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1957年成都二师事件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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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寒——1957年成都二师事件追述

吴虹

编者的话： 五十年前，四川成都发生了一起惊动当时北京高层的所谓反革命事件，这就是如今已被官方有意淡忘了的所谓二师学潮，或如官方当年所称的“二师学生反革命闹事事件”。
当时的煤体曾对此事着实地报道了一阵，天真而又不明就里的学生们，被渲染成一群不知好歹的忘恩负义之人；一群目无法击纪冲击专政机关的暴徒。
喧嚣声中当然也少不了四九之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站出来”“愤怒声讨一小撮”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份子”的代表们的高腔。
后来，很久以后的后来，听说此事件悄悄的“平反了”，再也没有人提起过。只是在成都市挡案馆内静静地躺着，整理成册的《省市委宣传部关于成都二师事件的通报》（案卷号101、全宗号56、目录号1）和与此有关的大凉山上二师事件受难者的白骨，还在无言地述说着这段尘封的往事。
二师事件是1958年中学生社教运动的彩排，这从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杜心源在1957年11月的讲话就可以证明；二师事件是凶兆，这之后中学生们大规模地罹难，实是在劫难逃了。
有名人说：石在，火种就不会断。二师事件亲历者吴红的血泪文字，恰好说明了这一条真理。谎言可以蒙蔽人於一时，但不可能永远蒙蔽下去。
陶潜先生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河。大凉山上二师事件罹难的同学们，历史已证明你们有功无过！同学们怀念你们，你们安息吧！

公元1957年的春天姗姗来迟，已经过了清明，温暖的和风才翻越大巴山、龙门山吹到川西平原，吹到锦江，叩开历史名城四川省会成都的长街通衜，名宅深院中。千树万树李花、挑花……今年的春天对就读成都市盐道街的成都第二师范学校学生是个不平静的春天。
成都二师是这座城市数十所大中专学校里一所不平常的学校，它有其它学校不同的来历和悠久的历史。二十世纪之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为挽救瀕于灭亡的大清国，下诏废科举办新学，用八国联军之役清廷对各国的赔款返还在全国十几个重要省省会，首先兴办高等师范学堂，成都二师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是工作母机式的以培养教师为目标的学校，自清廷、民国乃至四九之后一段时机，一直实行向全省公招优秀学生，吃饭不要钱还发生活费。每一年三月，这些从各地招来的莘莘学子，纷纷从四面八方返校，前一年这所学校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四十五周年校庆，学生们得知从这所学校门走出过巴金、艾芜、沙订等文化名人，而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会曾担过任过这所学校的校长，朱德以及王佑木、杨闇公、李硕勋等老一辈共产党人也从这里走出，许多学生还深深沉浸在光荣而令人自豪的历史情怀中。
师范生是命定由国家分配，要作小学教师的。不少还要去遥远徧僻的乡村。但他们并不气馁，对社会有信心，对自己要努力奋斗，一直是这所学校的教育传统。去年这所学校一个叫于青的学生写了一首长诗《大凉川山之歌》，摘取了四川省首届青年文艺创作比 桂冠，超过许多专业诗人、作家，一下子成了二师同学崇拜的偶象。和他们先辈同学一样，二师学生总是保持着喜欢阅读，思考问题，关心国家和社会的传统；喜欢集会、结社、自办刊物和壁报，组织文学小团体。一个叫徐航的58级学生，他想学梁启超办少年中国，就也办了张《蓉城少年报》引来许多同学投稿，还刊登了流沙河、石天河等和徐航讨论文艺的书信。那时候许多学生喜欢读中国青年报、文汇报、光明日报，这些报刊报导靣广，常常讨论一些社会向题，甚至连载一些国外很新的有一定思想深度的文章。每天报纸一到，贴报栏前都围满了学生。
三月的一天，阅报栏贴出新到的文汇报，上面报到了安微省某个乡干部尅扣小学教师工资，还欧打一位叫常金白的教师。对于这些明天也要去作教师的莘莘学子，这消息无异是在他们心中投下了一个炸弹。整个上午阅报栏围满了学生，读报的、议论的人头攢动，有人在报上批字，有人响应，一时群情激愤。很快出现一张要求政府严惩欧打教师的凶手。这天上午学生们不归教室，教导主任和各年级班主任前来劝说，说：这些事与四川无关，大家回去上课。这个“和四川无关”的说法，立即引起了来自全川各地学生的反驳，他们举出所见所闻的一些四川的例子，比文汇报上说的还要严重。这使学生们有了新的想法，要求校方和成都市政府允许学生声援李金白，并把声援信刊登在文汇报上。一些学生并表示要联络全川师范生去调查此类事项，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制止乡村基层干部的违法行为。无独有偶，恰在此时省里通知，从今年起对师范生的全年伙食費只供9个月，寒署假伙食自行介决，这个改变建校以来传统作法的决定，被一些学生和李金白事件混在一起，校方紧急向上级报告了。
大约是三月一个周末的下午，学生们晚歺后陆陆续续走向学校大门，发现大门被许多情绪激昂的市民堵住了，几个高大强壮的人大声喝斥学生，不许学生外出，他们自称代表工人、农民、市民要和学生辯论。这些所谓“市民代表”往校门内拥，其中一位站在一根予先准俻好的高板凳上开始讲演，学生认出他就是附近东桂街小学的教师李慎至，他说：他代表人民教师不许学生诬蔑新社会和诽謗干部。他大声说：只有解放前教师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人越聚越多，陆陆续续地来了一千多人。忽然有学生发现有的所谓“市民代表”不少人衣服下藏有短棍，于是大声惊叫：他们要打学生，快跑！几个胆大的学生去夺，带棍的人扬手就打，场靣开始混乱。这时不知谁按响了学校的紧急电铃，有人打开广播高喊：二师同学们，暴徒冲进学校打学生了，快去增援啊！于是大群学生开始奔向大门方向，看见大批学生冲出来，所谓“市民代表”们赶快反方向向盐市口派出所方向退去，挨了打受了委曲的学生紧追不舎，还拾起不少木棍，一路追到派出所，才发现派出所空无一人，而“市民代表”们也突然无影无综。学生们只好沿来路返回学校。这个周末使二师做学生们一场虚惊。这就是惊动北京高层的所谓二师学潮。
当入寢的铃声象往常一样响起时，隨着各室长“到斉”的声音，灯也熄灭了，二师重归于宁静，好象什么事情也未发生过。大约夜半时分，起床解手的学生发现有几辆小车接连开进学校，车上下来的人很快被接进了校方办公的平房院落，这一夜办公院落的灯一直亮着，天明了小车也鱼贯而出。第二天早上学生们早橾完毕，广播里播出了：五七级的同学们请早饭后，都到食堂听教导处关于毕业生提前考试和参加教学实习的通知。
二师五七级七个班来自四川省各地、市、县大约300多名学生，是该校建校以来历年人数最多的一个年级，面临毕业分配，谁也不敢怠慢，吃完早歺都纷纷带上小凳进入开会的食堂。教导主任告诉学生：鉴于今年学校的工作安排有变，本年度毕业生的考试将提前举行，然后提前进入教育实习。隨后宣布了在成都东、西两个城区实习的指定学校。
但是学生们没注意到，就在隨后半个月的毕业考试复习阶段的时间里，学生党支部和各班团支部却每天都在开会，接着在一次全校的集会上，学校张校长给大家介绍了一位新调来的徐姓副校长，再后来学生们渐渐知道这位徐付校长在调二师之前曾是东城区公安局的付局长。五十年代从军队和警察中调入其它部门工作是常有的事，所以同学们也不在意，加上这位徐付校长又能和学生们打成一片，所以还得到不少学生们的好评。
后来才知道在这位徐付校长的领导下，成立了有共青团成都市委学生工作部、教育局、东城公安分局和校方人员组成的二师事件工作组。这亇小组直接对成都市委宣传部負责。工作组的任务是发动群众，调查揭露隐藏在二师学生中的阶级敌人和有反社会主义情绪的其它分子，以待上报并研究决定如何处理。工作组号召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提供他们的同学平日有无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对党和人民有无阶级感情，在不久前的闹事中那些人参加了对工人、市民、教师的施暴行为，那些人冲击了专政机关。对被揭发有上述罪行的同学，工作组及各斑团支部按人头整理了材料，并组织人对这些同学进行监控，工作组许诺对这次斗争中表现好的毕业分配时会留在城区。一切都在暗中有条不乱地进行着。渐渐归于平静的二师平静得出奇，平静中流淌着不祥。
我不是二师一年级跟班上来的学生，我是隨父亲所在的四川师范学院从南充迁往成都时，从永川师范学校转学入二师五七级二班的。这个班的学生大部份是从号称盐都的自贡招来的，我到二师直至毕业大约也就是五个月的时间，当时我才十五岁，是班上的小娃儿。但我很快喜爱上了这个班的大哥哥们。例如我们的班长郭xx，因为兰球打的好被选为四川体工队的中锋；我的同桌李柏森他语文数理都十分优秀，他的作文曾是全校第一，他的父亲是辛亥革命时和吴玉章一起发动荣县起义在攻打成都时牺牲了的烈士；脸上总有孩子般笑容的吴xx，不仅兰球打的好还是成都市青年绘画比 的第二名；简xx是成都乒乓球比 的亚军；最令我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二度驼背的残疾同学刘xx，平时走路都不方便却弹得一手好钢琴，因为家里穷周末也不回去，好为家里省下一天的米粮，一到周末他就钻进琴房，于是琴房里就飘出一个穷学生奋力求学的或高亢，或感伤，或悠扬的琴声，引来了不少老师同学佇足聆听。我到二师后在这个班里自是不甘落后，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作文甚至得过100分，还因为成绩好而邦个别成绩差的同学做作业。同学中盛传军区八一小学和省委育才小学提前来挑教师的人选中了我，我也满心地期待这一天。
就在宣布结束教育实习那天的会上，校方同时宣布了一个使全体57级300多名学生不安而又不明就里的决定：根据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和成都市教育局文件，二师本年度应届毕业生在分配去工作单位前，将参加成都市东城区小学教师整风反右运动学习。事隔40年后的1987年我读到英籍华人作家张戎的纪实性小说《虹》中回忆她母亲夏德鸣 ，领导1957年夏秋季包括二师学生在内的该区教育系统整风反右运动的情况，她说：根据中央和省委的布置此次重大阶级斗争行动，打击面一般应为百分之十，五十年代东城区能够称作知识份子的不多，张的母亲时任东城区委宣传部长，为怎样能完成指标而十分焦虑，因为完不成指标领导运动的人就会被填上去，而填上去就惨了。恰好这时上级把二师三月份参加“反革命闹事”的学生，连同其它的数百名应届毕业生，送到该区参加整风反右和本区教育系统放在一起、於是这个百分之十的问题一下就介决了，还能超额受到表扬和嘉奖。四十年前二师57级学生命运就此注定。
在后来对二师学生的清算和反右运动中，由于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渴望留在城市，为了立功，不少人开始乱揭发，我也就是在这揭发的高潮中被宣布为右派并上报区委。但命运作弄人，这个夏部长在看了我的材料后犹豫了一下，又不好贸然否定，就问定案组的人：我们划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为右派，查一下全国有无先例？恰好根据统计该区右派指标已大大超额，定案组最后下笔时将我改为内控右派，与代帽右派的区别是不宣布、不通知、长期监控，去八一、育才小学的想法自是灰飞烟灭。我本已打好背包听候奌名去右派队的人，忽然之间听到西城区教育局人事科胡科长大声喊：吴本恕，到城区后河边街小学报到，还以为听错了，直到双手接过报到证这才放下心来。
一年后，后河边街小学校长陈忠义被查出有历史问题被调走了，一位善良的老教导主任代职，该校是一所座落在城墙根下的平民小学，条件较差，上级中很少有人过问，没有人通知学校领导说我是内控右派，我努力工作，教学成绩突出，教导主任拿着我任教斑级的作文向区教研室汇报，教研员们十分高兴，推荐给当时的《四川教育》杂志。当我的小学作文教学经验在人民日报、《四川教育》等处发表后，看着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章杂志上，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以后的数年我先后在《草地》《四川文学》上等刋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有了一点小名气，终於被选调到了当时的育才小学，这所学校的学生的父母必须是省委处级以上的干部，我曾经辅导过的张戎（那时她叫张二红）是当年在犹猭中救过我的原东城区委宣传部长夏德鸣的女儿，难道冥冥中真有所谓定数。然而好景不长，在劫难逃，文革起，在省委外垟上第一批大字报不是李井泉的，而是“漏网大右派吴本恕”的，内控右派终於曝光了。
让我们再回到1957年，当市委宣传部和学校宣布二师学生参加东城区教育系统整风反右时后第二天，全体二师五七级的学生带着行李列队驻进成都磨子桥七中和空军驻地，负责运动的工作组宣布了不准外出，不准写伩和收伩，不准会客等严格的纪律。接着是动员大会，学习讨论，人人表态。主任进入各班的学习室，学生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切早已准俻就绪。当同学们按要求围成园圈坐下时，早已准俻好的积极份子、揭发者、支持者凶恶地大喊：“xxx你这罪大恶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我揭发你参加二师暴乱，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滔天罪行…”“我揭发！”“我揭发！”“xxx站起来，听革命同学的揭发批判…”……於是学习组长命令被批斗者进入园圈中心站好，然而后予先准俻好的揭发者，就开始“是不是这样…”，“不许你狡辯…”“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一般一个上午揪出1、2个阶级敌人。学生们那经过这种阵仗，一般都惊惶失措，进退失据，浑身发抖，第一天就有个学生吓的小便失禁。下午就是写大字报，大鸣大放，工作组号召革命师生拿起四大的武器，痛打右派落水狗，保卫人民的江山。早就内定的积极份子们将准备好的大字报贴满了学习室的四面垟壁，被点名批斗的学生当晚就被命令卷起铺盖滚到阶级敌人和犯罪份子的泥坑里去了。
那是一大间没有床，铺着许多草的地铺，不允许和人民群众住在一起，以示右派份子被揪出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就被赶出屋外，拿起锄头等工具，由扛着上着刺刀的武装士兵押着去劳动。每当这些人从各班学习室门前走过时，人们都不无惊恐地在想：下一个会不会是我。
反右运动进行到第二周，二师的学生被要求列队返校，参加建逮捕反革命大同党首恶份子及其同党的大会，那天下午天气阴沉，学生们列队走进校门，他们看到从校门通往操场的路两侧布满了上全副戎装的士兵。学生们快步通过后，在指定的地点坐下，会场上积极份子们情绪激昂地领唱和领喊革命歌曲和口号，台下1000多名各年级的学生鸦雀无声。忽然，从人群中有人举起了一幅贴在木板上的画着大同党首恶人物的漫画，那个举画的人十年后成了名画家，是任过四川美术出版社总编辑的代某，接着，挂着大纸牌的反革命们，被士兵们押上台。一些人跳上台对他们拳打足踢，有两个反革命当场被打倒在地。台下则口号不断，这时学生们才发现所谓大同党的首要份子，原来竟是几个58、59级的不满卄岁的学生娃。
徐付校长宣布：经过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斗争，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和同案犯供认不讳，必将受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沉重打击…。在“大同党罪有所得，罪该万死，…”等口号声中，士兵们推搡着将早已五花大挷的学生一一扔上卡车，车子发动，开出校门，口号声仍此起彼伏。（30年后，1987年，成都市公安局宣布二师大同党案系错案，宣布平反。）
大会后，五七级的学生仍列队返回磨子桥，工作组要求各班对当天的大会表态，以加强整风反右的决心。第二天成都晚报在顕著位置刋登了逮捕大同党首恶份子的消息，同时发了社论，社论说：二师事件是小匈牙利事件，反革命大同党煽动反动学生冲击专政机关的罪行必须清算。…
就这样从七月到八月，二师五七级学生中已揪出数十名右派了，开始是揪闹事的，接着揪没参加闹事但同情闹事的，和表示支持小学老师常金白的，后来又揪虽无上述言行但个人主义严重有反社会主义情绪的人，最后动员一些什么也没做没说，但被认为是有思想的学生，叫他们自我检查，根据检查发现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有联系的也要揪出来。我就是在运动后期忽然被在校时和我同一上下铺的时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学习大组长的陈xx同学叫到一间屋里询问，启发我检查说：我长期邦助代做数学几何作业的xxx揭发我，有一天去看文汇报，看了连载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有反苏情绪，要我向党交心。第二天上午我被通知接受革命同学批斗，我被要求低头站到人围中央，“打倒右派分子吴本恕！”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学习室四周的垟上全是揭发我的大字报和漫画、讽刺诗，我不敢抬头看，浑身发抖，天哪！我才15岁，还是个儿童呀！一个积极份子大声训斥我：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邦助我们修建了长春汽车厂，三门峡水电站，还有苏联花布…天哪！这些与我何干？我为什么要反苏？我何曾反过苏？我觉得受了天大的冤枉，又急又怕，眼泪从眼眶往外涌，不知什么时候，我发覚裤子湿了。斗争会后，我每天生活在恐怖之中，等待着不知什么时候会被人赶进那个所谓反革命泥坑儿，几十年后，每到八月我都要作恶梦，每次都是在同学们批斗的吼声中醒来，冷汗湿透了衣衫。就这样，因为有反苏也就是反社会主义情绪，还算定案组手下留情，我被定为内控右派
到八月中旬、学习点召开大会，听夏部长作总结报告时，除了被揪出的右派份子已陆陆续续被扔到阶级敌人的泥坑，押送到别处听候发落外，还能来参加总结大会的二师五七级同学，都在互相悄悄打听这些人的下落。
当天晚上在锦江川剧院举行了庆祝反右斗争胜利的大会，我坐在楼厢倒数第二棑，偷偷用眼光寻找二师五七 二班的同学，已经减少了将近卄个，我在心里默数着这些从盐都来的36个同学，其中划为右派的8人，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9人，加上内控的我，刚好全班人数的一半。那个省兰球队的郭xx，市乒乓队的简xx，驼背钢琴师刘xx，甚至父亲是烈士的李白森，也都被划进去了。第二天参加运动的二师学生被要求回校，我赶快打好行李站到队列里，快步走七中大门，再不愿回眸这个令我恐怖的地方。
后来从知情人处听到，这次凡参加二师闹事的，被集中到一处有士兵持抡看守的地方作苦力劳动。不准回学校和家里，家中亲人也不敢来打听寻找，否则会被认定为同情阶级敌人，与右派划不清介限，甚至还会在自己的单位被追究而成为右派。等到1958年上半年在中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这批所谓右派连同社教运动中被揪出的所谓反动学生便关在了一起。
根据毛泽东讲的：“对右派叶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还给工作，让他们在人民群众中作反面教员”的指示，1957年划为右派的原来有工作单位的成年人，有的留在了原单位作反面教员，但是这些十几岁的男女娃娃小右派们无单位收留，怎么办？於是省委书记李井泉发话：“他们也是生产力，送大凉山劳动去。”於是成都市就把他们编组成一个劳动大队押送到了四川西昌大凉山上，做了一个没有劳改期限的不是犯人的犯人。这一去就是十年，上世纪六十年代，人为的大饥荒席卷全国，大凉山劳改场的管理人员因为饥餓疯狂虐囚，可怜这些娃娃右派们个个在劫难逃。
十年后发生文革，僥幸还活着的当年二师事件的几个右派，造反逃回成都，这时的成都人才忽然忆起十年前他们失去的这批孩子。而这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已埋骨他乡再也回不来了。在二师学生中那位驼背钢琴家到凉山不久便去世，临终前想唱支歌也没了力气，大凉山灰暗的天空中似乎飘荡着这音乐奇才无尽的哀诉；那个想学梁启超办《蓉城少年》的徐航在去劳改农场不久，因饥餓难忍，劳动时检了掉在地上的一个烂西红柿，竟被当地民兵按在地上用鹅卵石打得脑浆迸濺一个命呜呼。而那些少女右派们在大凉山受的凌辱更是令人发指，不少少女因不堪凌辱而纵身跳入金沙江，江水无言，洗不尽她们的无限冤曲…
待到1968年有关部门为这批少年右派进行所谓平反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收不到这个通知了，他们的父母亲人已经早已不知他们的音讯下落。二师的同学中至今还流传着五七级某班两个少年右派的悲惨故事，当工作人员向他们宣读所谓平反通知时，发现两人眼珠不动，正惊异间，两个同学忽然放声狂笑，笑声十分恐怖，然后突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那个父亲曾是吴玉章战友的李白森，僥幸留在成都市一所平民学校作守门人，后来让他代课，直到1968年平反后才被允许作一名小学教员。
这十年许多人的生活也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二师事件中被调到二师任付校长的原东城区公安局付局长的徐某，竟也在运动后期被人控告同情学生而被打成右派，而领导清查二师事件的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叶石也成了右派，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的殊途同归。
当年的反右报积极分子们，大都得到升迁，成为各级政权和单位的负责人。我所在班13名所谓热爱共产党毛主席，对阶级敌人斗争坚决的革命学生，陆续被提拔成为教育局长、文化局长、城建大队长、体委付主任、人大付主任、书记、校长。我下铺的陈xx同学后来当上了区委组织部长、区长，那位我替他做作业后来又揭发我有反苏情绪的同学，后被选送入大学，毕业后任某地政法委负责人，退休后算革命老干部，他们真有福气！他们的运气也真好。


本文作者简介：
吴红，原名吴本恕，1942年生於重庆，作家、评论家、历史文化学者、自由撰稿人，1954年考入江津师范学校，1956年转成都二师五七级二班，恰逢二师事件，十五岁即被划为内控右派。
以后因作品发表小有文名，1966年文革起，被作为漏网右派揪出送街道工厂监督劳动，偶拾《黑人吁天录》读之失声痛哭，乃雪夜出逃，流亡黔南。后逼上梁山参加造反派，阴差阳错于1968年受时任四川省革委会主任张国华接见，调成都市委《新成都报》主编文化学术副刋。
先后出版《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觉醒》、《新时期长篇小说趋向》、《历史主义和历史文学》、《一个真实的金圣叹》……等文学艺术专著多部，均一反传统成见富于新意，2001年自费出版全国首部省级旅游啚册，2004年出版学术专著《天问 三星堆》将三星堆的断代推前2000年，已为学术界和国家承认，目前正与cctv合作拍专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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