报《派性在木材公司的二十种表现》。开会坐了六十几个人，发言都没有点我的名字，最后我说要讲话，他们也欢迎。我说：李永江请我回来，是为了让你们发难，你们又不点名。我说毛主席讲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你们家里就有派性。你们以为这样做就能够讨市委走资派的高兴，你们是怎么对待群众的？文革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十年文革教育了群众，他们都有眼睛，看得清清楚楚，你们自己没有搞清楚，运动初期你们说我是“假左派真右派”，是你们先整我，还是我整你们的？我讲这个人事制度、档案制度不合理需要改变，只要你的档案里面被人塞进去一个小纸条，你一辈子就翻不了身，这些事情不是没有，有人反映到周总理那里去，说我与古巴的格瓦拉有勾结，你们自己要好好想一想，这只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吗？你们自己的档案里面又如何？你们能够应付这样的构陷吗？档案制度、人事评价制度不改行吗？毛主席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你们是我的同志，这几年我浮在社会上，与你们的接触和关心少了，这是我的不好。派性，毛主席讲过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有什么稀奇。对派性要做阶级分析，到底是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三项指示为纲，这中间的差别需要好好掂量。

回去在一号楼吃饭的时候，鲁大东对我说，别人喊你回去接受批判，你对群众还是要正确对待，我说群众没有说啥子。鲁大东说还是心中要有毛主席，中央一句话要你垮你就垮了。我回答说，不要说中央，你在重庆都不知道整死了好多人。

此后就与批派的干部形成了公开对峙，我们要求反右。我和周家喻去成都找赵紫阳，他写好了稿子到会议室来跟我们见面，说跟欢迎你们两位过来，我也想找你们二位谈谈，事情太多耽误了，你们来了我们就好好摆一摆。我就直截了当的问他，你调到四川来过作，是毛主席还是周总理跟你谈话的，周家喻插话是邓小平调你来的吧，赵紫阳回答说人家主持工作嘛，那还用说吗。我追问他在渝中区做报告说四大名旦的事情，他说那只是形容而已，你们在文件上面签名都是四个人嘛。我又追问他你说造反派是水面上的鸭子，多数人被整得半死不活，倒是没有见到你说一句话。他说派性还是要批的，依据就是有人不搞团结，不搞生产。我问他到底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新中国历次运动额积极分子都受到正确对待，唯有文革的造反派有无穷无尽的灾难，从二月逆流到批清，现在又来个批派，文革初期资反路线时期重庆工纠有一句话“站不完的队，流不尽的泪，写不完的检讨，受不完的罪。”你们是不是在代表工纠，执行这个秋后算帐步骤。你在重庆做报告，又是整群众，总是要在群众中间去纠坏人，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

赵紫阳说，恐怕二月逆流不复存在了，反到底受压也不复存在了，你要相信我。然后就拿出写好的字条开始念：各地批派不能挑起新的派性，不能乱扣帽子；各个单位批错了的，要立即停止，并赔礼道歉；造反派进入革委会是副主任以上的都要安排日常工作；认真学好毛主席关于批派资产阶级派性的文件。然后就说去吃饭。

我们当时得到谢静宜的一封信，毛主席对刘冰告状信的批示，我们就到处传达，到各个大厂去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我说文革不是叫我到市委去做官，成千上万的造反派牺牲了，是为了保卫革命路线，毛主席和周总理一次又一次支持我们，监狱进去了再出来，时至今日走资派仍然在极力反扑，主席和总理还在他们就敢这么顶，还没有到秋后，帐就已经算了好几遍了。他们敢一手遮天，我们就敢捅破天，市委还是文革初期一样封锁中央的声音，愚弄群众，我们就相信群众，好在我们还有点影响。

1976年3月21日，我们与鲁大东说好了，他也同意我们去建设厂传达毛主席的十七条指示，第二天我们去调车，车队的人说鲁大东打了招呼不去了，我们骂了他们一顿，说我们是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的，他们恰恰选择了当官僚主义和特权的狗腿子。队长没有办法又回去请示鲁大东、丁长河他们，丁长河说让他们去，这样才能出车。去了之后，鲁大东又给建设厂干部部署捣乱，会场上起哄被我们压下去了，出来之后，他们派人把汽车轮胎给划破了，有工人以我的名义给市委办公室挂电话，说黄副主任要车，结果又开来一台华沙车接我们回去。五月份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的文章，题目是《走资派还在走，造反派要战斗》的长文，周家喻改了一些，发表在《重庆日报》上，占了两个版面。报社的人说还是你们敢说话，清样排好了鲁大东说不撤文章就撤人，我带着总编去找鲁大东，说今天不发表文章我就去把机器砸了，明天你就不要想出报。过了一个月，我又写了一篇《评杜鹃山――向柯湘学习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市委就跳起来了，要换人。我揣了稿子去找赵紫阳，问他这个文章怎么样，问他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怎么样，他批给《四川日报》发了。文章发了之后，我们下去更加不顾一切，要下厂矿去宣传。

二十一、 落实三结合与组织路线上的最后斗争

1968年毛主席就提出要吐故纳新，受到走资派的全面抵制。到1976年的时候，毛主席又提出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文革期间在干部和党建政策上，说是要提拔新生力量，受到当权派的全面抵制。不仅新人无法提拔，就是在成立革委会进入班子的群众，没有起到监督作用，不仅是当作花瓶和摆设那么简单，而且长期受到排斥和打击。底下各级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也对我们上面的施加压力，说我们投降叛变了，中央打了招呼，为什么不监督落实？1976年二三月份中央打招呼会议之后，仍然是置之不理，这不是个别现象和出于慎重考虑，而是长期而且系统地抵制毛主席的政治和组织路线，系统地抵制文化大革命，在党的建设和组织建设上，当权派都是长期排斥文革的积极分子和新生力量。文革过后，他们却把他们掌权时期的种种消极现象，转嫁给长期受他们打击和排斥的造反派群众，说都是四人帮帮派体系破坏和主导的结果。

因为意见积累多了，1976年6月27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市里面扩大到部局长一级，省里面开会也是要求他们“转弯子”，不能把群众代表作为挡箭牌，有问题的时候就用他们来应付群众。市委就把责任推到部局长们身上。在会上发言的时候，下面的人都说愿意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底下说鲁大东不转弯子，岳林也认为市委和市革委会应该遵从中央的文件，转好弯子。到会我200多人都要求市委出一个文件。

在会议高潮的十来天时间里，鲁大东时不时出席。我把电话接到会议现场，当着会议代表的面，给赵紫阳挂电话，说鲁大东顶住中央精神，油盐不进，请他亲自到重庆来解决问题。赵紫阳说他不能离开成都，这个事情他已经知道了，汪有根和蔡学斌亲自到重庆来传达到，赵紫阳还说是不是请你和周家喻到省里来一下好不好，可以派飞机把你们接到成都来。我说部局长要求要么是省委来帮助解决问题，要么是去成都解决问题，我与周家喻商量，很多革委会委员也同意，说把这个会移到成都去开。这样就请交通方面的职能部门解决交通问题，派车去成都，因为老同志比较多，每车配一个医生一个护士。

鲁大东找到我，他提出你们这么搞省委会怎么想，我说是你鲁大东无能，你认为你一个人比200多个部局长高明，压着中央精神不让落实。他说我劝你不要这么做，不能组织部局长去省里，这是很错误的，你要考虑后果。我说后果只有一个，就是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不要捍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鲁大东说，你无非是为你的入党问题，工作安排问题吗。我说你鲁大东惯于颠倒黑白，我从来没有向你提出过解决个人问题，是200多个部局长到底执行什么政策的问题。从1968年成立革委会以来，你从来不执行毛主席的路线，都是玩弄权术，你本身很无知，群众对你看得很清楚，开会是为了转弯子，你不执行这样的政策，群众对你的印象会好吗？

鲁大东说，我还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吗？笑话，我参加过七大，见毛主席的次数比你多得多，见的中央领导比你多得多。鲁大东激动起来了，说，是我把汪有根推荐到省委的，是我把熊代富安排当市团委书记的，这些是不是造反派？我站起来顶，说，我们现在谈的是市委的方向问题，我没有老资格跟你比，但是比你老的多得多，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你我都要做的，你说的那几个人，你心里最清楚，成千上万的群众代表不能发挥作用，这个情况也是你比我更清楚，我们谈的是多数人的问题，你在组织路线上还是在执行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那一套，是一种权术。我很不客气地跟你讲，你确实是个党棍、党阀，你依仗党的威信去作为个人工具，这是从文革到现在你的行为表现来讲的，历次运动承受打击的都是群众，每一次运动都转移斗争目标，文革初期的错误我们不讲，从清队、清查五一六到批派运动，你鲁大东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为什么每一次运动都搞错了，这是偶然的吗？

鲁大东最后说，你是铁了心要把他们弄去省委了？我说这200多人都是派性作怪吗？我说愿意去的才上车，到省委身边去解决问题，我们不强迫任何人去，也欢迎你鲁大东同志一起去。他说我有事情。

那个时候已经是7月下旬，天已经热了。第二天早晨，参加会议的260多人，有230多人上了车，往成都开。我看到市委领导干部里面的钱敏、丁长河和徐庆如都在车上。车子开到成都锦江宾馆之后，宾馆说没有准备饭，还说省委没有喊我们准备房间，赵紫阳耍了两面派。我找到总服务台，周家喻说他是常委，要他们拿钥匙来开门，结果只开东楼的两层楼，房间差些。我和周家喻去找赵紫阳，他避不见面，我说赵书记不是要拿飞机接我们吗？我们来了怎么不见了，赵的秘书说，你们都来了，重庆还工作不工作？

根据鲁大东故旧的回忆，他头天下午带了两个办公厅的处长，连夜就赶到成都了，第二天清晨在金牛坝招待所面见了省委主要领导，与赵紫阳达成了一致处理意见。赵紫阳和鲁大东就分别找各个部局长做工作，几个人一组，分别做工作。我下来说，鲁大东在省委，要跟你们个别谈话。做完一批就走一批，那些人在那里等了三天。每天重庆都有很多小车来接，我问物资局长赵，他说打招呼是有，有个解决方法问题。周家喻说人家权力比我们大嘛，赵紫阳出面进行各个击破。我说省委这样做很不严肃，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后来他们派蔡学斌、汪有根来找我，我把汪有根臭骂了一顿。蔡学斌说你的精神是好的，也是对的，中央讲了底下不执行怎么行呢？但是要讲究工作方法。

我住在西楼跟服务员摆龙门阵，小顾告诉我周家喻回去了。赵紫阳善于做分化瓦解工作，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总台告诉我赵紫阳来找。晚上赵紫阳一个人来找我，告诉我他们都回去了，我说你的分化工作做得好嘛，我还没有底，所以在这里等你来，你是个两面派。赵紫阳说省委有省委的考虑，我们有自己的威信，黄廉你先回去，好好与鲁大东交换意见，赵紫阳还说你的工作安排不是省委的问题，中央领导还是很关心的。我说鲁大东玩弄权术已经七八年了，我不当这个副主任行不行？回去之后周家喻就很听话了，人都不好找了，各个部局长回来之后，就再也不谈转弯子的问题了。

过了不久，省委就下了文件，说要黄廉分管计委工作，周家喻分管宣传。省里面的七个群众副主任也都分配了日常工作，邓兴国管工交，王恒林管计委，彭家治管建委，江海云管宣传。重庆市李木森不好塞，就放到民兵指挥部里头当副政委。我心里暗暗好笑，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要落实何等艰难。下面的群众长期挨整，一个荣誉职位和空头官衔也有安慰作用，孙悟空当弼马温开初也是很高兴的，基层没有地方就塞进生产、财务里头，没有官衔就看个车间，安排当一个车间班组长。

我从来不去计委上班，也不看文件，计委主任林西是个老太太，要我去看文件披阅文件，我说你这是戏弄我，每件事情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我干什么，文件看了头都是大的，我说你们干部要换，找我商量吗？那个时候钟表厂要上一台进口设备，向省里申请外汇，省里就是不批，结果要我去办这个事。林老太太夹着个皮包找到我家里，说你看这个报告省里平衡不下来，市委讨论想请跑一趟省里，我说你们开始讨论的时候怎么不找我，叫鲁大东去，我说我不再受你们的戏弄，我愿意回原单位去当秘书。林西说上次省里把我们劝回来，但是全省的问题都借此解决了，你不要怪我们，也是身不由己。

第二天钱敏找我，还是要我去省里走一趟。我心里想着出去耍几天也好，就拿了东西准备去。跟我调车的时候，说把最近弄来的旧奔驰500给黄副主任跑长途，这些个方面走资派们倒是很注意拉拢工作。到了省里面之后，我才知道重庆和省里面的矛盾之深，反正在下川东的财政收入方面争执很大。我找了王恒林，他说老干部不同意，说重庆市的用汇指标已经大大超过了，事隔几年之后，直到我进了监狱，才给外汇指标。安排工作的时候，就故意把一些你不懂、或者是根本办不成的事情交给你去办，毛主席说关心和培养新生力量，他们就是一向这么干的，你办不成事情他们在一边高兴。

1976年二三月中央打招呼会议过后，省里面派蔡学斌和汪有根到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来，他们跟我讲，说你是工厂里面起来的造反派，中央很关心你，我们这一次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你的入党问题。在中央会议上江青同志、春桥同志都很关心你。又问是不是你曾经写了一首诗给江青同志，她看了之后觉得诗很好，把这首诗谱成歌曲发到全国去唱，她说你的革命意志很坚定。 你的入党问题周总理也很关心，重要的是你和鲁大东的关系不好，鲁大东抓工业是个内行。蔡学斌还说你的工作确实不是由省里来安排，我们这次下来做工作，希望得到你的配合。文革已经结束了，你所做的事情，省里都知道，中央还是看得起你的。

他们问我对鲁大东的看法，我说鲁大东就是标准的走资派，历史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一号专案到如今不给老百姓说清楚。汪有根说，老黄，我还有一些看法，今天这个事情，你要为周总理、江青同志争个气，主要的障碍就是你和领导的关系。我说既然你是下来做工作，就不要打官腔，哪个到单位里去做工作，是去发动抵制，群众对我有很多意见吗，还是当权派对我有意见？入党是有很多限制条件的，要是我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是我本人的问题，这个党我就不入了。他们说不要辜负中央领导同志的期望，不要骄傲自满，还是要按照组织程序来，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最后还是要在本单位做工作，要在本单位支部讨论通过。

岳林告诉我说，据我所知，你的问题惊动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江青出来说了两三次，李大章也跟我讲过，中央的态度冲不破阻力，除了别人的问题之外，工作上处理成这样，你也有霸道作风，你入党有些人认为有威胁，另外你长期脱离本单位，党支部看不到你的人，中央和省里面领导都做了工作，中央甚至催问这个事情，你还是经常回一下单位去。我回单位之后，支部书记是个女的，叫杨柏珍，我们还谈得拢。她说汪有根和蔡学斌来过，组织部甚至催问这个事情，听说江青在中央会议上说她亲自要来当我的入党介绍人，还叫唐克璧跟她一起当介绍人，唐克璧说她不认识我，没有接受，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据说是因为这个原因，说她曾经抵制了四人帮，唐克璧才没有被扒下来。

因为入党需要两个介绍人，他们说我们以为你是个领导，你自己看这里哪个有资格介绍。支部开会讲党课的时候叫我也参加，原来的同事看见我回去，觉得很亲切，就算以前派性最强的人，曾经说我是假左派真右派的人也没啥了。党课讲完了，大家都鼓掌要我讲话，我讲在革委会的工作。有一个储运员刘守海愿意当我的介绍人，从前是815派的，他们又起哄要我自己选一个入党介绍人，我就说要选一个老党员而且又是从前反对我最激烈的人做介绍人。我就挑选石秀婷同志，她以前反对我最凶的，说我投靠江青江妖婆。我说她是我的对立面，如果介绍错了，说明对我反对不彻底，如果介绍对了，说明派性已经得到了克服，结果她面红耳赤地同意当我的介绍人。我回去之后，才知道蔡学斌和汪有根真去基层做工作了，以前只是隐约听说这个事情，内心也很苦恼江青和周总理，事情要用到这个办法。他们又提出我回去原单位一段时间，不久公司总支委员会就全体通过了我的入党问题，要我填了表，第二个月就要我开始缴党费。我回来市革委会告知鲁大东，说我的组织关系解决了，问他是留在原单位还是转到市革委会来，他脸色铁青，说叫单位出个简报来。后来才知道鲁大东是极力抵制的，是省委越过他直接去基层打招呼的。

根据鲁大东死后他的故旧所写的回忆文章，说是1976年2月份鲁大东在北京参加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和张春桥当面质问鲁大东“黄廉为什么不能入党？你们不介绍，我来当介绍人。”会后，四川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曾经专门召集重庆市鲁大东、丁长河、徐庆如三位书记到成都开会，会议的唯一议题是劝说重庆市委，同意江青点名的那个帮派头子入党。回忆文章说一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的大东同志这次就是不顺从，还对其他两位书记打招呼，对此人的入党问题，市委不能同意，不能表态。

一次我和周家喻两个从成都回重庆，在路上谈论到底什么是走资派，在经过一条河的时候，我们停下车去看一个渔翁凭借鱼鹰捉鱼，渔人在鱼鹰的颈子上加了一个套环，鱼鹰捉了鱼之后却无法下咽，渔人就把鱼鹰无法下咽的鱼挤出来，丢进了他的鱼篓子。我说走资派就是那个鱼篓子永远也装不满的渔翁，也因此他要想办法让鱼鹰处在永远吃不饱的程度上，这样子鱼鹰才会总是积极地去为他捕鱼。

二十二、 毛主席逝世之后

毛主席逝世之后，市委要我们抓纪念工作，各个单位都设灵堂开悼念会。我回到木材公司去检查悼念活动，书记和副书记陪我入灵堂作入党宣誓，回来向鲁大东汇报，他听后好像受到莫大的打击，冷若冰霜，问吃了饭没有。

下去看到有些群众哭得昏过去了，有干部在旁边风言风语说死都死了，哭有啥子用，以后叫你们知道厉害。中央9月18日追悼会过后，花圈摔得到处都是，干部根本就不安排收拣。9月22日我到成都找赵紫阳，问鲁大东为什么那么敌对，赵紫阳说你还是要着重把计委工作搞好，与鲁大东搞好关系，他还说出现那些情况也不奇怪，阶级斗争嘛。我26号回重庆，整个城市一片悲伤，国庆节也没有怎么庆祝。每天从大参考看，中央也有些不正常，我分明看到有一种说不出得阴暗的东西压抑着，看够了那些老两面派的表演。

十月八号就有人来找我，说听到国外广播，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重大传说出了大事，到十号的时候，谣言满街都是了。

18号中央17号文件传达下来了，在礼堂传达文件的时候，我坐在主席台上，念到华国锋任职时，满场掌声，周家喻拍得懒洋洋的，我抱着手。结果下面就喊起来把黄廉拉下来，官场上的积极分子们不放弃任何表现政治正确的机会。鲁大东的风度又回来了，他走到我的背后说等下出场你坐我的车，我跟本就不理。会一散，我从主席台背后走，官员们蜂拥而来要在我身上有所表现，我表面上装着无所谓，思想上体验到了一个政权将要覆灭的强烈感受，原来政权中间的聪明人，要抓住一切机会，踩着不识时务者的鲜血爬得高一点，每个人都在一霎那间都理清了思路：自己要为将来准备一点什么。到市委一号楼之后，钱敏说先去吃饭，鲁大东走过来问我事先晓不晓得，我问他，他说不晓得，我说你跟邓小平那个好，他事先没有告诉你呀。

晚上部队鸣枪，敲锣打鼓，第一批出来游行的是文化界的学校，我穿个军大衣，戴上棉帽子，把整个的游行队伍看完。我回到宾馆跟总台的寇玉林说，前几天还在毛主席遗像前哭得天昏地暗的人、举手发誓的人，都到那里去了。寇玉林说你讲话要小心，周围搜集情况的人多得很，鲁大东已经布置了公安局。

我从宾馆回到木材站，很多人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不清楚。长安厂来了几个工人找我，说忍了吗？上山吗？有什么办法？也有人说要到体育馆去集合，准备上山打游击，我要他们不要冲动，造反派中间一片心事浩茫。打电话给13军，回答说是一级战备，放假都没有了；打电话去民兵指挥部问李木森，回答说他们来干什么，他来了还不一定走得脱，可以想见搞修正主义政变好容易了。有个13军的官员建议我去尼泊尔，他可以告诉边防军放我过去，我说我去尼泊尔干什么。

10月20日我去市委，当兵的拦住我不让进，说里头的领导在开会，我说我就是领导，他说大东同志让你在外面等一下。我看见公安局的几个人夹着材料匆匆离开了，大概是因为我回来了，就提前结束会议了。鲁大东问我这几天怎么没来，说这两天你们大概都很忙，真是说不出的和颜悦色。下楼梯的时候碰到常委蒋良志，他要我去宣传部门口看大字报，主题发言都是黄廉周家喻要老是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我说是不是要回到文革初期那样，由我们当走资派，有个干部说恐怕还要恼火哟。

那个时候传说是千奇百怪，有说丁盛要搞事，有说上海要怎么样怎么样。在那个情况下，木材站来的人多了，我就回大坪家里去。看见部队朝天鸣枪当鞭炮，还传达叶剑英大吃大喝吃吃吃的指示，我说你们也太浪费了吧，他们回答说现在我们自由了，你们还想批判我？

11月8日鲁大东喊我去市委办公厅会议室，说17号文件下达之后已经半个月了，你要好好思索自己的问题，你跟四人帮不是一般的关系。我说你当初反对过中央文革了，是靠都靠不拢吧，你现在是不是落伍了。他说文件下来半个月了，你还是这个思想，觉悟很差，态度很不对头，一个星期之后，你就带上用具去开会，会上要表态的，今天跟你谈话，是代表党和华主席跟你谈的。

二十三、 从隔离到判刑

14号那天市委来了个车，老婆问我还有什么会要开，我说此去恐怕不再回来了。我到达之后，鲁大东、徐庆如、钱敏都在，鲁大东拿出一个文件夹，说跟你宣读个文件，根据华主席的指示，四川的邓兴国、黄廉、周家喻、杨志诚，从文到之日起，停止工作，不接电话、不会客，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说清与四人帮的关系和问题，什么时候说清楚，什么时候解脱。钱敏说你把与王张江姚的关系说清楚，取得党的谅解，我说你们需不需要说清楚，你们的级别比我高，跟上层接触我我多。

鲁大东、钱敏和徐庆如都起身走了，剩下的就是保卫人员了，过了一会，军用吉普车又把我送回木材公司，一进大门，三个解放军战士就站在门口设岗，民兵参加值勤的就更多。三楼的一个房间，门窗已经用用厚木板加固钉死了，他们告诉我就是这里了，里面有四张铺，一个床是新铺盖，这是为我准备的，其他三个床都是自家带来的。政法学院的革委会主任柳传承说，是市委清查组派我来的，我和公安局的杨孙两位处长三位在这里陪你学习，每天负责收集你的材料，我们早上8：30开始，下午是接待外调的时间，晚上6：30休息，解手要有人陪同你去。天气冷的时候，有人会给你送东西，本单位已经管不了你。我偷空给周家喻家里打了个电话，他也被弄起来了。这一个电话打出去，门口又给我加了两个岗哨。经常有人冒充外调人员过来谈话，本单位也有人走到楼梯口来看。

12月份就转移到五招待所去了，看守就换成军分区一个排的解放军了，还有两个民兵，吃的东西拿进来需要经过检查。除了跟他们吵架之外，几年时间我一个字也没有跟他们写，也几乎不跟他们说一句正经话。

1978年开始到各个单位轮流接受批斗，建设厂、重钢、望江厂、江陵厂，大型企业几乎无一遗漏，每到一个工厂，本厂的头头就选上来陪斗，开始的时候我的职务还没有撤，批斗的时候还有坐着的待遇，后来越斗规模越大，在区里乃至川东都主持大型批斗会，公安局接上大喇叭进行广播。

在物质局批斗的时候，我要炊事员给弄点肉来吃，他用个大碗给我装饭，底下全是红烧肉，觉得味道特别鲜美。他说你们没有错，主席尸骨未寒就把他夫人给抓了，我听了之后心里很暖和。以后每到一个单位，我就要炊事员弄好菜来吃，在南岸区批斗完吃饭时被人问起，炊事员回答说黄廉的伙食费是每餐一块钱，又公然给我舀一大碗羊肉汤。以后就得了经验，要主动跟炊事人员打招呼。有几次批斗的时候，有人跑上来抓扯，结果底下给我塞鸡蛋、纸条，有一次一个纸条上说：主席说他一生只干过两件大事，一个是建立新中国，一个是发动文革。我们才知道群众虽然不说话了，但是心里还没有服气，以后他们就不让人随便上台来了。在重庆大学批斗完之后，很多人跟在我们屁股后头撵，广播上说，对于四人帮的黑干将要拿出仇恨精神来，不要去看稀奇。这个时候周家喻告诉我他在二楼，我在三楼，袁金梁在一楼，大家都关押在同一个招待所。

峨嵋厂拍过一部电影《铁证如山》，是在人民大礼堂批斗时取的镜头，我押出去的时候，看见刘结挺带一个氧气包挨批斗，那个会很大，全川广播了。省里面来宣布正式逮捕，公安厅说执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对黄廉周家喻执行逮捕。

又在看守所里关了一两年，那个时候尽管十分困难，仍然坚持每月按时缴党费。一天看守来请我出去签字，说你们木材公司党委通过，不承认你是党员，我说你有什么资格通知我，入党和开除都有党章规定的组织程序，你以为这是小孩子的家家酒吗？另外一个看守也说，哪有通过了之后又不承认的，这是他们为了打击黄廉。我说我不签字，你给我退回去。

在被非法关押了五年半之后，1982年进行公开审判，那天我一出监狱就看到摄影机，到会议室之后，检察员给我念起诉书副本，说公安局已经结束了侦察。正式开庭是82年春节假期过后了，那个时候我身体很不好，他们送我去三医院看病，碰到一个熟人问为什么这么瘦，医生说为什么瘦，贫血、身体不好。我坚持不肯让他们抽血，也就算了。

公开审判一直进行了五天，常常上午是周家喻，下午是我。开庭回来之后有加菜，碗里有十几片油炸的肉，他们要我在法庭上听话，说审判完就好了。第一次审判是在政协礼堂，这个时候出门已经是正式的囚车了，我看到从监狱出来到礼堂，2000多米长的街道全部戒严了，机枪架起，阵仗很是吓人。把我押到被告席要我坐下，我就站在那里，看台上坐的是些什么人，所有人的前面都有牌子和标识，只有一个女人前面没有牌子，审判长介绍的时候也没有介绍她。庭长宣布开庭，宣布一下就往楼上看一下，估计是有个什么领导在楼上坐着。然后庭长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不回答，最后我说，你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把我弄来干什么？下面哄堂大笑。他们气得脸色发青，耐着性子跟我解释这是法庭程序，我说要他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然后才回答，他说可以。我就问，那个女人面前没有牌子，是刽子手吗？法官气得要命，说我咆哮公堂，要罪加一等。

法官接着就宣布我跟随四人帮颠覆政府，这遭到我的严厉驳斥。我说我是革委会副主任，我自己就是政府组成人员，自己颠覆自己吗？公诉人说提出抗议，说黄廉十分嚣张。我说嚣张，我是一个正直守法的公民，而且是一个正直的政府工作人员，你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把我关了五年，你们自己才是违法乱纪。然后他们就放幻灯片，说黄廉在建设厂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我说这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邓是毛主席部署的，上午搞了几个小时休庭。

下午是证人出庭，石有中出来作证，说黄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动员我们准备500辆卡车、5万斤粮食，准备上山打游击，问我是否事实？我说没有听清要再说一遍，他刚刚开始说，我就说石有中，你怎么这个卑鄙？他就再也说不起话，当时就想走掉。人看来不能干坏事，干了之后，自己也会看不起自己的，这个人最后在精神上就消沉下去了。

他们又说我犯有反革命杀人罪，我就说请问审判长，有谁被杀？死者是谁？在什么地点被杀？杀人工具何在？凭据何在？你这样的法官判案，冤案都不知道有多少？僵持完了又休庭。我回去之后，说我咆哮公堂，这次加菜没有了。我跟他们说，你们不把加菜送来，明天我就不去了，最后只好又端来了。

最后一天，我在法庭上进行最后陈述，针对检察院的起诉书提出的三个问题，说根据检察院的起诉书和法庭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我有罪，我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你们说我拥护四人帮，有些人比我的级别高，跟他们有更直接的联系，你们怎么不追究？就算他们是反革命，也不能因有关系而定罪；文革中间是有严重的派性，问题主要在于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派派出工作组，组织搞抄家破四旧，形成打砸抢，毛主席宽容了他们，我自己就是他们资反路线的受害者，在文革期间屡遭迫害，最后得利的是你们干部，我们造反派只有血泪的付出；在你们所谓的粉碎四人帮过后，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调查和事实，也是你们以捕代审关押我五年，是你们违法还是我违法？我是革委会副主任，你们没有任何手续就抓，是你们政变还是我政变？文革是中央主导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潮流，如果有错误也只能是中央负责，追究了江青还要抓群众，中国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你们说几个小丑就搞乱了七八亿人口的国家，把武斗的责任堆在我身上，你们根本没有分清是谁制造派性挑起武斗的，我根本无罪，你们是在闹一个历史的大笑话，我永远都不会服，历史将证明我无罪。我喊了毛泽东思想万岁，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对资反路线要永远造反下去，武警不让我喊，拼命地用劲把我撑下去，把我的肩膀都弄痛了，第二天宣判就不让我讲话了。

又关了两个月，上诉到省高院被驳回，省里面派人来与我吵架。然后就转移到大足省第三监狱关押，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胡风，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在我到来之前，他们把监狱进行了一番整顿，把所谓的帮派骨干分子都转移走了，有的到南充，有的到重庆。那个时候刘张还关押在那里，刘结挺已经病得快不行了，张西挺就像是叫化婆，他们就住在我隔壁。我想要去劳动，监狱方说没有劳动的条件，也不会让你与犯人接触的，要我看报学习，交代我不要去墙边，不要去接触武警。监狱政委来找我谈话，我告诉他不要用减刑来吸引我，你们愿意关押好久就关押好久，最多牢底坐穿，我要求他在生活上不要搞阴谋，不要法外加刑，枉法判决已经是无形的杀害，不要再搞法外执法，要他们别把我的东西弄丢了，我需要写信，而且我告诉他们不可能100％服从他们的。

两年之后，一家香港的杂志发表了我在狱中的情况，上面来审查，搞了很久。大概是87年还是88年的时候，监狱政委喊我去办公室谈话，说减刑你不想要，我们自己帮助你和刘张报了保外就医，报到中央领导乔石同志那里去了，中央领导同志说就让他呆在那里吧。我们准备请你去一队给犯人讲一些哲学，帮助做点教育工作。

1994年11月13日晚上，我就喊教导员，说我的受刑期满了，明天我要出去耍。他说今天已经通知了，有个司法厅的曾副厅长要见你。我把书籍捆好，找出来唯一一件没有打补丁的中山服穿上，狱政科写了个释放证和户口转移证，还发了100多块钱的路费补助。王政委说对你的人格素质，在我心目中间不同于其他的人，希望你明天不要喊记者来录像，也不要来车队，不要放鞭炮，给我们监狱留一个面子，免得附近老百姓看见了，又说大足监狱关错了一个好人，现在才放出来。我说王政委，我在这里，你们管理上也还合理，也没有弄死我的阴谋，明天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提前知道。

王政委说我提前一天放你出去，这点权力还是有的，我晚上一出去就看见了来接我的人和摄影机，有二轻的和木材站的人，大概有十来个单位，他们就住在荷花池宾馆，我住到13军炮团的招待所去，在被隔绝18年之后，外面的世界已经大不一样了，招待所里面已经有了大电视机和席梦思床。第二天早上几个人非要拉着我从监狱门口走出来，照相摄影，这样十几台车就出发了回到重庆。派出所不给上户口，经过了几次斗争才解决。剩下的问题就是：我要在花甲残年去适应这个大大变化了的世界，自谋生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