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梅：对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夭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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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梅： 一次注定失败的新闻改革—对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夭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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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一次承上启下的伟大尝试。它在新中国重要的转折时期继承经“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奠定的“党报模式”，并尝试通过“回归新闻本位”来发展它；又成为1978年第三次新闻改革的“起点”。因此，它中途夭折的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成为人们的话题和研究的课题。探讨中常将它与“反右”运动紧密联系，归责于最高领导人某一次或几次的不满和斥责。这样搭建的线性“逻辑”关系，从出发点上较少关注新闻自身的发展和具体改革进程，忽略了改版的巨大意义；也未能在社会情境中考察其发生、发展，没有获得对新闻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模糊了新闻事业与其他社会存在的关系，得到的只是因纠结于政治而欲言又止的陈述。
　　新闻传播作为特殊的社会存在，奇妙之处在于“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存在于传递和传播中”。换言之，社会及其变动既构成新闻传播的情境、又是其发展动因；而新闻传播通过反映、模拟或建构现实充当着社会基石，对社会进程发挥作用。于是，以“同情之理解”①来“复原或模拟”“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发生过程和内在机理，把它放在1956年前后社会变动的具体情境中，在传播与社会的互动中解释其历史命运的某种必然性，应是当下进一步探究此次改版的态度和方法。
一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日报成为党中央机关报，它在总结经验的同时，学习“苏联办报模式”倡导的“党报绝对服从党的领导”。1954年，邓拓、朱穆之和温济泽分别率团访苏，回来后编写的新闻工作“经验之谈”成为编辑记者的必读书。因此，“我们的一字一句、一言一行都要代表党中央”②成为人民日报的立场原则和实践准则。
　　这样，作为“每天向群众说话”的“党代表”，人民日报是党领导国家开展工作的“基石”。它代表党发布、宣传各项方针政策，并逐渐成为毛泽东按照他的思路“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帮手”。承接领导革命胜利的巨大自信，建国后毛泽东延续“中国革命逻辑”，倚重“人的因素”，用“社会主义”的想象性结果为指引，通过有效的宣传和动员，调动“人的积极性”，将之转变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物质力量。于是，“方针一经确定就通过人民日报有步骤的宣传来实现”成为他一贯的做法。首先，向干部宣讲、向群众传达党制定好、要实施的政策内容；其次，围绕“社会主义”本质说明政策的合理性、紧迫性，描画政策变为现实后的愿景，调动群众“积极性”投入既定的行动中；再次，挖掘、宣传群众行动中的先进经验，通过“典型示范”，使“积极性”更高涨，促进更多群众更快地向目标推进；最后，不断开展思想教育运动，保障“积极性”不减损、保证不偏离“社会主义”本质。总之，这是以“宣传”为本位的办报模式。
　　比如“过渡时期总路线”几经争论确定下来，毛泽东立刻部署人民日报在全国大规模宣传，以此来启动实施。为此，他修改、确定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宣传提纲，完整表述“总路线”，描述它能带来的美好前景，将之比作指导各项工作的“灯塔”，如果离开它，就要犯“右”或“左”的错误。
　　如果人民日报的报道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他先批评制定政策的干部，还拔高到思想和路线的高度，力图以强调党的统一领导杜绝此类现象。1952年最后一天，人民日报刊登《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知》，发表《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其中“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说法招致毛泽东严厉批评。来年1月15日给周、邓、陈、薄的信中说“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指责“匆率发表新税制”，报纸的编排被毛泽东认为新税制“竟反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事先取得协议”，“得到了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8月11日在全国财经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毛泽东反复强调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向党闹独立性。③
　　随着推进“总路线”、“农业合作化”的力度加大，毛泽东在关注干部的同时，更关注掌握“言论”、“思想”传播资源的报纸领导者和知识分子，特别是报纸领导者能否以坚持党的领导、正确领会政策为前提，发挥“主动性”，在实际中找例子、找差距，让“宣传”更生动、有实效，对能否在“社会主义”引导下、持续发挥“人的积极性”、达到既定目标显得尤其重要。1954年10月间，毛泽东以人民日报为“根据地”，批判“不重视批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小人物’”的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先通过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认定冯“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有密切联系”，迅速带动文学界的批判；人民日报发表冯的“检讨”后，毛泽东层层加码，把学术讨论引向思想斗争，对人民日报跟进发表的《〈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加以引申，直指“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的编辑部”，一下上升为文艺报编辑部的立场和组织问题。这场思想斗争再次在毛泽东的主导下由人民日报承载、推进，也给人民日报本身做了“示范”：有冯雪峰因“不积极、不主动”获批的例子，邓拓很可能因更早婉拒江青提出的由人民日报转载“小人物”文章的要求，而联想到自身的“主动性”、“编辑部的思想和组织建设”问题。10、11月间，苏联《真理报》编委、报刊部主任波德库尔科夫率苏联报刊工作者代表团访华，邓拓主持编辑部与其研讨了“党报如何反映党组织的生活及党的中心工作、如何报道学术问题的讨论和批评”等议题。④
　　对人民日报而言，“主动性”是个难题。按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的说法，“主动性”指个体经主体意识形态招募、臣服，主动实践该意识形态的过程，对新闻工作者而言，还是传播、复制的过程，因而它是“臣服的主体”；而不是独立思考、追寻规律认识的“主体”。⑤人民日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照本宣科、亦步亦趋。1954~1955年，头版反映国内工农业生产的新闻很少，多是会议新闻和迎来送往的消息；甚至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每个歌舞团、体育代表团来访的消息。不管有无必要每天一篇社论，为了不犯错误，照抄文件、无的放矢。
二
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此时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动摇了惟一可借鉴的苏联“建设”模式。反思中，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1956年2月到4月，毛泽东写下《论十大关系》，表达了“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面对“建设”，毛泽东的出发点还是“积极性”，只是这时更侧重于知识分子，一是因为“大多数机器设备要进口、大机器和精密仪器不能造”的现状，二是经建国后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1955年的“胡风运动”后，“知识界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⑥1月14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以“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⑦为前提，指出“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接着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
　　没了“苏联模式”束缚，在党内上下探索的氛围中，在尽可能调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群众积极性的推动下，人民日报顺势想到了改进自身工作。“很难说改版设想是谁提出来的，当时我们正在清理过去工作的失误，由此想到改进人民日报工作，邓拓同志对过去学苏联那套僵化的、教条主义的东西认识得很早。”⑧
　　于是，编辑部从新闻规律出发，按照新闻生产的路径，将平日的思考化作具体的改版准备。从“版面”出发，认为“国内外要事很多，四个版装不下；四个版的报道面窄，而读者需要各方面的知识，文化方面的报道，过去很少，需要增加。”⑨1956年4月2日编委会通过《关于讨论改进人民日报工作的计划》，围绕“版面内容”给出十项讨论提示；先看“内容少哪些、要加哪些”又看“如何主动、全方位、多角度反映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变新闻少、质量差、时间慢和报道面窄的状况”如何使新闻既能在实际工作中发生影响、又使人很感兴趣……最后落脚于“应采取什么措施加强编辑部的工作、提高编辑部的写作水平”。提示的顺序明确了改版线路：从扩大版面到改进新闻内容、更好地履行包括“宣传”在内的各种职能，再到编辑部改进自身、以适应这些要求。
　　经过编辑部全面、认真的准备，5月中旬邓拓、胡绩伟、王楫、杨刚、陈浚、黄操良、凌建华起草请求改版的第二份报告。⑩基于对“党、各级干部和群众的需要、利益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理应高度统一”的认知，对“建设”时期“总目标一致不能替代群众的认识水平及各地发展经济的条件的差异”的理解，对“理性求实、按规律办事”的认同，报告指出人民日报的诸多缺点以及后果，指明“革命”条件下以“鼓动、动员”“积极性”来迅速“一统到底”的“宣传模式”，需让位于从“读者需求”出发、尊重现实需要和客观规律，及时、准确地报道社会发展状况，全面、系统地解释方针政策的“新闻本位”的办报方式；在“宣传”的同时，发挥“平等沟通、理性讨论”的桥梁作用，使广大群众在认识、理解的基础上有理有据地行动。为此，胡绩伟进一步修改报告，强调主动引导读者讨论，“报纸将酌情发表那些有讨论价值的意见，这不意味着编辑部同意其意见，而是让读者通过讨论自己判断。”
　　这份报告是人民日报编辑部顺应“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转变，依据新闻规律、发挥“主动性”的结果。其中“尊重客观规律”是认识前提，“读者需求、社会需要”是出发点，“版面内容”是立足点，“新闻、言论、解释、讨论”是关键词，编辑部是“枢纽”，“回归新闻本位”是目标。编辑部“主动性”体现在“认识、理解和践行报纸规律”的“自主性”上，与毛泽东的发挥编辑部作为党组织一员的“主动性”，专注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要求还是有相当距离的。
三
　　胡乔木4月6日在人民日报编辑部大会上宣布报纸将改版，这是他“直接请示（毛）主席后定下的”，因而以“加强编辑部的组织和领导”为前提改版似应体现毛泽东的想法：端正思想，调动编辑部的“积极性”，使之准确领会党和毛泽东的意图，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提高宣传效益。而他对经邓拓审阅的改版报告的改动，更明确了改版的中心目标是“使人民日报能够多方面地反映客观情况和群众意见，及时深入地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并在原报告中“力求题目不空泛沉闷、文章有新鲜的材料和新鲜的论点”后专门加入“对于党的重要方针政策，定出有系统的宣传计划，力求宣传得有头有尾，深一些、透一些”，以示强调。
　　酝酿改版时，发生了“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争论。4月底，毛泽东提出增大基建投入规模，而周恩来认为会使经济秩序混乱，要降温。人民日报在“理性求实、尊重规律”改版原则的指引下，认真宣传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综合平衡、稳定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6月16日先发表社论《读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发出“反冒进”的先声；在接着发表刘少奇布置中宣部撰写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时，毛泽东以签在大样上的“不看了”来表达对人民日报“非但不帮助鼓动‘积极性’、反泼冷水”的不满。邓拓意识到后，一面策略地“改排五号字”，以示减轻分量，一面在把校样交给陈浚时强调“这篇社论很重要”。
　　这是筹备改版时遭遇的挫折，凸显了改版将要经历的所有要素，有以邓拓为代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坚持改版原则的决心和理性及策略和回旋；也有毛泽东一贯认为“思想斗争、积极性”是启动社会进程的基本力量，以及要求“人民日报应该无条件地宣传、鼓动和弘扬它”的主张。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致读者》社论，宣布改版。报纸面貌焕然一新。首先，头版头条以经济新闻为主，7、8月62篇头条经济新闻就占一半，反映“建设”的特点。其次，真实客观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变“结论式”为“进程式”报道，对改进报道模式有示范意义；与报道并行的分析把对“建设”时期党如何改变领导方式，如何主导、引导社会的思考引向深入。最后，加强与读者的互动。7月共登读者来信292篇，比改版前增加一倍半；多是读者批评意见，内容针对报纸，社会陋习和成见；尽可能地尊重一般群众的表达权，履行监督社会的职能。
　　人民日报身体力行地执行“双百方针”，理性、充分地表达各种意见。1956年6月13日刊登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7月9日头版消息《学术刊物应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既指明“全国三十一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刊物的负责人在北京座谈一致拥护‘百家争鸣’”，又用消息中的话表明报纸将以“百家争鸣”的立场来选择新闻。11日刊登朱光潜的《百家争鸣，定于一是》，隐约表达了对“百家争鸣”最终定于“一是”的担忧。14日茅盾的《对于“鸣”和“争”的一点小意见》，盼望所有园地都无条件开放来保证争鸣，而报纸应首当其冲。
　　更可贵的是，“胡风运动”后，乍暖还寒的早春使人有“久不见太阳的忽然见了太阳；虽然从心里感觉舒服，但眼睛总有些睁不开”的疑虑。人民日报理性、平和，不回避、不盲从，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表达，创造融洽的“争鸣”氛围。报纸登了“坚决反对陆定一对‘双百方针’阐述”的署名来信；1957年1月7日发表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和鲁勒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简称《意见》），它不满1956年的文艺工作，认为越来越少提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中光彩暗淡了，……”这些意见在当时有代表性，随之开始“争鸣”。3月1日发表陈辽的文章，指出《意见》是对“双百方针”和以后的文艺工作片面的因此是不正确的估计；3月18日发表茅盾的文章，认为《意见》是教条主义的、缺乏说服力，结果既不能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有效的斗争，还给在“双百方针”鼓舞下的知识分子一瓢冷水。可见，人民日报态度平和、冷静，讨论则积极、热烈，无意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攻势，通过肯定“一是”来阻断讨论。
四
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冒进”使生产、生活资料紧张，社会矛盾突出，一些地区罢工、请愿，这与波匈事件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促使毛泽东提出“准备明年开展整风”，以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在人民日报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指出，“斯大林错误不是源于社会主义制度”，将矛头指向“官僚主义机构”；提出不能因新制度受旧时代影响，就认为它必犯错误，“在比斯大林所处环境更加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列宁没犯错误，决定因素是“人的思想状况”；将批判“官僚主义”与“人的思想状况”联系起来，为用“思想斗争”进行“整风”提供了支撑。
　　这就难怪毛泽东对《意见》及发表它的人民日报极为重视。发表当天，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意见》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和将来京参加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同志，未做评论；1月下旬、2月16日多次在肯定陈其通等对党忠心耿耿的同时，说文章不堪领教，“是教条主义的，不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意义”；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老干部真正拥护“双百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少，要认真说服；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多次批评其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的；尽管毛泽东处处针对《意见》，没点人民日报的名，但联想到受到批评、中断改版的当天，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就是批评《意见》，或可想见他已不满于人民日报发表《意见》的行为……同时，在这几次会上他将近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集中论说，而邓拓秉持改版原则，未指示人民日报对2月27日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3月12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发社论和宣传文章，毛泽东终于按耐不住了……
五
　　显而易见，在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转变中对“何为启动、推进社会进程基本力量”、“何为社会发展逻辑中的根本因素”的模糊和纠结，是“思想引领、‘积极性’的发挥”；还是“经济发展、社会成熟”不同的选择型塑着“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不同的命运。毛泽东由“反思苏联模式”到梳理、总结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在探索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上，依然从调动全社会的“积极因素”出发，反复强调人的“思想状况、积极性”的基础地位；在实践中以“双百方针”启动“思想建设”，再次祭出“整风”大旗，通过思想斗争强力坚持自己的主张。于是，“反右”运动大张旗鼓地展开，以尊重“客观现实、新闻规律”为前提，试图由“宣传本位”回归“新闻本位”的人民日报改版就此夭折。
　　历史在这里没有转弯。■
　　（作者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受到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国初（1949-1955）新闻事业发展研究”的资助，项目批准号为09XXW001）
　　注释：
　　①也就是“研究者想方设法地与研究对象活动一种视界的融合，从而对研究对象获得一种理解”。参见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第13~1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同时，“知人论事应该尽量贴着对象的情景与心境去把握、去体味，而不能用自己的喜好或现在的标准强加于人。”参见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05）》第201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954年6月，邓拓访苏归来在人民日报记者会议上的发言。参见张书政：《新闻界人物邓拓》，转引自钱江：《论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改革》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165-166、17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参见钱江老师赠予的资料
　　［法］路易阿尔都塞著，李迅译：《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当代电影》1987年第3、4期
　　沈志华：《1956年初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该论述是建国后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上最积极的表述，但仅隔40天，退到了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八大又给他们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355页；罗平汉：《当代历史问题札记》第15-1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胡绩伟语，转引自钱江：《论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改革》
　　王辑的回忆。转引自钱江：《论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改革》
　　收于《人民日报1956年改版的有关资料》，《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内部刊物）第1期；新闻战线编辑部、北京新闻学会合编，1981年5月。下文分析报告时的引用皆见于此
　　在读者来信中有对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意见不同的，或者对某些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的个别措施有意见的，这种意见虽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有值得注意可以讨论的地方，也准备酌情选择发表，重要的发表全文，次要的发表摘要。发表这种来信并不表示编辑部同意他们的意见，所以一般不拟征得被批评者同意，对于这些来信所提的批评意见，一部分必须答复（编者答复或被批评者答复），有的也可以不答复，让一般读者自己去判断。”
　　参考陈浚回忆：《有关人民日报1956年改版的一些情况》，人民日报报史编辑小组编：《人民日报史料选编》第5期，1987年
　　其余文化教育5篇、人民生活5篇，会议新闻2篇、公告新闻4篇、涉外新闻14篇；人民日报于1981年5月曾组织力量研究1956年改版的经验，此处援引当时的研究成果
　　摘自葛佩琦给《人民日报》的信
　　该观点受到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的启发，详见他在2003年9月到12月为博士生所开的“中国政治与社会”课程中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