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1967年二月五日长沙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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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陈益南《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第七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公开号召造反派夺“走资派”的权，这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造反派，造反的浪潮又掀起了一个高峰。但此时，湖南省长沙市的造反派在成功地打垮“红色政权保卫军”等纯官办的保守组织之后，却面临着一场内讧。胜利了的造反派逐渐分为两个阵营：以“湘江风雷”为首的一派和以“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高司”为首的一派。

“高司”是当时长沙市全部八所高等院校红卫兵造反派的组织，有两万多名大学生。在著名的长沙市委大院“八·一九事件”中充当了造反先锋的湖南大学红卫兵，便是它的一支劲旅。这些大学生红卫兵是最先点起湖南省的造反烈火的。日益壮大的工人造反组织，也是他们鼓动、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他们能说会道，尤其擅长宣传，只要他们愿意，一夜之间，整个长沙市大街小巷的墙壁上都可以全部是他们贴的大字报和标语，在与“红色政权保卫军”保守派红卫兵的宣传战争中，他们是举足轻重的力量。按照造反的观点看，这个“高司”确实是湖南省造反派的功臣和先驱。因而，“高司”的头头们当时便很有了一份做湖南省造反派首领的架势。

“湘江风雷”的正式名称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虽说其有“红卫兵”三个字，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学生组织，而是一个以工人为主体、更有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教师、学生、街道居民、下乡回城知识青年等）参加的混合性群众团体，它与“东方红总部”等工人造反组织一样，其头头也大多是工人或工厂的干部。在“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头头的心目中，当然也是承认大学生红卫兵的功劳的，但若讲到担任领袖，他们则搬出了毛泽东主席的语录：“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再加上：“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领导，革命就胜利了”。所以，他们从理论与实践中，都并不承认“高司”的首领地位。相反，已经羽翼丰满、人多势众的工人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已在发挥自己“天然的”领导阶级作用了。

这大概就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后，湖南省长沙市造反派发生内讧，分化为新的两派的重要因素。而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的介入，更加速了这种分化。

中共中央于一月中旬下指示，让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前，省军区对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是袖手旁观的，尽管他们很有些同情保守派。在中央允许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并命令军队去“支持左派群众”时，判断谁是“左派”、并支持谁的权力，就留在了军队自己手里。经过周密的侦察，省军区司令龙书金将军选择了支持“高司”为首的一派，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左派”。理由大概是发现“高司”全是纯洁的大学生，赤诚单纯，而“湘江风雷”等工人造反组织人员复杂，“造反动机”复杂。

围绕着怎样批判省委第一书记的方法和策略，曾经是在一个战壕并肩战斗的“高司”与“湘江风雷”，终于使他们的分歧公开化，白热化了。新的两派都宣称要打倒省委第一书记，而又攻击对方是“保”省委第一书记。结果，省委第一书记就有了挨不完的批斗。一月中旬，刚刚将保守派“红色政权保卫军”击垮，一月下旬，新的派别斗争就开演了，并且愈演愈烈，从标语大战，大字报大战，宣传大战，一直发展到新的拳脚石块交加的武斗再次发生。

支持“高司”的省军区，先是成功地利用了一次“湘江风雷”派方面的一个复员军人造反组织“红旗军”与“红导弹”等红卫兵组织，冲击省军区机关大院的事件，竟然使四大首脑机关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署，于一月二十日凌晨下达了一个“一·二０”指示，即“关于湖南红旗军、红导弹等红卫兵组织到湖南省军区动手打人、抓人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军队负有战备任务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任务。不能允许外人冲入指挥、保密等系统，不许接管。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必要时将其少数头头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军区负责人，应挺身而出，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一月二十日当天，湖南“红旗军”的几名头头即被军区抓捕，但是，对整个“红旗军”组织则尚未采取行动。一方面，这个来头很大的“一·二０”指示，不仅受到了“湘江风雷”派方面所有造反组织的公开抵触，没有一个组织表示拥护，而倒是很多“红旗军决不是反动组织！”“红旗军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组织！”等标语，迅速上了街；并且，更质疑该指示的真伪，要求省军区出示指示原件，同时也向北京的造反派组织打电话询问以求证实。

另一方面，省军区在抓捕了几名“红旗军”头头后，对这个明令指示说的“反动组织”，也没再采取什么行动；对各造反组织公开抵制甚至对抗中央“一·二０”指示的言行，也未作任何追究。抵制甚至对抗中央指示的行为，竟然没有受到省军区甚至中央的任何指责，这在当时是极反常的。进而引起了造反派组织对这个指示的怀疑。后来，果然这个指示，被证明是一个“悬案”。

然而，此段时间，省军区并不是没有作为　，相反，更大的计划在悄悄进行。终于，利用发现“湘江风雷”组织拥有枪支（其实是省展览馆的展用旧武器，由展览馆的“湘江风雷”支队保管）、“湘江风雷”派人员在武斗中殴打了大学生红卫兵等证据，迅速向中央汇报，并胜利地赢得了中央文革小组一个具体的批示，在这个有名的“二·四批示”中，显著明确地使用了“湘江风雷的反动头目”这个名词，并命令省军区对其“采取专政措施。”

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个批示是二月四日下达的，当天拥有百万之众的“湘江风雷”组织却还蒙在鼓里，准备组织对“高司”发动更大的进攻。而省军区司令龙书金将军则亦不动声色，让二月四日的大白天，仍在“湘江风雷”这一派的欢呼声中平静度过。

二月四日晚十点，我与我们“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小李，在支队办公室誊抄完一批大字报后，感到有点儿饿了，便决定上街去吃一点东西，顺便到街上遛达遛达。虽然已近午夜，长沙市的五一大街等处仍热闹非凡，不知疲倦的人流，一峰又一峰地在大街上涌腾，或围观趁夜刷出的新标语、大字报，或挤围在“湘江风雷”一派或“高司”一派的宣传车旁，对慷慨激昂的宣传车广播，或以鼓掌欢呼表示赞同，或以嘘声甚至掷石块砸宣传车表示反对。

由于驻长沙的“首都三司”“北航红旗”等北京红卫兵是支持“湘江风雷”一派的，加上造反派中的工人大都是属于“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因而，在大街上的实力较量，“高司”是显而易见的处于劣势。他们新贴上的标语大字报，很快被人撕掉或复盖，声音宏亮的宣传车喇叭，不时遭到石块的掷击，有时周围群众起哄的嘘叫声还会压过宣传车的广播声。

此时的大学生红卫兵的状况，竟似乎又跌回到五个月前的市委大院“八·一九事件”时那种景象。不同的是，虽然都是遭到工人的围攻，但“八·一九事件”中围攻他们的工人，是市委调来的“赤卫队”，而此刻围攻他们的却是在八·一九事件中支持了他们的工人，也是他们曾千方百计呼吁为其平反，唤醒他们帮助他们举起“造反有理”大旗的工人！每每目赌和回想这种情景，便令人有一种历史的悲哀感。

在围观中，在欢吁中或唏嘘声中，不知不觉，临近午夜十二点。我与小李觉得疲倦了，便从五一大街往回走，想回我们“红色支队”队部办公室去睡觉，那儿有三张床，供我们休息之用。突然，一辆从湘江西岸驶过来、在车头上挂着“高司宣传车”牌牌的宣传车，沿着五一大街，在缓行中以异常宏亮的声音广播着一条令人惊骇的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中央文革今天来电批示：‘湖南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受蒙蔽的群众。全军文革办转，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七时。’……”

大街上的人们，全被这条消息镇住了。一时，没有了鼓掌欢呼、也没有了唏嘘喊叫，大家全静静地在听这辆宣传车不停在重复广播这“最新消息。”我站在马路上，象被钉住了，惊谔得好半天还回不过神来。中央文革批示？！湘江风雷反动头目？！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乖乖，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真的？”小李满脸困惑，神色紧张在问。

“不可能吧？”我也不知该怎么判断这事。

大街上“高司”的宣传车随即用洋洋得意的标准普通话，大声地反复播送这条消息。几分钟后，沉默的人群突然又爆发出喊叫声：“‘高司’在造谣！”“‘高司’胡说八道！”随即这些喊叫声迅速扩展为如雷鸣般的呼喊：

“‘高司’造谣！”

“‘高司’造中央文革的谣，罪该万死！”

“打倒‘高司’一小撮坏蛋！”

“打！打！！打！！！……”

那辆最先广播“最新消息”的宣传车，一下子被愤怒的“湘江风雷”派群众围住，咒骂声，石块声直冲宣传车，甚至有些人已爬上了汽车，扯断了喇叭电线，使宣传车广播顿刻哑了。我很高兴，心想，说不定真是“高司”造谣，不然，早上七点就来了批示，怎么一整天还没有见什么意外变化。

“过去看看！”我朝小李说。

在我们正准备跑过去看那被愤怒的人们猛砸的宣传车时，一辆辆解放牌绿色军用卡车却突然驶来，在五一大街十字路口处停下。随即，从车上跳下一批批红领章红五星的解放军士兵，荷枪实弹，五六式步枪的剌刀一律打开，寒光闪闪。象一股强大的寒潮，顿时将五一大街的热闹气氛冻住。大街上的人，都惊骇得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停止了一切行动，停止了一切声音。我又一次惊骇得立住了僵硬了的腿。

大街上仿佛只剩下士兵们列队荷枪跑步“蹬蹬蹬”的声音，打开剌刀和枪栓的“哗哗”响声，以及军官们下命令的威严叫唤声。

“真的抓人了！”好一会人群中终于才有人敢低声说话了。

这低低的话音，亦如一股寒流，刹时将周围人们的心灵迅速冰冻。荷枪实弹的士兵并不理大街上的人群，只是显然有计划地朝各自的目标奔去。五一大街两侧凡驻有“湘江风雷”组织分部、战团、支队等基层组织的招待所、机关、饭店，统统被士兵包围，然后，冲了进去。大街侧有几条通往“湘江风雷”总部所在地的巷街，全部由士兵们封锁，不准任何人再进。五一大街临街有一座旧教堂，现已是由“湘江风雷”派的一个青年组织驻住，威风凛凛的士兵们很快将旧教堂包围，在大街对面，甚至布有几挺轻机枪，对准教堂的大门。一会儿，冲入教堂的士兵，将十几个身穿工作服的青年人押了出来，在枪剌如林的教堂大门前，把这些青年人推上了一辆早已等候的囚车。

一个年龄比我大佩着“湘江风雷”袖章的工人，轻轻地碰了我一下，把正目瞪口呆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一幕的我，从麻木中唤醒。“快到那里去！”他轻声对我说，同时嘴角朝大街边一座公共厕所翘了一下，我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连忙与小李随他一道迅速跑进了厕所。厕所里，已有不少人，大家相互并不讲话，有的人则只自个低声地咒骂着，但都在做同一件事：将自己臂上佩的“湘江风雷”袖章或胸前的“湘江风雷”布符号迅速取下，塞进自己口袋里，有的则干脆将袖章、符号统统扔进了厕坑里。

“丢不丢？”小李拿着已取下的袖章问我。

我有些舍不得，同时也觉得将袖章丢入厕坑太损我们的形象。

“藏好！”我对小李说。

我们将袖章塞进里衣的口袋，然后装着若无其事似的走出厕所。

突然涌来的数辆“高司”的宣传车，欢快地在大街上转来转去，那辆被围观群众扯断电线的宣传车，喇叭也恢复了宏亮的声音。此刻，回荡在大街夜空下的声音，只剩下了一种音符：

“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批示！”

“打倒反动组织湘江风雷！”

“绞死叶冬初！”（湘江风雷一号头头）

“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行动！”

“向人民解放军学习、致敬！”

……

几辆“湘江风雷”的宣传车，被解放军士兵扣押，临时改作了囚车。属于“湘江风雷”一派的其他造反组织的宣传车则都停车熄火，一声不吭地停在马路边，车上的宣传人员围站在车头前，闷声不响地看着“高司”宣传车劲头十足在大街上抖尽威风。

一个个“湘江风雷”基层组织被捣毁，一批批“湘江风雷”的人员被拘押，推上不断增加数量的临时囚车。看着这一切，我异常的痛苦，也非常紧张，更有一些害怕。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面对的都是象自己一样的普通群众，或学生，或工人，或干部，却从来还没有面对过解放军，而且是这样杀气腾腾荷枪实弹的士兵。此刻，这一切都如从天降，不仅出现了军队，而且枪口、刀尖都是对准了我们“湘江风雷”，甚至是由我们无比崇敬的中央文革小组下的命令！我的脑子显然一下子容纳不下这一连串突然出现的问题，于是乎，我只感到晕沉沉，昏乎乎的。

大街上围观的人群中，也出现了热烈的口号声，不断地重复着“高司”宣传车广播的口号，并向“高司”的宣传车和跑步而过的解放军士兵，均报以热烈的如雷震天的掌声。这些群众，除了少数是支持“高司”一派的造反派工人外，大多数则是原已瓦解不复存在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的成员，看到自己的老对手“湘江风雷”一下子变成了反动组织，他们顿时觉得出了一口恶气。二十多天前，当“湘江风雷”等造反组织，借着《红旗》杂志那篇评论之势，踏平他们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总部之时，他们只有愤恨，却又不能反抗。而此刻，他们竟突然间找到了这样一个发泄愤恨的机会，如何能不兴高采烈呢？在“高司”派的口号中，他们自发地加二条：“坚决镇压湘江风雷反动组织！”“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

我决定丢弃暗藏的“湘江风雷”袖章。因为，不知什么原因，大街上已有士兵在开始盘查普通的群众。但是，我现在还不是躲的时候，我试图通过一条只能并肩走俩个人的狭窄巷子，插到我们支队部办公室看一下，因我们支队部是在一个商店楼上，外面没有明显标志，而唯一一面悬挂在窗口的显示“湘江风雷”组织的红旗，在傍晚已被收了进屋。因而，我想，现在大概军队还不会发现它，趁天亮前，我们可以将那儿的扩音广播设备和一些物资转走。我和小李悄悄乘人们不注意时，将袖章塞进了大街边的一个邮筒里，然后，如释负重地走开。

小李建议先去大街附近的“胜利”摄影社打个电话，探一探支队部的情况，以防万一。我觉得考虑有道理，于是俩人就先到了“胜利”摄影社。熟门熟人，瞿凯旋开门，亲热地迎接了我们。虽然瞿凯旋他们没有参加“湘江风雷”，而是属于“东方红总部”组织辖下的摄影专业造反兵团，但由于我是公司系统最早参加造反的负责人之一，又是红色支队的头头，特别，我还曾是“胜利”摄影社的职工，因此，我每次去“胜利”都会受到他们热情友好地欢迎。

象瞿凯旋这样睡在店里的人不多，大家都没有睡，正坐在宿舍里议论今夜的事变。我的到来，使他们更没有了睡意。我到办公室拿起了电话筒，一听，奇怪，没有一点声音，我对瞿凯旋说，是不是这电话坏了？

“那不可能吧”。瞿凯旋说着拿过话筒听了听，也一脸困惑。

我们又到营业厅那个电话机旁，拿起话筒，一听，又是寂然无声，我使劲用手拍打话机，依然听不到任何声音。我想，怎么这么巧，电话都坏了？架着一副黑宽边眼镜的庞达明走过来，拿起话筒听了听，便断然地说：“不是电话机坏了，而是电话被切断了！”庞达明是“胜利”摄影社的一名摄影师，比我大七、八岁，现在他是“东方红总部”摄影造反兵团的一个头头。他的话一下子使我顿悟。既然今夜军区要采取这样大的一个行动，他们还会让“湘江风雷”的人使用现代化通讯工具以通风报信而逃跑吗？显然，电信局接到了军区的命令，截断了市内全部电话。我无可奈何，丢下了黑色的电话筒。当我决定仍冒险去支队部察看一下时，庞达明、瞿凯旋他们坚决劝阻了我。认为这个险没有必要去冒，不如在这里休息，待天亮后再见机行事。

这样，我就于“胜利”摄影社摄影大厅内舒适的沙发上，躺着度过了二月四日夜里（实际是二月五日凌晨）的最后几个小时。从而躲过了个人的一次灾难。因为，凡是当天夜里在“湘江风雷”组织所在地方被军队捕捉的“湘江风雷”人员，一律被投入了监牢或临时拘留所。

第二天，恐怖依然笼罩在“湘江风雷”组织人员的头上。大街上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不时地穿来穿去，进一步地查抄“湘江风雷”组织。高大一点的建筑物顶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如临大敌般的武装士兵。街、巷中的封锁虽已解除，但捕人的汽车停在马路边，仍到处可见，不时还可见到一队士兵押着一、二个已被五花大绑的显然是“湘江风雷”头目的人，走向那囚车。

大街小巷的标语，几乎已全部更换成“高司”派的了。在“坚决拥护镇压湘江风雷反动组织！”的标语上，“湘江风雷”字上已被划了几个大红“×”，以示判其死刑。“高司”一派的宣传车继续兴高采烈地欢叫着，庆祝他们的胜利。“湘江风雷”的宣传车自然已不复存在，就连“湘江风雷”同一派的其他造反组织的宣传车，亦不见影子。

除了公开的“湘江风雷”总部及几大分部、战团的地点外，对于各单位的“湘江风雷”组织，军队似乎并不太清楚，连“高司”的大学生也不清楚。但，各单位却曾有过“红色政权保卫军”或“工人赤卫队”组织，这些垮了台的保守组织人员，眼见向包括“湘江风雷”在内的造反派报仇雪恨时机来临，于是，不用号召，不用鼓动，他们都自动积极地去为军队的士兵充当耳目，反映情况，甚至带领士兵们到本单位一一指点“湘江风雷”人员。这一来，很多“湘江风雷”基层组织负责人都这样被抓了去，有些其他造反组织的人，也被原保守组织人员领士兵抓了来，因为他们被说成是“湘江风雷的外围”。幸亏，负责收容的军队指挥官严格执行只抓湘江风雷头目的命令，才当即被甄别释放。军队大白天所捕捉的人，甚至超过了昨夜突然行动的数量，以至长沙市各类监狱都再关不下人，只好将两座电影院征用，临时改作监牢。后来的资料表明，那一天，省军区已在湖南省全省同时行动，共抓了上万人。

我与小李一早便离开了“胜利”摄影社。无论如何，我总觉得自己多少是个支队负责人，应该到支队部去看看，与钟队长他们商量一下，我们该怎么办。虽然一路上还见军队在抓人，但我仍抱着侥幸心理。一则，中央文革批示说是对“湘江风雷反动头目”采取专政措施，我们几个虽也算小头目，但自信不属“反动”之列；第二，马上逃跑一法，似是不能采用的，否则，当了个逃兵，今后你还有什么可以号召人的形象资格呢！

一进支队办公室，时年２４　岁的支队长钟有新，及其他几个支队委员都已在了。一见面，大家都非常高兴，互相问安，并告诉各自昨夜的惊心动魄经历。支队办公室依然如旧，并没有人动过的痕迹，显然军队士兵还没有光顾过这里，大家不由很有些庆幸。对于中央文革的批示，我们很是愤愤不平，认为一定是省军区汇报了假情况，才导致这个结果。同时也抱怨“湘江风雷”总部的头头们，为何没有积极向中央文革反映，使中央对我们有客观了解。

钟有新说：“事已如此，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家赶快想办法，看我们怎么办？”

组织委员老易建议，我们赶快发声明，退出“湘江风雷”。

钟有新点点头，表示赞同。

我同意老易的建议，同时提议，声明退出“湘江风雷”后，再成建制地将我们红色支队去参加“东方红总部”。“东方红总部”是我们一派的，中央文革批示没有牵涉到她。这样，我们公司这支造反力量就不致被摧垮。

支队委员们都赞同我的提议。但钟队长摇头。他说：“今后难保‘东方红总部’不受牵连，这些社会上的大组织，对总部的头头的情况，我们都不太清楚，万一他们出了问题，又会牵连到我们，我看，我们一个也不参加，马上声明退出‘湘江风雷’，我们这千把人的造反队伍，就在本单位独自搞一个组织，反正都是按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精神造反就是，这样，谁出问题都牵连不上我们”。钟有新队长的话有一定的道理，至少，目前是可行的，大家都赞同他的方案。老易忽然想起了什么，说：“我去把办公室外那块‘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牌子取下来再说”。说罢，他就朝办公室门口走去。

一队红帽徽红领章草绿军装的士兵，突然威武地出现在办公室门口，象从天而降似的，挡住了老易。我们都惊住了，火烫了屁股似的从坐位上忽地站了起来，不知所措。士兵们冲了进来，剌刀尖和枪口对准了我们，并连声高喊：“一个也不准动！”“谁敢动，就不会有好下场！”我们当然不敢动。一个军装有上下四个口袋的青年军人走了进来。他腰间别的是手枪，显然，他是一个指挥官。他威严地怒目横扫了我们几个一眼，大声问：“你们是不是‘湘江风雷’的？！”

“是‘湘江风雷’下面的一个支队。”钟有新队长答。

“‘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你们知道吗？！”那个军官又厉声问。

“已经听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钟有新说。

“知道了就好！”青年军官满意地手一挥，并朝周围的士兵命令：“先押到外面去！”

我们一共五个人，被押到办公室外面站着，三个表情严肃的士兵仍用他们手中的枪口和刺刀尖，对着我们。

在被押出办公室的一瞬，走在最先的老易和我，看到了二个熟悉的人，他们是我们公司原‘赤卫队’的负责人。他们正准备下楼离开这儿，不料我们很快被押出办公室，看到了他们，一见我们出来了，他们稍有些面显尴尬，连忙“蹬蹬蹬”急促下楼走了。显然，士兵是这二个人领来的。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搜查的士兵，在青年军官的带领下都从办公室出来了，“湘江风雷”的旗帜，袖章，印章，名册宣传资料以及那块还未来得及取下的“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牌子，都是他们的战果。二个士兵还将扩音机、喇叭都抬了出来，我对他们低声说了一句：“扩音机、喇叭是借了我们公司的，不是‘湘江风雷’发的。”青年军官扫了我一眼，便扭头对那二个士兵说：“不是属于‘湘江风雷’的东西，就不要拿！”二个士兵又顺从地将扩音机喇叭抬回办公室。

青年军官命令我们五个人站成一排，逐一审问我们。

“你是什么职务？”他问老易。

“支队委。”老易答。

“你呢？”青年军官又问我。

“副支队长。”我连忙答道，心脏则“扑扑扑”猛跳起来。

他上下细细打量了我几下，没有吭声，又走过去问钟有新：“你！？！”

“支队长。”钟有新沉着地说。

钟有新的话刚落音，青年军官扭头手一挥，同时厉声命令：“把他捆起来！”二个士兵闪电般冲过来，用早已准备好的绳子，一下子就将钟有新紧紧地捆住了，推到另一边。钟有新并不反抗，因为深知反抗也无益。青年军官在问过了小李和支队联络委员小罗后，又转脸朝我们四个人扫了一眼，并问：“你们中谁姓易？”

“我姓易。”老易连忙答。

“是不是负责组织工作的？”

“是。”

“把他也捆起来！”青年军官又指示身旁的士兵。

“请你们告诉我堂客一下，要她莫急……”老易连忙对我们喊。

“叫什么！不准讲话！”一个士兵用枪托朝老易腰上就是一下，并吼道。在士兵们捆绑老易之时，我更觉紧张，同时也有些羞耻的感觉，因而竟然向那青年军官说：“我是副支队长，请问，我是不是也要跟你们去？”

青年军官望着我，好半天没有吭声，只管上下打量我。

“你多大了？”他终于问，但口气明显温和。

“十七岁。”我诚惶诚恐地答。

“算了！你可以不去！”青年军官微微抿嘴一笑，用手朝我一掸说。

在将钟有新和老易押走时，那青年军官对我们剩下的三个人说“你们的支队要马上解散，再不能参加‘湘江风雷’的活动了！否则，你们会倒霉的，听到了吗？！”“听到了！”我们连忙答道。

看到钟队长和老易被士兵们押走，小李长长的嘘了一口气，我则既觉一身轻松，但又时而心情沉重“老易只不过队委，我却是副队长，结果，没抓我倒抓了他，人家会怎么看我呀？议到老易被抓的事，我们都认为肯定是公司里有人告了密。“不然，为什么那个解放军单单问我们谁姓易？”小罗分析说，“肯定是那二个带路的家伙点的‘水’！”我想，大概老易因为是老工人，在我们“红色支队”负责人中年龄最大，无疑，公司里对立的保守派人员会认为老易是真正左右我们支队的主要人物，因而把矛头剌向了他，而实际上，老易在支队委中，却基本都是听从钟有新和我的。将老易抓去，实在是冤屈了他。

我们的“红色支队”顷刻垮了。支队部被公司机关造反派“东方红战斗队”接管，“夺权委员会”也张贴了拥护中央文革打倒‘湘江风雷’的标语，同时，宣布将钟有新和我“开除”出“夺权委员会”。我的同事阳金河、侯川江也被他们机修厂“夺权委员会”开除。他们俩也险些被抓。告密者带来一队解放军士兵，面指阳、侯是“湘江风雷反动头目”，士兵们绳索都准备好了，幸亏为首的军官问清了阳金河，他们机修厂的“湘江风雷”组织不过是支队下面的一个小分队，而军官们得到的命令是“逮捕支队长及支队长以上的头目、头头。”因此便使阳、侯幸免。

二月五日那一天亲历的事件，使我对军队介入政治的能量与态势，有了一个深深的认识与体会。所以，从那以后，每每从报纸或电视中看到某某国家发生军事政变的新闻，看到电视画面上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占领了城市的各制高点、或在大街上戒严的情形，我便能从对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那天发生的事件之记忆中，找到对这类新闻的深刻感觉。

由于“湘江风雷”的垮台，“高司”猛烈的舆论进攻，原属于“湘江风雷”这一派的各造反组织元气大伤。相反，各工矿企业商店机关的原“红色政权保卫军”“赤卫队”一派的保守组织则纷纷复燃，不过，他们也变换了组织方式。一则是不用“红色政权保卫军”那已被判死刑的名称，二则吸取“红色政权保卫军”和“湘江风雷”均吃了被中央点名的亏，保守派的人员便不再组织大的跨行业、跨单位的社会性组织，而是以各自单位为基地，组成一个个不同名称但互相保持紧密联系的组织，向造反派发动了反攻。

“高司”开始是不愿同这些保守组织打交道，因为毕竟它认为自己是造反派红卫兵。而这些今天热烈拥护她支持她的人，却都是曾被它参与斗争并打垮了的对象。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势力毕竟单薄的“高司”，不得不在大力发展，建立它的农村支持力量外，同时也小心翼翼地接纳工厂里的前保守组织作为自己的盟友。

当斗争进一步白热化，最初的“造”与“保”的痕迹在社会组织的斗争中，表面似乎越来越淡。因为，到后来，已没有哪一个组织会承认自己是“保皇派”“保守派”，也没有哪一个组织的名称不冠上“造反”二字。因而最终，大量的原保守组织的势力，便很快站到了“高司”一边。因为，在工厂商店、机关里、在工人中，尽管组织的旗号已发生变化，但互相较量的基本力量却没有根本变化：一方是“九·二四报告”的受害者为代表的一般工人，另一方则是九月抓“反革命”、打“右派”的积极分子们为代表的党、团员和党组织认可的政治骨干人员。

我们公司的原“红色政权保卫军”“赤卫队”人员，很快成系统的建立了一个名为“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的组织。他们对外拥护省军区，支持“高司”，对内则宣称：“反动组织湘江风雷”以外的造反组织亦均为“造反动机不纯”的组织，“夺权委员会”必须解散等等。

公司党委成员们与这个“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有天然的联系，他们或明或暗却是真正支持它的。在此情况下，加上毛主席党中央来了最新指示指示，说凡夺权的地方，必须组成有领导干部、军队代表和群众组织三方面人员参加的革命委员会，使中央一月号召的只由造反派夺权的形势发生了改变。因此，公司“夺权委员会”，便象其他单位的造反派夺权机构一样，面临这种不利形势，不得不宣布自行解散，而以“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的名义活动。

尽管原保守组织所组织的新队伍，冠上了时髦的“造反”徽记名称，但，我们造反组织，仍称其为“保守派”，这使他们很恼火。因此，在他们使用的各类宣传品中，便愈加高频率地使用“我们造反”的字眼和名词，希望人们抹去过去历史的痕迹。然而，当真正的造反派在后来倒了大霉时，这些保守组织的人员便将“造反”这个词抛入了粪缸，而很得意洋洋地诉说：“我们保守派”当年如何如何坚定“保皇”“保守”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斗争，历时长达十载春秋，尽管队伍的旗号，组织的攻击目标经常发生变化，但，其中互相对立和较量的势力，大致上没有根本变化。国内外有些作品和文章之所以将批斗“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斗校长老师，抄高级知识分子和出身不好的人的家；采用专案组方式迫害文化人或老干部等等文化革命中一切整人的佩红袖章的打手，都归罪于造反派，都视其为造反派所为，就是因为那些作品的作者，实在是不清楚文革中两派斗争的历史过程所致。他们弄不清佩着红袖章，甚至佩着“造反”字号红袖章的人，并不一定都是造反派。有些坏事是造反派干的，而更多的则是佩着红袖章的保守派所为。

“湘江风雷”垮了，我这样有着“湘江风雷头目”身份的人，是不好去参加别的造反组织的。为了不致被人抓口实，别的造反组织必将谢绝我的投奔，我也不好意思，于是，我决定回机修厂去上班，当我的钳工去。

文革中，被打成为“反动组织”的群众造反组织，并非“湘江风雷”一个，每个省都发生过这样的事。例如青海的“八一八”、河南的“二七公社”、湖北的“钢工总”、江西的“大联筹”等。但是，那些组织一般都是在一九六七年所谓“二月逆流”时期，由各省的省军区自作主张将他们打成反动组织的。而由中央文革直接点名为“反动组织”的却不多见，尤其是由中央批示将一个省的主要大造反组织打成“反动组织”的事，大概也就这个“湘江风雷”事件。

虽然，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央对湖南文革问题的决定中，批评了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并撤消了它，在中共中央文件即“八·十决定”中承认：“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

甚至，毛泽东还为此专门写了一段话，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做事的轻率：“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责主要的责任。”

但是，文革造反的浪潮中，作为曾经热烈号召、极力主张、坚决支持，拼命策动广大群众“造反”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当初，为何却突然下达一条旨在摧毁“湘江风雷”这个明牌造反组织的批示？为什么在文革尚处在白热阶段之时，却这么轻易地对一个省的最大的造反组织开刀，还竟指示动用军队抓人，而之中，又还有些什么内情？此事，一直令湖南省的造反派们迷惑不解。至今，我也仍然不明白个中的真正具体原因。

也许，是因为“湘江风雷”已拥有了上百万成员且还在继续膨胀发展，而导致中央对其产生了顾忌？或者，再加上据省军区报告称这么大一个群众组织竟然还拥有了武器，（实际并没有，而是将省展览馆的革命历史展品枪支，作为“湘江风雷”的罪证拍照上报的，理由是当时省展览馆已经为“湘江风雷”的一个支队管辖）而使中央有了担心和愤怒？要么，是因为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及其上级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都是林彪系统的战将，使中央文革视其为“自己人”而言听计从，便匆匆按军区的报告下了有利于省军区的批示？

但，这一切都只有猜测。真正的原因，也许要待将来的历史学家们　才能探清楚了。不过，这种由中央文革小组直接下批示镇压一个造反派组织，而后又由党中央与中央文革宣布予以为其平反的事，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却似乎只发生有湖南省的这个唯一的案例。

而那个什么“一·二０”就更离奇了。始终对这个“一·二０”心存疑惑的湖南造反派，后来在中央为“湘江风雷”平反的过程中，多次向中央领导人反映这个指示的事。然而，周恩来总理在１９６７年八月十五日接见湖南造反派时，却说了“中央没有发出这样一个指示”。周总理说：“有人问：二·四批示以前，有没有拿中央等四个机关打过这么一个电话指出‘红旗军’、‘红导弹’问题，。中央没有发出这样一个指示……四个单位讲湖南‘红旗军’的问题，没有这个文件。是不是打电话说过？我们没有直接打过这样的电话。我们委托黎原同志（在湖南支左的４７军军长），请回湖南继续调查。”最后，却始终没有查出或公布过此“指示”的来龙去脉真实情况，因而，“一·二０”指示便成了一桩历史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