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林 青春四忆(湖北建始,待续)

tuffy05

----孙国林

题记
我的青春岁月，由四个身份组成，它们是：红卫兵、知青、学徒工、大学生。

目录
1、红卫兵
第一章 文革风雨
一、窝里内斗
二、学生四派
三、与“黑”为伍
四、“长征”赴京
五、“造反”有悔
六、一厢情思
2、知青
第二章 蹉跎官店
一、逼上远山
二、走进小队
三、狭槽孤灯
四、红星大队
第三章 起伏后塘
一、迁转之路
二、春播时节
三、两班一会
四、冬雪纷纷
五、弃考从副
第四章 辗转花坪
一、所内零工
二、所外“同志”
三、社直“干部”
四、 “选青”小叶
五、招工陷阱
3、学徒工
第五章 炉火茅田
一、初入铁厂
二、杂工生涯
三、红炉学徒
第六章 大学路遥
一、近视悲情
二、血压遗恨
三、一考出炉
四、再过两关
4、大学生
第七章 梧桐叶落
一、走进师专
二、告别师专
第八章 可儿之恋
一、赠杯树下
二、算术难题
三、甜蜜何短
四、倩影一去
尾声

1、红卫兵（一）
第一章 文革风雨（一）
一、窝里内斗
1966年的6月，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县里向县一中派出了工作组，那工作组的组长叫熊顺奇，当时是县供销社的主任，这熊主任、组长到了学校，见了我，很和蔼地说：“小家伙，你在这读书啊，读几年级了？在那个班？”
“熊叔叔，”我就喊他，然后答：“读高中二年级了，在一班。”
我与这熊叔叔，是在我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认识的，那年暑假，我在爸爸工作的花坪区供销社去玩，那时，熊叔叔是县供销社的一个股长，到花坪来检查工作，有一天，他和爸爸下象棋，我在旁边观战，看着他这一方，有一步卧槽马的杀着，忍不住就用手点了一下那只马，熊叔叔拿起那只马，爸爸的老帅就无路可去了。他对着我爸说：“你这儿子，下棋比你很呢。”又转过来对我说：“小家伙，来、来、来，我们下一盘。”我也是少不更事，一盘下来，就下赢了，熊叔叔输了棋，却很高兴，对着爸爸直夸我。
班上的同学，看见我竟然能够与工作组组长这么亲热，都十分地仰慕，我一下子身价陡升、人气上涨，工作组说，开展文化大革命，班上也要成立“文革小组”，我又会写大字报，同学们就选我当了一个副组长。
这是我在学生时代唯一的一次当“班干部”了，可惜，这“副组长”的宝座，我只坐了半个月。
那天早上，班上一位姓黄的同学，走进教室，振臂高呼：“孙国林是个‘黑七类’，把他从文革小组揪出来！”
这就是晴天的一声炸雷啊，我大声地反驳：“你、你胡说八道，我的家庭成分是‘独立劳动者’，是劳动人民，怎么成‘黑七类’了？”
黄同学一脸的得理不让人的得意：“你妈是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黑帮分子！”
“我妈什么时候攻击毛主席了？”
“你妈说毛主席害病，咒毛主席死，还不是恶毒攻击毛主席？”
“你造谣！”
“我造谣？你到西街上针织厂的大门口，自己去看那张大字报吧，”黄同学又转头大叫：“大家都去看啊！”
黄同学就住在西街，天天从妈做工的针织厂的门前经过，他这么理直气壮，只怕……只怕不是假的，我心虚了，但还是强撑着：“看就去看，你造谣，我跟你没有完！”
交代完这场面话，找老师请了一节课的假，赶紧跑出校门，前往西街针织厂。
那厂距离学校不远，300米的样子，一会就到了。
果然，那大门上，贴着一张白纸黑字的大字报。
上面的大字标题是：“揪出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黑帮分子孙定英。”
孙定英就是我妈。
大字报里写道：孙定英有一回对我说，毛主席害病了，是不是要死了？这是在咒毛主席死，用心何其毒也！我们革命群众，擦亮眼睛，揪出这个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黑帮分子，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下面的署名是“革命群众”。
我耷拉着脑袋，回到了教室。
晚上回家，我问我妈：“那个革命群众是谁？”
“就是他们杨家的那个大儿媳妇儿啊。”我妈说。
“你真和她说过那样的话？”
“是说过。”妈和大嫂都在那厂里做工，妈比大嫂只大了三岁，开始亲戚好的时候，情同姐妹，那是无话不说的，可是现在人家翻脸了，不认婶娘了，翻出了那些私密的体己话儿，上纲上线，罪名就滔天了。而且要“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那你承认了？”
“厂里开会，她在会上都揭发了，我只好……只好……”
“这就糟了！我们都要毁在这大字报上了！”我眼前一片昏黑。
“我说，我说，我那是关心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身体健康啊，就像关心家里的长辈一样的……”我妈还在辩解。
我跌足长叹：“唉，完了，现在，厂里的人会相信你的话吗？”
我妈的申辩，完完全全地淹没在革命群众的义愤之中，“咒毛主席死”，这个反动透顶的“恶毒攻击毛主席”的罪行，当时简称“恶攻罪”，就此牢牢地扣到了我妈的头上，“只说你是黑帮分子，都还是轻的！”革命群众说：“没有把你送到看守所去，那是便宜了你！”
我妈背负着这“恶攻”罪名，度过了十年屈辱的黑帮生涯。十年过去了，毛主席逝世了，厂里的人们也明白了，即使是伟大的领袖，也会病，也会老，也会死，“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是不可能的，他们也相信了我妈说那个话是出于关心长辈，可是，这一切，还有什么用呢？吃过的苦头、丧失的机会，还能够弥补回来吗？
天上的炸雷成真，黄同学的指控成立，我在班上，就此名誉扫地，成了“黑七类”子女，“黑七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走资派、黑帮这七类“阶级敌人”，我那“副组长”，就干不成了。熊叔叔看着，也是爱莫能助，只能大义灭亲。
直到现在，我都还在假设，如果没有那张大字报，也许，我就会跟着熊组长叔叔那一边去干那个文化革命了，那该是多么辉煌灿烂的一幅前景啊！熊组长，后来升到了建始县委书记，恩施州州长。
我不知道，这大嫂，是对毛主席的热爱感情特深，听到了与毛主席有关联的话，就特别上心，唯恐别人说什么对毛主席不利的话呢；还是想借着拥护毛主席的名义，把看不得的人整上一整、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七年之后，她又告发我，说我“反对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路线”。
1973年，我下乡三年了，5月，我回家来看看，有一天中午，去给我妈送饭，妈在她们厂里的东街的织袜车间做工，为不耽误时间，不回家吃，要我去送，我大嫂也在那车间，她也还是一个织袜女工。
一位男工一边摇着织袜机，一边与我说笑：“听你妈说，你刚下乡的时候，那个生产队的队长想招你们知青去作上门女婿？”
“是啊，是有这么一回事。”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答应呢？”
“我们是上山下乡的，不是下乡上门的，那是贫下中农想我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去下乡上门，我又不想下乡上门。”
这话，被在旁边的大嫂听去了，就又惹祸上身了。
晚上，我妈从厂里开会回来，很是忧虑：“今天在会上，你那个大嫂说，有人纵容子女，反对毛主席的上山下乡的革命路线，篡改最高指示，说上山下乡是‘下乡上门’，你一到车间里，喳起嘴巴乱讲，这回，她又抓着话头了，只怕……只怕她又要揪住你这话不放了。”
我说：“怕什么，我就不相信，这回，她还能把我也打成黑帮！”
第二天早上，已经上班的我妈，回家来了，气急败坏：“我一到厂里，贫宣队就找到我说，有人揭发了，你儿子散布反动言论，叫他来好好交待，来给我说清楚!你真的就惹祸了!”
“是哪个揭发的？又是那大嫂吧？”
“不是她还有谁？”
“一句‘下乡上门’就成反动言论了？真是笑话呀！”
“你还这么嘴硬，满不在乎，”我妈是脸都嚇青了：“贫宣队要你去，你去乖乖地认个错……”
“我的妈啊，你想得太天真了，我一认错，她就更加不得放我的过手了，跟着，更大的罪名都来了，你还没有吸取上回打成黑帮的教训啊？你那次要是咬紧牙关不承认说了那个话，她能把你怎么着？又没有第三个人来证明。”
“可是这回，你是在车间里说的呀，那么多人都听到了的，那怎么办啊？贫宣队要你去说清楚呢。”
我想了想，说：“我想到说法了，我这就去你们厂里，我去和贫宣队说。”
我看见那贫宣队员四十多岁，头上缠着黑色的帕子，也就和我在生产队见过的老农民一个样子。这贫宣队，是当时政治的一个时髦，毛主席说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往学校派“工人宣传队”，到了下面，扩而大之，还加上了“贫下中农宣传队”，简称“贫宣队”，我妈厂里就派进去了一个，我曾经质疑，对我妈说：“你们是工厂，是工人阶级呀，怎么给工人阶级派贫宣队呢？”我妈说：“我们是集体所有制，所以不算工人阶级吧。”
我不等那贫宣队开口向我兴师问罪，就先发制人，站稳脚跟：“下乡上门，是我说的，可是，没有说是毛主席说的，不算是篡改最高指示吧？”
贫宣队说：“就是你说的下乡上门，这话也不对呀。”
我说：“这话哪里不对了？知识青年下乡，去作上门女婿的事儿，你们那里有没有？”
贫宣队眨着似乎还有两颗眼屎的眼皮，回答我的提问：“这下乡作上门女婿的事，好像……好像也是有的。”
“下乡上门了，知识青年作了贫下中农的女婿了，成了一家了，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成了一家人，那自然是好事啊。”
“所以说嘛，下乡上门是好事，是坚决执行毛主席上山下乡革命路线的，那这个话就是好话啊，怎么会是反动言论呢？”
“对呀，下乡上门是好话啊。”贫宣队被我说服了。
“还是你们贫宣队水平高哇，分得清我说的是好话。”我赶紧拍他一句马屁。
贫宣队这下高兴了，说：“这个话就是说清楚了，你就回去吧，”他还拍拍我的肩膀：“以后在队里好好干。”
我妈看着我和贫宣队这么和和气气地走出来，惊喜得瞪大了眼睛，好像是看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一样。
我对妈说：“我已经和贫宣队说好了，没有事了，你安心地上班去吧。”
二、学生四派
如同我妈与我杨家大嫂的窝里斗一样，我们建始县城的文革，也是县城人们的一场窝里斗。这窝里斗，是从建始一中的学生的窝里斗开始发端的。
1966年5月，中央发出了“516”通知，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
据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6年8月，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精神，在全县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在此之前的6月17日，建始县委已经向一中派出了工作组，主持开展学校的文革运动，成立“文革领导小组”，领导学生，在老师之中揪斗“黑帮分子”，8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有“历史问题”的老师，首当其冲。暑假期间，工作组留下六六届两个班级的学生，继续运动。这些学生，还闯出校门，去破“四旧”，最典型的行动，是在7、8月，到城里、城外的带点古气的建筑里面去“破”上一番，城里的文昌宫、文庙、城外朝阳观上面的“天池寺”，惨遭荼毒。
暑假过后，9月，新的学期开始，工作组完成了打黑帮的使命，撤出了学校，学校开始上课，此时，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传播到了建始。
初期的红卫兵组织，是由校方的“文革领导小组”成立的，校方尽可能的掌控局势，引导红卫兵，半天上课，半天革命。
建始一中的学生，就分为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人消极，对这个运动不感兴趣，或者因为种种的缘故，入不了红卫兵，这部分人，文革史上被称为“逍遥派”，逍遥派后来在学校无所事事，大多打道回府，回家去也。文革后，他们历史清白，好处多多，自不必说。
一部分人热情，响应了这个运动的号召，成为“红卫兵派”，喊着“造反有理”的时髦口号，批“黑帮”，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斗斗学校里的那几个“黑帮”老师和校长，“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样的局面，维持了几个星期，10月，“大串联”风潮吹起，学生们在教室里坐不住了，纷纷外出串联，校方还进行组织。
串联归来的红卫兵们，不再承认校方的“文革小组”，不再乖乖地听从校方对文革运动的领导，他们纷纷拉起队伍，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学生组织，进一步扩大着运动的规模，走向社会，与县城的工厂、街道、单位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接上了头、挂上了钩，县城的文革“造反”形势，就是群情沸腾、群雄并起的局面了，要斗县里的“走资派”即县委书记与县长了，就是向“社会动乱”的方向发展了。
1994年版《建始县志》又载：“1966年11月，红卫兵‘造反派’以县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由，冲击县委机关。”
到1967年的1月，一中红卫兵仿效上海“一月革命”，成为了向县委、县人委“夺权”的急先锋。
1994年版《建始县志》又载：“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波及县内，县委、县人委被‘造反派’夺权，紧接着全县各地层层刮起夺权风，党、政部门全部瘫痪。”
此时，一中的红卫兵‘造反派’还没有分裂，还是一个整体的观点，就是要“揪出我县最大的走资派”即当时的县委书记、“造县委、县人委的反、夺他们的权”。
有一个传闻说：一中红卫兵有个“红色造反兵团”，它的两个头头，挎了一个黄挎包，到县委、县人委的那些办公室转了一圈，把里面的公章，一股脑儿，全都装到那个挎包里了。
红卫兵有能力“砸烂一个旧世界”，他们却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新世界”，事实上，他们的夺权行为，也就只是收了一挎包公章而已，对于怎么去使用这些公章，这个“权”的核心问题，他们那稚嫩的政治头脑，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去考虑。
历史把使用这些公章的责任，交托到了军方的身上。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7年）3月，县人武部成立‘支左办公室’、‘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代替原党、政部门职能。”
3月，建始一中也开学了，“复课闹革命”，却是没有上课，专闹革命了，班级都改称了“造反团”。也就是在对这一“办”一“部”的看法上，一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分裂为对立的两派。
一派温和，紧跟军方，拥护一办一部的保护、启用原来的“当权派”来抓生产的施政方略，他们组合起来，取名叫“建始一中红卫兵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
一派激进，不满军方，反对启用“走资派”，反对一办一部把县里两个“造反派”头头抓进牢房，说这是“镇压造反派，搞二月逆流”，他们由一中的四个学生组织组合，它们的名称分别是：“井冈山公社”、“延安公社”、“北京公社”、“红色造反兵团”，简称“三社一团”。
“三社一团”说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说对方是“保守派”，后来，这两个称呼也通行起来了，而且，社会上的群众组织也分裂成了这样的“保”、“造”两派。进一步，这两派，还与省里武汉的群众组织接上了头，分别“挂靠”观点相同的组织，“保”派联系的是“百万雄师”，“造”派联系的是“三钢三新”。
这两派，观点对立，整日里争论不休，写大字报、搞大辩论，刷标语，贴专栏，发传单，办小报，我就是在“三社一团”办报的，那报的名字叫“山城怒火”，开始时候的这些手段，真是很文明的，真的是“文斗”；后来愤怒出格了，就是在言语文字里带点侮辱性的词汇，例如，“三社一团”把“联指”叫作“土联动”，当时，北京有个红卫兵组织叫“联动”，大家说它是“保皇派”，“联指”就说“三社一团”是“三蛇一坛”，这是用的谐音了；再后来，双方设立了“武工队”，就有点动手动脚了。
如此斗了半年，到1967年7月，武汉发生了所谓“7.20事件”，那是文革中轰动过全国的事件，这事件的真实过程，我们百姓是很难探究的了，那时中央就“表态”，说，军方、百万雄师“站错了队”，这一下，“保”派垂头丧气，“造”派弹冠相庆。
“联指”的红卫兵同学，就此灰溜溜地退出文革，打道回府，回乡去也。他们的失意，只是暂时的，以后的历史结论说，他们的保守，恰恰是对的，他们在文革中保守有功，后来的好处，更是享之不尽。
威风大震的“三社一团”，成为一中文革舞台上的主角，无限风光，耀武扬威。
“上帝要让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三社一团”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地声名狼藉，并分崩离析。
对外，他们肆无忌惮，走向暴力。
8月，他们到人武部，“接收”了一批手枪，以此来装备“武工队”。那手枪的型式，我后来在那些持枪的“武工队”队员手里见过，有两种，驳壳枪、五四式。
9月，他们搞了一个“9.5行动”，给自己造出、留下了千古骂名。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7年）9月5日，少数‘造反派’在建始第一中学实施‘9.5’行动，采用毒打、假枪毙等手段，残酷迫害干部、群众达50余人，造成部分人致残。”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书写者在这里给“三社一团”留了一点情面，没有直接地点名，但这已经是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在“三社一团”的内部，头头们争夺权力，意见分歧，裂为两半。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7年)7月，县受武汉‘七.二〇’事件影响，‘造反派’分成‘钢’、‘红’对立两派，社会动乱从此更甚。”
这里的分裂时间，略有误差，实际是在9月，“井冈山”与“北京”两个公社联手，宣布退出“三社一团”，另组“红色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红革联”，投入“红派”，“三社一团”本部，投入“钢派”。
诚如县志所言，‘钢’、‘红’两派的对立，造成了“更甚”的“社会动乱”，他们拿起了器械，搞起了武斗。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7年）12月11日，‘造反派’冲入县中队营房抢走枪支弹药。下午4点，‘钢’、‘红’两派以河为界，在县城进行了3天4夜武斗，死2人。”
这个记载也有一点误差，“冲入县中队营房”的，全是“红派”，没有“钢派”。死的2人，都是“红派”的学生。
“红派”、“钢派”对峙到1968年初，在军方的调停下，双方和解，“大联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8年)1月25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以下简称县革委），县人民武装部长石兆俊任主任。”
一中“三社一团”、“红革联”，在县革委机会均等，各得到一个常委、一个委员的职位。
这4个学生“委员”之中，有一位就是去年那个到县委、人委，把公章装到黄挎包里的红卫兵头头，他见机得早，乘着还在风光时期，赶紧抽身，1968年3月，参军而去，在部队，再创出了一片新天地。
这事，有一个佐证。在尹校长的回忆录《红烛》147页，载有毛荣本老师写的《百年修得同船渡》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有一次，我见他寝室墙上挂着两幅书法作品，作者是已参军的原我校‘造反派’一号头头，我问起其中缘由，他说该生参军后表现不错，就因为这段造反历史受审，被派往饲养场喂猪，部队几次来人、来函，调查该生在校表现，老尹都实事求是地作了介绍，通过了审查之后，该生寄来两幅字，表达他对老尹同志的感激之情。”
我在尹校长家里，也见过这两幅书法，尹校长和我讲起此事，说：“部队每次来人，我都说，他没有搞过打、砸、抢，他最后，成了团级军官。”
我说：“校长您真是厚道之人啊，您要是稍微说句把难听的话，他就该遣送回家了。我有个读华师的同学，有留校指望的，学校到他的街道上去调查，那个街道的书记说，他打过我呢，就这一句，留校的事，吹了。”
“我对学生，向来都是看他好的一面的。”
“那是，我在初中，那么调皮，还有个三叔叛党分子，您还是为我说好话，收到高中来。”
“那一年参军的红卫兵，部队都来人调查过，我都是这样说的，后来，很有几个都是团级呢。”
“是啊，我们班上就有一个，高坪的，做到了四川阿坝县武装部的部长，还有长梁子的3个同学，转业回来，都成了科级干部。”
“那一批参军的同学，前途都很好呢。”
“那个委员头头，他要是不远走高飞，您要是不宽厚回护，那他就和那两个红卫兵常委一样的下场了。”我说。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8年）12月，‘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进驻学校、机关、街道，领导‘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
“工农宣传队”进驻一中，主持大局，执掌大权，颁布并实施四条新的校策：召回全部学生、解散红卫兵组织，恢复班级建制，成立革委会筹备委员会。
这四条，很明显是针对那两个红卫兵常委及其麾下的“三社一团”、“红革联”派红卫兵的。
其实，已经用不着“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费尽这样的心机了。经过了两年的政治翻覆的风雨洗礼的红卫兵们，已经看到了虔诚信仰破灭、个人前途渺茫的幻影，看到了他们信赖推举的“常委”腐化的真面，他们已经冷却了革命的狂热，失去了“红卫”的激情了，成为了一盘散沙，没有了一点战斗力，可以任由“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摆布的。
至此，建始一中和县城的文革形势，作为“社会动乱”的“群众造反”，也就在事实上终结，此后的运动，完全是官方领导与掌控的局面了。
那两个红卫兵常委，自以为功成名就，出入于县革委，要指点江山，执掌权力了；他们的“三社一团”、“红革联”，已经作鸟兽散，他们似乎也不再需要手下的拥戴了；他俩还都结了婚，家庭生活，旖旎温柔；他们手下当年的红卫兵，在教室里接受“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宣传”。
他们不知道，为这一年的荣耀奢侈，他们将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
1970年，他俩被一视同仁地上山下乡，作了知识青年，“常委”的官帽就此终结，不了了之。此后，在1970年和1977年两次对“造反派”的大清算中，他们理所当然地被作为了“北、决、扬”、“四人帮”在建始的“代理人”，被一次又一次地押上了批斗台，当年他们运动着群众，加诸在“当权派”身上的“低头弯腰认罪”、“脖子上挂黑牌”、“姓名上打红叉”，等等一切的待遇，在新的群众运动中，恢复了权力的当权派，原封不动、一样不少地赐还给了他们，这正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啊！还亏得他俩是学生，没有被抓入看守所，得以免受那牢狱之灾。又此后，他俩回城，恢复了城镇户口，但是，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单位，肯于录用他们，他们个人，也没有做出什么招工考学、创业发财的业绩，直到终老，都是游离于社会主流阶层之外了。
两个月之后的1969年1月，一中“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布：一中全体，毕业离校。
逍、保、钢、红四派学生，怀揣着“建始县革命委员会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制发的初、高中毕业证，各自回乡、回家。
这张高中毕业证，我保存至今。
上方正中，是毛主席侧面头像，红色版画，头戴军帽，颈着军徽。
头像两边，是那两段著名的下乡语录，左边是：“知識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貧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説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員。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們去。”右边是：“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識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两条语录，都有“毛泽东”的手写体落款。
头像下面，是那条著名的文革祈祷语：“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祈祷语之下，又起一行，是：“林付主席指示：讀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你们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澤东思想。”
以上字体中，識、貧、説、員、們、闊、讀、澤是繁体字，付是别体字。
再下面的两边，是竖列对联，林彪手书体，左边：“大海航行靠舵手”，右边：“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以上字行，红色。
两列对联之中，就是黑色字迹的三个大字：“毕业证”，再下面是正文，也是黑色，印刷体、手写体相间：“孙国林同学男現年十九歳，系建始县城关鎭公社人，于六七年七月在建始第一中学校高中毕业。此証。相片。一九六九年元月卅一日。”
現、歳、鎭、証四字是繁体字。
日期上，盖的红色公章，不是建始一中革委会，那时，一中革委会还没有成立，而是：“建始县革命委员会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这“建始县革命委员会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制发的高中毕业证，实在是别具特色的文革文物了。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191&pid=4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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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卫兵（二）

第一章 文革风雨（二）

三、与“黑”为伍

一中学生在文革的开头三年的动向脉络，是我在文革初期经历的大背景，我有一本《湖北省建始县第一中学校庆纪念册（1943-1993）》，1993年，建始一中校庆筹备委员会编，书中第4页，“文革十年，遭受挫折”一节里，回忆文革历史，写道：

“全县教师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建始一中集训，历时两月。六六届学生也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大标语、大字报，贴满墙壁，挂满教室。‘文革领导小组’、‘专案小组’，在教师中揪出了一批‘黑帮’。本校八名学识渊博的教师，被监视、受批判，就餐排队，日夜写检讨，交待‘问题’，建始一中蒙上阴影，教师被逼下苦海。

同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各区镇教师回原地闹革命。九月，建始一中非毕业班到校上课，六六届学生分赴茅田等地参加‘四清’工作。

十月中旬，根据上级‘造反有理’的指示，一中学生参加‘红卫兵’组织，‘大革命’运动由‘批黑帮’转向‘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书记、校长推上了批斗台。十一月初，多数学生外出串联，以掀起‘大革命’高潮。少数学生借机游历祖国名山大川、都会胜地。留校学生揪斗‘走资派’。

一九六七年春，建始一中‘复课闹革命’，教学班改作‘造反团’，全校成立‘建始一中红卫兵联合指挥部’，隶属‘城关大联合’。同年春夏之交，部分红卫兵‘杀出联合指挥部’，成立‘三社一团’，下设‘武攻队’。红卫兵团体写大字报，办大专栏，展开大辩论。同年七月二十日，武空飞机在山城上空盘旋，散发传单，‘大联合’被指控为‘站错了队’的‘保守派’而宣告解体。八月中旬，县人武部的枪支马刀被抢，‘武斗’在山城展开。自此后几年，学生流失，教师调离，招生中止，房舍被毁，理化生实验设备和上万册藏书遭受损失，建始一中一直在动荡中呻吟。

一九六七年十月，毛主席发出号召：‘要斗私批修，实行革命大联合’。次年十二月，‘贫下中农宣传队、工人宣传队’进驻一中，实行‘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领导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

这是我所见到的、较为完整而客观的对一中红卫兵运动的描述了，惜乎语焉不甚详备。

建始县城文革的开始3年，乃是失控的一中学生红卫兵运动与社会力量组合、分化而滋生的一场内斗，这场历时三载的“社会动乱”，因一中红卫兵的乘势崛起而发端，又以一中红卫兵的两次分裂而升级，最后以一中红卫兵的全体没落而结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中红卫兵，还有他们的母校，最终都成为他们所掀起的这动乱的牺牲品。这历史悲剧的是非恩怨、真相教训，谁与评说？

在文革初起的那两个月，我曾经是“工作组”的红人，做过班上的“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可惜这好景太不长了，只有半月，我妈成了黑帮，被同学揭发，我成为“黑七类”子女。“黑七类”是那时初兴的一个政治名词，文革前的划分“阶级成分”制度，“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这五种人，称为“五类分子”，是“阶级敌人”，文革掀起后，这“阶级敌人”的阵营，又加上了两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帮分子”，这七类人，简称“黑七类”，他们的子女，就叫“黑七类”子女了。当时有一句“血统论”的口号，说“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妈反动了，我自然也就混蛋了，于是，被清除出了班上的“文革小组”。

1966年9月，新学期开学了，名义是上了高中三年级，教科书也发下来了，上半天课，闹半天革命。

我是“黑七类”子女，没有资格去参加红卫兵和文革行动，同学们闹革命的时候，我在学校无所事事，满处闲荡，忽然一日，转到了学校的农场保管室，推门进去，就看到了学校被揪出来的8位“黑帮”。

那时的一中，有自己经营的土地，被称为“农场”，也是学生参加劳动的地方，也就设有保管室，这保管室是一排低矮的石墙平房，位于靠广润河河堤的一块菜地之中，那时，就成为“黑帮”的羁押之所，也就是文革史上说的专用名词“牛棚”了。

学校揪出来的黑帮，最基本的标准，还是“血统论”在当家作祟，矛头所向，直指家庭成分是“五类分子”、或者个人历史有些“污点”的校领导与老师，这样，就有8位“中彩”，被请到了这“牛棚”集中。

毛荣本老师写的《百年修得同船渡》一文中回忆：

“6月17日县委派出工作组进驻一中开展文化大革命，我校便正式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新时代。当天下午，我被宣布为‘黑帮分子’而打入另册，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我受尽羞辱、批斗，终至精神分裂，几乎命丧黄泉。这段噩梦真是不堪回首。”

8位黑帮，白天在农场的田间劳动、或者在保管室写交待，晚上在保管室自带的铺盖上睡觉，自己的家或寝室近在咫尺，也不能回去的，态度十分地老实，虽然无人看管，却也规规矩矩。

那天下午，我走进农场保管室，看见那8位黑帮，一字排开，坐在自己的床上，有的在写着什么，有的在说着什么。

“啊，是不是你们班上要开我的批判会了？”黄老师教我语文，最先认出了我。他上《鸿门宴》那课，讲到“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那几句，发挥举例说：“我们建始高坪的凉水埠，是吴国桢的家乡，那个地方，风水先生说，就有五色云气的，所以后来，吴国桢就作了国民党的大官。”这话被揪着了，给了他两项罪名：宣扬封建迷信、吹捧国民党。

我说：“黄老师啊，我那够资格开您的批判会哟。”

教导处的田主任也紧张：“我在学校大礼堂大会上点过你的名，你是找我来了？”

“不是不是，我是随便走走，看着这门没有锁，进来看看的。”我赶紧声明。

李校长接上了腔：“我们以前批评过你，我们还以为你是报仇来了。”

我说：“你们那时批评我，是我不对啊，是我没有遵守纪律啊，你们那时是为我好啊，我现在也没有资格批判你们了，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呢。”

谭老师给我上过几何课，插上嘴来问：“你怎么是泥菩萨了？”

“我成‘黑七类’子女了。”我就讲我妈也成了黑帮。

这话说出来，老师们的戒心消失，屋里的空气融合起来。

“我们都黑到一路了，老哇子不嫌猪黑。”毛、宁2位老师，是教语文的，尽管是在难中，说话也不失风趣。“老哇子”是本地方言词，就是“乌鸦”。

还有卢、陈2位老师和大家都笑起来，那是一种苦笑。

这么着，我结识了这8位黑帮，常去那农场保管室走走，和他们聊聊天，有时，也讲讲学校运动的情况。
有一次，我问李校长：“那张说你们收藏国民党党徽的大字报，说得很凶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哪里知道啊？学校大礼堂的顶上的小阁楼，这么多年，没有人上去过，谁知道那里面收着这东西？”李校长一脸的无辜。

我说：“大字报上说，那是你们希望国民党复辟的罪证呢。”

“要不然，怎么说是比窦娥还冤呢！我们十八岁就参加解放军，打国民党，到现在却希望国民党复辟？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黄、毛二老师是转业军人，特别地愤懑不服气。

卢老师叹道：“现在，谁还和我们讲道理哟，就和打右派的时候一样了。”他在读武汉大学的时候，就被弄成了“右派”，已经尝到过一回被“打”的滋味了。

宁老师也叹息：“也和我那年‘拔白旗’一样啊。”宁老师原来是《湖北日报》的编辑，1959年，成了“白旗”，就到我们山区的学校里来了。

我说：“将来，总有讲道理的时候吧。”

田主任转了话题，重提我的旧事：“我去年那么狠狠地刮过你，你不记我们的仇，这个时候，还和我们往来，你还真是有点良心，怪不得曾老师那时为你说好话，劝我不要对你那么厉害，不要搞处分。”曾老师是田主任的妻子，初中时候，教我们班数学。

“啊，去年我逃课到恩施的那事儿，我就怕学校给我记过处分呢，原来是曾老师为我说了好话啊。”

提起了曾老师，毛老师就说：“我们给他们作了一首诗呢，你想不想听听？”

黄老师就念起来：“橘子饼干桃片糕，鸡蛋卤肉猪舌条，半夜想起曾老师，不由满眼泪号啕。”

毛老师说，曾老师常常送好吃的食物来，黑帮们分享美味之后，苦中作乐，诗兴大发，这诗就出来了。

黄老师念罢，大家都笑起来，“牛棚”里一时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文革结束后，这田主任，最为发达，1984年，他先是选成了县人大代表，作了县人大的副主任，接着选成了全国人大的代表，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为土家族的代表，入了主席团，回来后，就当上了州里的副州长，前两年去世了；李校长也很亨通，从一中校长、县教委主任做到州教委主任，2012年7月，我参写县教育志，写了他的简介，刚巧他到建始来走亲戚，我把他的简介送给他看，他做了修改，记忆和思路都还很清晰；毛老师也到恩施去了，最后作到州高中的副校长，我儿子读这高中的时候，我去看儿子，到他家去问候，他热情地招待我吃饭。他于2010年去世；卢老师，就是那个很会打篮球的戴眼镜“瞎子”，成了一中的物理名师，1987年选进了县人大的副主任，1989年去世；陈老师回到了他的原籍，是外县的一个什么地方；谭老师在建始师范退休；黄老师在建始三中退休；宁老师名岳，后来入了造反派，在清算造反派时，蹲过几个月看守所，成为在文革中始终被批斗的悲剧人物，后蒙宽大，放出看守所，保留教师公职，到乡下中学教书，后来又落实政策，办成了离休干部，总算是晚景好转，安度了几年晚年，1995年6月去世，我去吊唁，送了一个花圈，写了一副嵌着他的姓名的挽联：“诗书满腹桃李满城乡此去也安宁，道义在肩风雨在沧桑其德亦山岳。”

四、“长征”赴京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由此，揭开了全国红卫兵赴京“见毛主席”的序幕。建始一中红卫兵自然也不甘落后，激情地投入到这个“朝拜”中。那时，一中红卫兵还是由校方掌控着的，校方就组织了一次这样的赴京活动。

尹校长在自己的回忆录《红烛》所载，“1966年10月18日”的日记，记录了这次赴京见毛主席的情景：

“县委5日决定让我和组织部陈仕南同志带队，组织全县红卫兵代表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全县共四百余人，建始一中教工代表8人，学生87人。14日到京后住在天坛公园席棚内。15日去北大参观，到处听到的是‘把革命的火种传遍全国，把巨大的幸福带给亲人’。天未亮，我们排着整齐队伍，步行到天安门东侧历史博物馆外等候幸福时刻的到来，当‘东方红’的音乐响起，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乘坐的敞篷车已驶到我们前面，毛主席挥动巨手，指向前方，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87名幸运儿，他们是幸福了，但是，他们带回来给学校的“亲人”同学的，似乎不是幸福，而是眼红和躁动，凭什么他们去得，我们就去不得呢？一时之间，“我们也要去见毛主席”、“我们要去大串联”的呼声，响彻校园，校方有些难以掌控局面了。

我所在的班级，就有几个红卫兵，向校方提出：“我们要学习外面的红卫兵，组织‘长征红卫队’，走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这个理由，实在是正大光明、革命无以复加，校方无法拒绝，只有善加引导，同意说：“那你们组织报名吧，让你们的班主任赵老师带队。”

我就想：这是一个改变我“黑七类”子女命运的机会啊，我参加这‘长征红卫队’，又可以到北京去，又可以入红卫兵，一举两得。就找赵老师报名了。

赵老师倒是不在乎我的“黑七类”子女的身份，而是担心我的个儿：“你这么小，走得动吗？”我那时个子矮，看起来，显得孱弱。

“我去年还走过恩施呢，我走得动的。”

“你还好意思说到恩施的事。”赵老师笑了。

我回家跟我妈讲，要路费，我妈同意了，给了我40元钱，就凭着这40元，完成了这一次北京之旅。

这“长征红卫队”的事儿一传开，1班也有几个同学来报名了，其中，就有我的那个棋友杨同学。

10月底，“建始一中长征红卫队”正式组成，一共18人，全是男生，也有几个女生来打听消息，赵老师一口回绝说：“这么远的路，女生怎么走得到？再说，男女混队，也不方便管理。”同学戏称“十八勇士”。县里也支持这次革命行动，学校还请了县委办公室的谭子辉，他是那时县里毛笔字写得最好的书家，题写了“湖北省建始一中长征红卫队”的队名，用黄字印在一面红旗上，作为队旗。

11月1日，“十八勇士”在赵老师的带领下，背着一床被子打成的背包，那真是壮士出征时候的装束与心情啊，打着飘扬的队旗，在一中同学们的欢送声中，走出了校门，踏上了建始通往宜昌的那条古道“中大道”，就是现今的318国道的走向，那时还没有修成公路，全是要走山路的。

走上玉峰口，告别了山城，沿着建始到官店的公路往前走，过了马水河的公路桥（现在，那桥已经淹没在小溪口的水库里了），到爬凉风垭那山的时候，还只走了20来里路，就再也不能保持一个整齐的队形了，体力强的，走在了前面，上了垭口，体力弱的，落在后面一、两百米，还在半山腰，我就是还在半山腰的人中的一个，喘着粗气，出着大汗，两腿如同灌铅，一步一步地往前挪。

傍晚，到达离城40里的三里坝，区里设有“红卫兵串联接待站”，那一时期，这机构遍布全国城乡，是当局为“革命大串联”而专设的后勤保障系统，也正是因为有了这遍地开花的机构，红卫兵才能走遍全国，都有饭吃，都有地方住宿。在接待站，交饭费1角钱吃了饭，就安排住宿，赵老师说：“我们都背了被子的，只要有个地方开铺就行了。”就安排到了三中的学校，在一间教室里，解开背包，在地上铺开自带的塑料薄膜，再在上面铺上被子，两人一铺一盖，洗脸洗脚，倒头便睡。

第二天，天一亮就起来，收铺，捆背包，洗脸，到接待站吃饭，背上背包，排好队伍，打起队旗，出发。这就全都是山路了，这一天，下午，到了高店子，就是现在的高坪镇，接待站把我们安排住在高店子的旅社住。

第三天，在我的记忆中，是很艰苦的一天，也是我脚力转强的一天。

那一天，清早从高店子出发，走下一架山坡，就看到一条山谷中的小河，秋水如碧，绕山南去，这就是野三河了，河上架着一座石拱桥，桥上两头各立着一块石碑，上书大字：普济桥，下面还刻有碑文，记载的是清朝道光年间，修这桥时候，捐献银子的人的姓名。这桥，就是建始、巴东的分界点了。

过了这桥，进入巴东县境，从河谷底往山顶爬，到大支坪，以后经过的地名，就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都是两山夹一河的地势，下河谷，上山顶，再下河谷，又上山顶的山径，那两条河，叫苦桃溪、支景河，爬上支景河山顶，已经是黄昏时分，我又出了一身汗，觉得轻松多了，前面扛队旗的人说，扛不动了，我说，把队旗给我吧，我接过，卷起那旗，旗杆扛在肩上，前面的路平坦了一些，脚步竟是越走越轻快，走路这关，就是过了，赶了一大截夜路，到了野三关，也是被接待站安排住在一个学校里。

以后，每天都是这样的了，日行山水间，午吃接待站，夜宿学校中，晓起又登程。

第四天到榔坪，第五天到贺家坪，那是长阳县的地名，第六天的下午，我们的队伍走出群山，到达长江岸边。

面对宽阔的江面，浑黄的波浪，这就是我在《三国演义》里读到的“滚滚长江东逝水”，这就是我在唐诗里抄过的“不尽长江滚滚来”，这就是我在歌曲里听到的“一条大河波浪宽”，我的眼界与心胸为之一宽。“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的畅快油然而生。

然而，这种畅快，只持续了两天。

因为，我们乘轮渡过了长江，到了宜昌，在宜昌的接待站里，与我们学校出来大串联的同学们会合了。

那些同学们说：就在我们“长征红卫队”出发的第三天，学校领导带着全校几百学生，倾巢而出，坐汽车到巴东，再上轮船，到宜昌，现在上岸，是要换乘大船，到武汉去。

可怜我等，还沉浸在同学会合、互诉别情的喜悦中，还徜徉在公园街头、赏菊看花的欢乐里，还陶醉在抖擞精神、再登征程的向往上，却不料已经有人，向我们这几名“长征红卫队”里的“黑七类”子女发难了。

在宜昌的第二天晚上，午夜时分，我们几个人，在睡梦中被叫醒起来。

赵老师对我们说：“学校红卫兵的总部，刚才通知了我们去开会，说我们班有人揭发，长征红卫队里有‘黑七类’，没有资格作红卫兵，没有资格到北京见毛主席，就是你们6个……”

我看了旁边，这被叫起来的还有5个：杨泽林、黄兴昌、谭维才、段孝忠、张盛朝。

我心中一惊：“是那个黄同学吧，这到宜昌了，还不放过我们？”

“是啊，我还问他，那你在学校没有揭发，现在我们走到了宜昌，你才说，他说，在学校是他不知道，你们要参加长征红卫队，现在知道了，就绝不能让黑七类蒙混过关。”
【黄同学，两年后参军，再3年后复员，招入县化肥厂，又数年后，因肝癌去世。】

“在这里，他们还有什么办法来对付我们？”我那个棋友杨同学问。

“他们已经想出办法了，要把你们清除出长征红卫队，要你们这就回学校的同学们中间去，跟他们一起坐船到武汉，以后就回去。”赵老师满脸的同情和无奈，“到武汉的大船今晚半夜开，你们这就收拾起来，到码头上去。”

在这秋风瑟瑟的深夜，我们6个，卷起了自己的铺盖，捆好背包，来到了宜昌码头，加入学校的数百同学的大队伍，坐在江岸的路边，等着上轮船，凛冽的江风，刀一样地刮过我们的面颊，我们的心中，也像这江风一样的寒冷和凄凉，被逐出光荣的“长征红卫队”，奇耻大辱啊！

在码头等到天亮，才上船，两天后，到了武汉，这几百名同学，被分散安排在几处接待站。学校领导已经无法统一管理自己带出来的这一批学生了，让大家自由行动，只是强调：串联几天就回去。

我们6个还是在一起，被安排在汉口六渡桥一带的一个学校，那是闹市区，第一次身处大城市的新奇与兴奋，冲淡了“黑七类”的烦恼，第二天，我找到一家眼镜店，去配眼镜；第三天，我找到了住在汉阳的幺爹家，走了一回亲戚。

从“长征红卫队”逐出的“黑七类”，“走到北京”之心不死，利用了这个管理失控的机会，策划着“要把长征进行到底”。

杨同学说：“我们不回去，接着走，他们不让我们走，我们偏要走给他们看看！”

众人道：“我们手里没有证明手续，怎么走啊？学校不会给我们开证明的。”

“我们当然不得去找学校呀，我们到省里的接待站去想办法。”杨同学的邪门外道的主意，比我们这5个人多，我们就认他为头了。

省里的红卫兵接待站在武昌的水果湖，我们乘公共汽车去，接待站给我们都发了“红卫兵乘车证”，上公汽不要钱，那时的红卫兵就有这么牛呢，怪不得后来要受上山下乡的报应，也是天理昭彰。

照着武汉市区交通图，也不知转了几路公汽，我们找到了水果湖的省红卫兵接待站。

杨同学跟那个接待我们的人说：“我们是建始县一中的红卫兵，是徒步长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的，我们在路上不小心，把学校里开的证明弄丢了，现在隔家里这么远，没有办法回去补证明，我们想请省里给我们打一个证明，行吗？”

这番话漏洞百出，我听着，都觉得不靠谱，但是，那接待站的人居然就答应了，我想，我们这是沾了武汉的红卫兵的光了，他们当时的声势大呀，横冲直撞，说一不二，省委、省人委的人，都听红卫兵的了，我们虽然睁着眼睛说瞎话，那人还是不来追究，我们怎么说，他就怎么作了。

那人拿出一本铅印的证明单，填写出一张证明来：

“兹有我省建始县一中长征红卫二队，共6人，徒步串联，前往北京，望沿途接待站，给予接待。

湖北省红卫兵接待站，1967年11月  日”

日期记不大准确，应该是在月底了。

然后，他就拿出公章，盖上鲜红的大印。

我们都说：“我们这证明，是省里开的，比他们县里的证明，还要硬些！”

杨同学得寸进尺，又说：“我们的路费也搞丢了，能不能给我们借点路费啊？”

那工作人员好事做到底，送佛上西天，居然就“借”给我们每人20元，红卫兵向接待站“借”钱，将来怎么还啊？那时，这问题，也没有人去考虑，最后，自然是国家买单报销了。

杨同学拿了这笔钱说：“每人扣5块，我们去作一面队旗。”有一首《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的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唱道：“无边的旗帜红似海。”这红卫兵的队旗，是革命思想的象征，那时候，街上作红旗、印红袖章的店铺比比皆是，我们找了一家，作了一面红旗，印上“湖北省建始一中长征红卫二队”的金黄油漆大字，我们6个，下定决心要争气，排除万难要“长征”，要把这面旗帜带到天安门广场上去飘扬一回，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我们不是“黑七类”！你们不让我们走，我们就偏要走给你们看看！

听我们班的同学说，在武汉串联的这建始一中的几百个学生，眼界大开，自主意识开始膨胀，不再听从带队校方领导的指挥了，纷纷自作主张，各奔东西南北四方去也，也有不少人说：回去闹革命。

他们问我：“你们是回去呢？还是到别处去串联？”

我说：“我们还是要走到北京去。”

大概是在12月初的一个早上，我们六个，背起了自己的背包，出了在六渡桥的接待站，坐了一段公汽，到解放路，找到那里的铁路线，向着北方走去。

闹市的高楼，在我们身后步步远去，很快，我们到了郊外，我取出队旗，穿进早已准备好的竹竿，冬日的寒风吹着那旗，猎猎飘扬，我们的心头，洋溢着狂热的决心，看吧 ，我们一定会走到北京的！那凛冽的风，吹在脸上，也不觉得刺骨了。

此后一个多月，我们硬是打着这面旗帜，沿着京广铁路，一步一步，走到了北京。

当时的串联形势，实在是风起云涌，一片大好，铁路沿线，隔三、四十里就有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到北京去的红卫兵，白日供吃，象征性地收个一角几分的饭费，有的接待站，还一分不收；晚上供住，我们又自带了被子，只要给指个地方开铺，有的接待站，有床铺，我们就背包都不用打开了。

曾经有许多次，我们沿着铁道，走过火车站的站台，看到停靠在站台边的客车，那上面的司机，见了我们这小小的队伍，和那面鲜红的旗帜，发出热情的邀请：“上车来吧，明天就到北京了。”可是，我们却说：“不，我们要走着去见毛主席。”只有这个“走”字，才能体现出我们“长征”着崇拜伟大领袖的虔诚，那时，我们就是这么傻乎乎。这种心态，直可以与穆斯林要千里迢迢走到麦加、藏民佛徒要五体投地拜到布达拉宫的信仰媲美了。

然而，这个虔诚的幻想，在我们到达北京的时候，破灭了。

在保定，我们度过了1967年的元旦，5天后的中午，我们走到了丰台火车站，问车站的人，进北京城的路怎么走？那人说：“进城的路，你们不熟，我安排你们坐火车吧。”我们想，到了这里，也算是走到了北京了，就上了火车。

也不知道是在北京的哪一个火车站下了车，出了车站，看街上的招牌，是在东城区，这一个多月，我们到过的大城市多了，已经失去新鲜感了，按步就班地去找接待站，接待站的人看我们自带了铺盖，就把我们安排到一个大礼堂里面去开铺住宿，那个礼堂在一个叫“护国寺医院”的单位的院子里，还给我们发了那单位的食堂饭菜票去吃饭。

在接待站，我们听到了里面的人说：“以后，毛主席不会再接见红卫兵了。”这一句话，如天空投下的炸弹，摧毁了我们这一个月来千里迢迢、日夜向往的目标。

那天晚上，北京下起了大雪，无边的失落，也像这天空的雪花，弥漫在我们的心头。

一月的北京，满天飞雪，遍地皆白，我们去到天安门广场，看着那一层白雪上人来人往的足迹，望着那高耸的门楼，我们第一次感到了革命信仰幻灭的惆怅，我们一步步地走到这里，是想让我们的长征红卫队的旗帜，也飘扬在这广场的无边的旗海中的，是想在这里也见到毛主席的，就像那歌里唱的：“我们是草原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我们是山里的红卫兵，从山里走到天安门啊，现在，这些，都无法实现了，只能是在这里凝视那城墙上的毛主席画像了。

我们更没有料到，在以后的文革生涯中，这种政治信仰的幻灭，会一次又一次地在我们心中重现。

不仅是见毛主席的虔诚落空，那瞻仰文革圣地北大、清华的串联目的也告破产，学校都放了寒假，大门紧闭，我们也只能是站在门口凝视那毛主席手书体的“北京大学”匾额了。

拿着接待站发的乘车证，坐着免费的北京公汽，在大街上遛了几圈，除了一街的白雪，扑面的寒风，似乎也没有见到什么激动人心的场景，在这“革命”的时期，故宫、颐和园、博物馆 、动物园这些供人游览的场所全都关闭，就更觉得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百无聊赖之际，听人说，香山的风景好，杨同学和我就去了，可是到那里一看，就是一片白雪覆盖的茫茫山峦，我们山里的人，这景色，见得多了。

接待站的人说，要过年了，我们要放假了，也不能接待红卫兵小将了，大家也回家去过年吧，这就是请人走路的意思了，大家说，过年北京不供饭吃，那怎么呆啊？只有打道回府了，于是，就在接待站办了回武汉的火车票。

杨同学心有不甘，还在想着要去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灵机一动，就想到了“换票”的主意，他和同住在那护国寺医院礼堂里的新疆的三个红卫兵接上了头，说：“我们换火车票吧，你们去武汉，我们去新疆。”这真是桩互惠互利的交易啊，拍板成功了，他问我们：“哪个想和我一起到新疆去？”我和黄兴昌说：“好啊，去新疆看看也好。”谭、段、张三人说：“我们身上，都没有钱了，还是回武汉吧。”我们这长征队伍，在北京就此分道扬镳。

我们三个，登上了开往新疆的火车。

在火车上，听乘客们讲，到新疆去，要穿过大戈壁，要三天三夜，又说，新疆特别的冷，你们南方人，又没有皮大衣，受得住吗？弄得我们心里都有点后悔这新疆之旅了。

那天晚上，到了西安火车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火车上说，要换乘，我们下了火车，去办换乘票。火车站有一个专门为红卫兵办票的窗口，我们去办换乘票，听到一句话，说，换票的人，可以自己决定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一句话，改变了我们的行车方向。

杨同学心情变化，说：“听人说，新疆那么冷，我们不去了，我们换到成都去吧，再从四川那个方向回去。”

我们本来就是杨同学说了算的，也没有什么异议，就换了去成都的车票，在候车室，我们三个等了一小时后，重新上了车，就是开往成都的方向了。

在成都，只呆了两天，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我们身上的钱都快要没有了，接待站也不给“借”了，就在接待站办了火车票到了重庆。

在重庆，度过了除夕之夜，在街上转了一圈，跟着就上了轮船，顺江而下，过巫山十二峰的时候，在轮船上的乘客，指着远处一座云雾缭绕的山峰，说：“那就是神女峰。”

到了巴东，下船登岸，就算是回到家乡了。在巴东，因为绿葱坡雪大了，班车停了，又等了几天，正月初七，我们回到了建始。

当年，我曾经记过“长征日记”的，可惜，后来弄散失了。

1967年3月，学校开学了，见到了班上原来的长征队的同学，问他们：“你们是什么时候走到北京的？”他们的回答，叫我们大跌眼镜：“我们出了宜昌，走到襄樊，看到了火车，就上车了，走什么呀，那多苦啊？”

我估算了一下日期：“那我们在武汉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到了北京？”

原来，当我们在武汉，傻乎乎地为争取“走”的权力而在省接待站撒谎骗证明的时候，那正宗的“长征”队，已经坐着火车，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有点自鸣得意了，最终完成“长征红卫队”使命的，却是我们几个“黑七类”

我们在同学中自我宣传，说，我们坚持“长征”，走到了北京，然而，同学们，似乎并不认为这“走”有多大的意义，他们早就把这长征队的事儿，丢到一边去了。只可怜我们几个，在冬日的北国寒风中，晓行夜宿，一步一个脚印，还觉得是在争这一口气，坚守革命的信念，那就是我们自作多情、自讨苦吃，就是一个字：“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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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卫兵（三）

第一章 文革风雨（三）

五、“造反”有悔

老天已经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离开了文革开头大半年的运动漩涡，如果我安心于“黑七类”子女的命运，就此“逍遥派”下去，那我的人生，也许就不是今天这样子了。

然而年轻而躁动的心，使我作出了另一种选择。人总得为自己的每一次选择负责，每一次选择，就是太平洋上的蝴蝶翅膀的一次搧动，多少年后，才能知道，那一次的搧动，会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掀起什么样的风暴。

在巴东，我大伯伯已经告诫于我，要我守规矩，不要去跟着造什么反，如果我听从了这个金玉良言，那我的人生，就又是一番辉煌了。

时至今日，我每每听到“造反派”这个词儿，看到电视剧里那些带着明显的抑揄色彩的“造反”画面，就觉得有一种心惊肉跳的不好意思，共和国的历史，已经对这“造反”盖棺论定，那是文革时期的一种过失乃至罪行，是为自己的履历“造”出的一段不光彩的“反”面污点，也是给此后的前程与名声、“造”出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阴影。就如同阿Q长在头上的那一块癞疮，是害怕别人揭起帽子展示的，我有点理解和共鸣阿Q的那心理了。

但是，人总得正视历史，我确实是有过一年多“造反派”的的经历，作为这个组织的一份子，这个组织的那极为短暂的荣耀，我也许不曾享受到，而这个组织所遗留的久远的恶谥，却注定要去承担，因此，我如实地写下我这“造反派”的伤痕。

1967年的春季那个学期，开学时候，我走进学校，到我们高三、高二年级教室的那幢教学大楼去，老远就看见，那二楼的栏杆上，钉着一块匾额，上书六个鲜红的宋体大字：“红色造反大楼”，半年不见这楼，它就被人给取了新的名儿了；走进班上，就听同学说了，我们还在往北京“长征”的路上的时候，一中学校的红卫兵，已经是风生水起、群雄辈出，班级里的红卫兵组织，似雨后春笋地成立，有叫司令部的、有叫兵团的，有叫战斗队的，有叫公社的，五花八门，取的名儿，更是异彩纷呈，有的是是革命的圣地，韶山、遵义、延安、北京，有的是毛主席的诗词，风雷激、云水怒、孙大圣、千钧棒、惊回首、争朝夕，最大的两个，一个叫“红色造反兵团”，一个叫“联合指挥部”，他们已经是冲上了社会，已经和社会上的造反派一起，夺了县里的走资派的权了，同学们还给我讲了“两个头头，一个挎包、收一口袋的公章”的故事，我听得精神亢奋，不由得就生起加入红卫兵的念头来，可是，我跟班上的“惊回首”战斗队的人提起，他们却不同意，说：“你妈是黑帮呢。”

我那棋友杨同学在班上，跟我也是一样的遭遇，人家也记着他爸是“资本家”的帐，他跟我同病相怜，凑在一起大倒苦水：“我爸就不过是开了几天小铺子，算什么资本家哟。”“我还要冤枉呢，我妈就只说错了一句话，就是黑帮了。”

杨同学奋然道：“去年，他们不许我们长征，我们就自己走，还是走成了，现在，他们不收我们入红卫兵，我们就自己成立一个。”

“我们走到了北京，回来也没有得着什么，自己搞个红卫兵，也没有什么意思，就作个逍遥派算了吧。我大伯也说了，叫我不要去造反。”我有些灰心丧气。

“你想想，将来文化大革命胜利了，是红卫兵上大学呢，还是逍遥派上大学？”

杨同学的这个预期，又是天大地失算了，文化大革命没有胜利的将来，只有历史的耻辱，最先上大学的，是逍遥派。

他这话，就是触动、打动我那根自私的神经了。

那时的青年，为什么会投入文革？幼稚、狂热、盲目、崇拜，等等，这都是原因，但是，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个人利益、个人前途的诉求。

跟着毛主席干文化革命，一定会胜利的，胜利了，就有胜利的果实可以享受了。

这种胜利以后，享受果实的诱惑，如同春日里弥漫在空气中的花的香气，吸引着蜜蜂，招引得许多的学生，蜂拥而上，去“造反有理”了。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是“造反有悔”啊！

要是一开始就能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后来也顾不着红卫兵的前途了，这“造反有理”的结果，是成为个人历史的污点与恶誉了，还有人去文革吗？

杨同学故技重施，把我们“长征二队”的人找来，说：“他们不收我们，我们自己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吧。”

谭维才说：“去年班上的人说我父亲是‘四清下台干部’，把我也划成了‘黑七类’，那是他们搞错了，现在他们同意我参加他们的‘惊回首’了。”

张盛朝说：“我不想参加什么红卫兵。”

黄兴昌、段孝忠同意加入。

杨同学说：“我们要取一个响亮的名儿。”

我说：“我们原来是长征队的，长征是从井冈山开始的，我们就叫‘井冈山’公社吧。”我那时的历史知识还有点迷糊，以为长征是从井冈山开始走的。

杨同学说：“这名儿响亮，学校里还没有叫井冈山的，我们就叫这名儿。”

我们把我保存着的“长征红卫二队”的队旗拿了出来，送到制作旗帜、红袖章的铺子里，请里面的人，用煤油洗去原来的字迹，重新印上“井冈山”三个大字，又作了几个红袖章，那工钱，拿到学校报销；然后，我办出了一份油印小报，报名也叫《井冈山》，在上面发“公告”、登“宣言”，这办报的原料纸张、工具钢板、铁笔、蜡纸，是在学校里领的，自己刻写，到学校教导处的油印机上去印出来。当时有条政策，学校给红卫兵提供文革用品，报销文革经费。我们这四个人的“井冈山”红卫兵，就算是正式出炉，登上了县城文革的舞台了。

其时，县城文革的形势，是“县委、县人委被‘造反派’夺权”、“县人民武装部成立‘支左办公室’、‘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代替原党、政职责”（1994年版《建始县志》26页），县人武部主持大局，实际就是军人主政的格局了，此后数年，县人武部一直是县城政治舞台的主宰，无限风光在军装呢。人武部派了一个参谋级别的军官，到我们学校，学校的人想办什么事，都得先请示这参谋。

其时，文革的手段，就是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那时，工商银行的门前，是县城的中心地带，有一块小小的场坝，这场坝的周边，还有两个有围墙的重要机关，县中队、看守所，它们的围墙上，都可以贴大字报、大标语，银行门前的街道，叫“人民大道”，这大道的两边，建起了一长排木牌，专门用来贴大字报，时称“大字报棚”。

大辩论也在这里进行。辩论之前，先贴出挑战书，“xx兵团与xx战斗队晚上对xx问题，进行大辩论”，接到挑战的战斗队，都要应战，到了晚上，双方开始，你言我语，引用毛主席语录，论证己方观点，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就是现在所说的“口水仗”了，哪一方没有话说了，就得认输。这时候，杨同学那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就起了大作用了，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似乎从来没有理屈词穷的时候。

虽然杨同学辩才无敌，可是这“井冈山”，实在是名大虚空，我们“黑七类”的名声在外，在学校里没有市场，那些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弟，不屑与我们为伍，只有那些爹妈有点不红、想加入其它战斗队而不得的时候，才考虑入“井冈山”，他这手下，人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10个。

当时的辩论，焦点的话题，是对“支左办公室”的评价，温和的人说：“支左办公室”是执行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在抓革命，促生产；激烈的人说：“支左办公室”保护、起用了“走资派”，是以“生产”压革命，是在搞“二月逆流”；一中红卫兵因此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温和的一派以“联合指挥部”为首，激进的一派以“红色造反兵团”为首。

我们这“井冈山公社”，是激烈一派。

还有两个公社，“北京公社”“延安公社”也是激烈派，这四个激烈派，就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三社一团指挥部”，合伙的时候，议决领导位置，按实力排位，杨同学屈居第四，这，也为“三社一团”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三社一团”办了一张小报，叫《山城怒火》，我在这报的编辑部，编这小报。

“三社一团”在学校与“联合指挥部”二分天下，互相对峙，对外宣称，站在武汉和县城的“钢派”阵营，反对“支左办公室”搞“二月逆流”。

尹校长在他的回忆录《红烛》中，有文《黑云压城》，其中一段，记录了“三社一团”的一次“革命行动”，说：

“6月下旬，两派斗争日趋激烈，人武部组织县直中层干部集体签名‘亮相’要求站在军队一边，并召开全县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我校‘三社一团’同学冲击会场。”

文章接着说：“武汉‘7.20’事件发生，7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王力、谢富治回京的消息，江青到机场迎接。接着‘8.1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野心家毁我长城，湖北出现更加混乱局面。
”
这就到了“7.20”事件了，当时，中央表态说，武汉的军方错了，“百万雄师”错了，“三钢”、“三新”是革命派，消息传到建始一中学校，依附于“钢派”的“三社一团”自然就成了胜利者。对立的“联指”就是“站错了队”了。

政治，在这里，跟“造反派”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以后的历史证明，真正“站错了队”的，不是“联合指挥部”，而是“三社一团”，“三社一团”眼前的胜利光环，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肥皂泡，眼花缭乱的烟幕弹。

在“中央表态”里沉醉迷乱的“三社一团”，当然没有这样的远见卓识，不会想到这一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们在得意忘形中倒行逆施，一步步地滑向深渊，把自己推向历史的审判台。

1967年9月5日的晚上，“三社一团”的武工队，就搞了那个在县志上留下恶名的“9.5行动”。

那天晚上，我在编辑部编完报出来，看见学校的操场上，一队人排着，都弯着腰，也看见那些武工队员，手里都拿着鞭子，我看着，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妥，这么一通乱打，是会败坏“三社一团”的名声的呀，是会丧失人心的。

第二天，我对杨同学进言道：“昨晚上的那个行动，不符合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又给我们树了几十个敌人，得不偿失。”

杨同学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

我说：“我天天办报，就是做文章，现在我们胜利了，要收拾人心啊，刘邦进了关中，还和老百姓约法三章呢，我们现在的搞法，像是项羽火烧阿房宫了，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策略，解放军都说优待俘虏呢。”

可是杨同学已经没有心思来听我这个迂腐的策略分析了，他的策略在另一个激烈的方向。

此时，武汉的“造反派”分裂成了“钢”、“新”两派；县城的“造反派”也分裂成了“钢”、“红”两派,“钢派”以县汽车18队的“钢工赤”即“工人赤卫队”为首，“红派”以城关镇的“红城联军”为首，这个组织的头目，叫段家春，这姓段的，一年后，成为县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又一年后，当局冠以“牛鬼蛇神的总代表”的凶恶谥号，被揪出来批斗，后来，去坐了几年牢的。

杨同学趁着这个大形势，也分裂了“三社一团”。他拉出了自己的“井冈山”和部分人，宣布成立“三社一团红色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红革联”，自任一号头目。

尹校长在《黑云压城》中，接着说到了这个分裂：

“随着运动的发展，‘三社一团’学生组织分成‘钢派’和‘红派’，为了合理使用助学金和文化经费开支，从10月24日起，重新让我负责经费开支，再次把我推上风口浪尖，11月17日，两派学生在大礼堂发生第一次武斗，乱石横飞。”

这话也表明，尽管“造反派”们在学校闹得乌烟瘴气，不可一世，学校却是掌握着财经权力的，经济的命脉，始终还是在校方手中，由此可见，从经济的意义上说，“造反派”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执掌过权力。

分裂后的“三社一团”本部，占着学校，宣布站在“钢派”的立场；杨同学带着“红革联”，对外投入县城的“红派”，进入县城的派斗，占据了县人委对面的一幢三层楼房，又去县里的招待所，“借”了十几套被褥，在这楼房里开了铺，作“红革联”的总部，就是日夜在此革命的打算了。

我那时还没有醒悟，还抱着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幻想，就跟着到了这“红革联”的总部，在楼上安排了房间，设置了编辑部，开了床铺，还是编小报。

在这“红革联”的总部，我目睹了一次手枪走火，一个姓汤的武工队员，在一瞬间成为一具冰凉的尸体。

早在8月里，“三社一团”在县人武部“接收”了一批手枪，那时开始就拥有了武器，后来，随着“三社一团”的分裂，分别落到了两派的武工队员手中，他们挎着这手枪，也实在是威风凛凛，却不料，这威风凛凛，是要有人付出血的代价的。

11月19日的晚上，我做完了编报的事，到隔壁房间里去看看，这个房间里，住着三个武工队员，看到那个姓汤的，躺在床上，头枕着叠着的被子，头部垫得高，另一个武工队员手里坐在床沿，拿着手枪，对着姓汤的额头，指指点点，说：“我这枪里要是有子弹的话......”旁边的一个武工队员说：“莫开玩笑，怕你枪里有子弹。”那拿枪的说：“你放心，这枪里没有子......”这话还没有说完，那枪声就响了，子弹就从姓汤的额头上穿了进去，登时从后脑上就流出一股鲜血来，其他房间里的人听到枪响，都拥到这房间里，地上已经是一大滩血，人是没气了。

此后几天，学校里的钢派“三社一团”里，也有一个人的手枪走火了，伤了一个同学的肾脏，这两个人，都是我的同班同学。

尹校长在《黑云压城》中，写到了这事：

“那天晚上，我刚睡下，就听易xx同学敲门，大声喊：‘尹校长，彭xx被枪打了。’我穿上衣服跑到‘红色造反大楼’二楼，只是一颗子弹从他左边腰部打进，另一边冒出头没有穿孔。我迅速给县车队粟、薛打通电话，他亲自开车过来把彭送往医院，范医生让我签字负责，由他主刀，摘掉半边肾脏。”这里的“粟、薛”二人，是县车队“钢派”的头头。

已经红了眼的两派，并没有被这两起走火的鲜血所吓倒，武斗的血腥气息，越来越浓厚，一步步地升级到了隔河武装对峙的地步。

这对峙走向极端，就是1994年版《建始县志》所载的1967年12月11日的“抢抢、武斗”事件了。

12月11日那天早上，我到了一中学校，找到宁老师的家里，这宁老师，就是去年的8位“黑帮”之一，现时，他也加入了“三社一团”，他的妻子聂老师，初中时候，给我上过语文课，现时管着学校的图书室，我和他们关系很好的，我对他们说：“今天，我没有什么事，到学校的图书室来看书吧。”聂老师答应了。我就说：“我进去看书，您在外面，把门锁上，中午来开锁。”

我在那图书室里，看着一本小说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靠河边的方向，传来一阵噼噼啪啪的大响，我以为是什么人家在放鞭炮，也没有在意。中午，宁老师来开门了，说：“出大事了，你快走吧……”

我问：“出什么大事了？”

“河那边的人，开枪，把你们河这边的一个学生打死了，你们这边，到县中队抢枪了，两边已经打起来了，你快走，莫要叫学校里‘钢派’的人发现了。”

我回到“红革联”的总部，才知道，果然是出大事了。其时，“钢”、“红”两派，以河为界，互相对峙，开始，还是弄些木棒、石块来作武器，双方虽然都有几把手枪，也还不能引起大的战火，但是今天早上，“钢派”的人不知从哪儿弄到了长枪，从河那边一枪射过来，就把东风中学的一个学生打死了，“红派”这边找到了借口，一下子冲进了县中队，就抢枪了！县中队就在县城中心，与“红派”的总部距离不到百米。

县志上说，“造反派”抢枪，这有一点冤枉“钢派”了，12.11抢枪的事，全是“红派”干的。

武斗开始，隔河对射，大桥封锁，交通阻绝，断断续续的枪声，昼夜回响在山城的上空，年纪大点的居民们说，这是自解放18年来，第一次听到县城有这么多的枪声。

两天后，我又得到了一个同学被枪打死的消息。

13日的早上，我去看望一个住在中医院病房的朋友，说着话的时候，听到外面闹嚷嚷的，出来一问，一个认识我的人说:“那个和你一起办报纸的小余，死了。”

我大吃一惊：“今天早上，他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就死了？”

那人说：“听守桥的人讲，他在大桥边上的旅社的楼上守卫，把头伸出窗外探望，对岸就飞过来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额头，抬到这儿的病房里，就已经没有气了。”

这小余，本来是我们编辑部的人，在“红革联”的总部，与我一起编小报，同住在一个房间。

“红派”抢了枪后，他也去领了一支半自动步枪挎着，我见了，说：“我们是搞文的，要枪作什么？送回去吧。”他说：“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这文的，搞不成了，改行吧，我去守大桥了。”谁知道他这一改，把命也改没了呢。唉，这文化大革命，怎么就搞成了武化大革命了？

尹校长对这小余的死也很痛惜，在《黑云压城》中，写道：“12月13日早晨枪声停止，母亲上街买菜，街上早已无人卖菜，她老人家却带回余xx被打死的消息，他是我教过的学生，成绩优秀，作文写得好，昨天我还跟他讲了话，问他能否过桥去邮局，他说：‘您，最好莫过去。’得知其死讯，十分难过。”

到第三天，就听说人武部的人出面制止了，找两派的头目开会了，听说是人武部的人讲：你们这么把县城搞成了战场，农民不敢进城卖菜了，工人不能到厂做事了，干部不能过桥上班了，你们这么斗下去，县城的人还活不活？这真是人民解放军为民请命，义正词严啊，其实，可以想见，人武部对这半年多来都在和他们的“一办一部”对抗、“接收”他们的短枪、抢他们的长枪的两家“造反派”，内心深处一定是不那么高兴喜欢的，只是“中央表态”压在头上，只能看着、忍着这两派胡作非为，现在这两派自作其孽，干出这等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勾当，那是正好送给了人武部一个伸张大义、凛然登场的口实啊。在真的钢铁长城面前，假“钢”之派不可撄其锋，冒牌“红城”不敢拂其意，两派头目，无言以对，只好收手罢斗，这场持续了3天4夜的武斗才告停止。

到了1968年初，上面来了指示，要两派联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钢派”“红派”，携手言和，与人武部和县里原来的领导干部，共同组建县革命委员会，时称“大联合”、“三结合”。县革命委员会里，“钢派”、“红派”，一碗水端平，各给了2个常委，若干个委员的位置，这，又是政治跟两派的头面人物开了一场大玩笑，两年之后，他们的位置，就换成了批斗台和看守所。草莽之人玩政治，还太嫩啊。

我那早年的棋友、“长征”的队友、文革的战友，杨同学，就是这4个常委之一。

古话说得好，共患难易，共富贵难，杨同学飞黄腾达，我与他分道扬镳。

分手的起因，是我的“啰嗦”。

杨同学作了“官”，登时风光起来，这风光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所心仪的姑娘，投入了他的怀抱，他这就一下子，坠入了温柔之乡，不大管外面的事儿了。“红革联”的一些同学们，就来找我，说：“你和我们头头老交情了，你去劝劝他吧。”我也是自不量力，真的就仗着“老交情”去说了：“老杨啊，革命尚未成功，你是作了常委，有前途了，你还得多为你手下的人想一下，给他们谋个出路啊，你怎么能够整天窝在家里呢？”他听了这话，发怒了：“你怎么这么罗嗦，你给我滚出去！”

我听了这话，受不了了，我这么鞍前马后地跟着你，到头来，竟然是落得这么一句，太不值了！当下憋足一口气：“好，好，我滚。”从此，不再登他家的大门。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割席断交”了。

这，成为我脱离文革的转折点。虽然是为时已晚，错已铸成，毕竟是悬崖勒马了。

但这文革中的“造反派”经历，就此成为笼罩在我人生之路上的一块乌云。先后被办了两次“学习班”，第一次，是在1970年6月，地点是朝阳街的革命委员会（详见下章之一）；第二次是在1970的年底，地点是在官店区的革命委员会。

那时，我下乡在官店，在小队里本来是干得有点贫下中农的好评了，区里通知我去“开会”，我兴冲冲地到了区里，却得知是县革委办公室的向国书书记，来办我们的“学习班”了，有一个知青，说：“这姓向的，那年，我是真的抽过他几鞭子，现在他来办我的学习班，等着他来报仇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躲得一时是一时。”立马就溜了，他还真是跑得聪明，反正后来也没有把他怎么着，在官店顺顺当当，推荐上了大学医专。

我老老实实地进了这个“学习班”，但是，这姓向的看了我写的“交待”，说我态度最不老实：“你们搞打砸抢，犯了那么多的罪行，你一条也不承认？”我说：“我没有打过人，没有抢过枪，没有搞武斗，我就是办报纸、写文章，我是搞的写、编、印，你叫我怎么承认？”向国书书记说：“怪不得人说你是黑笔杆子。”我也就是豁出去了：“我写那些东西，都是按照毛主席语录、那时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的意思写出来的，你说我是黑笔杆子，你就按黑笔杆子给我定罪，我也认了。那“打、砸、抢”，我是不承认的。”向书记说：“你这态度，一辈子也莫想抽出来。”

又十年后，1982年，我在师范工作了，临时抽到县委会，写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先进模范材料，在院子里碰到了这向书记，他其时作了组织部的副部长，见了我，一脸的诧异：“你来这里，干什么来了？”我递给他一叠材料，说：“写这个来了。”他接过去，看着上面的标题：“种好茶叶，发展经济”，写的是一个种茶叶的农民，他草草地翻了一下，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说：“你这笔杆子，变红了。”

我扬了扬手上的材料，说：“我这笔杆子，以前写‘造反有理’，‘农业学大寨’，现在写‘发展经济’，一直都是照着毛主席和中央的话写的。”言外之意，是声明：我这笔，从来没有黑过，一直都是红的。

六、一厢情思

在这“造反有我”的岁月里，在这“文攻武卫”的硝烟中，少年的情怀，在适宜的温度下冒出稚嫩的萌芽，尽管它不可能开出花朵。

我有个朋友，是“红革联”的一个小头目，有天晚上，住在学校的他遭到偷袭，受了点皮肉之伤，为了宣传是对方在“大搞武斗”，他被弄到了中医院的病房住了起来，此后，他就长期把这病房，当做了自己的宿舍。

有一天，我去看这朋友，走进那病房，见屋里还坐着两个女孩，一个穿红衣，一个着绿衣，那穿红衣的，我认识，是一中的学生，绿衣女孩，不认得，我那朋友指着她，给我介绍：

“这是我妹妹……”

我有些诧异：

“我可从来没有听说你还有一个妹妹呀？”

朋友笑着解释：

“才认的呀，和我一个姓，是你们城里的，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我往前移了一下，为的是看清那绿衣女孩的面容，因为我近视啊！我眯着眼睛，终于看得清楚了：弯弯的眉，晶亮的眼，高挺的鼻，小巧的嘴，脑后扎起一双小辫，那一缕淑静清秀、玲珑剔透的气息，扑入我的心头。

朋友看我这痴痴的样子，笑道：

“怎么样？我这妹妹，漂亮吧？”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连声附和：

“那是，那是。”

绿衣女孩娇嗔地站了起来，责怪我那朋友：

“你看你，是说的什么呀，还大哥呢，我们走了。”

朋友起身去送她们，回来笑着：

“我看你刚才那个样子，八成是看上我那妹妹了？”

我又不好意思地笑笑。

此后，我到那朋友那儿的时候，心中总希望见到那绿衣的女孩。有一天晚上，天上升上来一轮明月，我从窗户里望出去，看见院子里那棵柚子树下，立着一个绿色的身影，我走出去，站到她面前，刚说了一句开头：“你在这啊……”就听见她那形影不离的女伴红衣女孩的喊声：“小丫头，走啊！”她望了我一眼，笑笑，说：“我们还有事呢。”就跟着走了。留下我站在那柚子树下，怔怔发呆。

我那朋友见了我这样子，叹道：

“唉，你这是得了相思病了，我替你去投石问一下路吧，谁叫我们是朋友呢！”

过了几天，他又对着我叹气了：

“唉，你这病是没治了，我问她，她说，她看不得你眯着眼睛的样子，谁叫你把眼睛搞成近视眼了呢？”

听了这话，我这心里，真是凉透了，可是我还是止不住的想着那绿色的身影，好像她是经常穿着那绿底白格的外衣的。从她家门口走过，很想鼓起勇气，跨进那门槛去，可是一想起那句“看不得你眯着眼睛”，就一下子泄气了。

1970年的1月间吧，我终于捕捉到了一个对她倾诉的机会。那一天，我去粮食局的供应门市部买米。那时实行粮食供应制度，全城居民都要来这里来买供应粮的，老天照看，她也在买呢，而且是一个人，我跟着她的背影，走到了粮食仓库的场坝上，我说：

“这一两年了，我希望你明白我……我的……”

她抿着那小巧的嘴唇，轻声说道：

“我明白了，又能怎么样呢？现在都要下乡了，谁知道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时候，天上飘下来一朵一朵的雪花，纷纷扬扬，落在这场坝上的一对少年儿女身上，我望着阴云迷茫的天空，想起自己那渺茫的前途，是啊，她说得对，明白了，又能怎么样呢？可是我还是幻想得到一个允诺：

“那我们可以等啊，等到以后……”

她扑闪了一下亮晶晶的眼睛，接着了我的话：

“那，那就等以后吧，反正，现在不是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片片雪花飞舞在我的眼前，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转过身，离我而去。

那天晚上，我把白天没有说完的话，写成了一封信，结尾一段是这样写的：

“假如你记得，那中医院庭院中的明月，我会为你奉献一生的忠贞；假如你记得，那南山下场坝上的飞雪，我会为你燃烧我青春的激情。假如你忘记了这一切，我的心中，也将留下我的真诚而遥远的祝福。”

这信，在我的手中，攥了一个星期，到第7天，我把它投进了邮筒。

半年后，我下乡到官店区竹园公社，又一年后，我得到消息，她被招工到了恩施的电厂，知青中，有这样的传闻：那家电厂，在我们县，专招美女。

得到这消息的那天，我写了一首《江城子》：

“忆昔小院初相逢，树葱茏，月朦胧。笑启朱唇，相看双靥红。长记南山雪纷纷，语匆匆，意蒙蒙。
好花移入玉栏中，人无踪，情成空。乡关一去，迢递几千重。恨是人生多坎坷，达与穷，西与东。”

十年后。

1981年11月，我在师范做中师函授的工作，在我上课的班上，我见到了那位当年的红衣女孩，她是民办教师，参加函授读师范文凭的，一天早上，她迟到了，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去调查她的纪律：

“今天早晨，你怎么来迟了？”

她给我说的理由是：

“因为……因为，昨天晚上，陪一个我小时候最好最好的朋友，她从恩施回来，我和她一直玩到半夜，所以，早上才迟到了。”

我听到“最好的朋友”，猜测道：

“是小丫头？”

她肯定：

“是呀，我一见到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大喊一声：小丫头！”

多少年没有听到这名儿了啊。

她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小吉也来了，也像你一样，戴着一副眼镜呢。”

我觉得这有些黑色幽默：

“她不是看不得近视眼吗？老天爷真会捉弄人呀，到底给她安排了一个眼镜。”

我这眼前的学生为自己的朋友辩解：

“她那时还小呀，不懂事呀！”

接着就称叹我的情感：

“初恋是真诚的啊！”

我为自己叫屈：

“我那能叫恋吗？话没有说上两位数，手指头都没有碰一下，顶多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罢了，”又引用了一句谚语，“剃头担子一头热，”觉得意境不够高雅，又引用了一个经典，“纯粹就是一个柏拉图式。”

我这学生大概不懂“柏拉图”：

“你写过信，写过情书呀，还不叫恋？”

那倒也是，那还真是我生平第一封情书呢：

“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回忆：

“小丫头什么事都跟我讲呀，那天，她到我家，一进门就说，给你讲个事，那个人给我信了，接着就拿出来，我俩一起看的，有一句，我现在都还记得，‘假如你……’”

我追问：

“那她当时是怎么说的？”

我这学生，表示她当年是为我说了好话的：

“我说，这信写得多好啊，我都要感动了，快回信吧，她说，可惜是个近视，又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马上就要下乡了，以后再说吧，慢慢看发展吧……”

我绝对没有想到，我的第一封情书，要在十年之后，才能收到这么微弱的初恋的回声，我感激地说：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她说到了结局：

“结果，她发展到了恩施，就遇到了小吉那个武汉知青，如果她不到恩施，说不定……说不定，你们会好起来的。”

我笑笑，进一步发挥这假设：

“如果像你一样，在我班上上课，那就真的什么都好了。”

说起上课，她又有了话题：

“我昨天晚上还跟她讲，孙老师在给我们上课呢，她问，上得怎么样，我说，好啊，她还关心你呢，问你结婚了没有，我说，好像还只看见一个人，单去单来的。”

她说得没错，我的大学的女友，可儿，刚与我分手。

我站在教室的窗前，望着窗外的操场和河对面的南山坡，我的脑中，就浮现出那南山坡下，粮食仓库场坝上飞扬的雪花；我还想起了那刚刚与我分手的可儿，我与可儿的初识，也是在那南山坡脚下，在那场坝的另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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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青（一）

第二章 蹉跎官店（一）

清同治版《建始县志》、《卷一、方舆志》，“山川”篇中记载：“庆云山，在县东北里许，俗名烟墩山。”

1969年1月，我拿着高中毕业证，回到了朝阳街，作了街道的居民，整日里无所事事，东游西荡，春暖花开的时候，和几个高中的同学去登烟墩山，沿着东门坡的山脊，登上烟墩山顶，山下的县城，尽收眼底，望着这故乡的城里，我们的心中，都是一片迷茫的愁绪，我们都要上山下乡了，那张毕业证上的语录，已经写明了是要把我们送到乡下、农村去的，就要离开这城里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回来呢？

一、逼上远山

我的知青岁月，是从1970年6月30日那一天开始的，那一天，我20岁又半岁。

清晨，6点多的时候，在县城的汽车站里，紧锣密鼓，人声喧嚷，把这个小车站，弄得个千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幅“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字横标，点明了这一片热闹场面的主题，相干的人们：下乡的知青和他们的亲人，不相干的人们：“欢送”的群众和组织“欢送”的领导，纠集、混杂在这面积大约三个篮球场那么大的停车场上，锣鼓不住地敲击声中，时而混进一声汽车喇叭的尖叫，铁锤一样地砸过我的耳畔，直到心头。

这一次的知青下乡，把县城的初、高中毕业学生一网打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数，只知道今天早晨，每一辆开往各个区镇的客车里，都载有下乡到那个区的知青。

我把自己的行李：一套铺盖、一只木箱，搬上车顶的行李架，下来走进车厢，找到自己的座位，就到了开车的时候了。7点，在一片惊心的锣鼓声中，客车相继驶出了车站的大门，我从车窗里望出去，看见爸爸和妈妈的身影，淹没在一排知青父母的队伍中，他们是不是流泪了，我不能看见，我是近视。

载我的客车驶出了县城，登上城东边山上的玉峰口，我从车窗口里望着山下的哺育我长大的县城，初升的太阳照着它，渐渐地在眼帘里消失，耳边回响起妈妈的饱含希望的叮嘱：“好好表现，过两年，早点抽回来。”“表现”和“抽”是那个时代知青界的特定术语，“表现”是指在农村努力劳动，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抽”是指被招工、录取大学或中专，恢复城镇户口，这两个词语，代表着知青们的全部的生活与追求。我没有预料到，我所向往的“抽回来”，已经是八年之后了。

我们的去向是官店区。在知青们的眼里，那地方，就是远、冷、苦、穷的代名词。它位于县域的南端，距离县城公路135公里，走小路是180市里，此后的日子，我用自己的两足一次次走过，亲身体验过这数据，海拔高达1800米，10月就下雪了，苦、穷更是众所周知。武汉知青说：恩施是湖北的西伯利亚，建始知青说：官店是建始的南伯利亚。

要把县城的县一中 “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下到建始的南伯利亚去，这是县“知青办”在一年前就制定了的坚定不移的既定方针。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随后，县里成立了“知识青年办公室”，简称“知青办”，开展办理组织县城知青 “上山下乡”的事务，同时兼管接收武汉知青。

1969年2月，我拿着那张高中毕业证，回到户口所在的朝阳街，正式地成为了知青，次月，街道革委会，召开了本街道的初、高中毕业生会议，街道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唐显德，在会上宣布知青下乡的政策和去向，说：“老三届高中生，到官店去。”

回到家里，全家商议这个严峻的问题，讨论怎么样避开这个恶劣的方向，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要去钻“投亲靠友”这个政策的空子。

爸爸说：“到花坪去吧，我去找一个熟识的生产队。”

爸爸自年轻时候就到花坪区供销合作社去工作，自然是认得几个农民朋友。

妈妈撇了一下嘴：“你那还不是高山？你在高山搞了一辈子，还没有搞够？现在又想把儿子弄去？”

爸爸争辩：“总近了一多半嘛，何况人又还熟。”

妈妈还想找近点的地方：“我那个七里坪的幺爸孙邦顺的女婿郑青山，在茅田区当书记，找他去帮忙吧。” 郑青山是妈妈的堂妹的丈夫，算起来，我要称他为“姨爹”。

妈提到七里坪，奶奶的主意出来了：“兔儿沿山跑，还是归旧窝，我们回七里坪去吧。”奶奶虽然不识字，却很会说几句民间谚语。

爸爸担心：“那当然是好了，可是只怕那里挤不进去。”
   
妈妈幻想：“不至于吧，我们就是那里出来的啊！”
   
奶奶的想法更简单：“就是呀，我们还有土改证呢，上面还是写的他的名字呢，骗人要有个本本，我们有本本，骗也要骗进去！”
   
爸爸还是悲观：“只怕是难得很。”
   
奶奶主张去试试：“作不到官有秀才，讨不到米有口袋，我们去找他们说说看。”

这一次家庭会议，就是我后来8年的乡下历程的征兆了。
   
第二天，妈妈就到那七里坪的老家去说了，下午回来，沮丧地汇报：

“那个队长说，我们这生产队人多田少，不能添人了。”

奶奶还是把那土改证当做一个宝：“那土改证呢，他们也不认了？”

妈妈苦笑：“您就莫提那个土改证了，他们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土改证早就作废了！”

奶奶无奈了：“那怎么办呢？东方不亮西方亮，再找郑青山去？”

爸爸也用了一句谚语：“求人不如求己，还是我在花坪去想办法吧。”

一星期后，爸爸拿回来一张“接收证”，上面写道：“经我队队委会、贫下中农协会研究，接收知识青年孙国林到我队投亲靠友、插队落户。”

下面的落款是：花坪区西湖公社一大队第九小队。

红彤彤地盖着两枚私章，那是小队队长和贫下中农协会组长的，三枚公章，那是大队、公社和区革命委员会的。

我把这“接收证”给我们街道的唐主任看，请求道：“我下到花坪去吧。”

唐主任一个排球推了过来：“你这事情，我们街道没有权力作主，你找县里的知青办去说。”

我揣着这宝贝“接受证”，前往县知青办。
   
县知青办设在县革委会对面的一栋三层楼房里，对这楼房，我是很熟悉的，前一两年，我还在这楼房里面编辑过我们红卫兵的小报呢。现在，走上这楼梯，真有一种“河东河西”的沧桑感啊。

我走进三楼的主任办公室，先申请：“我想去投亲靠友，行不行？”
   
县知青办的主任叫王前元，以前是城关镇的书记，现在，由他来主宰县城知青的去向与命运，也算是轻车熟路。
   
王主任一脸的笑容：“是有这个政策啊，你想投到哪里去？”

我投石问路：“我的老家就在七里坪，我到七里坪去投亲靠友吧。”

王主任的笑容带上了嘲讽:“七里坪就在城边上，那还叫什么上山下乡?”

我也料到他是不会同意我到这么近的地方的，也只是先漫天要价，何况，我也没有弄到七里坪的接受证，是在唱“空城计”。

我掏出那张盖着三个公章的宝贝：“那我到花坪去，总可以了吧？”

主任接过那张纸片，瞪着眼睛细看，就看出了破绽：“这个生产队里，哪个是你的亲戚?”

我张口结舌了：“这，这个亲戚，是，是……”

主任得意了：“是没有亲戚吧？没有真正的亲戚，不行！”

我抓住一根稻草挣扎：“还有靠友哇，是我爸爸的朋友啊。”

王主任斩钉截铁：“不行！投亲靠友，一定要有亲！”

我有些愤愤然：“我说到七里坪，您说不是下乡，到花坪，您又说不是亲戚，那不是摆明了，要逼我非到官店去不可？”

主任正气凛然：“你这话，就说得不对了，是县里的决定，怎么能说是逼呢？官店是远一点，可是远得过人家武汉知青吗？官店是苦一些，那正好是锻炼你们呀，你将来锻炼好了，你还要来谢我呢。”

我不肯认输，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向王主任叫板：“官店我是不去的，你不同意我到花坪，这回我就不下！”

王主任声色俱厉了：“这是县里的决定，你想抗拒？你这回不去，还有下一回，总有一天，你还是要去的!”

以后的历史验证着王主任的凌厉，这知青办要把我们这一批“老三届”的高中生下到“建始的南伯利亚”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年轻气盛，不省世事，我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知青办主任的强硬和冷酷，还在幻想着，我有花坪生产队的“接收证”，你这回不答应，也许下一回就同意了，那就拖着吧，下一回再来和他讲价钱吧。

街道上唐主任催我去派出所下户口、办手续，我还是那耍赖式的态度：“不同意我到花坪，这回我就不下！”

唐主任看穿了我的伎俩，警告我道：“你想赖，是赖不过去的，这回去，离官店街上只有三里路，那挨到下一回呀，只怕是弄得还要远呢，不信，你就挨着吧。”

城里的大多数高中生，也和我一样，怀着对官店的恐惧心思，采取了挨得一时是一时的对策，所以，这第一次下到官店的，就只有3名，他们的名字是：熊鼎三、李世平、匡安镛。

1969年的3月，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几个赖着不下的，去汽车站送别他们三个。

熊鼎三认命：“我没有什么办法，我的老家就在官店。”

李世平悲观：“我们搞不赢知青办的，他们是在借这个机会报复呀，谁叫我们去搞什么革命造反呢？”

匡安镛预言：“明年这时候，我们到官店街上迎接你们。”

望着他们乘坐的客车后面，喷出一股股青烟，驶出车站，我的眼前，一片茫然，心头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此后一年的县城的下乡运动，完全地在主任们意愿的轨道上运行，而证明着三位先行 者的英明与我们抗拒者的愚蠢。

我作为朝阳街的居民，在街道上无所事事地闲荡，吃父母的闲饭，一年以后，一场剧烈的风暴，降临到了头上。

1970年6月初，一个晴朗的夏日，唐主任通知我：“城关镇派来了一位驻街干部，今天，他要召集你们几个学生去街道革命委员会开会。”

那干部叫向泽益，威风凛凛地向参加这个会议的7名学生宣布：“朝阳街‘一打三反’重点人员学习班，现在开始！”

接着，他就庄严而虔诚地宣读上面发下来的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红头文件。

《建始县志（1994年版）》26页载：“1970年1至12月底，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

向同志在上边宣读文件的时候，我在下边就想啊，这 “一打三反”怎么就“打”“反”到了我们这几个初、高中毕业生头上了呢？我们和“一打三反”要“打”“反”的那些事儿沾不上边呀!

可是，向干部说沾得上：

“叫你们来办这个学习班，没有冤枉你们，你们都是重点人员，你们一要揭发‘牛鬼蛇神的总代表’段家春的反革命罪行；二要交代自己在文化革命中‘打、砸、抢’的错误；三要检查去年对抗毛主席上山下乡革命路线的行为！”

原来，他在这儿等着我们呢!这真是比窦娥还冤啊，跳到黄河洗不清了！

向同志的语气越来越严厉，我们离“反革命”的待遇就越来越近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地交待!要是态度顽固，就升级，送你到城关镇、到县里的学习班去！再升级，就是看守所了。”

我自然是害怕“升级”的，只好“老老实实地交待”了。

我这样“交待”：

“搞文化革命的时候，我和段家春没有往来，不知道他的事情，我没有去搞过武斗，我的错误，就是有两条，一是办红卫兵小报、写造反的文章，二是去年不愿意上山下乡……”

向同志看了我的“交待”，指着上面开列的一串文章标题教训我：“你写的这些东西，真是、真是反动啊，你说你没有搞打、砸、抢，可是你写的，比打、砸、抢还恶毒！”

我听了这一番教训，心里松了一口气，他总算是认可了我“没有打、砸、抢”，也不要我揭发什么人了，我顺着他的意思，连连认错：“那是，那是，那些文章确实恶毒。”

那“对抗上山下乡”的错误，光是嘴上承认是不行的，还得用实际行动去改正。10天之后，就在这学习班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乖乖地去了派出所，下掉了自己的户口。这街道对我们如此地残酷，也没有什么令我们留恋的了。

我们高中生的去向，还是官店。

唐主任有些得意地说了：“看看，从我的垭口上过身了不是？”

汽车在葱茏群山的蜿蜒公路上穿行，过马水河，越凉风垭、下河水坪、又上红岩、花坪，再下景阳河，渡清江渡口，上高辽，进战场坝……

窗外的山越来越高峻，山上的树越来越茂密，吹来的风越来越凉爽。下午4点钟的时候，官店口到了，透过车窗，我看见了站在公路边上的熊鼎三、李世平、匡安镛三个人的身影。

二、走进小队

官店区委的宣传委员曹修德，在他的办公室，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表示欢迎我们这12名从城里来的知青，希望大家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有作为。然后，就在这区委的食堂里吃饭，然后，就安排到区供销社的旅社住宿。等待明天，生产队来接人。

7月1日，早上，各生产队的人陆续到了，我们12名知青，在旅社的门前，互致道别，各奔东西。

我、刘光南、王应强、徐世福，4人被定到竹园公社的红旗大队，我和刘光南在二小队，王应强、徐世福在十一小队。竹园公社就来了4个贫下中农接人。这8个人在旅社的门口，互相介绍姓名。

我那个小队的两个贫下中农，一个是高个，比我的1米7还要高出几厘米，另一个和我差不多，虽然是夏季，两个人头上都围系着头巾帕子，是白色的，这是高山农民的典型装扮，后来我知道，这也是土家族的民族服饰。

高个自我介绍：“我姓阳，太阳的阳，叫西丰，西边的西，丰收的丰，是我们小队的队长，”又指着另一个，“他是我们队的贫协组长，叫冯治银。”

8个人寒暄已毕，4位贫下中农，一人负责一个，把4个知青的被褥、木箱捆在他们的“脚背篓”上，背上就走，4个知青，挎着自己的挎包跟在后面，这一行人，走过官店的老街的石板路，出了街口，阳队长指着对面那一抹连绵起伏的青山，说：“那就是我们竹园公社了。”

离城的头几天，我就已经知道，我就要去的公社是竹园，那天晚上，我们几个朝阳街的知青，到知青办的办公室看建始县地图，我看着地图上的“竹园”说：“还好，竹园隔官店还近，只有1厘米。”

我旁边的知青叫唐义章，点着我的额头说：“你脑壳想偏了是胎胀，竹园到官店30多里，远着呢！”

我指着地图说他要去的地方：“你看地图上，你的乍京公社还要远呢，隔官店有两厘米，不就有60多里了？”

唐义章笑道：“说你是个书呆子，还真不假，只晓得摁到地图算路程，我的乍京，到官店20里。”

我大惑不解：“看地图上的距离，明明是竹园的短啊……”

唐义章指着地图，打断我的话：“你真是个迂夫子！你睁大你的眯眯眼睛看这里，那竹园和官店中间，还有一条伍家河，是不是？到竹园坝去，下15里，再上15里，那时节，你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我爸爸在官店供销社干了20年，这些路，我都跟着走过的。”这唐义章后来被推荐读了石油学校，在中原油田作了工程师。

现在，我就走在这条唐义章所说的“下15里，再上15里”的路上了。

沿着一面大山坡，向下走，向下走，脚趾头掂得有些疼，腿肚子抖得有些酸，终于下到了谷底，看到有了水稻田了，这就是到了低山了，这就是地理书上说的“垂直地貌”了，原来我只知道官店是老高山，想不到也有海拔这么低的地方。

太阳偏过头顶的时候，我们走到了伍家河桥上。

这伍家河的桥，是一座风雨桥，风雨桥这种桥类，算是一种古董桥了，现时早已退出历史了。那是先在河上架起一座木桥，再以桥面为基，立起柱子，架上横梁，安上椽檩，盖上瓦片，直截了当地说，相当于在桥面上再起上一层木房，只是这房子没有隔成房间，没有装上板壁，四面都是穿通的，桥面有屋瓦保护，不受日晒雨浸，可以延长桥面的寿命；桥边安有条凳，可供行人歇息，躲避风雨，故名“风雨桥”。我那时是第一次看见这种桥，很是觉得新奇，更觉得这种桥上起屋的结构，实在是山区先民的一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伟大发明。

坐在这桥的条凳上，我估计它大概有30多米长，从木栏杆之间望向河面，清澈的山间泉水，在晶莹的鹅卵石的河床上，潺潺流过，在阳光的映射下，闪烁着粼粼的波光。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伍家河桥于1964年重建于伍家河中游，桥长36.4米，宽4.9米，高4.25米，属凉亭式结构。为官店口镇至鱼精坝入恩施境的必经之路。”】

阳队长望着河对岸，告诉我们4个知青：“过了河，就是我们竹园公社的地面了。”

我说：“那竹园公社就有低山了？”

阳队长指着对岸道：“是呀，过了河，就分两条路，到对面的坡上的两个大队，叫红星大队、灯塔大队，是低山，河下游的路到红星大队，到鱼精坝，接恩施的红土区，河上游的路到灯塔大队，再上面就是我们红旗大队在。我们这就从到灯塔大队的路往上走。”

这往上走的路，就更累人了，就是爬山一样的了，只爬得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而那4位贫下中农，还背着我们的行李呢。

爬到半山腰，在一户农家的场坝上歇息，阳队长说：“这地方的地名叫‘乔麻子’。”

我说：“乔麻子是人的名啊，怎么用来作地名呢？”

阳队长说：“大概是往年，这地方住过一个叫乔麻子的人吧。”
【2012年，新编的《建始县志》上，这地名改作“乔坝子”了。】

爬了一下午的山路，公社的社部终于到了。公社的团委书记刘银昌，他后来成为名声响彻建始的官店镇委书记，在公社主持开了一个会，说的自然还是那些欢迎和希望的话，这会开完，就是招待吃饭，为这顿饭，“隔壁供销社还特地杀了一头猪，不过，我们是高山，只有吃包谷饭了。”刘书记说。

一放下碗，阳队长就说：“天要黑了，我们还有七、八里路，赶紧走吧！”

还好，从公社到小队，没有那么陡的上坡了，到达小队的地面，天就完全的黑了，阳队长到路边的一户人家，要了一支杉树皮火把，照着路继续往前走。我已经看不清脚下的路了，就从挎包里掏出眼镜戴上。

一个火把快要烧尽的时候，我们4人到了阳队长的家，走进了他家的火塘。

这火塘，是在一间土屋的中间，挖出一个长约2米、宽近1米、深可半米的的坑来，四面镶嵌上青石条，形似屋中挖出了一口小池塘一般，这池塘不是用来装水，而是用来烧火的，所以叫“火塘”，是高山农家必备的设施。眼下虽然是夏天，夜晚竟然有些凉意，火塘中已经烧起了柴火，我们在火塘边的板凳上坐下，熊熊的火光，映照着我疲乏的脸面，阳队长吩咐他的妻子去厨房弄饭，然后就给我们泡茶，讲下一步的安排：“我们队委会商量了，在保管室给你们装房子，明天就到山上去砍树，你们暂时就在我家住几天，我家房子宽，只有我和我屋里和女儿3口人，我们把厢房腾出来给你们住，我的厢房是去年才装好的。”

这饭很快就弄熟了，我们吃过了饭，那冯组长告辞回家了。阳队长送我们去他的厢房，果然是崭新的木板房，散发着杉木的清香。

我和刘光南打开自己的被褥，铺上床，在这阳队长的新厢房里，睡过了我知青生涯的第一夜。

声声婉转的鸟鸣，将我从沉睡中唤醒。我起床穿好衣服，走出厢房，站在这队长屋场的场坝上，四向观察。

这屋场的形状，是一个典型的“撮箕口”型结构。中间是正房，两边是厢房，三面围住了场坝，形成一个“n”字母，如果从空中往下看，就似一把撮箕了，所以民间称为“撮箕口”，两边的厢房，有两层，底层在场坝坎下，是猪圈、牛圈，二层是住人的木楼，与场坝齐平，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大名鼎鼎的土家族传统房屋建筑吊脚楼了。我们住的厢房对面的厢房，是队长的弟弟所建，昨晚，队长就已经说过了。

再看这屋场周边的山势，这屋场地处山谷底部，两边耸立的山峰，高度超过100米，坡度不会小于60°，真是一条深山峡谷啊！峡谷之底，一条小溪涓涓而流，屋场就在这小溪的边上。仰头望天，天不是圆的，而是长方形的，说是“一线天”有点夸张，说“一条天”，那是确实的。

我回屋取了毛巾和口杯，到溪边去洗脸。那溪水清凉晶亮，含在口中，还有一丝甘甜。我洗罢脸，走回场坝，见队长在场坝边上的磨石上磨镰刀，队长边磨边说：“你们早上就休息吧，我去割牛草了，我跟队委会的人都讲好了，吃了早饭，带你们到保管室去看看。”

从那正房的大门里，走出一个背着背篓的妙龄少女来，，对着队长，叫了一声“爹”，接着说道：“我去打猪草。”那声音极是清脆，宛然鸟鸣一般。

我在晨光下，近看这队长的女儿，中等的个儿，匀称的身材，瓜子的脸形，两道秀眉，一对亮眼，鼻梁高挺，嘴型小巧，穿着碎花的白衬衣，两条长辫，从双肩垂下，摆挂在丰满的胸脯上，脚踏一双绿色的橡胶鞋，这队长的女儿，实在可以说是这山沟里一枝娇艳的鲜花了。队长昨晚就说过，他的女儿，叫春枝，满十八了。

队长的妻子在家准备早饭，她说：“我们这里是老高山，没有米吃，我给你们弄包谷米吃吧。”我和刘光南就在堂屋里，看她怎样弄这包谷米，那包谷昨晚用水泡过，先在一架木耒上磨，就褪去了皮，再把一个石磨的木磨心顶上垫上一块小圆铁片，使得两块石磨之间的缝隙大一点儿，然后把褪去了皮的包谷放进去，磨出来的，就是碎成米粒状的包谷米了。

队长背着一大捆青草回来了，送进了牛圈，春枝姑娘也背着满满一背篓猪草，进了厨房，父女俩洗过手脸，就开饭了。

这包谷米饭，我是第一次吃，闻着还是包谷的气味，有一点米的口感，但是比米饭硬些，主菜是黄豆炖腊肉，我们两个知青，都为这队长一家的盛情而感动。

饭后，队长带着我们去保管室。

顺着谷底的小溪，走了大约一里路，就到了保管室。这保管室建在山槽的谷底的一块地坪上，这地坪大约有两个篮球场的面积，保管室孤零零地坐落在地坪一角的山坡下，前后左右都看不见人家，在场坝上看它的外观，是一栋四间五排扇的全木结构房屋。

队长指着大门说：“这中间是堂屋，左边两间是仓库，右边那一间，就给你们住。”

这时候，又来了三个人，一个我们认识，就是冯组长，那两个，想必就是会计和保管了。

保管掏出钥匙，打开大门，我们走进去，从堂屋的耳门进入右边的房屋，我目瞪口呆，这里就是空荡荡的一间屋，一无所有，这么住人啊？

队长说：“我们马上就派人上山砍树、改板子，我们高山就是有这一点好处，山上有的是木材，把这中间一隔，里边一间作睡房，外边这间作厨房。”

我们两个知青齐声问：“那要好久啊？”

队长说：“大概半个多月吧。”

队委们当下议定：冯组长和会计带领几个男劳力砍树装屋，保管去给我们购买农具用具，队长家就负责我们两个这段时间的吃住。

这里说一下知青下乡的经济政策，一个知青，国家拿出300元，作“安家费”，那时的300元，不是小数目，我妈当工人，一年上头，勤扒苦做，也只挣上400多。这300元分为三个项目：建房费100，归生产队收入；用具农具费100，由生产队代管、代买；生活补助费100，存在公社信用社，发一个存折，以后每月去领取8元，一年领完；同时，国家还供应口粮一年，每月30斤，一年以后，就要“靠工分吃饭”了。

保管说：“我这就去信用社，转账领钱，给他们买薅锄、挖锄和炊具。”

队长说：“你们今天就歇一天吧，明天再出工。”

于是我们回到队长家，悠闲地又歇过了那天的后半天。那保管很有工作效率，黄昏时候，就送来了薅锄、挖锄各2把，队长也热心，马上找出了4根木把，安装了上去，这，也是高山不缺木材的好处了。

这新薅锄，第二天，就投入了使用。我们出工了，薅包谷，薅二道草，也就是书本上说的“锄草”、“除草”。贫下中农告诉我们：种包谷要薅三道草，高山7月，正是薅二道草的时候。

大田的包谷苗，已经长到一尺多高，绿影婆娑，迎风摇曳，我和队里的男女劳力，手持薅锄，站到田头，一人一行，那场景，与田径运动百米竞赛的起跑线上，有些相似，也有人发号施令，队长说了一个方言词：“架试！”就是“开始”的意思，大家就弯下腰，开工了。

贫下中农教了我一个方言的薅草口诀：“大揸胯，紧捏把，腰要弓，眼莫霎。”照这口诀做了一会儿，张开的腿就疼了、弓下的腰就酸了，握着薅锄木把的手掌就起泡了，盯着包谷根部的眼睛就胀花了，抬头一看，已经落在大家的后面老长一截了！

我咬牙，继续向前薅，向前薅……

1970年7月3日，我的知青劳动，在这块叫王家坪的土地上开始。

收工时候，评工分，队长说，两个知青，按妇女劳力，记8分。

在队长家寄住寄吃，如果不计出工时候的劳累，那就算是很舒服的日子了。吃饭的事儿不用自己去操心，上午贫下中农要割牛草，队里不出早工，有半天我们是悠闲的，下雨天，不出工了，就更悠闲了，我们两个知青还会在厢房的走廊上 ，下起象棋来，看那山头，云雾缭绕，真有深山人家的境界了。这时候，队长的妻子和那十八岁的女儿，会在这厢房的外间，摆出做针线活儿的架势，或者补衣服，或者扎鞋底。

队长娘子就问我们，家里有些什么人呀，父母在作什么呀，将来有些什么打算呀，什么时候成家呀，等等一些问题，那春枝姑娘也会问上一句，你们这是下的什么棋呀，这棋子上写的是什么字呀，队长说过，她只读过四年小学，山中少女的纯真，跃然于那瓜子脸上，加上她清脆的嗓音，看着听着，都赏心悦目。

一个月后，保管室的屋终于装好了，保管给我们算清了给队长的伙食费，是多少，已经忘记了。我们两个知青，离开了队长家，定居于保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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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青（二）

第二章 蹉跎官店（二）

三、狭槽孤灯

独立的知青生涯，就此开始，青春的岁月，化为点点的汗水，洒向这个深山小队的每一块田地中。

这个小队，坐落在成“y”字母形状的三条山谷中，下从王家坪开始，上边两条山谷，接到了恩施的地界，从下到上，七、八里路是有的，有三十几户，一百多人，真正的山大人稀。我们的保管室的位置，就在字母中心的交点处，又有个小地名，叫二棚槽，队长说，以前，这槽里没有房屋，只有两个茅草棚，所以，就叫了这个名。到官店40余里，不通公路，与建始距离150余公里，在建始下乡知青的离城距离中，可以算得居第一位了，我想起唐显德主任去年的预言：“只怕还要远些。”唉，这一远，就远到了顶了。

我们两个知青的新居，占了这保管室的四分之一，用杉木板壁格成两间，各有十多个平方米的面积吧。里间作卧室，铺了地板，打了一张双人床，一张两屉柜，一张小方桌，外间是厨房，打了土灶，挖了火塘，板壁上作了个小碗柜，满屋里散发着新木材的清香。那工作效率高的保管，已经把锅盆碗盏、水桶水瓢、火钳锅铲、斧头砍刀、脚背篓、大央筐、煤油灯、热水瓶，一应炊具农具用具，购置回来，说：“两百块用完了，还有大背篓，没有钱去买了。”“脚背篓”，是用来背重物的背篓，里外都是厚竹篾的骨架；那“大央筐”，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农具，竹篾编织的大圆筐，容量大到可以装 一、两百斤洋芋，底部呈半球形，和一口锅相似，故此，可以很稳定地搁置在脚背篓上；那铁锅很大，有两尺多的直径，我说：“我们两个人弄饭，哪要这么大的锅啊？”那保管说：“你们以后还要喂猪啊，所以，我就给你们买了这一口大号的。”我听了此话，心头一阵阵发沭，我可从来没有想过，这作知青，还要喂猪的，我这自己的人都还不知道怎么喂呢。

接着，我就知道了，这“喂自己的人”的事儿，也是相当的麻烦。

站在我们这保管室的新居的门口，四周看不到别的房屋，离这里最近的屋场，有百多米，住着冯组长和他的弟弟两家。

这冯家屋场，在此后一年多的日子里，是与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屋场了，平均两、三天要去一次，因为我们要到这个屋场去，借用石磨，大磨推包谷，小磨推合渣，我们要做饭吃呢。

这做饭，从清早起床以后，就得开始。我和刘光南两个，一个端着昨晚泡胀了的黄豆，一个拎着瓷盆，到冯家屋场去，借小磨推合渣，有时是大冯家，有时是小冯家，包谷是四五天推一次。

合渣推好了，又端着回来，一个到溪边去挑水，一个在灶上生火，蒸包谷面饭、煮合渣、再炒一个洋芋片，就吃饭了。有时候，贫下中农也会给我们送一把白菜、四季豆等等的菜蔬。

这包谷面饭，开始吃的时候，有一些难以下咽，但是，俗语说的好：“吃不得是没饿得的，做不得是没穷得的。”饿上了几天，又赶上整日的劳作，那胃口也就降低了要求，不再那么挑剔了，后来，浇上合渣汁，也不细嚼，呼噜噜吞下喉咙而去，再到后来，就觉得这包谷的气味是清香的了，就是完全适应了。这，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成果之一了。

吃过饭，就到了出工的时候，这段时间，是挖洋芋。这工，要做到天黑时候，中间可以歇上一小段时间，称为“歇稍”，时间长短，依队长的感觉而定。

走着夜路，回到保管室，点燃煤油灯，生火，热早上弄的剩饭，吃罢，泡上明天的黄豆，赶紧睡觉。睡在生产队为我们打造的新木床上，各自盖着我们从城里家中带来的被子。这刘光南，读高中低我一个年级，同学不同窗，现在和我一个生产队，同床不共枕，也算是别有一番缘分和情谊了。

那冯家屋场的冯组长的弟弟，叫冯治玉，我们叫他“冯二哥”，个子比他哥高，和队长差不多，他有5个儿女，妻子不大强壮，时人称作“家大口阔”，因此家境困难，年年都是缺粮户，他的大儿子12岁，读了三年小学，“读不起了，回来挣工分吧。”冯二哥说，就在队里出工了，一天5个工分。取了一个女性化的大名，叫冯其眉，小名喊作“眉儿”，更加像是小姑娘了。人虽小，心眼却不小，我们在他家推磨的时候，他那一张小嘴，不停地跟我们讲话，传递这队里的古今信息，叙述那各户的家长里短，如，这队是两个队合起来的，上下有些不和气呀；保管的儿子有点傻呀；其中，最叫我们瞠目结舌的，是关于阳队长招女婿的传说了。

眉儿说：

“那个春枝，不是阳队长亲生的，是从他哥哥家过继过来的，是要招女婿上门的，他在公社听说要来知青，就争着要，其实队里的人都不知道，队里也没有作准备，所以，你们来了以后，才赶着给你们在保管室装房子，他就是想在你们当中招一个上门……”

我们这些知青，从来就没有在乡下长久干下去的打算，嘴里说“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那都是说着给上边听的，是哄人的弥天大谎，都是想的早日“抽”出去，回到城市，更别说在乡下成家了，在队长家的那些日子里，春枝姑娘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我们也欣赏她那山村少女的清丽，却没有丝毫的非礼非分之想呀！

冯二哥也在旁边证实：“那阳西丰就是这么想的，你们在他家住了一个月，看你们没有一点意思，才放你们到保管室来的。”

这冯二哥父子的话，似真似假，我们也不知如何是好，以后，就不敢随便到队长家去了。20余年后，听到那一首《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知青歌曲，我就不免想起这春枝姑娘来。

队里在保管室的附近，给我们指了一块自留地，要我们种菜；又指了一片自留山，说可以到里边去砍柴，那里面真是茂密，我们砍倒一棵树，弄回来可以烧好几天，贫下中农教我们：“青?树最肯燃，九把葫最经烧，桦果树最好劈，杉树、松树不能砍……”

我们牢记着“好好表现”的下乡初衷，努力地去适应、去接受劳动的锤炼，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懒惰，我们早起晚归，我们披星戴月，我们薅挖背挑，我们勤扒苦做，竭力争取贫下中农的好评。到得我们在薅草的行列里，终于可以和队里的男女劳力齐头并进的时候；到得我们也背着两包共100斤碳酸氢铵化肥，随着队长们的队伍，走在那上十五里、下十五里的路上，拄上打杵子，擦一把额头的热汗，呼出一口胸中的长气的时候【这“打杵子”，是我们山民背负重物时必不可缺的特型农具，是一个拿在手里的木质支架，在树林里，挑选枝丫粗壮、并且与树干垂直的树段制成，也有木工拼接的，但是，不如天然生成的结实，形如“丁”字，那一竖，本是树枝，长度就是人的腿长，用来拄地，那一横原为树干，长一尺有余，用时，背篓底部就撑在这一横上，人的双手伸到臀边，扶住这一横的两端，整个背篓的重量，就落在这“打杵子”上了，人就可以站着歇息一下。】，队长和贫下中农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了：“这两个城里知青，吃得苦，也学得快。”评工分的等级升上强劳力的10分了，大队书记来叫我们写入团申请书了，小队派我们去区里的“杂交包谷制种培训班”学习了，队长说：“明年，我们队里搞制种，就靠你们了。”这，就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成果之二了，也是我们在这小队政治地位最光彩的时候。

可惜，好景不长啊！

竹园公社红旗大队是高山，这二小队的海拔更高，10月底，就下起了第一场雪，阵阵寒风，呼啸而过，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只半天工夫，二棚槽就成了一片白色世界。在灶屋的火塘里，我们用自留山上砍来的树，烧起了熊熊的柴火，满屋里一片温暖。

当我们在这保管室的火塘边，用柴火抵御自然的寒流的时候，一场我们无法抵御的政治的寒流，从我们的县城，逆袭而来。

雪后初晴，我们接到公社的通知，说是区里要我们去开会，有了上次去学习包谷制种的经验，我们想：这回又是去学习什么呢？

很快，我们就知道，这一回“学习”的滋味了。红装素裹的阳光，照耀着我们走进了曹委员的办公室。曹委员的脸上，布着一层严霜：“你们到县里来的向书记手里去报到。”

我心中一惊：“那一个向书记？”

曹委员的脸色更加严峻：“县革委办公室的向国书书记，他说在城里就认识你们，这回，来办你们的学习班了。”

又是一回“向氏学习班”！与6月在城里街道的“向氏学习班”的内容是一个口径，而口气更凌厉：“揭发！”“交待！”“不老实，就到县里升级！”

我再一次坚持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我办过报纸，写过传单，没有搞武斗，也不知道别人的什么罪行。”

十天之后，我们灰溜溜地回到了小队，就有风言风语在贫下中农之间传说开来，冯二哥给我们透露：“上边说，你们都是跳得高的，是县里叫你们来改造的，以后就莫想回城里去了……”这几个月的滴滴汗水，付之东流，辛勤劳作换得的贫下中农的好评，化为乌有。

“上边”的不信任，在这年年底，达到了极致。

年底的时候，传来了“三三零”即长江葛洲坝大坝工程上马的消息，队里要抽两个劳力去作民工，我和刘光南都觉得，我们在这二棚槽已经是声名狼藉了，找一个机会离开，到别处去碰运气吧，很积极主动地跟队长说：“让我们去吧。”阳队长正为派不出人在伤脑筋，队里的人都不愿意出远门呀！听我们一申请，马上就答应了，报告到大队和公社，都批准了。上面说，过了阴历年，正月间在区里集中出发。

我们在队里等到办完年终结算，我这半年挣了2100多工分，队里的分值是一个工分值一分三厘钱，算下来，半年挣了28元多，所分的洋芋要扣除23元，就剩下5元了。算完这工分帐，就是腊月中旬了，我们把保管室的炊具用具农具，都送了人(幸亏不是卖)，卷起铺盖，收拾木箱，请了两位贫下中农背着，心里想着，这就离开二棚槽了。

在这寒冬的日子，从竹园公社走到官店，是最能体验山地垂直气候的特色了。

腊月的二棚槽和竹园坝，冰天雪地，漫山皆白，树枝上包裹着一层冰淞，宛如玉树琼枝，踏着雪路，走过公社社部，就开始下坡，就是下向二高山了；山上和脚下的雪，渐渐地减少，走到“乔麻子”，雪就没有了，看来，这“乔麻子”是高山和二高山的分界点，山路化了冻，变得泥泞，望着对面官店的那一面山坡，一条分明的白线，横亘在那山的峰头之下，这就是“雪线”，高山和二高山的分界线；走完了泥泞，路变得干燥的时候，就是到了低山了，空气变得温和，路边树林中就有了常绿乔木的青枝绿叶了，到了伍家河边，还可以看到田里青青的麦苗。走过那河上的风雨桥，开始上坡，眼前的景色，从低山到二高山到高山，逆向重演，上到半坡，回望对面竹园那山峰，一条分明的雪线，在“乔麻子”的那个高度，横亘而过，雪线以上，是白雪覆盖与云雾缭绕的世界。

上了官店街，又到了白雪世界，我们找了一个熟人家，寄下铺盖木箱，说好过年后就来取。做好这些，我们就买了客车票，回县城，心里想着，过完年，就直奔三三零去也。

在城里的街上，碰到了熊鼎三，他说，他也报了名去三三零，我说：“好啊，那我们就一块儿离开那个官店了。”

但是，这想头，很快就破灭了。

那年正月，县里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一直开到小队长那一级，阳队长到城里来了。我妈请他来家，招待吃饭，表示感谢：“我儿子说，队长很是照看他们，还在队长家住了一个月，这回，还让他们到三三零去，真是谢谢队长了！”队长说：“那是我们的责任，不用谢了。我还正要跟你们说呢，到三三零的事，区里没有批准。”我急了，忙问：“为什么呢？”队长说原因：“听说是区里的一个委员说了，那么重要的国家大工程，让这两个才办了学习班的人去，不放心，他两个在那里搞破坏，怎么办？我们都负不起这个责任！区里这么说了，公社大队里已经另外派了人，我看你们还是只有回队里了。”

我们心里，这个冤啊！无可奈何，求队长派了两个劳力，帮我们从官店背了铺盖木箱，再走归队路，重返保管室，收回那送出去的炊具用具农具，开伙做饭过日子，上坡出工挣工分。

过了半年，刘光南的爸妈，也被街道上弄下乡了，在高坪区，他就转到他爸妈一起去了，这二棚槽，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一个人住在这偌大的保管室，白天到也罢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就难挨了。那保管室前后左右都望不到人家，白日里茂密青秀的山林，在闪烁的点点星光下，变成了诡异难测的魔影，神秘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暗夜里的峡谷；贫下中农讲过，打这保管室地坪的时候，曾经挖出来一座坟墓，又讲过，门前的溪沟里，有一年发山洪，曾经冲下来一个死人，想起这些，更觉得这狭槽中鬼气森森；保管室里储有粮食，有粮食就有老鼠，那老鼠吱吱的叫声，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山谷，听到耳中，特别地瘆人。我不是一个胆大的人，孤零零地躺在这空旷的大屋里的床上，难以入睡，就点着煤油灯看书，在恐惧中巴望半夜鸡叫，这也是一种迷信的心理在起作用，贫下中农说，鸡是镇邪的呀，鸡鸣以后，才熄灯睡觉，一个月下来，煤油都要燃掉好几斤。

这么坚持了半年，我这脆弱的神经，再也绷不下去了，我到公社去申请，让我换个队吧，我说：“再这么在这二棚槽的保管室住下去，嚇也要嚇死了！”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报纸上登出了“9.13事件”，看到这条“林彪反党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新闻，我这幼稚的政治头脑，十分地不理解，当年宣传得无比忠诚可靠的“副统帅”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但是，我们这样的小知青，已经不需要、也轮不着、更没有热情，去关心这样的国家大事了。眼下，我最操心的，是得去想办法，怎么才能离开这二棚槽。

本节附录：十年后，重访二棚槽日记。

1981年9月16日，晴。
欲寻旧路访遗迹，山水依然，物人已非。那个地方曾经的坎坷与平坦，苦难与趣味，今天，都会变成诗意的怀念和沧桑的感喟。
8点50分，入王家坪。山，还是那样的山，小溪流水，还是那么清亮地涓涓而流，树，不是当年的树了，路，修得宽了，路边，多了几栋新的木架子屋。
沿溪而上，至阳队长家，他极为热情地招待我吃早饭。问候，讲述十年的变迁。
生产队已经没有了，阳队长自然不是队长了，他遭遇了更大的不幸，患上了肝硬化的病症，满脸的病容，他的妻子，老了，瘦了，他的房子，依旧如昔，他的招上门的女婿，在对面山坡上搭起了一个新的木屋架子，“现在还没有木材来装。”他的女儿春枝说，这农家的少妇，那保留着的一丝儿清脆嗓音，显出的一对儿丰满胸脯，还可以看出当年的“队花”的影子，但那额上的皱纹，身上的灰尘，蓬乱的头发，干枯的嘴唇，都在述说，劳作的岁月，已经使花儿枯萎。
队长还说：“现在，政策放开了，准许私人种药材卖了，我们这老高山，成了种黄连的好地方，家家户户都有黄连棚，二棚槽成百棚槽了！我和女婿，在对面的半坡上，培植了五架黄连棚，将来，就靠这黄连发财了。”
吃过饭，告辞了队长一家，往上走，去看我的保管室的屋场。
我的屋场，已经消失了。
木架子的房屋已经拆掉，屋基地变成了责任田，也不知道是属于谁家的，眼下种着的是包谷，一人多高，青枝绿叶，扬花挂托，谷风吹来，簌簌作响，绕着这地，转了一圈，依稀回忆，那个位置是仓库，那个位置是堂屋，那个位置是卧室，那个位置是厨房，现在的人，走过这儿，谁会知道，十年前，曾经有两个县城的青年人，在这里度过了他们一年多的蹉跎岁月呢？
再上行百米，来到冯家屋场。
冯二哥翻身了，看他家崭新的厢房，就可以知道。
想起当年的一个晚上，在保管室开社员大会，大队的干部来催交“缺粮款”，欠了一屁股债的冯二哥毫不畏缩，理直气壮：“大家都晓得，我家大口阔，我吃的在肚里，穿的在身上，住的是亮架架，披的是烂巾巾，手上是一分钱也没有，账该起，认该认还，总是要还的，就是现在没有！你说要退屋退财产，我那破疲烂垮的亮架架，破东烂西的旧家业，也抵不了几个钱！我屋里就只有五张嘴，我还是年年的那句老话，老子该账儿子还，有儿穷不久，无儿久久穷，总有一天，是要把你的帐还个一清二楚!”声调铿锵，掷地有声，把个大队书记说的瞪眉瞪眼，无计可施。
我问：“你的帐呢？什么时候还完的？”
他笑：“生产队拆的那年，才全部还完。”
他的两个儿子，长成了强壮的青年，眉儿三年前娶了媳妇，已经生出两个孙儿；三个女儿，都长大了，小女儿12岁，已经在料理家务，两个大女儿，更是出落得亭亭玉立，眉眼生波，红润的腮边，透出青春的光泽，就像是我刚才在山路边看见的野棉花，开出了红艳娇娜的花朵，在习习谷风中摇曳，给这寂寞幽静的深山，添出一抹悦目的绚丽，野棉花能够年年开放，这些勤劳的农家女儿，青春又能有多久呢？看看春枝，就知道了。
冯二哥说：“如果现在的政策，保持五年，那我们二棚槽，就会变成金盆槽了，那黄连棚就是金盆盆啊，半分田的黄连棚，可以收二十多斤干货，可以卖五百多块。相当于卖五头大肥猪呢！”
我祝福他：“五年以后，你们的麻脑壳，就要用麻口袋来装了。”
晚上，宿于冯其眉的新厢房，我想起了十年前，我到二棚槽的第一个夜晚，是睡在阳队长的新厢房。

9月17日，晴。
在林中的鸟鸣声里醒来，吃过了冯二哥的鸡蛋面条，向他一家人告辞，说要回去了。
沿溪而下，清晨的朝雾，弥漫在静静的山谷，我的回忆，也留在这谷中，如烟如雾，在这里，我留下过自己青春的足迹，我知道，山不会记得，我那薅草的锄，树不会记得，我那砍柴的刀，溪不会记得，我那挑水的桶，路不会记得，我那歇肩的杵，但我却记得，那些肩负脚背篓、足踏稻草鞋的汉子，那些头缠白布帕、身着补巴衣的女人，那些像野棉花一样开放的姑娘，他们诞生在这一片寂静的土地上，走着自己生命的历程，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追求、我曾经在他们之间生活，今天我去看望他们，新的政策带给了他们新的希望，他们有着他们的苦与乐，我也有我自己的苦与乐，这就是芸芸众生的人生么?
8点27分，走出王家坪。太阳已经从前面的山峰升起，给这山中的谷地，洒上一层金色的光辉。

四、红星大队

也许是我的哀告感动了公社的怜悯，也许是我的威胁唤起了领导的责任，公社准许了我的调队请求，管知青的公社副主任说：“你想换到哪个队去呢？是我们给你安排，还是你自己去找？”我赶紧说： “不给领导添麻烦了，我已经找好了。”那副主任有些惊讶：“你找好了？是哪个队？”我答：“是红星六队，那队里的杨队长说了，只要公社同意，他们就收。”

那时，公社正在修水电站，每个小队都要抽一个劳力去，贫下中农称为“出公差”，我想，那保管室的夜晚，太难熬了，就去出这份公差吧，就上了这电站工地。虽然劳动的强度大大增加，但是住的是集体大寝室，晚上可以安睡，我就觉得是大大的改善了。

在这工地的大寝室里，早头夜晚，少不得和我旁边的邻舖，说上几句，那邻舖说自己姓杨，叫杨万兴，是红星大队六小队的会计，我说那是低山啊，他说是的，我说，我正宗的爷爷也姓杨呢，他说，那我们是一家人了，有空接你去玩吧。有一回工地放了天假，我就跟着他去了。

他家的屋场，在半坡上，构造也是“撮箕口”的吊脚楼。

杨万兴说:“这屋场，是我和我老弟的，一人一半。”

接着就介绍他的弟弟：“这是我老弟，叫杨万国，在当这小队的队长。”

我打趣说：“好啊，你们两兄弟，一个队长，一个会计，这生产队，就是你们杨家的天下了。”

我又称赞：“你们这低山气候好啊，不像我那个二棚槽，这才十月间，就下雪了。”

杨万兴笑道：“你说我们这地方好，就转到我们队里来吧。”

我一听，这正中下怀啊，我不正是为了摆脱那恐怖的夜晚才到电站工地的吗？现在有这么一个地方肯接纳我，真是要瞌睡了从天上掉下来个枕头，我欣喜之后，有些疑虑：“那当然好了，能行吗？”。

杨万兴又笑：“怎么不行？你不是说，这队里是我们杨家的天下吗？你也算是杨家的人呢。”

他那当队长的弟弟对我这已经改了姓的“杨家人”也很照看，安排得更具体：“我家就三口人，儿子还在读小学，我灶屋里边的住房是空着的，现成的床，你就住那屋，吃饭嘛，就在我家搭伙，不就行了？”。

这下边都说好了，我就到公社去，向管知青的副主任提出了申请，他最后同意了：“既然红星六队答应了，那你就去吧。”

我回来跟阳队长讲：“我一个人不敢在保管室住了，我调了一个队。”阳队长问：“是哪个队？”我说：“是红星六队。” 阳队长也不大好挽留，说：“低山是比我们这老高山好，那你就去吧。”

红星六队的杨队长，帮着我来二棚槽的保管室，背走我的铺盖木箱，我背了那些能带走的农具用具，不能带走的大部分炊具，例如那口大铁锅，就送人了。

我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我的第一个小队。其时是1972年春。

住在杨万国队长家的新生活，就此开始。

我和杨队长一家三口，相处很是融洽，在他家搭伙吃饭，自己不用弄饭了，白天出工，晚上，在厨房的里屋睡觉，终于摆脱了那恐惧的长夜了。

不仅是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还有政治待遇的提高。这杨队长已经把我视为他们“杨家”的自家人了，说道：“以后，上面来招工、考学，这生产队的鉴定，你自己写，我们盖章，这队里，就是我们兄弟说了算。”话说到了这份儿上，我在心理上就真有了获得解放的感觉了。“好好表现”的压力彻底消失，说话做事，再无顾忌了。

那年冬天的日子，晚上在杨队长的火塘里烤火聊天，天南地北，没遮没拦，杨队长给我讲了许多的带着“黄色”的话题。

杨队长说了一首民谣：

“从上看到下，
上下一般大。
嘴大阴门叉，
腰高是吊胯。”

接着解释：“看女人的脸，就可以推想到她的下边，女人的嘴巴大了，下边的那个的口子就也大，就像大门一样敞开；身腰高了，那口子就朝着地下了，就叫吊胯。这是不好的。”

我说：“这有什么不好呀？”

杨队长没法细说了：“这个，这个不好，等你以后结婚了就知道了。”

队长的妻子在旁边也笑：“你好的不说，说这些日古子话，把知识青年都教坏了。”

杨队长说：“我这是在教他怎么去看人呀，他以后说亲的时候用得着的。”

杨队长继续给我传授这“黄色民谣”：

“红脸水滴滴，
黄脸干叽叽，
三个红脸儿，
比不上一个翻嘴皮。”

队长的妻子对号入座了：“你，你怎么说到我的头上了？”

我看了队长的妻子一眼，当真就是一个红颜厚唇的容貌，也就是时下电视上常说的“性感”美人了。

队长的妻子脸更红了：“不听你的这些丑话了！” 站起身来，进屋去了。

没有了妻子在旁边，队长的“黄色民谣”更直露了，又说了一首“五句子歌”：

“天上下雨地下稀，
姐在房中洗麻屄，
昨天流的是清水，
今早流的像淘米，
都是情哥哥来搞的。”

在那些温暖的冬夜里，杨队长还给我说了许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与性有关的民间谚语，如：“上为嘴巴，下为鸡巴，人一辈子，就为两巴。” “吃了人的嘴软，拿了人的手软，睡了人的耳软，日了人的浑身软。”
杨队长的这个 “再教育”，真是让我知识大开，有几处不大明白，就问：“怎么水直滴、像淘米呀，又怎么浑身软啊？”

杨队长不再解释了，说：“你结婚了就知道了。”

杨队长的性教育，形式还多样化。

有一回，在田里歇稍的时候，他说：“我说个谜语你猜。”

我说：“我最会猜谜了，城里文化馆过年搞猜灯谜，我年年都去得过奖的。”

杨队长：“我这谜，你一定是猜不着的。你听好了：一头有毛一头光，拿在手里硬挷挷，找个肉洞塞进去，出来头上冒白浆。猜我们人做的一件事情。”

我想了一下，说：“这好猜呀，是刷牙。”

杨队长哈哈大笑：“没猜着，没猜着。”

我说：“不是刷牙，是什么呢？”

旁边一个贫下中农揭开谜底：“就是和女人干那事儿呀。”

周围的贫下中农，也都哈哈大笑了。

还有一回，队里死了一个三十几岁的人，杨队长白天带着我们去埋了人，晚上回来，和我说：“这人是害色痨死的。”

我问：“什么是色痨呀？”

杨队长说：“就是好色得的痨病呀，他偷了人家的老婆，被那家的男人在床上捉住了，那个男人也不打他，也不骂他，提了一桶冷水，从头到脚，淋到他头上，又逼着他，喝了一瓢凉水，他就得了色痨了。”

杨队长这些有关“性”的说法，既无典籍可考，也无事例可证，没有什么科学性的，更没有思想意义，纯粹就是民间流传的“黄色”荤话、少儿不宜。我在这样的“性教育”之下，也难免有一点点意马心猿，我想，如果毛主席知道了我们竟然接受了这样的“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老人家一定会大失所望的。

杨队长的谚语，也不全在性教育方面，我记得他教我看天气的谚语，“先毛不雨，后毛不晴”、“早雨暗砍柴，暗雨打草鞋”，前一句的“毛”是“毛毛雨”，后一句的“暗”是方言词，是“迟”的意思，“鞋”读成方音，是“hai”,和“柴”押韵，很有乡土色彩的。

我思想上没有了“好好表现”的压力，在行动上表现得更好，那队里的重活、累活，我是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有一次，分洋芋，队里那个力气最大的青年，姓柳，分了230斤，一背篓背了，队里的青年人都去试，能不能背得起来，在保管室的场坝里，转个两三圈。杨队长对我说：“你也去试试。”我上去了，咬着牙，居然也走了两圈，杨队长褒奖道：“你算是操出来了。”

在杨队长家的这一年，如果不计出工的劳累，那是轻松而有趣的，可惜的是，这样的好日子不能持续下去，因为，杨队长的妻子怀孕了。

杨队长对我说：“你看，我屋里人怀身大肚的，她自己都要人服侍了，不能给我们弄饭吃了，你不能在我家住了……”

我说：“是呀，那我搬出去吧。”

杨队长说：“可是，我们队里又没有多的空屋。”

我发愁了：“那怎么办呢？”

杨队长说：“我给你想了一个出路……”

我说：“什么出路？”

杨队长说：“我已经跟坡上的一队的李队长讲好了，把你转到他们队里去，他们队新修的保管室大，有空屋。”

我感激杨队长：“你这么为我着想，真是谢谢你了。”

杨队长笑笑：“你是我弄来的，不把你安顿好，我过意不去呀，再说，你还是我们杨家人呢。”

我有点担心“上面”：“那大队和公社会答应吗？”

杨队长倒不在乎：“不要紧，只要我们两个小队的队长讲好了，跟他们说一声就行啦。”

1973年春，我再一次转队，到了红星一队，住进了这队的保管室。

这红星一队，就在六队的上面坡上，海拔高了百来米，再上面就接着高山红旗大队了。

大约那李队长与杨队长关系特好，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把我安排得很是妥贴，把保管室的一厢给了我，又派人打灶，收拾住房，那格局，就与前年我在二棚槽的保管室的住房一样了，最叫我宽慰的是，保管室修在队里的中心地带，周围都有屋场，很热闹的，再也不会晚上害怕了。

刚好那时候，国家关怀知青，给每个知青发了100元生活补助，我就用这100元，再次置办锅盆碗盏，立灶，安家，生火，做饭，出工，收工回来，又作饭，吃饭，日复一日。

初夏日子，我站在保管室的场坝上，望着两面葱茏勃发的青山，望着对面轮廓分明的官店街口的山头，我的思绪，不由得就想起了那把我们赶出来了的家乡小城……

这时候，我眼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喔，是鼎三啊，你不是到三三零去了的吗？”

熊鼎三解释并且安慰我：“去三三零的民工，现在都回来了，你们那年没有去成，也没有什么的，反正是都要回来的。”

我接着问：“那你今天，到我们这竹园坝来作什么？”

熊鼎三满脸喜色：“我这是拜丈人来了。”

我有点诧异：“你在这一方找了女人？”

熊鼎三点头：“就是你这个红星一队的人，是在三三零认识的。我这就是到她家去的。”

我恍然大悟了：“我也听到队里的人讲，李队长的姑娘，找了一个城里的知青女婿，原来这知青女婿，就是你呀！那就真是扎根农村了。”

熊鼎三还是那句老话：“我本来就是官店人嘛。”

我再一次看见熊鼎三的时候，是在八年之后了。1981年，我去竹园坝学校，看到他在这个学校，他说，儿子都三岁了，他从民办老师，转成了公办，他指着学校附近，百米开外的一栋新建的房屋，说：“那就是我的屋，今年才起的。”【2012年5月，我在城里的船儿岛散步的时候，见到了熊鼎三，他说，他已经退休两年了，现在，在城里买了住房，带着他的竹园坝的妻子，都下城来了。】

我没有话好说了，但是我的想法，和这熊鼎三却是大大的不同，我还是一门心思地想着要回城，不能在乡里弄上一根绳子给自己套着，即使她花容月貌，即使那杨队长的性教育，有时也让我想入非非，不能只顾眼前呀！我们知青的未来，还是要寄托在招工考学上。我下乡马上就满三年了，已经够资格报名了。

1973年8月，我在竹园公社报名，第一次投考“工农兵学员”，接着到官店区“检查身体”，区里的曹委员说：“我们的体检，是陆军标准。”我这高度近视，自然是没有份儿了。（详见第六章之《近视悲情》）

从区里垂头丧气地回来，管知青的公社副主任看着也可怜，给我安排了又一条路，对我说：“你这三年的表现，还是很好的，学没有考上，就回来教民办吧。”

1973年9月，我来到了公社的小学，作民办老师。还是生产队的人，那红星一队保管室的住屋，还留着让我锁上，按照公社的政策，这一队还得给我记一个劳力的工分。此外，学校每月给8元补助。

这学校，离公社社部不到一里路，学校的主建筑是一栋石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呈长条状，正中间是楼梯，两边各有两间教室，教室之间，是小房间，可作老师的办公室和寝室，这一排教室面前，就是操场，操场两边，又各建有一屋，一为厨房，一为厕所，也像是一个“撮箕口”的布局了。

学校6个年级，一级一班，学生大约200多，老师9名。

学校让我做四年级的班主任。这职务，开始，我作得实在是没有业绩，更坦白地说，是“搞砸了”，以至于期中考试后，学校开了一个全体老师会议，专题讨论，怎么来解决这四年级的问题。我怀着惭愧和内疚的心情，记录了老师们的发言，保存至今。这里抄录几段如下——

梅老师（教务主任）：
班上人多，纪律差，出事多，是事实，小孙初次搞这个事，主要是没有经验，值日打钟，把时间都搞迟了；还是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班上调皮的同学是少数。希望小孙要树立信心，不要灰心丧气，不要教书不育人，不要有畏难情绪，抓两头，整顿一至四个纪律差的，扶持一批表现好的，班上的工作就抓起来了；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去帮助小孙。

唐老师（资深班主任）：
大部分学生还是教好了的，是有几个没有抓好，所以班上习气搞坏了。

杨老师（校长）：
四年级是一个好搞的班，从劳动那么积极就可以看出来，就是有几个人没有注意。公社党委对小孙是信任的，小孙几年来劳动态度好，文化底子也厚，这一段时间比前一段又安心一点，还是希望要安下心来，认真其事地把这民办老师的事，当一个牛角去吹，不能走回头路啊！回生产队，是没有出路的。班上要千方百计地想方法调整。

梅老师：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班上摸一个底，好的、差的，心中有数，才能决定下一步。

黄老师（实习老师，后进入县电视台）：
小孙老师也是才搞，没有经验，开始没有抓好，学生的脾气就搞油了。

张老师（资深班主任，后调入县实验小学）：
任何班上都有几个调皮的，四年级也不例外，为什么当前有一些混乱？以前钟老师搞的时候，身不离教室，才搞好的，现在稍微一松，就混乱了，小孙老师有些时候自己也不注意，有一回，嘴里啃着包谷托去上课，还有一回，在教室里说了句脏话，这也给学生不好的影响。

我一边记录，一边在心里暗道侥幸，幸亏我的那班学生，考试的分数还没有太落后。

还有一个原因，同事们没有总结到，我自己心知肚明，我这个近视眼，有一个戴了眼镜、怕人笑话的心理，学生们的动作，我在讲台上是视而不见的，学生掌握了我的这个软肋，他在教室里还会循规蹈矩？

这次会议后，我知耻而后勇，要挽回自己的面子呀！我戴上眼镜，走进教室，按照老师们教的那一些办法，厉行“整顿”，两个星期后，学生们规矩了。杨校长表示认可了：“嗯，是在当个牛角吹了。”

这次会议，也使我受益匪浅。过了八年，我正式走上教师的工作岗位，那是时常想起和运用这些老师们的经验之谈的。

然而，这个“不安心”的心理，乃是我们下乡知青先天的痼疾，不是一次会议能够根除得了的。此时，三年前来竹园公社的4名知青，刘光南已是去随了父母，一个今年考上了学走了，王应强在10月，转到了县城附近的苗坪，他离开的时候，对我说：“你也转走吧。”我说：“这学校的事，走不开呀，等这学期混出头了，再说吧。”剩下我一个，连个走动的地方也没有了。星期天，学校的老师们都回家去了，偌大一个学校，就我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那空旷的操场上，望着对面山坡顶上依稀可见的官店街口发呆，虽然现在公社里看起来对我似乎还不错，但是，还有区里的那个“陆军标准”啊，唉，咱孙家祖宗早就说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那是势在必行的了。

tuffy05

2、知青（三）

第三章 起伏后塘（一）

一、迁转之路

1974年1月，竹园坝学校放了寒假，我回城过春节。

我和爸妈讲：“那个官店，太远了，实在是呆不下去了，我们想个办法，换个地方吧。”

二弟在旁边补充：“确实是远，去年奶奶害病的时候，电话又打不通，我到他队里去找，到队里又没有公路，那路，把我走得都差点哭了。”我奶奶于去年去世，此前一个月，二弟专程走到过二棚槽。

妈妈发愁：“换到哪儿去呢？城附近，我们只有七里坪那个地方熟悉一点，可是他们又不收。”

二弟出了个主意：“那就到我插队的地方花坪去吧。”

妈妈不满意：“你那里也是老高山。”

爸爸说话了：“花坪区也有低山呀，像后塘公社，那公社的书记，我认识的，还有些交情，我可以去找他想想办法。”

二弟担心：“还有县里的知青办那一关呢？那年，我们弄了许可证，那个王前元也不答应。”

我往好处想：“我听王应强讲过，知青办换人了，卡得没有那么紧了，他可以转到苗坪去，我去转，想来也是可以的。他们一上班，我就去问。”

知青办果然是换了人，接待我的是一位女干部，我用了哀兵必胜的说辞，悲切地对她诉说：“我们那个公社，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我住的那个地方，一条狭槽，四面看不到人家，晚上一个人，怕都怕死了……”

那女干部听着，生了恻隐之心：“也是，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是有些孤单。”

我趁势而上，提出请求：“那让我转个地方吧，行吗？”

女干部松口了：“那你自己去找落户的生产队吧，你弄来了许可证，我们就盖章。”

我跟着就到花坪，和爸爸说：“知青办答应了，要我们自己弄许可证。”爸爸很有把握：“这事容易，那年我就在王家湾给你弄过一回了。这回，我们去后塘公社。”我爸在花坪区供销社工作已经有20年时间，其时正作着社队多种经济发展的工作，就是指导生产队种中药材、种白肋烟，常与区里、公社的干部、生产队的社员打交道。“后塘公社的书记周德富，和我很好的，找他弄个许可证，没问题；区里也好说。”

爸爸的把握果然不是假的，他带着我，在后塘公社走了一圈，几天后，一张盖着三枚红章的“许可证”，就拿在我手里了，上面写的话是：“我生产队接收知识青年孙国林到我队插队落户。后塘公社天安大队十一小队（队长刘圣大私章）。同意（大队公章）。经研究，同意（公社公章）。”再到区里，也很顺利，那办公室的人接过爸爸递上来的那张纸，看了一眼，就写上了“同意接收”四个大字，盖上了“花坪区革命委员会”的章，一边和爸招呼：“是你的儿子啊，怎么不姓蒋？”爸说：“他跟他妈姓，在官店太远了，所以转到我跟前来。”

怀揣着这“许可证”，我回城走进知青办，说：“区里的许可证，弄来了。”那女干部拿了过去，似乎在称赞我：“你办事的效率高啊，这么十几天时间，就搞好了。”我说：“您答应了，我就得抓紧啊。”

女干部收了那“许可证”，就给我填写迁转公文，盖上“建始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办公室”的公章。我万分感激地接过那张白纸，看着那上面写道：“官店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经研究，同意你区知识青年孙国林，迁转到花坪区后塘公社，请予办理迁转手续。建始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办公室。”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枚鲜红欲滴的公章，几乎是热泪盈眶、潸然泪下了。唉，四年前，要是王前元主任大发一点慈悲，给我盖上这章，那我的知青之路，或者会是另一方天地吧？

紧接着，就是在官店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了，那主任也换了新人，他也有了同情心，说:“我们官店的知青走得差不多了，你一个人在竹园坝，也是呆不下去。”就开了一张公文，叫我到派出所去迁户口。拿到了户口迁移证，这转队的事，就算大功告成了。

我回到竹园公社学校，已是3月中旬，杨校长嗔怪我道：“学校开学一个星期了，班上等你去上课呢，你怎么才来呀？”我向他道歉：“真是对不起了，我打算转走了。”就拿出那张户口迁移证，杨校长看了，叹道：“我知道，这地方是留不住你们的。”

杨校长名官田，八年后，我重返竹园坝学校，检查我们师范学校的中师函授学员的学习情况，他升任了公社的文教站站长，他陪着我，把这公社的三个学校都走遍了。

与学校道别，到公社销户，回红星一队，退还保管室的住房，那些锅盆碗盏的家业，自然又是送人了，请了一个贫下中农，背上我的铺盖和木箱，还是沿着那下十五里、上十五里的弯弯山道，离开这竹园公社。到官店街上，买上一张到花坪的汽车票，登上汽车，阵阵惆怅与伤感，浮上我的心头，别了，官店，可是，这，并不是我原来理想的离开方式啊。

在花坪街下车，住进爸爸的宿舍。宿舍在供销社的三楼，那个时代，供销社是区里的掌管商品物资流通的最红火的单位，这栋三层楼是当时花坪最先进的建筑。睡在爸爸的床上，家的温暖，弥漫在我的心头，这，就是转到花坪的第一件好处了：上区里的街，再不用为晚上住宿的事发愁了！前几年在竹园坝的时候，一上官店的街，就得想，晚上住哪儿呢？找不着宿处，就得花钱去住旅社。

1973年3月22日早上，我在这爸爸的宿舍里的床上醒来，爸爸说：“机会好啊，今天，我们供销社的马车，要往后塘公社的分店去送货，你正好搭这马车了。”我把自己的铺盖、木箱搬上这马车，坐上去，前往后塘。

赶马车的师傅扬起鞭子，马儿喷起了响鼻，蹄声得得，马车驶出花坪街镇，在山中的乡间公路上缓缓向前。

春天已经染绿了这苍茫的群山，田间的一行行洋芋已经出土，碧色的幼苗，连成一条条绿线，不时可以看见路边的洋芋田里背送牛粪、播种包谷的人们。还可以看见一大片一大片盛开的牡丹，其时，花坪把牡丹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大力发展，它的根皮是一种中药，叫做“丹皮”，队队都种牡丹，春天的大田里，也是一片万紫千红。这山里的春天，看着很是赏心悦目呢。

马车一路下行，中午时分，后塘供销社分店到了，这里距花坪二十里路，海拔底一些，气候温和多了。那分店的人，都是爸爸的老同事了，上次我和爸爸来弄许可证的时候，他们就认识我了，他们热情地招待我吃了午饭。我就到公社社部去报到。

社部就在供销社分店的对面的坡上，登上几十级台阶，就到了。很恰巧的，公社里正在开全体知青会议，主持人是一位公社的副书记，主管知青工作，大家喊他“侯书记”，侯书记说：“正好，就参加开会吧。”

这会开完，侯书记说：“十一队就挨着公社的，里把路，不远，我送你到队里去吧。”我自然是欣喜不已，有公社的副书记陪着，多大的面子呀！在官店竹园公社的四年，公社的书记们和我，从没有对面说过话的。在路上，侯书记又说：“你的事情，你爸爸都给我讲了，周书记也和我说了，你在队里，要好好干，要贫下中农说你一个好字，在我们公社，你是有前途的。”听着这推心置腹的教诲，我的心头，一阵发热，赶紧表示决心：“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说话间，就到了小队，找到了那队长刘圣大。刘队长正带着队里的劳力，在自家的屋场上，往田里背粪，见侯书记来了，放下背篓，请侯书记到家去坐。

侯书记说：“小孙今天来了，我把他送到你们队里来。”

刘队长40多岁的样子，说：“这事，上回周书记和蒋同志来的时候，就说好了的，我们也安排好了。”

侯书记问：“怎么安排的？住房在哪里？”

刘队长答：“在岩洞边的刘道财屋里，他只有老两口子了，是我们队里的五保户，有空屋，我们说安排一个知识青年，他答应了。”

侯书记笑道：“他是你们的五保，不答应也不行呀。”

刘队长也笑：“他的房屋空着也是空着，我们给他安排一个人去住，他们还热闹一些呢。”

刘队长目光转向我，见我两手空空，就问：“你的铺盖呢？”

我说：“还放在后塘的供销社里。”

刘队长喊过来一个正在背粪的青年人：“子贵，你去供销社，把知识青年的铺盖背到刘道财的岩洞屋场去。”

侯书记见了，说：“你们有安排，我就放心了，我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我这就回去了。”

刘队长说：“侯书记放心吧，这小孙的事，我们会安排好的。”

刘队长送走了侯书记，转身对我说：“你就带子贵去背你的铺盖吧。今天晚上安顿好，好好休息，明天出工。”

我领着这位子贵，去供销社，背我的铺盖、木箱，黄昏时分，到了那刘道财屋里。放下铺盖，那子贵说：“我得过去了，那边还要评工分呢。”我说：“真是谢谢你了。”

刘道财老两口，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热情地在火塘里烧水、泡茶，说：“生产队说要在我屋里安排住一个知识青年，说是蒋同志的儿子，这是瞧得起我们两个老家伙呀！我已经把我那厢房收拾好了，就等你来了。”

喝过茶，两位老人家带我去房间，一进去，就给了我一个惊喜：“这屋里还有电灯啊？”刘道财老人说：“是呀，花天河五级电站的电线从我们后塘过身，我们这一方都安了电灯。”

屋子里，楼板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放置了两条高板凳、两块杉木的铺板，还有一张旧抽屉，两把椅子。

我连连感谢：“真是麻烦您们两位老人家了。”

老人家说：“我们既然是答了白，就要尽力把事情办好啊。你走了一天，也累了，就开铺早点歇息吧。”

我摆好板凳，放好铺板，打开我的铺盖，铺好床，躺了上去，我的第四个小队的第一个山村之夜开始了。

从窗户里望出去，可以看见朦朦胧胧的山影轮廓、星星点点的农户灯光，不时，传来一声犬吠，打破这夜空的寂静。走进这新的小队，我明显地感到了一种受人庇护的人情味和安全感，我知道，这是我的父亲在这一方20年工作的余荫，比起那个人地两疏、无人关注的竹园坝，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青春是短暂的，在那竹园坝的深山里，我已经虚掷了四年的时光，我不能丧失信心和希望，这后塘的春天的气息显示出蓬勃的生机，我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再次奋斗的机会与环境，侯书记说，要贫下中农说一个好字，明天，我将为这一个好字而投入劳作。我已经走过了三个生产队，做到这一点，应该是轻车熟路的了。

二、春播时节

早上起来，我走出这睡房，外边的房间是地坪，昨晚，刘老人家说过，这房间里可以作厨房，队长说了，哪天下雨，不出工了，就来给你打灶。这就是厢房的两间房屋了。

走出这厢房的大门，是一块青石板铺成的方形场坝，长宽大约十米的样子，这场坝的左边，是两位老人住的正房，右边是围墙，大门就开在这围墙与厢房相接的边角，对面靠山，也堆砌着一堵石墙，好像把这场坝围成了一个大天井一般的院子。

最与众不同的，是对面那墙的中间，有一个像是大门的开口，后面，竟是一个岩洞。怪不得昨天队长说这里是“岩洞屋场”了。我从中间的开口里走进去，这岩洞顶部有两层楼那么高，里面很是宽敞，中间放置着一口大青石板水缸，已经有满满的一缸清水了，一条断断续续的水线，从顶板上滴下来，落进水缸，像是一颗颗珍珠，溅入水面，发出叮咚的乐声。

刘老人家也起来了，站在院子的场坝上，我出了岩洞，欢呼道：“我们还是吃的自来水啊！”            

老人家说：“这水，下雨了才有，天气晴了，还是要到坎下的水井去挑水的。”

我又好奇地问：“这洞，里面还有多深啊？”

老人家说：“深得很呢，以前，有人在里头熬过硝。”

我后来曾经带着手电筒，往洞里面走了百来米，因为没有同伴，不敢再往里走了。为这，我一直有些后悔，在这洞边住了一年多，为什么就没有把这洞探索到底呢？

老人家说到了吃饭的事：“队长说了，下雨天才来给你打灶，这几天，你就跟着我们吃吧。”

我说：“那就给您们添麻烦了，我这带来了几斤米，您们先弄着吧。”

吃过了早饭，我出工了。

正是春播包谷的时节，传统的耕作方式，大致是五个操作环节，背粪到田、打窝子、上基肥、丢种子、掩土，后四种事，分配给妇女及老年劳力去作，青壮年男劳力、也有个别体力特壮的女劳力，去背粪，在田块邻近的屋场上，把牛圈里的牛粪，背到田里。

我加入了背粪的劳力中。

这背粪的农具，脚背篓，爸爸在供销社生资门市部给我新卖的；大央筐，刘队长给我送的；打杵子，向刘道财老人家借用的。此外，还有两件自制“装备”。

在竹园坝的时候，为了这背粪，我发挥聪明才智，“发明”了这两样东西。一是“挡粪帽”，我在一顶黄色军帽的后沿边，又接着缝上一尺多长的一块布，戴起来，就如同电影里日本皇军的军帽了，那一尺多长的布，遮住了颈项，直垂到了背部，这样，央筐里的粪，撒下来就不会落到颈项上了；二是“棉垫背”，是一件旧棉袄，剪掉两只袖子，就是穿了一件厚马甲，垫在背上和肩上，有缓冲肩、背上压力的效用。这两件东西，我知道，在生产队，还是要用的，就从竹园坝带过来了，这一出工，就派上了用场。

那昨天给我背过铺盖的子贵，大约是因为和我已经认识了的缘故，见了我这戴着“皇军帽”的样子，笑了起来：“哈哈，你们看哪，鬼子进村了！”

我顺着他的话头，横起手中的打杵，作了一个端枪的姿势：“八格牙路，什么的干活？”

那子贵真是一个活泼的青年，对《地道战》的剧情很熟悉，竟然顺溜地接上了我的台词：“良民的干活，背粪的干活。”

旁边的社员们，都哈哈地笑起来。

与这个队里的社员的第一次会面，弄成这么一个活报剧，算是我融入这个小队的一个良好开端了。

一个社员往我的央筐里倒了几撮箕牛粪，看看有了大半筐，就说：“好了，你背走吧。”

我说：“还上两撮箕，他们上多少，我也上多少。”

那社员道：“你背得起呀？”

我说：“我在官店的生产队里，搞了三年呢，这背的活路，我耐得活。”

我就这么一筐接一筐地背下去，刘队长看了，说：“像是个搞了几年生产的。”收工评工分的时候，队长说：“小孙背得，照筐数，一筐一分。”那一天，我得了40多分。

在这春播的日子里，我都在背这个牛粪，也有时是挑稀粪。歇稍时候，和社员们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谈，见人便笑，有问必答，一天天地熟识了全队的男女劳力，劳累极了，就找个长板凳躺着、或是靠着牛圈边的用来垫圈的包谷杆捆子，打个盹。

社员们见了我这个样子，都一致评价说：“这个知识青年，放得下架子，吃得苦。”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

社员们告诉我：这小队的地名叫做“消水洞”，在保管室的山脚，有一个天坑，下雨的时候，周边的水都往这流，多大的水也消得下去。

有一天下雨了，刘队长来给我打好了灶，爸爸掏腰包，我又一次购置锅盆碗盏、薅挖二锄，第三回安锅弄饭，出工挣分了。

我在爸爸那里，弄了一叠报纸，把我的睡房裱糊了一层，又换了一个60瓦的电灯泡。那屋里便显得亮堂多了。夜来了，我在这屋里，听着窗外的春雨，淅淅地滴落，看着这新的小队，我的心情，好了许多，就写了一首《清平乐》。

“雾缭烟绕，春雨落多少？下乡四载志未老，移向此边犹好。
去岁望路迢迢，今日看雨潇潇，且把雨霖铃曲，换个清平乐调。”

tuffy05

2、知青（四）

第三章 起伏后塘（二）

三、两班一会

这小队的贫下中农，实在是把我作为了自己人了。

4月26日，刘队长来对我说：“公社里要办一个赤脚医生保健员的培训班，这学医，要有文化，我们队委会商量了，你去正合适。”

这培训班办在公社的卫生院。学员28人，来自各小队。

头三天，听卫生院的医生讲课，三个医生，一人一个专题、讲一天，分别是：中草药的种类；药物学基本知识；农村常见病的中草药防治。我听这课，那真是专心认真，记录了一大叠笔记。几年没有这么学习了，新鲜呀，就聚精会神了。

第四天，大队和公社的书记来视察，都讲了话，那讲话，都很有时代的特色。

大队书记说：

要解决思想问题，过去学医不容易，现在党和毛主席领导、生产队信任，要大家来学习，我们要端正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问题，要为贫下中农服务。

公社书记说：

这次培训保健员，是党和毛主席对农村医疗工作的重视，我们公社下了一个决心，抽调大家来学习，要搞出一点名堂来，要做到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乡，要巩固合作医疗。中草药、赤脚医生为什么不能治病？打个比方，草药是工农分子，碧血莲就是一个王牌药。西药是知识分子，有些人算什么知识分子！紧跟毛主席的路线就是知识分子，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们都是后塘医院的一个新兵，打仗要讲技术，对疾病要像对帝修反一样消灭它！我们要虚心学习，学会治头痛、肚子痛，学会烧灯火，要把合作医疗搞起来，就是要一根针、一把草，土法上马，白手起家，要批林批孔，要反对迷信，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为贫下中农治病，合作医疗就巩固了。希望我们来学习的28个人都作了医生，国家差的就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人。还有，要分组去山里头采药，带绳子，一人一根。

公社书记就是周德富，他特别关注地查看了我的学习笔记，表扬我说：“记了这么多，比别的几个人记得都多。”

接下来的三天，就按照周书记的指示，去采药了。培训班28人，分成5个组，各奔一方。我们那个小组，一天到了邻近的东湖公社的罗三湾一个叫“黑窝坑”的地点，那儿的地势宛如一口大锅，方圆数亩，越到锅底，树木花草越茂密，林下生长着多种多样的中草药，在这，我看到了“七叶一枝花”，一支独茎，在大约一尺高处，横向生出七、八片长卵圆形状的叶片，组成一个直径近一尺的圆周，像是一个七、八片轮辐的小车轮，在这车轮的中心，又向上生出一条长四、五寸的粉红色花茎，顶上开出一朵红艳艳的花来，那真是形如其名，独特的美丽，印象特深。它的根，称作“海螺七”，形象也真如一颗海螺，据说，去毒的功效极佳，是治疗毒蛇咬伤的主药。

最后三天，在卫生院里整理加工这些采来的中草药。

10天的培训结束，学员们各归各队，似乎并没有去从事医疗保健的工作，只有两个，是在那公社卫生院作成了医生，周书记那“28个医生”的希望，只能是一个美丽的幻想了。

我回了小队，春播的包谷已经出苗，这就开始薅草了。

薅了两个月的草，又一个培训班的差事，派到了我的头上。7月初，刘队长说：“你上回在公社学习，都说你学得好，这会，区里又要下面派人去学习，一个大队一个人，大队就选上了你，大队和公社，很相信你啊，还是你们有文化的人好啊。”

7月11日，上午，花坪区革命委员会的会议礼堂。

区里的宣传委员张贤臣，在台上开讲：

“我们这次的培训，叫做‘理论辅导员和通讯员培训班’，学习时间计划搞6天，区委重视，各公社党委也重视，我们要培养我们区的理论和通讯队伍。学习理论和通讯报道，这两项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今天在座的学员们，都肩负着把我们区的这两项工作，推向一个新高潮的重任。

今天上午，我们先学习两篇重要文章，一篇是《红旗》杂志1974年第六期上的，标题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一篇是1974年6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社论，标题是《在斗争中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接着，张委员就宣读这两篇文章了，台下，百余名学员端坐，洗耳恭听。

读完这两篇，张委员宣布：“下面，请谭老师为我们上辅导课。”

谭老师上台，先自我介绍：

“我叫谭文溪，是二中的政治老师，这次，受区委选派，在地区党校的理论培训班，学习了20天，回来后，按照区委的安排，在这里发个言，上辅导课，讲一讲我学习的体会，和大家一起，共同提高理论水平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准备讲四个专题……”

他这四个专题，一连讲了三天。

离开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四年的我，在这区委礼堂，听到这上层传来的政治信息，如聆天音，记录了很详细的笔记。

这四讲的题目是：

1、批林批孔斗争的意义和中央十号文件；
2、毛主席的三篇光辉文章：《巡视南方谈话纪要》、《我的一点意见》、《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
3、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学习党的九大、十大政治报告的体会；
4、鲁迅批孔语录选讲；

其中的观点与说法，自然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时代的烙印，举几例如下：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的一大罪行，就是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

“充分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批判林彪孔老二的反动思想体系”；

“鲁迅的后期，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现在读来，就有一些不识政治为何物、方知世间多沧桑、忍俊不住的感叹了。

第四天，众学员作作业，写学习心得体会或者通讯报道稿件。

第五天，区里的一位宣传干事，传达县“宣传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

第六天的上午，区革委会一位副主任作总结报告，说：

“在批林批孔的大好形势下，我区举办了这个学习班，办得很好，参加的145位同志，认真地听课、学习、讨论、写心得和稿件，对批林批孔运动的认识进一步加深，理论水平、思想境界、写作能力也进一步提高，锻炼扩大了我区的理论、通讯队伍。我们相信，大家回去以后，一定会深入开展理论和通讯工作，发展大好形势，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使我区的批林批孔运动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辟出崭新的局面。”

这副主任的期望，我自然是不可能达到的，一回到生产队，投入劳动，就和那“理论通讯”、“运动”什么的，隔着十万八千里了。毕竟，我是一个生产队的劳力，并不属于那个“队伍”，做事，是受队长主宰的。

8月的一天，刘队长就找着我了，说：“你去给我们队出两个月公差吧。”我说：“什么公差啊？”队长道：“我们公社在黄木垭的花天河的坡上办了一个林药场，就是栽树、种牡丹、加工丹皮，劳力是从各个小队里抽的，我们队里出的这个，他的女人就要生了，他要回来招呼月母子，我们队里一时找不到人，我看你一个人，进进出出没有什么牵挂的，你去给他打两个月的替吧。”

自从到了这队里，队长的安排，我都是没有二话的，要表现好，听话是第一位，我说：“那好吧，明天我就去。”

青山连绵，盛夏的阳光，照着曲曲折折的山间小路，我背着一床被子，走了二十多里，到了药材场。

第二天，清早就出工。

那姓张的场长派工：“今天，该谁去挑水了？”

我在旁边听了，心想：“这挑，算是我的长项。”就自告奋勇道：“我去挑水。”

张场长说：“你挑得起吗？一天要挑十担呢。你耐得活、完得成啊？”

我一想：“一天十担，容易啊。”一迭连声地保证：“耐得活，完得成，完得成！”

我挑上水桶，问炊事员：“水井在哪里？”

炊事员指点说：“你顺着这条横路，一直走，没有岔路的，一直走，就可以看到路上边的水井了。”

我就顺着这条半坡上的横路走过去，看见山脚下，一条玉带般的碧水，缓缓而流，昨天，我听场里的人说了，这就是花天河，它是野三河流经这后塘的一段，对岸属巴东县的地面了，下到河边，还有十里。

这半坡横路的两边，生长着一人多高的灌木，一片翠绿。这一路走过去，走过去，真是没有岔路，也没有人家，终于看到，那路的上边，有一方青石板围成的水井了，挑上水，往回走，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也不知道换了多少回，挑回厨房，一看钟，差不多一个钟头过去了！这样算起来，那水井至少在三里路开外了。怪不得张场长说一天十担水，还怀疑我耐不活；怪不得这一路过去，一坡没有人家。真是水在山下流，吃水贵如油啊！

咬牙坚持，挑够十担水，就是傍晚了，我那双肩的皮肤，一片通红，看来，这挑的磨砺比背的压力更加难受了，背的压力还有脊梁分担，而挑的负担全部压在肩上的那一小块皮肤上，物理学上说，接触面积小，压强就大，而且，换肩之际，肩上的皮肤与衣服之间，还会有摩擦，加剧痛感，我就理解了，山里人为什么会选择背而放弃挑了。

张场长看了看我的肩膀，点点头，说：“你这知识青年，还吃得了苦。”听到这一句，我长舒了一口气，这一天的磨练，总算得了一句好评了。

场长的好评来了，跟着，就有了好处了。过了几天，场长对我说：“公社通知我到区里去开个林业会，这开会的事，烦人，我哪里记得那么多？你去替我开，你文化高，把上面说的都记下来，回来给我讲。明天，你到公社，跟周书记讲，就说是我派你去的。”

这真是莫大的信任呀！我受宠若惊、满口应承。

到了公社，找着周书记，说：“张场长叫我替他去区里开这次的会议。”周书记笑了：“难得张场长这么相信你呀，你在下面，干得还真不错，这是好事，我准了，你去吧。”又接着道：“还有一件大事，区里通知了，这个月就考学了，招工农兵学员，你到侯书记手里去把名报了吧，你爸爸托付我的事，我记着的。”

出来，我找着侯书记，报了名，就上花坪区里去报到开会。那管报到的，是张委员，上次培训班的时候，认识我了，说：“是你呀，这是大队干部的会呢。”我说：“我们场长叫我来替他的。”张委员也称赞：“那是公社和场里信任你呢。”

这会开了三天，听的是县林业局的主任、区里的书记的讲话，讨论的是区里的林业现状与发展规划，我顶替张场长的名义，享受了一回大队干部的待遇。

第三天的早上，张委员讲下一段的工作，其中，讲到了“招生工作”，说：

“区里很重视，下发了文件，要贯彻毛主席的7.21指示，广泛宣传，招收少数，教育多数。办公室已经通知下面各公社了，搞政审、贫下中农评议、文化考察，今天就要送材料上来，明天考生到区里集中，后天体检。”

我在台下听着，心潮沸腾，还有些得意，我是这花坪区的考生中，最先知道这区里的指示的啊。

张委员讲完，宣布会议结束。

我走出区里的会议礼堂，步行赶回公社。找着了侯书记，公私兼顾，汇报区里对招生工作的指示。

侯书记说：“我们已经接到区里的电话了，今天下午搞考生的材料，我正要派人通知你呢，你这回来得正好。你也会写，就参加我们搞材料吧。”

侯书记信任有加，我就成为了公社的制作考生材料班子的写手了，我心中，畅快极了，凭着我自己给自己写出来的材料，侯书记还说了，眼睛近视，不影响考学的，是可以戴眼镜的，我这回考学，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万万没有想到，还是出了问题。我的命运，就在我不经意的地方，溃出了一个天大的窟窿，血压，我的血压啊，将我体检淘汰出局！（详见第六章之《血压遗恨》）

那一天是1974年8月24日，血压，将我的大学之梦，推迟了四年！

毁灭性的打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沉重地落到了我的头上，就在我以为万无一失、绝对有把握进入大学的时候，体检查出了我的血压，高到了148毫米，它无情地夺去了我那近在咫尺的大学果实，生活给我安排了一条命途多舛的道路，我只有收拾残局，从头再来，再一次咬紧牙关，接受命运的挑战。

无比沮丧地回到小队，回到那花天河的林药场。对张场长汇了报，继续在场劳作。

这场里的活儿，大部分与生产队相同，挖大田、挑稀粪、烧火土，不同的有三项：挑水、育树苗，加工丹皮。前面说了，水井在三里开外，每天要一人去挑水；培育了几大块各类树苗，要追肥除草；加工丹皮，正是这个秋季，挖出牡丹，取其根部，剥下根皮，以火烘干，即成丹皮了。

这么在林药场干满了两个月，刘队长兑现诺言，说：“那家的月母子满月了，该他去了，你就回来吧。”

11月26日，我回到了自己的岩洞屋场，晚秋时节，秋雨渐寒，望着窗外山头，烟云缭绕，想着又将开始的小队劳作，我的心头，充满了迷惘和哀伤，我这一年的努力，已告失败，我的未来，还不见光明，我就写了一首《采桑子》：

“门前山头烟如许，年年秋雨，今又秋雨，凄凉点点到心底。
瞻前顾后愁难收，不是悲秋，也是悲秋，何日回乡可昂头？”

四、冬雪纷纷

生产队的秋收，已经完毕，公社里说，要利用冬季，“农业学大寨”，大搞 “三治”，即“治山、治水、治田”。在文革时期，这“学大寨”、搞 “三治”，一直是主导农村的时代潮流。

我所在的小队，介于低山和二高山之间，在12月份进入冬季，12月12日，下起了第一场雪，飞扬的雪花，不断地飘落，地上铺满了厚厚的一层，至少有五寸厚了，屋边的翠竹，已经被压弯了腰，寒风扑面，吹得我的脸颊如同针刺。

在这一片白色的山谷，回旋着大锤撞击钢钎、钢钎撞击石块、石块撞击冻土的声响，夹杂着男女老少的呼应与号子，组成一曲人类以原始的劳动手段与大自然抗争的交响乐。建设“大寨县”的农民，我们生产队的全体劳力，当然包括我在内，加上其他小队抽来的社员，要在我们小队的这一条山槽里，砌起一道道石坎，整出一块块平田，这就是“大寨田”了，宣传口号是：“天大雪，人大干，早日建成大寨县。”我背上背着搁着大石块的脚背篓，脚下在冻土上移动，嘴里呼出一口口白气，眼中看着这雪地造田的劳动场面，心中在为之赞叹和震憟。按照时下的口号，和我在那理论培训班学习受到的教导，我应该歌颂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我应该这样来描绘：贫下中农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伟大号召下，焕发了冲天的革命干劲，风大雪大，贫下中农的干劲更大，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苦干大干才能改变面貌！

我又想起了那些此时坐在办公室的炭火边，指挥这场运动的人，他们一般不会身历其境地加入这风雪中的劳作，他们的任务，是慷慨激昂地号召、声色俱厉地督促、居高临下地指挥着我们的农民，以这种传统的人工劳动，与残酷的大自然，展开艰苦的搏斗。这些干部，都会毫不犹豫地相信着同一个信念：他们也是在为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我与一起劳动的农民们议论，他们说：“上面要搞，不搞不行，不搞走不脱。”社员们的信条，就是如此温和而驯良，依靠土地和工分过日子的他们是服从的典范，他们对上面安排的一切，都毫无疑义地照办执行，即使是在这风雪漫天的日子，“上面”要“建设大寨田”，他们就包上头巾，姑娘们还会用上醒目漂亮的花格围巾，穿上胶靴，顶风冒雪，走上工地。我难以判断，这里面有几分是出于与自然奋斗的雄心，又有几分是慑于上面的敦促，也许，更多的是迫于生计利益的考虑？刘队长说：“也不怪上面干部，我们农民个人要吃饭，把田整平了，总是好事。”

就在这风雪漫天的三治工地上，邮递员给我送来了一封远方来信，我接过这一封信，信封上的寄发地址是：武汉华中师范学院，撕开信封，抽出信纸，看后面的署名，是一位今年8月录取进入那大学的知青伙伴。“我无法分担你的痛苦，正如你无法分享我的喜悦一样。”读着这样的句子，我想象着他在桂子山的校园中走向教室的身影，我咬紧了自己的牙关，背起了一块沉重的石头，迈开更加沉重的脚步，踏入漫漫的风雪。

这“三治”就这么在那个冬天，持续进行。眼看就要到过年了，县里提出了一个空前激进的号召：“过革命化的春节。” 就是春节期间不放假了，仍然出工搞三治、学大寨。农村基层顺风而响应，公社里决定，从腊月二十到正月十五，各小队都来修路，修通公社通往自己小队的公路，一时间，全公社村村开山，队队放炮，端地是掀起了一个修路热潮。

我们小队的贫下中农，以一贯的服从，接受了这个安排，他们也说，修公路，是一件万古千秋的好事。我以一贯的表现，也表示：不回城里过年了，就在队里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了。

腊月三十的那天，天气阴沉，山头田中，积雪片片，溯风起处，寒意阵阵，我在修路的工地上，背了一整天的石头。在苍茫的暮色中，刘队长宣布收工，邀请我说：“你到我家去团年吧。”我说：“刘道财老人家早上就跟我说了，要我晚上和他们一起吃。”队长点点头，说：“那也好，他们两个，这么多年，都是只有两个人过年，今年，多了你，还可以热闹些。”

两位老人家，已经是炖熟了猪头、猪蹄，在等着我呢，我拿出一瓶白酒，这是在供销社打来的春节供应物资，就像一家人一样，坐上了桌子。两位老人，频频给我夹起一片片肉块，说：“乡里过年，比不得你们城里。”我给两位老人家倒上酒，祝他们身体康健，对他们的顽强的生存，心里充满了敬意，他们对人生的依恋，支撑着他们，度过这一天天毫无希望的晚年，想到这里，又免不了为他们难过，在他们日趋没落的生活里，这除夕的孤独，似乎更加浓厚，他们的过去，是劳苦地挣扎，他们的未来，只能是孤独地消失，今年，有我在这里陪伴他们过年，明年、后年呢？

吃罢这年饭，在火塘里烤了一会，我走出屋子，推开院门，站在门前的阶梯上，看着这在漆黑的夜空下的除夕的山村。

天际沉沉，山影蒙蒙，一处处山坡上和山谷下的屋场，映射出点点灯光，虽然没有放假，但是，不时响起的鞭炮声、孩子们的欢叫声，透出这除夕之夜的气氛，还是浓烈的，还有一声声的犬吠，那应该是走亲戚的过路人，惊动了狗的警惕。我想象，在那每一家的火塘里，农民们都在享受着合家团圆的欢乐，也许，他们在聊天；也许，他们在打扑克；也许，他们在逗孩子？

我又想起了城里的家中，忙碌的爸妈，嬉闹的弟妹，这时候，他们也是吃过年饭了，我妈大概是在拍捞糟、炒葵花了，弟妹们是在吃米子糖了，节日的山城，更加是灯火辉煌了。

山村的夜，广大、寂寞，几许个屋场的欢乐与庆祝，湮灭在这辽阔连绵的山影中。对于看惯了除夕之夜的喧闹的我，今夜此地，是显得太冷清、太冷清了。

刘老人家从屋里走出来，说：“不要看了，还是早点睡吧，明天大年初一，你们还要出工去修公路呢。”

“轰轰轰”的爆破声，驱散了空旷的山谷的寂静，宣告了这山村正月新春的到来。刘队长笑着说：“今年正月初一的炮，比往年初一放的鞭子，响亮多了！”此刻，在工地的，都是男劳力，每家留下了女主人，作过年的饭菜，毕竟是正月初一呀。

天空仍然是阴沉的，谷风仍然是凛冽的，下午，天上飘雪了，给这节日的工地，更加增添了一份顶风冒雪、战天斗地的时代色彩。此后的几天，就都是这样雪花飘飘、雪中奋战了。

这修公路的工程，我没有参加到底。因为，我又一次，被安排替人去区里开会了。

初六的那天早上，雪后初晴了，我在工地上端着一撮箕土，往洼处倒，大队的一位副书记，走到我面前：“你们队里的会计，他屋里人要生了，不能去区里开会了，我们大队跟公社讲了，让你替他去。”

这替人开会的事，我已经做过一回了，驾轻就熟，上面相信，才叫我去呀！我自是高兴，放下撮箕，就到了公社，刘队长和小队的保管，已经带着铺盖，在那里集合了，刘队长说：“你可以在你爸那里睡，不用带铺睡了。”这就跟着他们，上花坪区里开会去也。

花坪街是高山，这几天下的雪，还积着没有化，漫山皆白。踏着积雪，我们来到了设在建始二中的会场。这二中，是县办的、设在这花坪区的高中。这地方场子广大，学生放假了，用来开大型会议，那是再合适不过。

原来这会叫“花坪区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先进经验交流大会”，与会者是全区的所有的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所以又称作“三级干部会”，有好几百人，规模很大的。

第一天早上，是在学校大礼堂，听县委书记张天曙作报告。张书记这两年，就在花坪区蹲点。

他先说背景：

“我们这次会议，是在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在革命化的春节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接着，讲了三方面的内容：

1、认真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贯彻执行省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努力实现四届人大所提出的战斗任务；
2、批林批孔、批判资本主义，批得资本主义臭不可闻；
3、发扬革命精神，掀起农业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新高潮。

书记在台上讲得热情似火，在台下听的人，冻得身上发抖，刘队长道：“唉，这比在工地上修路，冷多了。”

听完了这报告，主持人区委书记刘克华就宣布：以后几天，分公社开会、分大队讨论。队长说：“这就好了，有火烤了。”

这以后的讨论，我没有参加。公社的侯书记说：“你会写，到我们公社的材料班子来帮忙吧。”干部们把行政工作的公文，统称为“材料”，我就去了那班子，写材料，特别是为我们天安大队，写了几个先进人物和小队的模范事迹，那叫我来开会的大队副书记很高兴：“这回把小孙带来，还真是起了大作用了。”

这会开了7天，最后一天的上午，听完区委书记作的总结报告，就吃饭。然后，和队长们一起，回后塘公社。

从公社踏上回小队的路，只见一条宽阔的公路路基，顺着山边，向前延伸而去，一直通到我们小队的保管室场坝，近两里的路面上，已经铺上了一层碗口石，再铺上一层碎石，就可以通车了。在我们队干部去区里开会的这几天，小队的社员们，已经把这工程完成了。

走上这在“革命化的春节”的日子里诞生的小队公路，我心中的感慨，浓缩成六个字：“我们的农民啊！”

五、弃考从副

1975年3月，暖风拂面，满目青山，桃红李白，麦苗青青，洋芋翠绿，大田中套栽的牡丹，绿叶簇拥，红花绽放，幽静的山谷，多彩的绚丽，又是一个春天来到了。

到这个小队一年了，我望着漫山的春色，思绪起伏，写诗一首：

“东风殷勤催桃开，又见山村迎春来。
花树绚丽异乡愁，际遇坎坷游子哀。
往事错舛空自悔，前路苍茫何可猜？
艰难崎岖期有尽，杜鹃鸣时震心怀。”

小队的生产，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不会有大的变化，春播开始，我和去年一样，背牛粪种包谷，挑稀粪淋洋芋，在辛勤的劳作中，期盼着未来的机会。

这机会，似乎是来了。

因为在区里开“三级干部会议”写过“材料”的经历，公社里不时地叫我去作这事。有一回，去写一个大队民兵连的先进事迹，遇见了周书记。他问我：“有个事你去不去？区供销社的郭主任说，要我们公社给他们两个人，到大溪木的加工厂。”我怦然心动：这供销社，是区里最红火的单位，想去的人多了，忙道：“到供销社去工作，那太好了！”周书记转口说：“但是，不是正式工，是亦工亦农，要给小队里交副业款。以后，有了招工指标，可以转正。”我说：“听您的话，您说去，我就去。”周书记说：“那你回去等我的消息。”

但是，这消息迟迟不来，因为，“撤区并社”了，这撤区并社，是为我县建制沿革史上的一件大事，1994年版《建始县志》47页载：“1975年3月，撤区并社，全县设猫坪、细沙、封竹、……竹园24个区级公社。”这次撤区并社，撤销了花坪区，它的8个公社，合并为花坪、唐坪、石马3个公社，原来区里的那些单位，也要一分为三，区里和各公社、各单位的人，面临着一场人事大调整，一次重新大洗牌、大震荡，那区供销社要人的事，自然就放下了。

撤区并社以后，后塘并入石马公社，成为石马的一个管理片区，周书记挂了个石马公社副书记的职位，还是主管后塘片区，还是住在原来的社部里。

半年过去了，我在小队里还没有等来周书记的消息，就到了一年一度的考学时候了。

7月29日，我在石马公社社部参加了公社召集的知青会议，学习了今年报考大中专学校的文件，开始作报考的准备。这准备的最大忧虑，就是我的血压了。爸爸从花坪来了，带来了降压药，说：“赶紧吃药，把血压降下来。”

就在这时候，周书记的消息来了。

8月2日，我到片区原社部去交报考申请书，遇见了周书记，周书记说：“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派人去找你呢，上回说的到大溪木加工厂的事，有消息了，那里成立了食品所，郭主任当了所长，还是在找我要人，我和大队讲好了，安排你和张演志去。”

这事就有这么巧，周书记的消息，偏偏在这考学之际来了，它要是索性再迟一段时间，等我考过了，如果录取不了，就去食品所，那就是进可攻，退可守，两全其美了。

我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能不能等考完学再去呢？”

周书记说：“不行啊，郭所长明天就来接人了，你也不能脚踏两只船呀。刚才，我在下边供销社看到你爸爸了，也跟他讲了，你要去考学，我就另外安排人，你要去食品所，就不能去考学，你们要想好了，明天来给我一个回信。”

这天晚上，爸爸来到我的岩洞屋场，父子俩商量，来作这个抉择。

爸爸问：“这几天，你吃药，血压降下来了没有？”

我说：“还是没有。”

爸爸说：“那就麻烦了，搞不好，还是和去年一个结果，还有，今年你们体检是在石马公社，一个认识的医生也没有，难得过关啊，我看，还是到食品所吧。”

我说：“可是，这食品所，不是正式工啊，还是生产队的人，还要给小队里交副业。”

爸爸说：“先做着，以后是有转正的机会的，我们供销社里，就很有几个亦工亦农，搞几年就转正了。”

我还是有些犹豫：“搞财经，不是我的长处，我还是想去读书，将来去作文的方面的事。”

爸爸更担心：“可是，这学校，你不一定能考上啊，周书记也说了，不能脚踏两只船，如果你硬要去考，又没有考上，那不是扁担无抓，两头落空？还会刷了周书记的面子。”

这么想过来、想过去，左划算，右划算，还是先捡拿得上手的果子吧，最后终于决定：弃考从副吧。

现在看来，这决定也许是错了。如果我坚持去考，如果在血压那一关想办法混过去了，那我就又是一条人生之路了；即使没有考上，我在这公社，还是有机会的，那位侯书记对我讲过：“国家要的是人才，你有文化，有能力，又做得，又写得，能文能武，将来是有前途的。”又即使这些都没有了，大不了还是在这小队里，总会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还不是和现在一样的结果，那会少走好多的弯路啊！

唉，仔细地检讨起来，在那个年代，我把这脱离农村户口、恢复城镇户口的目标，看得太重了，这一个错误的认识，让我在一年半后，作出了极大悲剧的选择。这个后话，在下一章里再讲。

8月3日中午，我和爸爸到了原社部，对周书记说：“我们听您的，到食品所去，不考学了。”那时，郭所长和张演志已经在社部来了，周书记说：“好，”就吩咐大队书记：“给他们两个开介绍信。”

周书记招待我们吃了饭，郭所长带着我和张演志，加上爸爸，一路步行上花坪而去。

半年之后，我回小队交副业款，顺便去看望周书记，谁知就在那一刻，竟然赶上了给周书记送终。

那一刻，我走进周书记的寝室，就看见他满脸是红的，像是才喝过了酒，在抽屉里翻着，在找什么东西，一边说：“这两天搞三治，腰杆有些疼，找颗跌打丸吃吃。”这就是他最后的一句话了。他翻着翻着，就翻出了一个小纸盒，从里面拿出一颗白腊包皮的小丸子，那丸子下边，垂下一小截细细的白麻绳来，我见识不足，要是知道那玩意儿是个什么东西，一把上去抢过来，不就没有这场惨事了？心里正在奇怪：“这跌打丸怎么不一样呢？上面怎么还有一截麻绳呢？”周书记已经把这“跌打丸”送进了嘴里，跟着，就是“砰”地一声大响，周书记那高大的身躯，直挺挺地倒了下去，从嘴里流出一股鲜血来。

这社部的人听到响声，都来了，在门口看着，看那楼板上，已经是一大滩鲜血了，大队书记走进房中，蹲下身子，伸出手指，在周书记的鼻孔下探了探，站起来叹息道：“已经没有气了。”

我脑中灵光闪现，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得赶紧保护现场！我对大队书记说：“赶快给公社的公安特派员打电话，我们两个人守着这房门，不要让任何人进来了。”

特派员很快就赶来了，我把那盒还摆在抽屉上的“跌打丸”指给他看，特派员拿起那“跌打丸”，一声惊呼：“天哪，这是一盒赶仗炸野猪的土炸弹啊！”

周书记，在1994年版《建始县志》上，有其小传，那传的最后一句是：“1975年冬，一次在劳累后饮酒，误咬炸药丸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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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青（六）

第四章 辗转花坪（二）

四、 “选青”小叶

火舌欢快地跳动，木柴熊熊地燃烧，高山乡村的夜阑，无边的寂静，只有阵阵的溯风，不时掀动门口的竹林，发出“呼呼”的回响，外面是寒冷的冬天，漫山铺着一片白色的积雪，但在这农家的灶屋里，却充满着温暖和春意，在这里，留下了我的一段美丽的邂逅。

她是一位芳龄二十的驻队干部，即公社派到生产队领导与督促社员们搞好农业生产的干部，生产队的贫下中农都喊她“小叶同志”。据《建始县志（1994年版）》记载：“1971年至1974年，全县又分三批招聘青年干部508人。”这批干部，当时官方称为“服役制干部”，人称“选青干部”，小叶便是其中之一了。

我与小叶，坐在这灶前柴火旁边的一条板凳上，听着她讲她的成长经历——

她是在大队的初中毕业的，回到小队，参加生产，作公社社员了。“向阳花”总是要向阳的，她的父亲当着大队的副书记，她自然受到了特别的培养，半年后就轻而易举地入党，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前年，幸运地被选中，参加了设在长梁区的桂花公社金星大队的第三期“服役制青年干部”培训班。县里的最高领导，县委书记给他们上课，说，学员们都是党的事业的接班人；学习的同时，他们参加当地生产队的劳动，搞“三抢四快”，贫下中农的觉悟是那么的高，干劲是那么的大，一连几天日以继夜的干活，“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她拿出随身带着的“青干班”学员结业照片，指着上面一副副春风得意的面孔，问我：

“你认不认得他们？”

我不由得苦笑：

“除了你，我怎么会认得这些命运的宠儿？”

第一次见到这小叶，是在她的家里。

三个月前，我按照郭所长的指派，下乡到一个小地名叫王家坦的生产队，去调查那队里的生猪饲养情况，大队的一位姓叶的副书记给我带路，作完了公事，叶副书记邀请我到他家去吃午饭。

走进他家的火塘，就看见一个妙龄少女坐在里面，见我进来，她站起身来招呼：“喔，来了稀客了。”就给我倒茶。我接过茶杯，一边喝着，一边打量，只见她穿着蓝色的春装，白色的衬衣衣领，从春装衣领上翻出来，露出白皙的脖颈，瓜子的脸型，柳叶的眉毛，高鼻梁，尖下颏，这形象多熟悉啊，就和那时候我心中暗恋着的知青女孩——那女孩的名叫 “可儿”——一样呢、!与可儿不同的是，眼前的她的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驾驭世人的气派，不是可儿那种涉世不深的温良，我走乡串户，见过的农家少女也不算少了，但是这样隐隐凌人盛气的姑娘，还是第一次见到，长得像可儿的，更没有。看着眼前这位像极了我的梦中情人的山村少女，我想起来可儿，不由得有些呆了。

副书记的介绍，惊醒了我的遐想：

“这是我的幺姑娘，在三岔槽那个大队驻点，今天是回家来歇歇的。”

我回过神来，又有些惊奇感叹：

“啊，这么年轻，就是驻队干部了，真是不简单哪！”

那女儿笑笑，口中露出一排白晶晶的牙齿，腮上现出一对红扑扑的酒窝，细说原委：

“前年，我从长梁参加选青干部培训班分回来，公社就安排我驻队了。”

这选青干部，我是知道的，那是县里精心挑选、专门培养的根红苗正的接班人，我们知青，一讲起那个培训班，都是羡慕不已的，更是无缘沾边的，她经过了这个干部摇篮的熏陶，又作了两年的驻队干部，有一种领导气派，那是自然之理。我衷心祝贺这对父女：

“选青干部，前程远大啊，可喜可贺啊！”

那父亲满脸喜色：

“那还要看她以后干得怎么样了。”

转过头来，又对着他女儿说：

“这是食品所的孙同志，到我们大队来调查生猪饲养情况的。”

看来他女儿对自己的工作很上心，立刻就问我：

“那到我们‘五、一’大队去过了吗？”

我回话并称赞说：

“还没有去，你真是负责啊，在家里休息还想着工作。”

她得意地又一笑，露出白牙和酒窝。

吃饭的时候，那父亲对我很客气地说道：

“认识孙同志，就是熟人了，我们很高兴啊，以后在一个公社工作，多多关照我们啊。”

我赶紧谦让：

“您快别这么说，我不过是个食品所的零工，只怕是心有余力不足呢！”

那女儿跟着帮腔：

“怎么会不足呢？你们所里安排你这么下队来，领导一定是很信任你的啊。”

我只有先答应着了：

“有机会，我一定尽力而为，尽力而为。”

吃罢了午饭，这父女俩送我到门口，我告辞他们，走上弯弯的山道。我的眼前，闪出小叶姑娘那青春得意的笑脸，又想起了可儿，可儿她说不定是在生产队的田间出工呢！知青、选青，都是一个“青”，这有的人，为什么就那么行时走运啊，叫我们这些饱经坎坷的人，看着都眼红啊。

第二次见到她，是在那个叫大石板的收购点上。

两个月前，我在那里收购生猪，那叶副书记也来交售任务猪了，我在他家吃过饭，他也说过是熟人了，正讲着，一个蓝色的身影闪了过来，小叶来到了她父亲的身边，关心地问：

“爹，猪交脱了？”

那父亲指着我，把握十足：

“有孙同志在这里，还有交不脱的？”

小叶姑娘转过头来，对着我甜甜一笑：

“那真是多谢你了，我家那猪，还差着几斤呢。”

我看着这笑容，真像可儿一样的笑啊，她还是穿着那件蓝色的春装，衬衣衣领整齐地翻着，秋天了，里面加了件红色毛衣，我心里增添了一丝暖意，礼貌地回道：

“不用谢，我们郭所长说了的，差两三斤是可以收的。”

我填好了收购票单，递给她，她一手接过，坚持表示感谢：

“要谢的，还是熟人好办事啊！”

我接过她的话：

“那你在自己家门口的大队驻点，事办得肯定是好啊！”

这话似乎说到了她的疼处，她叫苦了，显现出了女儿的娇弱：

“你呀，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不晓得，这农村工作有多难！”

我自嘲式地回击：

“也是，这公社干部，我是没有那个八字去当的，所以只能干这杀猪佬了。”

她那父亲看着我俩斗嘴，也在一旁凑趣，恭维我：

“孙同志文化高，就指点指点我这姑娘吧。”  
           
听了这话，我心里有一点酸了：

“叶书记您就莫高看我了，我这么一个交副业款的零工，哪够资格指点人家公社干部呀？”

叶副书记正色说道：

“我看得出来，你是有能力的，虽然现在是交副业的零工，将来是有前途的。”

我心里的暖意一点点扩张，谢道：

“托您的吉言，我就指望着那一天了。”

小叶姑娘听了这话，也笑了，显露出她的白牙和酒窝，扎在脑后的一束秀发，在笑声中飘起来。

第三次见到她，就到了这农户的家里了。

快到年底了，12月初，我从公社写完市场管理的材料，回到食品所，郭所长安排我说：“你到我们的李家坪收购点去，把那一片的任务猪，都收购上来。”这工作，是要深入到生产队去催促的。今天，我就到了这个叫做范家槽的小队。

李家坪是海拔1500米的高山，12月的时候，已经进入积雪不化的严冬，踏着几寸厚的雪层，我走在在山间的冰冻的土路上，放眼望去，群山皆白，一颗颗青松，顽强地坚持在白雪的大背景中，点缀着丝丝绿的意义，天空是阴沉沉的，整个世界似乎都被一片白色的烟云所笼罩。

下午时分，我找到了队长的家，他家的人说，队长在保管室开队委会呢。

我赶到保管室，推门进去，在那熊熊燃烧着的柴火边，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我惊讶啊：

“小叶，你也在这里啊？”

还是像可儿一样的面容，但是蓝色的春装换成了蓝色的棉袄，看来她对蓝色情有独钟。她解释：

“是啊，上次公社开会，就换到这一片了。”

接着就问我：

“这么天寒地冻的，你来是做什么的啊？”

我指着队委会的人：

“找他们啊，是生猪任务的事，你既然在这队里，就也找你了。”

叶同志也觉得自己要管，就问：

“我们这队，任务还没有完成？”

我掏出随身带着的统计表，翻出来指给她看：

“这还差三头呢。”

叶同志显露出了她的领导本色，对着队委会的人指示：

“你们要抓紧完成啊!”

一边又称赞我：

“这是你刻的表啊，字写得这么好！”

这触到了我的痛处：

“再好又怎么样？还不是只能做零工，哪里能和你们公社干部比呀？”

我这话让她也想起了自己的难处，她也不顾还有属下在场，又露出了女儿家的柔弱：

“我这公社干部也不好当呀，我这一来，就开始下雪，种洋芋，搞三治、修公路，上面派的任务都要完成，落后了怎么办啊，今天，你还来凑热闹，催任务猪，你看，这不正开会，商量着抢进度呢。”

我有点同情这年轻的女干部了，安慰道：

“农村工作嘛，耐着性子作吧，你也不要太着急，莫把这么漂亮的小叶同志，急成白毛女了。”

她有一点腼腆了：

“你就莫挖苦我了吧。”

队委会的人大概从来还没有见过小叶同志的这个样子，都笑了。

队委会继续进行，我也列席，又加了一项议程，就是怎么样去完成我的三头任务猪。

会议开完，已经是薄暮时分，小叶殷勤地邀请我：

“天要黑了，这到李家坪有四五里路呢，你怕是赶不回去了，就到我的住户家去住一晚吧，他们家有客舖的。”

我无法抵御这热情的邀请。

暮色苍茫的时候，小叶带着我，踏雪而行，走进这半坡上的屋场。在路上，她已经告诉我，这家就只有两个老人，他们的儿子，在坡下另外起了屋的。

进了堂屋，又走进灶屋，就看见了老两口坐在灶口下面烤火，小叶指着我，向他们介绍：

“这是食品所的孙同志，今天晚上就在您家歇了。”

那老头子很热情：

“接都接不来的稀客啊，快坐下来烤火。”

我也说着客气话：

“给您老人家添麻烦了。”

老人家一迭连声地说：

“不麻烦，不麻烦，只是我家的火塘，还烧着火土，只好委屈两位同志，就在这柴灶跟前烤火了。”

吃罢饭，老两口陪着坐了一会，就说：

“我们要去睡了，你们商量工作吧。”

又对我说：

“客舖在楼上，到时候你就自己去睡吧。”

我再一次表示：“谢谢您们了。”

老两口去睡了，留下我和这小叶，坐在柴火边上，天南海北地闲谈。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那女性的柔弱表现得更明显了。在看过了那照片以后，她一声声叹起气来：

“唉，累死了，这几天累死了，你看，手都打起泡来了……”

我看她那伸出来的手，细长的手指，手掌有一点窄，显出一种女性的纤巧，那手指、手掌相接的地方，有两个鼓起的白泡。

我推测这泡的原因：

“你也参加他们队里生产？”

她像是在诉苦了：

“没办法呀，要带头呀，我挖了三天窝子了，公社里说，洋芋要在年前播完，不抓紧干不行呀！”

我是有一点佩服和怜惜她了，这女干部的柔肩上，担子重啊！不由得伸出手指，轻轻地抚摸在那两个白色的泡上。一点温热循着我的手指，传入我的心扉，我的心中一震，抬起头来，看着她那像可儿一样的脸，我又想起来可儿，什么时候，我才能牵起可儿的手呢？

小叶抽回手，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恢复了女强人的语气：

“你呆呆地在想着什么？”

我从绮念中惊醒，我不能说是想起了可儿呀，就说安慰她的话吧：

“我上个月，也冒充了几天公社干部，在一大队的四队去驻队，搞秋收扫尾，搞驻队工作嘛，是要带头参加生产的，难免是要吃点苦的，坚持吧，你们选青干部，上面是非常非常信任的，是大有前途的，眼前苦点，闯过去就好了。”

我又想，在比她更苦的人面前，她会心情好起来的，接着说：

“再说，你的这点苦，和我们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哟！”

这话真起了作用，她的注意转移了：

“那你就讲讲你怎么苦吧。”

我又是一阵苦笑：

“唉，我哪能和你们这些党的接班人比啊，我上山下乡，生产队都换了四个，招工、考学都轮不上，现在还是一个零工，一言难尽哪，前途渺茫哪！”

这下她来安慰我了：

“我爹说了的，你有文化，有能力，将来是有前途的，是会转正的。”

我可没有她那么乐观，跟她分析：

“你这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我们知青，和你们选青，那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天壤之别啊，你们选青干部，是县委决定的接班人，将来肯定是要转正的；我这个零工，是自己找去的，食品所说不要就不要的，那转正的指标，哪能轮得到我啊？”

她的话里，含有着期待的语气：

“怎么会呢？我在公社里还听到蒋主任他们说了，你抽到公社里几回做事，反映都很好呀，都说你的工作能力很强啊，怎么会不要你呢，你还是不要丧失信心，好好干，争取转正，转正了，就什么都好了，我就等着看你的那一天了。”

这话，就像眼前的火光，暖到我的心中，我感动了，笑道：

“好，好，我一定按你的指示去做啦。”

一声鸡啼，从夜空中传来，打断了这雪山夜谈。“啊，鸡都叫了，明天还要到公社里去开会呢，”她站起身来，“真不早了，休息吧。”看着她走进她的房间，我深深地叹出一口长气，我竟然有些迷惘了。

躺在这客舖上，我久久不能入眠，眼前又闪过那一只有两个白泡的纤巧的手掌，我能接住这手吗？我又想起了可儿，两张相似的面容叠印在一起，我渐渐地分不清楚谁是谁了，难道，将来，我要在可儿和她之间，作一个抉择吗？又一个声音说：醒醒吧，零工，现在就想这个问题，不是太早了点吗？唉，世事难料，前途莫测，我真的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了。

这将来，很快就来了。

三个月后，我愚蠢攻心，自投招工陷阱，离开了花坪，不是食品所不要我，是我自己没有珍惜地放弃了食品所，也放弃了她的美丽的期待。

又一年后，1978年4月，我进入了恩施的师专，8月，放暑假了，我到花坪去看望父亲，在公社她的寝室，见到了她。我的目光透过眼镜望过去，清晰地看到她那柳叶眉下的眼中，噙着泪花：

“这一年多，你到哪儿去了?你……你怎么这才回来呢？”

我无法回答她的问题，我只能表示我的懊悔：

“真是的，我不该离开花坪的……”

我避开她那幽幽的眼神，在心里默默地对她说：“对不起，小叶姑娘……”

公社的组织委员告诉我：小叶她已经转正成为国家正式干部，她已经在恩施谈了一个对象，她已经递交了调动申请。

我的眼前，闪现出范家槽那一片皑皑的白雪，山中的美丽纯洁的积雪，春暖花开的时候，她就融化了，消失了，变成了泪珠般的水滴，沁入深厚的大地。

五、招工陷阱

1976年9、10月那“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的两桩政治大地震，对在这深山的大溪木的食品所，似乎还没有来得及产生太大的影响，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在参加开会、聆听领导讲话的时候，那些政治的口号不大一样了，特别是要批判、打倒的人，变成了“四人帮”，在参加过了公社的“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大会以后，在开过了传达中央“粉碎四人帮”文件的社直单位职工大会以后，郭所长带着他的职工和零工，按部就班地收猪杀猪、卖肉腌肉。

12月中旬，我完成了在李家坪的收购任务，回到所里，就作腌肉的活儿。19日那天的中午时候，一个知青伙伴来给我通报消息：“县劳动科招工的人到公社里来了，你赶快去报名啊！”我找郭所长请假：“县劳动科来公社招工了，下午我到公社去问问，看看能不能招上。” 郭所长也支持：“招上了，就可以就在我们所里转正了，那你去吧。”

吃罢中饭，我急急上街，在公社找到蒋主任，蒋主任说：“县里劳动科是来了个招工的人，早上在我们公社，报名都搞过了，现在到石马公社去了，刚走一会儿。你的户口不在我们公社，所以没有通知你，你是在石马，要在石马报名，你就赶快到石马去找他吧。”

我走出花坪公社的大门，奔向石马的方向，石马公社的社部，距花坪二十多里，下午时候，到了，在石马公社的办公室里。找到了那县劳动科的人，说：“我是来报名的。”那人笑道：“你的消息真是灵通呀，我前脚刚到，你后脚就拢了。”我说：“我是在花坪得到消息的。”那人说：“原来如此啊，你是得要抓住这最后一个机会了，县里的知青，这几年都招得差不多了，这次，我们是最后一回招工了，你如果错过了这一次，只怕、只怕就要在乡里一辈子了。”

他这一说，我更加是心急火燎地请求：“是呀，所以我才这么着急地从花坪赶来报名啊！”那人在登记表上，写了我的姓名，说：“那你现在就到你的小队里写贫下中农鉴定，到大队里去签意见，搞好了来交给我。”

我的小队距离石马20里，我立刻回到小队，连夜找刘队长和队委会，那鉴定，自然是我自己起稿，他们盖章。

第二天上午，找大队书记又盖章，下午，我赶到石马，把这鉴定交给了那劳动科的人，他说：“好了，你回你的食品所去吧，等我们通知你搞体检。”

我回到食品所，跟郭所长说：“报上名了。” 郭所长说：“好，这回我下城去开会，就跟公司里讲，请他们帮忙，把你要到食品系统，还是在我们所里搞。”我说：“那就是太好了！”

我和郭所长的这个白日梦，是作得太天真了！

1977新的一年来到了，劳动科通知，花坪、石马、唐坪三个公社的报名知青，1月8日，在花坪公社卫生院体检。那检查做得不算严格，加上我在食品所的一年里，在这花坪的街上进进出出，和公社卫生院的医生都熟悉了，那搞体检的医生看着我的体检表，指着血压那一栏，说：“我给你写个125吧。”又问：“眼睛呢，写多少？”我说：“我的近视眼，是明摆着的，不能过于夸张，写个0.5算了。”看着这体检表，我心中暗暗庆幸：“老天保佑啊！”

可是，老天没有继续保佑下去。

1月份过去一半了，我这招工的消息，还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我跟郭所长说：“我请几天假，回城去问一下劳动科吧。”

回到城里，一打探，这回报名去招工的知青伙伴，都已经进了这个厂、那个公司了，例如，当年和我一起在官店区竹园公社、后来转走了的刘光南、王应强，都到县建筑公司去报到了，我知道，这一回，我又是名落孙山之外了。

1月16日上午，我到县劳动科，想着去哀求他们网开一面：“和我一起下乡的，这回都回来了，就只剩我一个人在农村了，您做个好事，让我回来吧。”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的女科长，姓胡，打扮得很艳丽，严肃地说：“你的眼睛这么近视，我们招的是工人，都是要去做工的，你怎么看得见呢？”我说：“我在农村，看得见做工呀，我在食品所，什么工都做过的，还杀过猪呢，再说，我还可以戴眼镜啊。” 女胡科长满脸的不屑：“笑话!没见过戴眼镜当工人的。我们这次的招工，已经完成了，再不能取你了。”

我蔫头蔫脑地回到家里，妈妈见了，就知道，这回招工没有指望了，她着急啊：“在农村都搞了要七年了，还不能回来啊？这怎么办呢？”我无可奈何：“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还是回花坪食品所做零工，等下一回吧。”妈妈幻想着去托人疏通：“不能等啊，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找人去和劳动科讲好话。”她搬着指头数，想起一个人来：“昨天，我在大桥上碰见郑青山了，他还是在茅田当书记，这两天在城里开会来了，他们当公社书记的，跟劳动科肯定说得上话，我们这就去找他。”

中午，妈妈带着我，去找我那个郑姨爹了，郑姨爹城里的家，也就在我们的朝阳街。他听我们讲明了来意，满口应承：“这个话，我是还可以说进去的。我跟那个胡科长，很熟悉的，早上开会还见过，下午，我就去说，你们晚上来听我的回信。”

挨到晚上，我和妈妈又到郑姨爹家，郑姨爹就说：“我跟胡科长讲了，她答应重新考虑，但是她说，国营的指标已经没有了，只能到城关镇的集体厂。”

妈妈一听这话，心就寒了：“我在我那个城关镇的针织厂一辈子了，那有个什么好结果哟。”

我也很失落，那时，在知青们的眼中，县城里的工厂有三等，第一是电厂、化肥厂、机械厂、钢厂、水泥厂，县办国营厂；二等的是建筑公司、矿山机械厂、饮食服务公司，县办集体企业；最末等的就是城关镇的集体厂了，那里实在是没有什么前途可以去奔的。

我想起了郭所长说的话，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我在花坪食品所，作得很好的，郭所长说过，只要有指标，就可以在他们所里转正，您找劳动科弄个指标就好了。”

郑姨爹瞪了我一眼：“劳动科的话那么好说？集体厂的指标都这么难办，你还想弄食品公司的指标？”

妈妈已经把郑姨爹当做救命稻草了，抱着不放：“都说这是最后一回招工了，这一回要是招不上，就要在农村一辈子了，我们也只有你这么一个当书记的亲戚，还是麻烦你再去劳动科，说说好话吧！”说着，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郑姨爹实在是推托不了妈妈含泪的苦求，只好应承：“好吧，明天我再去试试。”

过了一天，我到郑姨爹家，去问这 “试试”结果，郑姨爹先叹息说：“你这事真是为难啊! 我又去找了两回胡科长，她都有点不耐烦了……”

接着转述胡科长的话：

“胡科长说，这个姓孙的是你的什么人呀，你这么维护他？我这里确实是没有国营的指标了，城关镇的集体厂，他又瞧不起，我看，你把他弄到你的茅田去好了！到了你手里，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然后问我：“我一想，也是呀，你愿意不愿意到茅田去？”

我一听，高兴啊，在公社工作，我在花坪已经很有心得的了，连声答应：“到公社里去，那当然是好啊！”

郑姨爹话头一转：“不过，暂时还不能进公社，要先找个底下的单位过渡一下。”

我一头雾水：“什么单位？怎么过渡？”

郑姨爹透底：“我们公社的农机厂。”

我的心就凉了：“那就是公社的铁业社呀，和城关镇的集体厂一个性质啊。”

郑姨爹的话又转了回来：“你在那个农机厂先呆一年半载，我再想办法，弄到公社里来，不就行了。”

这就让我心生幻想了：“我在花坪的时候，经常被抽到公社去做事的，就是可惜是临时的，在您那里，弄成正式的就好了。”

我走的时候，郑姨爹说：“已经是腊月里来了，这事过年以前也是来不及办了，我跟劳动科讲，开年以后再来办，你回去和家里再商量商量，决定了就来找我。”

我回了花坪食品所，郭所长问：“招工的事怎么样了？”我觉得找郑姨爹帮忙的事还不能往外说，就含含糊糊地答道：“还没有搞好，还在找人去跟劳动科讲好话。” 郭所长说：“我再跟公司里说，请他们去把你要过来。万一搞不好，就还是在我们这里干吧。”我说：“谢谢您了，您放心，我在食品所一天，就一定是会使力做一天的。”

那年春节，爸爸回来，就全家商量了。

我开始还有一点理智：“茅田的农机厂就是铁业社，花坪的铁业社，我是去看了的，我不想到那样的地方去，我还是在食品所干吧，出了大溪木，就是同志呢。”

妈妈最怕的是在农村出不来：“你那还是生产队的人啊，就这么一辈子在农村？”

爸爸迷信权力：“公社书记的权力大得很，他想做什么，就一定可以做到的。他说要把什么人弄到公社，就弄得进去。”

妈妈也信了书记的力量：“既然有这个盼头，那茅田的农机厂也可以去得，好歹，先弄个粮食本本到手。”

作为在县城长大的下乡知青，对“招工回城”的向往、对“城镇户口”的迷恋，对“跳出农门”的迫切，诱惑着我，也相信了执掌着书记大权的郑姨爹，是能够完成自己的“弄到公社”的许诺的，我们全家都信了这一句许诺，而作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我终于奋不顾身地跳进了这招工的陷阱。

我回到花坪食品所，对郭所长说：“我们全家商量了，打算招工到茅田农机厂去了。”

郭所长也有一点黯然：“其实，我们公社的领导，是很信任你的，我跟公司里都说了，公司也去劳动科说了的，可是，他们不肯同意你到我们这里来。早知道是这样，那一回派你去学习兽医就好了。”

我感动了：“有您这句话，我在食品所这一年多，就没白干了。”

郭所长又有一点不解：“招工是到城里啊，你怎么到茅田去了？”

我也就不瞒着他了：“茅田公社的郑书记，是我的姨爹，他说，先到那个厂里，他想办法再弄到公社里去。”

郭所长明白了：“原来是这样，你工作能力强，在我们公社都搞得这么好，到了茅田，还有公社书记在上面，你当个公社干部，那是没有问题的，会有前途的，好好干吧。”

不幸的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我怎么好好干，郑姨爹也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书记权力了。

县劳动科将我招录为工人，分配到茅田公社农机厂。我拿着他们的录取通知，到石马公社转了户口；然后回小队，与刘队长、刘道财家的两位老人家以及队里的人们告别，感谢他们两年来的照看；然后到花坪食品所，与郭所长和所里的人也告别，他们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说了许许多多的祝我有个好前途的话。会后，我找了一只大篾筐，把被褥和所有的行李都放了进去，所里的拖拉机，把这大篾筐送到街上，搬上爸爸在供销社三楼的宿舍。

1977年3月13日中午，我在花坪，买了到建始的客车票，把大篾筐搬上了客车。两小时后，客车到达城边的玉峰山口，望着山下的故乡的城市，我想起了七年前，我乘坐着客车离开县城，前往官店，那时，希望着的就是招工回城，现在，我是被招工了，但是，我却没有一点儿衣锦还城的喜悦，心中充满了惆怅与迷惘，我已经在乡下虚掷了七年，我还要再一次踏上下乡之路，到那个陌生的、一无所知的茅田，去寻找我的未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