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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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

王海光  

2011年第3期炎黄春秋杂志

在官方的历史叙述中，1957年的整风鸣放是因为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趁机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中共中央因此发动了反右派运动。右派分子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在民主党派内、教育界、文学艺术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和党政机关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然而，在我们阅读1957年的整风鸣放言论时可以看到，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能够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提出意见的，只是极少数具有良好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意见是在报刊上作为典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组织全民进行讨伐，但大量的“右派”言论则是反映基层民众“今不如昔”的生存状况的。特别在基层的“反右”斗争中，这类言论可谓车载斗量，是各地“右派言论”的主体方面。主要反映的是对统购统销、合作化、农民生活和城乡政策等方面。言论者并不限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工人、农民、职员、干部和其它劳动阶层都在其中。这些关于民瘼的大量言论，反映了社会真实的生活状况和鲜活的民间舆情，是“右派言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们发自于言论者亲身感受的生活现实，其意义并不亚于那些大知识分子的治国宏论。从中可以看到，广大民众对于刚刚进入的社会主义是不认同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反右”运动开展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8、9月间接连下达了在农村和工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工人农民中开展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辩论。那些散布过不满言论的干部群众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处理。
本文选取的主要材料来源是：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编：《反动论点摘录之二》(1957年6月22日)；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中共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编印：《本市机关、学校右派言论辑要》(1957年10月)；中共大连造船厂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大字报汇编(摘要)》(第二辑)(1957年11月)；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江西省宣传部编印：《毒草汇编》第一集、第二集等内部反右资料汇编。

　　一、关于统购统销“搞错了”的言论

　　富庶和贫穷地区的反映
浙江省平湖县地处长三角中心地带，是江南有名的“鱼米之乡”，素有“金平湖”的美誉。当地干部的不满言论有：“粮食是搞糟的……平湖是余粮之乡，吃饭不放在心上，但目前吃不饱是普遍的，粮食‘三定’(“三定”，即中共中央1955年3月正式试行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当时官方舆论称：“三定”使农民安心生产了。从相关“右派言论”反映，此举并没有真正解决让农民安心生产的问题。)后农民拖老携女外出求乞”。还有的发牢骚说：“人民政府死要粮，共产党好是好，三顿稀饭吃不牢，蒋介石坏是坏，三顿白饭不用忧”。(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6、147页)
宁波当地干部的感受也是如此。有的讲得比较政治：“粮食统购统销是‘官逼民反’的政策，粮食统购统销是农民闹事的根源”。有的讲得比较生活：“杂粮农民一贯来当菜吃，芋艿从封建时代以来就不当口粮；现在要抵口粮，使农民实际留粮减少。因此农民吃不饱饭了”。有的还讲：“粮食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农民反而吃不饱。”“粮食供应城市宽，农村紧……(国家)只管一亿城市人民吃饱饭，不管五亿农民吃不饱饭。”(同上，第146、147页。)
其它地区的意见，也是大同小异。山东、安徽、江西等地，虽然不及浙江富庶，但对统购统销的不满并无二致。再具体到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虽然大家生活圈子不同，具体感受不一样，结论却是相同的，都是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
如安徽一个农业厂的技术员汪朝元总结说：“农村有四死：卖粮逼死，买粮等死，买不到粮饿死，卖粮再买粮亏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4页。)江西等地的民众说：“国家对农民的粮食限制得太死，农民无米下锅，吃青菜，还要劳动。农民种田饿肚子，种棉花没有衣服穿，牛耕田(农民)马吃谷(干部)。”(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29页。)这种牛耕马谷的言论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流传。
河南的言论说：“我现在明白了过去梁漱溟说的‘工人生活在天上天，农民生活在地下地’，是完全正确的。”“河南统购太狠了，都统到人民肉里去了，因此河南人民很不满。”“解放初期粮食够吃，物资不紧张，可是实行统购统销后粮食不够吃了，物资紧张了。”(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编：《反动论点摘录之二》(1957年6月22日)，第8页。)
具体接触统购统销工作的一些部门，特别是来自农业、商业和粮食等部门的言论，因为业务原因，了解具体情况比较多，对问题的感触更深刻。这在各地的“右派言论”中是比较突出的。下面两则言论是来自安徽省的出自地市一级机关干部之口的。
安徽芜湖市财贸办公室干部乐平说：“统购统销是一种主观主义，是粮食工作上的最大的错误(不能认为是缺点)。过去农村是‘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可是现在是490斤原粮，怎么叫农民够吃?……农民不够吃硬说够吃。”(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4页。)
　　安徽六安专署农业局副局长何少桓说：“农民480斤原粮实在太少，民生问题是大事，民以食为天嘛!”“国民党是抓壮丁搞垮的，共产党就失败在统购统销。”“粮食是农民手里种出来的，为什么不给农民一点富余呢?”(同上)

　　2.江西临川县地方干部的反映

作为县级的材料，江西省抚州地区临川县的“右派言论”，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地方干部对统购统销的意见。

　　(1)统购统销搞得吃不饱饭。

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傅瑞林说：“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是劳民伤财，嘉溪区因买粮有20％的社员误工，使农民吃亏5万元。”“政府购多了，我家吃了两天糠，饿死老婆倒没关系，饿死小孩更成问题。”“480～520斤的留粮标准真不够吃，现在比过去要多吃饭，没有吃饱脚是软的。”“饿得难受……这是实际问题，不解决就反映到中央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4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胡亦昌说：“抚州市掌握粮食定量不够，米不够吃是普遍的，小孩大了也不增粮，大人只有吃稀饭”。(同上，第45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周龙光说：“统购统销搞得不好，定量过死，搞的绝大多数农民把种子粮都吃了。……我家里就没有饭吃，仔女饿的吼吼叫”(同上)。

　　(2)统购统销搞“左”了。

　　临川县温圳镇人委干部徐节元说：“我村不实事求是，逼死人，全部把口粮搜去，还不相信。冷天把人搞得打赤膊，拿风车去扇，当地主看待，结果受不了，就吊死了。……我认为粮食统购统销很左，冤枉逼死了好多人，人家没有收到，硬说人家收到了。”(同上，第46页。)
　　粮食局周龙光说：“五五年我在南昌开会，讨论粮食定量问题，省对吉安专区的定量很满意，并以吉安地委党校每人每天用粮十三两做典型。我认为是假的，左了。……是卡紧腰带做典型，那样长的人十三两怎么够呢?在工作方法上宁愿过左些，其实后来又要加，怎样黄鳅同黄鳝赛拉的呢?”

　　(3)统购统销的价格不合理

　　临川县报社的伍攀增说：“粮食供应价格不合理。购粮按质论价是合理的，地区差价是必要的。为什么粮站供应群众的稻谷不按质论价呢?买、卖一担谷子相差五角钱，群众说是剥削，我对这个问题思想上也闹不通。”
　　省供销社临川转运站的陈清泉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说：“秋后把口粮都卖得去，以后又买回来，一反一复，非但耽误了生产，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价格上也多少有些差价，相差五毛钱一担，这使得农民对我们国家、党有不好的印象。建议政府应除下口粮来买余粮，不应把人家口粮买得去，以挽回农民对我们党的印象”。
　　临川县温圳粮食公司的喻瑞波说：“可能带普遍性都是这样：报喜不报忧，违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本来购余粮不购口粮，周转粮还要批准。农民说：‘明明我是够吃户，硬要卖粮，上半年又要买回去。卖6.25元，买6.75元，这不是国家硬要我们吃点亏!’就拿白城乡一户农民卖粮来说，我问‘为什么要卖?’他说：‘干部要我卖啊!’而今年买进口粮，这是劳民伤财，耽误农民生产”。
　　临川县供销社干部沈中基的话，更是一针见血：“统购是层层扩大数字，统销是层层留指标，弄得农民吃不上饭”。(同上，第47页。)
　　临川县商业局长吴仁华反映说：“目前农民生活仍很苦，群众反映很大。有一个农民对我说：‘农民一担谷仅卖得七元多，而一担谷酿成酒则要卖我们几倍的价。政府比土匪还恶，如果我们有枪杆子，一定要和政府干一场’。”他忧心忡忡地说：价格问题“如不及时研究解决，农民是会算账的，‘匈牙利事件’应作为我们的教训。”

　　3.城市居民的反映

　　统购统销不仅是农民不满，城市居民也不满；不仅县城和小城市的居民不满，大城市的居民也不满。这里辑选的是天津市民的不满言论，主要是生活水平下降，买不到农副产品，生活不方便等等。
天津市南开区税务分局党员干部郝金耀说：“统购统销以前生活是提高了，统购统销以后生活没什么提高。我不同意人为的制度，一个月跑一趟派出所领油票、粮票。是真供应不上呢，还是人为的制度呢?”(中共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编印：《本市机关、学校右派言论辑要》，1957年10月，未刊稿，第43页。)
　　大沽化学厂共青团员邱清芳说：“统购统销搞糟了，搞的市场买不到副产品。”
　　塘沽区人民银行张伯旋说：“过去串亲戚不带锅，现在串亲戚得带锅(指粮票)”。
　　工会联合会虹桥办事处共青团员李松春说：“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太苛薄了……就是叫农民卖得多，我大舅不乐意卖，乡干部动员。买粮食去只(给)卖几天的，所以说太苛薄。……解放前粮食够吃，解放初期还可以，到了(合作化)高潮后便不行了。”他还大胆提出：“党要改变一下统购统销政策，这样买卖粮食可以不受限制”。

　　二、关于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论

　　关于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论，全国各地非常普遍，但大同中又有小异。大同是都反对舆论宣传对农业合作化的颂扬，不承认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不承认农业合作化是自觉自愿的等等。小异是论证合作化“搞糟了”的个体经验是不同的。

　　1.否认农业合作化有什么优越性

　　来自山东的言论说：“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民缺粮，要求退社，有的抢粮闹事，到底是优越不优越?”“工人每月四五十元，农民每年四五十元，我坚决说不优越。农民不参加合作社不只四五十元。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收入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2页。)
　　安徽的言论也是如此。如淮南市粮食局保管组长杨培成说：“农村里从贫农到上中农，都对农业合作化有意见”。合肥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王义超说：“有农民说：现在分了地反不如以前帮工，以前还能吃饱饭”。(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3页。)
浙江基层干部的言论，除了一般性地说明合作化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外，对合作社和单干的优劣做了详细比较。如定海县有干部说：“合作化有七多六缺：(七多是)一、荒田多，二、粮食浪费多，三、生产懒汉多，四、盲目急躁推广先进经验多，五，砍伐森林多，六、争工分吵架多，七、负债多。(六缺是)一、养猪缺，二、粮食缺，三、产量收入缺，四、烧柴缺，五、零用东西缺，六、零用钱缺。”
　　遂昌县的干部具体说了合作社空头收入多的问题。即：“一、造水库化工分多；二、社务开会误工多；三、调换种子差价多；四、打稻机等废物花钱多；五、搞副业损失多；六、社内开会旅费多；七、旱灾减产空头收入多；八、技术推广工分浪费多。”安吉县有干部形象地说了合作化后的农民负担重的问题：“一个农民种五棵稻：一棵是给国家种的，一棵是给社长种的，一棵是给会计种的，一棵是给五保户、公积金种的，一棵才是给自己种的。”诸暨县有的干部说：合作社看不到优越性，单干倒有十大优越性：“不用开会、不卖余粮、不交农业税、勿用排生活(即生产)、勿用评工分、用钱自由、休息自由，水利不做、修桥铺路不管。办好了合作社还可以坐享其福”。
　　江西临川县的干部对合作社也是怨言多多。如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傅瑞林讲：“转社后比过去增产我就不相信。入社前我家禾长得钵子大，过去每年都能收四十多担谷子，入社后禾长得还没点点大，收入减少了，生活不如入社前。”(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0页。)

　　2.关于农业合作化搞“冒进了”的言论

　　在整风鸣放中，各地“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提到合作化高潮搞糟了。大家都清楚，是1955年夏毛泽东批小脚女人，掀起了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所以各地都有言论，直接批评到了毛泽东的头上。
　　如山东的“右派言论”讲：“农业合作化过去批评是小脚女人，现在是否是大脚女人?农民要退社不允许，死逼梁山。拿一县来说好的占寥寥”。“农业合作化冒进了，这是毛泽东批评小脚女人的结果”。“中央说农业合作化成绩是基本的，这是睁着眼说瞎话……我看缺点是基本的”。(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2、13页。)
　　安徽的“右派言论”也是如此。如《安徽日报》在1957年7、8月间刊登的一些言论说：“安徽合作化速度太快了，规模大了。”“入社后产量一年不如一年”。“1956年报上所载粮食增产数字是靠不住的。”安徽的谢竞成说：“农业合作化搞快了，搞大了，毛主席报告没几天，全国合作化都搞起来了。这是一阵风，哪有那么多的自愿参加的，不少都是拉进来的。”芜湖市公安局的宋治安说：“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是走干部路线来的”。(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5页。)
　　江西临川县的干部对合作社高潮过快的问题是有切身体会的。温圳供销社的涂元怡说：“我村里原初级社都没有，而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就将几个村子合并一个高级社，领导能力薄弱，缺乏经验，社里的农具经常摆在外面无人照管。过去一样农具能用五六年，而现在到社里只能用一两年。社员到田里去做事是不愿意的。……下田做事是拉夫凑数，派人下田。”
　　省供销社临川转运站的蒋金华，讲了亲身经历的农村搞合作化的情况：“五五年我在资溪搞农业合作化工作，当时去的时候还是互助组，后毛主席提出合作化的报告，批判了有些干部小手小脚搞慢了些，下面一下就合作化起来。县委书记到地委开会回来后向区委布置：你这个区限十天内要搞起来。区委书记作报告：你们发展多少社。下面不搞，怕受批评，说我们小手小脚。这样一下就合作化起来。要真正做到农民口愿、心愿、全家都自愿是不可能的。……(农民)不参加怕扣落后帽子，怕买不到东西，不得不参加。好多地方连初级社都没有建立起来，就建高级社”。(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1、43页。)这段亲历者的话，非常具体地反映了当时各级干部贯彻上级指示，违心地强迫农民合作化的情况。

　　三、关于人民生活困苦的言论

　　山东的言论反映：“总的说农民生活是苦的，他们劳动强度大，收入比工人相差太远。如果农民负担不减轻，工农联盟就成问题。现在农民千方百计进城，国务院限制农民进城。这是消极办法，积极办法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不然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生活改善成问题。”“中央不关心农民生活，于心有愧，是忘了本”。(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3页。)
　　河南的言论反映：“从理论上说农民生活提高了，个别的有所降低，实际上大部分农民生活没提高，不但上中农没有提高，有的贫农也没有提高。”
　　浙江在反映农民困苦的言论中，许多言论还用数据说明了工农生活不平等，城乡差距大的问题。如金华市化工公司的一位职工说：“为什么棉布上海16尺，杭州14尺，金华12尺，农民只10尺。粮食杭州30斤，金华27斤。食油城市5两，农民2两。总的工人好，农民苦。”(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9页。)

　　浙江平湖县的人说：“解放前除了一般残废、懒汉、受天灾人祸的以外，大部分农民都是每天吃着三餐干饭还要加点心，而现在吃粥多了”。(同上)
　　还有人把农民收入从历史上进行比较，说：“(农民)一年平均收入40元，高级知识分子一年收入3600元，相差90倍；21级干部一年收入708元，相差17.7倍。农民连饭都吃不饱，更谈不到提高生活，过去还可以借，现在借也无处借。”(同上，第148页)
　　浙江有人从长时间的比较中说农民生活的下降：“农民的生活一代不如一代；清朝时农民生活最好，辛亥革命前比辛亥革命后好，辛亥革命后比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好，抗战前比抗战后好，现在的农民更不如过去，生活很苦。原因：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快了些，公粮征得多了些，口粮留得少了些，公家积得多了些。”(同上，第149页)
　　来自农村的干部群众的言论，对拉大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都很有些抱怨。如宁波人说：“工人是共产党的亲儿子，农民是共产党的干儿子。政府关心工人、城市，不关心农民、农村。”等等。实际上，普通工人大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合作化后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都抱有深深的同情态度，基本观点与农民和基层干部并无多少差异。
　　大连造船厂始建于1898年，是现代大机器工业的老厂，工人也是地道的产业工人，他们的言论应是工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在鸣放中，大连造船厂的许多任务人都反映了农村生活的艰难困苦。

　　1.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大，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到头穿不上吃不上。

　　运搬车间相立春说：“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远，工人穿料子衣服，但农民连粗布衣穿不上，再看吃的方面，工人吃的白面、大米，有的地区农民连粗粮也吃不到。”
　　动力车间郭镜太说：“城乡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太大，农民每人一年供给360斤麦子，而城市比农村多的太多，农民辛勤劳动一年，应多供给农民粮食，城市、农村生活水平应平等。”
　　动力车间刘福贵说：“国家应把大批资金投入农民，照顾农民的生活，我们国家农民有五亿人口，而工人占极少数，农民生活很苦，一双鞋补了很多补丁。”
　　机械车间石兆英说：“农村生活有点太苦了，我回家看到大人、小孩有的没有吃的、有的没有烧的，哭哭啼啼的有的人吃不饱，但也有的人吃得很饱，我看不民主。农民都入社，有的农民说，不如不入社。所以农村男女都愿意到城市来，是否应该改善一下农民的生活才对。”
　　锅炉车间周平华说：“今年五一回山东，看农村生活苦极了，原因是粮食秋收后又枯了，来年三、四月就没有粮食，农民到处去要粮也要不来，结果还得饿着，生活就没有办法搞。”
　　电工车间刘殿明说：“现在农村生活比城市生活差得远，我头几天回家看了下，他们都早起晚归，中间还不歇息。吃的是地瓜叶、地瓜干等，而且分的粮食还不够。”
　　铜工车间李献贵说：“往年给四百八十斤而今年给四百斤粮，农民不给工钱，这样对农民，穿、零用钱从哪里来呢?今年八月十五日我回家去一看和工人生活完全不一样，农民吃得地瓜叶和豆饼。”
　　造体车间王世禄说：“我认为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大有差距，农民一年只开两回支不应该，应该和工人一样，每月开支。物品分配也不对，如油类等，农民和工人一样的劳动，但农民很苦，工农联盟应该一样才对。”
　　锅炉车间于贵长说：“工农相比农民生活太差，这对工农联盟来说是不好的，现在大多数的农村姑娘到城市来找工人。现在乡下农民连一文钱都很困难，这样工农生活不平等，建议应把农民生活再提高一步。”(中共大连造船厂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大字报汇编(摘要)》，第二辑，1957年11月，第165、166页。)

　　2.虽然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大，但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是下降的。

　　木工车间于作仁说：“我们国家往社会主义走，退回两年来说吧，我是二级工人，每月除生活吃饭以外，还能买27元的料子裤，现在生活赶不上过去了，买不起料子裤。过去大白菜2分，去年八九分钱，党号召增产节约艰苦朴素，不能从人身上节约。国家到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还不够社会主义的生活呢?”
　　造钳车间张本须说：“我们现在生活没有1949年的生活好，现在我们工人的工资高，但商品价格比1949年的高，物价涨得太多了，不如1949年的生活好。”
　　造体车间崔凤瑞说：“工资改革是好事，但改革后物价也涨，不合理，和没有改以前一样，如果物价这样涨下去，人民币就很快和以前一样了，过去人民币一万元一张，这得十万元一张，工资改革是：有其名无其实。”
　　蒋广海说：“工资改革是好事，但有的提高了，有的降低了，这次工资改革不但生活没有提高，而且倒苦了，工人工资多了的时候就给割掉工资，改革叫工人增加工资，我们没有增加倒减少，我看这样做是不对头的，上级给改革时，都不通过工人，到开工资时工人才知道，我希望今后工资改革，不给工人减就行，物价稳定就不行了。”(同上，第167、168页)

　　四、几点认识和体会

　　上述这几份材料，有贫有富，有城有乡，有南有北，有工有农，有干有群，有点有面，应是具有时代的典型性。给人印象很深的有以下几点：
　　　　1.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不满，在全国各地都是普遍的，在社会各阶层也是普遍的。无论贫瘠地方、富庶地方，城里人、乡下人，农民、工人、干部、职员、学生都有自己的不满，但感受有所不同。农民向政府卖粮贱，向政府买粮贵，价格明显不合理，引起农民不满。统购统销不仅明显让农民吃了亏，市民也同样是吃亏者。特别是大城市和小城镇的供应，一开始就显现出了不同等级差异。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再到农村，形成了一个供应链条上的不同级差。小城镇的居民粮食供应也是很紧张的。
　　在农村，敢于公开反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农民，不是地主、富农，甚至也不是中农，喊得最响的是贫农。原因正如浙江吴惟平调查所得结论：“贫农因为成分好，不怕大帽子压，所以敢喊。”(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6页。)这是符合实情的。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收集了农村反动歌谣四十则，没有一个是地主富农编的。
　　另外，在社会各界人士的言论中，县区机关干部的言论是最值得注意的。他们自己都是体制内的人，清楚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是政治高压线，很少会有人直接提出否定。但他们对政策落实的具体过程是很了解的，在当时鸣放的氛围下也还能在具体问题上讲一些真话。特别是县区的干部，他们是落实政策最直接的执行者，对政策的利弊问题都非常清楚。他们反映的民众生活情况，一般都比较生动具体，又有归纳提炼，很少有废话空话，应该说也是比较具有客观性的。他们的言论可以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言论互为参照。
　   50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是普遍的。从这几份材料反映，从实行统购统销后，农村就开始饿肚子了。当时报刊说合作化增产粮食，这从人们的生活经验上是不支持的。从各地“右派言论”中反映，大家都认为这是造假撒谎，纷纷从自己亲身感受予以反驳。毕竟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和官方媒体的宣传是不一样的。以至于大家连同中央制定的农村12年规划，也认为是欺骗人的，并不相信会真的实现。所以，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官方报道，其真实性都是大可存疑的。

　　另外，我们一般对上世纪50年代人民生活的认识是：在统购统销和社会主义改造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急速恶化的，而工人则是长工资比较快。在1956年工人还普调了工资。但从上述材料的工人生活感受来看，这个认识并不完全。工人虽然长了工资，但物价也都涨了，实际生活水平还是下降的。由此可以得出新的认识：1950年代由于国家工业化的启动，拉大了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但这个差距的拉大，不是由于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工农生活水平都在降低，只是农民的生活降低的更快更大，工人的生活是明长暗亏，由此产生的落差。所以过去一般说的，1950年代工人生活有多么好，这是和农村生活比较的说法，实际上未必如是。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材料说明。

　　3.合作化使党在农村基层社会出现了空前的统治危机。在1957年的鸣放言论反映，当时人--们生活对比参照系主要有二：一是合作化前，一是1949年前。老百姓因为生活困苦而口出怨言，动辄与解放前比，有的直接骂到毛泽东、党和政府头上。如：浙江象山县的老百姓说：“毛泽东法宝大勿过。当初哄大家分田地，现在又叫阿拉进合作社。……过去给地主做长工吃饭还要愁吗?共产党领导办合作社，到社会主义弄得人没有饭吃，牛没草吃，猪没糠吃。这样下去，宁可蒋介石回来，宁可给美国人一个原子弹炸死。”(同上，144页)江西萍乡县是中共革命老区，流传歌谣说：“毛主席领导好是好，再过两年有米讨；毛主席万万岁，买什么东西都站队”。新建县流传歌谣说：“总路线在过渡，老百姓在饿肚”。(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印：《毒草汇编》第一集，第58页。)也都表示了对共产党领导的牢骚和不满。
　　许多基层干部也都感到了党在农村社会出现了统治危机。用浙江安吉县的一位基层干部的话说：农村党员中，“积极可靠只占40％，有50％的动摇，有10％的也反对共产党”。群众中“实足有70～80％的人反对共产党”，“现在走路也讲共产党不好，吃饭也讲合作化不好，甚至在大街上公开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5页。)其它地方的基层干部也都有类似性的语言，认为中国要出“匈牙利事件”，一定出在农民身上。
从这些“右派言论”中可以看到，新中国在搞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让老百姓走到了普遍贫穷的地步。工农群众和普通百姓的利益都受到了伤害，又以农民的利益伤害最大，广大民众对此是不接受的。当这些来自民众社会的不满情绪在整风运动中被释放出来，立刻产生了连锁反应，形成了反映民间疾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潮流。相比那些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和知识精英的煌煌大言，这些来自民众切身感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对共产党的统治可能是更具挑战意义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都是搞群众运动起家的，对这类人心汹汹的民众言论自然有特殊的敏感性，因为这才是真正最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的言论。毛泽东之所以对整风运动紧急刹车，迅速转到了“反右”运动，担心民众会借机闹事造反，可能是比听不得“右派”逆鳞之言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整治民主党派的“引蛇出洞”的钓鱼说，与“蛇无头不行”的法、术、势，实在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所以也可以说，这些“右派言论”中反映的民瘼疾苦，不仅比较真实地表达了当时的社会舆情，也可以对“反右派”运动发生的多因背景有更大纵深的了解认识。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