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哈里：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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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按：《当代亚洲杂志》2008年11月号刊登了澳大利亚学者保罗•哈里题为《对毛泽东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误读》的文章，批驳了这样一种常见的观点，即毛泽东思想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背离。这种背离通常被认为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经济第一性的观点被毛泽东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唯意志论” 所取代；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层面来定义阶级，而毛泽东则从政治行为和意识形态上来定义阶级。本文不同意这些说法。本文认为：毛泽东在1955年以后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基本的连续性，他也是把阶级视为一种经济范畴，这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而且，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把阶级视为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的积极参与者；最后，毛泽东也同意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经济层面上的阶级由上层建筑领域一定的政治机构和意识形态形式来代表。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近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困境令人感到遗憾。马克思主义作为整体陷入了困境，尤其是其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出现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并不奇怪。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终结，随着中国和越南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放弃，随着大多数西欧共产党的式微，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走向了衰落。但伍德认为，危机的源头还可以再往上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更为明确的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热衷于毛主义的时代。

伍德认为，在经济落后和工人阶级不成熟的历史条件下，毛主义的特征就是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相对于客观物质条件的“自主性”。毛泽东认为，政治行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斗争具有相对于经济领域的“极大的自主性”。这种认识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达到顶峰，并形成了一种“极端的唯意志论”。而“自主性”也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问题的根源。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结构和社会变革、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洞见”，激发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解释。这些解释主要包括：普兰查斯关于阶级、社会主义和国家的相关论述；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辛德斯和赫斯特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简化论”的批评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思想被描绘成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对于这种“新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伍德语）而言，毛泽东对传统的背离成为他们所寻求的诊治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一种万能药。而对伍德而言，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令人遗憾的背离，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的阶级退却。

伍德在论述中使用的是含糊的“毛主义”的概念，而不是含义确切的毛泽东思想。在其他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学者的著述中也存在相似的问题。这些著述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毛泽东明显地背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中的多数人认为背离主要发生在1957年，起始点是1955年。他们通常认为背离体现在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上的偏离，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第一性的论点在毛泽东那里变为强调政治。意识形态和人的主观意志起决定作用的“唯意志论”；第二个方面也是本文将讨论的核心问题，即毛泽东对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背离。他们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把阶级视为一个经济的范畴，毛泽东则是从上层建筑领域政治行为和意识观念的角度来定义阶级，而这种阶级的定义正是根源于毛泽东所说的上层建筑的第一决定作用。斯图尔特•施拉姆和理查德•克劳斯都持这种观点。

例如，施拉姆就认为毛泽东在界定阶级成员时更为强调主观因素而不是客观因素。经典马克思主义按照人们和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层面来定义阶级，而毛泽东则是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层面来定义阶级。这种阶级定义来自毛泽东“对政治首要地位的强调”。施拉姆认为，1957年是毛泽东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定义阶级以及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问题进行思考的关键一年，也是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发生分歧的关键一年。作为其思想基础的“唯意志论”倾向常常出现。在1955年毛泽东关于农业化合作化问题的7•31讲话以前，这种“唯意志论”倾向还是潜在的。1955年到1957年之间，“唯意志论”倾向日益加剧，最终引发了被称为“极端唯意志论”的大跃进和文革。因此，施拉姆认为，1955年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是“唯意志论”从潜在走向显著的转折点。克劳斯也进行了类似的分析，他认为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对阶级问题的认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发生了分歧，和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层面定义阶级不同，毛泽东开始从上层建筑层面、尤其是从政治表现上来定义阶级。

如果毛泽东对阶级的认识确实是这样，那么就表明毛泽东思想的确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因为这种对阶级的认识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否定，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是或反映着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这一传统理论的抛弃。和以上观点不同，我认为毛泽东在1955年以后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基本的连续性。大体上，我的观点可以概括为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首先，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相一致，毛泽东也把阶级作为一种经济范畴。他认为，阶级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形式中占特殊地位的人类集团，阶级划分的原则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其次，毛泽东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都把阶级视为上层建筑领域斗争的积极参与者，双方都认为阶级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组织。最后，毛泽东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经济领域的阶级是由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的机构和形式来代表的。国家、政党、观念和意识形态都具有阶级性，它们代表特定阶级的利益并维护特定阶级的利益。简言之，毛泽东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范畴是相同的。本文将对此进行详细的阐述。由于普遍和长期存在着的对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误解，这种阐述是非常有必要的。我首先从毛泽东关于阶级的经济定义入手。

一、作为经济范畴的阶级

毛泽东认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区分就是阶级的区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分成不同的种类，而人是由阶级所区分的。” 毛泽东在1956年的讲话中也曾这样谈到：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掌握的不断深入，党在对农村问题的认识上也不断提高，从最初“平面地”看农村转变为“立体地”看农村。通过自觉地运用阶级分析法，看到了农村“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被剥夺了土地的贫农、拥有土地的富农等说法意味着毛泽东是从经济层面来定义阶级的。在中共八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更为明确地指出：中国农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群体极其广大的国家，这些小资产阶级群体的眼睛“经常看到的是他们那一点小财产”，小财产既包括生产工具也包括土地。他还谈到了小资产阶级在城市和农村中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中重申了这种对阶级的经济分析方法：“因为这个时候，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者，所有制是全民的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没有私人的资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的工厂所有者、企业所有者。”这里，毛泽东明确地从所有权关系方面来定义资产阶级。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义把农民称为“他们自身的劳动力、土地、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池、森林、化肥等）以及他们的产品的所有者”。毛泽东还指出，农民“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随着所有权从个人所有变为集体所有再变为全民所有，工农差别将会消失，农民将变成“集体化的农民”，最终成为“国营农场的工人。

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以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观点更为明晰。论战伊始的“二十五条”，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几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他这样说道：“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来看，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也还存在着个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生产关系。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和在集体所有制农庄中劳动的农民，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劳动者。因此，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

在以上这段话中，毛泽东对上人和农民两大阶级的区分，不是根据其政治行为或意识观念的差异，而是根据城乡所有制形式的不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经济结构多元性的观察十分敏锐。他认为，只要这种多元结构存在，阶级就会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一直存在。只有到了所有制差别消失时，社会中的阶级才会消失。可以看到，阶级在这里指的就是被生产关系尤其是被所有制关系所划分的经济集团。

在稍后的论战中，毛泽东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中再次提到社会主义时期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共同存在。他认为，在南斯拉夫，能够雇用工人和购买各种生产资料的私人企业越来越多，这些企业主就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从他们所掌握的生产资料。所得到的利润以及他们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来看，他们无疑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作为剥削阶级的农业资本家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也处于支配地位，这个阶级和大批靠出卖自己劳动力过活的农民之间的差别正是在于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和生产资料，在于他们对雇佣劳动者的“资本主义剥削”。

文章也谈到了南斯拉夫“公营企业的蜕化变质”问题。这些公营企业名义上是工人自治，实际上却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占有：

“在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

实际情况是，经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资料，有权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的决议。

南斯拉夫报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

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资料，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入的分配，这就使他们可以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

生产资料实际上“属于”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一阶级掌握着“公营” 企业的财产和人员，并从中攫取好处。在这篇文章中，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不占有）、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都被用来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

对阶级的经济界定也出现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一文中。这篇文章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蜕化。分析表明，这些企业在法律上的名义所有权和实际占有关系之间并不一致。社会主义只是名义上的，企业实际上已经落入了新的资产阶级手中：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像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劳动，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吗？……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属于资产阶级。”

农村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农庄领导人所把持的农庄，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私产。他们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变成为新的富农经济。他们在上级领导机关中往往有着自己的保护人。他们同庄员的关系，同样变成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像这样的压在农民头上的新的剥削者，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新富农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相敌对的阶级，属于富农阶级也就是农村资产阶级。”

毛泽东之所以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称为一个阶级（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主要依据是它掌握着生产资料。官僚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有效地占有和控制形成了事实上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在以上这些相关的论述中，毛泽东几乎完全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上来定义阶级的，即从占有或没有占有生产资料的经济集团的含义上来定义阶级。在事实占有而不是法律占有意义上的所有权制度是毛泽东对阶级进行界定的根本出发点。

此外，毛泽东关于“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理论也表明他是从经济层面来界定阶级的，毛泽东用“自在阶级” 描述那种没有意识到自身是作为阶级存在、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形态。自在的阶级是指这样一些人类集团，他们在经济结构中处于特定的位置，即从经济地位上而言是一个阶级，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身所处的经济地位。这种“分散” 的阶级在一定条件下会发展成为“自为的阶级”，即一种认识到自身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的“有组织的”、“自觉的”集团。阶级意识是否形成和发展是区分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关键。这里必须注意的是，阶级意识并不是界定阶级的出发点，经济的决定性才是其出发点。从阶级的最直接的意义上来讲，不管阶级意识是否已经形成或仍处于潜在状态，也不管阶级意识的程度如何，阶级始终是一种经济上的客观存在。

总之，从1955年以后的著述来看，毛泽东是把阶级作为一种经济实体来认识的，并用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来界定阶级。毛泽东界定阶级的根本出发点是实际所有权，即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或是实际不占有，而不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关系和分配过程中的关系。这样来看，那种认为毛泽东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来定义阶级的说法是成问题的。

二、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组织的阶级

毛泽东对阶级的经济规定性的坚持并不妨碍他也把阶级作为一定条件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组织来看待。关于阶级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参与者的问题，毛泽东有很多的评论，其中多数是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相关。我们首先考察毛泽东关于阶级作为上层建筑领域冲突参与者的前提的论断。毛泽东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明确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不平衡是阶级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组织的前提。

毛泽东认为，自为阶级和自在阶级只是代表着阶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在阶级形成初期，阶级意识是“分散的和无组织的”，既没有形成对社会结构本质特征的认识，也没有形成对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认识。在谈到工人阶级时，毛泽东这样说道：“在实践初期，工人阶级还是一个所谓的‘自在的阶级’，他们还不理解资本主义。”由于没有形成对自身阶级身份和阶级利益的认识，自在阶级的斗争是孤立的、自发的和局部的。斗争不是直接指向现存的社会体系，而是为了解决个体或局部所遭受的苦难。在这个时期，阶级成员并没有作为一个阶级采取政治行动。阻碍他们在政治上形成阶级的原因是他们还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的感性认识上。毛泽东并没有纠缠于一个阶级内部可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念（尤其是在其形成初期），坚持认为意识形态总是带有特定阶级的印记。一个阶级的成员可能会采取另一个阶级的“立场”，或许是由于政治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所致。

虽然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必然地表现出同一性，仍是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人类集团在思想观念上总是会朝着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在经过一个时期以后，“自在的阶级”会变成“自为的阶级”，成为一个对阶级身份和阶级利益有自觉的组织。由于认识到自身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联合起来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斗争，这种斗争不再是仅仅对个别剥削者的反抗，而是针对整个剥削制度的斗争。当斗争转向政治斗争阶段时，斗争的根本目的就是争得政治权力，因为只有拥有这种权力，才能对现存的社会秩序进行有利于被压迫阶级利益的改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阶级意识是一个阶级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组织的必要前提。一旦认识到这个前提，政治的“基本内容” 就是联合起来同“阶级敌人”作斗争。

当阶级斗争成为联合起来的共同行动时，这一阶级就会逐步地改造自身，改造其“主观世界”。但是，这种觉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总的来讲，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所谓物质运动指的是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毛泽东认为，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的基本矛盾。

这一矛盾促使阶级分化，促使被压迫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为现在已经意识到了的自身利益而斗争。这就是阶级社会上升和下降的历史：

“自从人类社会分裂为几个利害不同的阶级以来，经历过奴隶主的专政，封建主的专政，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些专政继续了上千年……人类才开始经历无产阶级的专政。前三个专政都是剥削阶级的专政……这些在社会发展史上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总是在很长的时期中犯过无数历史性的错误，而且是反复地一犯再犯，才能积累他们的统治经验。但是随着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他们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错误，激起被压迫阶级的大规模反抗和他们自己内部的分崩离析，以至促进了自己的灭亡。”

这里所说的“被压迫阶级的大规模反抗”指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所发动的暴力革命。在“旧的阶级社会”如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不平衡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发展将会“激发它本国人民的革命”。即便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统治阶级成为累赘，他们也决不会自愿让出政权，而且还要利用国家机器维护其特权。因此，“国家权力”是革命的“基本问题”，被压迫阶级为了夺取政权被迫进行长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最后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当然也是这样，因为只有通过暴力手段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尽管革命过程中会有一些“曲折” 和“倒退”，但从长期来看，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容所引起的被剥削阶级的暴力革命一定会爆发。毛泽东通过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说明了这点：

“教科书在327页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主义用‘革命手段’代替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冲突，在帝国主义时代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无产阶级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客观必然性。……这些提法很好，不能不这样讲……既然是客观必然性，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不管你是赞成还是不赞成。你不赞成，它也还是‘客观必然性’”。

纵观人类历史也是这样。奴隶制度被封建制度所取代，封建制度又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在这些过程中，不管反动阶级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最终统治阶级被消灭，被统治阶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在取得了上层建筑领域的胜利之后，被压迫阶级还要利用刚刚掌握的政权按照自己的阶级利益来改造生产关系，主要是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部分生产关系。这也正是中国革命所经历的：

“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我们的革命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开始的，宣传是为革命造舆论。此外，在革命过程中，在我们推翻旧的上层建筑之后，再来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是可能的。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遵循同样的规律。新兴资产阶级是作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织出现的。它在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之前就已经实现了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掌握了国家政权：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我们必须注意到，这里所说的作为上层建筑组织的阶级，是生产力“一定程度发展”的结果。虽说这种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相对于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变革之后的要小，但也足以引起社会结构内部的矛盾，通过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来推动矛盾的解决。在这种认识中，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现存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引起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经济上的阶级通过参与这种斗争才得以形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迟早将导致阶级意识的发展，被压迫阶级开始意识到自身作为阶级的存在，意识到阶级成员处于相同经济地位中的共同利益。阶级意识使孤立的、自发的个体斗争转变为有组织的、联合起来的斗争，转变为上层建筑领域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

这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被看作是经济关系上阶级对抗的结果，而经济关系上的阶级对抗根源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上层建筑领域斗争的发展，特别是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是经济层面上的阶级和他们经济利益的反映，是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反映。

三、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认为，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复杂性。社会的一般发展趋势是旧的阶级被消灭、新的阶级产生并取而代之：旧的社会形态被消灭、新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但这个过程中的一切都不是那么“纯粹”。旧的因素会在新的社会形态中存活并发展，比如“奴隶制度的一些因素”会在封建社会中存在。因此，即使经过了激进革命，先前存在的社会结构也不能被完全消灭，旧的意识形态、生产关系和阶级仍然存在。虽然不再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它们的存在说明了社会结构中的各种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中国革命也是这样。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并不彻底。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有待于以后的努力。

这种无产阶级革命所推动的社会变革的不彻底性，说明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决没有结束”。而且，这一斗争还要经历“长时期的、曲折的” 过程才能最终决出胜负。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都将存在。他在1962年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反动阶级残余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威胁意味着“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阶级斗争将会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同年的晚些时候，毛泽东又谈到了这些问题，并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具有长期性，资产阶级复辟的威胁也时时存在：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我们一定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

毛泽东在1955年以后的著述中反复地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这一观点。

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以后阶级斗争仍继续存在的原因包括：外部资产阶级的存在；反动阶级的残余；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多种所有制体系的存在；小商品生产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和“不平等”等等。对于第一个原因即外部资产阶级的存在，毛泽东这样评论道：国际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以及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颠覆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国际间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国内被打倒的残余势力同国际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这些外部条件成为他们寻求帮助的源泉。他们不甘心失去国家权力，继续在政治领域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他们在经济领域企图破坏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关注。他指出，由于都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持续不断。资产阶级思想的有效传播是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影响持续存在的重要因素。客观条件发生改变之后残余势力继续存在，加上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内在本性，结果就是在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仍然持续地发挥着作用：

“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虽然相对弱小，但它的意识形态却能渗透到其他阶级之中。无产阶级成员会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并采取资产阶级的立场。因此，无产阶级只有被迫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使其阶级成员摆脱资产阶级的侵蚀，并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改造。

所有制改造的不彻底性也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持续存在的重要因素。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多种所有制形式——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这是阶级存在的一个原因，也是阶级斗争持续存在的经济基础。毛泽东在1957年讲话中这样指出：“我们说基本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苏联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现在有三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有三种所有制，就一定有矛盾和斗争。”

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和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密切相关。生产关系的不完全改造给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有着城市的和农村的小生产者、农民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这些小生产者的存在“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从南斯拉夫和苏联的情况来看也是这样。他们社会中存在的个人所有制和小商品生产在“新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的复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例子都说明“个体经济、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农业集体化运动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虽然农业集体化使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为彻底改造农民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只要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程度，农民就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的特点”。而这种小资产阶级本性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分配关系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分子的不断出现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1964年的著述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并引用列宁的话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还‘不能立即消灭按工作（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因而还存在着富裕程度的差别。要使上述这些差别和现象归于消失，要使资产阶级法权归于消失，只能是逐步的，而且必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

相似的观点也出现在毛泽东1975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指示中。他指出：社会主义的中国实行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受到限制”。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再加上资产阶级法权和分配领域的不平等，都给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不断产生提供了经济基础。正如毛泽东在1964年曾指出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响……带来……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只有消除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差别，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响，才能消灭“阶级重新出现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

一旦多种所有制形式被同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所取代，一旦分配体系的不平等被超越，“新资产阶级” 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同一的生产关系是阻止新的资产阶级产生的关键因素。生产关系的差别一旦消失，持续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就会消失。

以上这些因素揭示了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持续存在的原因。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文革（的“蓝图”）就是从这些方面进行描绘的。毛泽东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一场伟大的政治革命”，当然也是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因此，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的阶级斗争是由上层建筑领域引导的有意识的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资产阶级为了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就要为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斗争。这首先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工作，“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不得不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来维护和巩固其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会导致向资本主义的倒退。

尽管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也是长期存在的，但毛泽东认为斗争的结果却是毫无悬念的。来自生产力的压力最终将会为自己开辟道路，无产阶级将会胜利，资产阶级将被消灭，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将会实现。

因此，毛泽东后期所频频强调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问题，并没有构成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无产阶级革命只是标志着不相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部分解决。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完全改造却仍待时日。资产阶级被打倒但并没有被消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没有被消灭。多种经济结构是新资产阶级产生的基础。在这种经济结构中，旧的社会制度的因素（如小资产阶级商品生产）和分配领域的不平等继续存在。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复辟目的要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最后一战”，无产阶级为了阻止其复辟也要在这些领域进行战斗，因此，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将会持续存在。阶级将会一直是上层建筑舞台上阶级斗争的参与者，直到生产关系领域的进一步改造彻底消除了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条件，直到上层建筑领域的进一步改造彻底清除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哪态。

四、阶级的代表之——国家

毛泽东关于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阶级是上层建筑领域阶级斗争的参与者等观点，看来是完全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认识的。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似，“代表”的观点也在毛泽东1955年以后的著述中占据重要地位。毛泽东认为，各种代表机构如国家和国家机器、政党、意识形态机构和形式等按照阶级利益行动并表达出阶级利益，“代表” 之间的斗争是经济层面上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产物。

在毛泽东所提到的各种不同的代表机构中，国家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持其优势地位的主要机关，也是被压迫阶级试图推翻剥削阶级的首要行动目标。毛泽东坚持认为国家具有阶级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只要是国家，总是具有阶级性的；只要还有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一旦社会没有阶级了，也就没有什么国家了。”

因此，国家的存在和阶级的存在密不可分。只要有阶级存在，就会有具有特殊阶级印记的国家存在。毛泽东曾这样说道：“国家是一个阶级的概念……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就不可能是全民的。”

国家的阶级性通过它的镇压功能表现出来。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通过镇压反对派来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在另一篇文章中，毛泽东把国家界定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这就是国家的结构，这种结构使国家按照特定的方式运行。尽管国家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并不是同义语，但是“国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一部分人（少数人）组成的”。国家的工作人员可能会犯一些“个别的”和“暂时的”错误，但是从长期来看，特定的阶级结构使国家行为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之间保持一致。

具有强制性是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为了维护它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国家必然要压制任何实际存在的或是潜在的对这一利益的威胁。毛泽东把国家称为“暴力机关”，国家机器主要就是那些实施和掌握暴力的机构，“国家的性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所谓国家的形式，不外军队、监狱、法院、捉人、杀人，等等”。法院和安全机构通过强制执行旨在维护现存社会秩序（包括现存的生产关系）的法律来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军队是“国家机器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保卫着统治阶级的基本利益。“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当统治阶级的统治可能面临着严重挑战时，军队会采取行动阻止上层建筑或生产关系中发生的任何变革。

国家所具有的阶级性和强制性，意味着不存在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陶里亚蒂的“结构改革”论，即认为无产阶级能够通过选举取得政权并对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改造、引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军队作为“上层建筑最重要的和基础的环节”，会为了资本的利益阻止任何可能发生的有目的的社会改革。与之相似，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论也是由于这一原因遭到了失败。这种认为在当代政治形势下能够实现和平过渡的说法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曾把英国和美国作为一种例外，认为这两个国家具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产生这种可能性的条件在于“那时候这两个国家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还不大发展”。到了20世纪初这一条件就不复存在了。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开始加强他们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压迫机器”，尤其是他们的军事机器，这就排除了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任何可能性。因此，“议会道路” 论忽视了作为国家机器主要部分的军队及其他强制机构，而把仅仅是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装饰品和屏风”的议会错放在了重要位置。无产阶级即使能够获得议会多数，国家的强制机关和官僚机器也将会迅速通过修改宪法、宣布选举无效、解散议会、宣布共产党不合法、排除政府内的共产党成员、用暴力镇压工人运动等方法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因此，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身的目的，除了武装斗争没有其他道路可走。毛泽东指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无产阶级必须经过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以往存在的国家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以往的国家都是“代表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而无产阶级国家不是代表少数剥削阶级的专政，而是“被剥削阶级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通过无产阶级国家的行动，无产阶级利益得以体现：“（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方面的任务，主要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高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根绝产生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可能性，为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

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这些任务，工人阶级就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也不能实现最后的解放。

主张用“全民国家” 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会影响到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这种观点不仅没有认识到国家不管形式如何、必然是建立在特殊阶级的利益之上，而且也没有认识到阶级和阶级斗争将在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而在这些条件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被迫要对反动阶级进行镇压，消灭那些产生资产阶级和向资本主义倒退的条件。要完成这些任务，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或缺的。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在本质上是镇压性的，是一个“革命的暴力”机关。但是它具有一个与之前的国家类型相区分的重要特征，以前的国家的目的是维护特殊阶级的长久统治。而无产阶级专政则不同，它的目的在于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消亡。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种国家形式”，它的目的就是为其自身的消亡准备条件，并逐渐走向消亡。毛泽东认为，这种消亡是有条件的，既有内在条件也有外在条件。从内在条件来讲，国家应该达成其历史使命，即阶级差别消失、“无阶级” 的共产主义社会产生。从外在条件来讲，国家消亡的前提是国际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剥削体系”的废除。在这些目标实现以前，在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 产生以前，无产阶级国家将会一直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行动，为了无产阶级的完全解放而斗争。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它才会退出历史舞台。

五、阶级的代表之二——政党

国家只是阶级利益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代表机关之一。政党是阶级在政治层面表达其利益的另一个主要载体。毛泽东指出：“党是阶级的组织。”这一论断并不意味着政党处于社会结构的经济层面上，因为毛泽东把政党界定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构成；这一论断也不意味着退回到阶级的政治定义上。毛泽东的观点是：政党总是和社会经济层面上存在的阶级分离相联系。政党具有阶级性，并代表经济领域的特殊阶级及其利益。

赫鲁晓夫的“全民党” 就是一种对政党的错误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政党和国家一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不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所谓‘全民党’。”

在1955年以后的许多场合里，毛泽东多次强调政党所固有的阶级性，反驳“非阶级”、“超阶级”、“全民党”等观点。在1962年元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共产党的性质作了澄清：“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先进部队……”在另一个地方，毛泽东也认为，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意志的集中者”。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并不和其成员的具体社会背景相联系。当然，共产党不能凭空产生，它形成的前提是无产阶级的存在。毛泽东曾指出在非洲“建立一个共产党必须要看那里是否有产业工人”。但这并不是说共产党的成员必须是无产阶级出身。虽然把中国共产党称为“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也指出其成员具有不同的出身和背景。毛泽东关于阶级出身和阶级立场之间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些非无产阶级在加入共产党时并不是作为其出身的阶级的代表；而且他们必须要抛弃原来的阶级意识，“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尽管共产党的成员来自各个阶级，但却不能说无产阶级政党立于各阶级之上或是说它不代表特殊阶级的利益。政党领袖的品质确保他们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也是群众公认的。另外，党的意识形态倾向也反映了特殊阶级的利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党性”就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通过实施意识形态、政治、组织、军事等行动，引领革命进程，促进阶级意识发展，为革命铺路。总之，它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而斗争。无产阶级政党通过这些方式为客观条件成熟时成功夺取国家政权打下了基础。毛泽东认为，作为先锋队的政党所领导的有组织、有意识的斗争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就要停止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努力。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国家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政权“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具体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承担着镇压阶级敌人、消除阶级差别、建立社会主义生产体系等繁重任务。这些任务的完成对于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认为，党在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列宁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要改造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要经常整顿无产阶级的队伍，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能力就会被削弱。要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无产阶级最根本的利益和彻底的解放，党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继续存在是十分必要的。

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性是反动阶级试图破坏其无产阶级性质并使其转变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因素。无产阶级政党并不是立于社会各阶级之上、且不受阶级斗争影响的中立者。阶级斗争总能在党内得到“反映”。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腐蚀作用和党的成员不同的社会背景，都是阶级斗争从党外向党内转变的原因。所有的政党成员不管出身如何，都潜在地具有抛弃无产阶级世界观、投向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可能。

无产阶级的反对派总是在党内寻求和培养自己的代理人。毛泽东认为，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和新旧富农“构成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千方百计从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千方百计地在党内进行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复辟活动，试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在1955年以后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党内“资产阶级代表” 的论述。这些代表发出的政治声音并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试图通过控制党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恢复资产阶级秩序的目的，他们为党外的资产阶级谋利益。他们的政治斗争是有组织的，并在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派别，一个鼓吹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政策的资产阶级派别。

作为各自阶级利益代表的社会主义派别和资本主义派别在党内的斗争会引起一些后果。一旦资产阶级派别试图控制党的企图取得成功，它就会蜕化成“资产阶级政党”。一旦他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据领导位置，就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这些已经成为南斯拉夫和苏联的现实。但是，尽管有这些挫折的存在，毛泽东仍然相信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必将胜利，共产主义必将实现。一旦无产阶级政党在党内外的阶级斗争中取胜，清除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障碍，它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到那个时候，和国家一样，党也将会消亡。这些观点中十分明确的一点是：即使政党和派别遭到了内部的进攻且能“改变颜色”，它们也必然表达特殊阶级的利益。在1955年以后的著作中，看不到毛泽东对政党作为阶级代表的机构有丝毫的怀疑。

六、阶级的代表之三——意识形态

另一个被毛泽东视为特殊阶级利益代表的上层建筑实体是意识形态（包括机构和观念两个方面）。毛泽东指出，意识形态“反映阶级关系”，不能不具有“阶级性”。毛泽东并没有讨论同一阶级内部成员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问题，他仍旧是把不同的意识形态形式和不同的经济地位相联系。既可以说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可以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表现出他们自己的思想观念”，还可以说和资产阶级“旧思想”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意识形态在这里指的是一种系统的、一致的思想观念，毛泽东称之为“世界观”。在社会主义时期，有两种基本的世界观，即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无产阶级世界观。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特殊阶级相联系。意识形态表现了特殊经济集团的基本利益、利害关系和思想观念。

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的重要载体，意识形态的冲突折射出阶级力量的角逐。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称为“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他指出，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总是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抗，每个阶级都寻求“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这一冲突的结果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因此，通过宣传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直被用来创造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公共舆论”，有必要通过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积极传播来应对这一挑战。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社会主义的根基才能得到巩固。

意识形态首先通过各种组织机构来维护所代表的特殊阶级的利益。这些意识形态机构中最为重要的是媒体。毛泽东认为，只要阶级差别存在，报纸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上海《文汇报》的例子就说明了这点。通过发表“反映资产阶级观点” 的新闻，《文汇报》具有资本主义报纸的“倾向”。简单地说，它采取了“资产阶级的立场”，并发起针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

因此，毛泽东认为，报纸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向读者传达一定的观点，报纸作为载体表达了特殊阶级的利益。毛泽东在1957年的讲话中又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首先肯定了报纸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接着又继续谈道：“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话就讲得不对了。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剧场、图书馆、艺术团体、教育机构等文化部门也是这样。文革期间，毛泽东十分关注这些意识形态机构的行动。他曾说道：电影院和剧院是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文学艺术机构用资产阶级意识“使大众堕落”，冈此，“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了道路”。因此，无产阶级的图书馆和艺术机关要和资产阶级的领导人作斗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教育部门也没有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保持中立，它们被“资产阶级掌握”并用来增进资产阶级的利益。毛泽东指出，所有这些文化机构，“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

七、结论

毛泽东在1955年以后的著述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政治力量、意识形态机构和形式代表着经济上的阶级和它们的利益。这些带有特殊阶级印记的上层建筑实体反映着特殊阶级的利益、目的和利害关系。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完全一致。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相似，毛泽东也认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是经济上的阶级利益的具体表达并作为阶级的代表发挥着作用。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上的阶级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得到表现；同时也认为，经济上的阶级成为上层建筑领域斗争的参与者，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相容性。毛泽东和他的欧洲前辈都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将在一定阶段超过现存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范围。而这迟早会唤醒被压迫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促使他们为这些新近认识到的共同利益而斗争。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积累，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也开始发生。统治阶级试图维护现存的、对其有利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形式，同时被压迫阶级开始采取旨在消灭统治阶级的行动。暴力革命随之出现，被压迫阶级取得胜利并重新改造旧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被束缚的生产力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解放。

但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造是不彻底的。一方面是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和发展，另一方面旧秩序的特征还继续存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也继续存在。这一点在毛泽东的讨论中尤为清晰（列宁和斯大林也是这样）。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被打倒但并没有被消灭，他们的阶级意识也是这样。生产关系改造的不彻底性是资产阶级继续存在和重新出现的经济基础。因此，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仍然存在。阶级作为阶级斗争的参与者也仍然存在，而这些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后期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组织彼此对立的根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斗争会一直持续到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改造完成，持续到上层建筑领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完全被消灭，持续到新的资产阶级产生的经济基础完全被消灭。

对于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我的观点是：毛泽东在1955年以后的思想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是基本一致的。双方都认为，阶级是一种经济范畴，阶级是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相对应的上层建筑领域阶级斗争的参与者，阶级利益通过上层建筑领域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得以表达。因此，那种认为1955年左右或1955年以后毛泽东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存在着断裂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并没有离开经典马克思主义。

这并不是说“晚期毛泽东” 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存在小的差异（如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程度以及解决难度的估计上的差异），也不是不相信毛泽东把1955—1966年作为他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来认识（毛泽东深信他提出的发展战略对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中国是适合的）。但是，毛泽东在1955年以后提出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主张，属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领域，差异只是处于相同的理论框架和前提之下的差异。

讽刺的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所表达的观点，被普遍视为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断裂，并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简化论”批判的理论来源。同样令人费解的是：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尤其是在1955年以后）至少是间接地启发了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而这种研究方法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核心理念的背弃。

范春燕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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