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中央领导层对文革小报的态度

tuffy05

中央领导层对文革小报的态度

王锐

文革小报的兴起、发展和泛滥，如同当时全国城乡无处不有，甚至一度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一样，是“文革”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也如同大字报一样，其从诞生到发展，再到衰亡的过程，既有其自身规律，也有着一些客观的因素在其间起着重要作用。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对待文革小报的态度，也是其中因素之一。不过，在对时局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中央领导层中，对待文革小报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比如，周恩来与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区别就很明显。而毛泽东的态度，则明显倾向于后者。

1、周恩来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

事实求是地讲，文革初期，在对待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所谓“四大”这一关键性问题上，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领导层，同毛泽东是存在着一定分歧的。其立足点，基本认识和考虑，以及达到什么目的和效果，如何掌握尺度等方面，看法都不尽相同。尤其是大字报问题，一开始中央领导层态度就很不一样。文革的火刚点起来，周恩来曾在多个不同场合，强调搞“四大”应当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提出对大字报要做几条规定。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决定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之后，北京及全国各院校立即形势大乱，局面严重失控。在此情势下，刘少奇于6月3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出席。会上，鉴于北京及全国文革运动的新情况和新动向，拟出关于运动的“八条规定”。其主要内容有：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注意保密；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侮辱人等。 毛泽东后来对这个以“内外有别”为主要内容的“八条规定”，作了严厉批评指责，认为是“压制群众”（刘少奇、邓小平、也被因此扣上“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被批判打倒）。
而文革小报的兴起，就其内容形式，发散的范围等方面，在其基本立足点上，恰恰是与“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注意保密”等原则立场，有着根本性冲突。从这个角度讲，周恩来对文革小报的一些做法，内心里肯定是不赞成的，甚至是持否定态度的。只是鉴于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对小报持肯定甚至赞赏态度，他因之不便于也不能公开反对。但涉及到一些具体事例时，他往往又要是婉转或者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否定性意见和看法，对红卫兵造反派小报的某些搞法提出批评反对。
最典型的是，1967年夏天，周恩来在接见某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中，就特别讲到文革小报上所刊出的内容，一定要注意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不能随便将党和国家的机密档案和内部讲话，不负责任地登载小报上，而造成泄密事件。周总理还特地讲到外交部等部门反映给中央的一个情况作为例子。周恩来说，前些时候，首都的一份小报，将所谓《二月纲领》全文刊载在小报上作批判材料。该小报在北京街头公开叫卖销售时，被一个日本记者以人民币2分钱买了去。结果带回日本，转手就以1500美元的高价卖给了日本某机构。 周恩来强调说，当时这份《二月纲领》中央并没有公布，其内容仍然是保密的，因此有外国机构愿意出高价将其买去。 而我们小报在不知不觉间就泄了密，弄不好将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这是周恩来对红卫兵造反派小报不负责任的做法，批评得最严厉也最为直截了当的一次。而当时的情况是，各类小报所刊载的内容，触及党和国家甚至是核心的机密，已经越来越多，而且涉及的面也非常广，情况十分严重。
周恩来在另一次讲话中，也谈及红卫兵造反派小报被境外反华势力高价收购和利用的情况。他批评当时已越来越严重的武斗现象，说：“和敌人打仗死了才重如泰山，打内战死了轻如鸿毛，比鸿毛还轻。”又说：“与敌人有害的我们就做，无害的就不做。刊登死尸的小报两百美金一张。同志们想一想，你们不要来北京贴有利于敌人那样的大字报和照片。你们组织那么多，有没有坏人利用呢？”
的确，在红卫兵造反派眼里，可能除了军事国防机密外，恐怕没有什么内容它不能登的！不管是中央绝密级的文件，还是毛泽东及其它高层领导的内部讲话，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以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个人历史档案材料，统统都写进大字报里，也上了文革小报。而这些可称为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东西，许多都是红卫兵造反派靠抄家，搜查办公室，甚至撬保险柜而非法获得的。其时，不仅一些省的省委书记、省长，中央的部长被抄家，甚至连国务院副总理（如谭震林），军队的将军元帅也有被抄家的。“七•二○”事件后，徐向前元帅被打成陈再道的后台，也因此多次被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有次抄家，徐帅住处的几个装有军事机密档的铁皮保险柜也被抄家的红卫兵搬走。事情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周作了严厉批评，强令将其原封退还才保全了保险柜中的档材料。
正由于此，各类文革小报就成了包括海外情报机关在内的一切外国驻华机构，西方记者，中国问题专家等青睐并重点搜集的对象。当时驻北京的各驻华使领馆以及文化、商务机构人员，以及外国记者每天首要的一件事，就是派专人上街收购当天新出的各类红卫兵、造反派小报，及文革传单、资料等，然后送回国内分门别类整理研究，并据此分析中国文革形势动态和走向，中国高层斗争动向，以及其它感兴趣的内容。
也由此，文革小报的一些内容，也往往很快出现在西方通讯社的新闻稿以及报纸版面和电视节目中。这些报导，常常令中国政府感到很被动，中央高层也觉得很恼火。
因之，无论大字报也好，文革小报也好，周恩来始终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不能容许一些红卫兵造反派因出风头或其它目的，造成严重泄密事件，给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利益带来不必要损失与危害。可惜，当时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对红卫兵造反派的倚重，以及他本人对大字报与造反小报所持的赞赏肯定态度，周恩来这番努力并未产生多大效果。各式小报上，也一度充斥着各类带机密性质的内部讲话，高层档案材料以及党政军其它一些内容，客观上造成泄密现象仍是层出不穷。

2、中央文革小组将小报视为自己控制的“第二舆论”

与周恩来态度截然不同的是，当时深得毛泽东赏识与信任的中央文革小组那一帮人，如同对文革大字报一样，对文革小报的心思和态度却大不一样。其时，中央文革小组被视为党中央（主要是毛泽东）领导和指挥开展部署“文化大革命”运动进程的总参谋部，很为毛泽东所倚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甚至能左右毛泽东的观点和意见，大权在握。有些时候，不仅周恩来，连指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副统帅”林彪以及叶群等，也得对其“礼”让三分。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央文革小组曾一度左右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大局。
文革之前，陈伯达兼《红旗》杂志的主编，控制着这份党中央的理论刊物。文革之初，陈伯达又奉中央之命带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夺了《人民日报》的权。1967年1月初陶铸被打倒后，毛泽东于1月8日直接任命王力为中央宣传组组长。至此，中央的舆论大权实际全控制掌握在中央文革小组一帮人手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些重要文章和社论，以及宣传方面一些重大举措，有时连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也不知情，都是社论文章见报后才知道。而陈伯达，甚至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笔杆子”，都是只直接对毛泽东负责。
当时，党报党刊还是有相应的一些规矩和规定，比如，对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的党政军领导人以及文化名人，就有严格限制。而红卫兵、造反派办的小报却不同，如同校园或街头的大字报一样，红卫兵造反派们可以在小报上点名道姓攻击任何一个人，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到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军队的元帅、将军，无一没在小报被点名批判。而且是任意罗列“罪状”，编造事实，无限上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骂就怎么骂，以此来制造打倒对方的舆论，对被打倒攻击物件形成舆论压力，对普通大众则施加心理及社会舆论压力。最主要者还在于，小报上的攻击性内容和言辞，无论怎样出格，怎样严重歪曲事实，它却可以不负责任，不承担任何后果。
红卫兵造反派小报所具有的这种特点或者说“优势”，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发现，并成了其可以趁机利用的工具。特别是当中央文革小组暗中充当了“首都三司”的后台以后，北京几大有名的红卫兵组织，即成了江青等一伙人所操纵利用的工具。所谓首都几大学生领袖及其手下骨干，则充当了他们攻击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的打手，而这些组织控制的红卫兵小报，则成了中央文革一伙人掌握控制的“第二舆论”。从文革的实际情况看，以“首都三司”的《首都红卫兵》，以及清华大学《井冈山》、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北航的《红旗》、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报》、北师大的《井冈山》为主的首都红卫兵几大主流小报，在攻击打倒刘邓为代表的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问题上，确实起到了“急先锋”和“马前卒”的角色。其为此制造露骨、疯狂甚至是很恶毒攻击的舆论，在中外报刊史上都是罕见的。
早在中央还未对刘邓问题定性，更未作公开点名前，北京红卫兵的文革小报上，就开始对其进行指名道姓地攻击和批判。正如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在一次会上针对北京南下四川的学生在成都街头散发攻击刘少奇的传单，张贴打倒刘少奇大字报时所说：“刘少奇现在还是国家主席，要是在以前，就凭你喊打倒刘少奇这一句口号，就可以定成现行反革命给抓起来。”可是现在是文革非常时期，有中央文革小组（甚至是毛泽东）作后台，红卫兵们有恃无恐，在大街上喊打倒刘少奇喊破嗓子，也没人敢动他一根毫毛。政治斗争的需要，是非就这样被颠倒了，法律也就这样被无情地践踏了。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迫于压力，刘少奇、邓小平先后在会上作了公开检查。中央工作会议于10月28日结束。10天之后，曾经贴出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带头在北大校园贴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指名攻击邓小平，再次在北京引起轰动。不久之后，聂元梓这份大字报就刊载于红卫兵小报上，这是继点名攻击刘少奇之后，第二个在小报上被公开攻击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此风一开，如同洪水打开了阀门，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和文章在小报上源源而出，除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先前已遭点名攻击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之外，从朱德、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到副总理的陈云、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以及老资格领导人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等，无一不被点名攻击批判。甚至连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顾问，被列为中央“第4号人物”的陶铸，在正式被打倒之前，也在小报上被公开点名攻击。
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从1966年底到1967年4月，短短几个月时间，在红卫兵及造反派小报上发表的攻击邓小平、陶铸、朱德、陈云、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谭震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所谓“重头文章”就有好几十篇。
不仅如此，红卫兵造反派的小报，还可以将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在各种场合的讲话和表态，在第一时间迅速公布和传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尤其是江青、康生等人）要想攻击或打倒什么人，只要随便讲，自然就有人当传声筒以“中央首长”对XX的表态公之于众，此人也立即会成为“全党共攻之，全国共讨之”的攻击头号目标。如果此时没有最高层领导（比如周恩来甚至毛泽东本人）出面强力干预或制止，被攻击者就会面临“打倒”、“垮台”，甚至身陷囹圄的严重后果。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肖华等当初在文革早期也曾身居高层，算是风云一时的人物，莫不是被中央文革一帮人以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而倒台遭难的。其间，红卫兵造反派的大字报和文革小报，均发挥了官方舆论所无法发挥的重要作用。由此，文革小报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央文革以及林彪一伙人可以控制利用，操纵舆论的重要工具，成了他们操纵、控制的“第二舆论”。在一度时间内，个别有影响（尤其是首都及上海的几大主流小报）的红卫兵造反派小报，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特殊作用。
如今回头来看，文革小报所具有的特殊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也正在于这些地方。

3、江青讲话称“红卫兵小报办得好”

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陈伯达，江青是第一副组长。其实，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中央文革小组的实权，一直是被江青掌握控制着，很多事都是江青说了算。由此，文革中，江青的讲话和表态，都被认为“分量很重”，在中央高层，似乎仅次于毛泽东和林彪，甚至超过处于“第三号人物”位置的周恩来。
关于小报，江青在1967年1月下旬有过一次讲话，就很具体地表明了她当时对红卫兵的态度，以江青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她这番表态，实际代表了权力极大的中央文革小组。
1967年1月22日深夜到23日凌晨，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等，代表中央召集了部分北京高校的造反派代表座谈。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分别在会上作了讲话。
这个会，实际上是当时高层召开的一次有北京几大学生领袖在场的“紧急会议”，是针对当时北京发生的“炮打康生事件”，由中央领导层出面“打招呼”，代表中央作一个“力保康生”的表态。
那天会上，陈伯达作了开场白后，首先由江青讲话。江青对在场的红卫兵“领袖”们表露出“战友”情谊，说：“同志们，我今天想讲几句话。今天到会的大都是同我们共过患难的战友，因此可以坦率地交心。”
接下来，江青指责了当前北京一些高校（包括清华井冈山在内）出现的“炮打康生”和大字报（也包括诽谤周恩来的大字报）。江青说：“我们是内部会议，对犯了错误的同志，我们欢迎他承认错误。”接下来，江青谈到报纸问题。江青说：“为了党中央的威信，我们在《人民日报》版面上费了不少心血。要集中力量把《人民日报》办好。”
接着，江青话锋一转，说：“《北京日报》、《工人日报》，你们费那么多心血干什么？让那些编辑老爷们先参加文化大革命，到工农中改造思想，去劳动。我们不要去抓那几个报了。”
江青这里针对的是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先后进驻《工人日报》、《北京日报》等首都各大报社，试图夺权共同办报，监督办报的事。
之后，江青谈起当前已呈发展势头的红卫兵造反派小报说：“你们自己的小报不是出得很好吗？清华《井冈山》报也不错，不过也有可能走上歧路。
江青这番讲话，是中央高层领导最早也最直接肯定红卫兵小报的公开表态，而且指名称赞了蒯大富控制下的清华《井冈山》小报。当然，江青这番表态，可能和当时毛泽东对红卫兵小报持赞许肯定的态度有关。前文已叙，几天后毛泽东即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首都红卫兵》报上的文章。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这天的讲话，迅速被各地红卫兵、造反派传抄转载，北京及各地省市自治区主要的红卫兵及造反派小报，均作了刊载。蒯大富控制的清华井冈山，从上到下，更是大有受宠若惊之感。江青这个讲话一经宣传扩散，以及连同当时中央对红卫兵小报的一些非常举措（如《人民日报》连续转载小报的文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以及革命历史博物馆发公告公开征集造反小报等），对已出现发展势头的红卫兵造反派，更是一个强刺激，由此迎来了一个非常发展期。
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红卫兵造反派办小报这种“创举”如此肯定，如此赞赏和器重，红卫兵小将也就更加愿意充当中央文革小组的马前卒，为中央文革冲锋陷阵，摇旗呐喊。对已经控制了中央文革小组成了“中央首长”的江青本人，则是大唱赞词，大表忠心，将其封为“文化革命的旗手”，在小报上作放肆甚至肉麻的吹捧。
以在全国影响甚大的清华《井冈山》为例，因为江青讲话中点名称赞了其《井冈山》小报，蒯大富等井冈山兵团头头又多次受到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照与支持，清华井冈山兵团上下对中央文革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井冈山》报第61期，以《井冈山报应该是中央文革的匕首》为题，刊载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自称为“零五部队一兵”的读者来信摘要，称：“中央文革对我们的小报非常关心，非常爱护，我们的小报应该是中央文革的拳头和匕首。”又说：“绝不要官气十足，脱离群众，脱离运动。报纸要活泼，要有生气，要尖锐泼辣。
“拳头”，是作打人之用，“匕首”，更是刺人伤人之利器。蒯大富一手控制的《井冈山》小报，借这位自称为“零五部队一兵”之口，表达了要死心塌地追随中央文革小组，将文革进行到底，不惜充当其马前卒、急先锋的立场态度。
不仅如此。蒯大富控制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小报，在带头吹捧江青，为江青树碑立传，摇旗呐喊方面，也是态度十分积极，在众多的红卫兵小报中，表现也是异常抢眼“出色”的。
从1967年1月初，《井冈山》报以《清华园内春来早》为题的“编辑部文章”吹捧江青的“清华之行”开始，清华《井冈山》报直接吹捧颂扬江青的文章社论有10数次之多。其中比较露骨的就有：1967年5月18日出刊的《井冈山》第48期专门发表社论《学习江青同志的彻底革命精神》；一周后的《井冈山》第50期，以《向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致敬》为题，以1版转2版、再转第3版整整两个半版的巨大篇幅，刊载《井冈山》报编辑部与《电影批判》编辑部及中国戏曲研究院红旗兵团共同炮制的长文，系统露骨地吹捧江青十多年来所谓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创性的“丰功伟绩”。不仅公开封江青为“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其中，甚至有这样一些令人肉麻的语句：“伟大领袖毛主席是这场世界文化革命的最高统帅，敬爱的江青同志是文艺革命战线上智勇双全的无产阶级英雄，是开拓京剧革命新道路的大无畏的披荆斩棘人！是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 与此同时，还在该报第2版和第3版分别刊载了由中央美术学院创作供稿的颂扬毛泽东、江青的宣传画各一幅。
1968年春，“杨余傅事件”时，清华《井冈山》报第128期第一版发表社论《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两个多月后，《井冈山》报再发社论：《就是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同时，在第一版社论之下，刊载长篇连载资料性文章《江青同志革命斗争事迹》，眉题是《伟大的旗手，英勇的战士》。
蒯大富等红卫兵头头如此露骨而放肆吹捧讨好江青，除了他们实质上已在文革中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外（如江青1•22讲话中所说彼此是“共过患难的战友”），显然还不带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和野心。

4、戚本禹、谢富治代表中央对“小报”问题表态

进入1967年1季度，随着夺权斗争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各地渐处掌权地位的造反派（包括一些下属团队）纷起办报，“文革小报”的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正在此时，由于形形色色的小报充斥于北京及外省城市街头，其所载内容也越来越出格，主办者的胆子也越来越大，许多内容直逼党和国家核心机密，外国驻华机构及相关人员，不惜代价收购小报及各类传单的举动也日渐加剧并造成影响。这些情况终于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注意和警觉，不得不对红卫兵造反派小报正在形成的这种势头予以重视，并对此作出一次公开的表态。
代表中央出面讲话的是，其时已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以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其时，经毛泽东批准谢富治已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列席成员，可以出席已取代政治局常委会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而且，谢富治已被内定为即将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成了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由于这次讲话对象，主要是北京红代会及下属各组织小报负责人，以及印刷厂负责人，由他出面比较适合。而这次针对小报问题的谈话，显然也是得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层的授权而特别安排的，非戚、谢两人的即兴而为。
这次谈话，于1967年3月4日晚在全国政协礼堂进行，参加者为“北京红代会”所属的各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及小报的负责人，以及北京市各印刷厂的军管会人员或造反派代表（因为各种小报要通过印刷厂印刷）。所用名义是关于小报的一次“座谈会”，实则是由戚本禹、谢富治代表中央对小报问题重要表态。
会上，主要由戚本禹讲话，谢富治只是作些补充性插话。
戚本禹就小报问题一共讲了6点。
首先，戚本禹开门见山地说：“最近北京出版的东西很多，有些出了许多问题。”之后，戚本禹以一种很严厉的口气告诉在座者说，外国特务用大量金钱购买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指小报、传单及文革资料、讲话等）。据说，这方面日本的情报机构作得最出色。有关人员还因而受到上司表扬和奖励。
第二点，戚本禹提到《百丑图》问题。戚本禹说：“什么《百丑图》、《群丑图》，他们（指所谓走资派和黑帮）本来是一小撮，却被画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这是替谁作宣传？”又说：“有的甚至把‘坐喷气式飞机’（指揪斗干部时的姿势）也画出来了。毛主席不主张这些。这不能打倒敌人。”这里，戚本禹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了毛泽东不赞成《群丑图》这类搞法，以及反对在批斗干部时搞“喷气式”体罚的信息。
第三点，戚本禹讲到充斥于小报和文革资料上的，各种版本的所谓“中央首长讲话”问题。戚本禹说：“关于我们的讲话，许多被歪曲了。”
这时，谢富治在一旁插话补充说：“有人说我讲过大联合行不通，没有这回事。又说我讲什么‘天津夺权有问题’。我根本就没去过天津。”
戚本禹接着这个话头继续说道：“最近外国报导了我一段讲话，什么‘刘邓路线统治了十七年’。其实，我说我们和刘邓路线斗争了十七年。凡是我亲笔写的东西才可相信。许多谣言不象话。我们靠真理吃饭。”然后，戚本禹话锋一转，环视一周，向在座的小报“主编”们发话道：“你们是学新华社还是学路透社？”（路透社当时被视为西方通讯社的代表，被其时的中国当局指认为对中国攻击造谣的西方反华舆论的“代名词”。）
第四点，戚本禹讲到当时大量传抄转载的未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讲话，和“毛主席诗词”问题。戚本禹说：“主席著作和主席诗词（未发表的），不能随便印。有些（毛主席）诗根本就不是主席写的。”之后，戚本禹再次提到所谓“首长讲话”的事，他给这些小报的负责人出主意说：“关于首长讲话，你们可以按大意写成文章，就说上级有这个意见，这就不会出问题了。”
第五点，是关于小报印刷和纸张供应的具体问题。戚本禹当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作出指示：“各大专院校的小报，出版（印刷）和纸张供应，由红代会聂元梓、谭厚兰组织一个小组，审查后交谢富治副总理批准，再交有关部门执行。”
有意思的是，戚本禹这是当场向有着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身份，并且即将走马上任掌管整个北京市大权的谢富治发号施令，这说明当时戚本禹因毛泽东和江青的信任，可谓权势熏天，不可一世，地位明显在谢富治之上。
第六点，是关于小报的政治方向及编辑人员的政治立场，戚本禹说：“各小报，要选派政治灵敏度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真正左派担任主编。如宣传不好，要起坏作用。这是个严肃问题。”
戚本禹这个讲话流传出来，后来被冠以《中央对办小报的指示》的标题，被红卫兵造反派传抄或刊载于小报上。
平心而论，戚本禹这个讲话，除少数地方外，基本上还是贯彻传达的以周恩来为主的中央领导层对待小报及相关问题（如对待毛泽东未发表的著作和诗词，对中央领导的讲话等）的意见和指示，尤其是与周一贯主张和强调的关于“内外有别”的原则很一致。其基本出发点仍是当时的中央领导层，试图对红卫兵小报中越演越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混乱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失密等关键问题，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限制和干预，试图将造反小报逐渐引到一个比较健康的正常轨道上来。

5、中共中央对小报问题发出的正式文件

可惜由于整个文革局势的失控，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有意无意的纵容庇护，除北京红代会下属的几家主流红卫兵小报，在一段时间内稍微有些收敛改正外，全国各地整个小报的大局面，并未因戚本禹代表中央的这次表态而有所改观。反而由于派性膨胀带来的派仗以至武斗加剧，各地乱办小报之风，以及小报内容严重出格的现象更加严重。
有鉴于小报出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央高层不得不再次作出反应，这次是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形式对各地小报问题作出一系列明确指示和规定，要各省市予以遵照执行和整改。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的报刊的宣传意见》。该《意见》对各省市自治区群众组织所办小报，一共提出了7条整改意见。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先生在其著述中，透露了中央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文件称：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组织编印的各种报刊、传单，在宣传战线上起了重要作用。现在根据这类报刊宣传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如下改进意见：
一、群众组织的报刊，应严格遵守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并参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
二、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都一律不许擅自刊登和印发。中央的内部文件、会议记录和负责同志的内部谈话，一律不要擅自刊登，也不要以小册子和其它形式编印流传。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非常战斗化、非常无产阶级化的军队。报刊上不得公开发表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导。对于他们的支左工作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反映，也可以当面批评。有的报刊，在中央作出明确规定之后，还发表公开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这是完全错误的。
四、必须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目前，群众组织的报刊泄密相当严重，在一些文章、报导中，透露了国防工程、设施，部队调动情况，备战计划、措施，以及经济建设、外交斗争、机要事务等等重要机密。这种现象必须迅速制止。
五、宣传要突出政治。对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着重从政治上、思想上揭深批透。不要搞“黄色新闻”以及其它庸俗、低级的东西。
六、对国际问题的发言权集中于中央。对于国际上重大问题的宣传，要按中央方针政策进行。
七、在宣传报导中，不要传播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马路新闻”，尤其不要轻信和传播政治谣言。

应当说，中央这个文件，所涉及的范围已十分广泛，内容也比较具体，由此说明中央高层已经意识到各地小报存在的问题已十分严重，到了痛下决心，由党中央名义出面，非管不可的地步。
然而，文革局势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这份中央文件下发不久的1967年夏季，局势严重失控，不仅各地因派性斗争转化升级为公开武斗，且越演越烈，而且相继发生了武汉“7•20”事件及北京围困中南海等严重事件，中国几乎到了爆发内战的边缘。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领导层，主要精力都集中在这些严重局面及事件的处置，以及大局的稳定等紧迫问题上，文革小报及相关的问题，此时显然已经退居次要再次要的位置上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上述文件如同当时大多数文件及指示精神一样，并未很好得到落实和纠正。由此，各地方小报依旧情况如故。问题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也越发严重（比如武汉“7•20”事件之后的揪军内一小撮，大多数地方造反派的小报将攻击矛头指向当地驻军）。这正如穆欣先生在文章中指出的：

由于当时局面已经逐渐失控，随后就是7、8、9月的更大混乱，所以这一《意见》也同其它有关《通知》、《决定》一样，难以产生应有的抑制作用。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央对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的错误言行采取严厉措施之后，情况才变得好一些。

不过，北京因为是首都，又鉴于从7月中旬到8月，发生了红卫兵造反派100万人围困中南海达数十天的严重局面。为控制首都秩序，遣返外省市驻京人员，遂于1967年9月8日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及北京卫戍区出面发布公告，要求各地来京人员不得在北京各学校、机关及单位设立联络站，也不得在京编印出版小报，违者将予追究。当然，这一带有强制性的措施也产生了一些效果，但也是仅仅控制了外地在京人员的活动，及外地小报在首都的出刊，对北京本地小报作用不大。而各省市自治区的小报也大多数未按中央5月文件精神整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68年下半年因时局变化为止。

6、康生、陈伯达、姚文元关于小报的讲话

到了1967年下半年，已高居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中央文革小组担任要职的康生和陈伯达，先后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中，内容有涉及到文革小报的地方。两人讲话的背景不同，其主要立足点也大不相同。
1967年9月14日，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反会”）与各部、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革命造反联络站合编的《文革通讯》第90期，第1版头条位置以《康生同志建议不要张贴有关打砸抢的传单》为题，刊载了康生这次讲话的摘要。康生在讲话中说：“贴出去的要覆盖上。你们这样搞，不是搞好文化大革命，是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帮修正主义的忙，帮帝国主义的忙，帮反动派的忙，这是出我们的丑。谁高兴？反动派高兴，赫鲁晓夫高兴，蒋介石高兴。你们贴出去，马上被人照去了，这些传单在香港一张要值一百元美金。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北京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你们这样做法是给共产党抹黑，给毛主席抹灰。”
康生这里讲的文字、材料、传单，其中就包括小报类材料，尤其他说：“这些传单在香港一张要值一百美金”，那实际主要是对小报而言。因为其时，无论从数量品种，还是内容质量而言，文革传单都是无法与文革小报相提并论的。实事求是地讲，康生尽管在文革中作恶多端，伙同江青等干了不少坏事，但这番关于传单小报的讲话，还是与中央历来的口径大致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从保守国家机密，不让外国反华势力利用这些小报、传单等作为攻击我国之材料这个角度来讲，还是从维护党和国家利益出发的，因为当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层，多次强调过，无论大字报、传单、还是小报等，应当做到“内外有别”的。
而陈伯达9月间涉及文革小报的一次讲话，却完全是另一番意思。
1967年9月4日，陈伯达以“中央首长”的身份接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的领导班子及相关人员。陪同接见的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来成为中国“舆论大总管”的姚文元。
上海师大以“上海红代会（筹）新师大师联络组”名义出刊的《新师大通讯》第84期，根据内部记录稿，以《新闻界要以毛主席的革命轨道为轨道——9•4陈伯达、姚文元同志对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新华社负责人讲话摘要》为题，详细披露这次讲话的内容。共分成5个部分，分别是：“（一）报纸工作的重要性和新闻工作的严肃性；（二）关于宣传工作的问题；（三）报纸的社会问题；（四）关于红卫兵报纸问题；（五）新闻单位的内部运动”。
接见时主要由陈伯达讲话，其基本点是当前（指文革高潮期）代表中央声音的“两报”（《人民日报》及《解放军报》），办报必须掌握的方向和应当注意的问题。陈伯达长期以党内“笔杆子”自居，文革刚开始即奉中央指令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夺了《人民日报》的权，眼下又居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高位，因之在讲话中他不免居高临下，以“教师爷”的口气对在座者指手划脚，教训一番。
陈伯达说：“要把报纸办好，要把社论写得好好的，要把毛泽东思想举得高高的，报纸是中央的声音，所以一定要传达毛主席的声音。北京的报纸宣传影响到全国各地。”又说：“国庆节快到了，中央要发社论，要大讲成绩，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文章不超过一万字。文章要有新语言，别出心裁，不要浸透旧的语言。”
从陈伯达讲话的下文看，他这里所说的“新语言”，“别出心裁”，其实就是文革时期，红卫兵、造反派所谓“充满火药味”的语言；“别出心裁”则是要党报的编辑记者们打破原来的框框和束缚，象小报那样搞些新花样。
讲话中，陈伯达还说：“上头是毛泽东思想，下头是群众的思想。这样写起来就尖锐、鲜明、生动。”又说：“国庆节要多搞大联合，新气象。报纸要起引导群众的作用。我们的社论要别出心裁，要有新的词句，新的内容。你们有的社论写得很平淡。”还说：“题目很重要，题目是灵魂。”
这时，姚文元插话说：“毛主席对题目很重视。”
该讲话的第四部分《关于红卫兵报问题》，姚文元讲得比陈伯达更多，更具体，但陈伯达的讲话却带有号召性、指令性。该部分全文如下：

姚：毛主席非常重视红卫兵报，有很多文章是毛主席亲自推荐的，我们在这方面也要紧跟毛主席。红卫兵报上好文章要选登，要发现好文章。凡是能把运动推向前进的好文章都要选登。红卫兵文章加以推荐，这是走群众路线。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基本的办报思想，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陈：要很好地向红卫兵报学习，不要以大报自居，要当小报的小学生。

这个讲话表明，陈伯达、姚文元是要代表“中央的声音”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及新华社，从领导班子到编辑记者们，向红卫兵造反派的小报学习看齐，从社论的题目，到新闻报导和文章的语言文风，都应该学。“新语言”、“新的词句”、“新的内容”、“别出心裁”，这些都是中央大报向红卫兵造反派小报学习的地方。而且告诫“要当小报的小学生”。陈伯达这里表现的对小报的欣赏、肯定、溢美之情，毫不掩饰。
以陈伯达、姚文元当时的身份和高位，对红卫兵小报的这番吹捧评价，当然让那些编辑出刊的红卫兵造反派头头欣喜不已，也大长其信心。
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小报的这种赞赏肯定和表态，也是致使各类文革小报直到1968年上半年，高潮不退的原因之一。甚至在1968年上半年，各地还不断有新创刊的小报问世。

转自《记忆》第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