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觉：与沈志华教授商榷

yangharrylg

談“57反右”宜細不宜粗---與沈志華教授商榷（之一）

“宜粗不宜細”，是鄧小平提出的處理歷史問題的方針，這其實很有問題。假如用於研究或僅是談論57反右，就更加大錯特錯。

鄧強調“宜粗不宜細”，時在1978年12月中下旬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認為，有些問題“不可能也不應該要求解決得十分完滿。要大處著眼，可以粗一點，每個細節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在此之前的12月1日晚上，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和李先念，“同軍隊和東北、華東、中南部分省、市委負責人談話。參加的人有許世友、李德生、楊易晨、王恩茂、任仲夷、萬里、陳丕顯、段君毅、胡立教。…主要是談‘文革’中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如天安門事件、‘七二零’事件…等等。鄧小平說，這類問題，只能搞粗，不能搞細。一搞細就要追，追就不利。他說，算我一個請求，要以大局為重。道理在你們、在群眾，你們是對的。…”（于光遠《我憶鄧小平》，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230頁）
對此，于光遠認為，“後來有人誤解或者故意利用這句話，以為我們不應該細致地去研究歷史問題。研究歷史就應該力求還事物的本來面目，不應該粗枝大葉，作漫畫式的描繪，更不能掩蓋歷史，使後人不知道歷史真相，不能深刻地取得歷史的經驗和教訓。這是一個對歷史對後人極不負責的態度。尤其對‘文革’的歷史是這樣，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歷史也不能這麼做。世界上沒有‘宜粗不宜細’的歷史研究。”（于光遠《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以下簡稱《轉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211-212頁）
也是在上述那次談話中，鄧小平稱：“（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正確的，沒有錯，人家要殺共產黨。但後來擴大化了，使人不敢說話。”（于光遠《我憶鄧小平》，231頁）
當時，由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正方興未艾，為“右派”改正的工作剛開始幾個月。後者鄧雖未加阻撓，但他對二十一年前的那場政治運動明確地表示肯定，態度堅決。
歲月如梭，又是二十二年過去，中南海現領導依然秉承鄧的意旨，甚至有所發揮------連探討57反右也成了學術禁忌。當局如此公然違背普世價值，扼殺思想自由，不僅沒有“與時俱進”，反而是逆時代潮流而動，實在令人齒冷！
在此情況下，內地學者進行反右史研究者屈指可數，沈志華教授是其中之一。他的《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2008年），全書831頁，洋洋六十萬言，出版者聲稱其“倚重檔案、考訂詳盡、辨析充分、觀點開放”，儘管並非全屬虛言，到底還是使人失望。而沒有反“宜粗不宜細”之道而行之，乃明顯的缺失之一。
沈之煌煌巨著，可議之處一言難盡，此處先不細表。本文擬就沈教授最近的一次講演提出商榷。
該講演題為《毛澤東與整風反右運動的緣起》，時值11月17日，地點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與會者近40人，會議室座無虛席，氣氛熱烈。
沈教授有備而來，不用講稿，侃侃而談，不乏幽默風趣。他縷述毛自1956年九、十月間波匈事件起，至1957年六、七月的主要活動，說明“整風”出自毛整飭黨內不良風氣之意願，“反右”鬥爭並無預謀。他又認為，反右擴大化緣自群眾運動難以控制，基層幹部乘機洩憤。
在答問中，沈否認其著作仍囿於傳統思維，自稱身為歷史學者，既不幫中共說話，也不為右派代言，只求忠實於歷史。
筆者作為反右運動受害群體中的倖存者，衷心感謝一切學者關注半個多世紀前的往事，以嚴肅認真的態度發掘真相，撥開迷霧，把被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當局的檔案尚未公開，連官方宣布的戴上帽子的552877名右派，其姓名及個人基本資料（年齡、性別、所在單位與職務、劃右原因等），至今都沒有向公眾交代清楚。在此情況下，“倚重檔案”所能起的作用不是大打折扣了嗎？
說到“考訂詳盡”，早有學者指出反右是毛旨在推翻中共八大路線的舉措。（見馮治軍《劉少奇與毛澤東》）事緣毛側重抓階級鬥爭的指導思想，連同其左傾冒進的經濟方針均在會上遭到挫敗，他為此耿耿於懷，伺機反撲。波匈事件正好給他借題發揮的機會，他一心在國內製造“匈牙利事件”，以證明自己正確。所以，談反右不應將八大避而不談。
至於“辨析充分”，又是談何容易？對於整風轉為反右的時間，沈教授不同意李慎之的觀點，即毛所撰《事情正在起變化》（起草日期署5月15日）是標誌性文件。但他依賴林克日記作判斷稱轉折始於5月25日，也缺乏有力的旁證。特別是不能解釋，何以5月18日晚邵荃麟接周揚密電後，向黃秋耘吐露“轉了”一事。
還有“觀點開放”，理應介紹對立的甚至多元的看法。但沈教授否定毛有“引蛇出洞”的既定方針，卻對毛1月間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分別在1月18日和27日）略而不談。而據李慎之先生的看法，該講話暴露毛暗藏禍心，反右早有陰謀。孰是孰非，固然可以繼續開展爭鳴。但起碼應當兼收並蓄，不同見解大可存而不論。
除此之外，沈教授當天的講演不少細節欠準確，若干重要事件的時間、地點與內容有所混淆，或者缺乏根據。後者例如說“六六六”會議後，史良和章伯鈞分別求見周恩來，表示民盟願協助平息大學風波，周報之“一笑”或“冷笑”。倘謂此類字樣見於檔案，實在不可思議！前者如上述會議開會地點，應是政協俱樂部，沈卻稱在章伯鈞家，顯屬大謬不然。
真理愈辯愈明。以上問題及有關細節，無疑有必要本著求真的精神，逐一加以探討。否則，將會誤導公眾，尤其是年青一代。積重難返，積非成是，不可掉以輕心也。
（未完待續）
（11-21）晚22：44

中共“八大”是解開反右之謎的重要鑰匙---與沈志華教授商榷（之二）

沈教授在11月17日回顧57反右的講演，是從1956年10月的波、匈事件談起的。他的有關專著《思考與選擇》，也基於已公開的蘇聯檔案，詳盡地介紹了上述事件。這樣做固然是言之有據，並且充分發揮了其本人的學術專長。可惜的是，沒有抓住“牛鼻子”，忽略了當年9月15至27日舉行的中共“八大”，對於相距不到8個半月的反右，雖未必是唯一的根源，卻絕對屬攸關之最。
對此，香港學者馮治軍於1998年即在其所著《劉少奇和毛澤東》（皇福圖書，1998年4月）中專章闡述。其後至2007年反右50週年之際，旅居加拿大的吳國光教授和大陸自由撰稿人齊戈，不約而同地在論文裡提出類似觀點。鑑於沈教授的專著完全沒有提及以上作者的重要觀點，故本文分別略述之。
馮著第三章題為《中共“八大”---劉少奇正確路線佔主導地位下的歷史奇蹟》，第一節題作《毛澤東：“大家擁護‘八大’，不擁護我”》，其首段稱：1956年12月，毛向劉、周、陳等中常委說了上面的話（轉引自《劉少奇和他的事業》，中共黨史出版社，頁436，黃象品、熊呂茂《建國後劉少奇和毛澤東在國內主要矛盾問題上的離合》。見《劉少奇與毛澤東》，266頁）
馮對毛的話解讀為：一，毛不滿“八大”通過的路線、方針；二，毛與中共大多數領導人在大政方針方面存在分歧。
第二節題作《毛澤東：“八大”的中心思想是反右傾》，語出於1955年10月七屆六中全會。但毛所掀起的“反右傾”強颱風雖曾奏效---三大社會主義改造於1956年元旦剛過即高奏凱歌，較原計劃大大超前。但毛所訂下的工農業生產發展高速度，卻因完全脫離實際而遭黨內高層一致抵制。
該章第五節題作《毛“冒進”受壓抑》，著重提及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該文乃基於劉少奇率領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決議，由劉指示中宣部起草，旨在支持周恩來率先提出的“反冒進”。而“反冒進”既是1935年遵義會議後，周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與毛“對著幹”；同時也是繼1950年韓戰之初出現的最高層分歧之後（當時毛堅主出兵，劉、朱等均持異議，周模棱兩可），毛與“大家”最嚴重的歧見。而孤家寡人的毛不得不暫時緘口---他在社論送審件上寫了“不看了”三字。
緊接著的第六節《劉少奇佔上風：“八大路線”》，概述了“在十分特殊的國內外的歷史環境下”，毛失意於“八大”。“‘反冒進’及中共‘八大’對他的‘左’傾思想的抵制，他是不滿意的。對‘八大’在主要的內容上沒有體現他的‘左’ 傾路線是耿耿於懷的。”（294頁）
在此有必要扼要回顧一下“八大”通過的決議，它確認﹕國內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力的矛盾﹐因此黨的工作重點要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劉的政治報告)﹔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前進(周的發言)﹐和加強黨的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的方針(鄧的報告)。這都不合毛的胃口。
該章第七節《墨汁未乾 毛澤東推翻“八大”路線》，記述毛“最先是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修改‘八大’的決議。‘八大’閉幕後一個月，發生了‘匈牙利事件’，毛澤東腦子中潛伏的階級鬥爭之魂就又伺機而動了。”（291頁）
當年11月1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他是這樣分析的﹕
“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論和唯心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339頁)
毛說這些話時，“八大”落幕不過一個半月光景﹐從中可見﹕他企圖借波﹑匈事件推翻“將黨的工作重點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八大路線。
事實上，“八大”決議墨跡未乾﹐他就在10月1日天安門國慶節慶典上說﹐決議中關於階級鬥爭和國內矛盾的提法不妥。
正如該書所述：
“毛澤東是個人意志十分倔強、固執的人，他從不認輸，也從不服輸。……毛澤東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來改造中國，改造世界。在這一點上，毛澤東不會有任何的讓步和妥協。毛澤東所要做的，僅是找尋適合的時機。
毛澤東的的計劃是，製造一個中國的‘匈牙利事件’，然後以此為口實，全面改變‘八大’的政治路線。
而1957年夏天發生的‘反右運動’，便是毛澤東一手製造出來的中國‘匈牙利事件’。”（294頁）
隨後的第八節《“反右運動”：毛澤東製造“中國的匈牙利事件”》，引述了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副主任、全國馬克思主義學會理事許全興所著《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1月）：
“毛澤東在1957年1月就認為，社會上黨內外有一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要打退這股逆流。但他並沒有打。他明白，經過解放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知識分子成了驚弓之鳥，沒有一定的氣候是不輕易鳴放的。……他認為，共產黨整風，就是主動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1957年大量的‘右派’就是這樣主動引出的。”（295-296頁）
“反右”高潮一過，毛在1957年10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理直氣壯地推翻中共‘八大’決議”。他說：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八大’決議上有那麼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75頁）
“在‘反右運動’這個大題目下，毛澤東順理成章地批判‘反冒進’。”他“將‘反冒進’的周恩來等人說成‘距右派只有五十米’。”（《劉少奇與毛澤東》，300頁）
“在否定了‘八大’正確路線後，毛澤東便提出自己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取而代之。毛澤東成功地利用了國內外形勢，製造了一個中國的‘匈牙利事件’，既清除了黨外的不同聲音，又順利地實現了他的復辟，一箭雙雕。”（同上）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毛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出籠，大躍進之門敞開，導致四千萬人餓死的曠世悲劇。毛反撲成功，六億人遭殃，茲不贅。
馮治軍的結論是否能成立，或者屬見仁見智。但在重視分析“八大”對反右的影響這點上，吳國光和齊戈與之相仿。他們的有關論文均收入《五十年後重評“反右”：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丁抒主編，田園書屋，2007年12月。以下簡作《重評》）
該書是“紀念反右運動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專集，會議於2007年6月29日至30日在美國洛杉磯舉行。
吳國光教授的《中共八大與反右運動》，著重“梳理和分析八大一次會議經由反右運動到八大二次會議之間的發展脈絡”。（《重評》，79頁）
在中共黨史上，只有“八大”舉行過兩次會議，後者於1958年5月開鑼，即在前者閉幕的20個月之後，正當“反右”運動最終完全結束的日子。
吳文稱其正文：
“詳細研究1956年和1957年的中國政治發展，分析毛澤東怎樣從他自己所說的‘心情壓抑‘轉為鬥志高昂，並如何達成以他自己的意志來壓倒黨內另外的意見，從而主導中共路線和中國政治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反右當然是關鍵的一環。不過，這一環與此前的農業合作化高潮、‘反冒進’、群眾‘鬧事’及所謂整風，是環環相扣的。在這綿密、緊湊、短促而多變的1956年到1957年的政治過程中，我們看到，毛自始至終著眼於掌握中共決策和中國政治的主導權，要以他的意志改造中國。在這個背景下，我們發現，禍及幾十萬乃至上百萬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只是毛澤東要奪回他在1956年失去的對於中國政治的主導權而展開的一場鬥爭。通過反右，他達成了目的，於是有了與八大一次會議調門截然不同的八大二次會議。”（同上）
齊戈的《從八大的懸案看整風到反右的“轉向”》，引述了胡繩《談黨的“八大懸案”》，胡文稱：
“黨的八大時發生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大會通過一個政治決議案。可是過不久，毛主席說不行，是錯誤的，他不能接受。說當時他是被迫簽字，臨時匆忙簽的字。”（同上，99頁）
對此，齊戈寫道：
“（毛）出爾反爾，否定八大政治決議案，其理由令人啼笑皆非。”（97頁）
齊戈認為，“從整風到反右根本沒有突然轉向的問題”（104頁），這和吳國光觀點相異。
吳、齊兩文將另作詳細介紹。
（未完待續）
（12-1）15：36
（2010/12/01 发表）

转自博讯网
（2010/11/21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