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岁上海老人写下4本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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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祺为上海莘光村写下四本村史

　　
68岁上海老人写下4本村史
　　
消失的村庄·人物记者 黄小星 文/图 发自上海
　
　  1994年9月，上海莘光村西李队农民李锦祺拥有了一个门牌号：上海水清路298弄21号，并同时拥有一个城镇户口。
　　18年后，68岁的李锦祺写出4本沉甸甸的村史，但仍然后悔为消失的村庄记录太晚。
　　这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不知道，被自己称为“水清二村”“佳佳花园”“景和茗苑”的这块土地，有过一个村庄叫“莘光”。
　　
西瓜田里受启发
　　有时闭上眼睛，身处楼房的李锦祺，会听到几十年前的声音：天蒙蒙亮时，院子里的养鸡房传来公鸡打鸣声；宽阔的田埂上，拖拉机轰隆隆地开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村里有人第一个买上自行车，得意地摁出一连串清脆的车铃声……
　　他还听到19岁那年夏天的夜晚，风吹过西瓜田发出的沙沙声。和他一起看守瓜田的老人，每夜都会絮絮叨叨地说起村里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他却听得津津有味。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祖上有着这样有趣而迷人的轶事。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李锦祺开始留心村里的一草一木。渐渐地，他开始喜欢上和村里人聊天，聊到有意思的人和事，就用心记一记。比如，西李人爱生双胞胎，62户人家中，最多时有6对双胞胎；比如，西李男人爱朝外跑，不愿在农村干活，而西李女人却不肯外嫁，宁可在村庄招“住嫁囡(上门女婿)”……
　　当时，从1961年开始稳定建置的莘光大队有10个生产队，李锦祺所在的叫“西李”，顾名思义，也就是“位于西边，多数姓李”——村里共有62户人家，其中60户人都姓李。
　　李锦祺的曾祖父是个文化人，曾经整理过李氏家谱，但随着1949年的一把大火，李氏家谱化为灰烬。借着收集村史，李锦祺开始一点点地认识、集纳家族和西李的传统。
　　根据传说，李锦祺推算出，公元1790年，自己的祖先就从浦东迁来莘光。在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的地图上，莘庄只是个无名小镇，属清朝36保(华亭乡)。据莘光家族史推算，那时，李锦祺的祖先已经在这里居住，共有七八个村庄，约几十户人家。
　　收集村史的工作，就这么开始了。“我想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东西，让他们知道自己祖祖辈辈的生活。”李锦祺这样描述自己的初衷。

　　记录生活的苦与乐
　　年轻时，李锦祺做过赤脚医生、大队会计。戴着眼镜的他，和自己的曾祖父一样，也算是村里“有文化”的人。
　　说起从前的日子，他笑说，最大的感受是，村里的小孩都会唱“今年望似明年好，明年还是一件破棉袄”。
　　身处其中的李锦祺，记载下村民为改变贫困付出的朴素努力。一村之隔的生产队名叫“马家塘”。与老实的西李队人相比，马家塘的社员头脑更加活泛。胆大的村民，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敢偷偷种一些蔬菜和葱，偷偷踏着自行车到上海市区的菜场去卖。最多时，马家塘每天有83个农民，在天亮之前去卖葱。人们一度把马家塘叫作“葱家塘”。
　　他还记下一桩趣事：1961年，两个热心的村干部为故去的独居老人守灵，由于当时农村尚未通电，两个村干部摸黑烧饭，结果误把桐油当成食用油，上吐下泻。
　　生活不全是快乐。他沉痛地记录下一桩伤逝：1983年10月7日，大队油粮员总出纳李友根“车误致死”。
　　那本是一个平常的下午。李友根和李锦祺说要去银行取款，却在差一点就进村时，因横穿马路被汽车撞倒身亡。原本开朗健谈的李友根，去世时才43岁，留下80多岁的母亲和3个未成家的子女。
　　那年，村里还有一个7岁的娃娃，也因为车祸死亡。李锦祺咀嚼出生命的无常，也想到，那些普通人一旦离开，也便再没有什么人记得他们，似乎一点痕迹都不留下。于是，他更想为一些普通人“立传”，至少，记住他们的名字。
　　随着一页一页的记录，许多年的时光在李锦祺的笔下流过去。他也渐渐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不变的是，他从未想过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莘光。

　　城市化建设轰轰烈烈
　　李锦祺的村史，没有宏大的叙事。在《莘光社会各业人员之最》一章中，不乏琐碎的记录，但从中不难一窥时代的缩影与变迁。比如村里第一个造楼房的人、第一个开拖拉机的女人、第一个养长毛兔的人、村子里担任赤脚医生时间最长的人……
　　在村史中，有个章节叫“莘光大事记”。李锦祺五易其稿，记录下莘光从1949年到2005年，56年间的“大事”：
　　1962年9月，全公社家家户户都装上了电灯，实现了点灯不用油的愿望；
　　1968年10月25日，莘庄镇上的知识青年首次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8位青年分到10个生产队插队落户；
　　1983年初，莘东大队杨家湾生产队杨全余一家6口人承包了生产队60亩土地，成为全县种粮大户……
　　微观的记录背后，上海的城市化进程轰轰烈烈。1992年4月，上海市政府同意莘庄镇横沥巷东面开发，莘光村的部分土地划入规划范围，此后，莘光村的农民开始陆续动迁。
　　1992年9月26日，国务院决定撤销上海县和原闵行区，建立新的闵行区，莘光划入闵行区管辖区域。
　　1993年，李锦祺记下的大事是：莘光村成立股份制公司，动员村民自愿入股。年底，莘光股份公司第一次分红，每一股分得640元现金。
　　1996年11月，莘光撤队工作开始，首批撤掉了3个生产队。1999年，闵行区政府发布贯彻《上海市撤村、撤队集体资产处置暂行方法》的实施细则。莘光的10个生产队，在五年内全部撤光。
　　同样的风，吹过的已不是同样的土地。

　　淡薄的人情
　　昔日莘光的土地上，很快建起20多个大大小小的居住小区，成立了13个居委会。
　　1994年9月，西李队第一期30户居民迁入水清二村，李锦祺住进整齐划一的六层居民楼。原先的莘光村人，也陆续住进“平阳一村”“佳佳花园”“丽华公寓”……
　　他同时领到一个城镇户口，被统一安排进闵行农村劳动力安置单位——兴达公司下属工厂工作。
　　住进楼房的李锦祺，在新鲜感消失之后，渐渐觉得有些不适应。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他不能再去串门了。
　　他怀念从前在村里时，一吃完晚饭，就家家户户地串门。远远地，老朋友在小院听到他的喊声，就赶紧为他打开门。一直聊到夜幕低垂，再心满意足地回家。
　　而现在，虽然住在楼上楼下，村民都变成邻居，但一关起门，每家都是一个独立隔断的小天地。
　　久而久之，李锦祺发现，很多满地跑的娃娃，他已经不知道是哪家的了。年轻人看到他，头一仰，跟没看见似的走开了。李锦祺感到不可思议：这要是在注重传统秩序的西李队，简直是“大逆不道”。
　　那些原先在村庄里无话不谈的老友，也仅在家里有红白喜事时才会聚在一起。“只剩下各自的亲情，乡情都消失了。”李锦祺摘下眼镜，叹口气，“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比从前淡薄了许多。”
　　1996年6月，兴达公司解散，52岁的他被“退职”。以后7年，他每月只能从公司领到270元的生活费。为了自谋出路，他去小区和公司做过两年门卫。
　　终日守着别人的大楼，偶尔，李锦祺会想起田间自给自足的日子，“种好地，只管嘴巴吃饱就行了”。
　　他越来越心疼自己忙着读书的孙女，“以前在农村，考不上学，大不了回家种地，现在考不上学，连地都没得种”。

　　年轻人对村史不感兴趣
　　2004年7月，李锦祺正式退休，每月能领到725元退休金，时间也比以前宽裕了许多。于是，他加快了撰写莘光村史的步伐。
　　李锦祺说，自己写的，更多的是对一些平凡人、平凡事的记录。他想忠诚地记录过去与现在的原貌，“证明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什么”。
　　他把4本记录分别命名为《莘光记忆》(分为家族史资料和村史资料)、《晚霞》、《乡魂》。
　　《乡魂》里，记录下从1950年1月1日到2009年12月31日，60年内莘光故去的927位村人。这是近年来，李锦祺一趟趟地跑派出所和档案馆，一点点地“攒”出来的。
　　年轻时村里人逝去的伤感，至今仍令他难以释怀。李锦祺在《乡魂》的扉页写道：“希望本书能让后辈追思我们已故亲人、先辈、祖先，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过去。”
　　这些年，他陆续把4本资料自费印刷了几十本，发放给原先的莘光村人看。很多老一辈人，都从李锦祺的记录里找到或重新认识自己的先人。82岁的老人张士明，甚至请李锦祺帮忙搜集家谱——父亲过世得早，母亲改嫁，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亲生父亲的名字。
　　但几乎没有年轻人问李锦祺借族谱看。即使送出去的族谱，也可能被随意丢掷在一边。
　　李锦祺掩饰不住失望：“等我们这一代人都去了，谁会记得莘光的历史呢？”
　　“你觉得莘光村还在吗？”有人问李锦祺，他肯定地说，“当然在”。
　　初中文化的他又突然感叹：“但城市化的进程、历史的车轮是挡不住的。”
　　从大林队农民1994年7月动迁搬进水清三村，到瞿家湾队最后一批农民于2005年5月搬进景和茗苑，仅用了10年时间，莘光村消失了。
　　李锦祺心里很清楚，已经用了50年的“莘光”一词，现在仅仅用在莘光实业公司、莘光学校、莘光农贸市场上，如果有一天，这些单位不再用“莘光”二字，那么，连同“莘光”这个词，也将在历史上消失。

　　快报与读者一起写下村庄口述史
　　消失的村庄·口述过去几年，“故乡沦陷”的话题不断被许多人提起。有人认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农村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沦陷了，这更是一种温情的生活样式、行为准则、伦理道义、生存价值的沦陷了”。最近，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冯骥才谈到传统村落的大量消失，再次引起人们的讨论。
　　围绕村庄消亡等话题，10月26日，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曹锦清接受了都市快报记者的采访。曹锦清1949年出生于浙江兰溪，自1988年开始从事农村问题研究，曾与同事用四年时间实地调查写成《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之后，他又完成《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一书，引起广泛关注。他还著有《如何研究中国》等作品。
　　在曹锦清看来，“故乡沦陷”的说法，可以理解为过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后带来的伤感情怀，因为原来熟悉的东西都消失了，但一个现实是，“你我都回不去了”。
　　曹锦清认为，这是一种“怀乡病”，许多人曾经从农村出来，但已经成了城市人，回不到农村去了，他们既享受城市的便利，又厌恶它的某些东西，于是把原来家乡的事物美化了。城市化带来的一种病，就是把田园乡村浪漫化，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但这不可能变成一种实践，很多人也不会为农村的改变做一点点努力。
　　“原来农村里有熟悉的山、熟悉的水、熟悉的乡亲，都市里都是竞争、压力、拥挤、冷漠的人际关系，一回到家乡一看，童年美好的记忆没有了，会让人伤感，但是他们也不可能再回到农村这个环境里了。”曹锦清说，“现在如果回到你的农村去，你待一个星期是可以的，但是你待个半年试试看？连农民工都回不了他的老家了，因为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农村没有挣钱的机会，靠一亩三分地，连填饱肚皮都有点困难了。”
　　在他看来，农村要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过去那种以自给自足为主体的经济，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农民生产的东西要卖掉才能生活，生活所需的消费品又要从市场上买来，他们已经深深卷入到市场经济里了。想恢复村庄的传统手工业或传统民族艺术，也要形成一种带动当地农民收入增长的可循环经济模式才行，这才是比较实际的。
　　另一方面，那些已经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的农民工，也面临同样现实的问题。今年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均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水平超过51%。但据曹锦清估算，这当中约有1.5亿人是跨省市打工的非户籍常住人口，他们虽然被城镇化数据统计在内，也在城市里租房、打工，却不能享受城市的一般福利，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在感叹田园生活远去之余，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实际问题。

　　记者 黄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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