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关于《班主任》的回忆

tuffy05

关于《班主任》的回忆

　　在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卷中， 第613页，由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杜维·福克马执笔的《1976年和“伤痕文学” 的出现》一节里，他这样说：“在新作家里 ，刘心武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 》(1977年)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给作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 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综合后果。”在第800页，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塞瑞尔·伯奇执笔 的《毛以后的时代》一节里，则说：“‘伤痕文学’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实际上的宣言，应 推刘心武1977年11月发表的《班主任》。书中的那位中学教师，是个刘在后来的几篇小说中 也写到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和受人喜爱的人物。那位老师所讲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戏剧性， 但仅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几个互成对照的青年形象。一个是‘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失足者 ，那位老师不顾同事们的怀疑，为他恢复名誉。但这个失足者倒不成问题，问题出在那个团 支书思想受到蒙蔽，甚至比那个小捣蛋都不开窍，但她热情很高，而且动不动就天真地把自 己看也没看过的文学作品斥为淫秽读物。相比之下第三个学生就是个被肯定的人物了，在整 个动乱期间，她的家庭环境保护了她的心灵健全，因为她家书橱里还继续放着托尔斯泰、歌 德、茅盾和罗广斌的作品。”然后又说：“刘心武向来是正脱颖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辩的 代言人……”接着引用了我在1979年11月四次文代会上的一段发言，又说：“在运用短篇小 说的技巧上，刘心武进展很快。1979年6月他发表了《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故事成功地 将隐喻、戏剧性的事件和复杂的时间结构，全部融合进长留读者心中的人物描写里，描写了 一个才华横溢而又遭受迫害的怪癖者。故事中心意象是主人公藏在书桌中的一张女人的照片……刘心武将藏匿的照片这一象征物，触目惊心地暗喻为知识分子的‘自留地’……在 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中，这真是一个可能引起爆炸的想法。”(译文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10月第一版)引用这些“洋鬼子”的话，确实不是“崇洋媚外”，而只是为了简便地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班主任》这篇作品，产生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为 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

(2)这篇作品是“伤痕文学”中公开发表得最早的一篇。

(3)人们对这篇作品，以及整个“伤痕文学”的阅读兴趣，主要还不是出于文学性关注，而 是政治性，或者说是社会性关注使然。

(4)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带头讲出了“人人心中有”，却一时说不出 或说不清的真感受，也就是说，它是一篇承载民间变革性诉求的文章。

(5)这样的作品首先是引起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等西方“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主要是研 究中国政治、社会、历史——的注意，用来作为考察中国社会政治、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资 料，这当然与纯文学方面的评价基本上是两回事儿。

(6)就文学论文学，《班主任》的文本，特别是小说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但到我写《我 爱每一片绿叶》时，技巧上开始有进步，到1981年写作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时，才开始 有较自觉的文本意识。

　　《班主任》的构思成熟与开笔大约在1977年夏天。那时我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 文艺编辑室的编辑。1961年至1976年是北京十三中的教师，从1974年起被“借调”离职写作 ，1976年正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当文艺编辑。《班主任》的素材当然来源于我在北京十三 中的生命体验，但写作它时我已不在中学。出版社为我提供了比中学开阔得多得多的政治与 社会视野，而且能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也就是说，可以更及时、有利地抓住命运给个体生命提供的机遇。

　　写《班主任》时，作为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分工抓长篇小说，当时手里比较成熟的稿子有 两部，一部是前面提到的《雅克萨》，另一部是两位农民作者合作的，写农村修路的《大路 歌》。他们的稿子生活气息浓烈，文字也活泼流畅。虽说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但 1977年2月7日，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 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决 定了还得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编辑部对稿子的取舍 ，也 就不能不以此为准绳，这可难为了我这个责编和两位作者——我们必须使稿子里有阶级敌人 搞破坏，还得歌颂“文化大革命”。可他们那里修路，实在并没有阶级敌人搞破坏，于是我 出差到他们所在的农村，跟他们翻来覆去地编造阶级敌人破坏的故事，可是怎么也编不圆。 结果，这部书稿到头来没能出版。与《雅克萨》作者谢鲲的接触，使我感到我们那一代人必 须抓紧做事(1977年我35岁，已不能算是很年轻了)；编《大路歌》的失败，使我产生出弃瞎 编、写真实的求变革的想法。

1977年夏天我开始在家里那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偷偷铺开稿纸写《班主任》，写得很顺利， 但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这样 的稿 子能公开拿出去吗在发表欲的支配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部最 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柜台里的女工作人员检查了我大 信封里的东西，严肃地跟我指出，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费。我心理上本 来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险的事，她这样“公事公办”，毫不通融，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 她说不寄了。从东单邮局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 出最后决定：这稿子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 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 过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出了它。

　　《班主任》小说稿在《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的具体处理过程，我自己并不十分清楚。我是 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善公关交际，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稿子直接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 去其实从我当时居住的地方骑车过去只需十多分钟，可是出于羞涩，我还是宁愿花钱费时 通过邮局寄去。小说发表出来时已是12月(刊物脱期了)。我从报纸上看见目录，自己骑车到 编辑部，没好意思见编辑，直接到总务人员所在的大屋，拿现金买了十本，那屋里的人当时 也不知道我是谁。出了编辑部，我赶紧骑车回家，展读那油墨喷香的刊物，心里很高兴。不 过，那并不是我头一回闻见自己文章印出的油墨香——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谈〈第 四十一〉》。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表过约七十篇小小说、散文、评论什么的，大都非常 幼稚。1974年到1976年，为调离中学，我为当时恢复出版业务的机构提供合乎当时要求的文 稿，发表过若干短篇小说、一部儿童文学中篇作品、一部电影文学作品。这虽然都是些现在 提起令我脸红的东西，但它们也可能使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们多少对我有些印象，因而 能及时审阅我的稿子。我对《班主任》敝帚自珍，因为那毕竟是我第一篇根据自己的真实感 受，写出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我并因此成名，为世人所知。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看到这篇作品的人纷纷给我来信，尤其是当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后，影响就更大了。北京一些来往密切的业余作者，也都纷纷给予 鼓励，我所任职的出版社的同人们也都为我高兴。大家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创办了《十月》(开头还不叫刊物，叫丛书，实际就是大型文学刊物)。我趁热打铁，在《十月》创刊号上发 表了《爱情的位置》，电台也马上就广播了。我又在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醒 来吧，弟弟》，电台又予广播。这些作品虽然“思想大于形象”，但也有读者向我表示，他 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愉悦。如有个工厂的工人，打听到我家地址，找上门来，他手里 拿着一本发表《班主任》的杂志，递给我看。他在那小说的很多文句下划了线、加了圈，他 说那些地方让他感到很生动，比如小说里写到工人下班后，夜晚聚到电线杆底下打扑克，他 就觉得那细节“像条活鱼，看着过瘾”。当时文学界一些影响很大的人物，像张光年不消说 了，正是他拍板发出了《班主任》这篇作品，此外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朱寨等， 都很快站出来支持。但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写匿名信，不是写给我和编辑部，而是写 给“有关部门”，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这在当时不是个好 谥号，因为苏联作家爱仑堡曾发表过一部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配合赫鲁晓夫搞 “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之作。“伤痕文学”既然属于“解冻文学”，自 然就是鼓吹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了，这罪名可大了)。也有身份相当重要的人指责有的“ 伤痕文学”作品是“政治手淫”(倒不是针对我的《班主任》，不过在那种情况下，“伤痕 文学”绝对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我也闻之惊心)。更有文章公开发表，批判这 些作品“缺德”，我还接到具名的来信，针对我嗣后发表的《这里有黄金》(那篇小说对“ 反右”有所否定)，警告我“不要走得太远”(来信者称他曾犯过“右派错误”，而那之后对 他的批判斗争和下放改造都是非常必要的，收获很大，不容我轻易抹杀)。而同时，港、台 及海外对《班主任》又大力介绍，有些言辞相当夸张，如说我是“伤痕文学之父”等等。

  那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对当事人侧目。因此我在颇长一段时间里 ，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1981年，我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访日期间，主办方带我们参 观 一座日本古代监狱模型时，翻译林美由子小姐“触景生情”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差一点被 关起来”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呆过的人，根据切身体验，在初读《班主任》时(那时已回日本)，确实为我捏了一把汗——这种心理状态，29年过去，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 难以理解，就是我这个当事人，回想起来，也恍若一梦!但以下的事情却绝不是梦，而是切 切实实经历过的：在1977年11月《班主任》发表之后，1978年3月，报纸上还刊登出当时最 高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强调“两个凡是”，强调要“继续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甚至 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战果”(只是说“这一回”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而以后必要时还要搞)，还说“四人帮”是“极右”，以此阻挠党内外批极左的强烈要求。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之《人民日报》转载，这 让我心情为之一振，我意识到这些事情都与我生死相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四·五”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我欢欣鼓舞。19 89年，复苏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名。当时茅盾在世，我从 他手中接过了奖状，同时有多篇“伤痕文学”一起获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它被指为是一 场浩劫。紧跟着，改革、开放的势头风起云涌，呈难以逆转之势。说实话，这时候我才觉得 悬在《班主任》上面的政治性利剑被彻底地取走了。但《班主任》作为特殊历史时期里，以 小说这种形式，承载民间诉求的功能，也便完结。它被送入了“博物馆”(各种当代文学史 ，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类的资料性著作)，它不可能再引得一般文学爱好者在 阅读中产生出审美愉悦了，甚至于，反而会引出“这样的东西怎么会一时轰动”的深深疑问 。进入20世纪80年代，想再靠这样的创作路数和文本一鸣惊人，获得荣誉，是越来越难了。 自《班主任》以后，我笔耕不辍，一方面坚守社会责任感，越来越自觉地保持民间站位，不 放弃以作品抒发浸润于我胸臆的民间诉求，一方面努力提升自己美学上的修养，努力使自己 的小说更是小说，并大大展拓了以笔驰骋的空间。

　《班主任》发表至今已有29年。我本不愿重提这粒“陈芝麻”，但最近我从年轻一代那里听 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说，《班主任》的写法，以及一度的轰动，是畸形的文学景 观；另一种说，像那样的作品，在适当的社会发展阶段，还一定会卷土重来，是文学史上惯 常的一元、时不时会一闪的正常景观。我不能确定他们谁说得更有道理，也许，唯有未来文 学发展的轨迹本身，才能确认或否定种种不同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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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新时期文学”

　　1988年第4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上，有孙绍振的一篇《审美价值取向和理性因果律的搏斗 ——刘心武论》。他在文章里写道：“在目击了这几年的文学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之后，又 重新阅读了《班主任》，我最突出的感受是：简直为他捏着一把汗。难道这就是1977年给读 者以心灵解放的喜悦的历史名篇吗这就是当年那轰动一时令许多人奔走相告的时代杰作吗 当年那使我眼睛看到更多色彩，使我沉睡的心灵感到更多的欢欣和痛苦，使我冻僵的嘴唇吐 出更复杂的语言的就是这样一篇作品吗”

　　他，怀着创作和审美热情的批评家，为我，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始于那般的粗陋笨重，而 代为羞赧。他那时所捏着的一把汗，跟1978年时许多好心人为我，为那时刚涌现的“伤痕文 学 ”，竟显得那么出格那么忤逆，而代为紧张，所捏着的一把汗，是全然不同的两把汗。十年 过去，关怀我，关怀新时期文学的人们，手里捏汗的心态，竟有如此巨大变化，真令人感慨 系之，无数往事，涌上心头。

　　许多人认为，写《班主任》时，我仍在中学任教，其实那时我已在北京出版社当文学编辑。 《班主任》发表在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上，因为《人民文学》是每月20日出版，再加 上脱期，《班主任》同广大读者见面，已是1978年年初了。那个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时代氛 围呢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成千上万“ 右派”的错划尚未改正，许许多多“文革”的受害者仍未获得解放。一句话，“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惯性，仍然强烈而执拗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至今我仍非常怀念当时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那个活跃的群体，那个群体当时为一种听命于时代而不机械地听命于布置的可贵 精神所支配。没有人宣布可以恢复像“文革”前《收获》杂志那样的大型文学刊物，但编辑 部的同仁却大胆地着手创办如今已非常有名的《十月》。当时我参加了《十月》的编辑工作 ，我提出来向林斤澜约短篇小说稿。如今所有文学刊物的编辑都会认为向林斤澜这位出色 的 短篇小说家约稿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但当时我的提议竟成为一种非常大胆非常新鲜的设想， 因 为那时候北京市最出色之一(恐怕在全国也属最出色之一)的短篇小说家林斤澜，已从北京市 文联除名，被打发到区文化馆的俱乐部去了。有人说曾看见他在票房里卖电影票(后来林斤 澜告诉我，他一直称病不上班，所以卖票一景不确)，难道这样一个人，我们能不等文联重 新确认他的价值，就“擅自”去约他写稿吗但我们谁都不想等待，我们不祈盼“圣旨”， 也不希求恩赐。我们忠于自己的良知，我们确认是对的便立即去付诸实施。从林斤澜那里去 约稿回来的年轻编辑陈晓敏兴奋地告诉我们，林斤澜使她大吃一惊，因为猛然看上去他很像 著名电影演员赵丹，坐下来对谈以后又觉得他与另一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相似，她最后传达 出的信息格外令人振奋——林斤澜说他或许可以试一试给我们弄一个短篇。陈晓敏第二次从 林斤澜那里回来果然拿着一叠稿子，她并开心地向我们形容，她去时林斤澜正坐在小板凳上 ，用一把椅子当桌子润色他的稿子呢。但林斤澜重返文坛的那篇小说——我记得篇名叫《膏 药医生》——陈晓敏作为第一读者说她简直看不懂。陈晓敏属于“文革”中工农兵学员里思 想最具反叛色彩的一员，曾因“文艺思想不健康”受到过批判，在“天安门事件”中她多次 去张贴诗词，后来所出的各种《天安门诗抄》中几乎都收有她的愤懑之作。但即使她，当时 也无法进入林斤澜的文学世界。后来由我来读林斤澜的手稿，我仅仅凭着本能确认那是篇艺 术上乘内涵深刻的作品，但无法用理性的语言阐述我的感受。《十月》后来发出了那篇作品 ，同林斤澜以往和现在的绝妙之作一样，没有引出哪怕是小小的轰动。回想至此，我越发意 识到，是当时那样一个时代和当时的那么一个读者群体，硬把我的《班主任》及另外一些“ 伤痕文学”作品推到至今留下痕迹的位置上的，说明在那样一种境况中，社会群体所关注的 ， 不可 能是纯粹的美学高度，他们所呼唤和拥抱的，必然首先是睁眼看世界与不待指示便大胆臧否的勇气。

　　我记得，《十月》很快就决定向尚未获得改正的1957年的受害者组稿。我去过不足八平方米 的从维熙家里，他每晚要同他的老母亲和他好早已长得比他高的儿子合睡一张破旧的大床。 头一回我没有见到他，但从他家出来后在电车上我遇到了一位相熟的干部。他问我忙什么， 我告诉他刚去找过从维熙，他听后不禁正色提醒我：“你可得注意!你到底年轻，你哪里知 道中国的事儿——”说着他把伸出的手掌翻动了一下，并警惕地朝四周望了望。所以当我 去北池子的一个招待所拜访王蒙时，除了编辑部和家里人外，事前事后我都没对别的人说。 王蒙给我沏了一杯很浓的奶粉，加了好几勺绵白糖。同他第一次见面就使我感受到他是一个 具有性格优势的人，他的幽默感和自信心令我自愧弗如。我预感到，像他那样一些真正的作 家重返文坛以后，我仅靠《班主任》式的“说真话”恐怕就很难在文坛上支撑下去了。离开 那个招待所坐上公共汽车，我想的不是那位“好心人”翻动手掌一类的事，我想我应当把自 己潜在的文学能力(我自信我是有的，该种能力在《班主任》中不但未能发挥并受到了从外 部传到自身的不小压抑)尽可能地释放出来。两年后有一回王蒙见到我，他刚读完我新发表 的一个短篇，对我说：“噫，你发挥得不错嘛!”我知道他话里有话。

　　大约是在1978年春天，《文学评论》为《班主任》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在那次会上我头 一回见到了许多文学界的前辈和名人，他们热情地支持《班主任》，后来《人民日报》发表 了篇幅很大的评论员文章，对《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和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等 一大批“伤痕文学”所构成的文学现象予以了肯定，这应当算是“官方”的声音。正如海外 有的研究这十年中国文学的人士所指出的，当时面对中国从沙漠上重新抽叶的文学，中国的 “官方”、中国的文学界、中国的民众，达到了一种非常难得的互相肯定互相扶持的“共度 蜜月”的状态，这是1949年以来罕见的现象。因此，倘若像我这样的作家，硬要把自己知名 度的崛起说成完完全全是群众所赐，便太矫情了。1988年5月，我同诗人芒克 同往法国的圣纳泽尔市，当地的《西部法兰西报》和当地电视台在介绍我们两个人时，特别指出我是“体 制内作家”，意思就是说我是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致力于改革和开放的“官方”合作的 作家。当然，他们有时候说“体制外作家”，也并不是说那作家就是反“官方”的，更多的 意思是指作家本人并未被“官方”承认。

　　也许是我的内在气质使然，我始终不能完全摆脱社会现实和我所属于的民族或者说种族的影 响。尽管在此前多年的文学跋涉中，我越来越乐于接受各种不同美学前提下的多元文学共存 的局面，即使是对最极端的文学象牙塔，我也尊重他们的存在。我是在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的，我之所以加入，的的确确是我寄民族振兴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并包括它自身 的改革和开放。我现在越来越懂得文学有它独立不羁的超越于政治经济之上的本性，我绝不 把我的文学活动完全消融到我的政治情绪之中，但我至少在目前还不想退入到一所象牙塔里去。

　　我对改革、开放所怀的热情，多次受到伤害，这当然不可能不影响到我的创作，但可以肯定 地说，就我个人的政治热情而言，这些伤害的效果是负面的，就我个人的文学事业而言，这 些伤害的效果却是正面居多。因为我从每一次舐去伤痕的血丝中，都增加一层对我们民族、 对我所处的现实社会、对笼罩于当代中国的人文环境、对人性、对个人与命运宇宙的神秘关 系诸多方面的认识与体验。

　　《班主任》出来以后，我收到无数的读者来信，另一个短篇《爱情的位置》出来以后，我收 到的读者来信增至七千余封，99%以上是支持我鼓励我的。但就在那时，有一封寄自广州的 信因为写错了地址，误投到了某一单位，并被拆阅了。信是两姊妹写的，她们自称都是在“ 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光荣入党的，作为共产党员，她们不能容忍我那《班主任》 的写法。她们认为被我极温和地批评了的那个团支部书记谢慧敏的形象，是对共青团员的歪 曲和诬蔑，她们认为像《班主任》那样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只能令海内外的敌人拍手称快。 可惜她们那封信没有留存下来，我转述得远比她们冷静，她们当时似乎使用了更为严厉的语 气并上到了更高的“纲线”上。本来即使像她们这样的批评，作为一个作者也是完全可以倾听的，但偏偏那时香港一家杂志刊出一篇未经我审阅过的访问记。在那个访问记里我明显地 否定着“文化大革命”，并且接受了“新写实主义”的提法，因而，有的人就主张把那封“ 两个共产党员的来信”和香港杂志上我的有关“言论”合并为一份“内部简报”，上报和分 发。幸亏一位好心的前辈，把这个可能出现的情况告知了我。当时我非常激动，也非常震惊 。许多年过去，如今有些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不记得那时的情形了，有许多年轻的朋友当时 尚小，不可能清楚。不知有多少人还能够记得，陈冲走上银幕的第一部影片是谢晋执导的《 青春》(而不是后来那部使她和刘晓庆成为明星的《小花》)。《青春》是一部非常古怪的影 片，那部影片不消说是否定“四人帮”的，但却非常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陈冲所扮演的那位听觉失聪的女主人公，在影片中通过“徒步大串联”终于来到了北京城， 并同其他的“红卫兵战士”激动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影片中有大段毛主席挥手(利用的 纪录片镜头)和陈冲等饰演的“红卫兵”热泪纵横的场景。这就说明，并不是“四人帮”一 倒台“文化大革命”就遭到彻底否定。要不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着对毛泽东同 志以往的指示是否必须采取“两个凡是”，即一概不能否定并仍应执行的态度，在1978年及 那以后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情愿，并且自己觉得也不应该成为 政治上错误的典型，因为那份简报如果编成，就连我同意访问者“新写实主义”的提法，也 要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背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例。后来由于我的反对和 一两位老同志的明智，这份简报没有编发。今天想来，这份简报就是编发了也算不得什么， 但在当时，这一事态的出现使我伤心地懂得，在当时的运转机制里，不仅我收到的几千封支 持鼓励的读者来信没有什么分量，就是《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的肯定性文章，也并不一定作 数，只要有份编得“精彩”的“简报”或“内参”(甚至无需造谣)，就足可使一个人的命运 逆转。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矢志要为改变这种不良的机制而努力，并自觉地投身于关 于政治公开化，增进透明度的体制改革潮流之中。

　　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伤痕文学”浪潮一过之后便随之而去的文坛过客，我从小就热爱文学， 我希望以作家为终身职业。因此，从1979年以后，我就注意调动自己的美学潜力并调整自己 的文学步伐。我写出了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中篇小说《如意》和《立体交叉桥》 。我开始把文学的目光和追求投向活生生的个人，开掘和探索人性，并钻研小说的结构技巧 与叙述方式。也许我是在前后脚走上文坛的那一茬作家中除了小说以外写“创作谈”最多的 一个，因为我内心有一种驱动力，迫使我不断调整我的美学意识以跟上迅速发展的文学形势 。我不懈的努力并没有落空，自1980年以后我每年平均出二本到三本新书，林斤澜在读了我 的《立体交叉桥》后才正式承认我有写真正的小说的能力。这位我尊为林大哥的作家的这一 评价使我深得慰藉。1985年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1987年年初，我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半年之际，发生了“舌苔事件”。全中国的电视 观众都在2月份一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听到播音员播出一条“刚刚收到的消 息”，我被停职检查。这条消息随即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38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并成为 第二天报纸的头版要闻。《光明日报》不仅将这消息作为头版头条，而且在标题下的摘要里 提及我时不用“同志”二字。我停职整整200天后，复职并获准到美国进行了50天的讲学访 问。我发现我在海外的知名度骤增到一种古怪的地步，我愿我自己和其他的中国作家都不再 以这样一种状况而引世人注目，不过这不是我和中国作家们能自主的事。在美国西海岸的洛 杉矶我同卢新华重逢。卢新华和王亚平一样，自“伤痕文学”浪潮消退后就逐步退出了文坛 ，卢新华到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王亚平则弃文从商。在洛杉矶我听 到许多关于王亚平发财致富的浪漫传说，但由于我去那里时他因商务回中国了，从北京打长 途电话来要我留在洛杉矶等他，他表示将盛情招待我，畅叙旧谊。而我那时已经倦游，决心 提前回国，就没有见到他，无从证实那些关于他的传言。在卢新华的宿舍里我看到了我家中 也保存着的一张照片：我和他和王亚平三个“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于1979年初摄于崇文 门外花市，当时王亚平全副戎装。卢新华告诉我，他也听到了这样的说法：为期十年的中国 “新时期文学”以“舌苔事件”的爆发及其后果宣告结束，而这十年可以说是“以刘心武始 ，以刘心武终”，不管今后的文学是停滞、是发展、是怎么怎么样，那都属于另一个文学时 期了。我告诉他自己已从个人的际遇中超脱出来，但我心里为一些别人的事难过。比如，因 为“ 舌苔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林斤澜写得非常出色的三个短篇留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待 发的，现在都发不出去了。从美国回来以后，我重返编辑部工作，得知林斤澜的那三个短篇 退掉了两个，还压着一个，我便立即督促编辑部同人将它发出，那便是见于1988年2月号的 《白儿》。读着印在刊物上的《白儿》，我心里很不平静，我想到1978年《十月》杂志初创 时向林斤澜约稿的情景。基本上不参与政治埋头艺术探索并甘于寂寞的林斤澜是解放以来中 国文学发展的见证人，他的被允许与不被允许，相当精确地折射出我们文坛的兴衰。可叹的 是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文坛还要再一次重复连林斤澜也不被允许的局面

　　十年在人类发展的浩瀚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瞬，但十年对有身有肉也有灵的个体来说却是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人生即使以百岁计，也不过只有十个十年，而除去发育期和衰老期，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得以施展并有所收获呢

　　在北京出版社工作时，我不仅参加过《十月》杂志的编发，我还担任过长篇小说的责任编辑 。那部长篇小说叫《雅克萨》，由两人署名，实际上主要是谢鲲的手笔。我记得是一个秋日 的下午，我找谢鲲传达终审者的意见，请他对书稿作最后一次的修改。这位与我年龄相仿的 作者那天脸色特别灰暗，与我交谈时音调也特别喑哑，但对我倾诉的一番心曲，却令我至今 难忘。他说：“人生是桩神秘的事，你不能挑时候，不能挑地点，尤其不能挑种族，不能挑 遗传基因，你就那么落生了。如果你有才华，那么你的才华只能在限定着你的那个环境里 寻找机会发挥。有的人在‘文革’前已经开放了他们的才华之花，他们发表了作品，有了一 定的名声，‘文革’当中他们挨批斗，他们不与‘文革’合作，‘文革’也不要他们合作， 他们再不发表作品，他们无憾。但是，像你我这一代人，‘文革’前我们还小，轮不到我们 施展，‘文革’十年正是我们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最紧要的人生岁月，我们要么甘于淹没 ，要 么就只能在那样一种最荒谬的人文环境里寻觅施展才能的机会，于是乎我们到头来也投稿， 也想发表作品。弹钢琴的就想上台弹《黄河》，搞声乐的就想上台唱《钢琴伴唱〈红灯记〉 》，而想演电影的就必然只能到比如《南海长城》那样的片子里去找个角色……一切都可以 储存，而青春是不能储存的，只能及时消费。这《雅克萨》我好几年前就开始搞了，已经 搞到这份儿上，实在舍不得放弃，其实我心里很明白，这一类东西，还都属于为政治服务即 为‘反修’服务的，说是历史小说，其实都难免影射，将来两国关系修好，这样的东西就该 自动淘汰了……我真想早点结束这项吃力的工作，写《班主任》那类的东西。其实《班主任 》也还太政治化了，不过这一回你不是被政治驱赶着在搞文学服务，你勇敢地发表了你自己 的社会政治见解……我们以后都该抓住好时候，写一点真正的好东西……”说到最后，他那 浮肿的脸上竟泛出了红光。可没等到我把《雅克萨》的样书送到他跟前，他就溘然而逝了。 记得我在得知他病重住院的消息后，在一种恍惚不安的心情中来到部队的一所医院。医院的 设备和医疗技术都是最好的，并且帮助他住进医院的朋友恳切地嘱托医务人员尽一切力量挽 救他那尚未得以真正施展的才华。但谢鲲垮得很快，他的肝坏死了，据说酥成一片一片的， 系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所致。我赶到医院时他已停放在密封状态的急救室，只能透过玻璃隔板观望他，他已进入弥留状态。当我回忆起这悲惨的情景，我就更深切地意识到， 我得以在这些年里施展了自己的才能，并越来越摆脱了外在的束缚，构建起自己的良知系统 和美学意识，并获得一种内在的尊重感和自信心，该是多么幸运。

在这些年里我送走的同代 人远不止谢鲲一个，我又想到了张维安。记得1978年春天，当时我们一群年龄相仿的想在文 坛上一试身手的朋友，同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参加劫后的第一次北京市文联代表大会。一天傍 晚我把他们当中五六位叫到了小树林中，倚着一个不知为什么搁放在那儿的大型水泥管道构 件，我向他们朗读了短篇小说《醒来吧，弟弟》的手稿，读完最后一行，他们真诚地鼓励我 ，也给我提出意见。那群朋友中就有张维安，他专攻小说评论，所以我格外留心他的意见。 后来他一直关注我的创作。我从写社会重大问题转入探索人性，写出中篇小说《如意》以后 ，他很快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恳挚深切的评论。但那不久以后他查出肺癌，半年多以后 他亡故了。人生有时就是这样地令人惆怅，机遇本来是难得的，但机遇到来时花蕾不得开放 就谢落了。


　　对那一段历史我尽管有牢骚，并保留对某些重大事态的个人看法，但我得衷心地说，总体而 言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期，关键在于改革和开放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富于创造性并丰富多彩。不 “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不搞政治运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把思路和力气集中到如何使国家富 强起来，如何能有更文明的生活这一目的上。自1985年以后，中国文坛明显地趋于多元，出 现了相当多令一般人瞠目结舌或大惑不解的作品，涌现了一批从作品到生活态度都不仅绝不 同于老一辈作家并且也鲜明地区别于像我这样的作家的新锐人物。毋庸讳言，不同美学见解 的作家间不仅存在着争论(这是绝对正常的)，也存在着隔膜、误解、门户之见乃至人际纠纷 (这也并非绝对不正常)，因此，每个作家再一次明确、寻找自己的位置，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

　　在新时期的十年文学运动中我算是一个贯穿型的人物，我每年都发出新的作品，即使是在19 87年被停职检查的那段时间，由于上海《收获》杂志的信任和支持，我也继续在自设的《私 人照相簿》专栏中发出文章，始终被比较多的读者所注意。1985年我连续发表了《5·19长 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那样的纪实小说，又一次引起了轰动效应。湖北作家祖慰1986 年在香港遇见我时对我说：“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写的东西，都得承认你的存在，一个作家在几年当中能三次引起轰动，这可不简单!”他说的三次第一次自然是指《班主任》、 《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连续发出的那一次；第二次是指《钟鼓楼》的发表和获 奖(另两部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呼声早就很高，获奖似属理所当然，《钟鼓楼》原不 在许多人预测之中，我自己也没抱希望，但却也由评委们无记名投票选上了，因而更轰动) ；第三次就是指《5·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的发表。祖慰说这个话的时候当然 没有预料到还有另一种“舌苔事件”式的轰动在等着我。从“舌苔事件”以后，文坛上除某 些报告文学外似乎已从总体上失却了轰动效应。对于这种新的文学境况人们展开了讨论， 至今仍在进一步探究中。我并不认为文学作品的成功标志是轰动的社会效应，我的“三次轰 动”并不意味着我在文学创作中获得了多么坚实的成果。但回顾这十年的文学跋涉，有一点 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在基本的取向上始终如一，我有变化，但那变化是调整，是前进，而 绝不是投机式的转向或犬儒式的妥协。我的创作灵感发自我的内心，我的内心深处所涌动着 的情思可分解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深刻地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作为一个独立 的个体我既有独特的价值、不可侵犯的尊严、坚实的良知和理性，也有连自己也说不清闹不 明的丰富以至混乱乃至神秘的体验与渴求。另一个部分是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一个中国的知 识分子，而且我的生命恰恰是在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之间度过，我的个人命运与这一历 史阶段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想摘开撇清，也摘不开撇不清的。再一个部分是我切肤地 意识到我是一个黄种人，一个东方人，一个中国人，因此我是一个种族，一个文化，一种固 有传统的产物。不管我怎么反抗那造成了我的传统，到头来我还属于这个传统，就算我和我 们这个种族这个民族这个文化传统中的所有叛逆者集合起来，采取最强烈的手段，在我们有 生之年，充其量也不过是促使我们的传统发生一些变化，或在一定程度上与别的种族别的民 族别的文化传统有所融合而已，完全使自己成为另一传统中的人物， 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 事。1988年3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作家和当代世界》，4月又在《文汇 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作家与读者》，并在《文艺报》上开设了几乎每周一篇的“一叶之见 ”专栏，这些文章的心理背景，正如上所述。

　　使我感到无限欣慰的是即使在我最倒霉的时候，作为社会人的我仍然从社会得到了温暖、爱 护和激励。1987年我被停职检查以后，接到了云南昆明宏达公司总经理郭友亮的邀请，应邀 到那边同他会面并调养身心。我们本来并不相识，他只是读过我的一些作品，结果我们成了 挚友。倘若以为我们的友谊仅仅建筑在他对我的作品的欣赏和我对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 我温暖那一点基础上，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各自从对方内心深处发现了可以将我们永远联 结在一起的链条。1988年8月郭友亮从北京飞往日本进行访问，又从日本飞回北京。在我家 里，我爱人问他对日本印象如何，买了什么东西回来。他的表情沉毅而坚定：“那里的东西 太丰富了!开头我什么都想买，后来我什么都不要买——因为就算我有好多好多的外汇，能 买好多好多的东西，我又怎么能够把日本所有的好东西买到中国来当我从东京成田机场登 上飞机的时候，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我的使命不是把日本的好东西买回来，而是把中国—— 至少是昆明——建设得像日本一样的富有!”我的心因他的这番话而悸动。

　　我有许多文学界以外的朋友，郭友亮这样的企业家朋友并不多，更多的是市井上的无名之辈 ：电线厂的工人、摆摊卖衣服的个体户、专做女发的理发师、锅炉工和搬运工……我同他们 交朋友绝非是为了写小说“而体验生活”、积攒素材。他们几乎没有读过我的任何作品而我 也从来没有同他们谈论过文学或艺术，我们一起喝酒、打扑克、侃大?山……?当我十年之 中三 〖JP2〗次搬家并且房子确实越搬越大，而且“软件”也确实不断更新之后，再邀他们来玩 来喝来聊 时，他们有时也直截了当地问：“你干吗跟我们交往呢”老实说，我答不出来。我只是觉 得我不能整个儿“文学化”，尤其不能整个儿“纯文学化”，毕竟我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 文学以外的需求的活人，我不能失去活气儿。我在不止一篇作品中使用了“琐屑的人生乐趣 ”这么个词组，我想那不是偶然的，我这人确实珍惜并善于享受种种琐屑的往往绝对非文学 性的人生乐趣。

　　我清醒地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仅有我一个人存在 ，我必须同其他的人一起存活，而在生活网络中同我发生关系的人有爱我的，也有恨我的， 我的心灵对于爱和恨以及其他的外来情感冲击都有足够的承受力。在同他人的碰撞中，在参 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我丰富着自己的体验与情感，并且我惊喜地发现我内心深处还有着那 么多不受外界干扰和左右的良知、渴望和神秘因子。我尽管得到了不少，但我不害怕失去它们，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有更新创造，并创造得更好的激情与力量，所以我充满了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