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平:我的文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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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自嘲我走上文学之路是“误入歧途”。误者不知不觉也,歧途者路太冷僻太坎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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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夏天,著名作家陆天明到喀什采风。我时任新疆兵团农三师文联主席。我十分荣幸地给陆老师当导游。香妃墓,大巴扎,艾提尕大清真寺,转了一天,接着去麦盖提垦区和小海子垦区。我读过陆老师的作品《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阳》等,非常钦佩他的才学。在我所读过的所有写新疆兵团题材的作品中,他的作品最深刻最准确也最耐读。他是上海支边青年,曾在农七师工作十二年,熟悉新疆兵团生活。我原想这次陪同他采风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求教的机会,因为喀什垦区太偏僻落后很少有国家大师级的作家光临。结果与愿望大相径庭。陆老师只听只看只问,只是默默思考,很少谈文学创作。正好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热播他的大作《苍天在上》。从喀什市、麦盖提垦区到小海子垦区,只要我一开口介绍这位是著名作家、《苍天在上》的编剧陆天明老师,立即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目光惊喜抢上一步伸出热情的手。他十分谦和地与团领导、支边青年、老职工甚至招待所服务员握手,毫无骄矜之色。他像海绵吸水一样不知疲倦地倾听各种人的倾诉,记录一个个故事。特别是在一千多公里的三天路途中,车上除了司机就我们俩。一路上我滔滔不绝讲述亲身经历,他问什么我讲什么,毫无顾忌,漫无边际。文革、动乱、支边青年、兵团农场各色人等,讲的全是我的故事和心理感受。讲到我年轻时多么嘴馋,从上海支边青年那里第一次吃到华夫饼干牛轧糖,从北京青年那里第一次知道世上有种美味叫烤鸭;甚至讲了年轻的我如何暗恋女支边青年,结果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总是被女青年用上海话说“拐特”(甩掉)。4 R& L+ ]* P. [3 K- Z6 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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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司机听得不停地笑,而陆老师只是静听沉思,纹丝不动,偶尔一个微笑,问一两个细节。一路颠簸,毫无寂寞。在皮恰克村,我陪陆老师到几户维吾尔老乡家。我当翻译,陆老师专注地望着维吾尔老乡的表情,似乎担心他们听不懂我的维语,或者担心我的翻译不准确。结果当然是陆老师十分满意了。: X2 h$ c$ g! ~' D&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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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四天,我把陆老师送到阿克苏农一师文联。握别之后,再未见面。大约七八天后,我接到兵团文联一位领导电话,先是表扬我对陆老师的接待热情周到,接着郑重其事地问你给陆老师说了些什么?他在兵团领导出席的座谈会上“七八次提到你,说你最有可能写出深刻反映新疆兵团南疆生活的作品来”。我答一路上讲了我个人的经历,琐琐碎碎,不成文章,不能登大雅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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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电话,久久呆立。这个信息强烈震撼了我!我真的“最有可能写出深刻反映南疆生活的作品来”?我的曲折坎坷的经历真的是阿里巴巴的宝藏?为什么在一起时陆老师对我一句鼓励的话都没说?8 ~+ A7 B; `3 m0 K3 U# Z$ O$ t; G
, j9 }3 b1 N1 F6 \ 这个信息强烈激活了我久久深藏的文学灵感。我初中毕业,16岁在四十二团当农工,无书可读,无技可学,就喜欢听人讲故事。那时,“社教”运动开始,“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被调到四十二团生产科测量组当测工,跑戈壁滩。在父母亲住的干打垒房子里,翻出来一本被老鼠啃得剩下一半的解放前印的《唐诗三百首》,我如获至宝,在远离人群的帐蓬里悄悄欣赏,与测量组组长孙祜谈酒论诗。那年头,只在没有“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可能生长文学的萌芽。在拉拉玛荒漠夜空的推土机轰鸣声中,爬在余温尚存的沙丘上,听上海支边青年顾昊天讲《羊脂球》、《基督山伯爵》。“文革”结束后,我自修完成高中学业,又花三年功夫半工作半学习,取得了电大汉语言文学系毕业文凭。这期间虽然写了十多万字的散文还有小说,但自认为文学的悟性不够,功底尚浅,难成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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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陆老师相聚四天,仿佛一声“芝麻,开门”,我的经历的宝藏被打开了,我的近乎冬眠的文学灵感被激活了。那位兵团文联领导转告的陆老师的话久久萦绕心中,我终于明白该怎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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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v' f9 n- p8 m, y+ q9 n6 o 1997年我调到兵团纪委工作一年后,我主动要求调到兵团史志办。有朋友提醒我“纪委离领导近进步快,史志办离领导远太冷僻”,我说我这一辈子人生经验是:不凑热闹,善走冷门;求的就是一个“冷”字。只要工资卡上按月打钱别被遗忘就行了。司马迁不是宫刑被打入冷宫才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曹雪芹不是贫病交加才写出旷世绝唱《红楼梦》?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史志办业务单一,工作轻松,没有领导来“运动群众”。我当处长,属下只有一个年轻大学生,是个很听话的来自贫困团场的小伙子。我干了15年的宣传新闻报纸工作,都是“烈火烹油”“鲜花著锦”处在社会最热闹的旋涡里。一下子到了冷僻的被人遗忘的角落,我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不久,我的散文集《走过喀什》出版。新疆著名书法家赵彦良题写书名;新疆兵团久负盛名的文学理论家孟丁山作序,予以很高评价。接着写个人经历的纪实文学《我的连队》、《我的班长》等,相继成稿。《绿洲》杂志主编钱明辉慧眼独具,发一篇又一篇,发一稿鼓励一番:“大胆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愁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我最看重的也是我年轻时血与火的经历《我的一九六九》,没有一家刊物敢予发表。我决定出一部纪实文学《大漠足音》,把那些刊物不宜发表、不能发表的作品收进去。新疆大学出版社领导、清史专家周轩,富有经验的年轻编辑赵星华,为《大漠足音》倾注了宝贵心血,许多涉及“敏感问题”的精彩情节得以保留。+ V! Y8 }5 r: M2 a' k5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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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足音》出版后引起的各种反响出乎我的意料。著名诗人李东海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石河子大学文联刘主席说,你的书反映的兵团南疆农场基层生活最真实最生动;书中涉及的许多人纷纷来信来电话,谈感想,诉衷情,热情鼓励;《我的班长》孙祜的女儿们说,我们边读边掉泪,你对我父亲的了解超过了我们!喀什著名作家马树康,把《我的一九六九》的史料部分编入《喀什文史资料》。一位1949年参军学生、退休时任副地级的老干部电话中说,这是我看到的写喀什地区“文革”最真实最深刻的一本书。《我的一九六九》中,他在邻近木华里的一个公社当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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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到一位北京青年打来电话说,你的书写得很好很真实,尤其是对我们北京哥儿们的同情写得很感人。但是,能不能不要在北京发行。我们回北京快三十年了,对孩子们一直说我们去新疆兵团是“为国守边、没有功劳有苦劳”,你的书中提到我们“被枪杆子押送去的”“少管犯”。这确实是真实的历史,但我们对孩子们不能这么说、不想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经历的痛苦、屈辱、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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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 i' x& m6 v: j 这一切使我深受激励和鞭策。《大漠足音》只写了我的1964至1969年的经历。我接着一口气写下去,一直写到我的退休之前。这时,我又遇到两位慧眼独具的鉴宝人。兵团著名女作家王伶,主编《绿洲》杂志,刊发了我的《烤鸭梦》、《清油》等文章。杨东,中新社兵团支社社长。他在《兵团日报》当记者时去过农三师,我们认识。《图木舒克工宣队》、《我的教师生涯》、《此夜无月光》、《血色杏花》等一系列纪实文章上了《兵团新闻网》,点击率节节攀升。2009年7月之后,这些文章被许多网友转帖,有的评论使人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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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64至2008年的经历集中在《我的喀什岁月》。我从事史学工作十个春秋,明白一个简单道理:一个人的经历不论多么曲折动人,多么缠绵悱恻,如果与历史潮流社会时代没有关联,就没有传世价值。而我只不过曾经是农工、测工、统计员、司务长、教员、新闻干事、文联主席等,我的经历能反映中国老百姓的那段历史吗?能不辜负陆老师的预言“能写出最真实最深刻反映南疆农场生活的作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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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梓之时,思绪万千;掩卷闭目,掷笔长叹:由读者、由后人去评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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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为即将出版的散文集《我的喀什岁月》的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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