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云、李丹慧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导言

tuffy05

《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导言

　　文化大革命，当时又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按其10年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66年至1971年的5年，是“继续革命”发动、扩大和矛盾激化的时期。第二个阶段，从1972年至1976年的5年，是继续、限制和勉强撑持“继续革命”的时期，即本卷书名所述《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
　　文革发动30周年和结束20周年的1996年前后，境内境外出现了两种有价值的观点。
　　首先是境外学者提出的“两个文革”说，即认为一个文革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权力斗争，另一个文革是民众反抗上层暴政的斗争。笔者不同意这种定义的叙述，因为其机械地将文革划分为上下两层，并且主观地制造了一个下层自觉反抗上层的性质。而文革不同于中外以往任何时期政治运动的特点，恰恰在于其是上下结合的、不可分割的：最高领导者代表党号召下层民众起来反对整体意义上的执政党成员和组织，使“反党”有了合法性，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而下层民众在被动的参与中逐渐地体现了主动的异化意识——失控的“全面内战”和“四五”运动。最高领导者代表党号召与下层主动异化意识，这两个条件缺一则将成为传统的权力斗争和“阶级斗争”模式，都不是文革。
　　虽然文革最后的结局，是一个回复体制的轮回，但其过程是动态的而非简单的静态，各个时期有不同的重点。正如一副有趣的对联所说：“当权派，派当权，当权派当权；群众斗，斗群众，群众斗群众”[1]。 在这一点上，“两个文革”说恰恰是用僵化的“阶级斗争”思维来解释了。
　　但是，“两个文革”说也有其价值，在于强调了上下两层对文革的不同诉求，主要是民众的动能。这是过去将文革灾难简单地归咎于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或毛泽东的错误，而视民众同玩物的观点所不能包括的。其误区在于走向极端，把上下两层简单地对立起来了。笔者以为，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对立，不同时期不同层面，联系与对立的侧重不同。从这个角度反思文革，显然要困难得多，但舍此无法理解这场政治运动为什么确实是“史无前例”而有那么多民众大规模参与，为什么导致政局的长期动荡不休而欲罢不能。
　　其次，是境内主流学者胡绳提出的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别开来的观点。前者作为政治运动，应当彻底否定；后者作为一个时间与空间的历史平台，包含着错误、正确及两者的混合物。这本来就是一个常识性的基本概念，无庸再强调。难道我们在评价秦始皇时，否定他的焚书坑儒暴行，也要因此否定这一时期统一文字、郡县制、度量衡的行为？但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1980年代，人们在“彻底否定”的思维定势下，确实是分不太清楚。比如，被联合国作为人类征服大自然和宇宙空间的三大标志之一的成昆铁路，在1984年申报中国首次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时，就因为其建成于文革时期而两次被取消参选资格；再如，受到广大农民欢迎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在1980年代也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而废止。就连胡绳自己，也说不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主张将1977、1978年也划入文化大革命时期，理由是华国锋还在继续文革路线。
　　其实，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不仅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样一个常识性概念是必须澄清的，就连文化大革命本身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
　　由此，笔者将本卷定名为为《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就是要动态地考察，这一时期与前一时期相比出现的带有本质性区别的不同特点，同时保留着的大量前一时期若干性质和形式的特点：
　　一、这一时期文革的主要活动和斗争，集中在高层。与前一时期抵制文革活动总体上是潜在地、被动地相比，抵制、纠正文革路线和坚持、维护文革路线的斗争形成了两军对垒。以周恩来、邓小平的调整和整顿为代表的这种纠偏活动虽然被两次中断，但趋势是进攻和扩展的。广大民众已经厌恶、憎恨无休止的无政府主义造反浪潮和上层政治斗争，而部分民众的参政热情，也由奉命地、盲目地参加文革转为逐渐自发地、有意识地投身于对抗文革，可以称之为真正的群众造反。
　　二、毛泽东由于文革实践的失败和自身精力的衰减，不得不逐渐采取维护文革路线的守势。他纠正了文革前期的一些最带有文革本质性的错误——如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造反派掌权、倡导“天下大乱”等，而着力于在意识形态上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恢复“安定团结”的旧秩序。这种恢复由于毛泽东挥洒的个人性格甚至导致外交、经济方面出现了一些带有改革性质的试验，如中美关系缓和带来“联美反苏”外交战略及对西方的大规模技术设备引进的单边开放，如社队企业的兴起为日后乡镇企业发展准备条件等。
　　三、毛泽东晚年不得不采取的意识形态上肯定文革而经济、外交上放弃文革的做法，在他能够有效控制政权和社会时，还可以勉强地取得平衡。但当他年老力衰越来越步不出户，仅靠身边秘书和翻译来得到信息反馈时，必然导致矛盾叠出而无法维持。在邓小平和江青之间，毛泽东最后选择了华国锋，实际上也是一个没有选择余地的选择。正像毛自己在临终嘱咐中说“这件事没有完”，文革最后也是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
　　本卷的撰写，采用了《剑桥中国史》的专题与通史相结合的方式。文革结束30年以来，国内出版的文革通史，已经有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席宣和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等等，再写一部纯粹按照历史脉络平铺直叙介绍史实的文革通史，不能说没有必要（还有些史实需要介绍），但也不能说很有必要。读者对于基本史实“是什么”，已经并不陌生，但对“为什么”的问题，则仍然迷惑。因此，本卷在叙述基本史实的过程中，一方面注意填补新档案史料，介绍过去不被人们所详知真相或忽略了的史实，另一方面更重视对重大史实的考证和辨析，尤其是那些已经成为习惯定论而本非如此的。
　　所以，你可以在本卷中看到若干带有专题性的考证，单独提出就是一篇新观点或者新史料的论文，比如：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曾经考虑过哪些人当接班人？
　　周恩来为什么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做痛苦的历史反省？
　　江青、张春桥历史上真的是叛徒吗？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越南先后翻脸的原因是什么？
　　谭甫仁中将被刺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少将为什么被逼死？
　　公安部长李震少将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毛泽东有没有因“红都女皇”事件而要把江青撵出政治局？
　　周恩来对美国人到底说了些什么而被毛泽东下令批判？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是要防备谁？
　　批林批孔是毛泽东还是“四人帮”发动的？
　　邓小平的1975年整顿流产是不摸脉还是不想摸脉？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的决策还是“四人帮”的挑拨？
“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吗？
　　谁是粉碎“四人帮”斗争的首倡者？
“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的阴谋伪造吗？
“四人帮”有没有一个政变计划？
　　中央政治局里有多少委员参与和预知了抓“四人帮”的行动？
　　从文革结束30周年后的研究状况看，提出这些考证和辨析，是很有必要的。很多仍旧是当前争论不休的谜。当然，很多地方由于史料的匮乏，只是提出了自己的个人见解，并没有真正完全地解开这些谜。然而，困难又不仅在这里。
　　历史学家常常谴责“为尊者讳”的做法，而很多人又在感情上自觉和不自觉地陷入了另一个“为污者讳”的怪圈——不愿意去洗刷那些事实上并不属于污者的污垢。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对人类道德伦理的挑战，因此发动者至今仍然不被人们所理解，尤其是缺少基本修养的江青等更为全世界憎恶。所以，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妖魔化”文化大革命的共识——凡是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都是毛泽东和“四人帮”造成的；凡是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无论说到什么程度都是合理的。以至于本卷中一些恢复历史本原的考证和辨析文字，反而有了为文化大革命“喊冤叫屈”的嫌疑——比如：张春桥历史上并不是叛徒，林彪和周恩来以此发难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文革中恶果最严重的民族事件“沙甸”事件并不是“四人帮”造成的，反而是当时主持整顿工作的中央军委负责人的决策；“按既定方针办”不是“四人帮”的阴谋伪造，而是出于一个记录错误；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没有一个政变计划……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对文革的认识，曾经经历了三个转折。华国锋把“四人帮”说成是资产阶级，与他们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邓小平掌权后，进行了对林彪、江青集团的法律审判，“四人帮”被说成是一伙野心家和刑事犯罪集团；惟有陈云，独特地提出了文化大革命在本质上仍然是党内政治斗争的意见。
　　本卷基本同意陈云的意见。更重要的是，本卷的任务，不是一个政治决议，而是一本历史著作。因此，唯一的标准就是按照历史的本原，来向读者介绍。至于那些事实背后的真正含义，则相信读者自己会得出结论，又何必由作者来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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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子谦：《集体健忘》；《人民日报》，1989年3月6日。

——《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第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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