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凡平民记忆之1969年

tuffy05 · 发表于 2013-2-21 09:23:40

平民记忆之一九六九年

锋凡

1969年，我13岁。

话说1968年底的雪，飘飘洒洒地一直下到1969年初，小寒节气后的1月6日夜里，气温骤降至零下8.3摄氏度。

第二天早上我冒着严寒去上学，途中看到控江路好几段的路面上结着约一公分厚的冰层，交通中断，有关方面组织了许多人力正在用铁锹奋力铲除路面上的冰冻。一些解放军战士也赶来帮忙。

不知从哪里飞来的一只鸽子，在风雪中迷失方向，跌落在我们村里的雪地上，被我们楼里的几个小孩捉住。

他们曾把它放在我的家里养过一天，蓝灰色的羽毛，“咕、咕”地叫着，买来“珍珠米”（干的玉米粒）喂它吃。我注意到它纤细的脚杆上套着一个铝圈（上面标有若干记号），可见它的身份是一只信鸽。

过了几天，它终于被杀死。据说杀鸽子不能出血，于是那两个小孩就站在我们居民楼的楼梯过道上用手捏住鸽子的嘴和鼻孔，不一会儿就把它给闷死了，然后拿去烧了吃掉。

一个那么可爱的、温顺的小精灵就这样被消灭了，我觉得这事做得非常残忍。

一本挂历

我父亲的一个好友在北京中国国际旅行社工作，他在1968年底的时候给我家寄来一本1969年度的挂历。因为这本挂历我现在还保存着，且页面上都是美术作品，所以不妨拿来介绍一番。

此挂历的尺幅约两张A4纸那么大，英文版，因为图片不会发，就以文字来表述一下页面上的内容——

January（1月）、画面是：毛主席发出“炮打司令部”的号召（油画）

March（3月）、画面是：一支红卫兵队伍在步行大串连出发前进行宣誓（国画）

April（4月）、画面是：欢庆中央给上海造反派的贺电（宣传画）

May（5月）、画面是：农民写大字报（国画/画上的题字是“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

July（7月）、画面是：工人形象（国画/画上的题字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August（8月）、画面是：解放军战士抢救落水的红卫兵（油画）

September（9月）、画面是：革命委员会好（宣传画）

October（10月）、画面是：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油画）

December（12月）、画面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油画）

（注：2月、6月及11月的页面缺失。）

以上画作都没有作者署名，以我的绘画水平来评判，这些画都画得很好，应该不是一般的业余画家所为。

因为现在的过来之人都忙于表白自己在文革中是如何如何“受迫害”的；或者标榜自己在当时就怎样怎样地“觉醒”和“反抗”的，所以对于上述这些为文革作宣传的事当然不会有人出来承认。

迎“九大”

今年（1969年）的春节是2月17日。春节没过几天，到2月下旬，社会上突然传说“买毛巾要凭布票”，于是各家各户的婆婆妈妈们纷纷出动，到商店里去抢购毛巾。一阵风过后，全市多销售了二百多万条毛巾。

过了年（春节）后，全国上下、方方面面都开始期盼着党的“九大”（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广播、报刊和书籍也加大宣传力度，为“九大”的召开营造气氛。
与此同时，庆祝“九大”召开的游行活动也开始筹备。我们杨浦区各单位组织的游行队伍都聚集在杨浦体育场里进行排练，但见场内绸带逶迤、红旗飘扬；口号阵阵、锣鼓喧天。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参加排练的男男女女个个都意气风发、神情激昂。许多辆彩车也都装扮各异、争奇斗艳。

这时，在广播里和社会上最流行的歌曲，也是最切合形势的主题歌，是一首叫《满怀激情迎九大》的歌曲：

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我们放声来歌唱。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毛主席亲手来缔造，亲手来缔造，**思想来武装，来武装。

是您领导我们得解放，您的恩情比海深，恩情比海深；您的思想放光芒，放光芒。哎！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千锤百炼无比坚强。永远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阔步前进奔向共产主义前方。哎！

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战士永远忠于党，战士永远忠于党。

我把这首歌定为1969年的标志性歌曲，因为它代表着这一年的特殊背景，还有它的广泛传唱，以及它曲调的悦耳动听。

大人们都以劳动和工作的实际成绩向“九大”献礼，我们小学生则是响应学校的号召，每人做一个手工艺品来为迎“九大”略表心意。

我在家里花了两个下午的时间描绘了一幅毛主席像。用铅笔画的，画在一张32开的“铅化纸”（我们上美术课的绘画专用纸）上，临摹的是流传很广的毛主席穿军装的左侧面头像版画，然后交到学校里予以展览。

因为我画得不错，受到了老师的称赞。活动结束以后参展的作品都退还给了学生，我的这幅画也拿回了家，并把它一直保存至今。

去年（1968年）年底的时候，会木匠手艺的大伯为我打（制作）了一个“夜壶箱”（即床头柜），从此我拥有了一个集中存放、收藏私人物品的地方。

珍宝岛事件

正当全国人民都被动员起来迎“九大”之际，3月2日，在中苏边境的珍宝岛上，我边防站长孙玉国率领的一支巡逻队与苏联边防军发生武装冲突，双方激战近一个半小时，我军伤亡54人（亡20人，伤34人）；苏军伤亡56人（亡48人，伤8人）。之后经过各自筹划，3月15日，中苏两国的边防军在珍宝岛再次爆发更为激烈的交火。

珍宝岛事件的发生，不仅促成了当年的国内形势发生重大的变化，也对我国今后两三年的国内外大政方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八月份我进中学后曾听过一个关于争夺坦克的报告，说的是3月15日中苏两军在珍宝岛的战斗中，有一辆苏制T—62中型坦克被我们布在江面冰层上的反坦克雷炸中，履带被炸断，瘫痪在那里。

周总理打电话指示要把这辆坦克拖回来，一方面有其军事研究价值，另一方面有其政治意义，说明这是苏联侵略我国的铁证。

因为这辆坦克在当时有些技术（如红外夜视仪、双向稳定器等）很先进，所以苏联高层也急着要把坦克拖回去，并下令如实在不行就把它炸毁。

在双方的激烈争夺中，坦克的前部从江面的冰层裂缝里沉入江水中。最后由我海军北海舰队派出的潜水员潜到坦克处，用钢丝绳把坦克拴牢，挂住拖钩，在岸上用四台手摇齿轮绞盘分两次把坦克炮塔和坦克车体先后拖了过来。

后来这辆战利品（拆下了里面用于军事研究的部分）与当年被击落的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的残骸一起陈列在北京中央军事博物馆内。

因为形势发展的需要，珍宝岛事件中的战斗英雄孙玉国被特别邀请参加了随后召开的党的“九大”。当他作为解放军的代表在会上发言时，与会的代表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连毛主席都站起来给他鼓掌，并且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会上孙玉国还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除了孙玉国外，珍宝岛战斗中其他解放军战士的英勇事迹也一一被宣传出来。其中最为感人的是一个叫于庆阳的战士，他头部中弹倒地，正当卫生员给他包扎时，于庆阳从昏迷中惊醒过来，他挣扎着站起来，端起冲锋枪又朝前冲去，在雪地上留下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六个脚印，壮烈牺牲。

当时的中央军事博物馆的画家三剑客（高虹、彭彬、何孔德）之一的何孔德根据于庆阳烈士的事迹创作了一幅著名的油画作品《生命不息/冲锋不止》。

后来我们中学的英语教科书里有一篇课文说的也是于庆阳烈士的事迹，赞扬他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保家卫国的英雄主义乐章，课文的标题也叫《生命不息/冲锋不止》：

“生命不息/冲锋不止”这句英文“The ……”我到现在仍然能说得出来，但可惜写不出来。

前几年，我在2006年第八期的《中国新闻周刊》上看到该刊记者写的一篇谈“恶搞”的文章，该文引用了一幅“油漫画”作为题图（画幅横跨两个页面）。这幅“油漫画”大致上就是把上述何孔德的油画名作进行改装，把画面上于庆阳和卫生员的人头切换成当代两个痞子形象的人头，再把画面上卫生员手下的医疗箱换成了一瓶“可口可乐”等等。

美术界的这种“恶搞”之风以及与此同时盛行的所谓“当代艺术”的“政治波普”作品，特别受到境内外某些势力的青睐和力捧，并为之推波助澜，兴风作浪。

“九大”召开

珍宝岛事件所造成的形势变化尚不足以改变中央的既定部署，党的“九大”于4月1日隆重召开。在当晚的八点钟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里，播送了“九大”主席团秘书处发布的新闻公报。

第二天，和全市人民一样，学校也组织我们学生上街参加庆祝“九大”开幕的游行。
马路上各方面的游行队伍很多，川流不息。我们学校的游行队伍沿控江路往西走了两站多路，当我们到达隆昌路口时，看见从隆昌路里有大批的游行队伍正朝我们迎面走来，把不是很宽的马路塞得满满当当。于是我们就顺势分坐到马路两边的上街沿，观看起大人们的庆祝游行。
庆祝“九大”开幕的游行只是各单位分散地、随意地搞一下，集中的、正式的庆祝游行放在后头，放在“九大”闭幕的时候举行。

因为“九大”已经开幕，所以杨浦体育场里为日后闭幕的庆祝游行而进行的彩排活动更加抓紧时间，开展得热火朝天。

4月24日晚上，广播电台里再次播送“九大”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四月二十四日下午胜利闭幕。

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了今天的大会。

林彪副主席主持了今天的大会。

在今天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还有：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同志。

……

（注：就在“九大”闭幕的这一天，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南京梅山铁矿附近由上海投资主建的一座炼铁厂成立了工程指挥部。该工程取意于“九大”4月24日闭幕而定名为“九四二四工程”。两年多以后“九四二四工程”才改名为“梅山工程”。现为上海梅山有限公司，隶属于宝钢集团。）

“九大”闭幕的次日（4月25日）上午，全市性的庆祝游行隆重登场，盛况空前。这天参加庆祝游行的都是专门组织起来的队伍，并且经过了长时间的排练，除此以外的其他人则都是这次大游行的观众。

我观看我们杨浦区游行的位置在平凉路上接近隆昌路口的南面一侧，从住在附近的大伯家里借来一个小矮凳，坐在马路边等候着。马路两边很快就陆陆续续来了许多观看游行的男女老少，有带凳子来坐着的；也有站着的。

集合在杨浦体育场内参加庆祝游行的各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街道等的队伍，按照排定的顺序出发，出体育场，沿隆昌路南下，至平凉路右拐弯，再沿平凉路西进。当游行队伍的先头阵容到达隆昌路、平凉路路口时，游行才算正式登场。

这天，春光明媚，春风和熙，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由远而近，一个方阵一个方阵不断地从我们的面前走过。

队伍中，人们扛着巨幅的毛主席像；扛着大型的横幅标语牌；扛着大幅的语录牌，上面写着毛主席在“九大”上说的：

我们希望这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旗手们擎着无数面红旗迎风招展，大喇叭里播出的歌声响遏行云。游行队伍中夹着好几辆载有锣鼓队的卡车，卡车的车斗当中安放着一面大鼓，其鼓面看似有吃酒水的圆台面那么大。大鼓的周边围着四到六条汉子，挥舞着棒槌一起来敲，棒槌末端系着的红绸带也随之上下翻飞。敲咚鼓的边上还有敲铜钹的人，一张一合，并且故意摆出很夸张的形体动作，特别引人注目。还有敲锣的；敲铙的；敲铃铛的等等，都配合得很协调。听着锣鼓声敲得震天响，把我们的心脏也敲得加速了些。

喜气洋洋的游行队伍中，有钢铁工人，都穿着蓝色的工装背带裤，雄赳赳、气昂昂地高呼着口号。他们的胸前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确切地说像章是挂在脖子上的，因为这枚像章制作得特别大，其直径达18厘米（18厘米就是180毫米，所以这种像章又被人称之为“180”），看上去几乎与家里钢精锅的盖子差不多大。毛主席像章流行到这个时候已达登峰造极，之后便开始盛极而衰。

有纺织女工的队伍，她们的衣服外面都系着白饭单，头戴白色工作帽，右手都握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高呼口号时则一起挥动语录本，动作整齐划一，神采飞扬，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腰鼓队的姑娘们穿红着绿，扭着腰枝，兴高采烈地敲着有节奏的鼓点向前迈进。

有男女青年们手捧金灿灿的向日葵模型，载歌栽舞，欢快地一路前行。他们唱的主题歌《满怀激情迎九大》中的“迎”字已经改为“庆”字，即“满怀激情庆九大”。

游行队伍里唱的有一首毛主席语录歌也是劫夫谱的曲，歌名、歌词都是：“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

游行队伍中还有许多工厂里的造反队，机关里的工作人员，街道里的老妈妈们，中学里的红卫兵，小学里的红小兵等等。许多辆花团锦簇、精心装扮的彩车则间隔行驶在游行的队伍之中。

马路两边聚集着无数的老百姓来看热闹，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长长的游行队伍在鼓乐声和口号声中接连不断地走着，队伍中形形色色的表演看得我们眼花缭乱。

党的“九大”选出了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的文革派势力和地方上的造反派势力携手共进，占据了其中的大部分席位。

在发动文革时起到煽风点火作用的红卫兵运动这时已转型为统一的“红代会”（即红卫兵代表大会），广义上的、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早已不复存在。其早期的风云人物有的落马；有的沉寂，仅有北京的聂元梓；上海的陈敢峰尚作为当初红卫兵运动的象征参加了“九大”，并都被选为党的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陈敢峰时任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文革初期曾组织起著名的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并参予“一月革命”的夺权斗争，之后成立了同济“东方红公社”。

毛主席在1967年的南巡讲话中预计：“文化大革命一年发动，两年看成果，三年扫尾。”
“九大”召开前夕，周总理向海军传达毛主席关于召开“九大”的意见：一是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二是因为在珍宝岛和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需要全党动员以应对形势变化。

“九大”的召开，使党中央的权力构成重新调整，并得以确立。地方上也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党内的“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被彻底打倒，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已经达到。

1969年的《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并且说1969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取得全面的胜利”。

在“九大”上，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总结，其中在报告的第二节还专门叙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九大”以后，“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也终止运作。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已经基本结束，剩下的只是一些扫尾事项。

几份材料

“九大”召开以后不久，我父亲弄回来一本油印的材料——《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的重要讲话》。其内容包括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黄永胜在会议期间的讲话，以及王洪文（代表工人）、陈永贵（代表农民）、孙玉国（代表解放军）、尉凤英（代表商业战线）、纪登奎（代表干部）在会上的发言。现引述材料中大会开幕时的一段----

(4月1日下午五时)

毛主席主持大会，他说：

同志们，开会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了！(掌声、口号声)

今天, 大会要选一个主席团，要通过议事日程, 议事日程主要包括三项：第一项，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鼓掌)；第二项，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项，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现在选举大会主席团(鼓掌)。(主席拿出主席团的名单问大家)要不要念啊？你们都知道了嘛，主席团这么多人，一百七十六名，行不行呀？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这些人；有董必武、刘伯承这些人；有于会泳、王体、王震这些人，一共一百七十六人，你们手上都有，赞成不赞成？赞成的就举手。(全体代表举手)多数赞成了吧？通过了。(鼓掌) (总理说：请当选主席团的上来。)

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适合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总理说：毛主席当合适。)(林副主席说: 毛主席当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鼓掌)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林副主席站起来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毛主席万岁！赞成的举手。)(全体代表举手)(林副主席说：好，全体通过！)(热烈鼓掌)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意不同意? 赞成的请举手。(全体代表举手)没有意见，通过。(鼓掌) 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 (鼓掌)没有意见就通过了。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

除了上述的“九大”讲话这份材料外，这个时期我父亲还先后带回来其它一些材料，可选几件来说一下。

1、《林副主席语录》（内部学习）、64开本、402页、1969年北京

因为林副主席在“九大”上被确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将这一条款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所以有人就编制了这本《林副主席语录》，其外表摸样、内文体例等都与《毛主席语录》差不多。

2、《英明的副帅/伟大的功勋——林副统帅光辉战斗历程》、32开本、510页、浙江省工代会编印、1969年5月

在这本书里，有毛主席、周总理对林副主席的评价；有林副主席的传记；有军队的将领如杨得志、李作鹏、李天佑、曾思玉、周赤萍等写的关于林副主席的回忆文章；有林副主席历年来发表的文章、讲话和指示等等。

3、《高举**思想伟大红旗/认真学习八三四一部队支左先进经验》（内部文件）、32开本、152页、北京卫戍区三支两军办公室印、1969年4月

这本书的内容就是所谓的北京“六厂二校”经验，用以指导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

4、《读报手册》（内部参考）、32开本、1012页、红代会南京大学委员会编印、1969年4月24日

当时这类书有多个版本，书中的内容很庞杂，状似某种特殊类型的“百科全书”。

197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再次重申：

严禁私编、私印和散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视察谈话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和谈话，以及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传记、抄件、文件、书籍、诗词、画册、画片等等。还有所谓的“读报手册”、“学习手册”等等，更未经中央审批，乱编乱印。凡属以上谈话记录和文书、图片、画册，各地都应采取措施，立即收回，予以销毁。

5、《农村医疗卫生普及手册》、64开本、522页、上海市《农村医疗卫生普及手册》编写组、1969年1月

当时这类书也有多个版本，有的取名叫《农村赤脚医生手册》。

这本书里的内容分为以下部分：正常人体解剖生理简介、诊断学基础、卫生预防、内科常见疾病、内科常见症状的诊断与治疗、儿科常见疾病、外科常见疾病、妇产科、五官科疾病、皮肤科、针灸、常用药物。

鲁迅先生曾评论看《红楼梦》一书的人，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密事……”。

当年看上述这种医疗手册的也类似这样，比如最近报纸上有人说从中看见的是“性教育”；比如画家（现在也不知道该叫他什么家）陈丹青说把它当作“艺用人体结构”来看。至于我当时在这本书里看见了什么，忘记了。

杨柳情思

前文已提到，在我家住的村子里及周边种着很多杨柳树，树龄估计都在十年以上，树干约碗口般粗，树皮呈裂纹状。当三月初还是春寒料峭的时候，光秃秃的树枝上已开始悄悄地爆出米粒般大小的萌芽，“鹅黄嫩绿”。几度春风后，杨柳树就渐渐地晕染出它整体的新绿。
杨柳树就是柳树，据说是因为古代的隋炀帝杨广御书赐柳树姓杨，所以后人才把柳树叫做杨柳树。

我的人生中真正觉悟到的春天，就是从这一年的“杨柳才黄半未匀”、“嫩烟轻染柳丝黄”开始的。又因为春天这个季节在青少年性成熟过程中是最适时的孵化器，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则，所以我成长后的性心理积淀里就有因杨柳而触发情思缠绵的意象存在。

当我开始对杨柳有感知的时候，总会想到毛主席的诗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数年以后，我再见到杨柳，想到的已是古人的诗句：“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因为我的家从1968年5月底搬来，到1970年2月初搬走，所以我在这个柳色葱茏的村子里只度过了1969年这一个春天。我的中学同学绝大部分都住在这个村子里，特别是我以后暗恋的女同学也住在这里（她住在我家的前面一排房子里，我家的前窗对着她家居民楼的大门），因此生活在别处的我在之后的几年里，每到春天这个引人无限情思的季节，内心就会充满愁情别绪，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当年住在这个村子的短暂时光，尽管那都是些很平淡的日子。“平生春事，唯念杨柳依依。”

当我进入青春期后，在某个情绪高涨的日子突然看到唐朝诗人李白的词作《忆秦娥》，其中的一句“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使我感动得几乎要为之落泪。

在清明节气的前后，我们村子里的一些小孩会摘下一些杨柳枝，把它缠绕扎成一个圆圈戴在头上。当时只是觉得好玩，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介绍说，这是古已有之的一种民间风俗，叫做清明戴细柳圈。还有谚语称：“清明不戴柳，红颜变皓首。”

到了四月下旬，天空开始飘扬柳絮。最严重的数日里，漫天都飞舞着白色的柳絮，粘在我们的身上；扑到我们的脸上；停在我们的头发上；甚至会被吸到鼻孔中。我们如中午端着饭碗到室外的露天去吃饭，柳絮自然也会撒在我们的碗里。落在地上的柳絮则集合成团，被风吹得滚来滚去。

这是我对柳絮唯一的深切感受，搬离这个村子后，我就再也没有领略到当年这种柳絮漫天飞，“扰乱少年心”的奇特景象。

正因为我有过这种对柳絮的亲身感受，所以后来在书上看到古代才女谢道韫把飞雪喻作“末若柳絮因风起”，才非常认同。而读到“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诗句，则会让人领悟到人生的一种诗意；一种境界；一种哲理；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因为杨柳树上虫多，还要飞花，所以城区的住宅周围及道路两旁的杨柳树逐渐被其它树种所替换，现在只有到公园里才能见到为数不多的杨柳树。

前文还提到，我们住的村子西边有一片种水稻的农田，土地面积不是很大。四月中旬一个礼拜天的上午，我们一些孩子闲着没事就站在田边看当地的农民插秧，看热闹。

土地已经平整好，水也放了进去，我看他们插秧的步骤是：先从覆盖着塑料薄膜的棚子里把秧苗起出来，运送到田头。然后有人站在农田两边的田埂上把扎成一束一束的秧苗朝田里扔，扔个大致的均匀分布。与此同时，有众多的男女社员在田头排成一排，卷起裤腿，赤脚下到田里，就着扔在田里的秧苗开始插秧。

插秧时，他们的腰都弯得像对虾一样，时间久了腰都直不起来。他们额头上的汗珠滴在田里，干这种农活真的是很劳累，可见我们的盘中餐，真的是“粒粒皆辛苦”啊。

又听农民们说，插秧也是要有水平的，插深了，秧苗容易闷死；插浅了，秧苗可能会浮在水里烂掉，可见干农活也是很有它的科学性的。

养金鱼

到了五月份，我看村子里有许多人家都开始养金鱼，于是我也养上了。

在杨浦公园西面的边门处有一个窗口，专门出售公园里所饲养的金鱼产下的幼鱼。这种幼小的金鱼体长（连同尾巴）约在两公分左右，按照金鱼的品种来定价，品种好的，价钱就贵些。也有长得大一些的金鱼出售，价格另计。

这时社会上养的金鱼品种，通常的有“水泡眼”、“红高头”、“黑乌龙”、“珍珠”（含“五彩珍珠”）、“龙眼”（含“朝天龙”）、“鹤顶红”等。但在金鱼的幼鱼阶段，其品种的体貌特征并不是很明显，只凭出售方标示。

一天放学途中，经过杨浦公园时，我在公园卖金鱼的地方买了四条比较便宜的小金鱼（大约每条五分钱），两条龙眼；两条鹤顶红。把铅笔盒子里的东西都拿掉，空的盛上水，买来的小金鱼就放在里面带回了家。到家后再把它们转移到钵斗里养起来。

自从养上金鱼后，我就有事干了，最紧要的当然是给它们弄吃的。金鱼最爱吃的口粮是活的“鱼虫”，书本上又叫水蚤，体形只有针头那么大，成熟的鱼虫呈殷红色，春季产量最高，早晨大量浮动在河浜的水面上。因此，我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在上学之前先到河里去捞一把鱼虫。

捞鱼虫的“捞”字，上海话读作“撩”。要去撩鱼虫，必先有撩鱼虫的工具，这种工具我们都是自制的。取一根细竹竿，把粗铅丝拗成一个碗口大小的圆圈绑在竹竿的一头。再用白纱布做一个口袋缝在铅丝的圆圈上，入口处还要罩上一层做纱窗用的网丝，以便在撩鱼虫时阻挡除了鱼虫之外的其它杂物进入布兜。另外，布兜的底部不是封死的，而是开放的，撩鱼虫时底部用绳子扎住，撩好后解开绳子，把布兜里面撩到的鱼虫放出来。如一趟鱼虫撩多了，可把鱼虫养在另外的容器里，分几顿给金鱼吃。

我们村子的南面有一条东西向的小河，在西南角上转弯南下。住在附近养金鱼的人，包括我，一开始都是在这条河里撩鱼虫。清晨时分，薄雾缭绕，河边有许多我等撩鱼虫的人来来回回地忙碌着。撩的人多，且频繁，鱼虫却长得没那么快，所以近处的鱼虫很快就被捞没了，我们只好沿着这条河越撩越远，希望能找到新的增长点。

有一天早晨我去上学途中，经过杨浦公园的大门口，正巧看到公园里饲养金鱼的员工从外面（后来知道是北面宝山县的农村里）撩鱼虫回来，他的摩托车后架的左右两边各挂着一只铅桶，里面分别装着满满的一桶干鱼虫（湿的，脱水），把我看得目瞪口呆。怪不得公园里的金鱼被他们饲养得条条又肥又大，我曾到公园养金鱼的地方去观赏过，有几条体形特大的，身围不去说，其体长（连同尾巴）竟然比我们吃饭用的筷子还长。

除了给金鱼弄吃的外，过个十天半月还得给它们换一次水。养金鱼的水不能直接用新鲜的自来水，而是要把自来水陈放数日才能用，据说是让自来水里的某些化学物质挥发掉。

我家隔壁的103室，他们家与众不同，养的不是金鱼，而是热带鱼。我去参观过，这些所谓的热带鱼养在一只长方体、三面透明的玻璃缸里，与金鱼相比，各有各的赏心悦目之处。
这时养金鱼的居多，养热带鱼的比较少见，因为它比养金鱼的条件要高些，特别是它的水温常年经日要保持在一定的温度之上。虽然养热带鱼的人家不多，但我对当时常见的热带鱼品种还记得一些，比如有“神仙”、“霓虹灯”、“黑玛丽”、“蓝宝石”、“月光”（浑身半透明，可以看见体内的骨刺）、“孔雀”等。

养蚕宝宝

我这时精力过剩，在养金鱼的同时，还养了七八条蚕宝宝。

刚开始养的幼蚕只有一公分长，细小，灰不溜秋的。当它长大后就会变得又粗又壮，白白胖胖。等到它快要吐丝结茧时，更是通体变得很滋润，呈半透明状。

“民以食为天”，养蚕宝宝也是这样，每天的当务之急就是给它们弄吃的。蚕宝宝的不二食物是桑叶，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延吉路上控江浴室的边上有专门卖新鲜桑叶的小摊贩，两分钱可买一小堆。到家后取一些给蚕宝宝们先吃，剩余的桑叶可用湿毛巾卷起来保存着。但要注意桑叶上不能沾有自来水，否则蚕宝宝吃了会拉肚子。

我的蚕宝宝养在一个空的硬白纸鞋盒子里，下面垫一张白纸并要经常更换。在养蚕的房间里要注意保持通风，不能点蚊香，也不要对它呵口中的热气。

蚕宝宝养到二十几天后就将要吐丝结茧，在这生长期里蚕宝宝间隔有四次休眠蜕皮，每次一天左右。除了休眠蜕皮的这四五天里蚕宝宝不吃不动外，其余的日子里几乎一刻不停地吃。每当绿油油的桑叶投放进去，它们就迅速地爬上去，骑跨在桑叶的侧面，用爪子抱住桑叶把头一上一下地大口大口啃吃起来，直到把桑叶吃得只剩下经络。后来上语文课学到“蚕食”一词，我自然就会真切地回想起当年养蚕宝宝时它们的吃相。

随着蚕宝宝的日长夜大，它们的食量也与日俱增。有时桑叶供应跟不上，断了粮的蚕宝宝们都昂起头，东张西望，好象是在向我讨饭吃。我一看到这种情景就非常着急，比自己挨饿还难过。有一回我得知大伯家的邻居处有一棵桑树，就连忙乘车赶过去，经邻居人家的同意，我采摘了一大包桑叶回来，解决了燃眉之急。

还有的时候我自己到外面去采桑叶。外出采桑叶的第一要务是要认得什么是桑树，这样才能寻找到桑树，也不至于会把别的树叶子采回来。

去采桑叶，当然先要找到桑树，这个目标不是轻易就能达到的，得在人家的院落周围反复观察，仔细辨认。有时寻寻觅觅，走了不少路，转了很大一圈，才终于发现了一棵桑树，心中狂喜。

一般来说，桑树都是人家家里私人种植的，它不会像马路边的梧桐树叶那样可任人采摘。所以一旦发现有桑树时，采摘桑叶时动静不要太大，以免被人发现，遭到驱逐。好在桑树都长得不是很高，采摘起来比较便当。

旧有“前不栽桑，后不种柳”的民俗，据此桑树都是种在屋后的，这样正好方便了我们偷采桑叶。

某个礼拜天的上午，我又到外面去采桑叶。当我进入北面的宝山县境内，见有一条小河，乃沿着河边走，忽逢一片树林，夹岸数百步，树影婆娑，草木葳蕤。复前行，来到了一个村庄。

但见村庄边上的农田里，大人们在辛勤劳作；村庄里面的空地上，小孩们在嬉戏玩耍。鸡们自由觅食；鹅们列队而行。池塘里的水清澈见底，鱼儿们欢快地游来游去。柳暗花明，树上的鸟儿放声歌唱。天空中霞光万道；井台边瑞气氤氲。我疑似走进了人间仙境，被这里的祥和气氛所迷惑住，把采桑叶的事也给忘了。

回来以后，我把这天所见到的情景凭主观印象加油加酱地说给邻居的小伙伴们听，他们听后也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奇异。

过了几天，我再想到这个梦幻般的地方去，就找不到了。

蚕宝宝即将吐丝结茧的前两天就停止进食，我的苦日子也算熬到头了，不必心急火撩地再去给它们采桑叶。只要在纸盒里杂乱地放上一些干稻草，蚕宝宝们就会先后爬上去，开始忙着“作茧自缚”。

最初还能看见它们在茧子里面繁忙的身影，等到茧子越结越厚，就看不到了，只留下一个个雪白的椭圆形丝茧。

裹在蚕茧里的蚕宝宝慢慢地变成了蚕蛹，再化成蚕蛾，大约半个月后蚕蛾就破茧而出。在纸盒里要预先铺上一张草纸，雌、雄蚕蛾捉对交配后，雌蛾就会在草纸上产卵。产下的卵子金黄色，呈圆点状，约有半粒芝麻般大小。

交配及产卵后，蚕蛾们相继死去，从而结束了蚕宝宝的整个一生。

有学者周国平认为：“饲养和搜集是孩子们的两种普遍的爱好，它们也许分别代表了人的自然天性和历史天性。”

告别小学同学

寒假过后，3月3日新学期开学，我就读六年级（下），这也是我在小学里的最后一个学期。

小学的同学有六年时间的相处，这是我们人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奇妙时期。虽然在小学的前几年里因年幼而胡里糊涂的，但随着人一年一年地长大，明白的事理也就越来越多。

当时的小学升中学都是按照家庭住址就近入学，也不用考试。因此小学毕业后我的同学大部分进了附近的凤城中学，也有的进了不远处的靖宇中学等。因为我的家早已搬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不可能再与他们继续成为中学的同学。至此，对于我来说，六年的小学同学关系就彻底结束了，残留下来的对一些小学同学的印象就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为一种久远的记忆。

我曾居住过的控江大街同一个门牌号的楼里，有四个男同学与我交往较多。

1、住在我家楼上507室的王某某，个子较高，性格比较文静，我俩经常一起去看电影或看小书等。王同学是家中的长子，后来听说他中学毕业后去参了军。

2、住403室的钱某某，比较顽皮，但为人很讲义气，我们经常在一起玩打弹子、刮四角片等游戏，也曾一起去钓鱼、拷浜、抢传单等。后来听说钱同学中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务农去了。

3、住402室的汪某某，比较财迷，为人也比较尖刻，但功课很好。他的姐姐中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外地农村，因此汪同学中学毕业后得以籍此分在上海的厂里工作。

4、住304室的宋某某，比较世俗，也没有什么才华，马马虎虎的，这样的人最容易相处，是我小时候长时期的玩伴，尽管我们之间也经常吵吵闹闹。宋的二弟与我的二弟也曾是小学的同班同学。宋同学是家里的长子，中学毕业后分配到了祟明的农场。

因为我家从这里搬走了，所以到1969年小学毕业后，我就与小学的所有同学都失去了联系，也包括宋同学在内。

我们小学毕业近十年后，1979年年初，开始闹“两号病”（当时市里的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个当年的2号文件，规定企事业单位里工作的父母因病提前退休的，可由其上山下乡的子女顶替进该企事业单位。因为这种“因病”提前退休的人，其实大都是没病的，只是为了达到顶替的目的而已，所以社会上就把这种没病的“病”，以2号文件的名义，戏称之为“两号病”）。在这种政策下，宋同学也得以顶替其父，从祟明农场调到了市区厂里工作。

前文已经说过，宋同学的父亲与我在一个厂工作，也就是说宋同学顶替进的厂就是我工作的厂。我这时在厂计划科工作，不久也知道宋同学顶替进来了，但由于双方已分别十年，且没有什么情感上的需求，所以我没有去联络宋；而宋也没来联系过我。

就这样，又过了九年，也许是我们之间的同学缘份末了吧，到了1988年9月，我被委派到宋同学所在的车间当车间主任，这下两边都躲不过了，宋同学终于来与我重新接上了头。我俩分别将近二十年，可谓：廿年重相聚，把手话沧桑。

我曾与宋同学邻居五年；小学同窗六年，这种关系大概相当于北京人所说的“发小”。宋同学也是我二十年后唯一联系上的小学同学，不久，我又知道他的老婆也顶替在我们车间里工作。后来我应邀到宋家去吃饭，席间，我向宋询问了住在我们楼里的其他几位同学中学毕业后的分配去向等惰况。

除了上面说的四个男同学，我们楼里另外还有三个男同学，我与他们不大交往。

住302室的宋某某，性格比较软弱，他与住304室的宋某某来往较多。

住405室的何某某，性格比较沉闷。其母约在1966年生癌症病故，那时候生癌的人很少见，几乎没听说过。某个热天（夏天）的下午，我们扒在他家的后窗朝房间里偷窥，发现何同学的父亲把席子铺在地上躺着睡午觉，全身赤条条一丝不挂，把我们看得吓了一跳。后来他们家搬走了，何同学也转学了。

住502室的伍某某，我对他的印象很模糊。但有一件事还记得清晰，就是与伍同学家同在一个单元的501室有个小人（沪语读音：ning），某年夏季的一天不知怎么被大人锁在了房间里。这当中小孩急着要“撤污”（大便），外面出不去，于是他就脱了裤子，蹲在窗台上把屁股朝外撅着想要解决问题，一不小心就从五楼的窗台上跌落下去。他家501室的窗户是朝北的，而在居民楼北面二层楼处的外墙边横拉着四根电力公司架设的电线。那小人掉下来后正好掉在电线上，阻拦了一下，再翻落到地上。有个男青年见了把他抱到控江路边，拦了一辆卡车送附近的新华医院急救。

这天我正在楼下玩，亲眼看到那个小孩被人用双手托过来，小孩已经摔昏过去，下身没穿裤子，裸露出两条光溜溜的腿。我注意到他的左腿除膝关节处弯了一弯，在大腿的中间又弯了一弯，我就想他这个地方的腿骨肯定摔断了。

后来小孩医治好了，也没落下什么残疾，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越明年，小孩就读一年级，与我同在一所小学。

以上说的是与我同住一个楼里的几位同学，以下再来简单说说一些住在我们楼外的同学。

首先要说的是我们班上的红小兵排长，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班的班长，叫曹某某。瘦高个，为人诚恳、热情。他住在我家左隔壁的门牌号楼里，二楼，是个干部家庭的子弟。他与我在学校里比较谈得来，对我很友好。

马某某，曾经与我同桌过，关系较好。后来不同桌了，关系就疏远了。

陈某某，也与我同桌过。性格极其软弱，在班级里经常被人欺负。有一次我也欺负了他，后来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非常的内疚和羞愧，无地自容。

汪某某，比较有才能，有点小聪明。

潘某某，头子活络，体育较好。

朱某某，中途转来我班，善于交际。

关某某，比较会说，中途转走。

其他如段某某、潘某某、张某某、王某某、张某某、邵某某等，我都印象不是很深。

班级里还有两个表现最差的同学，一个叫徐某某，五年级（下）的时候转到我们班里来的。他长得人高马大，大家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他“大（沪语读音：du）扑司”。他仗着自已的身强力壮经常欺负别的弱小同学，他不要读书，大而无当，很空洞的样子。

在读六年级（上）的时候，不知怎么我竟然被安排与“大扑司”同桌了一段时间。我俩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这时上课没有课本，主要听老师讲课，或看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内容，而我这时眼睛已比较近视，坐在后面对于黑板上写的什么根本看不清楚，严重妨碍了我的学习。正好坐在我边上的“大扑司”上课也不用心，于是我俩就讲讲废话，做做小动作，使我等于是“轧了坏道”，导致我这一段时间的学业退步了很多。

前面说过，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制作一件手工艺品来向“九大”献礼。“大扑司”交上来的礼物是他用三夹板刻制的一幅毛主席像（木刻），这是我们全校同学中做得最好的一件手工艺品，令学校的许多师生对“大扑司”都刮目相看。

另一个差生叫闻某某，他在文革前曾留过一级（“大扑司”也留过一级）。文化大革命前根据上面的规定，学校里有留级制度。凡期终考试各学科都不及格的经补考仍然不及格的，就要留级，即原来读几年级的还是读几年级，不能升级。我们班上有个张同学（男），经过补考后费了好大劲才没有留级，被老师戏称为是“勉强升级”，后来大家开玩笑，把这个同学的绰号改叫“勉强升级”。文革开始后就取消了留级制度。

闻某某也是在五年级（下）的时候插进我们班级的，此人身材不高，但长得很壮实，性格粗野，整天打打闹闹，浑身是劲，大家给他起的绰号叫做“猴子”。他也不要读书，心思都用在玩耍和恶作剧上。比如早上上课前，他把教室的门半掩着，然后在门框上架起扫帚和奋箕，当后面进来的同学只要一推门，门上的东西就会落在他的头上。

有一次“猴子”拾到一块手表，并把它交给了学校。手表在当时是属于贵重物品，为了这件事学校领导在麦克风广播里把“猴子”狠狠地表扬了一番，要求我们大家学习他的拾金不昧的精神，“猴子”也因此得意了好些天。但没过多久，他就故态复萌，还是老样子。

关于女同学也来说个一二，首要的一个女同学叫周某某，她是我们班的红小兵副排长，即相当于我班的副班长。按照当时无形中确立的规范，男班长负责管男同学的事；女班长管女同学的事，很少有“越界”的行为发生。我的印象是周同学很能干，对班里的工作很负责，学习也很认真。她也是干部子女，家也是住在我家左隔壁的门牌号楼里，一楼。

到了2006年的时间点上，周同学是上海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时任上海某集团（公司）的党委书记。

还有一个女同学叫尤某某，很聪明，读书的成绩很好。

至于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几个男、女同学，这里就没什么可多说的了。

到了7月份，我们的小学时代即将结束。这时，我们学校分配有若干到复旦附中就读的名额，班主任老师要我回去征求一下家长的意见，看看是否愿意升到复旦附中去读书。

因为到复旦附中读书需要住宿，即要增加一笔额外的开支，我父亲说家里的经济比较紧，于是我只好放弃了这个机会。（我后来读技校时，班里有个同学金君当年就是读的复旦附中。）

7月21日，这是我作为小学生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学校，全班同学最后一次聚集在教室里，听班主任老师讲了话。学校里没有为我们首届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也没有拍照合影留念，人生中一个如此郑重的日子就这样划上了一个极为草率的句号。

之后，我就告别了老师，告别了同学，也告别了母校，永远的。我将要迎来人生的又一个重大转折。

游泳

小学结束后至进入中学前，仍然是放暑假。

在假期开始之前的七月上旬，气候就已经进入了盛夏三伏天，因此我的游泳活动也早就开展了。今年的热天我对于游泳这项活动最为积极，几乎每天要去，也许是刚学会游泳，产生了一种反应性的嗜好。

在这个夏天里我游得最多的是上海机床厂游泳池和上海电缆厂游泳池。这两家游泳池相距不远，也都在我家附近的军工路上（走过去大约两站路）。在通往上述游泳池的一条小路上，两边种着好几棵野杨梅树。这种树长得很高大，有些熟透的果实经风一吹会落下来，落在地上摔得稀巴烂。如果正巧落在我们的汗衫上，则会留下一点红色的痕迹。有人尝试过野杨梅，很涩嘴，不能吃。

除了经常到以上两家游泳池去外，我还到附近的电缆研究所游泳池（军工路上）、延吉中学游泳池（水丰路上）以及水产学院游泳池（军工路上）等处去游过。经过比较发现，水产学院游泳池的深水区是我之前游过的所有游泳池里水位最深的，具体深几许，忘记了。

夏日虫事

到了夏天，杨柳树上的虫很多。除了飞来的知了、天牛、金乌虫等之外，最令人憎恶的害虫是“洋辣子”。

这种软体多脚爬虫又叫刺毛虫（学名叫“绿刺蛾”），成虫的体长一般在三公分左右，体色呈灰黑色杂有绿色的条纹，浑身长着细密的毒毛。这种毒毛有些会随风飘扬，人的皮肤上只要沾上一根，就会疼痛难耐，坐立不安。皮肤上沾着的毒毛用手指甲是拔不掉的，最为有效的方法是用伤筋膏把它粘下来。

听说有人在杨柳树下用竹竿粘知了，仰着头张着嘴，不巧树上掉下来一只“洋辣子”恰好掉进了他的喉咙里……。我想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是不会发生的，肯定是在胡编乱造。

树上还有一种叫“青虫”的，也是软体多脚爬虫，成虫一般长约八公分，身段与我们的手指差不多粗。因其通体呈叶绿色，所以我们叫它青虫。由于它对人体无毒无害，我们有时就把它抓在手里当宠物玩。

杨柳树上最多的是“皮虫”，因为这种虫都裹在一个皮囊里，所以叫它皮虫。杨柳树的枝条上悬挂着许多这样的皮囊，有的一根枝条就挂有两三个皮囊。这种狭长的皮囊是皮虫自己用碎枝叶缠着茧丝结成的。

从树上摘下一个皮囊，用剪刀从它的下端开口处插进去把皮囊剪开，里面的皮虫就暴露了出来。皮虫长得有大有小，体长一般也是三公分左右，其模样近似于我之前养过的蚕宝宝，只不过它的颜色与之相反，蚕宝宝是雪白的，皮虫则是乌黑的。又因为它们都会吐丝结茧，所以我估计这种所谓的皮虫可能是属于蚕类的野生品种之一。

皮虫是鸡最喜欢吃的食物之一，津津有味、营养丰富。我们村子里有许多人家都养鸡，于是这些人家的小孩就经常用钩子在杨柳树上捕捉皮虫来喂养他们家的鸡。这些鸡吃了皮虫后，愈加显得神气活现。但如果有的鸡不慎吃进了扔在地上的橡皮筋，那就惨了，萎头耷脑，活不了几天。

这些鸡白天都放养在外面，在村子里到处乱跑，因此我们在玩耍的时候一不留神脚下就会踩到一泡鸡污（鸡屎）。

因为村子里鸡养得多，平时那些“斗鸡”的场景就会连连上演。有些长得高大健硕、身披亮丽羽毛的公鸡，一派趾高气扬、好斗狠勇的样子，两者相遇便斗了起来。斗的时候双方的鸡冠都涨得挺直，连脖子上的鸡毛也都根根竖起。它们不断跳跃着去啄对方，在斗争中，有的鸡的鸡冠会被啄到出血。

原来以为只有公鸡才会斗，后来有一次我看到母鸡之间也会斗，而且其激烈程度不亚于公鸡打架。

因为放养的鸡群里有公鸡，有母鸡，所以公鸡“强奸”母鸡的事就在所难免、时有发生。特别是那些被我们称之为“骚公鸡”的，一见到漂亮、丰腴的母鸡就要“豁上”。开始的形态是这样的——公鸡侧着身子颤抖着靠近母鸡（很淫荡的样子），一边的翅膀还垂了下来（令人想起俗话里所说的“吊膀子”），接着就顺势跳到母鸡的背上蹲在上面并且用嘴咬住母鸡的鸡冠（这时母鸡已经瘫软趴卧在地），然后……

话题扯远了，还是继续来说虫的事。除了刚才说的杨柳树上的虫子外，我们的屋前屋后及村子的周边地带还可见到一种形状与金乌虫相似的甲壳虫，其背壳呈土黄色，无光泽，也会飞。我们见之都很厌恶，称它为“撤屁虫”（放屁虫），这是否就是北方人所说的“屎克郎”（学名叫蜣螂），不能确定。

还有一种甲壳虫，很小，只有绿豆那么大。它的背壳呈半圆形，颜色很鲜艳，绿色的底色上点缀着红、黑色的花纹。这种虫令人喜爱，我们因其形状、颜色叫它“西瓜虫”。后来了解到这类虫叫瓢虫，体呈半球形，色多美丽。瓢虫有很多品种，这里说的“西瓜虫”只是其中的一种。

偶尔还能见到螳螂，有的地方叫它刀螂。全身绿色，体形颀长，头呈三角形，前腿呈镰刀状，它如混在草丛里就不易被发觉。从以后学到的知识中得知，凡自不量力者，就被形容为“螳臂当（这个字不是‘挡’）车”。还有一个成语也与螳螂有关，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叫哥哥”，即蝈蝈，全身绿色，体形较大。这种虫（雄性）多被人装在一只篾竹编的小笼子里拿来卖，买一个挂在家里会“唧、唧、唧、唧”地叫，若在炎热的下午，直把人叫得昏昏欲睡。

螽斯，与蝈蝈相类似，体形略小些，雄性也会发声。在我们村子附近的田野里，多有它们的踪迹。

8月5日这天，下了一场特大暴雨，总雨量达到204.4毫米，是为上海有气象记录以来八月份里单日雨量最多的一天。

暴雨过后，我们村子的地势较高，没有淹水，但村子南面的小河里则河水猛涨，水面几乎与地面齐平。河道两旁原本有一大截裸露在外的岸边都淹没到了水里，使得许多栖身其中的虫子被水浸没了出来，也包括许多赚绩（蟋蟀），漂浮在水面上挣扎着。

第二天一早，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后很兴奋，抄起撩鱼虫的竹竿，把布兜上面的网罩取掉，就跑到河边去捞落水的赚绩。用这样的方式来捉赚绩真是太省事了，简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但这时距“立秋”节气还差数日，赚绩还没发育完好，有的赚绩干脆是“赤膊赚”（即羽翼没有长齐），捉了也没什么用。

赚绩虽然名义上被称作秋虫，但仍然是我们在夏季里玩的虫。到了八月中下旬，及至九月初，这才到了捉赚绩的最佳时期。

我们村子东面挨着的农田是种着瓜、豆、果蔬的棚架，农民用围栏将其围起，不让外人进去损坏。因此我们就只能到南面的田野、河边，以及农舍周围的砖石瓦砾里去捉赚绩。一般都是晚上去捉，如白天去捉，有时赚绩没捉到，人自己却被农民抓了去。据被抓过的人回来说，农民把他们抓到大队部去以后，会用细竹竿抽他们的屁股，以示惩戒。

晚上去捉赚绩时，需要带一些必备的家什（工具）：一把手电筒；一根挖掘用的金属物；一个用铅丝和尼龙网做的小网兜（捉赚绩时可将赚绩先罩住）；若干支竹管筒，准备用来关押捉到的赚绩。

所谓“竹管筒”，就是用比手指略粗一些的竹竿，将其锯成一段一段（每段约十公分长，也可再短些），两端用纸团或布团塞住。竹管筒上须纵向锯开一条缝，这样当竹管筒的两头堵住后，关在里面的赚绩就不会被闷死。另外，一支竹管筒只能关一只捉来的赚绩，如关两只它们就可能会在里面打斗起来，两败惧伤。

夜的田野，静谧中不断有各种秋虫鸣叫。捉赚绩时听觉一定要好，先仔细分辨出哪里有赚绩的叫声。然后朝叫声的声源方向逐步逼近，最终要听准赚绩确切的所在位置，这个过程可能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要小心谨慎，在迫近目标时不要弄出大的声响惊扰赚绩使其停止鸣叫，赚绩不叫，方位就无法确定。赚绩的叫声会时断时续，也会短暂停止，所以要有耐心地坚持听下去，不要轻易放弃。另外还要学会容忍，不怕吃苦，在捉赚绩的过程中要经得起蚊虫的叮咬。

一旦把耳朵凑上去听准了某个赚绩藏在什么地点，就要果断地动手捕捉。两三个人围在一起合作，有的打开手电筒照着；有的用手搬除上面掩盖着的堆积物。动作要快、要轻，以缩短赚绩觉察后逃跑的时间。只有发现赚绩钻进了手指不能挖的缝隙里，这是可动用金属器物来挖掘。

我们有时会带一只铅桶去，在河里拎一铅桶水放在边上伺候着。当确定了赚绩的藏身之处后，就将水猛浇下去。赚绩非常怕水淹，很快就不堪忍受自己跳将出来，被我们逮个正着。这种捉赚绩的办法既省时又省力。

在捉赚绩的过程中，在地面经常会见到蜈蚣百脚之类的小爬虫，在空中也会见到闪烁飘忽的萤火虫。有时会误捉到“三尾（沪语读音：mi）子”（即女性赚绩），还可能误捉到“油葫芦”（体形略大的疑似赚绩），甚至误捉到“棺材板”（一种头部扁平的假冒赚绩）。

在我家的灶披间（或叫灶头间，即厨房间）里，我发现有一种怪虫，家搬到这里住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它的身体粗短，约花生米般大小，驼背，呈灰黑色，长有六条腿，尤以后两条腿最为发达，善于跳跃。我问住在这里的人，他们都叫它“武大郎”。武大郎总是在晚上出来活动，虽然它从不危害到人，但我一见到它，仍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特别是对于它那突然的弹跳，吓得我晚上都不敢到灶披间去。

后来我家从这里搬走了，因而再也没有见到过这种虫子。又过了好多年，我终于在报纸上看到介绍，说这种东西叫“灶马”，说它是捕蚊能手，它的凌空跳跃就是在捕捉蚊子，而且一跳一个准。如此看来，我当年是误会它们了。

我们村子西边春天种下的水稻，长势喜人，到如今已丰收在望。夜幕降临，村子的周围远近都传来青蛙“呱呱”的鼓噪，这正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垃圾的话题

垃圾，广东话的读音叫“勒色”；台湾的“国语”也把垃圾读成“勒色”。

每个家庭每天的日常生活里都会产生出一定量的垃圾，那时凡地上的垃圾都是用扫帚来扫的。我们所用的扫帚有两种，一种是用秸杆扎成的；一种是竹柄，下摆是芦须，所以俗称“芦花扫帚”。前者比较粗疏；后者比较精细，扫出地来的效果也不尽相同。除扫帚外，还有配套的铁皮畚箕，或铅皮做的，用来盛垃圾、倒垃圾。

拖把（上海话叫“拖锋”）也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清洁工具，用来擦除地上细微的灰尘。拖把在杂品店里有卖，或自家动手用布条扎一把。

将居民住宅大致划分为若干个区域，在各个区域的某一处空地上都建有垃圾箱。垃圾箱是用钢筋水泥预制板在地上搭建的，箱体的上面有一个方口，这是往里倒垃圾的；箱体的正面也有一个方口，并且装有一扇铁皮小门，这是供出垃圾用的。

这时家庭里的垃圾都是散装的，用畚箕盛了朝垃圾箱里倒。有的人倒垃圾不经意，把垃圾倒得四处撒落；还有的人怕脏，干脆把垃圾倒在垃圾箱外（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另外，干的、湿的垃圾都倒在一块，污秽不堪。数年后才有了改进，在垃圾箱边上配备了一只“泔脚钵斗”，专倒与之有关的垃圾。

垃圾箱是苍蝇聚集的地方，“群蝇乱舞”，苍蝇有红头苍蝇；有绿头苍蝇，在太阳照耀下金光闪闪。个大的，长得很饱满的苍蝇，飞起来“嗡嗡”作响。我们居民楼里有个小孩用手捉苍蝇很“老鬼（沪语读音：ju）”，每有斩获。据他介绍的成功经验是，对于停在桌面上苍蝇，要张开手掌从苍蝇的正前方迎头抓过去，苍蝇往前一起飞就刚好撞进手心里。

看毛病

7月1日，我到凤城街道医院去挂号，之后凤城街道医院开了一张转诊单，将我转到新华医院去“拨牙”。

我要拔的这颗牙齿长的很奇怪，它不是竖的长在牙龈上，而是横的长在我左边的下牙床上，已经把牙肉顶得隆起，病历卡上记载的是“错位（包埋）”状。

在医院拔牙，先是打麻醉药局部麻醉，然后把外层的牙肉割开，拔掉牙后再把割开的牙肉缝合。等到创口愈合后再到医院去拆线。

虽然这颗怪牙已长了很长一段时间，不疼不痒，也不碍事，但我还是决定在这个时候去把它清除掉了。

假设这颗牙齿一直长下去的话，显然是一颗獠牙，它或许会从我的嘴唇边穿出来，使我形同《西游记》里呲牙咧嘴的妖魔。

8月27日，我到长白街道医院去看门诊，病历卡上记载：“左耳廓湿疹已感染”，医生诊断后给我开了药方：“1、（看不清楚写的是什么）外用；2、红霉素软膏一支。”

我想，发生上面这个毛病可能与我经常去游泳有关。

9月8日，我又到长白街道医院去看门诊，病状是“鼻不通，流鼻涕”，医生检查下来没发现什么大碍，在病历卡上只写了一句“鼻中膈湾曲”，开了“鼻眼净一支”，给我“清鼻用”。

去世的人

8月上旬的一天，我母亲的二叔，我们叫“二外公”的因病去世，母亲带我一起去参加他的追悼会（民间叫“大殓”）。

追悼会在殡仪馆举行，在上海的市区里有两个殡仪馆，一般来说，市区的东部和北部（杨浦、虹口、闸北、普陀诸区）归西宝兴路殡仪馆处理；市区的中部、西部和南部（黄浦、静安、长宁、徐汇、卢湾、南市诸区）归龙华殡仪馆处理。因为早已实行火葬制度，所以在市民的口语中，都直截了当地把殡仪馆叫做“火葬场”。

按照划分，我们杨浦区去世的人都在西宝兴路火葬场举行大殓，因为这个火葬场设在西宝兴路上，所以连带把“西宝兴路”这个路名也弄得很晦气。比如邻里之间或公交车上有人“吵相骂”，经常可以听到骂对方“快点到西宝兴路铁板新村去报到”之类的咒语。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到火葬场这种地方去参加丧事活动，因而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每个死去的人都会在这里最后一次现身人世，然后就被烧成骨灰，装进了一个小匣子里。

西宝兴路的火葬场里有好多排平房，隔开一间间的房间供人家举办告别仪式。这些房间依面积大小分为“中厅”和“小厅”，收费也有高低。整个西宝兴路火葬场只有一间“大厅”， “大厅”是派特殊用处的，一般人不能借用。

在开追悼会的区域后面，竖有一根高耸的烟囱，烟囱的下面当然就是焚尸炉的位置。

我在参加二外公的追悼会的过程中，听到有亲戚说，在我们这个房间隔壁的一个厅里，也在开追悼会，所悼念的死者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就与其他人一起走过去看看。

但见那个姑娘二十岁左右的样子，躺在厅堂中间的灵床上，神态宛如熟睡一般安详。厅里人不多，只见她的母亲坐在她的身边，拉着她的手，悲痛欲绝地与她说着话，陪伴着她，送她最后一程。

厅堂正面的墙上挂着她的遗像，是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其淡淡的笑容看得令人痛惜。遗像上方的横幅会标上写有她的姓名，叫宋洁洁。

当时听人说她得的是“肌肉没有力气”的病，我听了后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种病，而且会致命。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这种病大概叫做“重症肌无力”。

如果这位宋姑娘一直活到现在的话，也已年逾花甲了。正是因为她的早逝，她给人世间留下的形象才永远是二十岁。

我参加了这个追悼会后不久，9月3日，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因病逝世了。后来知道，胡志明是9月2日逝世的，因为9月2日是越南的国庆节（祖国解放纪念日），为了不把这两个日子放在一天，越南党和政府决定把胡志明的逝世日推迟一天改为3日，并于4日对外发布公告。

在胡志明逝世的前几天，我国的报纸和广播里连日来都在播报越南人发布的胡志明病情公告，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关注。虽经尽力抢救，终告不治，我国的周总理率团亲赴河内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

入学准备

在暑假里，我看过一本借来的彩色连环画《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文革前发行的），引人入胜，给我带来了难得的精神享受。

书的大致故事情节是：美丽的白雪公主受到后妈（继母）的迫害逃了出来，被善良的七个小矮人收留。其后妈扮成老巫婆用毒苹果将白雪公主害死，幸遇他国王子而复活。后妈继续追杀白雪公主，终于自取灭亡。白雪公主与王子在众人的祝福下喜结良缘。

书中的七个小矮人性格各异，特点不同，其中有个小矮人老是要打喷嚏，很好玩。书中的老巫婆形象，画得凶相毕露，指甲很长，穿着一身黑，一看就知道很恶毒。

因为快要读中学了，且原来的书包已经用破，我就到长白商店去选购了一个新的书包。这个书包是仿军用书包样式，草绿色。因为我看到解放军的挎包上都绣有“为人民服务”的字样，就打算在新买的书包翻盖上也绣上类似的字样，这也算是一种对时尚的追求吧。

我先把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手书体临摹在纸上，然后将纸上的字体用蓝印纸复写在书包上，我母亲买来了红丝线和绣花针，由她帮我照着字形开始绣字。

有一天，堂姐来我家玩，我母亲上班去了不在家，堂姐看到书包上的字绣到一半，就拿起来接着绣。不料没绣多久就把绣花针弄断了，堂姐就到附近商店里去买了一根，回来再绣。过了一会儿，绣花针又断了，堂姐只得再去买了一根。我怕针再断，就要她不要绣了，把这个活还是留给我母亲去完成。

字绣好后要用剪刀把字的上面线头全部剪掉，使之变得毛茸茸的。由于我把字形摹得稍微大了些，看上去有点笨拙，但总体效果还不错，我很高兴，觉得背上它一定很“扎台型”。

读小学用的是铅笔，读中学就要用钢笔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我父亲给我买了一支钢笔（大概两块多钱），“金星”牌的，不锈钢笔套，玉灰色笔杆。

http://www.longdang.org/bbs/view ... 6amp%3Btypeid%3D106

tuffy05 · 发表于 2013-2-21 09:27:05

入读中学

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中学入学通知书就寄到了。
我将要就读的中学学校（上海话里，把学校叫做“学堂”）离家不远，走过去约十分钟的路程。一般的行走路线是从家里出发，从村子的东南角拐出去，沿着河边往东走，走到这条断头河的尽头转向南走，穿过一片农舍区，就到了学校。
后来得知，这所中学创办于1956年，与我同龄。
学校的四周环境大致如下：
学校的东面是一条马路，马路的对面是农舍（一些农民居住的院落）。
学校的南面是一座“猪猡棚”（即养猪场）。以后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从南面走过来上学的一些男学生在经过猪猡棚时，听到里面猪的声响很大，就跑进去看个究竟，看到的是有的猪正在进行交媾的激情场面。
我在现在的报纸上看到，说猪的性行为很有耐力，最长可达三十分钟，不知是真是假。
还要说说在猪猡棚的南面，沿马路边一字排开四个露天的大粪坑（即蓄粪池），都是圆形，大小相当，其直径约三米多，深多少未知。坑口与地面齐平，坑壁由砖头砌成，里面时盈时亏地盛着粪便。如在夏天的烈日暴晒下，臭气熏天。凡走过路过此地的人，一眼望去，都会被其壮观的气势所雷倒，因而此景被人戏称之为“四大金刚”。我们的学校也因此沾光，住在周边地区的人，凡说起我们学校，都会顺带提到这著名的“四大金刚”。
学校的西面围墙外是农田。
学校的北面也是农舍，在北面偏西的地方有一所“上海市印刷专科学校”（我们当时把它叫做“印刷学堂”，现在是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学院）。
以上说的是学校的外部环境，入学一段时间后，我对学校内部的大致布局有所了解，就此也来表述一下。
学校的大门开在东面的马路边，进门后有一条道路直通学校的操场。道路的两旁是东西走向的教学楼，右边的是一幢三层砖瓦房，尖顶，这是学校创办时最初的教学楼，通常称之为“老大楼”；左边的是一幢四层钢筋水泥楼房，平顶，这是学校后来扩建的，通常称之为“新大楼”。新大楼朝南的教室邻近围墙外的猪猡棚，所以后来我们在这里的教室上课时，偶尔会听到从那里传过来的猪的“喧哗与骚动”。
在老大楼的西北侧有若干间平房，这是学校教职员工的食堂。学生一律都回家吃午饭，不能在此用餐。
在新大楼的西南侧有一间面积较大的平房，这里是学校开大会用的小礼堂（之所以称它为小礼堂是因为它比大礼堂小很多）。大约一年多以后，小礼堂的房子就被改建为学校校办工厂的工场间。
西边的操场南北走向，两头分别立有一个球门架（踢足球用的），操场的边上（东面正中）有一个用砖土和水泥砌起的高台（台高约一米，台面约两平方米），俗称“司令台”。我们在操场上做广播操时，有同学被安排在台上领操示范；如若在操场上开会，学校领导等人员可站在台上讲话、发言。
司令台的边上竖有一根旗杆，升国旗用的。
操场的地面铺着一层灰黑色的细砂，我们学生有时在操场上集会，都是席地而坐，有的女同学比较讲究，她们会从衣兜里掏出绢头（手帕）铺垫在屁股下面。
在操场的西北角上有露天设置的单杠、双杠及攀援的绳索，还有一方供跳高和跳远用的沙盘。
8月18日，星期一，这是我们入学报到的第一天。上午七点半，我就离家前往这所学校，怀着新奇和期待的心情。
到了校门口，但见有一些高年级的男女学生站立两旁笑脸相迎我们的到来。校园里插上了好多面彩旗，迎风招展。校内的道路上方拉起了“欢迎新同学”的横幅，气氛搞得蛮热烈的。
我进了学校后，因时间尚早，一时也没碰见什么认识的人，就在校园里四处溜达。来报到的新生很多，校园里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在老大楼的北面至学校的围墙之间，有一段当年圈进来的河流（长约十五六米，宽约六七米），因为两头都被截断，早已是死水一潭。我沿着河边走了好几个来回以消磨时间，迎面碰到过无数陌生的男男女女，或许其中的有些人就是我日后的同班同学。
学校门口的黑板上张贴有新同学的分班名单，以及报到的教室。约八点多钟，来报到的新生们按照学校公布的名单，纷纷走进指定的各自班级所在的教室。我们这一届的新生学校共招了十二个班级，每个班级额定的人数满员是56人，也就是说该校这天一下子就招进来了六百多个新生。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是五十年代中后期生育高峰的产物，人口密度较大。
我仔细查看了公布的分班名单，我被分在×班，指定到老大楼的306室集合。
当我走进这间教室后，其他的新生也先后陆续到齐。至此，我们这个新成立的班级的全体同班同学总算初次见面、斩露头角、聚集一堂、集体亮相，从此开始了我们难忘的中学之旅。能够成为同班同学，也算是每个人人生中的一种缘分吧。
教室里的课桌椅都是双人的，纵向的有四列（间隔三条走道）；横向的有七排，四七二十八，共28个双座，可坐56人。
学生座位的前方正中是一个木制的讲台，讲台后面的墙壁上是一面老师上课用的黑板（后来我知道，我们学校老大楼教室用的黑板是木制的，新大楼教室的黑板已采用新型的玻璃黑板）。黑板上方的墙壁正中张贴着一幅毛主席像，像的左右两旁分别张贴着标语：“团结紧张”和“严肃活泼”（我们在小学里的时候，毛主席像的两边分别张贴的是“好好学习”和“天天向上”）。
教室后面的墙壁上也有一块横幅的黑板，这是专门给我们学生出黑板报用的。
教室的两侧，一边有窗户；一边是墙壁（上方有两扇气窗，通风用的），有时在这面墙壁上划出一块来张贴有关稿件，那就叫墙报。
我班的新生都坐在教室里，由于大家刚刚见面，相互之间基本上都不认识，所以气氛有些拘谨和僵硬。男的归男的坐；女的归女的坐，男生坐了左边两列；女生坐了右边两列，各占半壁江山，人数性别的比例大致相当。
不一会儿，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终于闪亮登场，男，四十岁左右，中等身材。肤色有些黝黑，国字形脸，尽管他已把胡须刮得很干净，但仍可看出他是长“拉碴胡子”（即络腮胡子）的。
他先作了自我介绍，姓H，名叫某某，他说以后还将兼教我们上语文课，等等。
接着，老师按照我班的花名册开始逐一点名。
之后，老师讲了今天的活动安排，以及一些注意事项，并根据我们学生档案中记述的在小学里的表现情况，指定了两名学生作为开学之初的临时召集人。男生是刘同学，负责男同学事务；女生是许同学，负责女同学事务。
然后我们每个新生都交了两张一寸的证件照，一张用于**********；另一张将贴在学生的登记表上存档。因为我入学前忽视了，没有去拍证件照，所以就应急把我十岁时拍的人像照片重印了两张交上去。相距三年，今日之我已觉以前的形象略显幼稚。
除了交照片外，我们还交纳了学杂费。
至于领到的《入学新生登记表》可带回家去填写。这是第一次由我们自己来填写的表格，表格上除了“姓名”、“性别”和“家庭住址”外，其它的项目似乎都需要查询一下再填。
比如我的“出生年月”，要查看一下“户口簿”；比如我的“籍贯”，问下来是填写“安徽省巢县”；比如我的“本人成份”，要填写“学生”；比如我的“家庭成份”，我父亲特别关照，要我填写“工人”。还有诸如“家庭成员”、父母的“工作单位”及其“政治面貌”等等，问清楚后都一一填好。有了这第一次填表的实践，以后再填类似的表格，我就懂得怎么填写了。
在当时的教育革命形势下，学校党组织的第一把手都由工宣队派人担任，这是体现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的必然之举，因此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张师傅就是工宣队派来的。而学校的革委会主任则由学校的教职员工选任。
大约上午十点钟左右，学校的党（党支部）、政（校革会）领导通过教室里的“麦克风”分别给我们新生作了报告，进行思想动员。其中讲了新生入学办“学习班”的安排，还宣布了校规校纪以及其它注意事项等。
我们坐在教室里听报告，听到宣布的校规里有一条规定，是说学生到校上课必须做到“三带”。所谓“三带”即一是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二是携带《毛主席语录》；三是带好学生证。
后来我们看到，为了落实这条“三带”的规定，在上学的时候，学校专门安排一些高年级的红卫兵在校门口值勤，对入校的学生进行检查，凡是没有做到“三带”的学生都得回家去取，缺一样也不行，不让进学校。
到学校进了教室后，还有一条规定，就是在上课前每个学生都必须把携带的《毛主席语录》本放在桌面的角上，双人课桌椅，坐在左边的同学放在左上角；坐在右边的放在右上角。
我们这时普遍使用的《毛主席语录》都是1969年最新版的128开本，内容是“三合一”，即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和毛主席的诗词合订为一册。这本《毛主席语录》我们一直用到结束，因此可以将它称之为终极版。
还要说一件相关的事，记得在去年（1968年）的“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中，社会上有人发明了一种“语录包”。这是为《毛主席语录》度身定做的一种背包，用红色的塑料薄片制成，64开的《毛主席语录》本大小正好装在这个包包里。包上还有一条背带用于背在身上（可伸缩），背上“语录包”，就能很方便地把《毛主席语录》随身携带。我在里弄的向阳院里曾看见过一群老妈妈们就是背着这种“语录包”，唱着歌，跳着舞，很好笑。
我们这一年入读中学的新生，从学校的级别分类上来说，属于一年级；从我们以后毕业的年份上来说，称作七二届。
今年（1969年）的6月18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印发并试行《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草案）》。《纲要（草案）》确定市区中小学由工宣队、郊区由贫下中农直接领导，同时把中、小学学制由十二年缩短为九年（即小学六年、中学三年）。照此推算，我们自1969年8月进入中学，学制三年，应于1972年7月毕业，所以我们这一届被称为七二届。
小孩满7周岁开始上学，如照上面的《纲要（草案）》中、小学共计读九年的话，出来才16周岁，这个年龄的孩子如到工厂去做工，只能算是童工。于是到了1970年下半年，有关部门正式决定把中学的学制由原定的三年改为四年，因此，我们这届的学生就从七二届改为了七三届。
尽管学制延长了一年，但扣除其中的学工、学农等校外活动，我们在校学习的时间仍然只有三年多。我们刚进中学的时候还被称之为读“初中”，后来这个概念就模糊不清了，也没人再提起。到了中学四年结束，我们也弄不清楚自己是属于“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反正这些年里中学读完后都是没有文凭的，任何中学都是如此。
我的一纸高中“毕业证书”是1984年1月参加上海市职工统一文化考试合格后才获得的。之前我的初中“毕业证书”是参加我们公司组织的文化考试合格后得到的。
学生证上的各项内容老师之前已经填写好了，我们把照片交上去后，老师把照片贴在各自的学生证上，加盖公章，第二天就发给了每位新生。当我领到崭新的学生证时，有一种很欣喜的感觉。
学生证的正面右下方贴着我的照片，上面骑缝盖着学校校名的钢印。学生证的最上面一行印有“上海市某某中学”字样；以下一行是“学生证”三个字；再以下是“编号：218”；再以下是“姓名：杨某某/班级：一（×）”；再以下是“校址：某某路385号”；再以下是“家庭地址：某某一村××号102室”；再以下是“发证日期：1969年8月15日”。
学生证的反面印着“使用规则”：（一）此证系证明身份之用，须随身携带，凭证来校上课。（二）此证不得转借、涂改，必须当心使用，切勿遗失，如有遗失，应向教导处申请补发。（三）本人如中途转学或毕业，应将此证交还学校，不得带走。
   “使用规则”的旁边还印有“注册记录”的表格。
学生证上的“编号”就是我的学号，每个新生入学后都被编了学号，在此把我班全体同学的学号和姓名（网上发文把名字略去）记录一下:

女同学(26人)——169卫、170王、171王、172王、173马、174叶、175吉、176许、177朱、178花、179张、180(空缺)、181陈、182居、183苏、184范、185邹、186秦、187顾、188顾、189钟、190钱、191梁、192黄、193管、194管、195(空缺)、196瞿

男同学(27人)——197于、198于、199刘、200朱、201沙、202孙、203李、204李、205(空缺)、206肖、207肖、208陈、209张、210张、211季、212陆、213邱、214邵、215陆、216周、217邬、218杨（我）、219徐、220秦、221唐、222鲁、223谭、224濮

参加学习班（一）

按照上级教育部门的统一安排，我们新生入学后并不立即就开课，而是先要举办一段时间的“**思想学习班”，其他在校的高年级学生在新学期开始同样也要办学习班。
我们参加学习班的第一个活动内容就是听校领导给我们作学习中共中央“七.二三”布告的动员报告。
这里先把有关“七.二三”布告的情况作个简介。前面说过，党的“九大”召开以后，“文革”已基本结束。但山西、河南、江苏、湖北、福建等省的一些地区仍然持续动乱，特别是山西的状况最为严重。
7月23日，毛主席在谈话中指出:山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刘、张(指刘格平、张日清)所支持的两派长期打内战所造成的后果。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署名发布了解决山西问题的《布告》。因《布告》是7月23日发布的，所以当时称之为“七.二三”布告。
《布告》中说：“在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分地区，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抗拒中共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布告》中命令：“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专业武斗队、撤除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逮捕法办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依法严惩各类犯罪分子。”
   “七.二三”布告发布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山西的形势迅速好转外，其他省、市、自治区存在类似情况的地区也受到震动，纷纷表示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
上海的局势早已趋稳，但对于中央“七.二三”布告的精神仍需学习和领会。我在参加学习班听报告时做的第一篇记录，就是以下内容：

学习中共中央“七.二三”布告的动员报告

1、为什么要学习“七.二三”布告？为什么要进行军训？
   (1)为了落实“九大”的精神，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继续革命。
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要继续搞破坏，所以我们要扫除这个障碍。还要扫除我们思想上的障碍。
   (2)为了当前阶级斗争的需要。“七.二三”布告对全国都适用，也完全适用于上海。阶级敌人企图垂死挣扎，文攻武卫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也有反映，比如有的学生走上“流飞”的道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秩序。
   (3)为了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美帝、苏修想要瓜分世界，我们要与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他们不能得逞。还要准备打仗。
   (4)为了教育革命的需要。要有组织、有纪律，为搞好学校的教育革命创造条件。
2、怎样搞好军政训练？
关键在于你的态度，在于你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军训，要看你的实际行动。要敢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一定要端正态度，各班都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3、工宣队指示：
要全面落实“七.二三”布告精神，打掉学校内的歪风邪气，打倒无政府主义。
要求学生的军训搞得比老师好，向解放军学习，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要看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坚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要准备打仗，粉碎美帝、苏修的侵略。

讨论题目:
1、听了动员报告后谈谈你的认识。
2、你打算怎样参加这次军训?

（以上的记录日期是8月20日）

参加军训是我们办学习班的重要内容之一。以报告里的说法，通过军训，是要培养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锻炼我们的能力和意志，增强我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军训，当时又叫军政训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向解放军学习，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政治挂帅。因为解放军部队早在文革前的六十年代初就开始大力提倡“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所以我们投入军训后也开始接受这些既定的教育，我有记录如下：

1、毛主席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坚持“四个第一”是防修、反修的需要；是搞好思想革命化的需要。

四个第一
人的因素第一。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任何工作都要突出政治，政治挂帅。
思想工作第一。没有正确的思想工作，一切事情都很难办好。
活的思想第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进行书本教育的同时必须狠抓活的思想。

2、“三八作风”是毛主席为“抗大”制定的校训。

三八作风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注：因为以上内容分别是三句话和八个字，所以被部队的政治工作者概括为“三八作风”，与“三八妇女节”的“三八”无关。）

（以上的记录日期是8月23日）

军训的另一方面就是在操场上练习队列操，还有练习跑步、走平衡木，还有练习“拼刺刀”（手里拿的道具是一根木棍），以及“投手榴弹”（这种体育用具手榴弹摸样与真的手榴弹相似，上半截是凸出的木头外面包了一圈约半公分厚的铁片；下半截是手握的木柄）。后两项军训项目主要是为了当时备战形势的需要。
一个星期后，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校领导在会上讲了我们办学习班一周以来的情况，我做了如下记录：

好的以后小结，这里先说说存在的问题。
在学习“七.二三”布告时有与已无关的思想。
随便给老师起绰号。看人头，看不起女老师。
上课的预备铃响后仍不进教室。上课时翘腿搁手，不专心听讲，讲废话，做小动作。
损坏公物。不参加大扫除。
不戴像章，《语录》不学，口号不呼。
穿平脚裤上学，或穿黑包裤，不系鞋带。
   “读书做官论”和“读书无用论”的流毒很深。
搞小团体，将家里的问题带到学校里来，闹不团结。
有人抽烟，身上带刀，剃怪头，讲流氓黑话，喜欢“扎台型”。
有人认为不管学校怎样教育，要吵照样可以吵，还想当“大王”，还想要找人打架，这些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改过自新。
还有的人偷东西，打群架，这些人要向学校的保卫组去报到。
希望大家联系自己的情况，我身上有哪些不良现象，找差距，订措施，在新的学期里怎么办。

（以上的记录日期是8月26日）

（注:上面记录里提到的“扎台型”一词，是当时青少年中间最流行的切口。据现在的报纸上有人解释：“扎台型”是老上海的话语，原意所指的台为舞台，扎舞台上之型即所谓“亮相”，“扎台型”的延伸意就是炫耀自己，在面子上胜过别人。）

按照学校上述的布置，我们每个学生都对自己参加学习班一周来的表现作了小结，我写的东西全文如下：

自我检查

我在进中学以后有一些无政府主义的现象，在小学里的时候就有，到了中学后还没有改掉。进中学以来的一周里我就已经迟到过两次了。在玻璃机械厂开过两次大会，我在开会时有时不但不呼口号，还在下面和人说闲话，做小动作，这些都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
工宣队的同志说过，旷课和迟到都是破坏复课闹革命的现象，这就说明了迟到的危害性。我有一次上课迟到，老师批评了我后，问我以后还会不会迟到，我说大概还会的（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这就不符合了毛主席的教导:“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还有在玻璃机械厂开的两次大会，特别是一次批斗流飞的大会上，我不呼口号，这是很错误的。斗流飞不呼口号就灭不了他们的威风，这也就是不呼口号，讲闲话，做小动作的危害性。
我以后要努力做到不旷课，不迟到，不在上课或开会时讲闲话，做小动作。认真学习“七.二三布告”，积极参加军政训练，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打掉一切流飞习气以及其它歪风邪气。向工人阶级学习，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向一切坏人坏事、坏歌坏书、坏习惯、坏风气作斗争，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27日

参加学习班（二）

上面这篇《自我检查》中所提到的“流飞”一词，是当时通俗的对“流氓阿飞”一词的简称，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在办学习班期间的一天我们到学校去，刚走到校门口，我就看见校门口的内侧放着一张上课用的桌子，桌子上站着一个学生正在示众。此人是七○届的，“老油条”，已被学校批斗过数次。只见他低着头，脖子上挂着的竟然是一块黑板，比通常批斗的人挂的牌子大出许多，使我看上去觉得很突兀。黑板上用粉笔写着“流飞分子某某某”的字样。
承接去年（1968年）周永林事件后的严打态势，当局对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的任务一直抓得很紧。今年（1969年）的7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强调打击社会上的流氓活动，狠煞“无政府主义歪风”。7月23日，市里有关部门又发布了一个《通告》：

最高指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
通告

为进一步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保护广大革命群众，维护革命新秩序，我们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对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采取了革命行动，特通告如下：
一、凡书写反动字句，散发反革命传单，投寄反革命匿名信，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立即向专政机关坦白自首，争取从宽处理，抗拒者必予严惩。
二、（略）
三、（略）
四、（略）
五、（略）
六、（略）
此外，希望凡支农、支内、支边、插队落户等倒流返沪、逾期不归的人员，应积极响应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迅速返回原地“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希望你们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下，加强调查研究，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的巨大威力，哪里发现犯罪分子，就在哪里把他们揪出来，斗倒斗臭，让他们淹没在群众专政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们要挥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来个大扫除、大清理，把这些政治垃圾打扫干净，用上海革命新秩序的崭新面貌来迎接伟大祖国建国二十周年，为夺取斗、批、改的更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巧的是这个《通告》的发布时间与党中央发布的“七.二三”《布告》是同一天，不知是否朝里有人给上海方面作了某种通风报信。
在我们办学习班期间，学校收到市里有关部门发来的《通知》，要求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于是这项任务就顺理成章地纳入了我们学习班的活动之一。
该《通知》印成像报纸的模样，一张八开四版，其内容如下：

毛主席语录
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通知

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同志们：
当前，本市广大革命人民正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满怀激情，为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勇前进。一个学习、贯彻、落实党中央“七二三”布告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各条战线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以党中央“七二三”布告为强大思想武器，深入发动群众，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进攻战，推动斗、批、改的进展，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革命大好形势。
……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党中央“七二三”布告，依靠群众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维护革命新秩序，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斗、批、改的更大胜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光辉节日的到来，我们准备召开一次公判大会，严厉惩办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教导，现将这批罪犯的罪行材料发给你们，请广泛组织讨论，提出处理意见，并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等反动谬论，肃清其流毒，进一步提高革命警惕性，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各单位的讨论情况，请于八月底前，书面送交所在区、县公检法军管组（市属单位请各局、大专院校汇总后送交我们）。
联系电话：214687或215380——460分机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一、杨关福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材料
反革命犯杨关福，自一九六六年起，先后纠合同案犯叶金龙、顾志祥、王耀康、沈元洪、杨国炎、王金龙、粟海生等人，经常鬼混在一起收听敌台广播，大肆散布反革命言论。……
（以下略）

学校收到该《通知》后很快就把它分发到各个班级，然后我们学生就依照《通知》上的内容进行讨论，并提出处理意见。
当时既没有“刑法”，也没有“刑事诉讼法”，对人犯所定的罪名和刑罚全凭强力部门根据政治标准、形势需要以及某种经验，甚至领导意志来决定。这次弄出来的新花样是把案件交给群众来讨论定罪，一方面以为可以通过这种活动来教育和警示群众；一方面又想要显示出群众专政的威力。
虽然《通知》中要求我们群众通过讨论对案件提出处理意见，但我们在讨论中很快就发现了主办方在材料中其实已经预设了立场。不仅材料上的所有人犯都已罪名成立，而且在他们的罪行后面都加上了一条评语。比如在叙述完某人的罪行之后，最后一句评语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等于告诉我们这个人肯定是要被判死刑的。
既然我们发现了这个窍门，在讨论中就根据上面这种思路，凡看到最后一句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给他判处死刑；看到最后是“罪行非常严重，民愤极大”，就判他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二十年（这是当时有期徒刑的最高年限）；看到“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就判个十到十五年，等等。看到“罪行较轻，有认罪悔改的表现”，那么这个人就干脆给他“免于刑事处分”，以显示政策的宽大。照这个路子来讨论倒很省事，也不用动太多的脑筋。
《通知》上开头的第一个案件是“杨关福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材料”，在讨论这个案件时我是这样记录的：

首犯杨关福，男，24岁，川沙人。曾两次教育，一次判刑。5月23日作案，5月29日被逮捕。处理意见：死刑。
骨干分子叶金龙，男，22岁，川沙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7月30日被捕。处理意见：无期徒刑。
骨干分子顾志祥，男，26岁，川沙人。父母都是反革命，已死。8月19日被捕。处理意见：二十年。
成员王耀康，男，29岁，川沙人。处理意见：八年。
（以下略）

（以上的记录日期是8月28日）

讨论的材料上有个案件说的是“反革命教唆犯姚守忠”，说他号称是“人民大道一只鼎”，教唆多名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等等。我们开始读他的材料时字里行间并没有觉得他犯了什么特别严重的罪行，当读到最后一句“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时，就觉得很吃惊，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这个人也判处死刑。
老师在讨论中对上面这个问题给我们作了解答，他解说的意思我已忘记了。
后来我想过，这是当局在一定的形势下所提炼出来的打击重点，也反映出当局对“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一种判断和考虑，即在主观上把教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无限放大，并且晓以严厉制裁的立场，然后通过发动群众讨论案件的形式把以上认知传递出去。
材料上还有个“反革命报复杀人案”，说的是宝山地区的某村庄里，某人一次过杀死生产队里的党员干部陈六妹（女）一家四口，另有一个女儿被砍伤救活。
这在当时可算是惊人的灭门惨案。不久，社会上关于这个案件的后续传说就从这个被砍伤救活的女儿说起。
据说该女年近二十岁，等她伤势好转后，有关部门就教她打枪射击，最后安排她来对该案的凶犯执行死刑，以此报仇雪恨。
因为凶犯在案中杀死四人、杀伤一人，所以就让该女可连开五枪。据说在刑场上，该女的枪法很准，两枪分别打在凶犯的左右肩；两枪分别打在两条腿上；最后一枪才击中凶犯的心脏，使其毙命，云云。
该案中被杀害的主角陈六妹后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第二年（1970年）的清明节前，学校组织我们到浦东高桥烈士陵园去扫墓，我们在墓园里曾经看到过安葬在这里的陈六妹的新坟，墓碑上还镶有一块她的遗照。
另据上海市革命烈士名录中记载：

陈六妹，女，宝山生产队政治指导员，1929年生，1969年7月的一个深夜被现行反革命分子杀害。

这年的冬天，社会上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在此也“顺带便”把它记述一下。
说是12月份的一个深夜，在浦东地区的浦东大道十八间（地名）地段，行走着一对青年男女，像似夫妻，或是情侣，男的拥着女的，女的戴着口罩，身体包裹在大衣里。寒夜时分路上的行人不多，即使擦肩而过，在昏暗的路灯下也不易察觉到那个女的惊恐、哀求的眼神。……
后来这个案子被公安破了，说是一起绑架案，那女的口罩遮住的嘴里牙齿被细铁丝扎住以不让她呼救，双手也被绑在大衣里，云云。

我们学习班讨论案件的活动结束后，学校又召开全体师生大会，校领导在会上讲话。我对此作了如下记录：

小结这一阶段的情况，通过讨论案件——
1、更加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2、态度严肃，认真记录，分析案情，对照政策，提高了认识水平。
3、憎恨犯罪分子，情绪愤慨，表示要对他们予以严惩。
4、要吸取教训，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好世界观。
存在问题：
有的同学态度不认真，不严肃，存在与已无关的思想。
分析犯罪根源，犯罪分子，特别是青少年为什么会走上犯罪道路？
1、阶级根源
犯罪分子年龄有大有小，有男有女，大多数出身于反动家庭，本质反动，思想反动。
2、历史原因
犯罪分子本身过去有政历问题，或严重的政历问题。有的一贯就是坏的，比如杨关福，十九岁的读书时就不好，退学后更加变坏，在文化大革命中还犯过严重的罪行。
3、社会根源与社会基础
地、富、反、坏、右是社会基础。阶级敌人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气候下总要搞破坏。
有人是背后受人教唆而犯罪的，比如姚守忠，就是反革命教唆犯，教唆青少年犯罪。这就是阶级敌人与我们争夺青少年，用软刀子割脑袋。
4、仇恨无产阶级专政，不接受思想改造，对身上的错误缺点屡教不改、不思悔改，还中了“青少年犯罪无罪论”的毒，认为不到十八岁犯罪不要紧。
根源还有馋、懒、偷，发展到犯罪。
思想根源主要是不学毛主席著作，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哪些教育？
1、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时刻提高警惕，要看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忘记这点就会走上歧途。
2、事物的发展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思想到行动；由量变到质变。所以要从小问题抓起，在思想上防微杜渐。
3、只有自觉红，没有自来红，要批判反动的“血统论”。
4、千重要，万重要，活学活用**思想最重要。要打倒无政府主义，要反对“教育无用论”。要向革命英雄人物学习，向解放军学习。
让我们团结起来，以党中央的“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为动力，搞好教育革命，以巨大的成绩迎接国庆二十周年。

（以上的记录日期是9月3日）

《通知》里的这批案件经全市范围的大讨论之后，9月16日，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在文化革命广场（文革前叫文化广场）召开“高举**思想伟大红旗，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刑事罪犯公判大会”。会上公审判决了36名现行反革命和刑事罪犯，其中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12名；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2名；判处无期徒刑的5名；判处有期徒刑的14名；判处从宽处理、免予刑事处分的2名；判处戴坏分子帽子的1名。
这天，我们学校的师生是在上海玻璃机械厂的大礼堂里与该厂的工人一起收听了此次公判大会的拉线广播（所谓“拉线广播”就是广播电台在现场的实况转播，因为当时没有电视直播看，只能听拉线广播）。我们学生都坐在大礼堂的后面场地，且是席地而坐。
因为听拉线广播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所以我对这次大会最深的印象不是什么人被判刑，而是广播里传来的喊口号声。为了营造会场威严的气势，公判大会上安排了专门的人领呼口号，每当政法机关宣布对某某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话音刚落，就有一男一女交替高呼口号，男的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女的喊：“坚决镇压反革命！”……
这两个人喊口号时都声音响亮，情绪激昂，很有力度。我特别注意听这个女的喊口号，她普通话标准，吐字清晰，嗓音非常尖厉。我坐在地上，听着听着就很想见见她这个人是长得什么样子的。
文化广场的前身是1928年始建的“逸园”（跑狗场）。解放后，1954年底改扩建后正式取名叫“文化广场”。文革开始后改名叫“文化革命广场”。就在这次公判大会召开后三个月，12月19日，文化广场因工程队大修时违反操作规程而引起特大火灾。
周围的数千市民（包括许多中学生）闻讯后赶来灭火，在灭火和抢救国家财产过程中，有14名灭火者英勇牺牲（年龄最小的仅16岁），另有重伤33人，轻伤200余人。
在这之前的7月4日，黄山茶林场的十一位上海知青（9女2男）为抢救国家财产，在与山洪的搏斗中壮烈牺牲。
8月21日，又有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知青金训华，为抢救国家财产，在与山洪的搏斗中不幸牺牲。
他们的行为所体现的是真正的上海人精神，平凡而高尚。上海这座城市应该为有这样的市民而感到骄傲。

开学两周后，学校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校领导对前一段时间办学习班的情况进行了小结。我对此做过一段记录，内容如下：

要进一步掀起教育革命的新高潮，这是贯彻中央“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的具体表现。当前我们学校的形势大好，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大学习、大提高的活动。
一、取得的成绩
1、讨论了案件，狠狠打击了一小撮犯罪分子，打击了“流飞”分子。许多同学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使他们老实了一些。还开了批判会，出了大批判专栏，使阶级敌人走投无路。
2、打击了无政府主义，旷课、缺课现象少了。进校做到了“三带”。卫生工作也正常了。无政府主义是我们的大敌，今后仍要继续开展批判。
3、关心国家大事，在游行活动中表现较好，热情很高，能带头喊口号。关心集体方面也有提高。
二、进一步开展教育革命，提高复课闹革命的水平，以实际行动做好准备打仗。做法及要求：
1、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读书做官论”和“读书无用论”，批判“反正下乡上山不要读书了”的错误思想，今后农村要实现机械化、化学化、水利化、电气化，这些都需要文化知识。
2、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与工农相结合，学习工农的好品质，接受他们的再教育，这是防修、反修的大事。要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反对从兴趣出发，分配工作时不能挑肥拣瘦。坚守劳动岗位，勤勤恳恳，注意安全。学习解放军的“三**律、八项注意”，上好军体课，以实际行动搞好战备。
3、树立为革命学好文化课。文化课是最基础的知识，基础打不好，学其他东西就很困难。政治是统帅，要学好《毛选》课。对学生来说，课堂就是战场，还要提高教学质量。
4、为了维护好复课闹革命，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建立起正常的教学秩序，要继续贯彻好“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如有问题，要提高到违反“八.二八命令”的高度来认识。坚持做到“三带”，还要带书包。执行好请假制度，要有家长签字。执行好劳动制度，服从分配。
5、遵守集会制度，服从指挥。遵守上课纪律，预备铃响后进教室做好上课准备。学生要听从老师的教育和指导。执行考查制度，认真做好布置的作业，自力更生，独立作业，按时上交。

（以上的记录日期是9月5日）

参加学习班（三）

三月份的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觉得吃了亏，所以不肯善罢甘休。6月11日，苏军侵入我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制造了新的流血事件。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7月8日，苏军侵入我黑龙江省八岔岛地区进行武装挑衅。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8月13日，苏军侵入我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新的流血事件。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七.二三布告”发布后仍不足以解决大规模动乱和武斗所遗留下来的各种严重问题，这与当时已经十分严峻的战备形势是很不相适的。为此，8月28日中央再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署名发布《命令》，时称“八.二八命令”。
这项命令被认为是当时中国国防总动员的开端，将调动全国政治、经济资源，投入紧迫的战备工作。“八.二八命令”把战备工作的急迫性明确地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把战备问题与稳定形势、平息武斗、消灭派性及加强纪律等问题联系起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命令中，凡严重影响战备、破坏战备的武斗或打砸抢行为已被列为“现行反革命活动”，予以严加取缔。
我们在学习班里紧跟形势，按照学校的布置学习了中央的“八.二八命令”，并且进行了讨论。我当时有一个记录，内容如下：

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八.二八命令”

一、党中央“八.二八命令”的要点（九条）：
1、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号召。
2、大敌当前，我们全体军民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共同对敌。
3、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
4、迅速、完全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5、执行党的“七.二三布告”，严禁武斗。
6、不准冲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抢夺军队的武器。严守国家机密，支援人民解放军搞好战备。
7、要保护好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系畅通。
8、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
9、坚决镇压反革命，打击破坏社会治安的坏分子。
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的伟大意义：
1、集中体现了全国七亿人民的根本利益。表达了全国、全军反帝、反修的坚强决心。为我们保卫祖国，保卫边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指明了方向。
2、是反对帝、修、反的强大武器。
3、是加强战备，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强大武器。
4、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武器。
5、是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团结教育人民群众的强大武器。
三、为什么要执行党中央的“八.二八命令”？
1、是继续革命的需要。
2、是加强战备，随时准备粉碎帝、修、反的挑战的需要。
3、是发展大好形势，争取更大胜利，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需要。
四、你没有学习党**之前有什么想法？学习了以后又有什么认识和提高？

答（我写的）：在没有学习之前，我曾想，打仗的时候我们因为人小没有用处，打仗是解放军和民兵的事，我们只是转移和疏散，所以打仗对于我们来说没什么特别的关系。
学习了**后，我现在认识到，打仗时我们也是有用处的，比如可以在后方帮助解放军和民兵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后勤工作。全体军民只有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才能打败侵略者。

（以上的记录日期是9月6日）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学习班里还听了校领导作的一个报告，我记录的内容如下：

要准备打仗

1、美帝是我们的死敌，苏修也是我们的死敌。苏修网罗其国内的牛鬼蛇神、反动文人，大造反革命舆论，使苏联的青少年都在想什么洋房、汽车、女人。追求吃得好、穿得好，看黄色的电影、戏剧、小说。搞什么迷信的寺院。苏联抛弃了人民的利益，物价飞涨，西红柿、黄瓜等蔬菜要卖到几元甚至十几元卢布一斤。国内的投机倒把、投机贩卖多得出奇。苏联的内债、外债一塌糊涂，靠大量出卖黄金过日子。西方的资产阶级到苏联游山玩水，把列宁的故乡给糟蹋了。苏联还搞了什么“疯人院”，谁不满苏修领导集团，就会被关进“疯人院”。苏修的爪子伸得很长，伸到了蒙古等国，突然占领了捷克，把自己的军队“驻扎”到别的国家。总的来说是要把人家的东西变成它自己的东西。和美帝一起干了不少的坏事，妄想重新瓜分世界。苏修大搞“炮舰政策”，在地中海上横行霸道，是地地道道的海盗。而他们一旦见到美帝的军舰，则互相“挥手致意”，拍电报“问好”。苏舰不但在地中海活动，还在印度洋、太平洋等处活动，见到我国的渔船就横冲直撞。
2、苏修对我国进行疯狂的挑衅，对我国进行恶毒的攻击。在我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苏联人民也对苏修领导不满，苏修领导为了转移视线，就挑起了中苏边境的流血事件。还大造什么“是中国的解放军挑起事端”，“是中国的解放军侵略了苏联”的舆论。苏修的军用开支已达到31亿卢布，积极扩军备战，现在的总兵力达到三百五十万人。大搞军事演习，放了四次导弹，目的就是要进攻我国。对我国发起了四千一百多次的边境事件，对我国领空进行了二千一百零一次的侦察，并散发反动传单。苏修与美帝勾结在一起，要越南向美帝投降；要阿拉伯人民向美帝投降。派人到日本、台湾等许多地方去访问，妄图对我国搞包围圈，最终目的就是要侵略我国。
3、坚决贯彻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指示。苏修、美帝是战争的祸根，要防止他们搞突然袭击，要和他们打常规战，即使打核战争也不怕。要加快做好人口、物资等的疏散工作，抓紧落实各项战备措施。我们不但要搞好生产准备、物资准备，更重要的还要做好思想准备。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坚决、彻底、干净地歼灭一切胆敢侵略我国的敌人。不管美帝、苏修怎样狡猾，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准备打仗。

（以上的记录日期是9月8日）

听了以上的报告后，我们在讨论中谈到战备疏散的问题，老师说老人和儿童等将会先行转移到外地去。我听老师这么一说，心里就想，如果真的要疏散的话，我家的大橱、五斗橱肯定是带不走的。
在讨论中老师还说到，我们对付苏联的入侵，将实行“焦土抗战”。我们发问，什么叫“焦土抗战”？老师回答说，就是让抗战的烽火燃遍每一寸土地，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表示我们誓死保卫祖国的坚强决心。
讨论中还有其它的话题都已经忘记了。

迎国庆

国庆节到来之际，学校布置我们在9月的中下旬开展为期十天的爱国卫生活动，具体安排是：

9月18、19、20日掀起搞卫生的高潮。
9月21、22、23、24日着重消灭“五害”（？）。
9月25日进行自我检查，发现不足及时纠正。
9月26、27日全面卫生大检查、大宣传，宣传人人爱清洁、讲卫生的好习惯。

节前，我们学生还按照学校的要求写了庆祝国庆的文章。我写的一篇短文内容如下：

国庆记事一则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欢呼声中，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凯歌声中，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的节日。在这二十年里，我国已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科技文化欣欣向荣，出现了许多奇迹，写下了不少光辉篇章。
前些年，由于苏修的施压，我们的猪肉供应暂时紧张，买猪肉要肉票。但是没过几年我国就结束了这种局面，不要肉票了。这完全证明了我国顶住了苏修施压的无畏气概；完全体现了我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完全说明了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完全表现了我国养猪事业的发展，更证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在不断地前进。
在迎接国庆的日子里，我们要看到已经取得的成绩，加倍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时刻准备着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1969.9.26

（注：从12月25日起，全市市场零售食糖、猪肉和部分日用工业品恢复凭证供应。）

今年的10月1日是国庆二十周年的大喜日子，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照例要举行盛大的群众游行。为了确保国庆节的各项活动顺利进行，9月23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9月29日我国又成功地在西部地区上空进行新的高爆核试验（氢弹），对外起到了警告和吓阻的作用。苏联方面有舆论认为这是中国的核武器“临战前的一种测试”。
因为这个国庆节有着战争的阴霾时隐时现，上层对庆祝活动有所节制，因此我们普通老百姓对于二十周年国庆并没有感受到特别的隆重和热烈。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邮政部门于10月1日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文18）。全套六枚，第一枚是“用**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面值8分；第二枚是“保卫边疆”，面值8分；第三枚是“军民守海防”，面值8分；第四枚是“保卫边疆”，面值43分；第五枚是“军民守海防”，面值35分；第六枚是“骑兵守边防”，面值8分。从这套纪念邮票的内容来看，明显是配合当前的备战形势，渲染一种严阵以待、保家卫国的气氛。

10月20日

在国庆节前的9月11日，苏联总理（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参加越南胡志明的葬礼后返国途中在北京机场与我国的周总理举行了会晤。在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中有一条是，苏联将派代表团于10月20日到达北京参加边境谈判。
10月20日是平常的一天；10月20日也是不平常的一天，因为这天苏联代表团将要抵达北京来参加谈判。鉴于二次大战时的历史教训（如德国突袭苏联；如日本偷袭珍珠港），中央高层通过对各方面情报和消息的分析，担心谈判只是苏联发动侵华战争放出的烟幕，预测他们有可能在10月20日这天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因此10月20日又成了一个令人极度关切的节点。
之前毛主席曾说过：“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下来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10月14日，经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通知说：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周总理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其他大部分在京的中央一级领导人（包括被审查的）须在10月20日之前用专车或专机疏散到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
其中朱德、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陈毅去石家庄；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去开封；叶剑英、曾山去长沙；徐海东去郑州；陈云、王震、邓小平去南昌；陶铸去合肥；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王稼祥去信阳；张闻天去肇庆，等等。另外，贺龙已于6月9日病逝，彭德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刘谰涛等仍留在北京。
10月17日，林彪抵达苏州，并于当日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18日）21时30分由坐镇“前指”（前线指挥部）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向全军发布了林副主席的这个指示，并将其编号为“一号号令”。
10月20日这天终于来到，担心和预测的事没有发生，当苏联代表团在北京机场走下飞机，中央领导层顿时松了一口气，紧张和焦虑的情绪也有所缓和。
虽然中苏边界谈判已经开始，但我国的备战气氛仍然很浓，各项战备工作也没有松懈。
5月26日，毛主席提出“要准备打仗”，并且指出：“城市防空没有人管，中国没有什么城市防空，听天由命，开始有人抓，以后又没有人了。”遵照这个指示，中央决定重新建立各级人防领导机构。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次日，成立了以周总理为组长的全国防空工作领导小组，其办事机构设在总参作战部。
我们学校按照上级的部署给我们作了防空知识的宣传，这也是对我们进行国防教育的一个方面。以下是我听有关报告时记录的一段内容：

最高指示
要准备打仗

人民防空知识

1、认清形势，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突出政治，以打为主，以防为辅。
2、空袭前的准备。思想准备，这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以**思想武装自己，对于敌机的空袭既不麻痹，也不害怕。学好用好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准备成立人民防空组织。做好“三抢一防”，即抢修、抢救、抢运和防空。不能未战自乱，做好防空设备的维护。防空工事要避开高压线，离开易燃物，离开高大建筑物。消防准备，对易燃物要转移到安全处，房屋的危险建筑应拆除。准备好水和沙土。做好房屋内的安全工作，重大的东西放在楼下，玻璃窗上贴好防护纸条。做好灯火伪装工作，准备好窗帘和灯罩。熟悉防空警报，信号有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连续鸣七秒，间隔停三秒，再连续鸣七秒，再间隔停三秒，共持续三分钟，这是空袭警报；长鸣三分钟，这是解除警报。鸣警报的工具有汽笛和电动警报器。
3、听到空袭警报后，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防空措施。服从指挥，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民兵要携带武器执行任务，防空专业队伍应立即集合待命。群众一般在规定处所疏散，要注意四点：（1）不能携带易燃物；（2）不要去高大建筑物旁；（3）不去高压电线旁；（4）不去大石头旁。工人、干部、学生，在工作和学习的时候遇到空袭警报，要听从指挥，关闭电源，煤气，灭掉炉火，关好门窗。晚上应关好灯，街上行人，商店顾客，车站码头的旅客，不能乱跑，要沉着冷静听指挥，注意安全。如发现有敌人活动，立即报告。如有反革命分子暴动，立即镇压。
4、敌机临头，应利用地形隐蔽。在露天应卧倒在大树旁、沟壕里；在室内应躲在窗口下、床下、桌子下，桌子上面盖上被头。
5、解除空袭警报后，应搞好消防，及时抢救、抢修。

（以上的记录日期是10月20日）

听过防空知识的宣传报告后，学校组织全体师生举行了一次结合实际的防空演习。听到“空袭警报”后，我们从各个楼层的教室里迅速地跑出来，跑下楼，转移到地下室及楼房和围墙的墙根等处去躲避。
演习中我们还学习了灭火器的知识和使用。常用的灭火器有三种：泡沫灭火器；粉末灭火器和二氧化碳灭火器，分别作用于不同物质的灭火。
按照防空措施的要求，我们学生在课余都亲自动手，裁出两指宽的白纸条，然后在教室的所有窗玻璃上都贴上了“米”字形的纸条。据说这样做，窗玻璃被炸弹震碎后就不会四下迸溅伤到人。
到了晚上，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解放军的探照灯部队从地面向夜空中照射出一束束探照灯的光柱，晃来晃去，平添了几分备战的紧张感。
那个时候所谓的“防空”，防的就是敌机的轰炸。从学校发下来的宣传材料上看，我们了解到了最厉害的轰炸机是美国的“B—52”，以及最厉害的轰炸——“地毯式”轰炸。了解到轰炸机所投放的炸弹有普通的，也有新型的，如穿甲弹、子母弹、凝固汽油弹，以及毒气弹、细菌弹等等。了解了这些炸弹的构造、特点和危害性。还了解了对付各种炸弹的防范措施等。
上述种种类型都是以美国军队在越战中的实况来说明的，但我们将要面对的敌人是苏联军队，仔细想想，这两者的关系给我的感觉是牛头不对马嘴。
在掌握防空知识的同时，战地救护的有关问题也需要我们知晓。学校另外作了专题报告，给我们讲解了许多这方面的知识，如身体受伤后各部位的止血方法；受伤后的包扎步骤；对伤员的搬运以及进行人工呼吸的要领等等。
献血和输血是救护工作中的重要一环。为了备战的需要，学校特地安排给我们每个学生都测验了血型，并将血型记录在我们各自的学生证上。我验出来的血型是B型（从此以后我就记住了自己的血型），所以我的学生证上就加盖了一个红色的“B”印标记。老师说明，这样做了以后，如在紧急情况下遇到需要献血或输血，一看学生证就知道你是什么血型，不必再花时间去做测验或因一时不具备测验条件而耽误。

挖防空壕

8月28日的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发文称：“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或许还有其它的消息来源证实苏联人有这种冲动的打算，这不能不引起我国领导层的高度警觉和提防。
要准备打仗，包括准备打核战争，原子弹的话题是少不了的。学校给我们作报告，从原子弹的原理、构造，讲到原子弹的威力和防护，等等。我在1066年10月曾经看过好几遍我国进行核试验的记录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于原子弹爆炸时的情形也记忆犹新。
之后又听了一课与原子弹的原理相关的电子论，我当时做了一些记录：

电子论的初步知识：
物体——分子——原子——原子核（＋）——电子（－）
各种不同的物体质元素的原子、原子核所带电荷的多少是不同的，绕着原子核转动的电子数目也不同。
无论那种元素，在通常情况下，原子核所带的正电荷，跟核周围的电子总数（负电数的总数）相等。所以整个电子是中心，显示不出带电的现象来。
那么怎样才能使物体带电？
1、用某种方法使物体得到多余的电子或失去电子。
2、得到多余的电子带负电；
3、失去一些的电子带正电。
（以下略）

（以上的记录日期是10月22日）

在听关于原子弹的报告时，其中说到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和光辐射都是直线运动的，因此在地面上朝下挖掘壕沟来藏身其中，是比较有效又简易可行的防护措施之一。
之前在学习防空知识的时候也知道，敌机轰炸时扔下的炸弹在地面爆炸是呈“V”形状的，同样可以挖掘壕沟用来藏身。再者，遇到空袭时，人多的地方藏身处不够，需要挖掘壕沟来增加躲避的空间。
据此，在上级部门的统一部署下，我们学校也动员广大师生开始挖掘壕沟。挖掘的部位划定在沿着学校操场的围墙边上，以及在学校教学楼后面的空地上。挖出来的长长的壕沟是连通在一起的，因为这些壕沟主要是用来防空的，所以被称之为“防空壕”。全校师生的每个人包括我本人都为学校的挖防空壕出过力。
不但我们学校里在挖防空壕，在我们住的村子里，居委会也组织人力开挖了防空壕。他们挖防空壕的位置主要集中在村子中南部的一块空地上，绕开空地上一些稀稀拉拉的树木，挖好的防空壕在地面下弯弯曲曲地延伸开来。
各处所挖的防空壕，其样式都差不多，通常是壕口宽约一米；壕深约一米二多。村子里的防空壕挖好后，仗一直没打起来，我们曾到闲置的防空壕去玩过，在里面穿来穿去。
两个多月后，下了1970年的第一场雪，皑皑白雪厚厚地堆积在我们村子里一道道防空壕的边沿上，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多年以后我看关于二次大战中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书，脑海里曾浮现出我们村子当年的防空壕雪景，想象着斯大林格勒战役冰天雪地的前线战壕仿佛就是这个样子。
在公家掀起开挖防空壕高潮的时候，我们居民楼里的一些年龄比我们大些的孩子也没闲着，他们大概是电影《地道战》看多了，受其影响，就在居民楼后面的空地上开始挖地道，打算今后也用地道战来对付苏联侵略者。
我们站在边上看热闹，见他们由洞口往下挖，挖得蛮深的，并且开始转弯。后来他们很快地就体力不支，兴趣也锐减，终于有一天停工不挖了，扔下一个“烂尾工程”在那里。又过了一段时间，挖出来的泥土往洞里回填，把他们的地道战计划也一起埋葬了。

看电影

6月份，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在上海恢复上映文革以前拍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鸡毛信》、《海鹰》等影片。在这个时候重新上映这些老片子，肯定是为了配合当前的备战形势。
这些电影我在文革前都看过，只不过那时人小，看过以后也就渐渐地淡忘了。时隔多年再看，仍然觉得像看新出品的电影一样有劲。学校组织我们包场看，我们自己也买票去看，把这些电影都看了好几遍，对于里面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乃至一些台词都记得清清楚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大乐事。
《平原游击队》（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影片开头有一个老汉敲更，一边敲，一边喊：“平安无事咯！”其实是在糊弄鬼子。电影里的游击队长双枪李向阳是个神勇的抗日英雄，由郭振清扮演，很有名气。
《地雷战》（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里面有民兵用粪便做了一个假地雷给鬼子挖，当鬼子挖到这个臭气熏天的“臭巴巴”雷时，气得哇哇叫。
《地道战》（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电影里有个伪军汤司令，是刘江扮演的，后来在1974年拍的电影《闪闪的红星》里他又演了胡汉三。我读技校时班里有个同学姓汤，他们弄堂里的人给他起的绰号就叫“汤司令”。
电影里的村口老槐树上吊着一口大钟，只要钟声一敲响，民兵和老百姓都像土行孙一样钻到地下去了。电影里当“鬼子进村”时配的一段音乐我们都耳熟能详，也都能哼出来。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介绍，说这段音乐旋律是从苏联肖斯塔科维奇的《列宁格勒交响曲》（又称《第七交响曲》）中选编出来的。
这部电影里有两首歌我们当时都会唱，不用教，多看几遍电影就自然而然学会了。
一首是主题歌《地道战》（合唱），铿锵有力，斗志昂扬：

地道战，嗨！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千万，埋伏下神兵千千万。千里大平原，展开了游击战。村与村，户与户，地道连成片。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人仰马也翻；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魂飞胆也颤。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把侵略者彻底消灭完。
……

另一首是插曲《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女声独唱），抒情，优美：

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
太阳照得人身暖哎，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得咱心里亮，照得咱心里亮。
……

这两首歌一直传唱至今，成为人们对往事的一种美好回味。
《南征北战》（195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曾经开玩笑用上海话把片名叫做“乱钻百钻”。片子里敌我双方抢占摩天岭和将军庙车站的战斗最紧张，也打得最为激烈。片子里有个敌军刘军长，我们都记住了他说的一句话：“拉兄弟一把。”
1974年江青指示北京电影制片厂重拍《南征北战》，拍成了彩色的。我看了后觉得新的不如老的好看。

tuffy05 · 发表于 2013-2-21 09:27:36

我的“长征”

进中学的时候，我父亲除了给我买了一支钢笔，还给了我一本笔记本，我在入学后一段时期的文字记录都是记在这本本子上。
这本笔记本是我父亲许多年以前买给自己用的，前面大约使用了三十多页，他把它撕了，剩下的空白页就给了我用。
从本子上印刷的标记来看，它是“一九五三年”发行的，“發行者”是：“上海市江甯區革命家屬生産工藝社（昌平路九九○弄二二至二四號電話66099 電報挂號16099）”。70开本，150页，硬卡面的外层包有朱红色的漆布。
（注：上述的“上海市江宁区”位于现在的市区西部。民国34年(1945年)以东起苏州河、淮安路、泰兴路；西至长寿路、长宁路；南起新闸路、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武定西路；北至安远路，设置江宁区。以江宁路得名，面积3.19平方公里。1960年撤销建制，辖地与新成区（成都北路以西地区）合并设置静安区。）
笔记本的封面上方镶有一块金黄色的铜皮浮雕，浮雕的形象是三名海、陆、空解放军战士。浮雕的下面印有“長征”二字。
掀开封面，内页依次是：

1、中国的地图上标明着红军长征的路线。
2、“中囯共產黨的勝利歷程”（简介要点）。
3、“人民的領袖”（**与朱德在一起的图像）。
4、“我是一個兵”的歌词。
5、一名头戴钢盔的解放军战士的半身图像。

本子里还有插图6页，每个页面有两幅图，共十二幅图，依次是：

1、图名：南昌起義、三灣改編
2、图名：井岡山會師、烏江急渡
3、图名：搶渡金沙江、強奪瀘定橋
4、图名：越過大雪山、大草原行軍
5、图名：臘子口天險、開鐐解放
6、图名：延安全景、美滿生活

就在我使用这本名为《长征》笔记本的时期，我也经历了三次个人的“长征”。
第一次是九月下旬的一个礼拜天（星期日），住在楼上的一个比我大一岁的邻居小孩要我陪他到他的亲戚家去玩，我答应了。他亲戚家很远，住在南市区的“城隍庙”里。
我俩吃好早饭后就从家里出发，出了村子，沿控江路西走一站路，至隆昌路左拐弯，沿隆昌路南下两站路，至长阳路右拐弯（拐弯处即是隆昌路与长阳路的丁字路口，22路无轨电车东头的终点站就设在这里），再沿长阳路一直往西走，也就是按照22路电车的行使路线一站一站走。宁武路、临青路、宁国北路、眉州路、兰州路、江浦路、许昌路、辽阳路、大连路，经过提篮桥，海门路、公平路、高阳路、新建路、旅顺路、闵行路，经过“三角地”，越过外白渡桥，南京东路外滩、福州路、延安东路外滩（这里是22路无轨电车西头的终点站）。再南下两站路，马不停蹄地走到了十六铺。
从十六铺边上的一条马路（东门路）右拐弯走进去，穿过一条横马路（人民路），往西走进一条小路（方浜路），又前行约一站路，终于来到了“城隍庙”的大门口。
刚才在经过小路（方浜路）时，见到路边的一块空地上有一些老年人正在三三两两地下象棋打发时光。我现在想来，如果这当中有的老人刚好是六十岁，且活到了现在（2009年），那么他们就刚好满一百岁了。
这个叫“城隍庙”的地方我以前有所耳闻，也曾令人神往，到了之后没有见到什么庙，所见到的景象只是一个商场，人来人往很热闹。里面的房子（建筑）很陈旧，都是老式的木板砖瓦结构，楼层不高，过道也比较狭窄。
（注：1971年8月，这里的豫园商场正式成立。）
我与邻居的小孩在他的亲戚家里吃了午饭，然后坐坐玩玩。下午还到边上的小吃店里去喝了一碗糖粥，由此想起小时候曾经唱过的儿歌：“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蒲桃四斤壳。……”
走的时候邻居小孩的亲戚给了我们车钱，我俩走到了外滩22路电车的终点站，从那里乘车回家。
以上是我人生第一次在一天之内走这么长的路。第二次发生在十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因为我听人说南京路上的一家商店里有一只很大很大的青蛙，所以非常想去见识一下这个怪物，于是就在这天的下午单独行动，离家出行。
许多年后我看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书，书中写到有个小孩跟随大人一起去看冰。就想，我当年去看大青蛙的好奇心与书中的小孩去看冰的好奇心可谓一样强烈。
仍然是走上次行进的路线，因为我之前已有一年多每天上学都要走较长的路程，可以说是经过了一定的走长路的锻练，再加上上次走到城隍庙去的经验，所以我对第二次出门远行有着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一路上一个人走并不觉得孤单和厌气。
这次走到外滩后，就从南京路口右拐弯进去，然后沿南京路一直往西走。经过市百一店，穿过一条横马路（西藏路），经过国际饭店，走过一个路（新昌路）口，就见到路边的人行道内侧有一排商店，这里是集中销售花鸟虫鱼的地方。从9月5日起，市“文攻武卫”连刮了几场“红色风暴”，其中包括狠煞“贩卖鱼鸟虫之风”，使得这里的生意萧条了许多。
这一排商店里面的走道是相通的，在中间一个门面的柜台上，我终于看见了传说中的大青蛙。
这个青蛙的体形真的很大，大到什么程度我无法确切形容，就比方说它像一条出生不久的小狗那么大吧。它的颜色并不是青的，而是呈土灰色。这厮蹲坐在一尊玻璃缸的浅水里，我驻足看了它多时它都一动不动，也没叫，只是两鳃不停地鼓动着。鱼缸上朝外挂着一个牌子，我看上面写着它的名称，原来叫“古巴牛蛙”。
看到了想要看的大青蛙，心满意足，不久我就离开此地，循原路返回。在回家的途中乘了22路电车一角钱车票的路程（大约可乘十二三站路），其余路程均为步行，到家时天色已晚。
第三次我的“长征”是在十一月底的一天，因为上次到上海去看大青蛙，走过南京路时看到路边有一家叫“东方红书画社”（文革前叫“朵云轩”）的商店，里面有卖专门绘画用的毛笔，因为我有美术爱好，这次就是带了钱去那里打算买一支。
走到那家商店后，我选购了一支最小号的“狼毫”毛笔，在绘画上勾勒线条用的，笔锋很细小，很挺拔，以后成为我得力的画图工具之一。

沿途见闻

三次长途“跋涉”，途中略有见闻，不妨说一下。
从我家走到上海去的路程里，长阳路占了很长一段。其沿途道路的两边大都是工厂的围墙和居民简陋的平房，没有什么太多的看点，只有几处尚留有些许印象。
在经过长阳路、许昌路路段时，可闻到空气中散发着较为浓重的烟草味，原来是在路边有一家上海卷烟厂，有名的“中华”、“牡丹”、“大前门”等香烟都是这家厂生产的。
在经过长阳路近大连路时，路的两边开着较为密集的店铺，这里在解放前曾是杨浦区的三大商业街之一（另两处是松潘路和八埭头）。
在经过长阳路近提篮桥时，在路边赫然见到一座“上海市监狱”，高墙森严，门口有解放军持枪站岗，大门的两边写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标语。当时在上海判刑的部分男犯和绝大部分女犯都关押在此。
这座监狱1901年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始建，1903年5月启用。1916年起扩建，至1931年基本定型。最初称作“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因其规模庞大而号称“远东第一监狱”。因为这座监狱早些年是由外国人管理的，所以住在周围的居民都把它叫做“外国牢监”。我后来曾在一本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出版的上海市区地图册里看到过该监狱的平面图，里面的各个监区是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古代宋元时期形成的、也是当时蒋介石所提倡的“八德”）来命名的。
长阳路往西到提篮桥为止，过了提篮桥，路名就改叫东长治路。我见到东长治路上的路边有一家“长治电影院”，后来八十年代初我曾在这里看过被称作立体电影的《魔术师的奇遇》（1962年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要戴一种特殊的眼镜看。
东长治路的西头与长治路连接，长治路虽短，路边却开着好几家小工厂。有些厂的车间也在路边，门窗里传出机器的各种轰鸣声，如切割声、钻锯声、磨砺声和冲击声等。我在一个工场间的门口看到里面有一台车床正在削制材料，就站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一方面觉得这机械性的动作很有趣；一方面也借此歇息一下。我这时所处的位置就在外白渡桥下面，离上海（外滩、南京路）已经不远，胜利在望。
在走过外滩时，会经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门口。宽阔的门廊里左右两边各有一名解放军战士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右手都把握着一杆上了刺刀的步枪。我在三年前（1966年）曾到过这里，那时见到挂在大门一侧的还是“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牌子，现在牌子上的“人民”二字早已换成了“革命”。
据说“市革会”所在的这座大厦解放前是英国人开的汇丰银行，大门口的左右曾各放置有一只铜狮子。
在走过南京路时，我从一家商店（文革前叫“丽华公司”）里穿过去。店里的一面墙壁上贴着好几张大字报，可能是这家店的员工写的。我走过去观望了一会，大字报的内容都是批判一个叫“桑伟川”的人和一本叫《上海的早晨》的书。
这件事还得从今年（1969年）夏天说起，7月11日，有署名“丁学雷”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新华社立即全文播发，全国各省市的报刊则纷纷予以转载。上海的《文汇报》也于7月12日转载了《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
有上海市煤气公司的助理技术员桑伟川看了后心里不服，遂写了一篇题为《评〈上海的早晨〉——与丁学雷同志商榷》的文章，于九月初投给了《文汇报》。
经过上层一番密谋筹划后，桑伟川的这篇文章连同他给报社写的一封信作为“毒草”于11月20日刊登在《文汇报》的第三版上，并随即在社会上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对桑文及其作者本人的讨伐。桑伟川最后于1975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七年（1978年平反）。
我父亲给家里订了一份《文汇报》，11月20日这天我在该报上看桑伟川的文章时，尚不认识标题上“商榷”的“榷”字，也不知道“商榷”是什么意思，通过当场翻查《新华字典》才弄明白。
文革以后，周而覆的《上海的早晨》一书得以恢复名誉，重新发行。周而覆于1984年10月底率团访问日本，其间发生了“参观靖国神社”等四个问题。1986年3月4日中纪委公布《关于开除周而覆党籍的处分决定》。至2003年夏，中央决定恢复其党籍。
1989年9月，根据小说拍摄的18集电视连续剧《上海的早晨》在上海电视台率先播出，反响强烈。1990年1月27日，中央电视台也开始播放该剧。
在这部电视剧的女演员里，最出彩的是李媛媛扮演的三姨太。还有一位要提一下，就是扮演交际花（即徐义德的情妇）的詹萍萍。此人是上海的昆剧演员，也曾出演过若干影视角色。1989年随上海昆剧团访美演出期间恰逢国内发生事变，因而与华文漪等人一起“出走”，不回来了。据说现在她在美国开着一家美容店。

上课

我们新生入学后参加了约三个多礼拜的学习班，从九月中旬开始我们就正式上课了。
我们班级上课的课程表是这样安排的（因为表格不能随文上传，故以文字来表示）：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课前（8：00—8：20）天天读——————————————————————
第一节课（8：20—9：05）——政治——外语—数学——外语——政治—数学
第二节课（9：15—10：00）—数学——军体——政治——数学——语文—工基
第三节课（10：10—10：55）—外语——语文—语文——工基——军体—政治活动

每天上午八时上学，上课前的二十分钟是学校统一规定的“天天读”时间，用来学习《毛主席语录》以及其它毛主席著作，同学之间还要交流学习的心得体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
   “天天读”后接着上课，上午上三节课，课间休息十分钟，中午十一时放学。读半天，下午不上课。
政治课的教程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教材就是《**选集》。这时的《**选集》已有新的版本，即把四卷本的字体缩小印成一卷本，可称之为袖珍本。我当时带去上课用的一本是我父亲买的，64开本，1406页，底页下方注有：

**选集（一卷本）
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1968年10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每册3.00元

一卷本“毛选”的第一篇文章仍然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政治课有时也用来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和文章。
语文课的教材是新编的课本《上海市中学课本/一年级第一学期/语文》。
该课本的第一篇课文是《林彪同志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
第二篇课文是《同志，幸福请你分享》（选自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的《人民日报》），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的夜晚，北京第二机床厂的大门口灯火通明，红旗飞舞。……
一辆解放牌汽车在厂门口刚一刹车，立刻被欣喜若狂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首都工农**思想宣传队成员，厂革会委员小高同志，双手捧着毛主席赠送给咱们工人阶级的珍贵礼品——一个金光闪闪的大芒果走下车来。……

第六篇课文是《新时代的一幅雄伟图画》（选自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工人造反报》，有修改），文章的开头写道：

   “工人**思想宣传队”，这是当代最富有革命权威的光荣称号！
   “工人**思想宣传队”，担负着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使命，是一支英勇善战、朝气蓬勃的文攻队伍。
……

第七篇课文是《优秀工宣队员徐松宝》（选自一九六九年七月三十日《文汇报》，有删改）。
我班的班主任老师兼我们的语文老师，教语文课。他的钢笔字写得很好，据他说以前主要练习的是赵孟頫的书法。\n 在与班主任老师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我心里对他产生过两个疑问：一是他家住在很远的静安区茂名北路上，为什么会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来做老师。二是有一次几个已经毕业的学生到我们班上来捣乱，班主任老师在他们面前显得低声下气、软弱无力，与给我们的印象判若两人。由此我怀疑前几年的“文革”运动中他们师生之间在学校里曾发生过什么故事。
数学课尚没有新编的教材，上课的内容主要是教我们复习“文革”前小学五、六年级的算术。因为前几年的小学教学不正常，所以我们进中学后在从算术到数学过渡阶段的知识掌握上有很大的脱节，需要进行补课。
外语课就是学英文，英文课本是新编的教材。先学习26个字母，每个字母都有大写和小写。初学英文字母时，其读音很容易与汉语拼音字母的读音相混淆。学了英文字母后接着学英文单词，再学词句，课文上的第一条英文词句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
工基课是“工业基础课”的简称，上课用的教材也是新编的，这一册主要讲“照明电路”。内容有：白炽灯的安装、电流、电压、电阻、部分电路欧姆定律、导体的串、并联、日光灯原理简介、电功和电功率、新型电光源、照明电路的其他设备、安全用电、照明电路的故障分析和抢修等。
不知怎么搞的，我被推选为班里工基课的课代表，帮助老师收发同学们的工基作业本，以及该课业师生之间的沟通等。
军体课的全称叫“军事体育课”，也就是原来叫体育课，因为战备的形势，所以什么都与军事扯上关系。上军体课除了下雨都是在操场上进行。上课的内容有很多，有跑步（包括短跑、长跑、接力跑）、俯卧撑、拔河、跳绳子、跳高、跳远、跳鞍马、单杠、双杠、挅铅球、踢足球、打篮球、打羽毛球等，老师根据教学进度有计划地安排。
教我们上军体课的是5班的班主任，因为他个子长得高，所以我们称他为“长脚老师”。
体育老师上课时用来发号施令的一个重要工具是哨子，我们上海话都把它叫做“叫比”。哨子多数是用铁合金材质制成的，也有铜质的，哨子的屁股后面有个孔，可穿上绳子挂在头颈上。
在跑步训练及比赛时要用上发令枪，发令枪好象是不锈钢做的，亮闪闪的，枪声是发令枪打火药纸时发出的。参加跑步者站在起跑线上，老师喊道：“各就各位！”（由于第三个字喊得模糊，所以我们听上去是喊“各就位！”）“预备！”
   “啪！”的一声枪响，参跑者就在跑道上迅跑。如果是进行个人跑步测定，则终点线一端会有老师掐着手中的秒表来计算成绩。
每个星期六的最后一节课是政治活动课，用来给学校开大会，或听报告，或班级开班会，以及分组讨论等等。
除了在课堂里上课外，我们有时还利用下午的时间到上海玻璃机械厂所属的废旧物资部门去参加学工劳动，帮助工人分拣和搬运废旧物资。
上海玻璃机械厂与我们学校是对口关系，我们学校的工宣队就是该厂派驻的，所以我们平时的学工劳动也都安排在这家厂。
上海玻璃机械厂的厂门与我校的校门开在同一条马路上，两者相距约一站路。该厂的厂区在马路的东边，马路对面（西边）还有两处场地也是属于该厂，一处是该厂的材料仓库等；一处是该厂的大礼堂（兼职工食堂）。
我校若召开大会，有时是安排在教室里听麦克风广播；有时是集合在学校露天的操场上；有时把会场摆在学校的小礼堂里；有时则要假座上海玻璃机械厂的大礼堂。

欢送知青

自从去年（1968年）年底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新高潮。上海的有关部门趁热打铁，决定把留在中学里待分配的六八届学生全部都分到外地去。社会上把这种形势叫做“一片红”。
于是从今年（1969年）五、六月份开始，六八届的中学生们就分期分批地离开上海，开赴外地。他们每走一批，有关部门都要组织各个所在区的在校中、小学生以及里弄里退休的老妈妈、老爷叔们来夹道欢送他们。
九、十月份间，我们作为新入学的中学生继续参加了几次这样的欢送活动。有一次我们学校的欢送队伍被安排在江浦路上的江浦体育场附近，不久，见有车队开过来了，知青们都坐在征用的公共汽车里，女知青们比较沉默；男知青们则比较活跃，有的还把身子伸出窗外，朝我们欢送的人群挥手致意。
欢送的场面很热烈，红旗飘飘，歌声阵阵。欢送的人群或载歌载舞；或敲锣打鼓，更多的是挥动《毛主席语录》本，高呼口号。
我们学校里只有一套锣鼓家什（全套大约五、六副配件），每次参加欢送活动时都有许多同学抢着要敲，觉得好玩。他们敲出来的锣鼓声永远是“戚咚、戚咚、戚咚----锵！”七个音节，如此反复，比起欢庆“九大”时彩车上敲的那种花式锣鼓来，水平真是差得太远了。因为常见的里弄老妈妈们送喜报时也是这样敲的，所以我们把这种敲法嘲笑为“老妈妈敲法”。
在中学里第一次参加欢送活动时，我无意中说了一句喊口号“唔啥喊头”。很快就有同学把我说的话举报给了班主任老师，之后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了我，其中还说我对上山下乡的态度有问题。
到了第二次参加欢送活动，在整队出发前，班主任老师过来交给我一张纸，上面油印着十多条口号，老师说要我担任班里领呼口号的任务。他的意图显然是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也只好接受了。至此，这件事就固定在了我的身上，以后好几次的夹道欢送也好；上街游行也好，老师都叫我领呼口号。而我本人为了表示将功赎罪、痛改前非的态度，每次领呼口号时都喊得特别勤快、特别卖力。不了解情况的路人见此情形还以为我是个班干部，其实我这个时候什么都不是。

学习金训华

十月下旬，报纸上开始宣传报道金训华的事迹。
金训华，1949年出生，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1968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8月因山洪爆发，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
《红旗》杂志在第十二期上刊登了金训华同志的部分日记摘抄：

……
八月十四日（牺牲前一天）
今天，在广播里听到我国外交部的照会，我肺都气炸了。毛主席教导我们：“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七亿中国人民正严阵以待，坚决打击侵略者。我们要警告帝、修、反，用**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青年是不好辱的，如果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敢来试一试的话，那就请他们尝尝中国第三代、第四代的铁拳！
我们是新一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青年，美帝、苏修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呸！梦想！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都可以被粉碎，你全副武装的纸老虎有什么可怕呢！
打倒美帝！
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誓死保卫祖国的领土！
誓死捍卫**思想！
誓死保卫毛主席！

上海的青年美术人员陈逸飞（时年23岁）和徐纯中（时年22岁）被邀请到《解放日报》社，创作以表现金训华事迹为主题的宣传画。他俩合作了一幅名为《革命青年的榜样》的宣传画（单色水粉画），作者共同署名为“逸中”（取陈逸飞的“逸”和徐纯中的“中”）。
此画发表后立即风靡一时，《红旗》杂志还把这幅画作为插页随刊发行。陈逸飞后来曾宣称自己一生中有两张影响最大的作品，其一就是这幅《革命青年的榜样》。
1970年1月21日，邮政部门以上述这幅宣传画为图案发行了纪念邮票《革命青年的榜样》（文19），全套一枚，面值8分。这是邮政部门发行的最后一套“文票”，之后便开始发行“编号票”。
上海方面追认金训华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批准其为革命烈士，并且号召向金训华学习。发到我们学校的一个文件是：

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关于学习金训华同志的决定

   “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黑龙江省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知识青年，我们上海赴边疆插队落户的原中学红代会常委金训华同志，今年八月十五日为了抢救国家物资，在与特大洪水搏斗中英勇地牺牲了。
金训华同志是工人阶级的好后代，是我们红卫兵战士的好榜样。他永远紧跟毛主席，扎根边疆志不移。……金训华同志用他的壮烈举动，实践了他生前所说的“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的钢铁誓言!
……
红卫兵战友们！让我们通过学习金训华同志的活动，进一步推动我们红卫兵活学活用**思想的群众运动，深入开展大批判，克服各种错误的倾向，促进红卫兵组织的整顿和建设，促进各级红卫兵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进一步掀起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新高潮。让我们加强革命的团结，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上海市中学红代会

我们学校积极响应上述号召，在我们学生中开展了学习金训华的活动。在活动中，我写过两篇短文，其内容如下：

（一）谈谈学习金训华英雄事迹的感想

金训华是当代又一个革命英雄，他在日记中写道：“对自己严加严；对同志宽加宽。”而我却不是这样，当老师在批评别的同学上课讲废话时，我觉得批评得对，还劝过别人上课不要讲废话。而我自己呢，上课时也经常讲废话，做小动作，且听不进别人的批评，这岂不是“对自己宽加宽；对同学严加严”吗？我通过这次学习金训华的活动，认识到革命不但要革人家的命，还要革自己的命。我这种对己宽、对人严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我一定要以金训华同志为榜样，改正错误，搞好思想革命化。

12月15日

（二）心得

**思想哺英雄，英雄浩气贯长虹。在**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金训华同志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光荣地牺牲了，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他的死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的又一曲壮烈的凯歌。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精神。我在向金训华学习的活动中深深地体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是革命战士的崇高世界观。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就能战胜一切阶级敌人，就能上刀山、下火海，就能献身于壮丽的革命事业。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武装起来的人，靠他们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埋葬帝、修、反，建设共产主义。金训华同志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就敢于与洪水搏斗而献身，他的“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的钢铁誓言正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生动体现。
革命精神代代传，时代英雄千千万。金训华烈士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我们，让我们向金训华学习，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继续革命，乘胜前进。

1970年1月10日

红卫兵

这时的红卫兵已取代共青团，成为我们中学生的先锋组织。市里最高级别的红卫兵领导机构是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上海市中学红代会”）。
市中学红代会在本市二十个区、县分别设立一个军区，比如我们杨浦区的就叫“上海市中学红代会杨浦军区”。
各个军区下属的每所中学的红卫兵都各自设立一个团，比如我们中学就叫“某某中学红卫兵团”（简称“红团”）。
红团下属的每个年级（即每一届）的红卫兵分别设立一个营；营以下每三个班级的红卫兵分别设立一个连；连以下每个班级的红卫兵分别设立一个排。
班级里的红卫兵正、副排长代行该班级的正、副班长之职责。
以上说的是红卫兵组织的建制，而各个班级在学校里上学的时候仍以“班”相称，比如我们年级共有12个班级，编号为1至12班，我班是其中之一，就叫“一年级×班”或叫“七三届×班”。（之所以要说明这一点，是因为现在有人将以上两者关系混为一谈。）
只有到了拉练或者学农的时候，班级才改为军事编制，每个班级编为一个排，排以上还有连、营等；排以下则视情况设若干个班（这个“班”与平时班级的“班”是两个概念）。
在学校组织开展学习金训华的活动中，我们入学不久的一年级学生大都追求进步，掀起了积极要求加入红卫兵的热潮。
我这时也情绪高涨地写了申请报告要求加入红卫兵组织（我写的“申请书”没有找到，内容空缺）。为了学习金训华的革命精神，争取加入红卫兵，我其中一个积极的表现就是与别的同学一起负责出班里的黑板报，或抄录文章；或描绘题花。
这里先预告一下，虽然我此时（1969年12月）就申请加入红卫兵，但直到1971年2月才获批准，这时已经是我们班级的第五批加入红卫兵了。
在争取加入红卫兵的过程中，我写过一篇短文，内容如下：

学习英雄金训华

正当我校掀起学习英雄金训华的新高潮的时刻，我们七二届（后改为七三届）即将成立红卫兵组织，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红卫兵是革命青年的先锋组织，红卫兵的红司令是毛主席，我们要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参加红卫兵呢？
我在评比加入红卫兵的时候，曾想过，只要加入了红卫兵就算是努力到头了。与金训华相比，他想的是怎样从思想上、组织上真正入党，由此可以看出我的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是源自我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改造世界。”金训华在日记中写道：“头脑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去占领。”我把加入红卫兵当作革命到头的想法是我头脑里“私”字作怪的结果，因此我决心要向金训华学习，搞好思想革命化，纠正头脑里的错误思想。学英雄，见行动，争取早日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入红卫兵组织。

12月21日

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这天，学校召开大会，会上宣布了新批准加入的红卫兵名单，我们一年级的首批加入红卫兵的同学名单也随之公布了出来。
在一年级首批加入红卫兵的名单里，我班共有三人名列其中：男同学刘、沙和女同学许。女同学许还被任命为我班红卫兵的排长（即等同于我班的班长）；男同学刘为副排长（即等同于副班长）。
班里有个姓秦的同学，住在我们村子的17号里，这时与我的关系比较接近。他个子比我高些，筋骨也很好，十二月份的冬天仍然穿着单薄。他有时一早就到我家来约我一起到学校里去锻炼身体，在操场的一角吊单杠、撑双杠、攀绳索等。到了1970年寒假以后，秦同学忽然从我们班级里消失，后来据说他随全家迁移到秦皇岛支内去了。
在评选加入红卫兵的过程中，秦同学信心满满，觉得胜券在握，大有舍我其谁的气势。当第一批红卫兵名单公布后没有他时，他的情绪马上就一落千丈，怨天尤人。
其实在加入红卫兵的问题上我的失落心态与秦同学极为相似，只不过没像他那样明显地反应过度。事后不久我写了一个短文，当时是旨在嘲讽秦同学，现在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讽刺了我自己：

愿望

校革会领导正在麦克风里作关于在一年级建立红卫兵组织的报告。校革会委员、红团负责人黄老师用他那特有的嗓门说道：“红卫兵是青少年的先锋组织，……目前，我们一年级的同学中涌现出了许多的积极分子，……。”
胡明（化名）坐在教室里的课桌椅上，一边听报告，一边两只手在板着玩。当他听到报告中的这一句时，就想：我当然是这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之一。他似乎感到不足，就给自己寻找充足的理由：比如我帮班里出黑板报，虽然是与大家一起出的，但毕竟有我一员。比如向老师汇报情况，虽然是人家汇报的，但我是陪他们一起去的。比如办校外学习小组，虽然在小组里天天打牌，但总算挂了个好听的名称。比如搞班级工作……等等，还有很多，这样难道我还不算积极分子吗？哼！如果我不算，那么，那么学校里差不多就没有积极分子了。胡明想到这里，好象与人辩论得胜，将目光朝四周一扫，顿时觉得舒服了许多。
麦克风里的报告还在继续：“对于这样的同学，我们就应该将他们发展到红卫兵组织里来，培养他们，……。”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与胡明并排走着，他情绪很兴奋，试探地问我：“你看我们班里谁能第一批加入红卫兵？”
我奉承他说：“你肯定能第一批。”
胡明听我这么一说，正中他的下怀，更加心花怒放，嘴上却说：“那里，那里，不一定的。”他走得更欢，步子迈得更大了。
终于到了选举的一天，当老师宣布现在开始推选谁能够成为红卫兵的候选人时，教室里面坐着的同学们马上开始交头结耳，也有的同学坐在那里不动声色。比如胡明就是这样，他表面看上去像睡着了似的，其实心里是剧烈运动着的。他想：不管你们选谁，我总归是有的。
很快，下面已有人开始提名。随着女高音、男低音响过一阵后，黑板上出现了七个同学的名字。
胡明这时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他想，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人提他的名字，完了，他真想站起来给自己提名。
就在这千均一发之际，一个声音从角落里传来：“胡明！”老师随即在黑板上添上胡明的名字。
胡明此时多么高兴啊，他感激万分地朝那个角落望过去，真想跑过去立即拥抱那个提他名的同学。
放学回家的路上，胡明思潮翻滚，他反复考虑被提名的那些人里面到底谁能成为第一批的红卫兵。考虑的结果是他胡明最有希望，其他人，什么潘志、沙化、晓东（均为化名）等等都不在话下。想到这里，胡明觉得周围的景色都在朝他微笑，他也笑了。
上课铃响了，这节课专门讨论我班发展红卫兵的事。随着教室里课桌椅的拖拉声，男女同学分成了四个小组进行讨论。
讨论的办法是，围绕着提出来的十个候选人名单，大家分别发言，先表态同意或不同意，然后说明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
讨论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态参加讨论，有的兴奋；有的不满；有的妒忌；也有的无动于衷。那边一个小组传来一个女同学响亮的嗓音；这边一个小组两个男同学争辩得面红耳赤，几乎快要打起来。
我们这个小组比较平稳，将十个候选人的名单一个个讨论过来。先把五个女同学讨论过去，然后集中精力讨论男的，这是我们男同学关心的重点，于是大家都把身子朝前凑了凑。
胡明有些紧张，他也把身子往前坐了坐。
讨论的第一个男同学是潘志，其他人发言都表示同意。胡明不响，心里想：报上去吧，我不管。
第二个，晓东，其他人也都同意。胡明不响，心里想：他有什么好，哼，报上去吧，我随便。
第三个，沙化，意见有了分歧。胡明坐不住了，他想：沙化这小子算什么，他也来滥竽充数。于是胡明终于跳出来竭力反对沙化。
第四个讨论胡明，胡明美美地坐在座位上，让大家对他表态。他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大家的发言，一边眼睛不时地瞟着副班长做记录的记录本。胡明也获得了通过，使他高兴万分。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讨论我。由于刚才我发言支持了胡明，所以他现在要报答我，他大声地说：“同意！同意！”好似包打天下的气概。最后我的名单也通过报了上去。
小组讨论会整整开了一个上午，如果不是大家的肚子已经在“咕咕”地叫，还结束不了。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又和胡明走在一起。胡明先是很高兴，转而又忿然起来，他对我说：“沙化等人怎么能够加入红卫兵，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心里想：胡明也太自以为是了。
12月26日，我校召开批准一年级首批加入红卫兵的仪式大会。我们都坐在学校小礼堂的水泥地上，胡明也坐在其中，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还像平常一样和人打着招呼，其实他的心情很不安。
大会开始后，红团领导宣布被批准的红卫兵名单。当宣布到我们班级时，只有女同学徐芬（化名），男同学潘志、沙化三人入选。胡明听到这里，脑袋一下子炸开了，心全凉了。他感到地上有一股凉气从他的屁股下面直冲上来，他颤抖着，忿怒，懊丧，他想要昏迷过去。
好不容易捱到大会结束，胡明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家去。他感到自己遭受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他想：唉，我这么好的人竟没有被人看出来，真是太不公平，太遗憾了。而那些远不及我的人却爬到了我的头上，真是……真是……。胡明心情沮丧，他看周围的景象也好似都在嘲笑他。
事后老师曾找他谈过话，老师说：“你虽然有进步，但还有一些缺点需要克服，希望你进一步努力，接受组织对你的考验。……”
胡明听不进老师的话，什么努力，什么考验，全是压制好人。胡明颓唐了，他再也不用上下奔波、卖力积极了，这样他反而活得轻松，愉快了很多。
寒假一眨眼就过去了，新学期刚开学，我们班里就传开了一件事，说胡明与班里的一个女同学搞不正当关系。我听到这个新闻后，惊讶得嘴都合不拢，太不可思议了。
没过几天，胡明就不来上学了，后来听说他转学永远都不来了。我这才想起我有一本很好看的书借给了他，直到这时我还有想要讨回这本书的念头，真是可笑，还是到家里去回想一下以前看那本书的美好印象算了吧。

1970年4月

沙同学

入读中学没多久，大家都知道了我们这个班级里的同学，除了一人之外，都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唯一住在村外的同学姓朱，他家就在我们学校边上的农村里，户口属于五角场公社长白大队。朱同学因为小时侯得过天花，所以他的整张脸盘都布满了坑坑洼洼的疤痕，甚至连耳廓上都有。）
因为我们都住在一个村子里，所以在我们村子通往学校的道路上，每逢上学前或放学后都可见到三三两两的男、女同学行走。我们班级的这种状况可谓是“三同”，即住在同村的同班同学。
我班住在村子里的五十几个同学分布在全村十二个门牌号的居民楼里，有的门牌号楼里住得多一些；有的住得少一些。8号里住得最多，仅男同学就有五人。20号里住得最少，只有一个同学。
我家住的这个门牌号楼里，共有三人，即102室的我；105室的沙同学以及201室的于同学，都是男生。
于同学个子比我高些，比我壮实，比较顽皮，对我很友好。
沙同学身材与我差不多，有人叫他绰号“麻皮”，但不是前面所说的朱同学的那种，只是脸上有一些褐色的雀斑而已。
我视力不太好，排座位时就选在了坐第一排。不知怎么沙同学与我配对，于是我俩就坐在了一起。这时我与沙同学的状况，除了上面所说的“三同”外，还要再加上“二同”，即同桌；同楼（同住一个门牌号居民楼里），共计“五同”。
与沙同学同桌，我坐在课桌椅的右边；沙坐在左边。到了上课的时候，他趴在桌子上写字，写着写着就把右臂的肘子旁若无人地、很纵深地侵入到我的“地盘”上来，为此，我向他抗议过好多次。
我俩放学后有时会留下来在教室里打乒乓球。把两张课桌纵向对接，中间搁一把扫帚柄当作拦网，即可开打。我与沙同学打乒乓，输球的总是我，使我的好胜心大受挫折。其中输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很难接住他发过来的旋转球，老是吃他的“转”。于是我向沙提出来发球不带（即不可以）发转球，沙对此当然不同意，他那肯放弃这种战胜我的机会。
沙同学是个文艺积极分子，早在小学里就是小分队的成员。进入中学后，他马上又被我们中学的小分队所招募。因为沙同学这时的表现非常活跃，很出“锋头”，使他先入为主地给同学们普遍留下了积极向上的印象，进中学仅仅四个月后就被推选并被批准加入了红卫兵。如前所说，这是在我们一年级学生中首批发展的红卫兵，我们班上获此殊荣的只有三个同学（两男一女），沙同学正是这三者之一。
我对沙同学取得的荣耀非常嫉妒，经常对之心怀不满，因而在与沙同学的交往中引起纷争不断，可见我当时的心胸之狭窄。
关于我与沙同学的关系，我后来曾写过一段简短的评述：

奇遇

刚进中学不久，我便于沙者投好一时，甚密切，在学校里同学、同座，形影不离。
但其后沙者很快成为班级里的时髦人物，我出于小资产阶级的狭隘心境竟容不得他的步步高升，大为妒忌。我觉得沙者没有什么了不起，心里忿忿不平，从此无论什么事，总是有意为难他。在讨论第一批红卫兵时，吾乃反对沙者的活跃分子之一。但长江毕竟向东流，沙者还是在第一批加入了红卫兵，使我觉得无可奈何花落去。
之后，老师常常把我与沙者安排在一起做事，我对此很不满。沙者好胜心强；我也好胜心强，两个好胜心强的放在一起，焉能太平乎？
到了1971年，形势大变。因为沙者长期以来不思进取，终于引起众人对其意见纷纷，其地位也快速下降。与此同时，我开始能量发挥，成为后起之秀，在班里的地位逐渐上升。于是沙者开始妒忌我，成了班里反对我的最积极分子，比如在某次评选三好学生的小组会上，沙者是唯一反对我的人（此乃几个同学在会后告诉我的）。我想我过去也曾这样对待过沙者，所以我这是咎由自取，只能默默地承受沙者的报复。
由于我与沙者的关系越来越搭僵，所以到了1972年寒假后我就向老师提出不与沙者同座。这样做虽然是我没有海量的表现，但没有就没有，我以后可从其它方面予以补救回来。

文艺双姝

我们班上除了沙同学外，还有两个女同学在小学里也是小分队的成员，她俩与沙同学都曾是同一所小学的同学。进了中学后，他们三人也都顺理成章地被我们中学的小分队所延揽。
所谓“小分队”是我们通俗的叫法，它的全称叫“**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特定的组织形式在几乎所有的工厂、农村、农场、部队、机关、街道、学校等单位都普遍存在，这种普遍性既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又体现了在文化娱乐的需求上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在文革前开展的更加红火，那时一些大厂甚至组建有自己的业余剧团，如上棉十七厂越剧团；上钢三厂京剧团；上棉一厂淮剧团等等。
我们班级两个小分队成员的女同学，一个叫A（代号）；一个叫C（代号）。入读中学不久，在学校举行的庆祝国庆二十周年的文艺演出上，学校的小分队给我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其中我班的这两位女同学A和C共同跳了一段山寨版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中的双人舞（即剧中连长与吴清华跳的一段舞蹈），她俩舞姿优美、神采飞扬的表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美好印象。以下分别来说一下A和C。
先说一下A同学，她长得非常美貌，大眼睛，肤色白皙，头发有些自然卷曲，看上去颇为洋气。我后来写过一段对她的评述：

A——据说她在小学里因为能歌善舞而很受老师的宠爱，但进了中学后就吃不开了。她在同学中往往以老大自居，听不起批评话，只爱听恭维话。刚进中学时她为了要加入红卫兵，曾努力过一阵，后来第一批没被批准，她就低落下去。到了“创四好、争五好”运动开展后，她为了当上五好战士，又积极了一时，后来五好战士没评上，她就又低落下去。以后凡是形势逼人，她就情绪高涨；没有达到目的，又情绪低落。如此反反复复，影响了她的进步。
她老是加入不了红卫兵，到最后连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放弃了努力，混同于一般的老百姓，甚至滑到了无政府主义的边缘，非常可惜。
我认为她的处境有同学（主要是一些女同学）对她的妒忌和排斥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她自身没有把握好，处世比较傲慢，比较情绪化。

中学结束后，我不知道A分配到哪里去了。1975年春节前夕的一天，我在住家附近的一条道路上非常意外地遇见了A。虽然我与她中学同窗四年，但从来没有与她单独的面对面地说过话，所以这次遇到她，还没开口说话，我的脸一下子就涨得通红，仿佛全身的血液都涌了上来。
A比读中学时出落得更加成熟、更加漂亮了，她问我中学毕业后分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在某某厂读技校。
我问她分在哪里。她说在国棉十九厂。我听了很惊讶，原来她与我母亲在同一家厂。
我再问她在厂里的什么车间。她说在细纱车间。我更惊讶，因为我母亲也是细纱间的。
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因为她要赶去上中班，所以就与她匆匆分别。
我走了几步后，又回过头去望了一眼这位新一代纺织女工窈窕的背影，心中猛然升起一股对中学时代的眷恋之情，纠结于心头，怅然若失。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A同学。
接着来说一下C同学，她容貌清秀，两条长辫子垂到腰际，瘦削的肩胛细细的腰，身材苗条，婀娜多姿。我后来也写过一段对她的评述：

C——据说她在小学里就喜欢唱歌、跳舞，并经常在大庭广众下出头露面，因此进了中学后可以看得出她处世比较老练，遇事从容不迫。她个性较强，比较有主见，人很稳重。她不大响，口子较紧，但一旦开口，话语往往尖锐。她在班上从来不对什么人搞阿谀奉承那一套，从来不说三道四、挑拨离间；也从来不说低级趣味的话；做庸俗无聊的事。
她上课专心听讲，功课很好，字写得漂亮，文章也写得熟练。体育方面也不错，跑步跑得很快。能遵守纪律，老师布置的任务也都能完成。
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也许是她为人比较清高，或者还有其它什么原因，她也像A一样老是加入不了红卫兵，每次开会只要讨论到她参加红卫兵的问题，总有一些人找出各种理由把她橇掉。我在边上干着急，也帮不了她的忙。

1971年2月我们第一次拉练，在南汇老港宿营的时候，我们男同学听说女同学们都在寝室里为想家而闹情绪，就跑去看热闹。
到了女寝室的门口，见到只有C一人正在院子里晾衣服。便问C：其他人呢？C笑着回答：她们都在屋子里哭呢。
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因此感受到了C性格的坚强，以及她的不同凡响。
1972年初，我进入了“十六岁的花季”，情窦初开，在经过前一段朦胧期的酝酿后，我终于开始明确地暗恋上了C同学。

参加小分队

前面已经说过，刚进中学的时候我与沙同学关系比较密切。国庆节过后的一天，沙同学来找我（以下引述我当时写的一段记录）：

沙某某对我讲，要我参加小分队。
我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就拒绝了他。
沙说：你不愿意宣传**思想吗？
我说：不参加小分队照样可以宣传。
沙某某在小学里就是小分队的活跃分子，进了中学后又加入了中学的小分队，他现在想要把我也拉进去，我坚决不肯。任凭沙某某连讲带劝，花了半个钟头也没能说服我，他只好算数。
第二天放学，我正准备走，突然班主任老师叫住了我，他肯定地对我说要我参加小分队。
我听老师这么一说就没办法了，只好同意加入小分队，沙某某很快就拿来入队的登记表叫我填了。
事后我打听到一些消息，说这是他们小分队里早就商量好的。因为我们班上只有沙某某一个男的参加小分队，所以他们想再发展一个，就选中了我。于是他们跑到老师面前去献计献策，A和C这两个女的还无中生有地说我在小学里也是小分队的。之后他们先派沙某某来动员我，不成后再由老师出马。

就这样，我被迫参加了学校的小分队。自此我们班级的小分队队员就有了四个人，两男（沙同学与我）两女（A与C）。A同学是我们几个的负责人，当然也成了我的领导。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唱歌，但这只是一种自娱自乐的爱好。我从来没想过要学习正规的唱歌技巧；更没想过要当歌唱家。在器乐方面我也没有一技之长，所以把我拉进小分队其实派不了什么大用场。不过我的长相和身材还算马马虎虎，可在合唱时“滥竽充数”；或在歌舞中凑合一下；或在演出时跑个龙套；或帮忙搬搬道具、布置舞台什么的。
这个学期我们只上半天课，于是下午有时（大约每个礼拜两至三次）我们就到学校里去参加小分队的活动。
进行唱歌训练是小分队活动的内容之一，对我来说，唱歌的方法和技巧都要从头学起。
进行舞蹈的体形训练也是小分队活动的内容之一，有一间教室专门辟为练功房给我们使用。
排练节目是上述各项训练成效的综合体现。
排练唱歌节目，唱歌的形式有独唱、男女声二重唱、男、女声小组唱，以及大合唱等。其中小组唱和大合唱比较有难度，比如这里面还有个和声的问题。合唱的时候，前面有人打拍子，每个人唱歌的节奏和发声的高低都要听从打拍子的指挥。
排练舞蹈节目，舞蹈的形式有独舞、双人舞、群舞，还有伴舞，以及为诗朗诵拗造型等。
通过排练舞蹈，我认识到原来跳舞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是有它特有的规律和讲究。比如舞蹈的形体动作既有基本设定的，也有根据内容编排的。一般来说，男舞者的动作设计要阳刚一些，以示孔武有力；女舞者的动作设计要阴柔一些，以示轻盈曼妙。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表现出坚强的革命精神，舞蹈动作都设计得比较“直骨铁硬”，看上去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的样子。
有一次排练歌舞——毛主席的诗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其中有一段舞蹈动作根据诗意设计成“向前进”的步伐，这时假定地面上有一个方格，我们伴舞者按照音乐节奏双脚1、2、3、4分别交错地踩在“方格”的四个角上，做出不断变化的原地踏步动作，再配合上身的倾斜和手臂的姿势，用这样的舞蹈技巧就把“向前进”的态势象征性地表现了出来。还有一个设计动作，即跳跃式两脚一前一后交替踏步，也是表现“向前进”的态势。
除了排练唱歌、跳舞的节目外，还有其他的排练内容，比如演出样板戏的片段和唱段等。有一技之长的同学，如吹口琴、吹笛子、打快板、拉胡琴等，则单独排练。
在我们小分队排练节目的过程中，由于男女同学交往比较密切，使我有了一些多余的发现。比如我觉得我班的女同学A的眼睫毛比较长；又比如我班的女同学C，她的个子比我还高一些（我直到读三年级时才超过她）。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对C继续有新发现，比如她的身材很好，好就好在她的腰际线偏上，使两条腿显得特别长。
十一月份，我们小分队曾赴郊区南汇的乡下，给正在那里“学农”的我校六九届学生作了几场慰问演出。至于演出过程中的许多细节都已记不起来了。
十二月份，我们小分队在学校的小礼堂里为在校师生作了一场迎新年文艺表演，把几个新排练的学习金训华的节目也上演了。
过了元旦后，上海玻璃机械厂召开总结表彰大会，我校的小分队应邀与该厂的小分队一起在会后为工人们表演了文艺节目。
虽然小分队里的女同学基本上都长得蛮好看的，但我这时尚未“成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所以在与她们一起搞活动时我完全没有体会到那种“老虫（老鼠）跌了米缸里”般的快乐。
相反，男小人在性成熟的前夜一般都不喜欢与小姑娘一起玩，觉得“没劲”，我当然也是这样想的。
另外，我勉强加入小分队后，一直培养不出对它的兴趣，老是觉得在小分队里忙忙碌碌并不是我内心想要做的事。
还有，我曾经听到同学中有人讲小分队的坏话。因为在小分队里男、女同学因活动需要而相处甚密，所以有人就借此把小分队说成是“骚分队”。我心理比较脆弱，听到这种流言蜚语就觉得承受不起。
再有，1970年春节期间，我家从原来居住的村子里搬走了，搬到离学校比较远的地方，若频繁到学校去多有不便。
于是，在1970年的寒假过后，我就自动脱离，从小分队逃跑了，结束了我在小分队三个月的历程。
这里再说一些题外话。上海话把年幼或年轻的女子叫做“小姑娘”，就是安徽人说的“丫头”；广东人说的“女仔”；湖南人说的“女娃”；山东人说的“大嫚”；北京人说的“小妞”，等等，也就是台湾人“国语”所说的“女孩”，或“女孩子”。
最终是台湾人的说法大获全胜、压倒一切，现在的报刊杂志上、电视节目里（包括电视剧），以及网络等等，都千篇一律地使用“女孩”这个称呼。凡女的从生下来一直到三十好几，都被称为女孩。即便是已经结婚生子，还被称作女孩。更有四十岁出头的未婚女子也胆敢自称为“女孩子”。

年历片问世

首先把概念厘清一下。在这之前也有广义上的年历片，我这里所说的年历片，指的是从这时起到八十年代初期在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印有图案和年历的卡片。
十二月份，市面上开始出现一种叫“年历片”的东西，其形状、大小、质地都与扑克牌相似。正面印有彩色风景照或样板戏的彩色剧照；反面印有1970年的年历。
就在这个时候，我也得到了一张如此的年历片（已忘记是怎么得来的），这也是我拥有的第一张年历片。它的正面印有“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一幅剧照，反面是1970年年历，但上面没有印发行单位，也没有印定价什么的。
年历片甫一问世就引领新潮，很快就取代了流行三年多的徽章（包括毛主席像章），成为社会大众新的追捧热点，一年比一年兴旺。
制作年历片的开头几年（1969年底、1970年底、1971年底）多数是由公家发行，比如上海东方红书画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数量有限，品种较少，且大都是纸质的，通过商店出售。
在1970年底上市1971年年历片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社会上的单位介入年历片的发行，而且出手不凡，制作的年历片都是双面压膜（塑料薄膜）的。比如我得到的一张1971年年历片，正面印有样板戏《红灯记》的一幅剧照；反面印有1971年的年历和发行单位：“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
之后，社会上制作年历片的单位越来越多，年历片的品种、花样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美。而公家发行的年历片则相形见拙，每况愈下。到1972年底以后，社会单位就完全垄断了年历片的发行市场。
发行年历片比较强势的社会单位多是一些搞进出口的外贸公司，比如我连续好几年都获得“中波海运”公司发行的年历片，制作精良，令人爱不释手。
因为这个时期的年历片几乎都是各家单位自行定制的产品，所以绝大部分年历片也像前些年流行的徽章（包括毛主席像章）一样，以单位和个人之间的买卖或馈送为其流通方式。
我父亲很快就投入到获取年历片的行列中，正如他前几年搜集徽章的那种热情。每到年底，我父亲业余爱好的重头戏就是忙着到处去弄年历片，乐此不疲。一些亲朋好友都知道我父亲弄得到年历片，于是到时纷纷前来索要。
年历片上有个变化要说一下，分别于1969年底、1970年底、1971年底发行的1970、1971、1972年的任何一种年历片，也不管是哪家单位发行的，其年历的右上方都必须印有“12月26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1893）”的字样。自1972年底以后发行的年历片就取消了这一说明。
随着年历片一年一年的发行，年历片上的图案也不断推陈出新，丰富多样，可谓五花八门，不胜枚举。
年历片的形状也有了变化，不再是单一的扑克牌式样，还有方形、菱形、加长形等。据说最长的年历片有二十多公分长，而最小的年历片形状比苏打饼干还小。
随着年历片的发展，年历片的设计理念也从以单张散装为主转变为以成套包装为主。所谓成套的年历片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图案配套，比如以四张不同图案的年历片组成一套，或八张组成一套，或十张一套；一种是以月份配套，即每个月一张，全年12个月12张（正面的图案当然各不相同）组成一套。而成套的年历片再用定制的外包装纸包起来，看上去档子（品味）就提高了许多。
在年历片盛行的那些年里，每到年末岁尾，小小的年历片顿时成了人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特殊礼品，其意义恰好与“礼轻情义重”的理念相吻合。
年历片越是流行，它本来用于查看日期的功能就越是被淡化，正如集邮的邮票不是用来寄信的。社会上经久不衰的收集年历片的热潮，也使得年历片的属性最终异化成了一种收藏品。
作为收藏意义上的年历片当然也有它的热门品种，也就是上海话所说的比较“吃香”的货色。比如1975年的一套（四枚）色彩淡雅的蝴蝶年历片，就很受人喜爱，据说有人还把它赠送给了江青。这套年历片首次采用了凹凸版的制作工艺，使画面更有立体感。又比如1977年的一套（十枚）色彩鲜艳的洋娃娃年历片，也是当年的抢手货。以上这种蕴藏于社会深处的对年历片的鉴赏力，可谓是那个年代老百姓精神生活的一个缩影。
既然年历片成了收藏品，也就必然产生了交换的空间，正如文革期间交换徽章一样。私下的交换不说，在年历片的鼎盛时期，公开的、最大规模的交换场所在南京西路国际饭店的对面——人民公园围墙外的人行道上（朝里的一边即人民公园的围墙上筑有一排宣传橱窗）。这个场所是自发的、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逢到年底发行年历片的那些日子里，每天都有许多人像打扑克牌一样把年历片抓在手里，到这里来寻求交换。
事物都有开始和结束，年历片也不例外。年历片流行的最高峰是在1977年底发行1978年的年历片，之后便开始逐年消退。至1980年底，社会单位都退出年历片市场，转而去玩新兴的、更有价值的挂历行当。于是年历片如同弃儿一般再由公家接手，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等部门继续发行，复归市场销售。
年历片到了这步田地，其原来的礼品价值、收藏价值都已丧失，因而无人再为之喝彩，其身价也一落千丈。勉强发行了几年，捱到1984年年底的时候，年历片就悄无声息地结束了它曾经辉煌的一生。
之后有关部门又改头换面发行了几年新版的“年历片”，仍旧恢复纸质，图案有风景、中外名画等（我曾挑选感兴趣的买过几套），仍无起色，最后不知所终。

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新年临近。年终的时候学校里请人给我们作了一次形势报告，我做的记录内容如下：

元旦形势报告

1、国内、国际形势
总的形势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国内形势一片大好。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击了一小撮敌人，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召开了党的“九大”。**思想大普及。全国人民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党更加伟大、光荣、正确。干部思想进一步革命化。社会主义经济不断提高，农业连年大丰收，余粮储备大大增加。工业超额完成今年的计划，北京有六百多家工厂在六月份就完成了全年指标。大庆油田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造船工业发展很快，万吨级轮船只要36天就造好了。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创举。十二万五千瓦发电机组赶超世界水平。……医学上医治聋哑取得成效。……成功爆炸了氢弹。……市场物资充沛，物价稳定。
国际方面，世界上存在四大矛盾。**思想为亚、非、拉人民所掌握，纷纷开展了武装斗争。泰国、缅甸、日本人民都与帝国主义进行了斗争。马列主义力量不断增强，由35个政党增加到了一百多个，他们代表了人民的力量。美帝、苏修狼狈为奸，反对中国，扶植各国反动派镇压各国人民。近来，美帝表示对我国友好，开放禁运。美帝是强盗，我们对此不抱幻想。原因是美帝与苏修有一些矛盾，各怀鬼胎，都想欺骗人民。他们在扩军奋战方面的危险性，我们要有所准备。
2、关于中苏边界谈判
谈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现在苏修代表团回去了，要玩新的阴谋。苏修一方面与我们谈判，一方面在边境搞了一百多万军队，所以谈判是欺骗苏联国内人民的。苏修想要与美帝一起来搞我们，苏修在越南帮美帝脱身，在阿拉伯、西德搞阴谋。在国内硬说我们要侵略别国，苏斯洛夫等苏修分子都发表文章和讲话，攻击我们修机场、移民。对我国进行侦察，搞军事演习。控制小修，把它们当作变相的殖民地，但小修也有离心倾向。苏修还想拉拢亚洲的一些国家，与日本搞微笑政策；利用蒙古做马前卒；支持印度反动派等。这些外交活动与当年的希特勒一样，所以我们与苏修谈判也是一种斗争，要揭露它妄图侵略的本性。
3、关于打仗问题
当前有和平麻痹思想，认为仗打不起来，认为我们强大打不起来，认为中苏在谈判打不起来，这些都不符合客观实际。谈判往往是为掩盖战争做准备，当年的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就是采用这种策略的。战争打与不打两种可能都存在，但我们要做好打的准备。仗如果打起来以后，是小打还是大打，现在打仗是立体战争，不分前方后方，海、陆、空一起打。我们要准备苏修对我国发动大规模入侵，它在国际上抢购机器，看架势是要大打。苏修又是不按常规出牌的，苏修搞导弹基地，搞远程轰炸机，可能性是要打核战争。所以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准备着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坚决保卫祖国，歼灭一切来犯之敌。

（以上的记录时间是1969年12月29日）

随着1969年的结束，风云际会、跌宕起伏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全部过去了。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谨以此文纪念我入读中学四十周年

（本文曾于2009年8月20日在某网站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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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凡 平民记忆之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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