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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久程:援越抗法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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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5 15:33: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45年9月2日,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同年9月23日,得到美英两国支持的法国军队在西贡强行登陆并集结兵力,对越南发起进攻。此后,法军又以五个团的兵力在中部岘港登陆,完成了对越南的军事分割。随后法军又乘虚侵入海防、河内,到1947年春侵越法军兵力超过10万,9月法军又集中十二个团,在空降兵和海军舰队的配合下,对越南人民军进行合围包抄,越北大部分城市、集镇被法军占领,越共中央和政府被迫转移到越北山区。面对日益恶化的严峻形势,胡志明主席于1950年初春专程来中国进行秘密访问。
  此行主要目的,是请求中国给予军需物资援助和派出党政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抗法战争。不久,中共中央派出以陈赓、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奔赴越南前线。与此同时,越南人民军新建第三零八师等部队开到中国境内云南砚山实施军训,并更新全美式武器装备,接受军训。从1951年起,为适应越战需要,还在柳州基地为越军培训了大批汽车驾驶员。其中有一批学成回国时,每人开走一辆苏制嘎斯-63汽车。   为了保障对越南军需物资供应,1950年8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南宁设立办事处。我团在驻南宁办事处领导下,具体执行运输援越军需物资任务。   南下广西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当时我所在的部队隶属华北军区运输部汽车一团,在北京市郊区昌平县唐家岭休整待命。   1951年1月23日,天还没亮,紧急集合的号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大家匆忙打起背包,马上出发,直奔清河火车站,登上军用专列。开车前连党支部紧急召开会议,团员列席参加。指导员说:“同志们!现在考验党团员的时候到了,为防止部队减员,党团员要严格监控个别家庭观念较重的人,防止他们‘鞋底子抹油——开小差’。”指导员又详细地做了布置,规定每到车站下去上厕所时(坐的是闷罐车)必须集体行动。   1月24日,列车到达安阳车站,正值深夜,指导员指派我陪同一位战友下车大解。我在厕所外等候,听到车站“军车就要开了,请解放军同志抓紧时间上车”的广播后,我赶紧跑进厕所里叫他,进去一看,厕所里一个人影也没有。我顿时傻了眼:那位老兄竟借解手的机会溜号了。我立刻跑回去向指导员汇报,指导员把我狠批了一顿,为此我在班务会上做了检讨。   这件事发生后,为防有人再溜号,大小解一律改在车上,要求大解尽量在夜间,小解则利用门缝随时解决。   1月27日,列车停靠在武汉江岸车站,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看到长江,高兴极了,不约而同地跳下车厢,跑到江边洗脸、刷牙。当时长江上还没有跨江大桥,火车头要倒着通过引桥把车厢送到船上。船很小,每次只能载三节车厢,等待过渡的时间很长。我们从北方过来,都穿着很厚的棉衣,稍一活动就汗流浃背,经过请示,我们在江边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   1月29日,列车到达衡阳车站。这时由南向北开来一列入朝参战的炮兵军列,两趟列车并排停靠在站台上。听他们口音大都是东北老乡,他乡遇故知,格外亲切。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吉林籍老乡,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了句歇后语:“小老乡,你们南下剿匪(当时不知道援越);我们北上抗美援朝,这回可真是小鸡吃黄豆——够呛啊!咱们说不定是坐火车吃烧鸡(骨头要扔到外头)。”当时,我没理解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当列车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开动时,我们把帽子高高地举起,疯狂地摇动着,高喊着:“老乡!战友!一路平安!再见!”   如今,六十年过去了,真希望这位大哥能和我一样平平安安地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安度晚年。   1月30日晚八点到达柳州市。当时的柳州土匪活动还很猖獗,面对这样复杂的形势,我们部队也加强了戒备,每人配发一支“三八马枪”,外加四颗手榴弹。这种三八马枪是日本骑兵使用的,七斤多重,比三八大盖短些,行车时便于放到靠背的枪架上;四颗手榴弹,有国产蒜锤式,还有48瓣拳头大的美国造,就放在坐垫下的箱子里。接着又进行了一周的突击军事训练,投弹、打靶、立、跪、卧射等科目,搞了一次实弹演习。那时要求外出必须携带枪支,三人组成一组,夜间则加强警戒,每天传达一个口令,时刻防备土匪的破坏活动。   初到广西,有种格外新奇感。首先是语言不通,真是中国人听不懂中国话,办事要找翻译,民俗习惯也不一样。我们东北人有四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大姑娘叼着大烟袋、翻穿皮袄毛在外。据我观察,当时广西也有四大怪,那就是:穿鞋用草编、头上把布缠(民族装束)、赶集挑着担、腰间挂着罐(寒冷季节里面装几块燃烧的木炭取暖)。   当时的广西,还有几多,就是山多山洞多、洞里藏土匪多、到处长虫(蛇)多(我在庙里睡地铺时,长虫就曾爬到被窝和蚊帐上面)、蚂蝗多、烧香拜佛多、外出拿伞的多、上山背篓的多、妇女在田间劳动的多、阴天下雨多(初到广西柳州,十多天没有见太阳,被子都发霉了)、光脚走路的多(有鞋不穿用手拿着)、吃东西不忌口的多。广西人什么都敢吃,菜蟒、肥老鼠、猫等小动物,没有不吃的。部队改善生活,我们吃鸡肉,广西籍战友吃鸡头、鸡脖子、肠子,就连喝的酒都是用长虫泡制的,叫什么“三花蛇酒”。   由于水土不服,加之缺乏营养,我们都不同程度地得了各种疾病。如疟疾、拉肚子、夜盲、睾丸脱皮等,防治办法就是每人每天吃一粒奎宁片,要是肚子痛,就把子弹壳里的火药倒出来吃。别说,还真管用。   1951年3月26日,我连由柳州迁往南宁。天亮出发,过迁江时是用摆渡过的。过江上岸后,天快晌了,副连长说大家累了,打个尖吧(吃午饭)。在岸边饭店,我们每人吃了两大碗鸡丝米粉,这是我到广西后第一次吃米粉,吃着很顺溜。   当天午夜行至昆仑关(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与日本侵略军在此浴血奋战,最终打败日军)时,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副连长命令停车息火,押运班架好机枪,我们也都紧张地手握三八马枪和手榴弹,准备战斗??也就一袋烟的功夫,枪声渐渐消失。通信员传达命令,让原地休息、待命。实在太疲劳了,不知不觉中我们抱着枪呼呼睡去,直到山下村里鸡叫,东方出现鱼肚白时,副连长把我们一个个踢醒:起来活动活动,准备出发。此时,我们身上的衣服都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出发前行至山下九塘村时,遇见兄弟部队,才知道是一小股土匪骚扰村庄,已被击溃。   到南宁后,我团的番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第九一团,团部驻在南宁市郊白泥岭。   接着,各连开始进行援越政治、军纪教育,我连指导员吴建(是个大学生)负责授课。他说,从地理上看,越南和老挝与广西是山水相连的近邻,邻居有难,我们不能隔岸观火。他还把中越关系比喻为唇亡齿寒、户破堂危,越南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支援越南抗法战争是我国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他再次强调了军委的要求,援越行动要绝对保密,不可张扬,连亲友也要保密,近期不能与家人通信。进入越南后,不戴帽徽胸章,不与不明身份的人接触。汽车要关闭大灯行驶,不能暴露目标,物资送到目的地后务必在拂晓前返回,遇有特殊情况,如法国飞机炸毁公路和汽车抛锚时要在山洞或树林里隐蔽,待天黑后返回,等等。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上级这样要求,我们只能无条件地坚决执行。其间,一年多不能与家人通信,造成了很多痛苦,一年多音讯全无,有的母亲想儿子哭盲了眼,有的未婚妻要求退婚,还有的妻子改嫁他人……

  图一 1951年,作者入越前与战友李景兆在南宁留影。


  图二 作者执行任务途中留影。


  图三 作者进入越南时的“预防接种证”。
  秘密参战   我们的任务是接替北上抗美援朝的四野汽车三团(此前三团已执行了几个月的援越任务),把我国无偿援助越南人民军的枪支弹药、被服、汽油、汽车、粮食等物资运送到越南前线。记得运送最多的是大米,因为当时法国侵略军对越南实施狂轰滥炸,农民无法耕种,逃到山里避难,土地荒芜,军人以及平民的部分食粮主要靠我国供应。   说到运粮,使我想起老排长王大力(绰号)。他是个地道的山东大汉,身材魁梧,一米八几的个头,力气大,饭量也大,一个人享受两个人的伙食待遇。老排长性格内向,平时表情严肃,他有个习惯,睡觉从来不用枕头,仰卧、胸部是扇面形的,肩宽腰细。偶尔高兴时,当着大伙面赤着膀子亮亮膘,一吼浑身全是肉疙瘩。让大伙掐他,可是谁也掐不动,肌肉硬得像石头,可以与现代的健美运动员媲美。老排长干力气活可不含糊,卸大米时,法国俘虏两个人抬一袋,并且还慢慢悠悠,老排长左右胳膊各夹一袋,仍健步如飞,让面黄肌瘦的法国俘虏看得目瞪口呆。   援越期间,我们正常的生活规律完全打乱了,为了不暴露目标,严防敌特的破坏活动,我们一律夜间行动。每到夜幕降临(我们都愿意在阴雨天出发,雷雨天法国飞机不出动),援越车队便由凭祥出发,途经镇南关(今友谊关)、那岭、同登到达谅山以远前线;或经龙州、水口关到达高平前线,如遇敌机空袭,听到越南人民军鸣枪示警,并高喊:“斗外!斗外!”(飞机!飞机!)我们便赶紧到路边树林里隐蔽起来。一次,我们向谅山方向送汽油,谅山附近有一座公路桥被法机炸毁,我们只好把汽车隐蔽起来,人躲藏在山洞里,饿了一天多,只能喝点山涧水充饥。其实山下就有木瓜树、野香蕉、地菠萝等,但我们严守纪律,没摘一个果。   1952年8月10日夜,经龙州前往水口关运送汽油,途中下起了瓢泼大雨,路过一条无名河时,因河水暴涨,一台汽车被洪水冲翻。大雨不停地下着,我们跳进河里,分头抢救汽车和汽油桶。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奋战,汽车被拖上岸,汽油桶也都集中到岸边,我们累得浑身筛糠,嘴唇发紫,半天说不出话来。此时雨渐渐地停下来,连长命令继续前行。快到水口关时,天刚见亮,听到发动机响声,接待站工作人员老远站在路边迎接,一边喊着:“偶斗古立(汽车来了)”,“莫纳!莫纳!(万岁!万岁!)”“懂基,召懂基!(同志,你们好!)”一边引导我们走进接待站,丰盛的饭菜摆满了饭桌,还有法国红酒。他们的热情招待解除了我们的疲劳,虽然言语不通,但通过手势与眼神的交流,我们内心感到十分亲切、愉快!饭后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军用折叠床和一条毛毯,都是缴获法军的战利品。让我们好好休息,等待天黑后再上前线。   1953年2月1日晚8点,我们总后勤部南宁办事处一行二十七人,一同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于2月5日晚到达北京,出席总后召开的直属单位首届团员代表会议。2月6日代表会议开幕,杨立三部长(当时已身患重病)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大意是: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后勤工作立了一半的功劳。因为援越抗法还没有公开,部长说援越也是援朝的一部分。   我团在广西执行了两年又三个月的援越任务后,于1953年4月28日奉命北上(留守一个连,继续执行支援奠边府战役),同年5月3日到达山东半岛,参与修筑崂山湾、薛家岛、灵山湾一线国防工程。

  图四 1953年,作者使用过的通行证。


  图五 1955年8月,作者在青岛的留影。

原文地址: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zlwj/article_20130106743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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