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彦：广东整风运动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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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整风运动一瞥

○　董 彦

广东的整风运动是全国的缩影。从当时的一些文件档案，比如《广东省整风运动报告》以及《大鸣大放资料》、《“放”“鸣”选辑》等小册子，还有各系统各单位的总结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运动的发展轨迹，知悉当年历史风暴之中广东的社会动荡、思想起伏以及人际关系变化等等。
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提出，要在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该指示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按照这个指示，这次运动的方针和方法是：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地针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开展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广东和全国各地一样，迅速融入了这场巨大的历史风云。从1957年5月上旬开始，全省县团级以上的中共机关、大专院校党组织，纷纷组织党外人士召开座谈会，欢迎他们对中共提出批评意见。5月15日，中共广东省委讨论出台了《关于整风运动的计划》，并成立了由陶铸、古大存、冯白驹、区梦觉、文敏生、尹林平、王德、李坚真、王匡等组成的省委整风领导小组，陶铸亲自任组长。5月19日，陶铸亲临中山大学，在绿荫掩映的礼堂里，召开了广东省第一次关于整风运动的座谈会，号召全校教职员工积极投身运动。这次座谈会标志着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在广东的开端，自此，广东的整风运动匝地而起。据1959年3月11日公布的《广东省整风运动报告》统计：运动期间，全省参加“鸣放”的约有2500万人，贴出大字报5亿多张，驻穗各单位举办大小展览会2555个，鸣放批评意见163万多条。
《广东省整风运动报告》这样评价整风运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有了显著的转变”。报告还列举了一些很具体的事例，比如群众公开指名地批评领导干部或群众间相互批评。某单位职工这样批评同事：“病君谭权真作状，一盅大饭食清光，天天‘偷鸡’回家去，不见病君食药汤。”在广州方言里，所谓“偷鸡”指的是上班时擅离岗位、溜号。这张大字报是在批评那位职工装病。当时被批评的人还可以说话，马上写出大字报表示接受批评：“大字报飞扬，警惕我思想，工作学习好，无事不离场。”广东纺织厂工人批评该厂党委书记：“忙！忙！忙！终日忙在会议旁，不下车间走一趟……请！请！请！请我们的宋书记，深入瞧一瞧……”如上所述，这个时期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思想和工作作风等方面，而且态度较为温和，甚至有批也有赞。比如广州市八达铆钉厂的群众写大字报讽刺自己的厂长工作不深入，是“贵公子”。这位厂长认真接受批评，在整风运动中即坚持下车间跟班劳动，群众又写大字报表扬他：“厂长躬身入车间，虚心学习不等闲，劈机头上显身手，工人群众笑开颜。”
中国土产出口公司广州分公司的整风总结报告认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好形式，也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方法。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大字报是帮助我们改正缺点，解决问题，自我教育及揭露各种问题的有利武器，特别对我们领导干部克服三风五气，是起着推动作用。”该公司的总结还指出，整风运动使本单位原来“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人浮于事，忙闲不均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因为“狠狠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现在广大职工自动提出加班，储运科礼拜天也没休息过，警卫同志主动提出代替保管员过磅，不安心统计工作的也表示一辈子都要搞统计，到处都呈现了新风气”。
但是运动很快就呈现出对社会的负面效应，首先是咄咄逼人地颠覆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比如大学停课，师生们都去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开展“大鸣大放”。许多企业的生产安排也纷纷给运动让路。比如《广东省整风运动报告》显示，拥有10个演出团体的广东省民间职业杂技魔术团完全停止演出25天，全体人员集中在沙河顶的广州音乐和电影技术学校内进行整风。这个仅有278人的单位，共鸣放大字报57684张，平均每人写了200多张，不能不说是“蔚为大观”。据当时的统计，这些大字报有揭发、暴露机关铺张浪费的意见2395条，批评本单位右倾保守的意见616条，关于干部思想作风的3528条，关于规章制度方面的733条，关于生活福利方面的648条，揭露贪污与违法乱纪行为的15条。
到了大鸣大放后期，“鸣放”中对党和政府批评的言辞日益激烈、尖锐，对右派份子的围剿也随即呼之欲出。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整风运动进入第二阶段。7月，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讲话，并写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和风细雨”的“鸣放”告一段落，批斗右派分子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就此来临。
北京的号令很快在南方得到响应。1957年7月4日，中共广州市委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了有4000多人参加的“反击右派分子大会”，在会上通过了《对右派分子的声讨书》。大会义正词严地宣布：坚决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7月9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发出一份题为《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宣传提纲，列举了罗翼群、云应霖、储安平、章伯钧、章乃器、龙云等人的右派言论，并加以分析、驳斥。
尽管如此，一些系统和单位在反右斗争初期还是相对谨慎的，斗争的火力也算不上猛烈。8月9日，广东省委统战部发出的《关于工商界讲习所反右派斗争问题的通知》还在要求：“对学员仅在学习中发表偏激言论的不要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即使是对那些已经认定了的右派分子，也要“经党委研究批准后才实施斗争”。8月31日，省委文教部的《关于如何在中小学中展开反右派斗争的报告》指出，“目前由于各地、县、市机关反右斗争尚未开始，现在也忙于生产，分不出力量，学校的队伍未形成，立即在学校展开斗争，必然产生很多困难，我们首先必须做好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包括动员学习、查找收集右派材料、做好排队工作等，总之，还谈不上急风暴雨。该报告还特地强调，有关右派的“材料必须实事求是，查对清楚”。至于反击右派的具体措施，也只是似乎不无象征意义地“对不称职、作风不好的干部加以适当调整”。对于中等学校的学生，更是明确指出，“不搞反右派的斗争，集中二天时间学习反右斗争形势”，只是在学习时间结束之后，再“在寒假放假后的10天或半月集中到地委或县委进行反右斗争”。从中可以看出，在那个阶段，基层组织对那场影响中国社会进程和数百万知识分子命运的运动并没有很清醒、很明确的认识，在思想认识上还跟不上毛泽东的整体战略部署和具体实施计划。
但是，反右运动很快便呈现汹涌态势，斗争开始变得越来越严厉。关于右派分子的标准和具体划分方法已经逐渐明朗而细致，越来越多的人被卷了进去。右派分子的划分有了可操作性，细分为“极右”、“普右”、“中右”等名目，分类归档。还有一种叫“疑似分子”，可以归入右，亦可以归入中右，命运就靠运动的组织者随机决断。中央给出了“右派分子”的标准，各地又对标准进一步理解和阐释。这种进一步理解和阐释都是上纲上线，变本加厉，往深里说。如江门地委财贸部的总结这样界定右派分子：“就是在政治上攻击和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他们非难大跃进，非难人民公社，目的就是在于否定党的总路线，而代之以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他们污蔑总路线不是实事求是，不符合人民的愿望，执行总路线使国民经济计划失调，攻击大跃进是‘大跃退’、‘大冒进’，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公社‘搞快了，搞糟了’，‘根本就没有优越性’。右派在实质上就是阻拦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资本主义在中国死灰复燃。”
广州市委财贸部在11月14日下达了《关于反击右派斗争中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开篇即指出，斗争初期有些单位排队工作做得较粗，要求普遍地、认真地再做一次，并详细给出斗争步骤，如“充分地占有材料，储备弹药”，然后“看准咽喉，针对不同问题选择不同的弹药，对准敌人，命中要害”，“将具有共同性论点的右派分子划成一批，分交给几个斗争小组一起开火，进行全面开花”。从其中使用的那些恶狠狠的词语就可以深刻感受到，反右斗争已经被视为两军对垒、剑拔弩张的战斗，弥漫着强烈的火药味。
据《广东省整风运动报告》统计，广东省从文教界、文艺界、卫生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民主党派中揪出了36610名“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总人数5.5%，机关干部中的右派占参加运动总人数3.68%，民主党派中则有20％的人成为了“右派分子”。
与全国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在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广东还开展了以“反对地方主义”为中心的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实际上是借整风的大势形成了一次关于“地方主义”的大批判。当时认定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冯白驹是“广东地方主义”的头子，对他们开展了重点批判。1957年12月，中共广州市委召开第十次全委（扩大）会议，连续开了16天，对广州市的“地方主义”言行进行揭发批判。在会上，受到重点批判的有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有恒、钟明，副市长余美庆，统战部副部长兼侨务局局长谢创，市财贸办主任古念良等。市委副秘书长陈恩、市委办公厅主任王伯群则被打成“反党小集团”。还有一些由东江纵队转业到广州工作的人，因为节假日常聚集在市劳动局局长李爱农家闲聊，也被说成是“东江会馆”小集团活动而受到批判。指责他们“在思想政治上一贯右倾，有严重的地方主义和个人主义，又进行非组织活动”，是一股“反党反马列主义的逆流”。在进行重点批判后，于1958年3月作出组织处理：吴有恒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两级，下放广州造纸厂当车间副主任。钟明被撤销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市监委书记，下放到广州协同和机器厂(广州柴油机厂)当党委书记，余美庆、谢创、陈恩、王伯群、古念良以及所谓“东江会馆”的一些主要成员也分别受到党纪处分。
在反右斗争中，“左”与“右”之间已经形成楚汉不两立之势。但是从1957年11月开始，反右斗争发展成整改（整顿与改造）运动。斗争矛头开始从右派转向一般群众和领导。这时候，上下之间也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裂罅。
在广东省档案馆，存有省商业厅整风领导小组于1958年7月31日写就的一份调查材料，是关于一位“重点批判对象”的调查结论。这是一份现在看来极为普通的调查材料，但在当时却极其敏感地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审查对象叫原鲁，时任广东省商业厅厅长。材料显示，他的突出问题是“对党领导的伟大整风运动特别是在反地方主义问题上表现严重的右倾和作为上一贯表现严重骄气”。材料中列举原鲁的错误之一是“不尊重战线领导”。“原鲁常在处以上干部会议上公开说战线干部是吃干饭的，甚至在战线整风办公室傅春梅下来传达战线指示时，也对傅说：‘你们战线干部干啥吃的，我去了没找到一个人，你们都是吃干饭的。’”材料里还写到，战线通知开会时指名强调要原鲁参加，他不是不出席，就是指派别人去。
材料还反映，原鲁“民主作风差，有时对人粗鲁”。“一般干部向原请示、汇报，有时碰到原厅长工作忙时就是申斥或漫骂，或当别人尚未开口之前，便挥手把人赶出门外。”“在会议上也往往不倾听别人的意见，甚至不让别人做充分的发言，不是中间掐断，就是背着手走来走去。”有的干部说：“他是首长，我们年轻轻的，骂我们几句不算什么，对王克清同志（省供销社办公室主任）一样的骂，王主任的儿子已经长我们这样高了，还挨骂，像什么话。”
这份调查材料认为，原鲁的最严重、最关键的问题是，“对上级有关整风指示、决议不够尊重”，“对党的伟大整风运动表现严重右倾”。对此，材料还拿出了一些事例来作证。比如提到：在双反运动时，整风办公室罗兰珍同志将省人民委员会《关于下一步运动做法的指示（特急件）》送给原看时，“原不但不看，还说‘什么特急不特急，你这个人，专门来送文件’。挥手叫罗出去。后来整风办公室刘科长认为该件是领导小组必须要看的，又亲自送来，原仍是不看，并摇头摆手说：‘我懂了，我懂了！’”当战线干部面告原鲁出席战线领导小组会议的通知，他说：“什么整风，整风，开会，开会，不下乡了解情况，开啥会，整啥风，我要抓业务。”
这些绘声绘神的细节，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性格直率，容易急躁，脾气有点大，喜欢批评人的厅长。但这些似乎只关乎性情或为人处世的态度，属于脾气和作风的问题，无关乎大的原则。按照如今的标准，甚至还有几分可爱。但是材料最后下的结论却是“原鲁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实质上是丧失立场”，为了教育原鲁本人和全体同志，“我们认为原鲁同志整风运动第四阶段中应作为我厅重点批判对象”。
正因为局势是这样的严峻，打击是这样的严厉而宽泛，许多人在运动的暴风骤雨之中惊慌失措。有不少被批判的人认定自己再也等不到云开雾散的一天，只好一死了之。自杀的人数不断上升，据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在1958年底发出的一份通报披露，仅省人民委员会系统，“从11月20日至12月9日这一期间，先后发生了自杀事件6宗，其中：省银行1名，工业厅1名，外贸局4名（药材公司3名，外运公司1名）。内有右派分子4名，疑似分子1名，中右分子1名。已死4名，未死2名。”
整风运动虽然已经过去半个来世纪，但是那些历史的印迹至今读来依然令人感慨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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