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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记忆之一九六九年
锋凡
1969年,我13岁。
话说1968年底的雪,飘飘洒洒地一直下到1969年初,小寒节气后的1月6日夜里,气温骤降至零下8.3摄氏度。
第二天早上我冒着严寒去上学,途中看到控江路好几段的路面上结着约一公分厚的冰层,交通中断,有关方面组织了许多人力正在用铁锹奋力铲除路面上的冰冻。一些解放军战士也赶来帮忙。
不知从哪里飞来的一只鸽子,在风雪中迷失方向,跌落在我们村里的雪地上,被我们楼里的几个小孩捉住。
他们曾把它放在我的家里养过一天,蓝灰色的羽毛,“咕、咕”地叫着,买来“珍珠米”(干的玉米粒)喂它吃。我注意到它纤细的脚杆上套着一个铝圈(上面标有若干记号),可见它的身份是一只信鸽。
过了几天,它终于被杀死。据说杀鸽子不能出血,于是那两个小孩就站在我们居民楼的楼梯过道上用手捏住鸽子的嘴和鼻孔,不一会儿就把它给闷死了,然后拿去烧了吃掉。
一个那么可爱的、温顺的小精灵就这样被消灭了,我觉得这事做得非常残忍。
一本挂历
我父亲的一个好友在北京中国国际旅行社工作,他在1968年底的时候给我家寄来一本1969年度的挂历。因为这本挂历我现在还保存着,且页面上都是美术作品,所以不妨拿来介绍一番。
此挂历的尺幅约两张A4纸那么大,英文版,因为图片不会发,就以文字来表述一下页面上的内容——
January(1月)、画面是:毛主席发出“炮打司令部”的号召(油画)
March(3月)、画面是:一支红卫兵队伍在步行大串连出发前进行宣誓(国画)
April(4月)、画面是:欢庆中央给上海造反派的贺电(宣传画)
May(5月)、画面是:农民写大字报(国画/画上的题字是“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
July(7月)、画面是:工人形象(国画/画上的题字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August(8月)、画面是:解放军战士抢救落水的红卫兵(油画)
September(9月)、画面是:革命委员会好(宣传画)
October(10月)、画面是: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油画)
December(12月)、画面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油画)
(注:2月、6月及11月的页面缺失。)
以上画作都没有作者署名,以我的绘画水平来评判,这些画都画得很好,应该不是一般的业余画家所为。
因为现在的过来之人都忙于表白自己在文革中是如何如何“受迫害”的;或者标榜自己在当时就怎样怎样地“觉醒”和“反抗”的,所以对于上述这些为文革作宣传的事当然不会有人出来承认。
迎“九大”
今年(1969年)的春节是2月17日。春节没过几天,到2月下旬,社会上突然传说“买毛巾要凭布票”,于是各家各户的婆婆妈妈们纷纷出动,到商店里去抢购毛巾。一阵风过后,全市多销售了二百多万条毛巾。
过了年(春节)后,全国上下、方方面面都开始期盼着党的“九大”(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广播、报刊和书籍也加大宣传力度,为“九大”的召开营造气氛。
与此同时,庆祝“九大”召开的游行活动也开始筹备。我们杨浦区各单位组织的游行队伍都聚集在杨浦体育场里进行排练,但见场内绸带逶迤、红旗飘扬;口号阵阵、锣鼓喧天。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参加排练的男男女女个个都意气风发、神情激昂。许多辆彩车也都装扮各异、争奇斗艳。
这时,在广播里和社会上最流行的歌曲,也是最切合形势的主题歌,是一首叫《满怀激情迎九大》的歌曲:
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我们放声来歌唱。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毛主席亲手来缔造,亲手来缔造,**思想来武装,来武装。
是您领导我们得解放,您的恩情比海深,恩情比海深;您的思想放光芒,放光芒。哎!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千锤百炼无比坚强。永远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阔步前进奔向共产主义前方。哎!
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战士永远忠于党,战士永远忠于党。
我把这首歌定为1969年的标志性歌曲,因为它代表着这一年的特殊背景,还有它的广泛传唱,以及它曲调的悦耳动听。
大人们都以劳动和工作的实际成绩向“九大”献礼,我们小学生则是响应学校的号召,每人做一个手工艺品来为迎“九大”略表心意。
我在家里花了两个下午的时间描绘了一幅毛主席像。用铅笔画的,画在一张32开的“铅化纸”(我们上美术课的绘画专用纸)上,临摹的是流传很广的毛主席穿军装的左侧面头像版画,然后交到学校里予以展览。
因为我画得不错,受到了老师的称赞。活动结束以后参展的作品都退还给了学生,我的这幅画也拿回了家,并把它一直保存至今。
去年(1968年)年底的时候,会木匠手艺的大伯为我打(制作)了一个“夜壶箱”(即床头柜),从此我拥有了一个集中存放、收藏私人物品的地方。
珍宝岛事件
正当全国人民都被动员起来迎“九大”之际,3月2日,在中苏边境的珍宝岛上,我边防站长孙玉国率领的一支巡逻队与苏联边防军发生武装冲突,双方激战近一个半小时,我军伤亡54人(亡20人,伤34人);苏军伤亡56人(亡48人,伤8人)。之后经过各自筹划,3月15日,中苏两国的边防军在珍宝岛再次爆发更为激烈的交火。
珍宝岛事件的发生,不仅促成了当年的国内形势发生重大的变化,也对我国今后两三年的国内外大政方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八月份我进中学后曾听过一个关于争夺坦克的报告,说的是3月15日中苏两军在珍宝岛的战斗中,有一辆苏制T—62中型坦克被我们布在江面冰层上的反坦克雷炸中,履带被炸断,瘫痪在那里。
周总理打电话指示要把这辆坦克拖回来,一方面有其军事研究价值,另一方面有其政治意义,说明这是苏联侵略我国的铁证。
因为这辆坦克在当时有些技术(如红外夜视仪、双向稳定器等)很先进,所以苏联高层也急着要把坦克拖回去,并下令如实在不行就把它炸毁。
在双方的激烈争夺中,坦克的前部从江面的冰层裂缝里沉入江水中。最后由我海军北海舰队派出的潜水员潜到坦克处,用钢丝绳把坦克拴牢,挂住拖钩,在岸上用四台手摇齿轮绞盘分两次把坦克炮塔和坦克车体先后拖了过来。
后来这辆战利品(拆下了里面用于军事研究的部分)与当年被击落的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的残骸一起陈列在北京中央军事博物馆内。
因为形势发展的需要,珍宝岛事件中的战斗英雄孙玉国被特别邀请参加了随后召开的党的“九大”。当他作为解放军的代表在会上发言时,与会的代表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连毛主席都站起来给他鼓掌,并且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会上孙玉国还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除了孙玉国外,珍宝岛战斗中其他解放军战士的英勇事迹也一一被宣传出来。其中最为感人的是一个叫于庆阳的战士,他头部中弹倒地,正当卫生员给他包扎时,于庆阳从昏迷中惊醒过来,他挣扎着站起来,端起冲锋枪又朝前冲去,在雪地上留下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六个脚印,壮烈牺牲。
当时的中央军事博物馆的画家三剑客(高虹、彭彬、何孔德)之一的何孔德根据于庆阳烈士的事迹创作了一幅著名的油画作品《生命不息/冲锋不止》。
后来我们中学的英语教科书里有一篇课文说的也是于庆阳烈士的事迹,赞扬他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保家卫国的英雄主义乐章,课文的标题也叫《生命不息/冲锋不止》:
“生命不息/冲锋不止”这句英文“The ……”我到现在仍然能说得出来,但可惜写不出来。
前几年,我在2006年第八期的《中国新闻周刊》上看到该刊记者写的一篇谈“恶搞”的文章,该文引用了一幅“油漫画”作为题图(画幅横跨两个页面)。这幅“油漫画”大致上就是把上述何孔德的油画名作进行改装,把画面上于庆阳和卫生员的人头切换成当代两个痞子形象的人头,再把画面上卫生员手下的医疗箱换成了一瓶“可口可乐”等等。
美术界的这种“恶搞”之风以及与此同时盛行的所谓“当代艺术”的“政治波普”作品,特别受到境内外某些势力的青睐和力捧,并为之推波助澜,兴风作浪。
“九大”召开
珍宝岛事件所造成的形势变化尚不足以改变中央的既定部署,党的“九大”于4月1日隆重召开。在当晚的八点钟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里,播送了“九大”主席团秘书处发布的新闻公报。
第二天,和全市人民一样,学校也组织我们学生上街参加庆祝“九大”开幕的游行。
马路上各方面的游行队伍很多,川流不息。我们学校的游行队伍沿控江路往西走了两站多路,当我们到达隆昌路口时,看见从隆昌路里有大批的游行队伍正朝我们迎面走来,把不是很宽的马路塞得满满当当。于是我们就顺势分坐到马路两边的上街沿,观看起大人们的庆祝游行。
庆祝“九大”开幕的游行只是各单位分散地、随意地搞一下,集中的、正式的庆祝游行放在后头,放在“九大”闭幕的时候举行。
因为“九大”已经开幕,所以杨浦体育场里为日后闭幕的庆祝游行而进行的彩排活动更加抓紧时间,开展得热火朝天。
4月24日晚上,广播电台里再次播送“九大”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四月二十四日下午胜利闭幕。
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了今天的大会。
林彪副主席主持了今天的大会。
在今天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还有: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同志。
……
(注:就在“九大”闭幕的这一天,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南京梅山铁矿附近由上海投资主建的一座炼铁厂成立了工程指挥部。该工程取意于“九大”4月24日闭幕而定名为“九四二四工程”。两年多以后“九四二四工程”才改名为“梅山工程”。现为上海梅山有限公司,隶属于宝钢集团。)
“九大”闭幕的次日(4月25日)上午,全市性的庆祝游行隆重登场,盛况空前。这天参加庆祝游行的都是专门组织起来的队伍,并且经过了长时间的排练,除此以外的其他人则都是这次大游行的观众。
我观看我们杨浦区游行的位置在平凉路上接近隆昌路口的南面一侧,从住在附近的大伯家里借来一个小矮凳,坐在马路边等候着。马路两边很快就陆陆续续来了许多观看游行的男女老少,有带凳子来坐着的;也有站着的。
集合在杨浦体育场内参加庆祝游行的各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街道等的队伍,按照排定的顺序出发,出体育场,沿隆昌路南下,至平凉路右拐弯,再沿平凉路西进。当游行队伍的先头阵容到达隆昌路、平凉路路口时,游行才算正式登场。
这天,春光明媚,春风和熙,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由远而近,一个方阵一个方阵不断地从我们的面前走过。
队伍中,人们扛着巨幅的毛主席像;扛着大型的横幅标语牌;扛着大幅的语录牌,上面写着毛主席在“九大”上说的:
我们希望这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旗手们擎着无数面红旗迎风招展,大喇叭里播出的歌声响遏行云。游行队伍中夹着好几辆载有锣鼓队的卡车,卡车的车斗当中安放着一面大鼓,其鼓面看似有吃酒水的圆台面那么大。大鼓的周边围着四到六条汉子,挥舞着棒槌一起来敲,棒槌末端系着的红绸带也随之上下翻飞。敲咚鼓的边上还有敲铜钹的人,一张一合,并且故意摆出很夸张的形体动作,特别引人注目。还有敲锣的;敲铙的;敲铃铛的等等,都配合得很协调。听着锣鼓声敲得震天响,把我们的心脏也敲得加速了些。
喜气洋洋的游行队伍中,有钢铁工人,都穿着蓝色的工装背带裤,雄赳赳、气昂昂地高呼着口号。他们的胸前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确切地说像章是挂在脖子上的,因为这枚像章制作得特别大,其直径达18厘米(18厘米就是180毫米,所以这种像章又被人称之为“180”),看上去几乎与家里钢精锅的盖子差不多大。毛主席像章流行到这个时候已达登峰造极,之后便开始盛极而衰。
有纺织女工的队伍,她们的衣服外面都系着白饭单,头戴白色工作帽,右手都握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高呼口号时则一起挥动语录本,动作整齐划一,神采飞扬,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腰鼓队的姑娘们穿红着绿,扭着腰枝,兴高采烈地敲着有节奏的鼓点向前迈进。
有男女青年们手捧金灿灿的向日葵模型,载歌栽舞,欢快地一路前行。他们唱的主题歌《满怀激情迎九大》中的“迎”字已经改为“庆”字,即“满怀激情庆九大”。
游行队伍里唱的有一首毛主席语录歌也是劫夫谱的曲,歌名、歌词都是:“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
游行队伍中还有许多工厂里的造反队,机关里的工作人员,街道里的老妈妈们,中学里的红卫兵,小学里的红小兵等等。许多辆花团锦簇、精心装扮的彩车则间隔行驶在游行的队伍之中。
马路两边聚集着无数的老百姓来看热闹,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长长的游行队伍在鼓乐声和口号声中接连不断地走着,队伍中形形色色的表演看得我们眼花缭乱。
党的“九大”选出了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的文革派势力和地方上的造反派势力携手共进,占据了其中的大部分席位。
在发动文革时起到煽风点火作用的红卫兵运动这时已转型为统一的“红代会”(即红卫兵代表大会),广义上的、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早已不复存在。其早期的风云人物有的落马;有的沉寂,仅有北京的聂元梓;上海的陈敢峰尚作为当初红卫兵运动的象征参加了“九大”,并都被选为党的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陈敢峰时任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文革初期曾组织起著名的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并参予“一月革命”的夺权斗争,之后成立了同济“东方红公社”。
毛主席在1967年的南巡讲话中预计:“文化大革命一年发动,两年看成果,三年扫尾。”
“九大”召开前夕,周总理向海军传达毛主席关于召开“九大”的意见:一是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二是因为在珍宝岛和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需要全党动员以应对形势变化。
“九大”的召开,使党中央的权力构成重新调整,并得以确立。地方上也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党内的“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被彻底打倒,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已经达到。
1969年的《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并且说1969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取得全面的胜利”。
在“九大”上,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总结,其中在报告的第二节还专门叙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九大”以后,“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也终止运作。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已经基本结束,剩下的只是一些扫尾事项。
几份材料
“九大”召开以后不久,我父亲弄回来一本油印的材料——《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的重要讲话》。其内容包括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黄永胜在会议期间的讲话,以及王洪文(代表工人)、陈永贵(代表农民)、孙玉国(代表解放军)、尉凤英(代表商业战线)、纪登奎(代表干部)在会上的发言。现引述材料中大会开幕时的一段----
(4月1日下午五时)
毛主席主持大会,他说:
同志们,开会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了!(掌声、口号声)
今天, 大会要选一个主席团,要通过议事日程, 议事日程主要包括三项:第一项,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鼓掌);第二项,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项,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现在选举大会主席团(鼓掌)。(主席拿出主席团的名单问大家)要不要念啊?你们都知道了嘛,主席团这么多人,一百七十六名,行不行呀?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这些人;有董必武、刘伯承这些人;有于会泳、王体、王震这些人,一共一百七十六人,你们手上都有,赞成不赞成?赞成的就举手。(全体代表举手)多数赞成了吧?通过了。(鼓掌) (总理说:请当选主席团的上来。)
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适合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总理说:毛主席当合适。)(林副主席说: 毛主席当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鼓掌)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林副主席站起来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毛主席万岁!赞成的举手。)(全体代表举手)(林副主席说:好,全体通过!)(热烈鼓掌)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意不同意? 赞成的请举手。(全体代表举手)没有意见,通过。(鼓掌) 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 (鼓掌)没有意见就通过了。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
除了上述的“九大”讲话这份材料外,这个时期我父亲还先后带回来其它一些材料,可选几件来说一下。
1、《林副主席语录》(内部学习)、64开本、402页、1969年北京
因为林副主席在“九大”上被确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将这一条款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所以有人就编制了这本《林副主席语录》,其外表摸样、内文体例等都与《毛主席语录》差不多。
2、《英明的副帅/伟大的功勋——林副统帅光辉战斗历程》、32开本、510页、浙江省工代会编印、1969年5月
在这本书里,有毛主席、周总理对林副主席的评价;有林副主席的传记;有军队的将领如杨得志、李作鹏、李天佑、曾思玉、周赤萍等写的关于林副主席的回忆文章;有林副主席历年来发表的文章、讲话和指示等等。
3、《高举**思想伟大红旗/认真学习八三四一部队支左先进经验》(内部文件)、32开本、152页、北京卫戍区三支两军办公室印、1969年4月
这本书的内容就是所谓的北京“六厂二校”经验,用以指导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
4、《读报手册》(内部参考)、32开本、1012页、红代会南京大学委员会编印、1969年4月24日
当时这类书有多个版本,书中的内容很庞杂,状似某种特殊类型的“百科全书”。
197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再次重申:
严禁私编、私印和散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视察谈话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和谈话,以及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传记、抄件、文件、书籍、诗词、画册、画片等等。还有所谓的“读报手册”、“学习手册”等等,更未经中央审批,乱编乱印。凡属以上谈话记录和文书、图片、画册,各地都应采取措施,立即收回,予以销毁。
5、《农村医疗卫生普及手册》、64开本、522页、上海市《农村医疗卫生普及手册》编写组、1969年1月
当时这类书也有多个版本,有的取名叫《农村赤脚医生手册》。
这本书里的内容分为以下部分:正常人体解剖生理简介、诊断学基础、卫生预防、内科常见疾病、内科常见症状的诊断与治疗、儿科常见疾病、外科常见疾病、妇产科、五官科疾病、皮肤科、针灸、常用药物。
鲁迅先生曾评论看《红楼梦》一书的人,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密事……”。
当年看上述这种医疗手册的也类似这样,比如最近报纸上有人说从中看见的是“性教育”;比如画家(现在也不知道该叫他什么家)陈丹青说把它当作“艺用人体结构”来看。至于我当时在这本书里看见了什么,忘记了。
杨柳情思
前文已提到,在我家住的村子里及周边种着很多杨柳树,树龄估计都在十年以上,树干约碗口般粗,树皮呈裂纹状。当三月初还是春寒料峭的时候,光秃秃的树枝上已开始悄悄地爆出米粒般大小的萌芽,“鹅黄嫩绿”。几度春风后,杨柳树就渐渐地晕染出它整体的新绿。
杨柳树就是柳树,据说是因为古代的隋炀帝杨广御书赐柳树姓杨,所以后人才把柳树叫做杨柳树。
我的人生中真正觉悟到的春天,就是从这一年的“杨柳才黄半未匀”、“嫩烟轻染柳丝黄”开始的。又因为春天这个季节在青少年性成熟过程中是最适时的孵化器,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则,所以我成长后的性心理积淀里就有因杨柳而触发情思缠绵的意象存在。
当我开始对杨柳有感知的时候,总会想到毛主席的诗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数年以后,我再见到杨柳,想到的已是古人的诗句:“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因为我的家从1968年5月底搬来,到1970年2月初搬走,所以我在这个柳色葱茏的村子里只度过了1969年这一个春天。我的中学同学绝大部分都住在这个村子里,特别是我以后暗恋的女同学也住在这里(她住在我家的前面一排房子里,我家的前窗对着她家居民楼的大门),因此生活在别处的我在之后的几年里,每到春天这个引人无限情思的季节,内心就会充满愁情别绪,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当年住在这个村子的短暂时光,尽管那都是些很平淡的日子。“平生春事,唯念杨柳依依。”
当我进入青春期后,在某个情绪高涨的日子突然看到唐朝诗人李白的词作《忆秦娥》,其中的一句“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使我感动得几乎要为之落泪。
在清明节气的前后,我们村子里的一些小孩会摘下一些杨柳枝,把它缠绕扎成一个圆圈戴在头上。当时只是觉得好玩,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介绍说,这是古已有之的一种民间风俗,叫做清明戴细柳圈。还有谚语称:“清明不戴柳,红颜变皓首。”
到了四月下旬,天空开始飘扬柳絮。最严重的数日里,漫天都飞舞着白色的柳絮,粘在我们的身上;扑到我们的脸上;停在我们的头发上;甚至会被吸到鼻孔中。我们如中午端着饭碗到室外的露天去吃饭,柳絮自然也会撒在我们的碗里。落在地上的柳絮则集合成团,被风吹得滚来滚去。
这是我对柳絮唯一的深切感受,搬离这个村子后,我就再也没有领略到当年这种柳絮漫天飞,“扰乱少年心”的奇特景象。
正因为我有过这种对柳絮的亲身感受,所以后来在书上看到古代才女谢道韫把飞雪喻作“末若柳絮因风起”,才非常认同。而读到“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诗句,则会让人领悟到人生的一种诗意;一种境界;一种哲理;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因为杨柳树上虫多,还要飞花,所以城区的住宅周围及道路两旁的杨柳树逐渐被其它树种所替换,现在只有到公园里才能见到为数不多的杨柳树。
前文还提到,我们住的村子西边有一片种水稻的农田,土地面积不是很大。四月中旬一个礼拜天的上午,我们一些孩子闲着没事就站在田边看当地的农民插秧,看热闹。
土地已经平整好,水也放了进去,我看他们插秧的步骤是:先从覆盖着塑料薄膜的棚子里把秧苗起出来,运送到田头。然后有人站在农田两边的田埂上把扎成一束一束的秧苗朝田里扔,扔个大致的均匀分布。与此同时,有众多的男女社员在田头排成一排,卷起裤腿,赤脚下到田里,就着扔在田里的秧苗开始插秧。
插秧时,他们的腰都弯得像对虾一样,时间久了腰都直不起来。他们额头上的汗珠滴在田里,干这种农活真的是很劳累,可见我们的盘中餐,真的是“粒粒皆辛苦”啊。
又听农民们说,插秧也是要有水平的,插深了,秧苗容易闷死;插浅了,秧苗可能会浮在水里烂掉,可见干农活也是很有它的科学性的。
养金鱼
到了五月份,我看村子里有许多人家都开始养金鱼,于是我也养上了。
在杨浦公园西面的边门处有一个窗口,专门出售公园里所饲养的金鱼产下的幼鱼。这种幼小的金鱼体长(连同尾巴)约在两公分左右,按照金鱼的品种来定价,品种好的,价钱就贵些。也有长得大一些的金鱼出售,价格另计。
这时社会上养的金鱼品种,通常的有“水泡眼”、“红高头”、“黑乌龙”、“珍珠”(含“五彩珍珠”)、“龙眼”(含“朝天龙”)、“鹤顶红”等。但在金鱼的幼鱼阶段,其品种的体貌特征并不是很明显,只凭出售方标示。
一天放学途中,经过杨浦公园时,我在公园卖金鱼的地方买了四条比较便宜的小金鱼(大约每条五分钱),两条龙眼;两条鹤顶红。把铅笔盒子里的东西都拿掉,空的盛上水,买来的小金鱼就放在里面带回了家。到家后再把它们转移到钵斗里养起来。
自从养上金鱼后,我就有事干了,最紧要的当然是给它们弄吃的。金鱼最爱吃的口粮是活的“鱼虫”,书本上又叫水蚤,体形只有针头那么大,成熟的鱼虫呈殷红色,春季产量最高,早晨大量浮动在河浜的水面上。因此,我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在上学之前先到河里去捞一把鱼虫。
捞鱼虫的“捞”字,上海话读作“撩”。要去撩鱼虫,必先有撩鱼虫的工具,这种工具我们都是自制的。取一根细竹竿,把粗铅丝拗成一个碗口大小的圆圈绑在竹竿的一头。再用白纱布做一个口袋缝在铅丝的圆圈上,入口处还要罩上一层做纱窗用的网丝,以便在撩鱼虫时阻挡除了鱼虫之外的其它杂物进入布兜。另外,布兜的底部不是封死的,而是开放的,撩鱼虫时底部用绳子扎住,撩好后解开绳子,把布兜里面撩到的鱼虫放出来。如一趟鱼虫撩多了,可把鱼虫养在另外的容器里,分几顿给金鱼吃。
我们村子的南面有一条东西向的小河,在西南角上转弯南下。住在附近养金鱼的人,包括我,一开始都是在这条河里撩鱼虫。清晨时分,薄雾缭绕,河边有许多我等撩鱼虫的人来来回回地忙碌着。撩的人多,且频繁,鱼虫却长得没那么快,所以近处的鱼虫很快就被捞没了,我们只好沿着这条河越撩越远,希望能找到新的增长点。
有一天早晨我去上学途中,经过杨浦公园的大门口,正巧看到公园里饲养金鱼的员工从外面(后来知道是北面宝山县的农村里)撩鱼虫回来,他的摩托车后架的左右两边各挂着一只铅桶,里面分别装着满满的一桶干鱼虫(湿的,脱水),把我看得目瞪口呆。怪不得公园里的金鱼被他们饲养得条条又肥又大,我曾到公园养金鱼的地方去观赏过,有几条体形特大的,身围不去说,其体长(连同尾巴)竟然比我们吃饭用的筷子还长。
除了给金鱼弄吃的外,过个十天半月还得给它们换一次水。养金鱼的水不能直接用新鲜的自来水,而是要把自来水陈放数日才能用,据说是让自来水里的某些化学物质挥发掉。
我家隔壁的103室,他们家与众不同,养的不是金鱼,而是热带鱼。我去参观过,这些所谓的热带鱼养在一只长方体、三面透明的玻璃缸里,与金鱼相比,各有各的赏心悦目之处。
这时养金鱼的居多,养热带鱼的比较少见,因为它比养金鱼的条件要高些,特别是它的水温常年经日要保持在一定的温度之上。虽然养热带鱼的人家不多,但我对当时常见的热带鱼品种还记得一些,比如有“神仙”、“霓虹灯”、“黑玛丽”、“蓝宝石”、“月光”(浑身半透明,可以看见体内的骨刺)、“孔雀”等。
养蚕宝宝
我这时精力过剩,在养金鱼的同时,还养了七八条蚕宝宝。
刚开始养的幼蚕只有一公分长,细小,灰不溜秋的。当它长大后就会变得又粗又壮,白白胖胖。等到它快要吐丝结茧时,更是通体变得很滋润,呈半透明状。
“民以食为天”,养蚕宝宝也是这样,每天的当务之急就是给它们弄吃的。蚕宝宝的不二食物是桑叶,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延吉路上控江浴室的边上有专门卖新鲜桑叶的小摊贩,两分钱可买一小堆。到家后取一些给蚕宝宝们先吃,剩余的桑叶可用湿毛巾卷起来保存着。但要注意桑叶上不能沾有自来水,否则蚕宝宝吃了会拉肚子。
我的蚕宝宝养在一个空的硬白纸鞋盒子里,下面垫一张白纸并要经常更换。在养蚕的房间里要注意保持通风,不能点蚊香,也不要对它呵口中的热气。
蚕宝宝养到二十几天后就将要吐丝结茧,在这生长期里蚕宝宝间隔有四次休眠蜕皮,每次一天左右。除了休眠蜕皮的这四五天里蚕宝宝不吃不动外,其余的日子里几乎一刻不停地吃。每当绿油油的桑叶投放进去,它们就迅速地爬上去,骑跨在桑叶的侧面,用爪子抱住桑叶把头一上一下地大口大口啃吃起来,直到把桑叶吃得只剩下经络。后来上语文课学到“蚕食”一词,我自然就会真切地回想起当年养蚕宝宝时它们的吃相。
随着蚕宝宝的日长夜大,它们的食量也与日俱增。有时桑叶供应跟不上,断了粮的蚕宝宝们都昂起头,东张西望,好象是在向我讨饭吃。我一看到这种情景就非常着急,比自己挨饿还难过。有一回我得知大伯家的邻居处有一棵桑树,就连忙乘车赶过去,经邻居人家的同意,我采摘了一大包桑叶回来,解决了燃眉之急。
还有的时候我自己到外面去采桑叶。外出采桑叶的第一要务是要认得什么是桑树,这样才能寻找到桑树,也不至于会把别的树叶子采回来。
去采桑叶,当然先要找到桑树,这个目标不是轻易就能达到的,得在人家的院落周围反复观察,仔细辨认。有时寻寻觅觅,走了不少路,转了很大一圈,才终于发现了一棵桑树,心中狂喜。
一般来说,桑树都是人家家里私人种植的,它不会像马路边的梧桐树叶那样可任人采摘。所以一旦发现有桑树时,采摘桑叶时动静不要太大,以免被人发现,遭到驱逐。好在桑树都长得不是很高,采摘起来比较便当。
旧有“前不栽桑,后不种柳”的民俗,据此桑树都是种在屋后的,这样正好方便了我们偷采桑叶。
某个礼拜天的上午,我又到外面去采桑叶。当我进入北面的宝山县境内,见有一条小河,乃沿着河边走,忽逢一片树林,夹岸数百步,树影婆娑,草木葳蕤。复前行,来到了一个村庄。
但见村庄边上的农田里,大人们在辛勤劳作;村庄里面的空地上,小孩们在嬉戏玩耍。鸡们自由觅食;鹅们列队而行。池塘里的水清澈见底,鱼儿们欢快地游来游去。柳暗花明,树上的鸟儿放声歌唱。天空中霞光万道;井台边瑞气氤氲。我疑似走进了人间仙境,被这里的祥和气氛所迷惑住,把采桑叶的事也给忘了。
回来以后,我把这天所见到的情景凭主观印象加油加酱地说给邻居的小伙伴们听,他们听后也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奇异。
过了几天,我再想到这个梦幻般的地方去,就找不到了。
蚕宝宝即将吐丝结茧的前两天就停止进食,我的苦日子也算熬到头了,不必心急火撩地再去给它们采桑叶。只要在纸盒里杂乱地放上一些干稻草,蚕宝宝们就会先后爬上去,开始忙着“作茧自缚”。
最初还能看见它们在茧子里面繁忙的身影,等到茧子越结越厚,就看不到了,只留下一个个雪白的椭圆形丝茧。
裹在蚕茧里的蚕宝宝慢慢地变成了蚕蛹,再化成蚕蛾,大约半个月后蚕蛾就破茧而出。在纸盒里要预先铺上一张草纸,雌、雄蚕蛾捉对交配后,雌蛾就会在草纸上产卵。产下的卵子金黄色,呈圆点状,约有半粒芝麻般大小。
交配及产卵后,蚕蛾们相继死去,从而结束了蚕宝宝的整个一生。
有学者周国平认为:“饲养和搜集是孩子们的两种普遍的爱好,它们也许分别代表了人的自然天性和历史天性。”
告别小学同学
寒假过后,3月3日新学期开学,我就读六年级(下),这也是我在小学里的最后一个学期。
小学的同学有六年时间的相处,这是我们人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奇妙时期。虽然在小学的前几年里因年幼而胡里糊涂的,但随着人一年一年地长大,明白的事理也就越来越多。
当时的小学升中学都是按照家庭住址就近入学,也不用考试。因此小学毕业后我的同学大部分进了附近的凤城中学,也有的进了不远处的靖宇中学等。因为我的家早已搬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不可能再与他们继续成为中学的同学。至此,对于我来说,六年的小学同学关系就彻底结束了,残留下来的对一些小学同学的印象就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为一种久远的记忆。
我曾居住过的控江大街同一个门牌号的楼里,有四个男同学与我交往较多。
1、住在我家楼上507室的王某某,个子较高,性格比较文静,我俩经常一起去看电影或看小书等。王同学是家中的长子,后来听说他中学毕业后去参了军。
2、住403室的钱某某,比较顽皮,但为人很讲义气,我们经常在一起玩打弹子、刮四角片等游戏,也曾一起去钓鱼、拷浜、抢传单等。后来听说钱同学中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务农去了。
3、住402室的汪某某,比较财迷,为人也比较尖刻,但功课很好。他的姐姐中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外地农村,因此汪同学中学毕业后得以籍此分在上海的厂里工作。
4、住304室的宋某某,比较世俗,也没有什么才华,马马虎虎的,这样的人最容易相处,是我小时候长时期的玩伴,尽管我们之间也经常吵吵闹闹。宋的二弟与我的二弟也曾是小学的同班同学。宋同学是家里的长子,中学毕业后分配到了祟明的农场。
因为我家从这里搬走了,所以到1969年小学毕业后,我就与小学的所有同学都失去了联系,也包括宋同学在内。
我们小学毕业近十年后,1979年年初,开始闹“两号病”(当时市里的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个当年的2号文件,规定企事业单位里工作的父母因病提前退休的,可由其上山下乡的子女顶替进该企事业单位。因为这种“因病”提前退休的人,其实大都是没病的,只是为了达到顶替的目的而已,所以社会上就把这种没病的“病”,以2号文件的名义,戏称之为“两号病”)。在这种政策下,宋同学也得以顶替其父,从祟明农场调到了市区厂里工作。
前文已经说过,宋同学的父亲与我在一个厂工作,也就是说宋同学顶替进的厂就是我工作的厂。我这时在厂计划科工作,不久也知道宋同学顶替进来了,但由于双方已分别十年,且没有什么情感上的需求,所以我没有去联络宋;而宋也没来联系过我。
就这样,又过了九年,也许是我们之间的同学缘份末了吧,到了1988年9月,我被委派到宋同学所在的车间当车间主任,这下两边都躲不过了,宋同学终于来与我重新接上了头。我俩分别将近二十年,可谓:廿年重相聚,把手话沧桑。
我曾与宋同学邻居五年;小学同窗六年,这种关系大概相当于北京人所说的“发小”。宋同学也是我二十年后唯一联系上的小学同学,不久,我又知道他的老婆也顶替在我们车间里工作。后来我应邀到宋家去吃饭,席间,我向宋询问了住在我们楼里的其他几位同学中学毕业后的分配去向等惰况。
除了上面说的四个男同学,我们楼里另外还有三个男同学,我与他们不大交往。
住302室的宋某某,性格比较软弱,他与住304室的宋某某来往较多。
住405室的何某某,性格比较沉闷。其母约在1966年生癌症病故,那时候生癌的人很少见,几乎没听说过。某个热天(夏天)的下午,我们扒在他家的后窗朝房间里偷窥,发现何同学的父亲把席子铺在地上躺着睡午觉,全身赤条条一丝不挂,把我们看得吓了一跳。后来他们家搬走了,何同学也转学了。
住502室的伍某某,我对他的印象很模糊。但有一件事还记得清晰,就是与伍同学家同在一个单元的501室有个小人(沪语读音:ning),某年夏季的一天不知怎么被大人锁在了房间里。这当中小孩急着要“撤污”(大便),外面出不去,于是他就脱了裤子,蹲在窗台上把屁股朝外撅着想要解决问题,一不小心就从五楼的窗台上跌落下去。他家501室的窗户是朝北的,而在居民楼北面二层楼处的外墙边横拉着四根电力公司架设的电线。那小人掉下来后正好掉在电线上,阻拦了一下,再翻落到地上。有个男青年见了把他抱到控江路边,拦了一辆卡车送附近的新华医院急救。
这天我正在楼下玩,亲眼看到那个小孩被人用双手托过来,小孩已经摔昏过去,下身没穿裤子,裸露出两条光溜溜的腿。我注意到他的左腿除膝关节处弯了一弯,在大腿的中间又弯了一弯,我就想他这个地方的腿骨肯定摔断了。
后来小孩医治好了,也没落下什么残疾,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越明年,小孩就读一年级,与我同在一所小学。
以上说的是与我同住一个楼里的几位同学,以下再来简单说说一些住在我们楼外的同学。
首先要说的是我们班上的红小兵排长,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班的班长,叫曹某某。瘦高个,为人诚恳、热情。他住在我家左隔壁的门牌号楼里,二楼,是个干部家庭的子弟。他与我在学校里比较谈得来,对我很友好。
马某某,曾经与我同桌过,关系较好。后来不同桌了,关系就疏远了。
陈某某,也与我同桌过。性格极其软弱,在班级里经常被人欺负。有一次我也欺负了他,后来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非常的内疚和羞愧,无地自容。
汪某某,比较有才能,有点小聪明。
潘某某,头子活络,体育较好。
朱某某,中途转来我班,善于交际。
关某某,比较会说,中途转走。
其他如段某某、潘某某、张某某、王某某、张某某、邵某某等,我都印象不是很深。
班级里还有两个表现最差的同学,一个叫徐某某,五年级(下)的时候转到我们班里来的。他长得人高马大,大家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他“大(沪语读音:du)扑司”。他仗着自已的身强力壮经常欺负别的弱小同学,他不要读书,大而无当,很空洞的样子。
在读六年级(上)的时候,不知怎么我竟然被安排与“大扑司”同桌了一段时间。我俩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这时上课没有课本,主要听老师讲课,或看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内容,而我这时眼睛已比较近视,坐在后面对于黑板上写的什么根本看不清楚,严重妨碍了我的学习。正好坐在我边上的“大扑司”上课也不用心,于是我俩就讲讲废话,做做小动作,使我等于是“轧了坏道”,导致我这一段时间的学业退步了很多。
前面说过,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制作一件手工艺品来向“九大”献礼。“大扑司”交上来的礼物是他用三夹板刻制的一幅毛主席像(木刻),这是我们全校同学中做得最好的一件手工艺品,令学校的许多师生对“大扑司”都刮目相看。
另一个差生叫闻某某,他在文革前曾留过一级(“大扑司”也留过一级)。文化大革命前根据上面的规定,学校里有留级制度。凡期终考试各学科都不及格的经补考仍然不及格的,就要留级,即原来读几年级的还是读几年级,不能升级。我们班上有个张同学(男),经过补考后费了好大劲才没有留级,被老师戏称为是“勉强升级”,后来大家开玩笑,把这个同学的绰号改叫“勉强升级”。文革开始后就取消了留级制度。
闻某某也是在五年级(下)的时候插进我们班级的,此人身材不高,但长得很壮实,性格粗野,整天打打闹闹,浑身是劲,大家给他起的绰号叫做“猴子”。他也不要读书,心思都用在玩耍和恶作剧上。比如早上上课前,他把教室的门半掩着,然后在门框上架起扫帚和奋箕,当后面进来的同学只要一推门,门上的东西就会落在他的头上。
有一次“猴子”拾到一块手表,并把它交给了学校。手表在当时是属于贵重物品,为了这件事学校领导在麦克风广播里把“猴子”狠狠地表扬了一番,要求我们大家学习他的拾金不昧的精神,“猴子”也因此得意了好些天。但没过多久,他就故态复萌,还是老样子。
关于女同学也来说个一二,首要的一个女同学叫周某某,她是我们班的红小兵副排长,即相当于我班的副班长。按照当时无形中确立的规范,男班长负责管男同学的事;女班长管女同学的事,很少有“越界”的行为发生。我的印象是周同学很能干,对班里的工作很负责,学习也很认真。她也是干部子女,家也是住在我家左隔壁的门牌号楼里,一楼。
到了2006年的时间点上,周同学是上海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时任上海某集团(公司)的党委书记。
还有一个女同学叫尤某某,很聪明,读书的成绩很好。
至于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几个男、女同学,这里就没什么可多说的了。
到了7月份,我们的小学时代即将结束。这时,我们学校分配有若干到复旦附中就读的名额,班主任老师要我回去征求一下家长的意见,看看是否愿意升到复旦附中去读书。
因为到复旦附中读书需要住宿,即要增加一笔额外的开支,我父亲说家里的经济比较紧,于是我只好放弃了这个机会。(我后来读技校时,班里有个同学金君当年就是读的复旦附中。)
7月21日,这是我作为小学生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学校,全班同学最后一次聚集在教室里,听班主任老师讲了话。学校里没有为我们首届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也没有拍照合影留念,人生中一个如此郑重的日子就这样划上了一个极为草率的句号。
之后,我就告别了老师,告别了同学,也告别了母校,永远的。我将要迎来人生的又一个重大转折。
游泳
小学结束后至进入中学前,仍然是放暑假。
在假期开始之前的七月上旬,气候就已经进入了盛夏三伏天,因此我的游泳活动也早就开展了。今年的热天我对于游泳这项活动最为积极,几乎每天要去,也许是刚学会游泳,产生了一种反应性的嗜好。
在这个夏天里我游得最多的是上海机床厂游泳池和上海电缆厂游泳池。这两家游泳池相距不远,也都在我家附近的军工路上(走过去大约两站路)。在通往上述游泳池的一条小路上,两边种着好几棵野杨梅树。这种树长得很高大,有些熟透的果实经风一吹会落下来,落在地上摔得稀巴烂。如果正巧落在我们的汗衫上,则会留下一点红色的痕迹。有人尝试过野杨梅,很涩嘴,不能吃。
除了经常到以上两家游泳池去外,我还到附近的电缆研究所游泳池(军工路上)、延吉中学游泳池(水丰路上)以及水产学院游泳池(军工路上)等处去游过。经过比较发现,水产学院游泳池的深水区是我之前游过的所有游泳池里水位最深的,具体深几许,忘记了。
夏日虫事
到了夏天,杨柳树上的虫很多。除了飞来的知了、天牛、金乌虫等之外,最令人憎恶的害虫是“洋辣子”。
这种软体多脚爬虫又叫刺毛虫(学名叫“绿刺蛾”),成虫的体长一般在三公分左右,体色呈灰黑色杂有绿色的条纹,浑身长着细密的毒毛。这种毒毛有些会随风飘扬,人的皮肤上只要沾上一根,就会疼痛难耐,坐立不安。皮肤上沾着的毒毛用手指甲是拔不掉的,最为有效的方法是用伤筋膏把它粘下来。
听说有人在杨柳树下用竹竿粘知了,仰着头张着嘴,不巧树上掉下来一只“洋辣子”恰好掉进了他的喉咙里……。我想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是不会发生的,肯定是在胡编乱造。
树上还有一种叫“青虫”的,也是软体多脚爬虫,成虫一般长约八公分,身段与我们的手指差不多粗。因其通体呈叶绿色,所以我们叫它青虫。由于它对人体无毒无害,我们有时就把它抓在手里当宠物玩。
杨柳树上最多的是“皮虫”,因为这种虫都裹在一个皮囊里,所以叫它皮虫。杨柳树的枝条上悬挂着许多这样的皮囊,有的一根枝条就挂有两三个皮囊。这种狭长的皮囊是皮虫自己用碎枝叶缠着茧丝结成的。
从树上摘下一个皮囊,用剪刀从它的下端开口处插进去把皮囊剪开,里面的皮虫就暴露了出来。皮虫长得有大有小,体长一般也是三公分左右,其模样近似于我之前养过的蚕宝宝,只不过它的颜色与之相反,蚕宝宝是雪白的,皮虫则是乌黑的。又因为它们都会吐丝结茧,所以我估计这种所谓的皮虫可能是属于蚕类的野生品种之一。
皮虫是鸡最喜欢吃的食物之一,津津有味、营养丰富。我们村子里有许多人家都养鸡,于是这些人家的小孩就经常用钩子在杨柳树上捕捉皮虫来喂养他们家的鸡。这些鸡吃了皮虫后,愈加显得神气活现。但如果有的鸡不慎吃进了扔在地上的橡皮筋,那就惨了,萎头耷脑,活不了几天。
这些鸡白天都放养在外面,在村子里到处乱跑,因此我们在玩耍的时候一不留神脚下就会踩到一泡鸡污(鸡屎)。
因为村子里鸡养得多,平时那些“斗鸡”的场景就会连连上演。有些长得高大健硕、身披亮丽羽毛的公鸡,一派趾高气扬、好斗狠勇的样子,两者相遇便斗了起来。斗的时候双方的鸡冠都涨得挺直,连脖子上的鸡毛也都根根竖起。它们不断跳跃着去啄对方,在斗争中,有的鸡的鸡冠会被啄到出血。
原来以为只有公鸡才会斗,后来有一次我看到母鸡之间也会斗,而且其激烈程度不亚于公鸡打架。
因为放养的鸡群里有公鸡,有母鸡,所以公鸡“强奸”母鸡的事就在所难免、时有发生。特别是那些被我们称之为“骚公鸡”的,一见到漂亮、丰腴的母鸡就要“豁上”。开始的形态是这样的——公鸡侧着身子颤抖着靠近母鸡(很淫荡的样子),一边的翅膀还垂了下来(令人想起俗话里所说的“吊膀子”),接着就顺势跳到母鸡的背上蹲在上面并且用嘴咬住母鸡的鸡冠(这时母鸡已经瘫软趴卧在地),然后……
话题扯远了,还是继续来说虫的事。除了刚才说的杨柳树上的虫子外,我们的屋前屋后及村子的周边地带还可见到一种形状与金乌虫相似的甲壳虫,其背壳呈土黄色,无光泽,也会飞。我们见之都很厌恶,称它为“撤屁虫”(放屁虫),这是否就是北方人所说的“屎克郎”(学名叫蜣螂),不能确定。
还有一种甲壳虫,很小,只有绿豆那么大。它的背壳呈半圆形,颜色很鲜艳,绿色的底色上点缀着红、黑色的花纹。这种虫令人喜爱,我们因其形状、颜色叫它“西瓜虫”。后来了解到这类虫叫瓢虫,体呈半球形,色多美丽。瓢虫有很多品种,这里说的“西瓜虫”只是其中的一种。
偶尔还能见到螳螂,有的地方叫它刀螂。全身绿色,体形颀长,头呈三角形,前腿呈镰刀状,它如混在草丛里就不易被发觉。从以后学到的知识中得知,凡自不量力者,就被形容为“螳臂当(这个字不是‘挡’)车”。还有一个成语也与螳螂有关,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叫哥哥”,即蝈蝈,全身绿色,体形较大。这种虫(雄性)多被人装在一只篾竹编的小笼子里拿来卖,买一个挂在家里会“唧、唧、唧、唧”地叫,若在炎热的下午,直把人叫得昏昏欲睡。
螽斯,与蝈蝈相类似,体形略小些,雄性也会发声。在我们村子附近的田野里,多有它们的踪迹。
8月5日这天,下了一场特大暴雨,总雨量达到204.4毫米,是为上海有气象记录以来八月份里单日雨量最多的一天。
暴雨过后,我们村子的地势较高,没有淹水,但村子南面的小河里则河水猛涨,水面几乎与地面齐平。河道两旁原本有一大截裸露在外的岸边都淹没到了水里,使得许多栖身其中的虫子被水浸没了出来,也包括许多赚绩(蟋蟀),漂浮在水面上挣扎着。
第二天一早,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后很兴奋,抄起撩鱼虫的竹竿,把布兜上面的网罩取掉,就跑到河边去捞落水的赚绩。用这样的方式来捉赚绩真是太省事了,简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但这时距“立秋”节气还差数日,赚绩还没发育完好,有的赚绩干脆是“赤膊赚”(即羽翼没有长齐),捉了也没什么用。
赚绩虽然名义上被称作秋虫,但仍然是我们在夏季里玩的虫。到了八月中下旬,及至九月初,这才到了捉赚绩的最佳时期。
我们村子东面挨着的农田是种着瓜、豆、果蔬的棚架,农民用围栏将其围起,不让外人进去损坏。因此我们就只能到南面的田野、河边,以及农舍周围的砖石瓦砾里去捉赚绩。一般都是晚上去捉,如白天去捉,有时赚绩没捉到,人自己却被农民抓了去。据被抓过的人回来说,农民把他们抓到大队部去以后,会用细竹竿抽他们的屁股,以示惩戒。
晚上去捉赚绩时,需要带一些必备的家什(工具):一把手电筒;一根挖掘用的金属物;一个用铅丝和尼龙网做的小网兜(捉赚绩时可将赚绩先罩住);若干支竹管筒,准备用来关押捉到的赚绩。
所谓“竹管筒”,就是用比手指略粗一些的竹竿,将其锯成一段一段(每段约十公分长,也可再短些),两端用纸团或布团塞住。竹管筒上须纵向锯开一条缝,这样当竹管筒的两头堵住后,关在里面的赚绩就不会被闷死。另外,一支竹管筒只能关一只捉来的赚绩,如关两只它们就可能会在里面打斗起来,两败惧伤。
夜的田野,静谧中不断有各种秋虫鸣叫。捉赚绩时听觉一定要好,先仔细分辨出哪里有赚绩的叫声。然后朝叫声的声源方向逐步逼近,最终要听准赚绩确切的所在位置,这个过程可能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要小心谨慎,在迫近目标时不要弄出大的声响惊扰赚绩使其停止鸣叫,赚绩不叫,方位就无法确定。赚绩的叫声会时断时续,也会短暂停止,所以要有耐心地坚持听下去,不要轻易放弃。另外还要学会容忍,不怕吃苦,在捉赚绩的过程中要经得起蚊虫的叮咬。
一旦把耳朵凑上去听准了某个赚绩藏在什么地点,就要果断地动手捕捉。两三个人围在一起合作,有的打开手电筒照着;有的用手搬除上面掩盖着的堆积物。动作要快、要轻,以缩短赚绩觉察后逃跑的时间。只有发现赚绩钻进了手指不能挖的缝隙里,这是可动用金属器物来挖掘。
我们有时会带一只铅桶去,在河里拎一铅桶水放在边上伺候着。当确定了赚绩的藏身之处后,就将水猛浇下去。赚绩非常怕水淹,很快就不堪忍受自己跳将出来,被我们逮个正着。这种捉赚绩的办法既省时又省力。
在捉赚绩的过程中,在地面经常会见到蜈蚣百脚之类的小爬虫,在空中也会见到闪烁飘忽的萤火虫。有时会误捉到“三尾(沪语读音:mi)子”(即女性赚绩),还可能误捉到“油葫芦”(体形略大的疑似赚绩),甚至误捉到“棺材板”(一种头部扁平的假冒赚绩)。
在我家的灶披间(或叫灶头间,即厨房间)里,我发现有一种怪虫,家搬到这里住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它的身体粗短,约花生米般大小,驼背,呈灰黑色,长有六条腿,尤以后两条腿最为发达,善于跳跃。我问住在这里的人,他们都叫它“武大郎”。武大郎总是在晚上出来活动,虽然它从不危害到人,但我一见到它,仍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特别是对于它那突然的弹跳,吓得我晚上都不敢到灶披间去。
后来我家从这里搬走了,因而再也没有见到过这种虫子。又过了好多年,我终于在报纸上看到介绍,说这种东西叫“灶马”,说它是捕蚊能手,它的凌空跳跃就是在捕捉蚊子,而且一跳一个准。如此看来,我当年是误会它们了。
我们村子西边春天种下的水稻,长势喜人,到如今已丰收在望。夜幕降临,村子的周围远近都传来青蛙“呱呱”的鼓噪,这正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垃圾的话题
垃圾,广东话的读音叫“勒色”;台湾的“国语”也把垃圾读成“勒色”。
每个家庭每天的日常生活里都会产生出一定量的垃圾,那时凡地上的垃圾都是用扫帚来扫的。我们所用的扫帚有两种,一种是用秸杆扎成的;一种是竹柄,下摆是芦须,所以俗称“芦花扫帚”。前者比较粗疏;后者比较精细,扫出地来的效果也不尽相同。除扫帚外,还有配套的铁皮畚箕,或铅皮做的,用来盛垃圾、倒垃圾。
拖把(上海话叫“拖锋”)也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清洁工具,用来擦除地上细微的灰尘。拖把在杂品店里有卖,或自家动手用布条扎一把。
将居民住宅大致划分为若干个区域,在各个区域的某一处空地上都建有垃圾箱。垃圾箱是用钢筋水泥预制板在地上搭建的,箱体的上面有一个方口,这是往里倒垃圾的;箱体的正面也有一个方口,并且装有一扇铁皮小门,这是供出垃圾用的。
这时家庭里的垃圾都是散装的,用畚箕盛了朝垃圾箱里倒。有的人倒垃圾不经意,把垃圾倒得四处撒落;还有的人怕脏,干脆把垃圾倒在垃圾箱外(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另外,干的、湿的垃圾都倒在一块,污秽不堪。数年后才有了改进,在垃圾箱边上配备了一只“泔脚钵斗”,专倒与之有关的垃圾。
垃圾箱是苍蝇聚集的地方,“群蝇乱舞”,苍蝇有红头苍蝇;有绿头苍蝇,在太阳照耀下金光闪闪。个大的,长得很饱满的苍蝇,飞起来“嗡嗡”作响。我们居民楼里有个小孩用手捉苍蝇很“老鬼(沪语读音:ju)”,每有斩获。据他介绍的成功经验是,对于停在桌面上苍蝇,要张开手掌从苍蝇的正前方迎头抓过去,苍蝇往前一起飞就刚好撞进手心里。
看毛病
7月1日,我到凤城街道医院去挂号,之后凤城街道医院开了一张转诊单,将我转到新华医院去“拨牙”。
我要拔的这颗牙齿长的很奇怪,它不是竖的长在牙龈上,而是横的长在我左边的下牙床上,已经把牙肉顶得隆起,病历卡上记载的是“错位(包埋)”状。
在医院拔牙,先是打麻醉药局部麻醉,然后把外层的牙肉割开,拔掉牙后再把割开的牙肉缝合。等到创口愈合后再到医院去拆线。
虽然这颗怪牙已长了很长一段时间,不疼不痒,也不碍事,但我还是决定在这个时候去把它清除掉了。
假设这颗牙齿一直长下去的话,显然是一颗獠牙,它或许会从我的嘴唇边穿出来,使我形同《西游记》里呲牙咧嘴的妖魔。
8月27日,我到长白街道医院去看门诊,病历卡上记载:“左耳廓湿疹已感染”,医生诊断后给我开了药方:“1、(看不清楚写的是什么)外用;2、红霉素软膏一支。”
我想,发生上面这个毛病可能与我经常去游泳有关。
9月8日,我又到长白街道医院去看门诊,病状是“鼻不通,流鼻涕”,医生检查下来没发现什么大碍,在病历卡上只写了一句“鼻中膈湾曲”,开了“鼻眼净一支”,给我“清鼻用”。
去世的人
8月上旬的一天,我母亲的二叔,我们叫“二外公”的因病去世,母亲带我一起去参加他的追悼会(民间叫“大殓”)。
追悼会在殡仪馆举行,在上海的市区里有两个殡仪馆,一般来说,市区的东部和北部(杨浦、虹口、闸北、普陀诸区)归西宝兴路殡仪馆处理;市区的中部、西部和南部(黄浦、静安、长宁、徐汇、卢湾、南市诸区)归龙华殡仪馆处理。因为早已实行火葬制度,所以在市民的口语中,都直截了当地把殡仪馆叫做“火葬场”。
按照划分,我们杨浦区去世的人都在西宝兴路火葬场举行大殓,因为这个火葬场设在西宝兴路上,所以连带把“西宝兴路”这个路名也弄得很晦气。比如邻里之间或公交车上有人“吵相骂”,经常可以听到骂对方“快点到西宝兴路铁板新村去报到”之类的咒语。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到火葬场这种地方去参加丧事活动,因而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每个死去的人都会在这里最后一次现身人世,然后就被烧成骨灰,装进了一个小匣子里。
西宝兴路的火葬场里有好多排平房,隔开一间间的房间供人家举办告别仪式。这些房间依面积大小分为“中厅”和“小厅”,收费也有高低。整个西宝兴路火葬场只有一间“大厅”, “大厅”是派特殊用处的,一般人不能借用。
在开追悼会的区域后面,竖有一根高耸的烟囱,烟囱的下面当然就是焚尸炉的位置。
我在参加二外公的追悼会的过程中,听到有亲戚说,在我们这个房间隔壁的一个厅里,也在开追悼会,所悼念的死者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就与其他人一起走过去看看。
但见那个姑娘二十岁左右的样子,躺在厅堂中间的灵床上,神态宛如熟睡一般安详。厅里人不多,只见她的母亲坐在她的身边,拉着她的手,悲痛欲绝地与她说着话,陪伴着她,送她最后一程。
厅堂正面的墙上挂着她的遗像,是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其淡淡的笑容看得令人痛惜。遗像上方的横幅会标上写有她的姓名,叫宋洁洁。
当时听人说她得的是“肌肉没有力气”的病,我听了后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种病,而且会致命。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这种病大概叫做“重症肌无力”。
如果这位宋姑娘一直活到现在的话,也已年逾花甲了。正是因为她的早逝,她给人世间留下的形象才永远是二十岁。
我参加了这个追悼会后不久,9月3日,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因病逝世了。后来知道,胡志明是9月2日逝世的,因为9月2日是越南的国庆节(祖国解放纪念日),为了不把这两个日子放在一天,越南党和政府决定把胡志明的逝世日推迟一天改为3日,并于4日对外发布公告。
在胡志明逝世的前几天,我国的报纸和广播里连日来都在播报越南人发布的胡志明病情公告,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关注。虽经尽力抢救,终告不治,我国的周总理率团亲赴河内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
入学准备
在暑假里,我看过一本借来的彩色连环画《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文革前发行的),引人入胜,给我带来了难得的精神享受。
书的大致故事情节是:美丽的白雪公主受到后妈(继母)的迫害逃了出来,被善良的七个小矮人收留。其后妈扮成老巫婆用毒苹果将白雪公主害死,幸遇他国王子而复活。后妈继续追杀白雪公主,终于自取灭亡。白雪公主与王子在众人的祝福下喜结良缘。
书中的七个小矮人性格各异,特点不同,其中有个小矮人老是要打喷嚏,很好玩。书中的老巫婆形象,画得凶相毕露,指甲很长,穿着一身黑,一看就知道很恶毒。
因为快要读中学了,且原来的书包已经用破,我就到长白商店去选购了一个新的书包。这个书包是仿军用书包样式,草绿色。因为我看到解放军的挎包上都绣有“为人民服务”的字样,就打算在新买的书包翻盖上也绣上类似的字样,这也算是一种对时尚的追求吧。
我先把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手书体临摹在纸上,然后将纸上的字体用蓝印纸复写在书包上,我母亲买来了红丝线和绣花针,由她帮我照着字形开始绣字。
有一天,堂姐来我家玩,我母亲上班去了不在家,堂姐看到书包上的字绣到一半,就拿起来接着绣。不料没绣多久就把绣花针弄断了,堂姐就到附近商店里去买了一根,回来再绣。过了一会儿,绣花针又断了,堂姐只得再去买了一根。我怕针再断,就要她不要绣了,把这个活还是留给我母亲去完成。
字绣好后要用剪刀把字的上面线头全部剪掉,使之变得毛茸茸的。由于我把字形摹得稍微大了些,看上去有点笨拙,但总体效果还不错,我很高兴,觉得背上它一定很“扎台型”。
读小学用的是铅笔,读中学就要用钢笔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我父亲给我买了一支钢笔(大概两块多钱),“金星”牌的,不锈钢笔套,玉灰色笔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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