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文革小报”的衰落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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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小报”的衰落和消亡

王锐

1、1968年，小报渐成明日黄花

如果说，1967年是“文革小报”发展兴盛的“黄金时期”的话，到了1968年，则是其高潮已退并且逐渐走向衰落的一年。从北京、上海以及其他省市的情况来看，各种小报仍然在编辑出刊，甚至也还有新的小报，在创刊问世，但就其总体趋势来讲，小报发展的高峰期已过。而且，就其出刊品种、数量、出刊内容、出刊周期，以及受社会的重视欢迎程度，对局势的影响力等几个指标来衡量，“文革小报”已明显显出将逐渐成为“明日黄花”的迹象。更重要的是，这种趋向已成大势，并无可逆转。
由此，经历了1967年的极度兴盛繁荣过后，1968年将注定成为“文革小报”走向衰落的转折年头。
早在前些年，笔者在为自己的“文革小报”藏品制作分类卡片时，就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笔者收藏的数千份小报，其中1967年出刊者，占绝大多数，1966年出刊者极少（其时，多数小报尚未创刊），1968年及以后出刊者也不多，说明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就已陆续有一些小报因各种原因停刊终刊。1968年停刊的则更多。为此，笔者还特意将除1967年出刊之外的小报，分为“1966年刊”、“1968年刊”、“1969年刊”及“1970年代刊”几个时段。将这所有时段的小报全部加起来，其总数也仅仅相当于1967年出刊小报的几分之一。这种数据对比，也有力地佐证了自1968年开始，“文革小报”走下坡路的事实。
其实，红卫兵、造反派小报的衰落迹象，早在1967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有所显露了。那时，已经有部分小报，因各种原因停刊（实际是终刊）。在本书《停刊号、终刊号和改刊号》一章中所提及的“停刊”、“终刊”的小报，以及笔者所收藏的其他“终刊号”、“停刊号”，好些就是在1967年下半年停刊终刊的。
进入1968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从初始发动并渐成风暴的1966年，再经历大夺权及全面武斗为主要特征达到高潮期的1967年，转入了潮头渐落的休整期。尽管从10年文革、10年动乱这个总的历史阶段和大格局来衡量，1968年远没到文革的结束阶段（或者称为文革后期），但无论是从中央高层以及毛泽东本人的设想意图（当时叫“战略部署”），还是从各省、市、自治区文革局势的走向来看，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1968年已经明显失去了推动其向前发展深入的动力。
其实，按毛泽东最早的构想，文革运动应当在1966年末或1967年初结束，最起码该进入收尾阶段。早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就对“文革”运动时间作了预期，他说：“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 而此前10来天，叶剑英在小组发言时也传递过毛泽东类似的意思：主席说（指毛泽东），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1月，还有4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 也就是说，按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文革运动搞到1967年初，就大致见分晓，该收尾结束了。但到了1967年初，因“一月风暴”引发的大夺权，全国局势大乱，其混乱程度及局面的失控，均大大超出了毛泽东自己的预料和估计。不得已，毛泽东一改当初不准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下令军队正式介入地方文革，控制或接管局势（有些省、区，干脆直接军管）。同时，毛泽东也自动调整了对文革进程的估计和预期。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和巴卢库等人，谈及当前文革局势时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完成，大概二、三、四这3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更长。 再以后，毛泽东干脆将整个文革进程归纳为“一年发动，二年看眉目，三年收尾”。
也就是说，不管按哪一种说法，1968年都将呈现出努力将文革运动“收尾”的一种趋势。也正由此，1968年1月1日，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才代表中央发出这样的号召和指示：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
社论还由此提出了1968年的几大任务：第一，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第二，深入大批判、促进大联合和三结合，开展斗批改；第三，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第四，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第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备战。
从这些任务看，1968年欲将文革运动努力收尾，是中央高层及毛泽东很明确的目标和意图。这也由此决定了1968年整个局势的走向。在这种大背景下，前些年纵横天下，不可一世的红卫兵、造反派，不管情愿不情愿，将从整体上开始走下坡路已成定局。
红卫兵、造反派自身处境如此，代表其立场，充当主要喉舌的小报，也自然处境不妙。衰落迹象从1967年下半年就开始了，许多小报因各种原因停刊终刊，能继续坚持出报者，多是有某些背景，被地方当权人物认可或暗中支持的。但从整个局面看，小报出刊周期和数量都大不如前，特别是内容方面，少了那些可以引起轰动效应甚至左右舆论的文章及报道。给人的感觉，一年半载前轰轰烈烈繁花似锦的红卫兵、造反派小报，逐渐成了明日黄花，过去那些辉煌的日子已经远去，而且肯定不会再来。
当然，也还有在1968年陆续创刊的小报。不过，若对其作一番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新创刊小报，一是数量很少，比之1966年尤其是1967年的创刊量，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二是这些新创刊者，其中大部分是在原小报基础上的变异或是因派性斗争导致内部分裂而另拉队伍，另树山头办起来的；三是其寿命普遍很短，大多数仅仅出了三几期便停刊。

2、中央从经费着手对小报进行限制

1967年年中，“文革小报”达到了自己的全盛期，但也是从1967年年中开始，中央在对红卫兵运动实施策略性控制和引导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对似乎已泛滥成灾的小报，采取种种措施予以限制和规范。
中央最早对小报采取的行动，就是1967年5月14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的报刊宣传的意见》。这个《意见》的主旨，是试图对小报提出一定的“改进意见”，让其执行，使之纳入统一的比较规范的报刊宣传工作管理范围。但是，正如前文已述，由于当时局势的混乱，这份文件下发后的效果并不理想。红卫兵、造反派们，仍是自行其是，小报泛滥的状况并未遏止。
有鉴于此，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高层决定从经费方面着手，从资金来源上对小报的出刊发行予以限制。在中央授意下，最先对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活动经费（包括小报出刊经费）采取实质性限制措施的，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1967年6月3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各革命群众组织经费开支的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公告有10条内容。其中最重要和与小报有关的是这样几条：

一、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要实行严格的财务预算制度，按月编制预算和决算。每月的财务预算，要首先经过本单位核心小组认真讨论，然后报经市革命委员会主管部门批准。
二、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财务开支，只限于在本单位财务制度许可的范围内，不准另增加预算，要严格防止挥霍浪费。
……
八、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出版的报纸一律实行自费，亏损不补。

可以看出，这个《暂行规定》对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的限制和打压，是实质性的，它是从经费这个重要源头上，对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种种活动和行为（包括编印出刊小报），实施根本性的控制和限制。既要有预算和决算，又要层层审批，而且仅限于本单位范围之内。对小报，更是致命性的打击，要求其“一律实行自费，亏损不补”。报刊要求自收自支，这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根本是无法做到的。这就等于变相宣布各种小报的死刑。
大概是为了强调北京市革委会做出的这个规定，实际上是中央的意思，或者说，也是为了将北京市这些限制措施，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推广，中央于1967年8月14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最高形式，正式转发了北京市革委会这个《暂行规定》。
中央在转发通知中明确指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结合该市的具体情况，作了“关于各革命群众组织经费开支的暂行规定”。现将这个暂行规定随文附发给你们，希即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关于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增加收入，节约支出的通知”的精神，结合你们的具体情况，采取有效的节约经费开支的措施。

为了表明中央对这些限制性规定执行的决心和强调，几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8月20日联合发出“中发（67）26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其中，第11条又再次谈及小报等问题：

十一，各单位必须尽量节约文化大革命经费的开支。各种宣传品的印刷应当讲求实效，避免浪费。革命群众组织编印的“小报”应当以收抵支。写大字报、大标语应当注意节约，并尽量利用废纸和其他代用品。

3、地方当局对小报的限制措施和打压

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包括在红卫兵、造反派中享有绝对权威的中央文革小组，连续下发相关文件，已经明确表明了对小报严厉的限制态度。虽说没有立即对其全面取缔，但采取的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从源头上断其办报经费，让其难以生存。中央既已明确表态，各地方当局自然紧跟，纷纷出台相应措施，对小报予以限制和打压。
仅以全国小报最多的省市，四川省和北京市和为例。
早在“一月风暴”后不久的1967年2月中旬，四川就曾以省财政厅的名义，下发了《关于革命造反组织经费开支的规定》，对包括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及其他事业单位，城市街道、农村等各类造反组织所需的“公杂费”、“宣传费”开支，分别做出明确规定，实质是将各个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各种开支合法化。其中的“宣传费”，就包括编印出刊小报的经费开支，让其有比较稳定而充足的来源。
中央的规定出台后，四川省立即以“四川省革筹小组生产指挥部”的名义（其时，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尚未成立，全省最高权力机构即为这个省革筹小组），于1967年11月24日下发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经费开支中若干问题的试行意见》。文件说：“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八月十四日批转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各革命群众组织经费开支的暂行规定’，结合我省具体情况，提出以下试行意见”。并明确强调“以往规定如与此有出入的，以试行意见为准。”
这份《试行意见》第二条，其中就专门谈及小报问题，规定说：“革命群众组织编印的小报，应当以收抵支，亏损国家不予弥补。”
这实际上就是贯彻中央指示精神，从办报经费这个源头上，切断小报的资金来源，让其成为无米之炊，难以为继。以笔者掌握的资料，至1967年底，四川省内仍在继续出刊的小报，不足一半。
大概是怕这个《试行意见》各地、市、县贯彻执行得不坚决彻底，1968年3月中旬，四川又以“省革筹小组生产指挥部财办”的名义，下发了一个《关于印发“对文化大革命经费开支若干问题的解答提纲”的通知》。《通知》对各种文革经费开支，再次作了细致的规定及解释，其中关于包括小报在内的宣传费，再次强调说：“宣传费只能解决笔墨纸张和小宗印刷等。编印走资派罪行录之类的材料，应当象办小报一样，实行收费，自负盈亏。”
当时还是属于四川省管辖的重庆地方当局（夺权后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重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会”，简称“革联会”），为控制舆论，打压和限制小报，早在1967年3月，就专门做出了一个关于小报的决定。“决定”称：“鉴于目前重庆市各革命群众组织所主办的小报太多，已经给我市印刷工作和纸张供应带来很大困难。为了保证毛主席著作的正常印刷，为了响应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经我市革联会所属各革命群众组织讨论决定，从即日起各小报一律停办（除《山城红卫兵》外），并联合创办《山城战报》。”
1月夺权后在重庆建立的“革联会”，因为有重庆军方的强力介入和支持，在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决定出台以前，一直是代行重庆党政财文大权的地方权力机构。同时，又有当时四川“二月镇反”这个背景。因此，这个限制乃至取缔小报的“决定”一出台，各家小报纷纷关门停刊，连重庆最有名的最有势力的重大“8•15”的机关报《8•15战报》，也在3月中旬面临被迫停刊的命运。而按“革联会”的意思，整个重庆市只保留两家小报，一家是代表学生红卫兵的《山城红卫兵》，另一家即声称代表全市所有造反组织，却是由“革联会”自己主办新创的《山城战报》。可见，各地方当局（哪怕是“夺权”后建立的新权力机构），对小报的限制和打压是一贯如此，由来已久的事。
北京既是首都，又是小报最多的省市之一，在中央高层授意下，在限制打压小报的泛滥方面，出台的措施更多，也更为坚决。在中央转发北京那份文件不久，1967年9月8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与文革中职责和权力都很超常的北京卫戍区，联合发布了一份《公告》。这份《公告》明确规定，所有外地来京人员，不得在北京的学校、机关设立自己的联络站，也不得在京编印出刊自己的小报，违者将追究。这份《公告》的出台，大大限制了外地小报在北京编印发行的生存空间。
对北京本地的小报，在经费，尤其是印报必不可少的纸张供应，印刷条件方面加强控制和管理，同时采取种种限制措施，对一度处于无序状态的小报予以限制打压。在这种收缩态势下，大多数规模较小，无多大背景和势力的造反组织小报，自然难以为继，不得不关门停刊，消失于无形。而对那些有影响、有背景，能利用各种手段办法生存下来的小报，则是采取加强管理控制，甚至对报纸内容和发稿，予以审查，并对其发行范围和发行量加以限制的种种办法，进行规范和打压。
大概是1967年或1968年初，北京市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社会印件办公室”的机构，隶属于北京市革委会，专门负责对印刷品（主要是“文革小报”、传单、各类资料等），对一切印件的管理、审查等。这个机构有点类似文革以至文革后的地方新闻局或新闻办之类。
关于这个特殊机构的存在及运作情形，当年在北京及全国颇有名气的清华《井冈山》的一篇文章就有所披露。1968年6月28日，清华《井冈山》第150期第4版上，刊载一篇题为《本报为什么拖期——敬告本报革命读者》的“本报编辑部”文章。文章说：

最近，关心本报的革命读者纷纷来访，来信，来电话，询问第一四八期本报为什么至今没有出刊。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请大家注意，第一四七期本报刊登了《就是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社论和《江青同志革命斗争事迹》。第一四八期本报拟发表《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社论和《江青同志革命斗争事迹》（续完），并于六月二十一日上午排好版。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北京市社会印件办公室突然提出要对本报进行新闻审查，然后决定是否可以出版。本报随即向市革委会有关机构表示，本报自创刊以来已出版一四七期（正刊），从未受过任何形式的新闻审查。社会印件办公室在我们继续发表保卫中央文革的社论和江青同志革命斗争事迹时突然提出要进行审查，这是一起严重的事件。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十分尖锐激烈、错综复杂的时刻，在杨余傅黑后台即将揪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刻，发生这样的事情岂不是发人深醒的吗？
发生这样的事绝不是偶然的。今年三月本报旗帜鲜明地点了王关戚反党阴谋集团的名。这时，印件办公室竟然无理质问我们为什么要点名。并且蛮不讲理地威胁说：你们再这么点名，我们就不许你们出报！请同志们看一看，他们到底为那个阶级的政治服务，究竟站在那一边？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我们敬爱的总理和中央文革首长历来十分重视红卫兵小报，高度评价了红卫兵小报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中作用。但是，印件办公室的某些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千方百计阻挠红卫兵小报出版。他们除了对已经上级批准的红卫兵小报进行无理“审查”外，还从物质上施加压力。今年三月份以来，他们即停止对小报的卷筒纸的供应。最近，则更加直言不讳地对本报工作人员声称：“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你们越印越少，最后印一点在校里发发算了。”

文章披露的该“社会印件办公室”这位工作人员所说的那番话：“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你们越印越少，最后印一点在校里发发算了。”可以说，这正是代表了北京官方，对小报所采取的态度和对策。实际上，真正照此办理，曾经风光一时的小报，也就成文革前就有，而且现在也还在实行的不公开的内部资料性质的报刊了。发行和影响不超出校园的范围，而且自生自灭，听之任之。想当初，清华《井冈山》印数达数十万份，而且在全国一些主要大城市建有发行联络站，发行“航空版”，那是何等风光。如今沦落成仰人鼻息的“内部报刊”，“文革小报”走下坡路，衰退至如此，实在是大势所趋。
特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还透露了该“社会印件办公室”工作人员，借手中权力管卡索要，搞“腐败”的情况：“社会印件办公室到底是个什么组织，那里究竟是些什么人？这个组织，这些人一贯毫无道理地向来联系工作的单位索取体育表演、文艺演出票及各种报刊资料。你如果带来这些东西，他们便装模作样地翻一翻稿子，然后盖上‘此稿可用’四个大字，算是‘审查’完毕。在文化革命进行了两年的今天还保留着这种丑恶的资产阶级的工作作风，难道是能够容忍的吗？”
如果说，以清华《井冈山》为代表的红卫兵小报，此时面临有关当局的管、卡、压等措施的话，接下来，他们面临的却将是灭顶之灾。

4、毛泽东痛批“五大领袖”与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1968年从5月开始，到7月底，清华大学发生了震动北京，并最终触怒中央高层的“百日大武斗”。正是这场持续3个来月的清华“百日大武斗”，导致了整个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清华大学虽然长期形成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的一统天下，但文革派性仍在清华园内有所表现，一些不同观点或不满意蒯大富大权独揽的人，逐渐结成一个对立派别“414派”。在中国这种政治文化环境下，与掌权者对立的反对派，似乎总是会得到更多人的同情与支持，文革时期也是这样（其实，初期起事“造反”的造反派也是反对派）。由此，在清华校园内，与掌权者蒯大富等对立的“414派”，竟渐成气候，成了与蒯大富“井冈山派”不相上下的一股势力，挑战和威胁着蒯大富等人的“一统天下”。在筹建清华革委会时，蒯大富欲以其控制的“井冈山派”单独成立革委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高层，鉴于清华大学在全国高校红卫兵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及其示范意义，强调必须两派大联合后共同成立清华权力机构。蒯大富不愿与“414派”分享权力，乃决定孤注一掷，用武力打垮对方，重新恢复“井冈山”的一统局面。这种造反派向对立派别武力征服获胜而单独掌权并成功的先例，文革中亦屡有发生。最典型最著名的，要算王洪文率“工总司”在上海，先是砸了耿金章的“二兵团”，后来又武力攻打“上柴联司”及“支联站”，造就他的一统天下。上海当局及中央，在此事后亦表示认可，王洪文反而更得赏识和高升。
蒯大富挑起清华“百日大武斗”，正是欲模仿王洪文，走武力征服之路。
1968年5月2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旧机电馆，召开“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指挥部”头头会议，决定第2天凌晨3时攻打“414”控制的东区浴室楼。5月30日凌晨3点，蒯大富亲去电厂下令拉闸断电，发出攻击信号。在蒯大富、鲍长康（文攻武卫总指挥）指挥下，“井冈山派”开始了对“414派”长达近百天的武斗内战。其间，双方先后使用了偷袭、强攻、火攻，甚至爆破等，双方互有胜负及人员伤残。
当年7月，在两派相持不下之际，蒯大富再次召开“文攻武卫总指挥部”高层会议，决定武力封锁“414派”的主要据点清华科学馆。蒯大富在会上下令，在封锁行动中，凡是对方有进出科学馆的人员，均可开枪。若因此打死了人，后果由“总部”承担。从7月4日开始，受命封锁科学馆的“井冈山”武斗队，连续发生开枪击人事件，仅7月中旬，共打死学生2人，另有1工人被打死，4名学生受重伤。
清华武斗造成的严重后果，很快报到中央高层，甚至惊动了毛泽东直接出面干预。有消息说，是被毛泽东任命为“联络员”，专门掌握搜集首都各高校动态情况的毛泽东与江青之女李讷，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后引起毛泽东高度关注的。毛泽东不能容忍这些“学生领袖”的无法无天，遂向北京市革委会下令组织工宣队进驻北京各主要大学，从学生红卫兵手中接管文革大权。7月28日，按毛泽东指令迅速组织起来的，据说达数万之众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头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然而，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却遭到蒯大富所控制的“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指挥部”学生武装的猛烈抵抗，伤亡惨重。
蒯大富等人大概预感到工宣队的进驻，将宣告他们在清华校园一统天下局面的终结，而且，当时也不知派工宣队是毛泽东亲自决定，所以才敢不顾后果地下令武力抵抗。赤手空拳，毫无准备的工宣队员，连续遭到学生武装用长矛、铁棍，以至枪支、手榴弹的袭击。当天即打死工宣队员5人，打伤731人，景况惨烈。消息自然很快报到毛泽东那里。
7月28日凌晨3时半，震怒之下的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等“五大领袖”，陪同接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德等。毛泽东余怒未消，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一不批，二不斗，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
毛泽东不客气地给几位“学生领袖”下了最后通牒：“现在提出两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转动。这个问题现在也不必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最后，毛泽东严厉地警告说：“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遭此打击，不仅是清华的蒯大富，就是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等及其所掌握的红卫兵组织，就此失去毛泽东和中央高层依托。
几天后，毛泽东又做出一个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举动，将外国客人送赠他的礼物芒果，转送给工宣队。在中央安排下，媒体作了空前规模的宣传。8月15日，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工宣队代表，显示其对工宣队的肯定和支持。10天后，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第2天，《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一系列举措，正式宣告了红卫兵运动的终结，表明毛泽东及中央高层，已经将文革初期不可一世的“宠儿”红卫兵抛弃，他们不再是可以左右文革局势的重要力量。再以后，大专学生面临毕业分配，初高中学生遣送下乡，曾经风行一世，似乎风光无限的“红卫兵小报”，绝大多数也就此划上句号。

5、为小报唱挽歌的各类“工人报”

在“文革小报”明显走衰落的大背景下，大致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主要则是1968年），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报名为《XX工人》或《XX工人报》的小报，笔者将其统称为“工人报”。这类“工人报”的出刊时间，有些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初期。无论从出刊时间，还是其所反映的社会政治生活内容，以及已经比较规范的文风版式来看，这些“工人报”都属于“文革小报”的末班车。按笔者的说法，它的出现，实则是为“文革小报”唱最后的挽歌。
大致说来，这些“工人报”具有以下一些特征：其一，创刊时间晚，一般都是在1968年下半年，甚至1969年才创刊；其二，其主办者不是什么“造反团”、“战斗团”、“总部”之类，而是省、市（地区）、县“工代会”；其三，这些“工人报”尽管还有一些“大批判”之类的内容，但更多的，是强调正面宣传，已经带有几分“官报”性质，而与“小报”的特征越来越远。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工人报”（或者类似报纸），真正是风行一时的“文革小报”的最后挽歌。它既延续继承了文革群众组织造反小报的某些特征，但似乎又试图往“官报”靠拢，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报”。而且，现实的情况也真正是，经历了“工人报”这个短暂的有些不伦不类的过渡期之后，“文革小报”也确实完全消亡了。
各类“工人报”的出现，是全国文革大局发展演变的结果使然。各地夺权并建立“革委会”后，中央和地方当局为加强对局势的控制和引导，提出大联合的号召，并以首都北京为样板，相继建立了“红代会”（即红卫兵代表大会）、“工代会”、“农代会”等三大全市性的大联合体，分别将学生、工人、农民等群体及其造反组织置于其控制管理之下。其间，一些造反团队已被以这种大联合名义取消瓦解了。于是，从首都到各省、市、自治区，再到各基层的地、市、县，除“红卫兵代表大会”之外，一批名为“革命职工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之类的组织，在各地纷纷建立起来，并逐渐成了官方当局支持和得以依靠其控制局势的基本力量，占据了社会主流位置。其后，甚至完全取代了当初的造反组织。
这类“工代会”建立以后，为舆论宣传需要（而且当局也乐于让其取代原先过于杂乱，且自行其是的各类小报），基本上都新创一份小报作为其机关报，这就是各类“工人报”出台的背景。北京的“工代会”成立较早，北京“工代会”成立以后，即以“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的名义，出刊一份小报《北京工人》。这份《北京工人》，虽然创刊于局势动荡混乱的1967年初夏，但其办刊倾向已有向正统官报靠拢的迹象，因之在众多的北京小报中，不算引人瞩目，影响也不大，绝对超不过北京城区范围。不过，有意思的是，该报1967年6月初出刊的第8期却在其2版刊发了一则消息。该消息称：

经中央文革批准可在全市公开发行的小报有下列十种：清华《井冈山》、北大《新北大》、北航《红旗》、师大《井冈山》、《红色工交》、地院《东方红（报）》、矿院《东方红》、《首都红卫兵》、《兵团战报》、《北京工人》。

《北京工人》刊发的这则消息，尚无可靠证据证明确有其事，但显然也不会是空穴来风，象《北京工人》这类比较正统的小报，是不敢“造谣”造到中央文革头上的。《北京工人》发这则消息，也是为显示其得到官方高层认可的特殊地位。这从一个侧面，也可看出当局早在1967年春夏之交，就有控制限制小报过分泛滥的势头。以当时北京来说，各类小报已达数百种之多。目前限制到仅10种小报能公开发行，可见控制限度之大。当然，由于局势动荡混乱，各种势力之间利益关系复杂，小报泛滥势头真正控制下来，是1967年底到1968年间的事。
上海因为王洪文的原因，情况比较特殊，一直没有全市性的“工代会”，而由王洪文控制把持的“工总司”取而代之。因此，上海无《上海工人报》之类，而由“工总司”机关报《工人造反报》代替其地位和作用。
由“天津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主办的“工代会”小报，最初名为《革命职工报》，创刊于1968年，之后1969年才改为《天津工人》，署名“天津市工代会主办”。其他省市，如安徽省工代会主办的《安徽工人》，以及安徽合肥市工代会常设委员会办的《安徽工人》，浙江杭州市革命职工委员会主办的《杭州工人》，以及浙江金华地区工代会主办的《金华工人》，江苏镇江工代会主办的《镇江工人》，无锡市工代会主办的《无锡工人》，南京市工代会主办的《革命工人》，扬州市工代会与扬州工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合办的《扬州工人》。河南省郑州地区工代会主办的《二七工人报》；辽宁旅大工代会主办的《旅大工人》；吉林省长春市工代会主办的《春城工人》，吉林省四平市工代会主办的《英雄城工人》；内蒙古呼和浩特工代会主办的《工人风雷》；湖北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主办的《武汉工人》；湖南长沙市工代会主办的《工人战报》，湖南省工代会主办的《新湖南工人》以及后来由湖南省工代会与长沙市工代会合办的《湖南工人报》；陕西省西安地区工代会主办的《西安工人》；贵州省工代会主办的《贵州工人》等（此外，贵州还有一份由贵州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主办的《贵州农民》）。
除此之外，有些地区和城市的工代会所办的这类工人小报，不用《XX工人》这种常见的方式，而是另用一种比较时髦，也比较有革命性的报名。如河南开封地区工代会的机关报，名为《无产者报》。这份《无产者报》寿命较长，一共出刊100多期，后来与开封地区农代会又合办的一份《新开封报》，才停刊结束其使命。此外，江苏镇江地区工代会（筹）办的小报，也取名《无产者》。其他，如黑龙江大庆工代会的小报，取名《大庆风暴》，辽宁锦州市三代会（即工、农、红“三代会”）的小报名为《战火正红》（后又更名为《战报》），山西大同市工代会的小报名为《消息导报》，而山西平定县三代会的小报名为《看劲松》，湖北黄石工代会的小报名为《钢城战报》。笔者家乡四川省自贡工代会成立后，将原几个“司令部”合办的《盐都炮声》小报更名为《自贡工人造反报》，作为自己的机关报。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省市和地县当局的做法更干脆，如上文已经提及的那样，甚至不让当地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各自办自己的小报，而是由所谓“三代会”联合办一份报纸，或是已经有的也强行停办合并，办成一份小报，直接命名为《三代会报》之类。如福建省福州市工代会、贫代会、红代会于1969年3月底创刊的《三代会报》，河南省“南阳地区三代会”主办的《南阳三代会》，以及开封地区工、农、红代会合办的《新开封报》，江苏扬州市工、贫、红三代会主办的《风展红旗》，江苏宜兴县三代会合办的《宜兴风暴》，江苏丹徒县工农红代会主办的《东风战报》，江苏丹阳县三代会筹委会主办的《新丹阳》，镇江工农红代会主办的《镇江工农红》。
四川的地、县（市）一级小报，后期被打压合并后，由这种“三代会”名义合办的情况，更为普遍。如四川内江市原来由内江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办有一份《沱江怒吼》的小报，内江市“三代会”建立后，即将《沱江怒吼》接管，改为“三代会”名义主办。万县市的情形也类似，原来由万县市赤旗战团与工人造反军合办有一份《江城战报》，万县市“三代会”成立，也将《江城战报》接管过来，由“万县市三代会合编”。富顺县情况更特别，小报《红旗》，原来由富顺二中红旗八•一〇革命造反队主办，富顺县“三代会”成立，即将这份由中学造反派办的小报改作“三代会”的机关报。四川其他由“三代会”合办的小报，还有隆昌县三代会办的《隆昌风雷》，永川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办的《永川红旗》，以及荣昌“两代一筹”（即其中有“一代”还处于“筹备组”阶段）主办的《荣昌战报》等。
总之，这类由所谓“三代会”合办的小报，类型大致也如各类“工人报”，属于那种末代挽歌性质的小报。这种小报一旦被停刊、终刊后，也就正式宣告了“文革小报”的终结。

6、上海《工人造反报》终于停刊——“文革小报”的绝唱

如果说，各类“工人报”可以称为“文革小报”终结前之最后挽歌的话，那么，上海“工总司”所办的《工人造反报》的停刊，就算得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小报”之绝唱。
1971年4月9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的决定》。该《决定》称：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各报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推动全市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落实党的政策，完成斗、批、改各项任务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广大读者反映：上海一地报刊过多，内容重复，不利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市委也深感报刊过多，不易管好。经过反复酝酿，市委决定《支部生活》、《工人造反报》自四月中旬起停刊，集中力量办好《文汇报》和《解放日报》。

为了安抚当时势力还很大的“工总司”各级头头和人数众多的造反队员，《决定》还带点解释性地说：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全市的各级党组织都应该关心、支持和监督报刊的工作。应当向广大群众说明，停办《支部生活》和《工人造反报》是为了集中力量办好《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加强对报刊宣传工作的统一集中领导。这样做，报刊数量少了，要求更高了，不是减轻了全党办报的责任，而是加重了责任。各级党组织应当继续加强对报刊通讯员的领导，积极向报刊提供工作情况，提供稿件，提出对报刊的批评和建议，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对《支部生活》和《工人造反报》的原订户，应该鼓励他们订阅《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也可改订《文汇报》、《解放日报》或退款。希望各级党组织协助邮政局细致地做好这项工作。

既然中共上海市委已经正式出台了这个《决定》（估计事前已与“工总司”头头谈妥或正式通报过），《工人造反报》不得不奉命行事，终于在上海市委宣布的期限内（4月中旬），于4月15日的第445期，在头版左下方刊载了一份题为《坚决拥护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的决定》的“终刊公告”，全文如下：

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执行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的决定。《工人造反报》到本期止终刊。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也曾经指出：“党的一切报刊，不论是地方的还是中央的，都必须服从党代表大会，服从相应的中央和地方党组织。”
市委的决定，是加强党对新闻报道的集中领导，进一步做到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需要，是斗、批、改革命群众运动深入发展的需要，要集中力量办好党的报纸，充分发挥报纸的革命舆论阵地作用的需要，是完全符合党和上海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是十分必要的。
《工人造反报》从创刊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多了。这四年多来的斗争实践，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 ：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就有力量，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就有方向。
从这四年多来的宣传工作中，我们得到了广大革命工人，各条战线的通讯员和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这里，我们向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
我们希望广大革命工人和本报的通讯员、读者，在坚决贯彻市委的决定的过程中，更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阅读党中央的机关报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积极支持党的报刊工作，为进一步办好党的报刊，更好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共同努力。也希望本报的原订户踊跃地改订中央报刊或改订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或者退款。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的决定推动下，通过广大革命群众和兄弟报刊同志的努力，上海的报纸定将办得更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
让我们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工人造反报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

不过，据说“工总司”一帮头头同意《工人造反报》正式终刊，也是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这个压力既有来自顶头上司上海市委，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甚至包括中央高层）。因为，此时放眼一望，偌大一个中国，能以“造反报”的名义公开出刊并广为征订发行，而且公然打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这样刺眼的造反组织来主办的报纸，也仅此一家。上海虽有王洪文以特殊地位宠着护着，但对其他省市的造反组织，却是一个强刺激，也是心目中以资比较对照的一个样板。那些外省市造反派头头，经常拿上海“工总司”及《工人造反报》说事，给地方当局对自己的打压限制寻找不满的借口。甚至向中央上告。由此，弄得一些省市地方当局很头痛，经常向上海市委查询以至交涉，让上海市委深感被动。而且，好像中央高层也在过问此事，如此，上海市委不得不狠下决心，亮出此招，将《工人造反报》停刊。事前，自然免不了先给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头头通了气，做了一番工作。而且，为了对外界表明此举不是专门针对《工人造反报》一家的，还特意捎上一份官方刊物《支部生活》陪宰，让其与《工人造反报》一并停刊，让“工总司”一帮大小头头及造反队员，多少寻得一点心理平衡。
如此，从1966年下半年起势，到1967年文革高潮中风起云涌，大放异彩的“文革小报”，历经1968年的退潮，1969年的没落，直到1970年代初的以“工人报”等名义进行的最后挣扎，终于在1971年4月以《工人造反报》的终刊而划上句号，宣告其历史终结。


转自 《记忆》九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