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读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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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杰

旅英华人作家张戎和丈夫乔·哈利戴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完成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最具冲击力的著作。《纽约时报》指出，这本书系统地摧毁了毛泽东的神话赖以存在的全部支柱、是一本“全世界的人都爱读的书”，《时代周刊》形容“这本书的威力像原子弹”，前港督彭定康称赞其为“改写中国现代史的爆炸性著作”。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将它作为枕边读物，并向德国总理默克尔推荐，认为此书能让西方读者深刻地认识毛、中共及共产主义的本质，是西方政治家制定对华政策时的重要参考。
在我看来，这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一本毛泽东的传记，有了这本传记，独裁者毛泽东便再也无法逃避历史的问责。虽然这本书的中文版只能在香港、纽约和台北三地同步发行，而无法在中国大陆这个更需要的地方公开出版发行，但通过网络和盗版的渠道，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读到了这本书。我相信，在未来实现民主宪政的中国，这本书甚至会是每个家庭的必备之书，独裁者毛泽东便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已经逝去的历史的正本清源，更是让我们认清中国现实的镜鉴——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告别毛泽东时代，今天中国专制独裁的政治结构模式仍然是毛时代的承续。
还原毛泽东的真面目
毛泽东的罪恶实在是罄竹难书，即便是这本六百多页的、砖头一样厚的传记亦不足以穷尽。最为可贵的是，作者以不容推翻的史实，戳破了关于毛泽东的种种神话，而这些神话是中共的权力大厦的基石。
首先，他们证实毛泽东是一个极端缺乏私德和蔑视人伦的人，他从来都不是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毛泽东从来没有爱过自己的父母，母亲病危之时他亦拒绝回家探视。他在与杨开慧恋爱期间，已不断染指其它女性。上井冈山后，毛泽东迅速另结新欢，没有离婚就再次结婚。贺子珍失宠之后，他又勾搭上江青。而在其晚年，宠幸张玉凤等身边的服务员，并纵容她们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他身患梅毒却拒绝医治，故意传染给身边的多名女性。毛泽东掌权后牢牢管制民众的私人生活，施行禁欲主义，他本人却比历代帝王更加荒淫无度。毛泽东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与之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其次，作者更证实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毛泽东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收取来自苏联的丰厚的“职业革命家津贴”，所以惟苏俄方面马首是瞻。抗战爆发后，他数度秘密接受斯大林的巨款援助。正当国军在前线浴血奋战之际，毛泽东派潘汉年作为特使与日本方面接触，协商共产党占领区与日占区互相通商、共同合作打击国民政府，将共产党的集团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与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也签订了承认东北和新疆是苏联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让上百万士兵去北韩充当炮灰，导致许多国民党投诚官兵还未上前线便被冻死。
再次，作者还证实毛泽东是蔑视人类生命、实施阶级灭绝的大屠杀的血腥屠夫。毛泽东在江西崛起之时，便假借肃清内部奸细的名义，以酷刑清除异己。在内战时期，他命令共军将长春围成一座“死城”，使十多万平民百姓被活活饿死。登基之后，他不是以民休养生息，而是“开国应兴文字狱，坑儒方显帝王威”（杨宪益诗），通过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运动，残杀无辜，祸国殃民，甚至信口开河划定杀人比例。毛泽东杀人之多，让希特勒、墨索里尼、列宁和斯大林都望尘莫及，堪称二十世纪第一人。让我们牢牢记住这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毛泽东是主宰了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统治者，在他统治之下的和平时期，有七千万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
毛泽东有理念和信仰吗？
对于张戎夫妇的这本毛传，史学界也有各种不同看法。台湾中研院的近代史专家、《中共七十年》一书的作者陈永发认为，这本毛泽东传虽然考证出许多重要的史实，却有“主题先行”和“矫枉过正”之嫌。他认为作者以“道德虚无主义”的立场来认识毛，使得毛身上的儒家理想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信仰无迹可寻，因而毛被单一化和片面化成“天生的坏人”。他指出：“毛泽东透过对科学真理和爱国主义诠释权的取得，进而垄断道德的合法性，并以之驱使全国人民；如果离开这一个观察角度，我们不仅难以解释毛泽东本人矛盾而复杂的言行，更难以解释他为什么今天仍然有那么多信徒，或相信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或相信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了。”
陈永发的看法与历史学家张灏颇为相似，他们相当重视早年毛泽东所受的宋明理学的影响。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深受曾国藩思想的浸染，因而曾国藩的思想也间接地影响到毛泽东。他们认为，毛泽东的若干政治决策和行为，不能简单看作是权谋术和权力斗争，其背后有理念的驱动，比如不惜一切代价发动文革、打破官僚体制，即饱含理想主义的激情，虽然其结果是惨绝人寰。
对于陈永发、张灏等海外学者的这种观点，我并不同意。他们没有在毛打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生活过，对毛的心思意念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憧憬，他们对“学术中立”的过分强调反而与中国的现实之间形成了隔膜感。相比之下，我更同意张戎夫妇对毛的分析。张戎夫妇不是故意以“道德虚无主义”的立场来定义毛，而是毛本质上就是“道德虚无主义者”，正如毛自己形容的那样——“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与秦始皇等古代独裁者相比，毛泽东身上固然有一定的“现代性”，他的统治手腕中有若干现代极权主义的因素，比如他重用的特务头子康生，便是留苏的“海归”，其对克格勃统治功能的移植，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但这仅仅是在技术层面，毛对理念和价值不感兴趣，无论是儒家的理想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或民族主义，都只是他用来欺骗民众、知识分子和党内同僚的工具。为着权力的需要，他可以随时在不同主义之间转换、游移。
比如，毛泽东青年时代曾主张“湖南独立”，四十年代与国民党争夺人心的时候在《新华日报》撰写社论主张学习美国的联邦制，为了削弱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而大力支持早期的台独势力，但后来他所建立的帝国，中央集权的程度却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
比如，毛泽东长期对苏联老大哥毕恭毕敬，奉之为共产主义的正统。等到斯大林死亡、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际，他发现破除个人崇拜会危及自己的神位，便不惜与苏联决裂，并斥之为“修正主义”。而他拿出对抗苏联“沙文主义”的王牌却是作为“国际主义”对立面的民族主义。
又如，昨天毛还将美国视为万恶不赦的帝国主义头子，今天却与反共老手、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亲密握手，让长期受到仇美教育的国人瞠目结舌。他之所以作出这种转变，是为了改变当时中共在国际上四面楚歌的处境。毛自始至终都是实用主义者，从来不是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主义只是在挥洒在诗词和书法之中的墨迹。
人们对毛泽东的“爱”与“怕”
既然毛泽东这么坏，为什么他能稳稳掌权数十年呢？正如陈永发的反问：“广受中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为什么像‘奴隶’一样接受毛泽东的趋势，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算不上问题。首先，周恩来是中共打造出来的一个贞洁牌坊，许多中国人对毛有反省，但对周却五体投地，这是中国传统的清官情结使然，更因为周恩来的真实史料没有被披露出来。如果读一读周恩来研究专家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周的神话也就不攻自破了。其次，毛周之合作，也是中国传统统治术中“君相共治”的翻版。没有周统帅的高效率的行政机构，毛的恶行就无法得以那么迅速而彻底地贯彻。所以，毛周之间是一种互相倚赖的关系。
那么，毛的个人崇拜是如何形成的呢？毛泽东真的有那么受“爱戴”吗？毛长期受到党内同僚、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崇拜，不是因为他真理在握，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控制了军权和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以及文宣系统。党内外既没有任何人有实力与他对抗，他搞掉彭德怀、贺龙和林彪等军头易如反掌，这些元帅甚至连一个排的解放军都调不动；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在媒体上与他展开公平的辩论，当他打算搞臭刘少奇的时候，报纸上即连篇累牍地刊登妖魔化刘的文章，而刘根本无法替自己辩解。
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个集“领袖”与“导师”于一身的独裁者。此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想模仿而不得。毛的绝对权威的形成，确实还有所谓的“民意基础”，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惯性和民众的愚昧，正如美国学者艾瑞克·周在《毛泽东：人与神话》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靠愚昧和迷信生活的普通老百姓眼里，毛的出现就像全能的上帝一样。在中国的历史上，统治者与各种神话联系在一起。……如果神话和传说比原则口号更能激励民众，毛泽东当然也会使用这些东西。”美国学者伊萨克·道伊彻也指出：“民族的历史、习惯的传统影响，在毛主义政府的宗法性质中，在它的僧侣作风中，在对群众的宣传中，以及环绕着领袖的神秘气氛中得到反映。”不过，林彪事件给了毛精心打造的这一偶像崇拜系统以致命一击。林彪以其肉身的死亡，击破了曾经是铁板一块的毛泽东对民众的精神控制。
所以，与其说人民热爱毛，不如说人民怕他。就好像中国人对龙、对皇帝的情感一样，并不是爱，而是怕。人们害怕魔鬼，不是魔鬼合理存在的理由。毛死去的时候，并非官方媒体渲染的那样举国同悲。在后来许多知青的回忆录中，他们写道，毛死去的消息传来，他们心中窃喜，却不敢公开表达，便躲进小屋中喝酒庆祝。他们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毛的死亡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最黑暗的时刻已经熬过去了。
毛泽东的幽灵，仍然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
这本关于毛泽东的传记，写的是历史，写的也是现实。在毛泽东众叛亲离、一命呜呼之后三十年，内战、反右、大饥荒和文革仍然是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的禁区，中国仍未迎来“非毛化”。不要说这本毛泽东的传记了，龙应台揭示内战之残酷的著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和杨继绳揭示大饥荒之恐怖的著作《墓碑》，都只能在海外出版。这种严酷的信息封锁和遗忘教育，使年轻一代中国人对毛的罪恶缺乏基本的认识，并对过去的毛时代因距离而产生“美感”。
于是，毛崇拜有死灰复燃之势：在中共建政六十年的阅兵庆典上，“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又被高高举起。在天安门广场一侧的毛主席纪念堂中的那具僵尸，俨然要激动地坐起来向天安门城楼上的胡锦涛挥手致意了。薄熙来将重庆打造成“红都”，红歌响彻全国，可见毛派在党内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毛泽东的幽灵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在北大招生网上公布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优秀学生名单上，有一名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学生，他就是被称为“最张扬的少年”的匡超。这个被媒体冠以“推荐第一人”的中学生，读书如醉如痴，为了迎接物理竞赛，二十天不洗澡，在这所南京最好的高中里，考试谁也考不过他。匡超放言说：“历史选择了我，我是来改变世界的。”那么，他改变世界的精神资源是什么呢？他的宿舍床头放着三个不同版本的《毛泽东传》（我敢肯定，其中没有张戎夫妇的这本毛泽东传），还有《资本论》。他在自己网站的醒目处改写了毛泽东的诗：“任凭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看来，这个所谓的优秀学子，并未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并未摆脱官方教育的洗脑术。
如果这就是中国未来最优秀的学子，中国的未来相当堪忧。匡超小朋友最应该读的著作，不是他床头的那三本将独裁者当作大救星的毛泽东传，而是张戎夫妇撰写的将独裁者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毛泽东传。一名充满青春激情的青少年，如果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没有起码的是非善恶的判断，没有对公义和爱的捍卫与追求，其才华越大，对社会造成的负面作用也越大。
匈牙利思想家伊万斯特·毕波在《热爱自由者十诫》中写道：“永远不要忘记人类的自由与尊严是惟一且不可分割的。”与希特勒一样，毛泽东是人类的自由与尊严的敌人。希特勒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毛泽东依然是一块游走在中国大地上并散发着熏天臭气的僵尸。从一无所有的流氓无产者到一手遮天的独裁者，毛泽东一生的轨迹还是许许多多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梦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具有异乎寻常的启蒙意义，它超越了一本历史著作和学术著作的价值，它是一本破除毛泽东魔咒的书，它是未来民主宪政的中国的一块奠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