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的哲人——我的父亲艾思奇

peter

来源：南报网， 南京日报主办　http://www.njdaily.cn/2012/0727/194873.shtml

父 亲出身于哲学世家。我的曾祖父李德润，是滇西华侨儒商，常年往来于家乡云南腾冲和缅甸仰光之间做生意。他的“双文化”（中、西文化）教育观，对儿孙们的成 长有莫大的影响。我的祖父李曰垓，是同盟会会员，也是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的功臣。父亲的义父蔡锷临终前曾嘱托祖父，请他襄助四川督军罗佩金的工作，为革命 多做贡献。祖父辞世后，获得了人们的高度评价。

父亲15岁就随大哥阅读马哲经典《反杜林论》，并能在学运中学以致用，曾以《什么是唯物史观》为题给学生演讲。在日本留学期间，父亲又广泛涉猎各种学科的知识，但最吸引他的还是哲学。

“救命的书”———《大众哲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热潮。当时父亲正在日本留学。他和其他留日爱国学生，为了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毅然弃学，随廖承志 等人于同年年底回国。他来到上海，在五叔李曰基家住了一段后，于1932年8月到菲律宾华侨办的泉漳中学当了专教物理化学的教员，并参加了反帝大同盟。 1933年泉漳中学被查封后，父亲在著名共产党人、哲学家、“社联”发起人之一杜国庠的介绍下，加入了“社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成立于 1930年5月20日，是一些进步的社会科学家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为了继续探求用马克思主义拯救中国的真理，在上海成立的进步文化团体。他们翻译、研 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表和出版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书刊，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其间，父亲发表《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对三 民主义、五四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继承关系和历史意义作了高度评价。

父亲到社联后，主要从事哲学研究工作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曾担任“社联”的研究部长。1934年6月，在社联的安排下，父亲进入《申报》流通读 书指导部工作。《申报》当时设有《读书问答》专栏，刊登读书指导部回答读者提问的文章，由父亲和柳湜、夏征农轮流撰稿，公开答复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 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栏目。1934年10月，迫于当时形势，《读书问答》正式宣布停办。1934年11月10日，一个以“读书问答”原有宗旨、原班 人马为基础的《读书生活》半月刊在上海正式创刊，李公朴任主编，柳湜、夏征农和父亲任编辑。创刊以后，父亲负责撰写《哲学讲话》、《科学讲话》栏目，同时 也为《读者问答》、《名词浅释》撰稿。其间，父亲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哲学讲话》栏目中写成24篇讲稿，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在《读书生 活》上连载，这就是后来的《大众哲学》。

从1925年开始父亲就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活动，社联领导人许涤新被捕前一直主张发展父亲入党，直到1935年10月，父亲才在周扬、周立波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矢志不渝的共产主义战士。同时，也因此上了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的黑名单，多次险遭杀害。

1936年1月，在《读书生活》上连载的24篇文章，结集成册出版，原定名为《哲学讲话》，后因国民党当局禁止，才在1936年6月第4次再版时更 名为《大众哲学》。父亲在文章中使用人们熟悉的事例和口语来讲解辩证唯物主义，并结合当时老百姓所面临的生活困境、失业等现实问题，讲述不同的世界观，帮 助人们选择人生道路。在篇目设置上，也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如《哲学并不神秘》、《卓别林和希特勒的胡子》、《猫吃老鼠》、《不是变戏法》等，总之， 使用大众容易接受的形式和语言，使底层的劳动人民也能够接受。这种通俗易懂的写法揭开了哲学神秘的面纱，使哲学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进广大民众的生活。这成 为《大众哲学》成功的关键之一。

该书出版后，迅速风靡全国，受到广大青年和战士的热烈欢迎，从1936年到1948年这12年的时间内，共发行了32版，创造了出版界的奇迹，艾思奇的名字也随之传遍全国。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一支歌”、“一本书”的说法，“一支歌”即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一本书”就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许多人读了 这本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有《大众哲学》动员10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和仇视，当局曾多次禁 止出版。但是越是禁止，就越禁不住；越是禁止，人们就越对这本神奇的书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这里应当指出一个长期不为人们关注的历史真相：从1931年顾 顺章叛变到1935年，在这期间，上海的中共党组织曾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络，因此，白色恐怖对文化界群体构成了空前严峻的威胁。一批哲学思想的名篇精品，却 在此时冲破了殖民者、军政府和黑社会的围剿，揭穿了“新生活运动”的“皇帝新衣”，震撼了民众，成为“新启蒙运动”的历史闪光点之一。《大众哲学》就是其 中之一。

当时《大众哲学》受欢迎的程度后来被许多人津津乐道，甚至被广大青年称为“救命的书”。据老红军莫文骅回忆，1936年在延安时，时任中国工农红军 大学校长的林彪从毛主席那里回来后说：“毛主席有一本《大众哲学》很好，我们学员都应该读一读。”红军指战员们看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争相阅读，在油灯 或烛光下“啃”得津津有味，油灯点完，还要躺到床上再议论一番。1941年，闻一多先生也认真阅读《大众哲学》，他的助教何善周看见，就奇怪地问：“闻先 生，你看这本书做什么？这是一本入门书。”闻先生却认真地答道：“入门书？这方面我还是小学生，我得从入门书看起。”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某部文教主任刘伦 也回忆说：“在战役间隙，借来一本《大众哲学》，这是教导员从国内带到国外伴随自己出生入死的书，他说这是一本好书，里边有战火也有真理，它就像火炬一样 在革命青年中传播着。”

“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

1937年10月，父亲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从上海调往延安。在延安的这段时间，是父亲与毛主席交往最密切的时光。他们除经常见面交流哲学问题，还留下三封书信，父亲与毛主席也因此结下了深深的“哲学情”。

父亲刚到延安时，延安举行欢迎大会，毛主席亲自出席，并让每位同志都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当父亲介绍到自己时，毛主席满面笑容地对父亲说：“噢！搞 《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你好呀，思奇同志，你的《大众哲学》我读过好几遍了。最近你有新的著作吗？”据郭沫若等人回忆，毛泽东当时还曾开玩笑说：“我 们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呀！”得知父亲半年前刚出版了一本《哲学与生活》，毛主席又风趣地说：“能否借我拜读呀？读完一定完璧归艾。”大家都笑了。

欢迎会后，父亲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的主任教员，兼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席。父亲在抗大上课很受学生欢迎，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艾教员”。

一天，父亲正在备课，通讯员跑来告诉他，中央办公厅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要他亲自去取。信取到后，一看到信封上那豪迈飘逸的字迹，父亲就知道这是毛主席写给他的。信中写道：
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 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毛泽东毛主席当时对《哲学与生活》这本书的内容抄录有19页之多，父亲为红军领袖的“礼贤 下士”之风而感动。并且主席还对父亲的著作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摘抄中做了详细的注释。当晚，父亲便应邀到毛主席的窑洞拜会了主席，两人海阔天空，促膝 长谈，直到第二天拂晓。

1938年1月13日，父亲又收到了毛主席派人捎来的第二封信，内容如下：

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
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
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期一星期五白天以外之晚上。
敬礼！
毛泽东一月十二日夜

我的父亲艾思奇离开我们已经46年了。当蒋介石家族的高参马壁说出蒋介石曾说过“我不是败给共军，而是败给了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时，我开始 领悟到：我被动地进行着两个“难题”的学术探索，而这正是父亲留给我的责任和遗产，因为它们都通向了对“人”的哲学和祖国命运的思考。本文摘自《纵横》杂 志2012年第4期，李昕东口述，杨玉珍整理。　　父亲按毛主席的意思，去跟梁漱溟先生谈了，并且一谈就是好几天。谈完以后，梁先生非常高兴。父亲当时只 是个28岁的青年，能跟梁先生这位国学大师谈得如此融洽，让我不得不惊叹父亲知识的广博。不过从这封信还可以看出，父亲曾提醒主席，对红军战史进行哲学概 括。

就在同一天，父亲收到了毛主席写给他的第三封信：

思奇同志：
瞿惠文（医生）、郭化若（军事编辑部主任）两同志各提出了一点哲学问题，付你一阅，阅后还我。
兴国调查如看完了请还我，如未，放在你处，只不要失掉了。
敬礼！
毛泽东一月十二日

当年，毛主席与父亲经常为延安红军的文化建设和时局走向彻夜长谈，其后直到父亲辞世，这种情景没有再现过。虽然父亲未曾担任 过中央委员，没有参与“毛选”编委和“九评”这样重要的理论工作，但人们仍然把他看作中央的“秀才”。父亲在延安十年，著作颇丰，至今不能收齐，但最具标 志性的文章《延安新哲学会缘起》不知何故却收在了旁人的传记中。

跟毛主席交往的这些事，父亲从未跟人提起，就算跟母亲王丹一也很少提及，但父亲把与主席通过的信都妥善地保存着。1946年，胡宗南突袭延安，党中 央撤离时，父亲把信和手稿交给母亲，嘱咐她一定要妥善保管。20世纪60年代，母亲到荣宝斋装裱这些书信，被曹轶欧（康生妻子）发现。她提议公开发表，但 被父亲拒绝。父亲对母亲说的只有四个字：不可招摇。“文革”期间，母亲怕这些资料丢失，就把信件和其他资料放在一个木箱里，转交给了张雷平少将。张将军把 资料箱空运至大西北的“两弹”基地。“文革”结束后，虽然张将军已去世，但托他保存的资料原封未动地交还给了母亲。中央党校复校时，时任常务副校长的胡耀 邦同志提出要抓紧时间抢救党史资料，母亲便把这些珍贵的资料正式交给了党中央，现保存在革命历史博物馆。

“艾教员是九品官”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分配到中 央党校做了一名普通教员。虽然位份不高，但父亲勤勤恳恳，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

新中国成立之初，父亲被邀请去给全国政协的委员们讲课。当时这些委员都是资深的民主人士，像张澜、沈钧儒、李济深、黄炎培、范文澜、侯外庐、李木庵 等，他们不仅有丰富的政治经历，而且博古通今，学识渊博，如果给他们的课讲不好，就会影响党在民主人士中的威望，所以父亲认认真真备课，经常准备到深夜。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需要了解中共哲学理念的科学性，而哲学本身涉及广泛，所以父亲的学生和听众来自党内外及社会各个阶层，文化水平差异很大，所提问 题也五花八门，因此课外辅导学生消耗的时间，经常超出正常课时。父亲一生治学严谨，每次答疑解惑，谦和而耐心，务求使对方收获于心。他每日备课至深夜，卯 时又练太极拳，以便能支撑超负荷的工作量。

父亲是北大的客座教授，常被邀请去北大和清华讲课，父亲“三进清华园”的故事一直被传为佳话。但其中也有一个小插曲。父亲在讲“矛盾的对立和统一” 问题时，曾提出基本粒子仍然可分的命题。既然矛盾是普遍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那么按照矛盾的普遍性，电子虽然被称为“基本”粒子，但仍是矛盾的统 一，即仍是可分的。这在当时引起一片哗然。因为当时有很多实验都证明电子是最基本的粒子，已经不可能再分，所以大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艾思奇不懂自然科 学”。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的结论是正确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基本”粒子可分已经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父亲虽然是一位哲学家，但他的本科专业却是自然科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已经开始讲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了。他不仅参与组织“自然辩证法研 究会”，也是中国科普文学的开拓者之一。西方的哲学都来自于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父亲认为东方哲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清华大学的人们不了解，其实父亲早已 站在墨子的立场上来解读西方科学，所以才能提出粒子无限可分的观点，而这种认识与西方哲学不谋而合。

父亲自幼受祖父的教诲，对中国古代哲学多有涉猎，其中尤重墨子的实践观。这些国学知识使他受益一生。不仅如此，他对各国宗教也深有研究。他的哲学思想是在学贯中西、沟通古今的丰厚学养基础之上构建、提炼而成的，因此上海的学者朋友们曾送给他“百科辞书”的绰号。

正当父亲在自己的教员职位上勤勤恳恳工作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变故还是发生了。大概是1953年，陈伯达兼任马列学院副院长。有一天在食堂，他走到父 亲的面前，竖起一个小手指头说，艾教员是九品官，意思是说，你的职位比芝麻官还小，玩笑中带有明显的威胁和嘲讽。他身为最高秘书，竟出此言，令在场的母亲 和同事们倍感吃惊。可能是因为父亲经常被邀请去外面讲课，并且受到大家喜爱的原因，陈伯达觉得父亲要翘尾巴了，要不服管了，所以出言不逊。在那个政治敏感 的年代，以党内第一秘书和理论家的身份，这样的玩笑绝非儿戏。陈伯达说父亲就是靠一本书（即《大众哲学》）吃饭，并且这本书错误百出，翻开任何一页都能找 到错误，从此各种流言开始出现。父亲便在他们组织的批判会中，违心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只希望尽快解脱，以便尽快回到教学岗位。其实父亲早就说过， 《大众哲学》是他在年轻时写过的一本书，幼稚之处在所难免，也正因如此，所以他一直在不断修订。

这件事出了之后，父亲被迫开始检讨，并承诺“以后再也不写这种粗制滥造的伪劣产品”，与青年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也就此取消。从1953年到 1978年，《大众哲学》再也没有再版过。这次风波，远不只是一场口头上的官司，后来竟演变成政治上的问题。在1953年7月“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中央 党校马列学院党委作出这样的决定：“对作为教员的艾思奇在教学与科研中的错误进行检查”，并向中央与毛主席呈交了报告。

父亲受到了这样的打击，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也正是在这一年，母亲因为医疗事故住进医院。当时在医院里的母亲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父亲也从未跟她说 过。父亲的挚友吴亮平知道此事后，心里异常焦急，就建议父亲能不能去找一找毛主席，跟他说明此事，父亲坚决不答应。后来听说中央党校决定要对此事进行严肃 处理，但给毛主席打报告后，没有得到批准，此事才告一段落。

事情还远不止于此。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以前，某些文献认为，中央党校爆发了历史上所谓的“三次论战”，论战的双方代表是父亲艾思奇和杨献 珍，并且，这场论战构成“文化大革命”的预演。这种流行几十年的说法影响所及，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号称“头号中国 通”费正清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都得到了响应，这体现了国际史学界主流的看法。但是负责任的史学家应当很容易看出，它与历史原貌之间存在差距。这 所谓的“三次论战”，本来是哲学教学中学术观点的不同提法，特别是“一分为二”本来是为学员理解“从现象到本质”科学分析过程而做的比喻，但后来“合二而 一”问题却演变成全国性打击运动和康生向上邀功的筹码，是康生编织了“三次论战”的权威史论。在“文革”中，“三次论战”继续发展为“十次论战”，以突出 康生的历史地位。令人不解的是，在“文革”后的“揭秘文学”中（比如《康生传》），又用文学的技巧延续了康生这种与事实相悖的说法，构成了伪史料，日后成 为给父亲“抹黑”的借口。后来的学者因为持着这样离奇的说法，即“‘三次论战’是‘文革’的预演”，便把“文革”中所犯的错误推到父亲头上来，让早已辞世 的父亲为“文革”负责，这对父亲来讲是极其不公正的。

关于父亲为什么会被陈伯达等人整并且内定为右派上报中央，后来流传这样的说法：父亲有一次在讲哲学上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时候，说像中国这么多人 口的国家，要进行伟大的革命，产生一个领袖是必然的，但是这个领袖由谁来当则是有偶然性的。有学员提问：“毛主席成为领袖是否有偶然性？”父亲直接回答： “当然有偶然性。”显然，他未能体察到，这可能是个陷阱。刚解放时，“毛主席是大救星”的呼声发自亿万国人的内心，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就是这样一句 话，触动了陈伯达等人敏感的神经，认为父亲犯了极其荒谬的错误。虽然中央未批准，父亲却一直被内定为右派，从此被匿名打小报告、散播流言等诸事烦扰，不堪 其忧。

我看到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仁慈又极其宽厚的人，他不会对任何人发脾气，即使别人有反对的表现，他也不会在情绪或语言上与人产生对立。有这样一件事， 中央党校孙定国副主任住我家楼下，他经常请父亲为他鉴别收藏，两位家属关系也一直热络和谐，而哲学教研室的同事却说，孙主任作为支部书记，经常在会上高声 训斥父亲，而父亲的神色却平静如水，会后与孙的关系也一如既往，大家都很感慨。但是就算这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跟父亲过不去呢？这是我一直难以理解的问 题。在工作中，同事们看到的父亲都是勤勤恳恳工作，把自己的时间都献给了教学，献给了每个学员。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父亲工作之外最想做的，是想用哲学的智 慧，来探索科学的未知领域，并把自己的所想所得呈现给社会。但是，在超负荷的工作量和无意义的政治内耗下，他只有每日晨练太极拳，才能有能力使身体顶住来 自思想上和工作上的压力。

“我不是败给了共军，而是败给了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

1976年，因为父亲去世十年，他的许多老战友来看望或联络母亲。特别是康克清、邓颖超、李培之等老妈妈多次探问母亲的健康情况。陈云、胡耀邦、王 震、廖承志、黄华等老领导也十分关心母亲的生活状态。在许多的亲友往来中，最让人意外的，是1981年从台湾回大陆的马壁先生的出现。

马壁，蒋介石的高级幕僚。1984年，他来到我们家，对我和母亲说了一番让我们难以置信的话。他说，蒋介石曾经说过，我不是败给了共军，而是败给了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当时，包括我母亲在内，我们都被这句话惊得目瞪口呆。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时隔几十年后，我们会听到蒋介石说出这样的话，当时真是 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原来，马壁先生从1981年从台湾回大陆之后，就一直在找我们，希望跟我们取得联系，但直到1984年才找到我和母亲。后来，我们和马壁先生曾有过 多次交往。他当时住在北京的木樨地22号楼，我和母亲住在月坛南街南沙沟小区，都是国务院宿舍区，我也到他的家里去拜访过几次。正是在他的寓所里，他写下 了那首如今挂在“艾思奇故居”里的诗：“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名。”诗后小字注曰：“一九四九年蒋介石检讨战败 原因，自认非败于中共之军队，乃败于艾思奇《大众哲学》之思想攻势，一九五七年夏月提到大众哲学余悸犹存。特写小诗七言绝句一首书赠。”1985年马壁先 生在老家去世。

当时马壁来我家的时候，我还以为和往常一样，是一位和父亲相熟的老友来了，所以当他说出他的身份并讲出那句话时，我真的感到非常意外。我当时心想， 共产党的军队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那么多人，马壁先生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呢，蒋介石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呢？蒋介石曾经说过，得人心者得天下，他的人心可 能就是从《大众哲学》开始失去的。在这之前，蒋介石在1934年2月搞“新生活运动”，目的就是为了赢得人心，他知道人心的重要性。当年他为了铲除心腹大 患共产党，曾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原则，并认为“以力服不如心服之有效”，所以把在南昌首先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作为对付共产党的“有效之心服工 具”。但是正当他的“新生活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父亲的一本《大众哲学》却“冲垮了‘三民主义’的防线”。蒋介石曾指着下属陈立夫的鼻子大骂： “共产党能写出一本《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写不出来？！你们这帮吃白饭的，不做事！”并且，据说蒋介石不仅把《大众哲学》推荐给他的儿子和下属看，自己 还常年放在案头翻阅。可见，蒋介石对当年艾思奇写出的这本《大众哲学》是“耿耿于怀”的，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也在情理之中。只是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的 父亲艾思奇，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百年以后，还能听到蒋介石这样的评价。探索未知与特立独行的一生

如所有历史人物一样，父亲的名字也有象征性和本体性的双重内涵。父亲对于我来说，始终像一个谜，许多问题至今无法解开。他的历史感和文化视野实在太 宽，受到的误解又很离奇，所以我想，对“艾学”的研究，分清门类和时空是有效的。艾学的基本特点，即如陈云所说，是不唯书、不唯上的研究思考，虽引经据 典，却有独立解释。
父亲是唯一勇于对马哲国际名人进行质疑的党内学者，曾对恩格斯、列宁、米丁的个别提法提出公开质疑。比如解放初期，我们的国策是一切都效法“苏联老 大哥”，谁反对苏联专家，就将执行“有理无理三扁担”的惩戒。父亲却说，专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他牺牲休息时间，自己写讲稿。不料，此书（后来的 大学教科书之前身）后来成了苏联的学校教材。因此，中央党校的苏联专家曾说，艾思奇是我们培养的哲学家。

依我的浅见，“探索未知”，这才是父亲择名“艾思奇”的本意，而“未知”中的症结，是对东西方主要文明形态在内在起源、哲学特质等方面的沟通和扬弃，这是中华振兴的核心软件，也是中国哲学家肩负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