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为卡玛辩诬、对历史尽责——我看王容芬的《卡玛和她的网站》一文

碧沙岗

为卡玛辩诬、对历史尽责——我看王容芬的《卡玛和她的网站》一文


年龄渐大，每天过眼的东西不少，记下的却不多。王容芬（下面简称“王”）刊登在2008年2月香港《开放》杂志上的那篇《卡玛和她的网站》（下面简称“卡玛”）是例外之一，只缘文章所述实在太过离谱。我曾向《开放》的总编金钟求惑，他发来了王确认她文章所言属实的答复，更是让我吃惊：书写历史竟然如此地随心所欲！本以为这种思辨阙如、不讲道理的文章读者不会真把它当回事情，没想到在今年“六四”二十周年来临之际，封丛德发出致《天安门》制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与柴玲对该片制作组“长弓”长达两年的诉讼相呼应，封丛德在他的新书《六四日记》中说：“我从王容芬这篇文章开始暸解到卡玛隐匿的文革经历”，并称卡玛是“文革中当红的造反派头目”， 将王的“卡玛”一文当成指控卡玛的经典依据。这就不只是对《天安门》这部影片的质疑，而是要将该片的主制片人卡玛本人彻底抹黑。良心让我不能不提起笔写下这篇文章，这不单是为卡玛个人辩诬，更是对历史尽责。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人已经去世，再过二三十年，整整一代人都要走光，我们亲历过的那些事情，将成为纸上的历史，后人再研究时，只能凭借留存下的史料。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我有义务留下一份可以让后人与王文比对的资料，供他们辩别真伪。 (博讯 boxun.com)


王在“卡玛”一文中说：“那時她叫卡玛丽达，六十岁以上的北京人，很少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它比宋要武、彭小蒙们响亮，仅次于蒯大富、王大宾们。卡玛丽达是外籍人员子女造反派的头头，人民日报上有她的照片。”这段陈述远离了当年的真实情况。我和我的丈夫文革开始时都是北京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当年完全没有听说过卡玛丽达（或卡玛）这个名字；说卡玛的名声“比宋要武、彭小蒙们响亮，仅次于蒯大富和王大宾们”，不知道王的这两个“们”包括了几位数，反正在当年北京学生心目中的“造反名人”里，是数不出个卡玛丽达的，况乎北京老百姓了。不过我认识的人中有在文革前听说过卡玛的，是因为她在北京中学生运动会得了铅球冠军，这个漂亮的外国姑娘引起一帮参加运动会的男生的瞩目。文革前的体育尖子和文革中造反出了名的学生不是一回事，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王在此段陈述的句尾用了语焉不详的“人民日报上有她的照片，”作为“卡玛丽达是外籍人员子女造反派的头头”一说的脚注，这就更不对了。我们那一代北京中学生，对曾一度被罩在文革舞台聚光灯下的耀眼人物——宋彬彬、彭小蒙在《人民日报》上的照片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若那时真有一个“外籍人员子女造反派的头头”卡玛的照片也出现在报纸上，且相貌要比宋、彭二位靓丽得多，会至今记忆犹新——大脑皮层在崇拜英雄偶像的青春年华留下的信息是抹不去的。事实是：凡是现在大陆青年人认为很“酷” 的美国、台湾、港澳、高干、明星、老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始，经过一次次严酷的政治运动，到了文革，均已变成最毒、最黑的东西。1966年文革初期，在血统论红卫兵眼中，卡玛只能是美帝国主义的“狗崽子”，我自己那时是反党分子李锐的“狗崽子”，深切地知道“响亮”“一词与“狗崽子”是没有任何缘分的。

王在文章中还说：“人民日报曾经登过卡玛丽达和一群外国专家子女参加大串联回到北京的照片，冠以偷梁换柱的标题《卡玛丽达与辛顿夫人率美国青年代表团到京》。”金钟告诉我：“王容芬特别说明1966年冬天人民日报报导‘卡玛丽达.辛顿夫人率美国青年代表团到京’一事的荒谬。报导中照片上的‘辛顿夫人’正是卡玛本人，而率美国……到京，给人印象是来自美国的代表团支持文革来了。其实是卡玛带领一批外籍子女串连回到北京。说卡玛是外籍子女红卫兵的头头，这是被当局高调宣扬的事实。”凭文革过来人的亲身经历，我可以绝对地肯定王的“特别说明”是伪说，但还是请一位熟悉资料检索程序的朋友帮助查阅当年的《人民日报》，我需要用事实说话。这位严谨负责的朋友反复察看了多遍，结果不出我的判断，从1966年6月北京中学生红卫兵登上历史舞台到1971年4月中美关系开始解冻这一期间，卡玛和她的长辈的名字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过一次，遑论照片了。他们的名字和照片现于《人民日报》是1971年4月以后的事情，那时逐渐有了一些美国人士来访的报导和中央领导人接见他们的照片，这其中有了卡玛的长辈和她本人。但是这种接见和报导均是毛泽东改变其外交策略的一部分，王将此作为卡玛是红卫兵头头的证据，是完全站不脚的。

我的朋友也找到了王说的那篇“辛顿夫人率美国青年代表团到京”的报导，它刊载在1971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的第四版上，现根据扫描件录全文如下：


美国青年一行十七人到京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由卡麦丽达•欣顿夫人（注：原文如此）率领的美国青年一行共十七人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今晚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有席道崇、程齐虹、邢洚、林晨、朱良等。欣顿夫人在我国的亲友韩丁、雷洲安、史克、阳早、寒春等也到机场迎接。”

对照这份原件，王文和她对《开放》总编金钟的“特别说明”共有八处不实和错误。

1. 王所说的报导标题既是错的：原标题是《美国青年一行十七人到京》，而不是《卡玛丽达与辛顿夫人率美国青年代表团到京》。王在这个自己编造的标题里还套进了另一个错误，把“卡玛（麦）丽达•辛（欣）顿”中将“名”跟“姓”分开的那一点“•”换成“与”字。是对常识的忽略，还是有意地将一人变为两体，分离出个卡玛，便利自己的指控呢？


2. 时间大错：这篇报导的时间是1971年9月30日，不是王对金钟所说的1966年冬。1966年的中国，美国是头号敌人；从敌到“友”的转换始于1971年4月毛泽东亲自因势利导的“乒乓外交”事件，这之间中国外交策略的演变可谓天翻地覆，五年之差非一般之误。


3. “报导中照片”之说不实：那天的报导根本没有照片。


4. 阐述不实：这篇报导说的就是辛（欣）顿夫人率领美国青年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访问，乘飞机到达北京，不是王所说的“其实是卡玛带领一批外籍子女串连回到北京。”在刊登了这篇报导的1971年的9月，政府早完成了对我们这批老三届中学生的“就业”处理，我本人即是在1968年2月15日离开学校进入工厂的，文革大串联久是昔日黄花。说卡玛他们在这年的九月“串连回到北京”，根本就不可能！即使按王所说的此报导发生在大串联还在进行的1966年冬天，也仍然是天方夜谭。那时北京城四十公里以外的交通要道都立着：“外国人非经许可不得逾越”的牌子，一支全由外国孩子组成的串联队伍，别说自由游走于中国大地，连出北京城都不要想。


5. 历史背景错位：王说“1966年冬天人民日报”将“ 卡玛丽达和一群外国专家子女参加大串联回到北京” 一事“偷梁换柱”成“《卡玛丽达与辛顿夫人率美国青年代表团到京》”。文革时期的毛泽东独断专行到登峰造极，全国上下无人免于毛即法律的恐怖。在那个年代先于毛泽东五年向美国示好，报导、且是“偷梁换柱”地报导有个头号敌人的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不要说《人民日报》的编辑，就是周恩来，借他一百个脑袋，他也不敢干这种事情。我们这些过来人中能相信王的这种臆说的人恐怕不多，但是没有亲身经历的年轻人保不齐会相信旅德学者王的话。以学者的身份把历史搞得如此地面貌全非，是太不应该了，这是遗祸后代。


6. 违背事实地夸大渲染：该则报导所占篇幅是块“豆腐干”， 其他出现有卡玛名字的报导，也没有任何一篇在任何一处提到卡玛是外籍人员子女红卫兵的头头，王的“这是被当局高调宣传的事实”一说实在是矢人惟恐不伤人。


7. “‘辛顿夫人’正是卡玛本人” 断言大谬：卡玛的奶奶和卡玛同名同姓，中文译音都是卡玛丽达•辛顿，或者《人民日报》音译的卡麦丽达•欣顿。卡玛丽达是卡玛曾祖母孩童时一个西班牙女友的名字，出自天主教的一个典故，她将这个名字给了自己的女儿（卡玛的奶奶），卡玛的奶奶又将这个名字给了自己的孙女（王文所说的卡玛），这种传承姓名的方式在西方并不稀奇。非要把从美国到中国访问的“辛顿夫人”张冠李戴给她的生活在北京的孙女“卡玛丽达”，简直是不讲道理了。

八、结论错了：王说，这篇报导“给人印象是来自美国的代表团支持文革来了。” 我想不明白，什么样的思维逻辑会从上述报导中得出“支持文革”的“印象”。

对这样一段只有一百零八字的短讯，王的引述和解读之错误、之不实有上述八处之多，她在文章中对卡玛其他的连根据都没有提的指控，可信度能有多少？


历史地看待寒春和阳早




王在“卡玛”一文中引用了卡玛的母亲、姑姑等四人的一张大字报。其实这本来是他们递交给国务院专家局的一封信，是后来被人抄成了大字报张贴出去的。王即使全不知情，只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做出这个判断也不是件难事。这四个人正在向当局诉求与中国人同等的政治权力——这其中当然包括了写大字报的权力，在未获批准之前，他们是不会轻举妄为的。王全文引用了那张“大字报”中提出的要求：

“1、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4、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群众；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7、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8、取消特殊化。”

王随后说：“卡玛家族如愿以偿，和中国人一样投入了文革暴力。”卡玛长辈们提出的这八条要求，即使用今天最严厉的评判眼光，也无法让我同意王的说法。也许第五条“三大革命运动”会令今人有所质疑，三大革命运动的定义是什么呢？“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个运动是那个时代每一个属于人民范畴的中国人都必须投身其内的，而卡玛的母亲和姑姑、姑父作为外国人，被与普通的中国人隔离开来，排斥在外，他们所要求的无非是：“请像中国人一样平等地对待我们”，摆脱被孤立、受猜忌的难堪境况。

卡玛的姑父阳早和姑姑寒春的故事是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都知道的。寒春来中国之前是在美国的洛萨莫斯国家实验室从事原子弹的研制，几年前我参观过那个实验室的展览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美国政府创立这个实验室时告诉科学家们的是：研制原子弹不是要使用它，而是要抢在希特勒之前拥有，以制约纳粹德国。年轻的物理学家们抱着早日结束战争给世界带来和平的愿望，在高原荒漠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工作，当他们看到自己研制出的原子弹对日本平民造成的巨大伤害和对生命的摧毁力时，许多人无法承受良心的谴责。寒春就是在那时和其他一些科学家一样，辞去了洛萨莫斯的工作，随后离开了令她理想幻灭的美国，到中国找到正在为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的哥哥韩丁和哥哥的好友阳早。后来她与从事农业的阳早结婚，一同到了陕北农村，帮助那里的农民发展农业和办牛场，一生再也没有碰过核物理研究。记得前几年看到过一个记录阳早、寒春取得中国绿卡和他们在中国生活的纪录短片，两位老人在北京郊区的奶牛场与当地的农民亲如一家地劳作，寒春身上穿的是老旧的深蓝色棉大衣，家里的写字桌是用砖头垫起来的。他们拒绝搬入北京城内居住，说是现在的共产党领导变修了，他们要坚持自己艰苦朴素的革命道路。

我想起了朱学勤在他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记述的一个场景：

“夜色逼近，渐至黑透，谁也不想去开灯，直至看不清对方的脸色。黑暗里，突然听见老人在垂泪，先是沉默，终至失控：‘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轻时还会入这个党，到老年还是要像他们所谓的那样‘反党’，‘反’他们的‘党’！”这是写出《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李慎之，他说的似乎应该是：“我如果再活一次，绝不会加入共产党！”但是，那就不是李慎之了。寒春、阳早、李慎之都是那个时代的人物，都是那个历史、文化环境中生长出的人物。你可以不理解、不赞同卡玛长辈们的追求，但是你至少应该尊重他们那种对中国农民的深切关怀，对理想坚韧不拔，永不背弃的人生选择。王在她的文章中充满轻蔑地将他们说成是：“跑到闹市表白自己的廉洁，……我不信他们上当受骗，利令智昏才干得出这种丢人现眼损祖德的勾当。”如此粗陋、浅薄的言词，真不该出自亲身经历文革惨烈迫害的王容芬之口，读来令人倍感悲哀。



我认识的卡玛


在一些人唾骂卡玛，在柴玲的起诉把卡玛的制片组逼到濒临破产的危境的时候，我要说说我认识的卡玛。

初知卡玛，是无意间在美国公共电视频道看到她拍摄的《天安门》，打开电视，支持学生民主诉求的青年教师梁晓燕，正在批评那些坚决罢课的学生阻止不愿意罢课的学生进入教室，说他们剥夺了别人选择的权力。立即觉得制片人所表述的：诉求民主的人并不一定都理解民主的真谛的见解十分深刻。第一次见到卡玛是在北京，她为新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采访我父亲李锐，那天没有时间深谈，她只是说也想采访我。我告诉她，我在文革中是无名之辈，采访价值不大。但是回到美国后，她还是邀我去他们那简陋的摄影工作室做了一天半的访谈。卡玛说，文革是一个太浩瀚、太广大的题材，可找到的影片资料极为有限，根本没办法拍摄出一部较全面、完整的影片，而文革初是中学生的这一代人成长期间的画面资料相对来说较为丰富，因此选择了以这一代人所受教育的文化土壤为切入点，展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出自各种不同家庭背景的青年人——主要是中学生们，如何会以那样的真诚和热烈追随毛泽东，卷入进那样疯狂的一场浩劫之中，以及他们的觉醒之路。我们这一代无论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很多人至今都能背诵出毛泽东的这条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年第一个刊登了遇罗克的《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的刊头，登出的就是这段语录。我当时就觉得、在看过拍摄完的影片后更是觉得，《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个片名起得极好：我们这一代青少年时期的奋斗、努力，莫不源于自认为是将来主宰世界的力量。我们幸福，是因为我们能投身于革命；我们痛苦，是因为我们被排斥在革命之外；我们最终觉醒，是因为看清了自己哪里是什么太阳，中国只有一个太阳——毛泽东，我们只不过是被愚弄、利用的工具。卡玛后来告诉我，他们选择这个片名时确实有一层反讽的意思。对卡玛担纲拍摄的这部纪录片，我的态度是一贯的：卡玛作了中国人没有做的事，卡玛作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我敬重她做的工作。

卡玛的摄影工作室让我感受到一种理想主义的文化，陈设十分简陋，唯一显出点气派的是那套音响合成和镜头剪接器材。工作室所在的破旧小楼和小楼居于其中的小小的公园，是当地一个故去的居民捐赠给那个城市的。市政府要保留这幢历史建筑就需要雇人守护，钱却无来源。卡玛从拍摄电影获得的基金中抽出一部分从市政府手中租来这幢小楼，承诺了维修保养的责任，双方各得其所。一楼有一个小厨房和一张大圆桌，我在的那天的早餐，是卡玛父亲工作过的山西张庄的乡亲们送的小米熬的粥，外加馒头咸菜，中餐是叫的外卖，七八个工作人员和我这个受访者围在一起“风卷残云”。卡玛的丈夫、有个中国名字的高富贵担任摄影，澳大利亚的顶尖汉学家白杰明被请来担任电影的合作者，他就窝屈在阁楼上睡觉。有一个我至今记忆犹新的纯清的台湾姑娘，做资料储存整理，还有几个从大陆来的和我女儿年龄不相上下，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姑娘在那里轮流做义工。

后来影片在旧金山湾区公映时我和卡玛又一次见面，这里的电视台华语节目《话越地平线》采访了她和白杰明。那是个与观众互动的节目，我没想到打电话进来的会有台湾人，他们感谢二位受访者做了一件好事，向他们这些不了解大陆的人展示了那场“革命”的真实面貌。记得有个大陆来的观众打进了一个对影片有意见的电话，问卡玛为什么要拍暴露中国黑暗面的电影，说现在的中国非常好，不像电影里那样。卡玛回答说：文革中暴露出的问题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人性中恶的一面在一定制度和条件下都会极度膨胀，德国就出现过希特勒，美国就出现过麦卡西主义。我们有责任让人们了解那段历史，以警醒自己，不要在自己的国家里发生那样荒谬的事情。美国“911”以后，其实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只是程度不同。例如，只因为法国在攻打伊拉克问题上与美国有分歧，就引起一些美国人的痛恨，他们像中国人在文革中把鸡蛋糕改名“斗私糕”，江米条改成“批修条”一样，要把法式炸薯条（French fries”）改成“自由炸”（Freedom fries），还荒唐到国会餐厅张贴的菜单都作了如此的变更。一时间家家都必须挂美国国旗，谁要是对打伊拉克说一个“不”字，就可能被视为不爱国，受到攻击。

我的朋友朱大年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当年也是“狗崽子”，卡玛拍“太阳”一片时把他从北京邀请到美国接受采访，就住在卡玛家里。周末卡玛一家出去滑雪，把一串钥匙扔给他就走了。他打电话给我，感慨卡玛对人的真诚和信赖，说我们素昧平生，她也不怕我把她家都偷空了。

我和卡玛都有个处在青春期的女儿，我常常向她请教如何与女儿沟通交流。不管她多忙，在电话上和我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给我分析美国文化，分析在美国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中国孩子的心态和问题。后来我女儿到波士顿哈佛大学医学院面试，卡玛到机场接她到自己家，我女儿和她的小儿子一下就成了好朋友，坐在厨房的台子旁边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她的小儿子突然问：“你和我妈是什么关系？你怎么认识我妈的呢？”我女儿一下给问住了，说：“让我想想。我好像并不认识你妈，是你的妈妈拍个什么电影采访了我妈妈，她们就成了好朋友，我也就成了你妈的好朋友。”小儿子认真地点了点头：“知道了。我妈的好朋友特多，我妈的朋友蹲过监狱的也特多。”女儿在电话中说给我听：“妈妈你的朋友特棒！”能让青春期的女儿在我们这些“什么也不懂”的成年人中看得起谁，不是一件易事。正是卡玛待人的诚恳和她温暖的人情，让我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朋友。对于饱尝过世态炎凉的我，这种品质比信念、成就……更让我珍视。


卡玛网站的意义



王在“卡玛”一文中斥损卡玛的同时赞扬了王友琴，说她“以个人之力在芝加哥大学网页里建了一个文革网站。”

“以个人之力”，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知道很多朋友为王友琴网站的建立作过工作，那是不应该被埋没的；还有那些在大陆以极大的勇气接受了王友琴的采访，提供给网站材料的受难者的未亡人、朋友、同事们，他们的力量更不应忽略不计。文革是一场极为惨烈、极为浩大的人类劫难；积极投身于其中的人在运动中的诉求和行为的思想渊源、家庭背景、文化土壤和社会教化之深邃、博杂，如苍穹间之繁星，几乎难以穷尽，绝对不是王文所表达的：参加文革＝投入文革暴力，如此简单的等式；对文革的还原，对文革的记忆，对文革暴行的揭露和鞭挞，对参与其中人的分析……这一切的一切，决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机构可以独立完成的。王友琴管理的中国文革浩劫受难者纪念园里“为九千五百零一位文革受难者逐一立了纪念页，收录了七十篇纪念文字，一篇珍贵史料，两篇论文。”（王文）这无疑是非常了不起，非常令人尊敬的工作。卡玛的“Morningsun.org”的中文网页中收集了文革中的很多实物、很多标语口号、很多个人的故事和家庭的遭遇，还原了文革的实景、实地，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它的残酷和荒谬，对文革是另一种角度的揭露，与“纪念园”的资料是互为补充的。王说卡玛的网站“没有一篇论文，连一条文革研究的报导都没有”，是又一处完全不顾事实、既偏执又无端的指责。只要进入Morningsun.org的英文主页，点击library分页，你就会看到这个文库里收集了大量的中外学者研究文革的英文论文，那些外国学者的独特视角、条分缕析、入理鞭笞，让我这个中国人汗颜。

王在年轻时所占据的思想高度是令人起敬的，但是坐过共产党的监狱，不等于永远地拥有真理，可以随意地把一切与己不同的思考一棍子都打成“红卫兵暴力”。每一个希望能够对历史尽到责任的人，应该学会用民主和理性的方式思想，应该学会包容、尊重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他们的观点，只有如此，才能以客观诚实的态度记述历史、剖析历史，才不会像共产党一样地诛锄异己，永远地走不出历史的怪圈。

写在美国独立节翌日2009.7.5.

定稿于2009.8.27.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