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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8 20: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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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反思
(来源网络？）新浪网潇湘评论 2009.11.06.
关于文革，众说纷纭。从66年5月《516通知》起到68年9月“祖国江山一片红”为止，不到两年半的时间，从文斗到武斗，全国上下造反派保皇派打做一团，最后是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厂长村长小学校长，但凡一把手几乎都被打倒。公检法、政府、党委被全面摧毁，由革委会取而代之。解放战争时，共产党用三年时间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而文革，则是共产党用两年半的时间推翻了共产党的统治。其斗争之惊心动魄，其动荡之激扬猛烈，其混乱之荒唐莫名，亲身经历者多心有余悸。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此剧烈的社会动荡岂是以一人之力说发动就能发动的？文革头两年里，全国百姓如火山爆发般的猛烈造反，必然有一个能量积累的过程。而毛泽东，也不可能莫名奇妙地发动群众打碎他自己历经千难万苦九死一生建立起来的国家。
文革的一切，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让我们从建国的时候开始看一看吧。
49年建国之初，中国参照苏联经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经过土改和合作化，城市经过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建立了起来。同时，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开始建设自己的现代工业体系。到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五年内，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项目为中心，中国建成了825个工业企业，包括化工、化肥、冶金、机械、飞机、汽车等，建立了现代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国家建设可谓形势一片大好。但就在这个时候，问题开始出现了。
1957年，基本上是造反农民出身的各级领导，和以旧社会成长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职技术人员，因为外行领导内行，发生了普遍的矛盾。当一穷二白的白纸上色彩丰富起来的时候，“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老革命们的水平普遍开始跟不上了。毛泽东开始在一些地方发现这样的矛盾的时候，鼓励大家向党提意见，搞大鸣大放，希望能够由此提高领导水平，戒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毛泽东很清楚他手下这群山大王的水平，并认为虚心接受群众意见就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足够的进步。但当几乎所有的领导都被质疑，而知识分子们普遍开始要求获得一定权力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场全体官员与全体知识分子之间的权力之争。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全面的夺权行动，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这场权力之争的结果是55万知识分子或其支持者被打成右派流放穷乡僻壤，中国知识界遭到极大摧残。接下来，平均文化水平还不到小学毕业的革命官员们带领全国人民大跃进，“跑步奔向共产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奔入了三年困难时期。
1962年，中国的经济从三年困难时期中恢复了过来。但从57年到62年这6年的大起大落，让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出现了困惑，很多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57、58年的大跃进是在老革命们的带领下以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名义进行的，结果导致了三年的极度困难，那么，是“好好的经被歪嘴和尚念歪了”还是本来就是个“烂经”？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否还要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另外，那些极其马列的、极左的，往往也就是那些搞浮夸、吹牛皮的各级领导们是否还适合当领导？农村的农业合作化是否还要继续坚持下去？这些都成了问题。同57年类似，群众对干部的意见再次多了起来。但这次和57年不同的是，有意见的不单单是知识分子，还包括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和农村基层干部。并且这时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建国初，小学毕业以上被称为知识分子。60年代，高中毕业以上被称为知识分子)，都是根正苗红、受党教育多年的、在新中国培养出来的。而此时的毛泽东，开始意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严重问题。一是毛泽东发现中国似乎还有阶级，“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这批人和人民群众怎么看都是两个不同的阶级。而且这批人显然对社会是有危害的，是应该被铲除的。二是毛泽东认为中国从苏联学来的这套体制有问题。如果你开车的时候，让它加速一成的时候它加速十成，让它减速九成的时候它速度丝毫不变，那这个车肯定是有问题的。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他鼓舞士气的指示，都是被十倍百倍地夸张执行的。他降温泼冷水的指示都没什么作用。因此他退居二线，派手下秘书们到基层调查研究，他本人也各处巡查了解情况，开始考虑如何调整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
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上制定了《前十条》，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十条》有四个主题：以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干部意图提高干部工作水平；以社会主义教育群众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信心；以阶级斗争教育干部群众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以“四清”建立民主监督机制，推动全体官员清正廉洁。其中第7条指出：“贫下中农的代表、委员会和主任，都应当由贫农、下中农选举产生。要充分发挥贫下中农组织对社、队管理委员会的协助和监督作用。贫下中农委员会可以派代表列席社、队管理委员会和监委会。社、队一切重大事情都应当同他们商量，使他们了解，不得加以封锁”。第8条指出：“农民迫切要求社、队认真地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也不难解决”，“今后，除了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定期公布各项账目之外，每年还要大清一次到两次，使“四清”成为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首先是基本核算单位的一项经常制度，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主义教育”。这里的四清，其实就是生产资料的公开管理。这个运动，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建立群众监督机制，从制度上解决干群矛盾。可以说，《前十条》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民主机制的一个重要尝试。
但社教运动开展以后几经波折。63年9月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后十条》，提出了“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次运动，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给运动设定了主题：四清和对敌斗争，把社教运动变成了整人运动。《后十条》的“对敌斗争”就是整阶级敌人，就是斗争“地富反坏”：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并且要参照1933年中央划分农村阶级的文件重划阶级成分，清查漏网的阶级敌人(那个文件是王明统治时期的极左产物，毛泽东曾意图阻止该文件的制定和实施，被二十八个半讥笑为不通马列主义，是“狭隘经验主义”。为此毛泽东特撰文《反对本本主义》，很是打了一阵笔墨官司。不过这场笔架毛泽东没打过二十八个半。那个文件也是中央苏区反五次围剿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后十条》的“四清”不再是建立公开经营管理的制度，而是集中力量整基层干部，清查经济上多拿多占的干部以及政治上和“地富反坏”有联系的干部。而且规定“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地也不宜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将血统论正式引入到了党的政策之中。此后，由机关干部和高校师生组成大批工作队下乡搞运动。其中王光美带队蹲点，在64年4月搞出了个桃园经验，这个经验就是如何用秘密调查和逼供信挖出“四不清”干部。接着刘少奇在64年9月发布“《后十条》修改草案”，在全国推广桃园经验。一时间基层干部、出身不好的人、以及平时爱说个怪话的人被整得凄惨无比，有些村社基层组织彻底瘫痪。而关于《前十条》里希望通过选举来产生的贫下中农委员会，《后十条》里的说法是“贫、下中农组织的建立，必须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随着运动的深入，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方法。关键是扎正根子。首先吸收的，应当是立场好、劳动好、热爱集体、觉悟较高、政治纯洁的贫、下中农”。完全成了由上级吸收发展的，而不是大家选举产生的。彻底没有了民主的成分。从此，社教运动被称为四清运动。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四清做法偏离了主题，多次提醒是要搞社会主义教育，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并要求中央将前后两个十条向全体人民，包括还没有开始搞运动的地区，也包括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作全文传达。但由于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反对意见不做反应，毛泽东一时间拿刘少奇没有办法。64年底，北京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各地代表云集北京。65年1月5日毛泽东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拿着《党章》和《宪法》在会议上讲话，硬压着中央纠正刘少奇的做法(就是毛指责刘邓“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的故事)。65年1月，中央发出《二十三条》，确定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不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为避免“走到斜路上去”，因此“要同群众研究出一套有效的领导干部监督制度”(第19条)。提倡四大民主，要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第20条)。要实行干部任期制(第18条)。并计划用三年时间在全国完成这个任务。
从《前十条》、两个《后十条》到《二十三条》，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可谓泾渭分明。在看到干群矛盾的时候，毛泽东希望通过教育和建立民主监督制度，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刘少奇不肯改变制度，而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多拿多占的“四不清”干部身上，要把他们挖出来，整下去。毛泽东提阶级斗争，是从整个社会的宏观的角度看问题，是为改变制度建立民主监督机制提供理论基础。刘少奇以毛泽东的名义提阶级斗争，同时局限于一个个具体的干部群众个人，把阶级斗争作为整人的依据。事实上，当时大多数共产党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都对毛泽东的论断不以为然，在很多场合表示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没有阶级的。他们更愿意相信马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的设想论断。邓小平在掌权之后，就明确地宣布中国已经不存在阶级，并且把这条写进了宪法。文革时刘少奇的罪状之中有“打着红旗反红旗”“阶级斗争熄灭论”等，实在是恰如其分。
刘少奇始终没有安排向全体人民全文传达《前十条》、两个《后十条》和《二十三条》。但是刘少奇用机关干部和高校师生组成工作队下乡搞运动。工作队成员自然知道几个文件全文，也发现了它们的明显不同。《二十三条》制止了《后十条》导致的对基层干部群众的打击，提倡民主监督，得到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拥护。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存在阶级斗争的论断，与马列设想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左。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里长期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在没有私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里，又从哪里能冒出个资产阶级呢？“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究竟是谁呢？结果在全国高校和知识分子扎堆的单位，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大争论。以成都为例，各高校参加工作组分散到农村各处的大学生，周末回校休整就成了聚在一起争论的时候。开始争论只是在相互熟悉接近的同学老师之间发生，到后来全成都各个高校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每周齐聚人民广场(现在叫天府广场)大辩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全国性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同时各地群众要打倒走资派的呼声开始出现。
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也就是说，在中国这个不存在阶级的社会里，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无产阶级的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还在继续斗争。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不存在阶级”的社会里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提供了一个可以在不否认马列设想的前提下得以自圆其说的依据。社会主义社会里，虽然资产阶级不存在了，但资本主义思想还是存在的，无产阶级仍然要和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干部，不属于资产阶级，但他们的思想却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因此人民群众同他们的斗争实质上就不仅仅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
此文一出，全国形势急转直下。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转眼间知识分子们，尤其是大学生和中学生们，基本上认同了社会主义存在阶级斗争的看法。北京市长、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主管中宣部控制舆论的小组，不是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彭真先是控制人民日报不予转载意图控制该文传播。待该文被广泛转载后，又于66年2月草拟《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该文的影响局限于纯学术范围。但在举国上下都在非常激动地争论到底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彭真的企图根本不起作用。66年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进一步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直指彭真、吴晗等人拥有资本主义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66年5月16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提纲》被废除，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进行思想文化的革命，革资产阶级思想的命。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指责北京大学校党委和北京市委走资本主义道路。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那些吃着人民的饭却拥有资本主义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打倒。接着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起来造反夺权，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
此时，毛泽东正在杭州。刘少奇在北京召集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压制学生。短短一个月里，仅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工作组就把一万多学生打成“右派”，把两千五百多教师打成“反革命”(本人试图在网上查一下当时北京高校有多少学生，可惜没找到，但找到数据说当时全国高校在校生共76万多，不知是否确切)。7月底，毛泽东经武汉回到北京，支持学生造反，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8月5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张大字报》。与此同时，各地红卫兵纷纷进京声援北京红卫兵。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毛泽东又先后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红卫兵从首都返回各地，发动工农成立群众组织，纷纷起来造反夺权。而当权派也设法组织人马压制造反派(例如湖南江西等地出现过让农民进城打造反派，一天给十块钱的事例，武汉陈再道干脆动用军队抓捕造反派)，再加上不同造反派别的相互争权，从文斗发展到武斗，整个国家都几乎陷于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从1967年初到1968年秋，各地党委政府先后被打倒，造反派夺权成功，模仿巴黎公社的体制成立革命委员会代替了原来的党委和政府。到69年，造反夺权的社会动荡才算是平静下来。
从反右、社教，到文革，一系列运动斗争，都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损害。80年邓小平执政后，认为是群众造反才引起了社会动乱，否定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再抓阶级斗争，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造反派也都判了罪，关进了监狱里，造反当然也是被禁止了。被打倒的走资派们平反昭雪官复原职，而当初敢向党提意见的右派们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彻底平反。文革结束30多年来，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是官员的腐化堕落也在这30年里发展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其中原因，最根本的就是取消了群众造反夺权的权力。造反夺权给社会造成破坏，就应该设法规范其行为，但不能剥夺群众造反夺权的权力。就好比说出现了商业欺诈时，不应该取消商业，而应该针对发生的欺诈行为完善相应法律规章制度。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历次运动，很容易发现给社会造成损害的真正原因其实不是群众夺权。反右带来了浮夸风和其后的困难年，原因不是知识分子要求掌权，而是因为官僚阶级压制知识分子要权的要求。知识分子发现领导水平低、瞎指挥，欲制止，欲参与决策，但没成功。结果领导们益发肆无忌惮地瞎指挥，结果就很严重。灾难的出现，不是因为知识分子争权，知识分子争权恰恰是避免灾难的机会。如果知识分子在权争中胜出，那么后面的亩产万斤大炼钢铁之类的荒唐事和三年困难是有可能避免的。同样，社教运动最后发展成文革的全面造反夺权全面内战，当权者对群众要求的压制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刘少奇四清时不是搞整人运动，而是按毛泽东的设想建立起民主监督制度，在文革开始后也不是迫不及待地镇压写大字报的学生们，而是调整体制以顺应民意，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后来群众爆发式的造反，是前面各种因素积累的结果。全国的群众都欲夺权，全国的官员都欲保权。每个单位夺权的群众还可能不止一派，在全无约束的情况下相互争执最后大打出手。如果国家的体制能够有民主监督制衡官员的“变修”，能及时淘汰不合格官员，就不会有文革。同时，国家体制里应该有合理的权争的方式和程序，以避免出现混乱和破坏。比如官员任期制，到期重选。又比如官员弹劾制度，一定数量的群众联名就可以弹劾官员，然后由全体公民裁决是否罢免被弹劾官员。而裁决方式，投票显然优于打架。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必要的，在投票前应该先搞鸣放辩论，讲事实，摆道理，最后投票表决。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群众不要权，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怎么能怪领导呢？这种说法，其实隐含着一个意思。那就是群众没有资格要权。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强调三纲五常，中庸之道。人人安分守己，谨遵尊卑之份。在儒家思想里，官位不是争来的，而是上面的恩赐。这实质上就是一种以道德的力量来压制权力之争的手段，特别是压制下位者对上位者权威的挑战。这使得中国的民众安分守己，不习惯为自身利益而抗争。中国的平民百姓几乎就没有权力之争的想法，即不竞争官位，也不主动支持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官员，甚至认为竞争官位是不应该的事，是不守本份的事。想竞争官位的人就是“野心家”。这当然有利于官员们稳坐官位，也似乎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于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极力推崇儒家思想。但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来讲，这却是致命的。儒家思想让下位者顺，上位者仁。在出现矛盾时，往往只能是在表面上解决矛盾，只能是使矛盾暂时不发作，却并没有真正触动产生矛盾的根源。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不能够从解决矛盾中完善自身。这些暂时没有发作的矛盾不断积累，到最终爆发时，社会结构无法承受，导致全面崩溃。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朝代轮回，儒家思想可以说是罪魁祸首。
孔孟之道的影响，使民众往往不知道要为自己的权益作斗争，不想当官，也不寻求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更不会去弹劾罢免危害自身利益的官员。也就是说民众在权力之争中有主动放弃的倾向。而官员却往往比民众更明白权争的利害，乐于看见民众安分守己。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通篇都是孔孟语录。表面上这是一篇马列主义的文章，估计刘少奇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实质上，孔孟之道渗透了里面的每一个文字。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倡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批判孔孟之道，就是希望人民能从儒家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能够为自身的利益去抗争。但文革以后，精英们又开始提倡复兴儒学，试图让儒学再次成为全民族的道德标准。难道只有孔孟之道才是社会道德吗？不过现在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是孔孟之道能够糊弄得了的了。
不过，只靠民众的抗争意识是不够的。社会主义还需要在制度上能够保证人民可以公平地参与到权力之争中。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出了伟大的创举。他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作为群众表达自身意见的方式。他发明了群众造反夺权的方式，让群众有了打倒“走资派”的办法。但当时干群矛盾正是严重之时，而这套办法又是第一次使用，全无经验，更没有配套的规章规则。结果就是天下大乱，全面内战，全国上下造反派保皇派打作一团。其实文革初期的造反夺权之所以猛烈异常，不仅仅是因为造反派的不顾社会次序，当权派同样也没有客气，而且还因为49-66年18年来都几乎没有官员的新陈代谢。那时的官员是只上不下的，终身制的。想想看，全体官员平均文化不到小学，在官位上连干18年不下台，会是什么情况？而如果这些官员一下子全都下台了,又会是什么情况？当时万里是铁道部部长，有一个民谣是“万里不倒，火车不跑；万里一倒，火车乱跑”，十分贴切 --- 当然，这里不是说万里没水平，只是他很不幸地在这个民谣里成了全体官僚的代表。如果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初就制定一个规范的人民监督造反制度，那么不合格官员就不会积累起来达到几乎所有官员都得换掉的地步。
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实际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已经在网络上复活。中国官僚阶级虽然控制着电视广播报刊书籍等主流媒体，并对互联网采取了各种监控手段，仍然不能阻止人民群众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意愿。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国的群众阶级实际上已经开始能够与官员阶级在舆论上对抗。但中国的群众阶级还没有得到平等地参加权力之争的权力。中国官员的选拔、任命、升迁等制度，实际上都是为官员服务的。除了每届人大选举时群众可以投票选举基层人大代表(也就是区、县级人大代表)外，群众是没有资格对官员任用发表意见的。面对全社会的公务员招收考试，招收的只是公务员而不是有权的官员。平时的干部“提拔”，其决定权是在现任官员手里。
人民群众不仅仅是没有平等地参加权力之争的资格，连监督官员的权力都是非常微小的。谈到监督，人们现在实际上都意识到中国的制度里缺少对官员的监督。加强民主监督喊了很多年，可是效果甚微。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没有打倒官员的权力，或者说没有弹劾官员的权力。各种事实表明，文革时提倡的民众可以打倒官僚的造反运动更有利于对官员的监督。什么是监督？监督就是不允许其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受到惩罚。如果惩罚无关痛痒，那么监督肯定就不会有什么效果。对官员来说，什么样的惩罚是有效的呢？罢官就是最有效的。因此，要想让群众的监督有效，就必须让群众拥有罢免官员的权力。
现在人们习惯称66-76年为十年动乱。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发生动乱的时期有两个。第一个时期是从63年9月发布《后十条》开始，到65年1月发布《二十三条》止。期间工作队下乡整治群众和基层干部，捆人、打人，搞逼、供、信，导致很多村社基层组织瘫痪。第二个时期是从66年5月发布《516通知》开始，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全国范围造反夺权，全国各地党委、政府、公检法全面瘫痪，国家一片混乱。夺权成功成立革委会后逐渐恢复次序。各地革委会成立时间各不相同，早的在67年1月，晚的在68年9月。两个发生动乱的时期加在一起，不到三年时间。从62年群众向体制和官僚表达不满意见开始，经过63年社教运动，到68年造反派夺取全国权力，实际上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完整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群众阶级与官僚阶级从意见不合、开始斗争到彻底夺权的过程。以66年为起点，把66-76年称为十年动乱，而不提66年前的情况，似乎66年前的中国一片歌舞升平风平浪静，实际上就是在隐瞒文革的起因，就是在防止人们正确地了解这个完整的过程，防止人们正确的理解这个过程背后所隐含的规律。
这个过程也不是毛泽东发动的，而是人民在经受了三年困难时期以后的反思造成的，是群众阶级与官僚阶级的矛盾造成的，是社会发展与体制僵化停滞的矛盾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学习苏联老大哥，把苏联的斯大林体制几乎全样造搬了过来。这套体制，从经济上说，是计划经济，从政治上说，是官僚专治加密探统治，从意识形态上说，是言论垄断和思想垄断。57年，这套体制的弊病导致知识分子和部分工人不满，最后发展成反右运动。62、63年，在经过三年困难年后，广大农民群众成为不满体制的主力军，开始与官僚阶级对立，最终发展成了全面夺权。在这两个过程中，毛泽东开始都是站在群众一边的。57年毛泽东最初站在知识分子一边。但当官员和知识分子双方成为争权对立面的时候，一边是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手下，一边是以旧社会富贵人家子弟为主的读书人，再加上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选择了打击知识分子(窃以为这是老人家的最大失误。老人家在谈到自己的时候，也表示过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建国和文革。却没有把反右和大跃进相提并论。相信他自己也是知道反右搞错了)。而在62到68年，毛泽东则是一直站在群众一边，而且是从行动到理论上都是站在群众一边。
毛泽东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长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就是要为群众夺权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就是要为打破斯大林体制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就是要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建立民主机制提供一个理论依据。67、68年造反派夺权成功，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支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毛泽东支持的是官僚阶级，或者毛泽东中立，群众当时就不可能成功。只不过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社会主义估计也早就象苏联一样垮台了。而造反派夺权过程中的动乱和武斗，责任也不能由毛泽东来承担。毛泽东支持群众夺权，刘少奇要打击右派和反革命。毛泽东提倡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全都是文斗方式。在出现武斗时，毛泽东马上就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刘少奇从四清开始，就大搞逼供信，使用野蛮暴力的手段。从62年群众对官僚表现出不满发展到66-68年造反派夺权时的狂暴行为，可以说是一个官逼民反的过程。要说那三年动乱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刘少奇为代表的以社会主义体制捍卫者自居的官僚阶级。而毛泽东的作为，实质上还起到了引导群众防止国家崩溃的作用。比如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如果那1100万进京红卫兵不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回到家乡去发动工农促进文化大革命，而是选择在北京革命到底，其后果实在是无法预料的。89年64，在各地学生开始向北京进发时，中共采取措施尽量把学生拦住，就是吸取了文革的经验。否则，如果在天安门广场聚集了百万甚至千万大学生，那么赵紫阳那一句情深意切的“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就足以让中国改变颜色。
文革的动乱和武斗，具体地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针对“地富反坏右”的迫害。第二类是群众与官僚间的夺权反夺权，包括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斗争。第三类是造反派在打倒走资派后相互之间的争权。在文革刚开始，刘少奇当家，第一类迫害成了运动的主旋律。很多在第一时间响应《516通知》起来搞大鸣大放贴大字报的高校学生教师被当作“反坏右”而受到打击迫害。在各地学生开始进京声援北京学生，而毛泽东又写了《炮打司令部》以后，刘少奇很快被称为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中国头号走资派”。这时第二类群众与官僚间的夺权反夺权斗争，也就是造反夺权，成了运动的主旋律。待到各地走资派逐渐被打倒以后，第三类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开始成为运动的主要形式。这类斗争几乎让文革收不了场。最后是搞“大联合”“三结合”，各个派别基本上整合在了一起，文革的动乱和武斗才平息下来。
在造反夺权结束以后，从68年秋到76年期间，政治斗争一直存在，但社会次序一直是稳定的，社会生产一直也是稳定的，按那时的说法，就是“抓革命促生产”。那个时期，当官的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唯恐一不小心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出生不好的人也整日惶惶随时担心会被什么人为了显示其革命精神而揪出来批斗。但对一般老百姓而言，那个时期不能称为动乱。那时的社会实际是相当安定的。就算没达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程度，至少小学生自己上学不用担心有人贩子，至少没有黄赌毒黑。但毛泽东一直坚持说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之中，就是不说文革结束，就是要把文革继续下去，一直拖到他去世。很多人都不明白，毛泽东这么拖着到底要干什么。但是只要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这里有几个因素。
首先，毛泽东意识到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有严重缺陷。虽然在《前十条》和《二十三条》里有了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雏形，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国家制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却并没有结论。因此他寄希望于人民群众，寄希望于文革式的造反夺权运动所带来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过程，希望能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泽东相信，人民群众一定会最终建立真正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九大时，林彪陈伯达挑头，包括造反派在内的整个领导阶层几乎一致要求恢复被文革打碎的制度，这令毛泽东大为恼火。林彪在毛泽东的怒火前失去方寸，可叹一代军神，机毁人亡，葬身异乡。
二是造反派夺权后，毛泽东发现一个统治阶级又出现了，所以他心里有一个再次发动群众造反夺权的企图。毛泽东表示过文革要每七、八年又来一次。这个每七、八年又来一次的文革，显然不是指69年以后的文革，而是66-68年群众造反夺权的文革。“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毛泽东虽然没有确认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官员和群众两大阶级，但显然认定当权的官员中一定会出现“走资派”。每过一段时间，这些“牛鬼蛇神”就会“跳出来”，欺压群众，因此人民群众就要起来造反，“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毛泽东坚持文革没有结束，就是在时刻准备着“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然后予以痛击。邓小平当政后，部分实现了毛泽东的想法，那就是领导干部退休离休制和任期制。就算出了“牛鬼蛇神”，最多干到退休。但邓小平禁止群众造反夺权。在邓小平的规则里，群众是没有发言权的。如今的中国，群众只剩下了一个徒有虚表险阻重重的上访的权力。而且，任期制的推行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到现在也还没有彻底实行。
三是毛泽东发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种群众随时可以揪出走资派的情况，非常有利于国家的高积累，有利于国家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国防建设。一方面是全体干部群众都艰苦朴素，不追求物质生活。另一方面是官员的政绩只能以阶级斗争为主题，不敢有亩产万斤、大炼钢铁、世界一流大学之类的豪言壮语。政治极左让政治人物倒霉，经济极左却会让整个国家倒霉。国家的高积累和没有浮夸踏踏实实地经济工作在当时是国家发展所必须的，也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保证国家安全所必须的。“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那时中国的决心和底气，也是那时中国面对美苏两大集团的制裁封锁和威胁的无奈。整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包括群众造反夺权的混乱时期，中国在国防工业发面始终没有停过。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66年10月第一颗地地核导弹，67年6月第一颗氢弹，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些都是在那个时期成功的。当然，为这些成果，人民是付出了代价的。高积累，低收入，国富民穷。等到毛泽东去世以后，这种“阶级斗争为纲”的状态就无法维持下去了。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再维持下去，因为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工业基础。
第四，说到文革摧残教育摧残文化，感觉这是毛泽东有意而为的，而且是毛泽东有意要把这种摧残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好。明批封资修，暗抑马列斯。说前17年的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就是在指鹿为马。那17年教育出来的人，相当一部分认认真真地啃过马列专著。他们面对中国现实，都有种高高在上的劲。面对马列主义，都有股子狂热疯狂的劲。在造反夺权结束后，毛泽东就把这些人都动员到农村去了。一方面为了预防战争爆发青年知识分子集中在大都市而被一网打尽，一方面为了提高农村文化科技水平，但同时也是想让他们能真正地了解中国社会，走出马列书本的框框。文革后7年的教育是全面放羊。文革里的教材似乎非常马列，但毛泽东却提倡考试可以抄，最好考零蛋，还批判师道尊严，种种手段使学校根本不可能强制学生学习不感兴趣的东西。于是文革时期的貌似非常马列的教材其实基本没起作用。这里说文革时期的教材是貌似马列的，是因为毛泽东用一本由只言片语组成的语录代替了系统的理论。就算有人认真学，也学不到系统的马列理论。文革时大学教育只有理工科能招收工农兵学员，学习内容为“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而文科干脆不能招生(窃以为其它文科都是陪绑，老人家的本意就是不让人学马列理论。如果毛泽东单单只是不让马列理论招生，估计文革被打倒的就是老人家自己了。77年恢复高考时，各个高校基本都只有个“马列教研室”，政治师资青黄不接严重不足，各师范院校政治教育系都赶紧大批招生。待到改革深化以后，政教系又成了师范院校的鸡肋。) 于是到毛泽东去世时，留下了整整一代对马列学说只知大概，不受马列教条束缚的人。否则，如果全国青年都是能把马列著作倒背如流的优秀青年，个个如二十八个半一般执着狂热，处处死搬硬套马列主义，中华危矣。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所谓也。
现在看来，毛泽东只差一步就可以跳出马列设想的“社会主义是无阶级社会”的框框。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有阶级的，就是群众阶级和官僚阶级。两个阶级之间，并不是一直在斗争。就如同资本主义社会里劳资双方并不是一直在斗争一样。出现斗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全体群众和全体官僚的斗争。如果是全体群众和全体官僚开始斗争，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快要崩溃了。多数情况是，部分官员和部分群众发生矛盾。官员中有人腐化堕落、欺压群众、或瞎指挥而导致受害的群众起来抗争。毛泽东所说的走资派，就是那些腐化堕落欺压群众瞎指挥的官僚。这些官僚的所作所为，不是因为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是其阶级地位和个人的私心决定的。他们和群众的斗争，就是官僚阶级和群众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却是以全体群众加上那些“好的”干部作为无产阶级，以走资派作为资产阶级，这样一种两个阶级的斗争。这里面有两个误区。一是把那些“好干部”和群众当成了一个阶级。其实群众和官员就是两个阶级，不论他们是否处于对立状态。这一误区导致文革时人们经常搞不清谁是资产阶级，增加了文革的混乱，也增加了心术不正之人浑水摸鱼的机会。二是那时的人们都认为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其实阶级之间的关系多数情况不是“你死我活”地斗争的。无论是奴隶主和奴隶、领主和农奴、地主和农民、还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们并不是一直都在斗争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团结互助的。出现斗争的时候，多数也不是你死我活的，而是互相争取一个利益平衡点。只有在出现极大社会危机的时期，阶级之间的利益已经无法平衡，才会是不死不休的斗争状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者，他们是从苦难深重的旧中国挣扎奋斗出来的，他们的经历使他们认定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而且在当时的中国,全体人民在这一点上都和老革命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也是文革的夺权斗争发展到动枪动炮性命相搏的一个重要原因。
“走资派”这个名字非常贴切。如果他们得势，他们最终会瓜分公有生产资料，把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他们腐化堕落欺压群众，其原因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他们的私心。他们的阶级地位，使他们有了腐化堕落欺压群众的条件。只要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要有官僚阶级存在，就一定会产生走资派。这是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的规律决定的。“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这样的官僚，为了一己之私，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同时也是在损害整个社会主义的利益 --- 俗称挖墙角是也。走资派的行为破坏了官员阶级和群众阶级之间的平衡。当他们对社会的损害达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社会动荡的时候，那么就不单单是群众，其他官员也会受到损害。可以说，他们实际上也损害了全体官僚阶级的利益。
毛泽东提倡的大民主和群众造反，确实是制衡官员权力、防止官员腐化堕落、铲除贪官污吏的有力措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群众就应该有造反的权力。对于群众造反，应该做的是制定规章将其制度化并防止过激引发破坏，而不是禁止。邓小平禁止造反以后，那些走资派，现在已经在全体官僚中积累到了四处泛滥的程度。贪官和群众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如果哪一天，全体群众和全体官僚开始斗争，那么中国就会发生一场革命。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真正的革命，整个官僚阶级都将被打倒，但整个社会也必然将受到严重破坏。要维护社会主义社会健康稳定地发展，就应该在这些贪官出现的时候就把他们拉下来，出来一个拉下来一个，不能让他们积累起来。
造反有理!! 革命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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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署街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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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登录: 2009-08-30 1 发表于: 2009-08-30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愚蠢!
写这文章的人,应该是文革造反派余孽吧.实在无聊的很,现在在史区最烦见到此类文章,好像中国上下五千年,只有文革才是最值得纪念一样.依我看,文革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没什么两样.
一个国家应该提倡的是法治,用极端的手段破坏法治轶序,破坏教育体制,我不知这样的时代有什么值得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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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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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长文仍然跳不出文革余孽长期以来思维定势---事先假设某人是神，凡是出错都是没按某的思想执行，不好的事都推给别人，打着反思文革旗号，行为文革招魂叫冤之实。
长江东去，中国毕竟逐步向文明时代前进，不明真相群众大多看清文革嘴脸，历史不会简单倒退。
天津卫讲述老天津的故事：精雕细琢天津卫 天津卫网官方博客：http://blog.sina.com.cn/old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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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管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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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8 01: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