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李强、沈原：精英联盟、总体性资本和“不拉空阶层”

tuffy05 · 发表于 2013-1-6 01:02:39

孙立平、李强、沈原：精英联盟、总体性资本和“不拉空阶层”

　　精英之间的冲突与联盟。
　　在 80 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是有直接关系的。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但到了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双方关系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 80 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 80 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第二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在八九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

　　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
　　在上述精英的联盟中， 90 年代以来，比较突出的是出现了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联盟的趋势。在任何社会中，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都是社会常规运作的基本前提。当然，任何阶层或集团之间的结盟都是利益驱动的，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常常具有显而易见的利益一致性。然而，改革以来，中国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80 年代，当市场机制刚刚被引入时，最先和市场相结合的是处在社会外层、边缘层的体力劳动者群体，而处于社会内层、核心层的知识层、技术层、管理层都还难于进入市场。体力劳动者层与市场结合的结果是他们从市场中获得明显的利益，知识技术层由于远离市场，而难以获得利益，从而产生了心理上的极大不满。这就是收入分配中的“脑体倒挂“时期。 90 年代以后，市场已侵蚀到了社会的核心群体中来，知识技术层出现了下海的浪潮。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也使得市场向高档产业发展。于是出现了知识技术层与市场结合的新局面，知识技术层进入市场后，立即从市场中获得了利益。这在收入结构上表现为从“脑体倒挂“转为“脑体正挂“。而这一阶段，体力劳动者层由于无法和知识、技术、管理层相竞争而处于明显的劣势。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动下，知识技术层开始与统治集团形成联盟，而体力劳动者层由于利益上的损失，产生了对于社会变迁的极大不满情绪。知识技术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知识分子中的“新保守主义“思潮。 1994 年以后，在中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种以主张民族主义、对抗西方文化为特征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之所以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是因为：第一，流行这种思潮的主体是中青年人，而不是象旧保守主义那样主体是老年人；第二，适应这一思潮的人，很多都在西方国家留过学，了解发达国家的情况，而不是象旧保守主义那样，很多人不了解外面的情况；第三，流行这一思潮的人，在主张民族主义的同时，也积极地倡导改革开放，而不是象旧保守主义那样往往对抗改革开放。当然，在此也应注意有一部分做基础研究的知识分子是难以进入市场的。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这部分人的利益由国家通过再分配给予补偿。而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制度还很不健全。因此，在没有得到再分配补偿的情况下，被市场抛弃的知识分子出现了走向平民主义的趋向。

　　总体性资本与两极社会。
　　研究后共产主义转型的著名学者撒列尼和特雷曼等人认为，对于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精英形成来说，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换言之，政治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限制是否严格，会对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精英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对于中国社会资本转换类型所进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一种与撒列尼的转换类型相当不同的资本转换类型。对于这种资本转换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圈内转换“。如前所述，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典型的就是“不落空“现象：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化性，这就是 “不落空“ 现象，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不落空“ 的几次高潮（ 70 年代末的高考、 80 年代初的出国、 80 年代中期的官倒、 80 年代末的第三梯队、 90 年代初的下海、 90 年代中期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由于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我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资本垄断去了。
　　目前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总体性资本对政治和社会决策的影响和左右。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虽然人数少，但对于社会决策的影响力颇大。因为，这个集团同时占有政治、经济和权力资源。在最近几年有关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如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有关政策的讨论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响。如 90 年代中期，由于前期房地产过热和当时经济紧缩的影响，相当一些房地产商被套。当时曾经召开许多有关经济、货币和房地产政策的研讨会，呼吁放松银根，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然而，由于这个阶层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集团，社会利益狭隘，很难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因而，该集团对于社会决策的影响不利于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相反却容易激化社会矛盾。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管理上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决策过程中，多元参与表现为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反映意愿的渠道，特别是社会中间层，由于它处于中间地位，易于协调上下之间的关系，因此，中间层的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参与的核心问题。总体性资本影响决策是对于中间层参与决策的最大威胁。

　　国家机器的日渐钝化。
　　改革后出现的四种基本社会--政治力量，即国家、垄断集团精英、民间精英与社会大众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处于不停顿的变动、演化之中，从而产生了形成各种组合的可能性。国家自主性的降低是改革以后令人瞩目的趋势之一，其突出地表现在国家机器的日渐钝化和总体性垄断集团的迅速膨胀这两种现象的结合上。国家自主性是指相对于社会而言，国家本身是一种独立的力量，它具有自己独特的活动、利益和运作手段。但是，当社会学家主张“把国家带回分析框架“的时候，他们的意念中的国家绝不仅仅包容“国家能力“的概念，尤其是那种从社会中抽取财富的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还特别包容着“国家的责任伦理“的概念，即作为整个社会的治理机器，国家理当承担起它的责任。国家的能力和国家的责任密不可分。但是，国家是具体的，是由它的各级代理人即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构成的。国家的意志和政策依靠它的各级官员的行动才能化为现实。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在过去 20 年中出现了国家机构中各级责任承担制的形同虚设，以及金钱对于决策的操纵的趋势。这就使得国家行使威权的能力极大地钝化了。各级官员的推诿塞责、文牍主义；公检法机构的公开或半公开地追求部门利益；以及在政策制订上明显的有利于富人的取向，使国家在公众心目中日益丧失其成为社会公平代表的象征符号意义。人们可以看到，至少在一部分地区，在那些最需要国家登台的地方，如在教育、扶贫和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中，往往看不到国家的身影；而在国家最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如谋求市场利益和各种高消费场合，它的官员却经常出没于其中。从 1980 年代中期以后，官员腐败就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社会问题；而从 1992 年以后，官员腐败则干脆演化成一股强劲的社会趋势，虽有严刑峻法而不得根治，大小规模的社会动荡无不与此相关。但是，由于“主义话语“的崩塌、对官员收入偏低的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等多方面的原因，塑造了大小官员独特的机会成本计算方式，使得官员阶层的各种经济犯罪和生活腐化等现象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成为转型期的官僚集团肌体上的一个痼疾，非简单、局部的手术处理所能根除。简单地说，官员的腐败和不负责任导致国家机器的钝化和失灵。国家的钝化和失灵，使国家日益丧失作为全社会代表者的角色。在实际生活中，它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不是作为自己的独特利益的代表，就是作为垄断集团的特殊利益的代表而活动。国家政策制订更多地受到垄断集团的影响，产生了以牺牲下层利益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政策制订过程；其发展结果将是对转型期社会的失控。

　　政府行为市场化、企业化。
　　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在过去十几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虽然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是一直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来推进的，但实际的结果是，政府机构和人员不仅没有精简，反而在进一步膨胀。无论在机构的种类和数量上，还是在人员的数量上，今天中国的政府规模，都远远超出了改革以前。但是，在另一个方面，一般通常是要由政府来承担的那些功能和责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主要表现为如下的几个方面：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赢利性的经营活动；用行政权力牟取部门或个人的经济收入；以“为企业办实事“的名义介入企业活动；层层下达经济增长的指标，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的基本标准；政府官员与企业的私下结合。在目前的中国，凡是与政府直接有关的功能，几乎都在处于衰败之中：基础科学和尖端技术投入不足，教育陷于困境。严肃的文化和艺术处境日益艰难，社会生活正逐步丧失其人文基础；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规则受到破坏，法律的执行效率极低，社会公平得不到应有的保证；政府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分散了某些部分对自己承担的独特功能的专注，一些本来就应当是由政府承担的功能，不得不推给企业，如打击假冒伪劣的问题，本来是需要由政府来做的，但现在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推给了企业；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保护生态和自然环境的种种努力，都会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冲动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政府行为经济化和企业化的倾向，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非常明显的。第一，政府功能的畸变，政府从事赢利性的经营活动，将导致对其掌握的权力性资源或垄断性资源的滥用。利用权力资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腐败，利用垄断性资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行业不正之风。但无论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都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滥用。而在公共资源被滥用的情况下，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而且会造成社会功能的紊乱。第二，政府功能的失效，社会生活的失序。从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的“下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行政经费紧张的问题，但同时也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功能。政府是整个社会生活的调节器，政府功能的畸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这个调节器的丧失作用，于是便导致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紊乱现象的发生。第三，公共事业的衰败。在一个功能配置正常的社会之中，绝大多数的非赢利性的公共事业都是由政府来负责的。特别是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就更是如此。然而，在近些年来，凡是由政府所负责的公共事业几乎是无一例外地处于衰败之中。第四，政府的超越性的降低。第五，政府官员的腐败机会的增加。

　　各个精英集团之间在社会转型方向上的利益冲突与分歧。
　　如同我们在第三部分中所分析的，在 90 年代初期，各个主要的精英集团在“稳定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结盟关系，但当改革（特别是转型方向）涉及到进一步的利益分配的时候，在国家和垄断集团之间，以及特别是在垄断集团和民间精英之间，由于利益的冲突，在制度选择的共识上出现了裂痕。国家在垄断集团这个它亲手培植起来的怪胎面前日渐显得束手无策。垄断集团这个以某种天然的血缘关系为纽结而聚拢起来，集政治、经济甚至文化资本于一身的特殊社会群体，由于善于从体制和市场两个领域中动员和吸纳资源，因而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地聚敛巨额财富，占据经济生活的命脉，并且开始对政治生活形成重大的影响。最近，我们甚至在关于国家的产业政策的讨论中也可以时常听到他们的十分强有力的声音。他们正在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实际主宰者，正在企图把整个社会的转变扭转到最能保障他们的利益的方向上来。在垄断集团之旁，我们看到的是天生发育不够健全的民间经济精英，是一大批“长不大“的个体户。二十年的改革历程赋予他们以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机遇，使他们能够凭借各种自致手段脱离原有的社会位置，通过经营小型的、简单的企业而积累起小额资产。这就使他们能够从普通大众中脱颖而出，进入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经济精英的行列。但也仅此而已。国家和垄断集团的联手抵制封杀了他们在社会阶梯上靠着自己的力量进一步向上攀登的可能性。在经济生活中，除非变成垄断集团的附庸，否则他们注定要驻足于现有的位置，难以再图发展。在一大批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生活领域中，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使他们不得其门而入；而当国家采取紧缩政策时，他们也和平民一样饱受经济萧条之苦，并且随时有可能被抛入社会的底层。而在政治生活中，除非和平民联手，否则他们自己微弱的声音也难以引起任何社会反应。

　　随着社会张力的蓄积，新的抗拒形式出现了，并有继续演化的趋势。
　　这些形式包括：随着劳资纠纷的大量出现，城乡企业中的雇工为了发泄不满，采用了焚烧厂房、毁坏机器、对管理人员的人身伤害等多种破坏手段，此类现象在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已屡见不鲜；各种有焦点的社会运动，如请愿和罢工。大中城市企业职工以要求基本生活保障为口号的请愿、罢工运动日渐增加，彼伏此起；此类消息尽管出于稳定的目的而丝毫不见诸于报端，但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此外，还有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夜晚政治“形式，即犯罪。在一个社会中，会议室里的“圆桌政治“、公开表达的“街头政治“和所谓“夜晚政治“，是利益表达的三种基本方式。在中国社会，由于制度缺项或不配套，前两种利益表达的形式并没有得到制度化的允许，甚至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利益要求会由于政治的敏感性而付出太大的代价，这样就使利益表达和社会抗拒更多地采取了“夜晚政治“即各种刑事犯罪的形式。城乡犯罪率多年以来居高不下，各项恶性犯罪率迅速攀升，有组织犯罪在迅速蔓延，造成了极大的不安全感。可以预见，由于城乡地区失去社会保护和无以为生的人群的增加，以及底层民众不满情绪的加剧，城乡治安状况就总体而言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观；日增的刑事案件透露出底层民众诉诸于实际行动的强烈抗拒意识和反社会情绪。这种情绪发展到极端，就是近年来已现见端倪的城市恐怖活动。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节选，全文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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