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立勤：给邓榕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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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邓榕的一封信（第一部分）

樊立勤

毛毛小姐：

我是您文章的一个忠实读者。您的大作，每一篇我都认真拜读了。

第一本《邓小平》我买了两本，第二本《邓小平—文革岁月》我买了六本，分
别送人传阅。家中的老父，已经多年不看长篇东西了，也非要看《邓小平—文革岁
月》，也给了他一本。他为看此书，还特意配了两副老花镜，一人在家品读。

朴方上次问我对您大作的看法，因说别的事，对此未及谈及。

下面主要针对《文革岁月》谈一下我的看法。

毛毛小姐的文章写得好，真是好，让人不由得赞不绝口。已多年没有读到过这
么好的纪实作品了，又是邓小平这样一位伟大历史人物的宝贝女儿亲手所撰，就更
加难能可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您的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骨气的邓小平，也同时让我们
看到了一个永远欢乐、和谐、团结向上的大家庭。您评价自己的家是“乐观主义，
困境中的乐观主义，永远的乐观主义—这就是我们一家人最显著也最自豪的特点。
”您的作品给人留下了这个印象，这也是我读了您的书对您一家的评价。

写周恩来、写周、邓之间的关系也极为成功。写周恩来的作品很多，但这是最
出色的一篇，或者说是最出色的作品之一；您以饱含深情的笔墨把两位伟大政治家
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不仅写了人，也为今天“改革开放”
的政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人知道这就是真实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写出这一
点并不仅在今天，尤其对未来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如此年轻的毛毛小姐，有如此超世脱俗的眼光和见识真了不起，不简单。

仅此一章就足以赢得我对您和您家人的尊敬和景仰，这才是真正政治家的见解
和风范。

毛毛小姐的文字功夫十分出色。文笔流畅而优美，词汇丰富而又富于变化，语
言生动而又准确，既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又不失高贵典雅的气质，二者得到了非常
完美的结合和统一。

写人写事，生动逼真，活灵活现；使人读时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写情与景，细致入微，情景交融；使人读后如沐春风，雨过心田，皆是可独立
成篇的散文诗。

议事后引出政论，观点明确，立论清楚，论断果决，气势恢宏，高屋建瓴，大
气磅礴；让人忘记此论出自大家闺秀之手，堪称绝响。

无疑，作家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毛毛小姐和全家的心血没有白费，我应该向您和全家表示衷心的祝贺。

您的《文革岁月》一书，我早就买了。主要章节内容我老婆都给我说过，但一
直没敢读。原因是：文革岁月，不堪回首。我担心我的心脏承受不了这再一次的冲
击；我的意志不算太薄弱的一类，但人非草木，心非铁石，历经磨难，也怕更多受
损。

最近我用三天时间一气呵成读完此篇大作，我还是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常人难以
想象的冲击。特别是读到邓朴方在清河福利院一节，真是令人心悸，全身禁不住地
颤抖，我不由得掩卷而坐，扪心自问：人啊人，这是怎么一个世界，是什么哲学造
就了这么一批人；心，真是锥心泣血地疼，撕心裂肺的难受，说什么好呢，朴方受
罪，我正在湖南洞庭湖西湖劳改农场，被监督劳动改造，在这里被监管了差不多两
年时间。大概就在此时朴方从３０１医院到清河、又到江西。有一段时间他在鄱阳
湖畔，我在洞庭湖滨。

您的大作写到您家，写到朴方的罹难受罪，也使我想起当时我的生活，不由得
勾起我的回忆，真是一言难尽。

湖南、江西处于同一纬度，条件差不多，气候也差不多，夏天一样炎热，冬天
无火。屋中——其实是真正的牛棚，内外一样的寒冷。也许我们这里更差一些，因
为是湖区，潮湿多雨、蚊虫肆虐，既有血吸虫又有麻风病。

在这一农场的著名人物有，后来的国防部长秦基伟，黄克诚的儿子黄煦，陈丕
显的儿子陈小津，还有就是我这个什么都不是但是也被作为重点人物看管起来的樊
立勤了。

我的罪名是稀里糊涂的，是内定的反动头目，是与邓朴方一个反动集团，受邓
小平操纵的反动分子；因为我坚决否认一字不写，也就难以定论。可以抓得住的是
“反对革命左派聂元梓，组织十六所高校炮打康生。”但我认为根据“公安六条”
　即使是政治错误也不是犯罪，我拒绝低头。

８３４１部队王连龙以及迟群、谢静宜在确认我决不会妥协，又知道是总理安
排我与邓朴方一起住院以后，决定把我赶出北大。我就自投罗网地来到了西湖农场
。直到林彪垮台，我才和陈小津一起乘混乱之机双双逃跑了。这是一次带有传奇色
彩的潜逃。

我是北大学生中头号要犯，自认命当如此；孤独一人，无依无靠，既无后台，
也无背景人物，又与当局大逆其道，没想到朴方比我更惨。

写到这里，您一定明白了，我为什么迟迟不敢读您写的《文革岁月》一书了。

学校的生活更令人难以回首，在校时节，我曾架双拐被批斗和办学习班，办了
很长时间。我的学习班与任何人都不同，别人的学习班都是一个人给大家办，我的
学习班是大家给我一个人办。因为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极难对付，不这样，就不
能攻下你的顽固反动堡垒。”

学习班的内容更是与众不同，花样繁多，不知要化多少笔墨才能把它罗列完全
；而再多的笔墨也难表达当时的残酷荒唐野蛮于万一，那种激烈无情的斗争令人永
难忘怀。

记得最清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让袁世凯的孙子外号叫“袁大头”的袁家正给
我做认罪示范楷模，终因无济于事告终；我一笑了之，被以“顽固不化”论处。

我就这样去了湖南，又让我莫名其妙地跑了。周培源校长的二小姐说：“樊立
勤是一个传奇人物”　可能就是因为这么一件又一件的事加起来，越传越奇吧。

其实这不过是我经历中的几点几滴小事，详细的我已经写在了长篇回忆录“覆
水难收”之中。我没有您的地位和条件，当然谁也不会发表我这一个无权无势又见
解完全不同的人的东西，但只要写出来就成了。

文革时期是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
个重要阶段；这是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大冲突时期，各种思想大暴露、大较量时期
，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各种人物进行了最充分的表演，
中国社会成了中国现实斗争的大舞台。其斗争之激烈，矛盾之尖锐，内容之复杂，
形式之多样，表现之奇特，在世界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时又是新思想酝酿和产生
的重要阶段，对文革的研究与认识，将是未来历史研究的重大任务和重要内容；不
管现实的政策如何，将来一定会有大量有关文革的作品问世。

您开了一个好头，写了最重要的人物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一家之言，还会有更多东西出现的。百花齐放，终究会将这一历史的全貌和实质
全部展现出来；只要事实俱在，真理会越辨越明，事情会越讲越清楚的。因为真理
终究是以全部事实为基础体现出来的东西；正义的声音、思想的火花、真理的光芒
终究是压制不住、消灭不了的；总有一天它会显出灿烂的光辉，人类的文化宝库将
由于千百个智慧头脑的不断努力而更加丰富，文革的内容和惨痛教训也将位列其中
。您作出了重要贡献。与之相比一切权力和地位都黯然失色。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
，总有一天我的作品也将公之于天下，或迟或早这一天总会来到的。

现在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在您的大作之中说到朴方在北大“听见造反派将他和
一些根本不认识的人一起定为‘反党小集团’。”是这样的。这当然是中央文革为
达到打击邓小平而搞的阴谋。他们选择了北大为突破口，北大选择了我。我就是“
朴方根本不认识的人”中的一员，而且是首要分子。

但是，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我们这些“朴方根本不认识的人”构成的反党
小集团，都没做过任何对不起邓家和有损于朴方的事情。

因为抓朴方时，我早已躺在医院里几个月了，经他们严刑拷打，我全身多处骨
折，遍体鳞伤，气息奄奄；经医生全力抢救，才保住了生命。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医生告诉我，“我们以为你没救了，因为抢救时，已经
量不到血压，摸不到脉搏，瞳孔已经散光，竟还活过来了，真悬那；是奇迹。”今
天回想这一切可以豪迈地说，即使这样，我也没承认刘少奇、邓小平任何人是我的
黑后台，没写出只字片纸，不是我有多高的认识，只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有良知
的人。

所以朴方的被抓与我们无关，是中央文革让北大硬造的，是真正的恶意伤害。
但与我们联系起来，是根据需要把一些人和事强拉在一起，造出的。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聂元梓贴出了反邓小平的大字报，即她自称第二张马列主义
大字报，这一张大字报成为导火线，当时支持与反对就成了一个分界线。后来成为
我们核心人物之一、北大经济系６４级学生郭朝田就找很多人谈过自己的看法，他
说：“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使她名扬天下，第二张大字报将使她遗臭万年。”他还
特地找了张侠同志讨论他的看法（张侠是北大的老组织部长，她爱人是建材部政治
部主任，曾任文革时期北京建工学院工作组组长，那里曾是刘少奇抓的点）张侠同
志是中共的老党员，组织观念极强，她认为聂元梓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违背中
央精神和组织原则的。讨论后，张侠立即写出大字报。严厉批评聂元梓。

后来聂元梓对张侠同志进行了残酷的打击。打成反革命、抄家、关进黑帮大院
、批斗、后又被暗杀未名湖（未死），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张侠同志大义凛然，
从未屈服，（关于她和她的爱人，我的回忆录有详细的描述）她对我们的活动是非
常支持的。

还有何青的父亲是红军老干部，在留苏时与刘伯承是老同学，住上下铺。聂元
梓先拉上刘邓大军的关系、再拉上刘邓路线，这样就都打成一个反动集团了。

如果说他们用心险恶的非要把邓朴方和我们拉在一起，这就是他们可以拉上的
关系。

他们这么做不是偶然的，他们太想把我一棍子打死以除后患，他们知道我是绝
不会与其妥协的，给安上一个邓小平为黑后台，就铁板钉钉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说，我是这一个案件的真正受害者，当然，没有这个案件他们也会造出别的。

所幸的是，聂元梓打击的这群“朴方不认识的人”，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
完全立得住。他们没有坑害过任何人，没有整过任何老干部和他们的子弟，您和您
的全家是不知道他们的，我在这里做一些介绍，他们都是一些出类拔萃的人。

中央文革和聂元梓是这样设计的，这个反动集团是由反革命头子樊立勤率领的
，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黑后台，由国共两党的“反动”子弟为主，　加上“反动”
学术权威子弟和其它各种“反动分子”组成的“反动集团”。

主要成员：

共产党方面的子弟有：
邓小平的儿女，邓朴方、邓楠；
廖沫沙的女儿陈沁；
叶剑英的女儿叶向贞；
总参张哓中的女儿张丽华；
红军老干部（在铁道部工作）的女儿何青，原为北大学生会副主席、体育部部
长；
外围子弟还有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已自杀）李淇的女儿李海文；
北京市副市长赵凡的女儿赵诘平。

国民党方面的子弟有：
英若诚的妹妹英若娴，其父为台湾大学西语系主任英千里，其祖父为华北五省
基督教的领袖英敛之；
黄世强、他的父亲为原东北军的将领，曾参加西安事变，他的一个姐夫为两航
起义人员，另一个姐夫曾任台湾桃园机场的中将司令，现居美国。

“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女：
历史学家候外庐的女儿候君初；

其它反动分子有：
“托派”分子哲学系教授颜品忠；
潘汉年反动集团成员家属西语系教授俞芷倩；
假党员张侠以及其它一些修正主义苗子。

他们一凑就凑了这么一大帮。这些人之中，只要能抓到的都抓了，都关了，都
打了；叶向贞、何青、英若娴抓了，何青被打流产，颜品忠牙都打掉了。所幸这些
人今天都活了下来。人还在，心未死，事可说，人可证。

您只要看一下这些人今天的学术地位就知道，中央文革和聂元梓的行为是多么
荒唐和惨无人道、蛮不讲理了。

共产党的子弟就不讲了，这您比我更清楚。

其它方面：

颜品忠：托派的事子虚乌有，现为北大哲学系教授，退休后为百科全书哲学系
主编之一；其夫人姜鹣鹣女士，文革前为连续十年的先进工作者，闻名全校的好管
家，改革开放以后，为北京市的先进工作者；其长女颜五一夫妇都留学美国攻读博
士，现在美国当教授；儿子颜五二，文革时还是个孩子呢，现在已经是北方交通大
学副校长了；五三为北方交大教授；一家五位教授，“改革开放”后全家都入了党
。

谢佐平：为另一成员，也曾被抓，中学时就被哈尔滨三中称为“神童”，北大
时与我同班；现为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管生物工程公司。

黄世强：大家都称为黄牛的，他是我们这一集团中一不入党、二不做官、三不
犯法的“三不成员”之一，在北京市园林局及其下属的动物园，知识分子政策是落
实得很好的，统战工作做得也是不错的，执行各项政策很认真，还是坚持任命他为
全园技术总监，即业务一把手。

冯德荣：山东省科学院生物学所所长，山东省生物研究中心主任，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科学家。

其妹冯美云，北京体育大学生化系系主任，也是“不入党”的人之一，但最近
又被北京市委“强拉硬扯”地安排做了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主管业务和一个研究
所。不入党可以，不当官不行。为了申奥做贡献，她就上任了。她的丈夫鲁白启是
清华自控系的，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还被选为林豆豆的驸马；这个鲁白启一到空
军就跟空军干起来了“这是什么乌七八糟的，这根本不是毛泽东思想，老子不干了
。”去了不到一个月，就被吴法宪手下的干将给赶走了。“驸马”没当成，也给赶
出了空军。现已被授为少将军衔，为总参军级干部。

石天曙：中国体育总局训练局局长。

郭朝田：现为深圳建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当年曾是我们的谈判代表之一。
英若娴等人早就出国了。

实际上这个集团不论从教师到学生，都是一批业务尖子，事业型人材，现都为
各地各系的本科系业务掌舵人。

这个集团与邓小平黑后台的关系完全是强加的，是聂元梓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
与我所在班的干部一手造出来的。他们成立了专案组，主要由生物系、技术物理系
、地球系、哲学系、数力系、西语系的人员组成。

专案组的组长为陈乃斌（数学系）、副组长为赵恩普（生物系）、成员有宴懋
洵（地球系）等人。

赵恩普、李棉生、高占民三人与我同班，是最早的组织者。

其中打人最凶的为陈乃斌、赵恩普、宴懋洵。

所整材料全部交由哲学系聂元梓嫡系干将赵建文上报，赵为当时最有名的“除
隐患”战斗队队长。这个战斗队由聂元梓抓，所整材料直报中央文革。他们除整了
邓小平、邓朴方的材料以外，还整了朱德、叶剑英、陈毅、彭真的材料，后来又整
了总理的材料。赵建文公开讲过：“你们的材料是由我写的，上报中央文革的。”

聂、孙专政时代，在北大校内、校外共设了七座监狱和“牛棚”，其中物理大
楼是条件最坏、看管最严、专关所谓“重犯”、“要犯”的。为了防止“犯人”逃
跑，设了多道铁门；除了阴暗潮湿以外，还有各种化学药品和放射性元素，邓朴方
就曾在这里关押。

我们班的赵恩普既是这个专案组的主要负责人，又是物理楼监狱的主要监管人
，他与晏懋洵是直接动手抓人、打人的。

我第一次被抓、被拷打致残，就是赵恩普带人进行的，拷打地点就是当时被称
为“白公馆”的４４楼。军宣队进校，这个专案组又递上材料，第二次把我抓起来
就关在物理楼了，所以１９６８年的国庆是在北大监狱的地板上度过的，这次又是
赵恩普带人把我抓走的，后广大同学向军宣队抗议才不得不再次释放。

据技术物理系的一位副书记讲，技物系的任进宝也参与过专案组的活动，朴方
的情况就是由他和一些人提供的，因他在技物系搞过人事和学生工作（他因盗窃和
栽赃被处分过）。

他们这么做的依据是，国共两党的反动子弟全都支持樊立勤。这一点倒也不是
完全不对，只是一切都被他们的险恶用心扩大了，性质也全变了，为反动政治目的
服务了。

当我第一次被康生亲批定为反革命分子以后，开了无数次的批判会，万人的、
千人的、百人的、几十人的都有；但不论什么会我们班的两个人都坚决不同意，这
就是我们班的两个干部子弟。一个是共产党的子弟刘玉翠（女），一个是国民党的
子弟黄世强。这是我们班唯一可以称为干部的干部子弟。对于打倒我，一个坚决不
开口，一个坚决不举手；逼急了就一句话：“樊立勤不是反革命，我见过反革命，
比你们知道。”

这个看似柔弱的刘玉翠，在关键时刻采取这种强硬态度，令全班女同学感到震
惊。

黄世强的行动就更大胆了，不但给我帮着忙，而且始终给北京市委几个“黑帮
”子女传递消息，陪她们去外地串联，这对黄世强是极端危险的，也是极不寻常的
。

要逮捕叶向贞的消息就是“黄牛”得到的，我通过张丽华通知的叶向贞，但她
不以为然。共产党子弟的思维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毕竟是共产党天下，干部子
弟不怕，要是老百姓能不怕吗。其实我早就知道干部子弟特别是倒台的干部子弟和
我们裹在一起对双方的危险性，我早有警惕，并制止双方这么做。

所幸的是，不论当时以至今天，对我们的行动都能理解的是有个李海文。

当时我们的态度是，共产党的子弟特别是被打倒的子弟绝不要介入运动，能躲
就躲，能藏就藏，离得越远越好。

为此我曾严词训斥过廖沫沙的女儿陈沁。

令我感动的是，事过二三十年，李海文还称道我的行动，她说：“你骂得好，
你要不骂她，不知她还要闯多少祸呢，我天真，陈沁比我还天真，我傻，她更傻。
”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骂了陈沁什么呢，１９６７年初夏的一天，陈沁找我说要
“参加革命”。
我一听就急了，“你还参加革命，人家还要革你的命呢，你怎么连这也不知道
。怎么这么胡涂呢？”
“那我们就不革命了？”陈沁极固执。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傻呢，你这书都白念了，革、革、革、革他娘的个屁，这
是革命吗，这是玩命，是拼命，你想找死呀是怎么。”
“父母打倒了，我们也有革命的权力。”她还这么说。
“我告诉你，你少废话，你再敢往里惨合，你别让我对你不客气，你们这些子
弟不都在外院吗（即外语学院），你跟他们一起去住着，别回家，也别回北大惹事
。告诉你，你们的事是主席定的，只有他讲话才算没事。你决不许在这里瞎折腾，
给自己招祸，对你对我们都不好。”
陈沁听了，也没全听，结果还是闯下大祸差点把黄世强逮捕。

事过多年，我问陈沁，“你还记得我骂你的话吗”她说：“你还骂过我，我怎
么不记得。”
这位廖沫沙家的千金，真胡涂得够博士水平。
陈沁给打成这个集团的成员，全是她自己招的，自己干蠢事，自己又交代。

李海文的宽宏和善解人意使我感动；这个陈沁让我又可气，又无奈。

李海文是通事理的人，１９８３年听说我没工作，马上向当时任林业局局长兼
党委书记的母亲说了，收留了我。我是一个不轻言感谢的人，这件事深深地留在我
的心中。

干部子弟倒楣以后，我们没做过任何一件伤害羞辱干部子弟的事，更没有坑害
过哪一家，特别是邓家。宣传归宣传，事情归事情，这是两码事，难道今天不还是
这样吗。

我阻止被打倒的干部子弟参加运动，绝无歧视之心，我确信，话虽讲得不好听
，但是金玉之言，良药苦口。事实上我不只阻止他们，我还阻止了一批业务顶尖人
物介入运动，我曾让人给北大数学系６２级学生，北京６２年数学竞赛第一名唐守
文带话，“告诉他撤出来，不要介入，他留着脑袋还有用，少干傻事。”

北京数学竞赛第三名杨树森就介入了，最后惨死在狱中；这政治和学习是两码
事，数学好不等于什么事脑子都够用，后来我当面为了别的事还教训过他，唐说，
“我听你的，要不为什么请教你呢。”

其实我们只是在缝隙中求生存，挣扎着奋斗，每走一步都是生死攸关，不论我
的好名坏名都是打出来的。

您只要听一听批判会、批斗会、学习班上吼的东西就知道了。就这一范围而言
，绝不次于泼向您家和邓小平的脏东西。

“樊立勤，你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凶恶的敌人！”
“我们革命左派一定和你血战到底。”
“我们就是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你
永世不得翻身！”
“你樊立勤比一切反动派都狡猾，你胆大包天，诡计多端，我们革命派时刻都
要提高革命警惕，和你斗争。”
“你研究过一切反革命策略，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你比一切新老反革命都凶险
，是最反动的反革命。”
“你和邓小平一样，又臭又硬，你们是上下相通的，你们就是都想顽抗，要翻
天复辟资本主义，这是痴心妄想。”
“我们不但要打倒你，还要打倒你的黑后台　－　邓小平，让你们的梦想永远
也实现不了。”
“你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你比其它反革命更可怕的地方。不断变换手法
和我们斗争，想使我们被动，妄想。革命左派也会提高自己的水平和你斗争，我们
一定会胜利。”

唉，多着那，屋里叫，外边叫，大喇叭里吼。

批斗会、批判会、学习班轮着上，车轮大战一场接一场，一波接一波，日场完
了，还有夜场。

我所以逐渐出名并总是引人注意，是因为：我敢说。只要有我参加的批斗会，
一场也开不下去，我会一直闹到底，所以总是几个人按住我，按胳膊，按头、踢腿
压我跪下我仍挣扎，会场一片混乱，只好再把我拉下去单批陆平、翦伯赞这些人。
而批判会、学习班只要让我讲话，他们一次也别想占到半点便宜，我不管你几十人
，几百人，上千人，上万人也不怕；喊口号我没你们人多、声大，但只要发言，你
就只能一个人讲，一对一的干，任何人也别想由我这里占到半点便宜。

我只要抓到一点错，就打断对方的发言穷追不舍，总会搞得他们狼狈而下；我
坐那里抽烟，再换一个人还是那样。

特别是我注意听他们念毛主席语录，只要一念错我马上给他喊住，对军宣队讲
，这个人篡改“毛主席指示，这是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也可以说是反革命行为，
必须立即解决。”这个会一下子就文不对题了，我反客为主，反办“学习班”；军
宣队也不敢说这事不重要，他要说不重要我马上走：“篡改毛主席指示不重要那什
么重要，你们的立场站到哪去了。”他们干瞪眼没辙。

一次说我“打着红旗反红旗”，我听烦了，不想听了，我就让打住了；我说：
“今天先不解决反红旗的问题，先解决这个打红旗的问题，我问一下，我要不打红
旗，我打什么旗，你们给我找个旗子来，让我打什么颜色的旗子，你们说。而且这
是思想的旗子，找来，还要给我说明白，为什么这个思想就是这个色，那个思想就
是那个色，今天不说清楚这个问题，谁也别想走，我什么都不听。”这一下全傻了
。

还有一次让揭发交代，我问：“交代揭发什么”他们刚一说完我就又问“今天
几号？”他们不知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今天，我听你说的，揭就揭你，今后你
走到哪儿，我也给你寄过去，随你一辈子。”这一下给吓住了。

本来一听说给樊立勤办学习班、批判会积极性极高，踊跃参加，起码也见识见
识这个大名鼎鼎的樊立勤，批判一次，留个光荣历史，或者单为瞧个新鲜。等一参
加才知道，这可不是他们想的那个学习班，不但不好办，还有风险，这个便宜不好
占，军宣队组织人轮番来，后来竟派不出人来了，没人愿意参加，没人敢参加。

参加的人当场就摇头，回去就说：“樊立勤真刁。”普通群众回去当笑话传，
很快就传遍北大。连周培源夫人都问过我：“那些事是那样吗，不知是真的吗，真
好笑。”

后来生物系主任陈德明讲：“北大出了个樊立勤，这是我们生物系的光荣。”
大概也与此有关吧，我的名气就这么越吹越大。

我所以应付这种场面心中有数、成竹在胸，是因为我早就受过实际的锻练。

我亲眼所见了解放以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镇反、反胡风、反右、四清、而我
自己成为政治批判对象是１９５８年，当时初中二年级十几岁。您在运动里受家庭
牵连裹已是高中一年级了。按资格，我是老运动员了。

当时叫“集体帮助”，其实按后来的标准看，在学习班和批判会水平之间。

给我定的罪名是：“白专典型，右派言论，反对大炼钢铁。”我当时也真不知
道怎么这么多名词都和我有关，一点也弄不清；我回家也没有敢和家里说，怕挨揍
，怕说给家中闯了祸，不好好学习，给家中惹是非。

从这时起，我就单人独骑应付中国的政治斗争了。

其实５８年给我上纲——后来我知道了这叫上纲，就因为两件事，１、我学习
比别人好；２、大炼钢铁时，我发了一些牢骚

事情是这样的：

初二第一次参加北京市统考，我以文理皆优的成绩名列学校榜首，众人皆知，
以此定“白专”；不久停课勤工俭学大炼钢铁，吃住都在野外，躺在地上看着天，
然后炼钢炼铁。垒高炉，我个子小只管递砖。一边递我就一边说了：“咱这个炉子
行吗，咱们不念书炼钢那工人干什么，替咱们念书，让我说，他们这书也念不好，
咱们这钢也炼不成，让解放军去种地，让农民去打仗，这炮他打得准。”

我还说，“我瞧电影上那个炼钢工人手中的大铁钩子都比咱的炉子高半截，一
钩子就会把咱炉子钩倒了，咱们这个我看够呛；再说你把秤砣、锅、这些东西化了
炼铁，它还是铁呀；人家那个炼钢炉火多旺，咱们这个能把秤砣化了，化了也流不
出炉子，就又冻住了。”

北山炼铁没炼成，又去南山背“白土子”，吃住在老乡家，也洗不成澡，身上
全长虱子了，我说：“白薯垒墙粥灌浆，顿顿离不了罗卜丝汤，真够呛。肚子不舒
服，坐在那，还老放屁。”

教育让人不怕脏、不怕累，我说，“好，我一个礼拜不洗脸，脏脏的。”我果
然就一个礼拜没洗脸，脏脏的。

我又给家中写了一封信，说我想家。

这些事都让人给汇报了。

集体帮助就是整我这一系列言行。我当时极不服，我说：“念书念不成，我还
不是为大家，不是很多人天天念还记不住吗，一停几个月，不就更不行了。你们不
怕，我怕什么，我看一遍就得，看谁着急。”

我只做了一次检查“抽烟不对”。这场批判批得我一肚子气，我终生不忘。

没做进一步的处理事情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年岁再大一
点或工作了，就在劫难逃了，只要从其中挑一句话就是“右派”。这决不是我说着
玩的，初三的两位同学，也就是我的“校友”彭殿祥、李殿帮，就因为在班里写了
两篇杂文，最后由班主任上报，学校批准，开除学籍，赶回老家劳动改造。这一下
就改造了十几年，到文化革命，彭殿祥终于被逼疯了。十几岁就被开除，这大概是
班上最小的政治犯了，我是命悬一线。

到了初三后半学期，我连病带饿就病倒了，但是，当时令我不解的是学校保送
高中的唯一一个名额，我们班主任给我争来了。

事后多年，我才明白，我的班主任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她极有心计，怕我将来
犯错误批了我几场，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给我上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希望
我成材又怕我犯错误，用心良苦；但当时以至此后很多时间我是不理解这一点的，
我很恨她，真让我惭愧。

中学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５７年反右。

我们中学当时最有水平，最有风度，最有学问的冯先生，因为提了三条意见，
被批、被斗、被逮捕法办。我每日放学都看到这位昔日一表人材的老教师与一队衣
衫褴缕的劳改犯人排队去劳动；我看到他一天不如一天了，最后几乎是拖着腿，晃
着身子在向前移动；不久，他悲惨地死在了县里的监狱中。

北京的同学讲，那时组织看１９５７年反右的记录片有这样的镜头：在大学生
宿舍，女右派披头散发跪在地上，很瘦很瘦象小人书里的鬼，周围都是大字报，象
网一样纵横交错，把床围上了，把屋子也围上了，很多人都围着她连喊带叫，用手
指着她骂，看了以后令人毛骨悚然。这种片子在北京的小学都放了，小学生看了以
后，很多天都做恶梦，过了多少年都感到可怕。

我的高中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度过的，连饿带病几乎两年没怎么好好上课，我
还算幸运的，我的一些同学和朋友在病饿中死去了，我总算活了下来。高三我拼命
看书，一年看完了三年的课程，终于以第一志愿被北大生物系录取。说来也算不易
，我们高考３天考７门，唯一补充的营养，就是每天多喝了一碗茶汤。竟然也考上
了，还是北大。

真正的政治斗争就由北大开始了。

我在中学接受的实实在在的锻练使我对许多事是有准备的，是比较成熟的，但
北大的斗争比我、我相信也比任何人想的要残酷的多，这是谁也没想到的。

堂堂的北京大学，这个中国的最高学府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是很多人的疑
问，我也曾经这样问自己。这也是您在朴方罹难，走进燕园，看见昔日美丽无双的
北大校园变得满目疮痍、一派狼藉之后产生的疑问。也许您至今也不明白是怎么回
事。

我对北大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现在我可以给您明确的答案如下：

这就是由于教条地搬用马列主义的学说，解放以后一次又一次大搞政治运动所
至。批人、整人、关人、赶人，打了一批又一批；同时又扶植起了一批又一批打人
、整人的工农干部和贫下中农造成的。是中国的政治，改变了北大校园的办学宗旨
、改变了北大的成分，造成了这么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校园。文革中，罪魁祸首就
是以聂元梓、孙蓬一等共产党左派为首的罪恶分子。

对此应负主要责任的有五人，陆平、蒋南翔、彭真、康生、毛泽东。是他们用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造就培养了聂元梓为代表的这么一批人，这么一支反动的、
惨无人道的势力。

这就是结论。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请允许我简述一下北大在１９５０年以后简史，特别
是大搞运动的历史，这样每一个不心怀偏见的人自己就会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

建国以后，北大的第一任校长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书记为老革命家，专做
阎西山统战工作的江隆基同志，而掌实权的是北京昔日地下党成员。即以北大清华
地下党为主，以燕京地下党为辅的地下党员。

马寅初是１９５１年６月１０日走马上任的，到１９６０年辞职，在北大任期
１０年，当时的教育部长为老教育家马叙仑，副部长有曾昭仑（曾国藩的长孙）等
人。

今日的北大校园乃昔日的燕京大学，这是由于１９５２年中国进行了一次重大
的院校调整而来的。这次调整是以北大、清华、燕京为主、以辅仁大学和浙江大学
为辅进行的。

北大、清华、燕京三校混编，三校中所有理、文、法均归为一起，划归北大；
三校中所有工科归到一起，划归清华，然后辅仁、浙大、相关科系归北大。所以北
大既有北大又有清华、燕京的人，清华也如此。

周培源原为清华教务长，此时是以物理学家的身份调来北大的。当然清华还调
来一大批。后来又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中国科学院，１９５８年又抽调力量组成了八
大院校。

原北大在城内沙滩红楼，后搬到燕京大学的燕园。把燕京取消改名为北京大学
，这就是今日的北大。也就是昔日的燕京大学。

原来，这三所大学在美国都有相对应的大学支持，支持北大的是哥伦比亚大学
，支持燕京的是哈佛，支持清华的是麻省理工，此时一切割断。

北大最辉煌的时期是１９５１到１９５７年，即马寅初出任校长到反右派斗争
。这是由马寅初本人极为特殊的地位和他个人发挥的极大的作用决定的。

马寅初任校长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命令任命的。

在马寅初与毛泽东之间有一段著名的对话。“要兄弟把北大办诚第一流学府，
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马寅初就是马寅初，讲话也与众不同。与毛泽东讲话
也这个味。
马老，您要怎样的支持呢。“毛泽东笑着问。
“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够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演讲，就请不要拒
绝。”
“这个好办，我批准了。”毛泽东高兴而又痛快地答应了：“马校长，我给你
这个尚方宝剑。”
马寅初说干就干。

当时，中国教育界、科技界的各种专家学者和著名人物都被他请遍了，到北大
开讲座。中国政府的各部部长、包括周恩来总理都被请上了北大讲台。北大的校名
也是马寅初亲自找毛泽东题写的。

为了提高同学的思想觉悟和了解认识中国共产党，中共革命家安子文、经济及
财政专家薄一波也被请上讲台，银行家南汉寰也来作报告。

北大师生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眼界大开，思想空前活跃；一代治国发展科学
技术的高级人材跃跃欲试，准备为国大显身手；他们在中国将要发挥非同反响的作
用的时代将要到来。

在这一巨大的成功背后，一股政治暗流渐渐袭来。

最初是反胡风运动，一种政治的震慑力渐渐露出头角。

逮捕胡风分子是公开进行的，就在北大的办公楼，在千百双眼睛的注视之下，
公开当众抓捕。这时抓的是胡风分子，但是做给所有知识分子看的。让知识分子知
道一下利害，给他们一个下马威，这是建国以后中国思想界杀一敬百之举。一位经
济学教授后来对我讲：“当时我就感到不对头了，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谁说什么呢，谁又能说什么呢，这种举动连蒋介石也弗敢为，开历史之先河。
也许当时共产党、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使人相信这是正确的，心理的镇慑作用绝对产
生了。人们初步知道了思想犯的可能结果。但这时的规模和打击面与后来相比不过
是小打小闹，小巫见大巫。

“一切行为戴上革命的桂冠就变成天然合法的，而法律反而变得无足轻重了。
”这一观念以一次比一次更残酷的运动方式，无声地灌输给了人民，教育着人民，
培养着一批又一批的政治打手。北大是这样、北京是这样、全国也是这样。这种演
练在１９５７年终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马寅初是伟大的，但他的伟大在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狗屁不值。
江隆基书记是稳健而干练的，但他是外来户，地下党是由彭真、蒋南翔等人指
挥的。

江隆基与彭真之间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以他的见解和资历对彭真的一个
提法“要把北京市搞得如玻璃板水晶石一般纯洁。”提出了不同意见。在高校之中
，江隆基是唯一敢于当面批评彭真的人，他以对党的忠诚和自己的资历行使了这一
权利。彭真对此印象深刻。

１９５７年初，原本要派往兰州大学出任党委书记的陆平，被蒋南翔按照彭真
的旨意以副书记兼副校长的身份派到了北大，陆平要在北大的舞台上大显身手了。

陆平一到，立刻指挥昔日的地下党把矛头指向党委书记江隆基同志，理由是“
江隆基右倾。反右派斗争不力”。

北大反右斗争在江隆基的主持下，千挑万选定了１４６个右派。

陆平认为江包庇了大批右派。

在北京市委和彭真、蒋南翔的支持下，把江隆基搞得极为被动，实际上靠边站
了。在陆平领导下北大开展了一场震动全国的、极为轰轰烈烈的更大规模的反右派
斗争，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了反胡风的演练，这次用于实践，一切已系统成套有样
板可循，整人、批人顺理成章。马寅初校长主持下的北大的昔日的辉煌与此相比相
形见拙、黯然失色了。

结果也的确可观，最后确定北京大学打右派７２２名，而当时北大的学生、教
员才不过几千人。思想活跃、有独到见解、有不同观点、包括有一点意见的人在劫
难逃，无一幸免。

处理结果是坚决果断而且无情的：开除、赶到农村、下放劳动、逮捕法办、投
进监狱，应有尽有。

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长期以来，至今也无人提起，更无人深究的另一个方
面，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对以后的北大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造成北
大文革的罪孽的方面；就是这次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反右运动以后留下的造就的
这支干部队伍、整人队伍、打手队伍。

陆平反右以后接替了江隆基党委书记的位置，高升一步；又提拔了一批追随者
。陆平此时并未止步，此时的校长还是马寅初。

１９５７年反右，马寅初遭到第一次冲击，“新人口论”被报纸定为“借人口
问题，在搞阴谋，是右派进攻。”马寅初受到了第一次对他而来的政治洗礼。
１９５８年５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不点名批判了马寅初和他的
“新人口论”。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６０年１月中旬，北大在陆平的主持下，不仅举行了
许多次的小批判会，而且先后召开了三次全校规模的大批判会，还召开了有２００
人参加的对马寅初面对面进行的批斗会；近万张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各种报刊
上又相继发表了８２篇文章对马寅初进行点名批判。

北京大学在陆平党委的领导下，一下子变成了野蛮语言和政治帽子的制造厂。
水平低下、语无伦次、不堪入目的肮脏语言和辱骂文章、一篇接一篇的大字报糊满
了校园。康生主持了一次对马寅初的批判会。

马寅初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回答康生：“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

马寅初是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的，但工作怎么干下去呢，１９６０年１月马寅
初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之后又被罢免了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

此后２０年中国就没有马寅初的声音了。

这时启用的都是“地下党”、“关系户”的自己人。聂元梓也是这时启用的。

不久，陆平取代了马寅初。书记兼校长一把抓，陆平在北大的一统天下形成了
。

在这连续不断的清洗中，一些人得到了什么样的启示呢：只要是党员、积极分
子、整一次人就可以迅速提升、升官。运动成了人们向上爬的重要阶梯和手段，运
动成了他们追求的盛大节日，越批人越整人升得越快。

这支力量，这把锋利的剑，可以刺向同志和朋友，刺向学生；陆平万万没想到
的是，这支力量左右开弓、上下挥舞，总有一天会向上一刺，直取自己咽喉。

这时，四清运动开始了。根据毛泽东的号召，这把剑指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在北大就指向了陆平。陆平当时受到了两方面的夹攻：一方面来自被陆
平打击的江隆基依靠的老专家、老教授、老干部，如周培源、季羡林、张侠等人。
但这是次要的，因为是善意的、温和的批评，是右边的力量，而且人数是少的，思
想是软弱的，力量是单薄的。主要的还是来自“社教左派的”力量，这就是以哲学
系聂元梓、孙蓬一、郭罗基为代表的，各系都有的左派党员干部。也就是历次运动
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

这次社教运动，陆平在彭真的支持下，后来又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被压下去了。
但这只是暂时的，这些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要取陆平而代之。无产阶级的天下就
应该由我们这些贫下中农出身的工农干部来做，北大是我们的、中国是我们的、世
界是我们的，他们认为只是天经地义的。

这一天也终于来到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给与的机会，陆平亲手锻造的利剑无
情地刺向了自己。也许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埋下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种子，培养提拔
的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接班人，实际上他们早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狼出于犬
科而狠于犬”了。他自己痛饮了自己酿就的苦酒。正义的声音已变得如此的微弱，
当他需要它的时候，它已经奄奄一息了。

运动是复杂的。

右翼势力由于力量太小只能隔岸观火，无可奈何。这种局面维持了没有多久，
周培源、季羡林便也未能幸免于难了，这时可以提出反对意见的只有在校的年轻学
生和普通教员。

这些被陆平培养现在归于聂元梓手下的力量心里明白，要稳住自己的统治，就
要警惕并整倒那些敢于抵制的不满和反抗的学生。

两派对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对立的阵营形成了。虽然最初队伍的组成并不清
晰，路程也极为复杂，但就基本素质而言，基本如我所述：

一派为左派党员干部，贫下中农出身的的干部和学生；
一派为业务骨干、普通教员、党外为主的各种人士。

他们对陆平的干部是有不满的，但内容是不一样的，参加运动目的也是不一样
的。但这时与陆平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的了，两派的斗争才是主要的。其实全国也
差不多。

文化大革命终于成了毛泽东发动却再也控制不了的运动，一场全国性的大动乱
、大搏斗，近于全面的内战就这么展开了。

思想是混乱的，形势是复杂加混乱，但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个人都是清楚的。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及宗旨就是绝不能束手就擒，决不能让打成右派、反革命。
一定要争取自己的发言权，占据主动地位，否则就誓死相拼。这也几乎成了我一生
的信条。

我就抱定这个宗旨，积极地、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了。
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破釜沉舟，这就是我的态度；改变中国的政治观念和社会思想
必须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从现在开始。这就是我的追求。

我的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大学生中是极有代表性的，虽然并不一定象我这样明确
和执著。

唯一估计不足的是，陆平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培养和训练的这支队伍太庞大
、太雄厚、太根深蒂固、整人手法太多、太残忍了；而我们这些普通学生除了报纸
上公开宣传的东西以外，一切都一无所知；历史知识就是书本上干巴巴的那么几条
。

坦率而概括地讲，当时在北大（全国也差不多）校园中占统治地位的就是毛泽
东的“阶级成分论”　和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其结果就是政工干部、贫下中
农子弟占居学校的统治地位，其思想和意识形态就是由以上两个理论煽动鼓吹起来
的狭隘的小农意识。

不仅我们，许多干部子弟也被这两种东西牢牢地束缚住，心情极不舒畅，他们
当然挨不着我们那么多的骂，但也处于自我改造或半自我改造的地位，我们班给了
我无私的、坚定不移的支持的那位唯一的干部子弟，她没有那么多的理论，但她直
观感觉：“樊立勤是对的，是自然的行动，管不了那么多，我就支持他，这种日子
受够了。”她是从张北骑着骆驼随父母的革命大军进的北京，也算“老革命”了。
可在北大连团也入不上。这正常吗，公平吗，北大是谁家天下还不清楚吗。只不过
这种话她只悄悄对我一个人讲，班里人不知道罢了。讲了就是骄傲自满，骄傲自满
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抓你毛病还抓不上，自我交心，自投罗网。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所以，她只向我交心，决不向那个党团交心，我倒支持她讲，“讲，就要摆老资
格，就说，我参加革命时，你们这些人，还有你们的父母，还不知在哪儿趴着呢。
”可是，她太孤立了，直到离开北大，也没有敢讲这话，高压太利害了。这种情况
难道正常吗，难道不应该改变吗。

其实对我个人的压制也是不公平的、不正常的。我家又不是地主、富农、资本
家，不是历史反革命，不是现行反革命，世世代代开药铺，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在战争年代，大批物资、药品、日用品通过我家运往过根据地，一些传单从太原
。北京、上海、天津寄往我家，然后转到各地。我们家充其量只能算一个落后家庭
，但绝对算不上反动家庭。凭什么也天天受这种无知无识什么也不懂的干部的训斥
。

年复一年，主宰着中国未来命运的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汇
入中国最高学府北大，不正是为了使自己耳目一新、接受北大“百家争鸣、兼容并
包”民主、自由空气的熏陶吗；不正是为了在这种学术气氛中，聆听那些享誉世界
的大师的教诲，提高自己、升华自己，从北大走出一个个有知识、有见解、充满创
造精神、活力奔放、敢做敢为的新人吗。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上北大就是接受那些从封闭落后、愚昧无知的穷乡僻壤走
出的贫下中农子弟思想狭隘、目光短浅、妒贤忌能的改造，那又何必上北大呢，北
大又如何称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呢。我深信，您追求想往的北大不是这样的，您也不
希望在中国一流的大学里接受这种小农意识的改造。

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在北大的真实感觉也是这样，和我们差不多，几年也没入上
党。只不过她后来装蒜，从正常的心态跳到极左，把事情搞得更糟，用政治需要代
替和掩盖了客观现实。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当时阻止、刁难、吹毛求疵不让她入党
就是对的。

身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女儿，在北大学习数年而不能加入中
国共产党，这对毛泽东一定形成了深刻印象，对此毛泽东也一定想了很多。由此而
导致的严重后果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选择北大首先开刀不
是偶然的。但是长期脱离实际、处于封闭状态的毛泽东不知道，阻碍他女儿入党的
，正是他所依赖和依靠的贫下中农和小市民子弟以及由他们之中产生的小干部，这
是深居简出的毛泽东万万也想不到的。北大是这些人主宰的天下。这种状况的造成
，陆平有责任，毛泽东更有责任。

我从毛毛小姐的书里才知道，直到大学４年级了，朴方还是个预备党员，这决
不是正常的。这是同一种思想、同一种意识、同一种势力在阻止干部子弟入党，也
同时阻止有才干的人入党。这就是一批贫下中农小干部，他们想压住一切人，唯恐
别人超过自己，唯我独尊凌驾于他人之上。我一进北大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看到干
部子弟在北大受排斥的事实。

对于我个人而言，参加运动既是自觉的，又是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卷入的，我是
同学中的头号反革命。

第一次定反革命把我的黑后台说成是刘少奇；
第二次军宣队确认反革命又把我的黑后台说成是邓小平；

同时有康生定我为反革命的亲批。

为此，我付出的很多。

我全身被打遍了。右臂被打骨折、右腿骨折、左膝盖被钉子把膝盖骨钉碎、左
右手食指被钳子夹断、指甲被竹签子钉入指甲缝中。三月的天阴冷冰凉，我躺在水
泥地上整整四天四夜，他们把我打昏过去，泼上凉水，又打昏过去，再泼上凉水，
寒气彻骨。我现在难以治愈的吐痰病根就这么造成的。他们打累了，抽烟，然后把
烟头放在我的肚皮上烧，无所不用其极。

一切都为让我写出黑后台，我拒绝了，他们就用酷刑搞逼、供、信。

他们定我为头号反革命，您不要以为他们真的抓住了什么证据，有什么天大的
把柄，完全不是，除了一次重大的反康行动，就是因为两句话给定的罪。

一条是攻击“江青同志搞血统论封建株连”，另一条是“影射毛主席用人搞裙
带关系”。

其实，事实非常简单。

一次，惠子从外边回来，碰到我对我说，“听说江青同志说了，刘涛不是王光
美生的，要区别对待。”我马上说了一句“是王光美生的又怎么样，难道打倒刘少
奇就该把她打倒。江青同志不能搞血统论，更不能这么株连，这还有完。”等反康
生的事一出来，她就揭发了，以后就成了一条重要的罪证。

另一次看到江青、叶群都出来了，我在内部讲：“用人都这么搞裙带关系怎
么得了，这还叫什么文化大革命那。”后来西语系崔志远被抓后揭发了。

死去活来三番五次地整就这么点东西；最后定的罪名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
主席、反对康生、反对中央文革。聂元梓把我开除学籍、戴反革命帽子，向北京市
和全国发的通辑令上就是这么写的。

事情就是这样。这真是令人防不胜防。“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为什
么说是被迫卷入的，越卷越凶，越斗越激烈，就是因为他们要置人于死地，只有以
死相拼。

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

“四清”还没完我就被调回学校，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市委派的工作
组进校了。当时我们也不知是毛主席派的，还是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派的，反
正就知道是中央派的。

这时的工作组也组织批判校系领导和翦伯赞之类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们一样照
毛泽东说的干。我们班的干部也每天带领我们全班人员批判，也没有个标准，反正
觉得谁象就批谁。我记得批过一次系总支书记胡寿文，一次翦伯赞，也就是喊喊口
号，说一顿，每次长则一节课，短的批翦伯赞也就１０分钟左右。批也是瞎批，也
不知道他有什么事，也没看过他的书，只听说去孔庙给孔子磕过头。大家说“也真
够封建的，比五四时的人还落后。”如此而已。大家批时既没弯腰按头，也没人动
手。喊了一会儿一起哄就散了。

这些会我既不发言更不表态。

但别的系，可真有过火行为，闹得极不象话，被工作组制止、开大会定为反革
命行为；在同学中追查反革命行为和右派反动学生。

这时，我们班的班干部一下子来劲了，把同学们平时的发言记录全找出来查学
生右派，第一个查的就是我。我知道这回来真的了。

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从这时起，我就决定一拼了。我认为，从这次运动的性质看是整“党内走资本
主义道路当权派”，凭什么又整我们。运动搞过火行为又不是我搞的，是你们班干
部带人搞的。让举手，我们不能不举手，让喊口号我们不能不喊口号。现在反而来
抓我们，真正岂有此理。我知道，不拼，就是右派的命运，这次可比１９５７年历
害得多。

但我确信这与中央精神不符，怎么这次也不该轮到我们头上，

１９６６年７月的一天，江青来北大，在燕南园６３号接见学生，我递了条子
要求见江青。很快就听传叫“樊立勤”的名字，我进去了。

屋中人很多，但我进去时没什么人说话。
江青问：“你是樊立勤，你写条子说你有意见，要向上反映。”
我说：“是的，我是有话要讲，我讲给您，希望您向主席反映一下，这是我的
意见。”
江青说：“好，请讲。”
其他人都坐成一圈。有学生、有教员，还有江的随行人员，大家一声不吭就听
我说。

我说：“我认为现在的运动有问题，方向不对。中央指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
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可又把矛头对准我们学生了。不是
中央号召广大群众和学生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吗，不是人民日报号召要＇横扫一切
牛鬼蛇神＇吗，怎么又扫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算什么，凭什么又整我们。我认为
这不符合中央精神，整学生是错误的。我很不理解，我绝不接受。我希望您向毛主
席反映我的意见，有过火行为制止了就行了嘛，谁打人找谁，决不能一概抓。压制
学生，再打反革命这怎么行。中央让搞就搞，不让搞就不搞，这事决抓不到我们头
上。我对工作组的这种做法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就是我希望您传达给主席的话。
”

我坐的离江青只有一臂之远，我讲话从来声音响亮，在谁面前都是如此，见江
青也不例外。

江青说：“樊立勤，你很敢讲话，思想很解放，讲话也没框框，真有意思。”
我说，“我怎么想就怎么说。”
我还说了“班干部带我们去批，我们就批，不批会犯错误，会成右派；批了又
错了，还打右派。我们怎么都是错，让我们怎么办，我认为工作组的这种做法是完
全错误的。搞文化大革命不是主席的意见吗，这还搞不搞文化大革命了。”

这就有了江青主持的大辩论的我的两次发言，我是反对工作组的一方代表。当
时我们也不知反对的是谁，因不知工作组是谁派的，更没点谁的名。

但是我知道一定要拼命反对工作组，否则，在工作组支持下打我一个右派，一
辈子就完了。我深深地知道右派是怎么回事，这是我小时亲眼看见的，北大又是全
国打右派的老窝。不拼就完，拼可能拼出个路来。我当时想得就这么简单，但态度
极为坚决。

我反对工作组，但我不赞成打人。从小学到中学，我从未动过任何人一个手指
头，因为我身单体弱，只有挨打的份，没有打人的资格。在初中，只有一次挨完批
我在半路上等着，用石头往班长身上丢过一次。我恨他批判我。其实我们班长是一
个很好的人，人正派、正直，也有原则性。他很爱看书，文科知识丰富，以当时水
平论文章写得不错。他待人很宽容，当了我们县的县长以后，对我家很照顾。我当
时年龄小，是一个极任性又不懂事的捣蛋鬼，很多事是做的不对的。不过也只丢了
个元宵大小的石头，出口气而已。

在北大只和聂元梓本人动过一次手。那是因为，校文革的大喇叭天天骂我反革
命，一天她去广播台，在台阶上让大家围住了，我正赶上，走了过去。大家一看我
到，一下子哄起来，自动给我闪开一条路，让我上了高台阶。人越围越多，聂元梓
一看我到了，转身就往广播室跑，我过去一把抓住她总是随身背的红卫兵的小书包
，因为书包是斜背的，我一把就把她给揪回来了，她差点摔个跟头。我问她“你凭
什么骂我反革命，咱们今天当着大家说清楚。”聂元梓一下子急了，叫：“樊立勤
，我不跟你辩论，你是有名的诡辩家，我说不过你。我、我不跟你辩。”这一下子
，下边的人就大轰起来，吼声一片，“要辩，我们要听辩论，聂元梓不许走，樊立
勤跟她辩论。”

后来聂元梓在广播室人的帮助下兔子似的逃跑了。

还有一次，是聂元梓当了九大代表，ＸＸ军犯错误，毛泽东给北大派来了８３
４１部队。当时校内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气都很盛，各认为有所依恃。ＸＸ军的学
习班散了，无疾而终，我由生物楼往回走。这时我已经不用架双拐了，拄着一根拐
杖，聂元梓的人看到我过来，追上去拦住了我，故意气我“怎么样，聂元梓九大代
表，没想到吧，你怎么样。”挑衅地档在了我的面前。当时我看也没看，举起拐杖
就是一挥一下子打了过去。

对方大叫：“樊立勤打人了，”
此时刚过北大有名的三角地，在２８楼左侧，正是宿舍区人刚吃完饭的时候，
人一下子就涌过来了，楼上的人也都往下跑，潮水一般；学校一下子就乱起来了，
双方互不相让对骂起来，不过谁也没敢打我，我被同学们护卫着回来了。据说我走
后，又乱了半天。

我这一棍子心中是有准备的。　我就是要造一个势，表示对ＸＸ军整人的不满
，又给刚进校的８３４１部队打一个信号——北大问题没有解决。

这是我在北大动过的两次手。

此外就一次也没有了。我没有动过任何老师、同学、干部一根手指头。不过，
这都是后话了，与这次运动刚开始的大辩论无关。

北大东操场的两次大辩论影响是巨大的，反响是强烈的，后果是严重的。在以
后所写文化革命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不提到这两次大辩论的，毛毛所写的书也不例外
，这是对的。北京及全国“文化革命”的铺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而我两次都是这
场辩论发言的第一人。“樊立勤支持江青”从此成为定论。后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走了多么长的路，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干部子弟仍这么说，
也仍这么认为。以至我到了康华公司以后，还有干部子弟向朴方如此进言。可见这
次辩论会的影响是多么深远，给人印象是多么难忘。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也是否认不了的。但从我的立场看，我今天也仍不
认为有什么错。

首先，不论在任何国家，公民特别是学生向中央反映问题，谈出自己的见解，
都是一个人应有的权力；对政策发表意见，表明自己的态度是一个人的责任和应尽
的义务，这是无可非议的。

当时是江青来了，如果是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来，我也仍是一样
。我向江青讲的话，也同样会对这几位领导人说。我这个人从小就不怕见官，见谁
说话都一个味，我要有火，在谁面前都敢发，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我认为人
都是一样的，我又无求于谁。我的发言就是我自己要讲的，江青等人没教我一个字
，一切责任应由我来负，如果说有错误，只能说当时我就是那个水平，就那么一种
肤浅的认识。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江青和毛泽东负责，由中共中央负责，推向全国
是他们干的。我可没那么大权力和能量。

当年江青是代表毛主席到北大的，后来干了坏事，垮掉了，这一切和我们普通
百姓是连不上的，把责任推给我们是不能让人信服的，也不符和历史事实。全党都
要承担责任，事情也还有更深刻和复杂的原因。

一些干部子弟对此耿耿于怀，不过是过于无知和狭隘罢了，幸亏邓朴方不是这
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应有的风度，不愧是大家子弟，不愧是
邓小平的儿子，和父亲一样有着“拿起千斤、放下四两”的开阔胸怀和广阔的视野
。我与朴方谈话从来都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他曾说过：看重樊立勤，就是看重
樊立勤的独立性，听樊立勤讲话，就是要听他与众不同的独立见解。而我珍惜和朴
方的友谊，也正是在这一点。“知我者，二三子。”他是知我之人。

我对相当一部分干部子弟是深怀好感的，尤其是一些高干子弟；对他们寄予着
厚望，希望他们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器量大一些；能以天下为己任，负起应
有的责任。“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一下两个人；一个是追随我三十几年的黄牛（黄世强）
、另一个是李海文。

文化革命前，我和黄牛没什么往来，因为他从来是一言不发，默默地过自己的
生活，三年同学，讨论会他没讲过一句话，我是独来独往，自行其是。

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他虽属国民党子弟，但他父亲参加了西
安事变，捉蒋有份，这在国民党时自然不行了，吃不开受压；解放了，这不算什么
了，可中国政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姐夫去了台湾，任台北桃园机场中将司
令。他家日益受到严密监视与控制，他什么也不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运动来了，他默默地、果断而有力地支持了我，多次帮我解困苦于危难之中。

按一般的教条，他对共产党子弟落难应“幸灾乐祸”才是，“你们也有今日”
，这是一般人的想法，不少小市民和小农意识的人都是如此。有人甚至趁人之危落
井下石，至少躲之唯恐不及。只有他，这时以自己能做到的一切给每一位与他接触
的、他认识的落难子弟以最大的关心、爱护和帮助。这些帮助是真诚的、无私而有
力的。他用自己的行动温暖体贴着他（她）们孤独、冷落的心，自己承担着风险。
他从自己曾经有过的处境的艰难，想到了共产党子弟此时的艰辛，他把共产党子弟
的苦闷与磨难看成了自己的苦闷与磨难，在她们危难之时伸出了自己的手。

黄牛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大学生，但却有着一颗极不普通的金子般的心，一颗伟
大、深情而挚爱的心。

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这是支撑人类社会大厦重要的支柱之一，我们都应学习
这种宽广的胸怀和做人的原则。

后来一说起这些事，大家就开玩笑，西语系的女教师就说：“樊立勤最精了，
别人都养　着“走狗”，樊立勤养着一条“走牛”，狗不好，弄不好就咬人，这“
走牛”光干活不咬人，还会自己去找草吃，还会当保镖顶别人。”

其实，这条“牛”哪里是我养的，我穷得一无所有，从政治上说，时刻处于危
难之中，自身尚且难保，更给不了他们什么太多的支持，只不过以一种精神力量鼓
舞影响着大家，为着某种共同的信念和追求共同奋斗。黄牛是最自觉、最无私的一
个。

我后来时常想到这一点，如果每一位落难的干部子弟都象我这么幸运，身边都
有这么一个黄牛，日子和心情会好许多。

据我所知，有的干部子弟与朴方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在邓家一起吃住过，
他本人与经济系的刘冲（聂元梓的干将之一，原名刘子芹）关系最好，通过刘冲关
照一下朴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朴方关押期间如果去看一下，朴方处境会好得多
，这些人比我们黄牛差远了，别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认识人交朋友应脱离开一些教条。

干部子弟中李海文是认识最清楚的一个，

李海文一次对我说：“如果不是我们这些干部子弟落了难，吃了苦，又有谁会
想到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他们的子女。人家也是人，为什么就应该受那
种待遇，是很不应该的。”

李海文讲这话时态度是认真而又真诚的，李海文真了不起，应向她致敬。我虽
不属这五类子弟，但人的情感是一样的。

……

一些人总把我们看成捣乱分子，上边不少人也这么说，我反正不服，只是不说
。因为邓小平受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委屈，家中造成那么大的伤害都不说，为
了顾全大局，只是干；那我们又能说什么。

但我们决不象这些人说的那样。

从家庭看，我家至少有十代可查的历史，都是极安分守己的良民百姓。不贪不
拐、不抢不偷、勤勤恳恳为国为民。有情绪完全是给逼的。

至于我个人，再没有比我更爱玩的了。天生就喜欢游山玩水，逛公园，自由自
在。一次次被逼上梁山，被推上角斗场，不干怎么办。

反完工作组以后，我又玩去了。我想“反正这一拨反革命打不上我了，别的不
管，先出去。”

事情哪里这么简单，北大的恶势力根深蒂固。６６年底，我刚一回到北大，一
看就知道不对了，北大一派恐怖气氛。

聂元梓制造了“砸校刊事件”，镇压了反对她的学生以后，又去上海支持张春
桥、姚文元造反，那时，还没有扶出王洪文。学校不但批斗了学生，而且还逮捕了
一些人，杨勋、杨秉章、魏秀芬（见华夏文摘增刊５６１期）就是这时被抓的。各
系都打了一些反革命。聂元梓上报中央，说北大“有人攻击中央文革”“诬蔑伟大
领袖毛主席”，康生给定为反革命事件。

一些人来找我。

“谁反对聂元梓谁就是反革命”　跟文革前的思路、手法完全一样，只是人变
了。聂元梓也成新的标准了，碰不得反不得。

我决定以辩论会的形式弄清事情真相。我写，谢佐平印，我自己送发。十几座
楼，一层又一层、一间又一间，两个人就发起了全校前所未有的４千人的大辩论会
。

老聂的后院一下子就起火了。

我在清华召开了各系被整学生座谈会。会上，多数人都说，北大的事情没法办
，聂元梓是毛主席支持的，这个后台谁也不能不承认。我最后决定，毛主席也没说
把学生打成反革命。毛主席是她的后台，也是咱们的后台，更是全国人民的总后台
，文化革命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嘛。康生支持她，支持她写大字报，又支持抓人，那
就认定康生是他的后台，我拍板，就打康生。

包括中央党校在内的１６所高校反康生运动就这么打响了。

中央文革一下子急了，江青急哭了。中央文革表态以后，包括清华在内，各校
声明表态“认错”“请罪”；这时我们内部也在清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讨论进行
了整整一一天，多数人认为，我们也应表态，承认“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了
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康生”；我最初不以为然，
但由于几位教师坚持认为，只有这样表态，紧跟中央、中央文革才会主动，否则纠
缠起来涉及学校太多，对人牵扯面太广，问题严重。最后我让步了。由大家讨论、
起草，由我个人承担责任的声明发表了。

这是在重大的问题上我第一次违心地同意别人的意见，也是最后一次。大家认
为只有这样才主动，事实证明这样一点也主动不了，反倒更被动，康生定我为反革
命的指示照样下达。

这时我回到了学校，与聂元梓势力真正的斗争开始了。

从此，聂元梓的校文革及其势力对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斗逼供，但是除我
一人之外，再也没有从我嘴里追查出任何一个人。一些人自己交代和我无关。

不久上边出现了“二月逆流”

在下边我被定为“二月逆流”派的代表，康生亲批我为反革命的指示就是这时
下达的。一场更大规模、更残酷的迫害开始了。

我也从此被打入北大名人之列。

因不堪受辱，第一个自杀的学生沈达丽就是在此期间死去的。

后来我终于趁他们看管疏忽在一天夜里逃出北大，聂元梓气急败坏，可也晚了
。

在清华、北大、地质等校同学的帮助之下，经过一段时间，我在农大召开会议
，正式亮明旗帜公开反对聂元梓的“校文革”我们贴出了宣言，我随后返回北大。

聂元梓对我们公开亮明旗帜和她对着干气急败坏，她想象上一次镇压反对派、
逮捕魏秀芬一样旧戏重演，把我们扼杀于襁褓之中，保持聂家一统天下。她再次制
造了我们“砸实验室、投剧毒药品”的罪名，上报中央文革和北京市委。

北京卫戍区来了人，来的解放军都带着枪，抓人的吉普车就停在学校保卫组的
门外，形势严峻、一触即发。

聂元梓以为她稳操胜券，但她忘了最重要的一点，樊立勤不是魏秀芬。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我迅速做了布置。

按通知的地点，我走进了燕南园６３号——过去马寅初的住宅，此时校专政机
构保卫组所在地。

等着我的是解放军和在北大干尽坏事，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的谢甲林，抓人
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但是，我也安排好了。

同学们把燕南园包围了，人还在集合，大家涌向燕南园，６３号外边全是人。
其它高校的人也在准备，准备一旦动手就包围北大，准备到时抢人。

解放军的汽车是开不出校园的。

６３号里面展开了一场胆略与智慧的较量。我慷慨陈词，把聂元梓的狗腿子谢
甲林问得哑口无言。我向解放军讲明了情况，亮明了利害关系。他们决定不抓人。

一场劫难就这么过去了。

聂元梓不给我们办公的房子，不给我们大字报纸，但她又打错了算盘。

由我拍板，把聂元梓储存的三间屋子的大字报纸一夜全部偷走，至今我相信她
也不知道怎么丢的；不久，我又在哲学楼边、大饭厅前扎下了学生运动中的第一个
帐篷，做为办公室。聂元梓找中央文革、找谢富治又哭又闹，说：“樊立勤出我的
丑，地院的人和叶向贞支持他，给他扎帐篷。”聂元梓被迫让人给了我们办公室。
我们终于打开了局面。

反对聂元梓的五个组织相继出现了，老聂在北大的一统天下打破了。

这时全国性的两派对立、几派对立也出现了，内战展开了。形势发展到武汉７
２０事件，终于迫使毛泽东作出了深刻反省。

不久，我又外出了；听说南边出现了“反总理”的动向，我想看一看，到了长
沙。

长沙街头出现了大量反周恩来的小字报和传单，我立刻带了几个人全部撕毁，
然后在长沙刷出几十条大标语，中心意思：“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
谁反对周总理我们就和他斗到底。”除了以北大我们的组织名义以外，我敦促在长
沙的所有红卫兵组织必须表态。

我在长沙街头发表了誓死保卫周恩来总理的演讲，长沙工人和普通市民热烈响
应，给我以极大的支持，清华老蒯的反周势力让工人群众给赶跑了。工人是连打带
骂：“反周总理，良心让狗给吃了，打王八旦。”这就是当时工人的态度。

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后来周恩来安排我和朴方一起住院，也许与此事有关。

这时我做的另一件事，是让人上交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也许重要，也许不重
要，也许起点作用、也许一点也不起

但是我认为，如果此材料到毛泽东手中，在他警觉的脑袋中，会加深某种印象
。

这是彭德怀同志亲笔揭发的材料，讲长征时，林彪多次鼓动他“干掉毛泽东”
彭说“我没答应。但林彪的鼓动是确实的。”

拿材料的人说：“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想听一听你的意见。”我说“立刻上
报，报周总理、江青、或让叶向贞想办法，同时我还说：“这份材料，再也不能让
任何人看了。否则，让林彪知道了，所有看过这份材料的人包括你我，一个都别想
活，他一定会杀人灭口。”

此后的事我就不知结果了。

我再次回到北大，就以观察形势，静观上层的动静为主了。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６日，我散步时，聂元梓势力把我绑架打成重残；北大全面
的武斗也开始了，两派真的干起来了。

绑架我是第一个，此后又绑架了何青、徐运朴，张侠、邓朴方、邓楠等多人，
徐运朴（时为北大俄语系研究生，红旗飘负责人之一，文革后考入中国社科院苏联
问题研究所研究生）后来英年早逝，就因为这时被打成内伤。他们这时还抄了很多
人的家，左派趁机占老教授的房子。

武斗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ＸＸ军军宣队进校才结束。卫戍区也通知我回北大
，我才架着双拐回来了。

所有的人都长出了一口气，认为该有个结果了。我没有这么乐观，我不相信事
情这么简单，这时我对北大的认识深刻得多了，不幸又让我言中。

实际上是更大规模的整人运动开始了。

军宣队坚决支持聂元梓和她的校文革。

又一个整人死人的高潮到来了。

全校一下子打了两百多个“反动小集团”，上千人被整，罪名几乎一致，反江
青、反康生、反中央文革。北大从陆平开始到聂元梓训练出的整人势力，把这种手
段发挥到了极至。

卧轨的、跳楼的、投湖自尽的、一个挨一个。我们的班主任李大成，地球系的
李其琛，都是跳楼，历史系吴为能投湖自尽，俞伟超前后自杀三次，卧轨不成又触
电，至今他的两个食指全无。历史系的人去找吴为能，到了圆明园，往湖里一竿子
下去，竟钩出三具尸体，旁边有人喊，“这里还有哪。”

圆明园位于北大清华科学院之间，离三个单位最近，这里知识分子最集中，死
人最多，不少是到这里投湖的。当然也有别的单位的。都看中了这个地方，这事多
么令人发指的日子呀，历史系的扬立文教授说：“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
的时期。”

其实罪名都极简单，有的说是在报纸上写字骂江青，有的说是打桥牌摔皇后，
影射江青。

我系的一批年轻教员，地球系的一批教员都是这样被整的。军宣队进校揪斗的
第一个学生姚成玉一下子就是召开万人大会，揪上台，斗倒斗臭。

此时死的两个最可惜的人物，一个是翦伯赞，一个是李其琛。

翦伯赞不用说了，人所共知，李其琛就不为外人所知了。但世界气象界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是相当显赫的一位天才人物。气象界公认的“地球大气物理方程”
一共四个，其中三个是由李其琛建立的，他当时只有三十几岁。

世界气象大会向李其琛发出邀请“只要李其琛教授能出席我们的大会，和大家
见个面，就是我们的光荣。”可当时他连个讲师还不是，也早不在人世了。

死的人太多了，各系都有，人们极害怕，都找生物系，生物系就派两个出身不
好的黄牛、唐纪泽专管拉送死尸，成了送死尸“专业户”

他们正好不愿参加学习班，他们宁肯拉死尸。

对我的旷日持久的学习班就这么开始了。

学生中的压力极大，化学系的雷向东为了立功，一个人就写了５０多万字的揭
发材料。闹得人人自危。

说来人们也许不信，此时全校不少师生都看着我。因为我是人所共知的反康生
、反中央文革、后台又是刘少奇，后为邓小平的反革命。还有一个罪名，就是樊立
勤与中央文革对抗，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干扰运动、破坏运动大方向，别
有用心，是北大头号反革命。

后来人们讲：“我们就看怎么处理樊立勤，就知道怎么处理我们了。”也就是
说，如果樊立勤定不下来，别人就更定不下来，谁又能比樊立勤反动，谁又比他的
罪名大呢。

我知道，我此时在人们心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决定誓死一搏。军宣队、聂
元梓几年的努力白费了，给我和我身边的人一条罪名也定不下来，我至死不认。

唇枪舌剑，他们一场一场一败涂地，连陈沁捅的祸也让我全包下来给顶了回去
。半年下来，痛快淋漓地取得了胜利。

谁说斗争没有意义，谁说是胡闹瞎斗。

我不那么看。１９５７年比这规模小得多，死人少得多，就打了７２２个右派
，这次打了上千人，死了几十人，但最后只定下八个“学生反革命”，而我这个最
大、最重、最反动的“反动集团”一个也没定上。

我樊立勤当时在北大的作用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谢佐平就说：“只要樊立勤没
事，我们就全没事，大家都没事。”我们这里没人交代，也没被扣下人。

很多我不认识的、不同系不同班的、后来被整的人讲：“我们只要看到樊立勤
架着双拐在校园里一走，就如同吃了定心丸。知道他没事。我们更算不了什么。”

我的双拐一下子、一下子敲在燕园的地上，就有稳定人心和敲山震虎的作用。

纵观从江隆基、陆平、聂元梓、ＸＸ军军宣队到８３４１干部王连龙、迟群、
谢静宜的各个时期，政治路线是越来越左的。

整人、打击面最大的是聂元梓、ＸＸ军军宣队时期；最残暴的是聂元梓、ＸＸ
军军宣队时期；死人最多、打人最多的也是这个时期。

８３４１部队进驻北大，王连龙主政时期，政治路线是坚决执行毛泽东和四人
帮的极左路线，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和四人帮抓的“六厂二校”的典型。

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以左的思想指导下的温和路线。陆平时期的一些人物如彭
佩云、张学书、伊敏、倪孟雄等人都得到了安排和重用，同时也完全保留了聂元梓
的班子和力量。留用了一些工农出身的学生，同学分配走了以后，招收了大批的工
农兵学员，这样就组成了老中青三位一体的新的政治体制。

８３４１部队进校后，重新启用了陆平旧班底的人，正是他们提出要把朴方送
进福利院，王连龙支持，周培源在会上说，“批邓和一个年轻人有什么关系呢，你
们怎么能这么搞呢。”但孤掌难鸣，终于没能档住这一罪恶。其实，这是一股老中
青结合在一起的势力干的。这是周培源校长亲口对我讲的。

王连龙主政时期的罪恶和错误，主要还有以下几项；

组成以“梁效”为名的（即北大清华两个学校的谐音）写作班子，把四人帮的
极左路线推向全国。大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充当了“四人帮”反动势力的急
先锋。
保留使用了聂元梓的全部打手和整人的骨干，没做任何处理。
伟大的“四五”运动发生时，组织了以聂元梓的打手、骨干和工农兵学员的骨
干力量对天安门的群众进行了坚决镇压和打击。
打击和镇压批评四人帮路线的干部和教职员工，并蓄意制造了暗杀老干部的恶
性事件，制造冤假错案以掩盖四人帮与林彪集团的关系。
邓小平１９７８年复出以后主政，对北大派出了以周林同志为首的工作组。组
成了新的党委，周林党委在执行邓小平同志指示上是认真的、有成效的；给被打倒
的老干部、老教授包括马寅初先生等人平反，给一批右派和被冤屈而死的同志恢复
了名誉。

我就是在这时由湖南回到了北大。

但是，在人员处理上出现了分歧。

邓小平指示北大要调出２０００人的决定，遭到了北大一些人的强烈反对。
这时，又派出以蒋南翔为首的工作组，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彭佩云；蒋南翔工作组
否定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认为北大的干部主要都是好的。这样，除了逮捕聂元梓
、孙蓬一，调走郭罗基和把李清昆等六人定为三种人以外，一概留用并重用。

我是坚决支持周林党委执行邓小平指示的，虽然相对温和认为只要调出２００
－３００人就可以了。但是由于周林党委意见被否定，蒋南翔工作组意见被执行，
周林只好辞职。

我自然孤立了。虽然得到一批教授专家的支持，但他们毕竟无权无势。

也就是从这时起，得到彭佩云这位教育部长支持的张学书，郝斌主政的党委，
在上报的材料中，把我这个与邓朴方构成一个“反动集团”的首犯，从这个集团中
第一次荣幸地除名了，这是十年中的第一次。

所以，在对聂元梓、孙蓬一的判决书上，因打“邓朴方反动集团”而受迫害的
人名中，有颜品忠、何青等人的名字，而没有我樊立勤的大名。他们所以这么做，
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可以借此为聂元梓、孙蓬一反动势力开脱、减轻罪责，
因为对被打击最重的、迫害最深的樊立勤的打击不算犯罪，当然也就罪减几等了；
聂元梓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过，“樊立勤与这些人都是单线联系，还派人跟踪李纳。
”，毛泽东说“单线联系，这不好不好。”这是聂元梓在北大公开传达的，大喇叭
广播了很多天，还印过小报。

另外的目的也是明显的，此时的邓小平已经不是十年前的邓小平，邓朴方也不
是当时的邓朴方，他们倒楣时把樊立勤与她们连在一起是当然的，都是反革命嘛，
加上邓小平的黑后台更可以给樊立勤罪加一等；而此时的邓小平如日中天，樊立勤
的名字怎么可以和他连在一起呢。所以，我这个“邓朴方集团”的首犯也就一笔勾
销了。他们这样做，当然包藏着一些人的狭隘和险恶用心，怕邓小平这个假后台此
时成了真后台，怕我因此日子好过，希望当年没打死、整死樊立勤；今天饿死、困
死樊立勤；而割断与邓家可能的联系，是重要的一步。

我认为，这还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是，他们怕我因此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
位，取得更大的发言权，揭出北大的内幕，写出聂元梓势力的罪恶，写出从陆平到
聂元梓、王连龙时期，北大发生一系列罪恶和变化的内在联系，和过去一些罪恶累
累的犯罪分子今日的地位，他们怕自己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怕人们将他
们今天干的活动与昨日联系在一起。

北大是重要的，人们对北大有谜一样的印象，对北大有探究一番的兴趣，北大
的问题也确实有认真研究的必要；毛毛小姐不就百思不得其解吗，为什么一个对它
充满感情的北大，给邓家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他们知道，樊立勤是有这个胆量和表达能力的、是说明这一问题的不可替代的
人选。

这就是他们把我从以邓小平为后台，包括邓朴方在内的反动集团除名的真正原
因。

这样，北大继续启用、重用聂元梓时代的大人凶手和专案组人物也不是偶然的
。

这些人中至少陈乃斌、赵恩普、李棉生、宴懋洵应受到法律制裁，因为不仅政
治上构成反动罪行，而且是打人凶手或主犯帮凶；但由于北大势力的包庇，不但一
直逍遥法外，而且受到重用；最后只是处理了一个身在泰州的陈允斌。

赵恩普现为北大教育基金会的秘书长，手中不但握有权力，而且掌握数以亿计
的重金；宴懋洵为北京市人大代表，他们又以新的地位和金钱构成势力。

隐患就这样埋下了。

在毛泽东百年诞辰的时候，他们公然请谢静宜、张玉芬作报告；聂元梓以王兰
小姐的名义办公司，出任董事长到处活动；到１９９６年３月，当犯罪分子孙蓬一
死去的时候，北大哲学系为首由七名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发起，给孙蓬一开了隆
重的追悼会，罪恶势力极为猖狂。

把我写的这一切理解为个人的恩怨那就过于狭隘了。

yangharrylg

给邓榕的一封信（第二部分）

                              ·樊立勤·

毛毛小姐：

    我想就您文章中涉及或没涉及的一些问题和您逐项探讨一下。

１、您文章没有更多地谈及刘少奇问题，不知是忽略了还是有意回避。

    我希望有一天，就刘邓的关系问题看到您的文章，听到您的见解。

    毛为什么打倒刘邓路线，就那么几次会，就会令毛痛下决心，批刘又批邓。

    很长时间以来，我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如下论点：“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
史形成的，总的方面讲，刘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恰当。”持保
留态度。

    这个话是反高饶联盟时讲的，从政治斗争来讲，无可非议。邓小平的立场应给
以充分肯定。但是如果作为一种历史判定，这令人难以心服。后来我记得邓在别处
还讲过类似的话，应该说，这就是邓发自内心的一种认识了。

    这就令人十分费解了。

    起码两个人有不同的见解，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周恩来。只是他们不说。

    我相信毛泽东心中一定这么想：“他的地位怎么来的，我还不知道，还用你说
。”

    周恩来一定会想：“历史并不是那么回事。”

    我认为，从历史上看，刘论资格和功劳不但不能和毛周相提并论，也比邓小平
相差甚远。邓小平不但参加“八七”会议，而且当时就是秘书长了，后又挑大梁搞
了“百色起义”在中央苏区受排挤。但长征过后，就成了一方主帅，主持全盘工作
。解放战争有临危受命“挺进大别山”一招险棋取胜，改变了战略格局。

    刘少奇不但没参加重要的“八七”会议，而且六大时还不是中央委员，六届四
中全会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这一升格，国际因素多于国内因素，不能认为是凭
本事上来的。在这一点上与毛周邓及其他人不同，而这时，这个“委员”也不算什
么，“八七”会议让毛进政治局，毛说自己不能进，要搞起义去呢。显然这是空的
。刘少奇以这种地位，七大一下子成为党的五大书记之一，党的领导的实际的第二
把手，这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历史上形成的，简单地说就是有人为因素，也就是毛
泽东的个人需要。我认为这不用看任何内部资料，只要把毛选、刘选、周选从头看
一遍就可以得出这种结论。刘的地位问题当时就有争议，有人对六大提出非议，周
恩来作了有力的反驳，见周恩来“六大研究”疑问。

    历史上的旧账也就不用算了，问题是建国以后，毛几次往出抬邓，根据我所看
的资料，我还没见毛对任何一个人——包括林彪也没像对邓那样讲这么多好话。

    １９５６年８、９月间的７届７中全会，作为“八大的预备会”毛当即提出邓
为总书记。

    毛在会上高兴地表示要为邓“宣传宣传”，他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
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
又说“邓小平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
对自己很严格。”

    八届一中全会，邓成为常委、“总书记”。

    而此时，毛对刘的评价就非常一般了。请看，同时在八大预备会上说的话，毛
说：“恩来、陈云和小平同志是少壮派，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
少奇半个）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没有资格登台演主角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
助，起这么个作用。”毛泽东讲话当然有信口说的时候，这里就有，明明周比刘还
大一岁，倒算少壮派、刘小一岁反而该下来，但还是可以看出毛的倾向。

    在１９５９年４月八届七中全会上，毛说的就更坦率了：“我这个人叫毛泽东
，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一正一副。”然后
转身对邓小平，当着大家的面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
握，便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啊。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
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

    刘少奇刚当了第一副主席，这不等于公开把刘晾在了那里，我相信当时最不爱
听这些话的是刘少奇和林彪。但此时，毛绝没有重用林彪的意思，晾一下刘是明显
的。

    我的判断：毛要换接班人为邓小平确定无疑。

    我们这么反应慢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精明过人的邓小平意识不到这一点是不
可能的。刘更会比谁都敏感。

    后来，有了时机刘就做出反应——这是登报见标准像的事。宣传部要把刘的照
片与毛并列登出，上报到总理处，周批示认为这么做不合适。刘坚持要登，应该说
，周的态度是正确的，既是对刘的爱护，又是对邓的支持。

    标准像只是一个形式，它后面隐藏的内容是极为深厚和丰富的。与毛并列挂标
准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绝对不是小问题，对这一点周的认识是老到和深刻的。

    这一行动表明，刘不接受毛的安排，坚持不让步，不但不让出接班人的位置，
而且立刻就决定分庭抗礼。这当然是自不量力。

    如果刘退后一步，听从毛的新的安排，与周共同支持邓为接班人，那毛很难再
反悔，另立新人。而这样，更便于刘毛之间交换意见，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
的政治抱负。这于国家大局有利，于自己亦有利无害。但刘少奇就是刘少奇，他没
有这个政治家的风度和眼光，他决定一争高下。这就是刘极不明智之处，他的不幸
有相当大的方面是他自己造成的。

    毛为什么冷淡刘呢？

    毛刘的政治分歧是一种原因，但毛、刘的感情裂痕早就有了。我认为最早可能
产生于“陕北分家”——即毛、周、任、彭、陆留陕北，刘、朱去河北，设“工作
委员会”。毛周之间的历史宿怨从重庆谈判到陕北转战时得到弥合，而毛、刘隔阂
出现了。

    是不是这样呢？

    令人不解的是，毛的１９５９年讲话以后，邓与毛应该更多地交换意见，便于
相互沟通，按毛的说法，不知为什么反而疏远了。

    难道真是因为此时也启用了林彪，毛做了林的工作，刘做了邓的工作，政治岐
见公开，也许是这样。

    但是可以判定１９５９年时以至庐山会议开过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林在毛的心
目中绝对没有邓在毛心目中的地位，更没有选林为接班人的意思。这有对他军事力
量的提防，也有对他政治上治国能力的疑虑——因为林没有这方面的实践，而毛又
是极为看重实践才能的。实际上，即使林正式成为接班人，毛对这两点也是不放心
的，更不用说１９５９年了。毛对邓的治国才能完全信任，周恩来对邓也极为欣赏
——薄一波的谈话可证明这一点。如果启用林是影响毛、邓之间交换意见的原因，
那么后来就主要是政治分歧了。根据罗点点写出的情况：早在１９６２年毛就向罗
瑞卿交了底，不过他可能没有向邓透露，也没向外界透露。

    在对林军事力量的提防上，毛、周是非常一致的，这是由林彪的力量决定的，
熟读历史的毛永远也不会忘记，对此周恩来对毛是极为了解的。他虽然平时不说，
但他对中国经、史、子、集的熟知决不次于毛：这可以通过周的“书信选”看出来
。毛、周的“书信选”我每本读了两遍，我对周的古文功底印象极深，深厚异常。
所以周的见解会与毛完全相同。他相信毛对林永远也不会放心。即使毛一时冲动，
关键时刻，周只要一点，毛就会警觉，这可以从以后林的垮台中看出来。

    邓在此时是否与周交换观点过少呢？我们不得而知。

    最了解毛的是周，最了解刘的也是周，最了解邓的也是周；应该说，周、邓的
思想更接近，感情也更接近。但竟成了“刘邓路线”真让人不可思议。

    周不能过多地找邓，周知道在政治上毛对邓比对自己更信任。毛认为周是一贯
的右，同时也知道周在党内外极有人望和相当大的潜在势力，毛对这一点是心中有
数，也是警惕的：因此周也心知肚明。所以，周主动找邓对邓不利，就如同刘找邓
对邓不利一样。周只能对毛一人负责。

    对中国的政治奥秘周恩来理解得十分透彻。

    另外，刘、邓的为人也截然不同，我听到对刘的公开评价如下：

    黄克诚的儿子黄煦说：“老干部都认为刘少奇拉帮结派。”
    叶挺的儿子、女婿提到刘少奇，更是破口大骂：“事情都是他搞坏的。”

    邓小平对此不会没有觉察吧。

    朴方在最危难时讲：“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刘邓路线的提法，刘邓不和人所共
知，怎么说是刘邓路线呢？”这是朴方当时提出的应有的抗议和有力的抗争。

    当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朴方说的这句话，也不懂这句话的含义，随着资料的
不断地披露，对党内斗争不断深入地了解，我认为朴方的质问是对的。朴方问的是
对的，这也是我今天的提问：请毛毛小姐研究一下，在将来的著作中对这个问题给
以回答和澄清。

    刘少奇的地位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我认为这也是必要的，因为，
这也会带来后果，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在中共的历史上，先不论是非曲直，正确
与错误，仅就受处分、遭打击，最多的应属毛、周、邓三人，而其中周恩来是犯错
误最大、受处分最多，作检查也最多；邓小平是受打击最为严重、最惨烈、也最悲
壮的一个。

    相比之下，刘少奇受处分最少的，尤其是建国以前，几乎没受什么处分。这说
明什么呢，说明他一贯正确，我看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明他做事情少，或者说，他
没处于主要领导位置，不是独当一面的任务。在中国与共产国际这么复杂的关系背
景下，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如此曲折、艰难、困苦的过程，既要找到正
确的道路，又要应付好方方面面，婆婆太多，上面的标准有一人一个样，都说自己
是马列主义。如果身在第一线，做具体工作，不犯错误、不被处分几乎是不可能的
，刘少奇的清白，只能说明他的经历简单，磨难不够，资格不够。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刘少奇说成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十分牵
强的，这是历史决议，但并不是历史的真实，这种决议正如任何决议一样，他只是
反映当时主要主持人的意志，主要是当时开会时的力量对比，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
一种意见结果。我确信当时党内也是许多人心中不服的。不用说周恩来，就是陈赓
、李克农也不会服。钱壮飞如果在世，也会不服，后起之秀熊向辉也不会认可。刘
少奇处理顺直省委的事情就很说明问题，他是既不能服众，又不能正确解决问题，
那又怎么成为白区的正确代表，这只能说是毛刘之间的一种结合，毛的一种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

    毛、周、邓受打击、遭处分和不公正待遇最多，但三人的态度基本上是一样的
：心中尽管不满，一肚子火，但绝对服从决议。一成决议，不争不辩，让做什么工
作，就做什么工作；大事能干，小事也能干，而且干就干好，从客观上说，是一种
等着瞧，让时间去做裁决的态度，给大家以时间，给人民以时间。相信人民会做出
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从主观上确实表现出一种党性和超人一等的胸怀，不计名利，
以事业为重，以大局为重，以国家为重。而能有这种态度和立场，就不仅仅是个人
态度和修养问题，更主要是他们的阅历、见识和对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的认识有关，
这是需要有长期的社会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他们知道事情的发展变化是要时间的，
人的观念的改变也要时间，这是等待是必要的、应该的。

    刘几十年受到的最沉重打击就是１９６６年这一次，我相信，最初毛并未想置
刘于死地，这从刘靠边以后，毛对它的态度可以看出来。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０日
内在天安门毛主动与刘交谈了长达１０分钟，这显然是毛有意做给所有人看的，我
认为这就是毛当时对刘的基本态度。但是到了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毛约刘再次谈
话以后，毛的态度就变化了。

    先不论毛的政治见解和观点对不对，但可以肯定，毛的这一次态度是认真的。
但就是在这次谈话时，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辞去一切职务回家务农的要求，这就等
于向毛进行了最后的摊牌。也就是说，刘的态度为：要么我仍为党的第一副主席、
国家主席按序接班，要么就什么都不干。这就是刘给毛的信息。刘也许此时仍认为
自己的地位是历史上形成的，毛也莫奈我何：可他忘了，毛认为自己是创造历史的
，也是可以改变历史的，这就使毛向作出最严厉的决定由迈出了一步。而这种结果
是与人民群众无关的。只是邓小平和其他人受了无辜的牵连。出于如此高位的领导
人，当他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是不能主观的以一己之愿来行事的。我认为刘取的
这种态度，在当时是既无群众基础又无实际力量支持的。

    当然从经济上说，刘邓在５６－６６年的主张是对的，切合中国实情的，是与
今日改革开放的政策相一致的。但是，这种观点，也是刘邓遭批判后包括大学生在
内的老百姓才知道的，对运动的掀起已经无关了。

    从现在公布的可以看到的材料来看，中国共产党认真地想摆正领袖与党、即毛
与中央的关系是在１９５６年的“八大”上，在这个问题上，彭德怀和邓小平起了
主要作用，也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但是这种精神并没有广泛、深入地宣传与
全党，党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在老百姓的印象中，共产党对毛的宣传从１
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是完全一致的；调子更高，叫得更响。

    在军内变化早一些，但是在社会上除了毛泽东就是刘少奇“论党”中的一些东
西，所有的宣传材料、党史教育，全是以刘少奇“论党”的调子为基础。

    而“论党”对毛的抬举与推崇是无以复加的。后来林彪的说法只是更加怪异和
离奇，但并没有超过刘的水平，林彪的宣传在知识分子当中影响不大。我这里写出
的观点是不少知识分子的看法，而我认为刘少奇的“论党”，不仅向全党宣扬了一
部抽象、简单、神话了的党史和一种观念；而且宣扬了一种极为有害的思想方法—
绝对的、唯一的、单线条的思维模式。

    这就是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社会的主导思想和思维定势。它是如此强固，
１９５６年的“八大”决议对老百姓毫无影响。

    当时对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的言论一无所知。文化大革命前以我为例，所知
道的邓小平唯一一次讲话，就是１９６４年前后“为了照顾同学们的身体，改善伙
食，增加同学们的生活费。”记得当时我说：“这个主意不错，往后可以吃得好点
。”结果，我的说法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遭到了批判。文革当中我遭打击时又被上
纲为吹捧邓小平。

    对于陈毅，除了公开的外交政策的讲话，别的也一无所知，批判陈毅时除了他
的黑话集，人家都是第一次听说，可一下子就更喜欢陈老总这个人了；在开放的气
氛中，人的精神就会自然地伸展，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所以特别反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对认识中国问题的症结和文化大革命的
复杂性有着重要意义。

    毛泽东是与世隔绝的，后来又与老干部隔绝；中央与基层、党内与党外也是隔
绝的；群众的思想受到单一灌输，这就是文革发生时中国的现实社会。

    从根本上说，毛与党内老干部一次次发生分歧的重要原因，就是毛的长期封闭
状态，脱离实际，而只从教条、空想来治国。如果早就上下沟通，就绝对没有毛泽
东设想的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有他“想也想不到的”文化大革命。

    下层的人民是在一无所知的状况下生活的，又这样被驱使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列
车，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上面写出的那么一点东西，那么几句话。这一切，就是根
据刘少奇的书，多年教育的结果、驯服的结果。

    文化革命发生了，当党内斗争对刘不利了，做出了使他个人难堪的处理，他一
下子摊了牌，老百姓怎么理解、怎么选择。

    我可以说，不仅老百姓不知道，当时连周恩来、邓小平也不见得知道毛刘谈话
的全部内容，既然中国共产党一向听毛泽东的话，不听怎么办。听毛泽东的话错了
，不听更错。老百姓总是错，到底错在哪里。这就是刘少奇当时没有群众基础的根
本原因。这一切他是有责任的。

    刘少奇参与主导造出个神，当对自己不利时，又一下不承认了这个神，群众怎
么理解，要么说明刘对毛原来的宣传就不真是和缺乏诚意，要么说明此时，他不识
时务，他不具备与毛摊牌的实力和资格，二者必居其一，而他强行这么做了。这时
，刘的进一步不幸就是不可避免的呢。

    事情到１９６７年２月大闹怀仁堂，即中央碰头会，事情就进一步剧烈化了。

    本来事情可能向另一种态势发展。

    毛此时的心态是平和的。

    据今天所有可以见到的资料记载，都是毛极有兴趣地听取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
意见，特别听到谭老板夹起皮包要走，陈毅追上去一下揪住谭老板，说：“别走，
别走，咱们还得留在党内作斗争呢。”毛泽东听得都笑了。

    以毛的胸怀和阅历，这种场面这些话他实在见得太多了，实在算不了什么；跟
他出生入死几十年的几位老同志即使骂翻了天，他也是容得下的。

    但是后来听到陈毅把延安整风的事情也掀出来，而且对周说：“总理，你那时
不也是挨整的吗。”特别是陈又进一步说：“主席那时威信也并不高，也没什么吗
。”

    听到这里毛一下子变了脸，把手一拍沙发说“陈毅，你要干什么！恩来，去找
他谈谈。”

    不过这两句陈毅的谈话当时没有向下传达。

    碰头会从此取消，形势进一步激化。

    陈老总这个人，作为一个人来说，真无可挑剔。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大义凛
然，人见人爱。但作为政治家来说，真差把火。

    这一下子，毛在中央干部中给搞得里外不是人，周的地位更加被动，更难于讲
话了。对林彪、康生和中央文革一批人更加有利。

    我认为，此后变化积极的与消极的两个方面可以确定的有如下几点：

    (1)毛打倒刘少奇的决心渐渐下定；
    (2)毛从此时开始，深深后悔把刘与邓硬给扯在一起——派工作组的事，实在也
不算什么大事。他知道，只有邓不会翻这些旧账，更认为邓比这些人成熟。
    (3)周在内部批评陈的冒失以后，每天应付对陈毅的揪斗，陈毅在哪里挨批，周
就跟到哪里，实际上是坐着陪斗，考虑别的事的精力更少了。其他老帅的发言权进
一步遭到削弱。
    (4)全国进一步大规模的批人整人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全国打“二流派”。我
就是在这时又被达成“二流派”的，几次揪上斗鬼台的。

    矛盾进一步激化了，事情一直到１９６７年武汉的７·２０事件，才使毛再一
次清醒，全面调整政策，毛与林的矛盾冲突公开了。

    但是，从根本上说毛的封闭状态并不是从建国以后进入中南海开始的。我认为
，一到陕北抗战一开始，他就有一半处于这种状态了。因为这时，顶在第一线的已
经不是他了，而是在太行山、冀中、山东、东北的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
、罗荣桓、陈毅、粟裕这些人了。下边的艰难，他只能听说，而缺乏在一线的亲身
体会：解放以后，二野、三野的干部对人事安排不满意，就有人为毛泽东对下边的
艰苦斗争无知的情绪包含其中。只不过，这时他还能听别人说，能听到老百姓的骂
就是了。近了城以后，这都听不到了；悲剧的种子早就埋下了。

    在这里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对主席和江青的婚事，据说当时持反对态度的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林伯
渠等人。

    北大历史系的朱学文讲，康生在清华读书的侄子说，康生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他说：“别的事我也不替康生辩护，但是江青和主席结婚，康生是反对的，可是在
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面对反对的人，贺龙一下子把枪掏了出来，猛地往桌上一拍
，说：‘这么大个主席，个把女人算什么。’这一下大家都不讲话了。”谁也知道
贺龙的举动意味着什么，讨论到此结束，贺龙胜利了。

    我也并不是为康生讲好话，但是，一个人一旦被打倒，就把所有的坏事都推到
他的身上的做法绝对不可取，实事求是什么时候都是最重要的，民主的破坏在党内
是由来已久的。

２、对罗瑞卿的评价：

    邓家人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从不讲别人不好听的话，不讲坏话，我和朴方
接触这么多年的体会就是这样。而且朴方从不讲不文明的话，从不骂人，讲话这么
多年，不管多么困难、艰辛，从不说话带一个脏字，有着极好的家教和做人准则。

    毛毛小姐的书，也反映出这一特点。

    这是为人准则，但写政治、写历史，这样就略显不足了。

    或许毛毛小姐不知道，或许知道不愿深谈，但我说了解的罗瑞卿与您说的不一
样。

    至少毛毛小姐对罗瑞卿的评价和罗点点的评价在对林彪问题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问题上罗点点以女儿的身份和权威性的语言对罗瑞卿给以严厉的批评。罗
点点质问罗瑞卿：“你不认为在林彪这个问题上你也是负有责任的吗？

    罗瑞卿坐在轮椅上，无言以对，沉默良久，才对来访的老朋友讲：“包括我们
这些受过迫害的人，都应该好好想想，国家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要不然我们的孩
子都不答应了。”

    罗点点这样问，一定是通过多年的生活和知道许多罗瑞卿与林彪、与毛泽东之
间关系的事，和罗在其中的作用，才会这么问的。

    罗点点写出了一件极有说服力、极有分量的罗瑞卿为林彪讲好话，为林彪贴金
的话。而这话是罗讲给毛泽东的。

    事情是有关第四次反围剿的。罗告诉毛，第四次反围剿所以胜利，是因为林彪
当时没听中央的指挥，自行处置，才使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罗不但为林在毛这
里贴了金，还在毛与其他人之间造成了嫌隙。

    这是毛最敏感的问题，毛听了一定会对林彪更加赏识，一定认为林与自己最贴
心。

    到１９６０年代，反围剿过去都快３０年了，罗瑞卿重提此事，可谓用心良苦
。

    毛毛小姐写道：“运动一开始，朴方就断定搞邓是为了给林彪让路，如果此论
正确的话——我认为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断言，文革前为了使林彪地位上升，罗
瑞卿为林彪作了不少工作。”

    由于罗瑞卿的特殊地位，在毛泽东那里讲话有着极重要的作用，所以，罗点点
认为，他对林上台有着重要责任是有道理的。

    我相信罗点点还有更重要的事可谈，但写到此处也就足够了。

    如果邓、林二者必择其一，应该说罗瑞卿一度是站在林彪一边的，我认为罗点
点就是这么看的。后来，只是因为更加复杂的原因，罗和林冲突起来了，但这与邓
小平的事情无关。与林彪冲突，不等于他就支持邓小平。

    至少彭德怀是极不信任罗瑞卿的，彭德怀讲：“人家有不满意毛泽东的话，罗
瑞卿听不到，人家也不会让他听到，怕他听到了，就会去报信。”可见成见之深。

    我认为彭德怀的这种见解不是没有根据的，除了华北工作座谈会上罗瑞卿对彭
德怀的过头批判以外，还有别的原因。罗瑞卿是参加百团大战而后又与康生等人一
起带头否定百团大战的人，或者说是帮助毛泽东否定百团大战的人。

    关于罗瑞卿其人，不好用一句话来简单的评价，当他失势后，他打电话给周总
理要求见毛主席和林彪，他相信自己能把一切解释清楚。周回答说：“太天真、你
太天真了。”据说，周说话时很激动。

    我认为周的回答既是批评又是规劝，也可看成一个评价。罗是一个实干家，而
不是一个政治家，认识政治问题，他的阅历不够。

    他对政治、革命和权力斗争理解都过于简单、直观和单线条。思想限于刘少奇
对革命道路的描绘圈中，而又困于这一狭小范围，不能自拔。

    在对领袖、政党、国家、革命的关系的认识上不够科学，一切唯毛泽东之命是
从，以毛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在不少方面迎合了毛泽东，体现了毛的态度，因此
造成盛气凌人和以势压人的政治结果不止一起，这在他得势时，是不以为然的，但
在他失势时，将成为一种不小的压力。

    毛最看中的还是井冈山、中央苏区、特别是一军团的人，罗瑞卿明白这一点，
助长这一点，并以身为一军团的主将而骄傲。他对林彪的支持应是必然的态度，应
认识，但对此不应该苛求，这种单一的理解和态度，就使当林与罗冲突之后，罗陷
入孤立，也就是一种必然了。

    罗瑞卿说：“一直到我坐到林彪的班房里，我还在想，这是林彪对我的误会。
”可见其对林彪的信任之深，认识之浅。

    最后纵身一跳，以死明志，应是罗瑞卿当时唯一的选择和应有的态度。以此表
达对革命的立场，是大英雄之举，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以往的一切失误和过失业
就以这种方式纠正了。

    当他长时间倾向并支持林彪应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对促成和加强林彪的地位
，起过重大的、别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历时是这么写的，罗点点的书就记下了这么
浓重的几笔。罗点点像她的父亲一样很了不起。

    探讨历史问题，例如推论毛确认：“刘邓路线”，要考虑各种因素，这才是历
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写史与处世是不同的。

    如果邓在文革前，对罗的这种态度没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估计，是要吃亏的
。周对罗是有足够的警惕性的，因为周的任何意见罗也是不听的，这也怪不得罗瑞
卿，因为，罗的心里只有毛泽东。

    毛泽东使罗瑞卿一人身兼七职，这是极不寻常的，对罗的信任之深，罗在毛处
讲话分量之重，是可以想象得出的，他起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

３、关于汪东兴：

    汪东兴其人，我对他的看法比一般人，也比毛毛小姐写出的要坏的多。汪东兴
、张耀祠、王连龙这三个人在罗瑞卿之后，毛远新之前，除迟群、谢静宜之外，是
毛最信任的三个人，尤其是汪东兴和张耀祠。

    汪、张、王三人之中，我只和王连龙打过交道，王连龙对我也印象深刻。现在
他已经瘫痪在床了，对我仍念念不忘，令采访他的人大为惊讶：“他怎么会认识樊
立勤呢？”探访的人心想，然后来问我。

    汪、张、王均属于四人帮的思想体系。但王连龙在三人中是最温和的，作风也
是最好的。只是思想狭隘，左。但我可以断定汪东兴帮助四人帮和林彪干的坏事，
比一般人知道的要多得多，封锁毛泽东的信息来源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毛让他
办的事他打了折扣，能多干的好事一件也没干，

    刘邓的事是毛亲手抓的，其他一切人包括周恩来都不能过问：这是他的事业，
也是一块心病。他把具体处理这件事的权利都交给汪东兴了。我认为毛的批判是严
厉的，但处理是宽的。特别是对于邓，汪对邓家没有宽待，甚至也达不到毛泽东认
可的程度，周恩来不过问刘邓的事，并不是绝对的不问，只是看看有没有时机。但
决定邓家南迁的时候，周就亲自过问了此事，并且亲自打电话进行了安排。

    我确信，在此之前毛周有一次长谈，其中一定重点谈了邓的人事安排问题。两
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得共识，或者毛听了周的建议，或者周得到毛的指示，否则
精明而又谨慎的周恩来决不会亲自打电话到南昌，而且是打给林彪的死党。周恩来
亲自打电话，就为了对程世清起到镇慑作用，唯恐出现意外。据８３４１部队一位
同志对我讲，当时毛主席有明确指示，中央有明确规定，周的一切行动必须事先向
毛请示和请假，而其他一切人包括林彪和江青的等人的活动必须向周报告和请假，
一直到林当了唯一的副主席仍是这样。这可以通过外逃前的叶群电话看出来。江青
要见主席必须通过周恩来，江青多次要见主席都被周恩来挡住了，说“主席身体不
好，没时间。”据她说，她亲眼看见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拦住总理。大吵大闹、又哭
又叫要见主席，但周不为所动，就是不让见。她说，你们别看周在外边怎么讲，怎
么怎么支持江青，那是给主席、给人家听的，动起真的他给江等人一点也不帮忙，
一步不让。江青恨周不比恨邓差。

    所以周往南昌打电话，林的势力也一定体会到这肯定是毛的意思，这是程世清
等人所以也不得不小心的原因。毛周之间谈话为邓家确定的条件一定要宽松得多，
让汪来执行，而汪实际上是苛刻的，只是最低限度地使用了这一权利，给以了最小
的空间。我认为，这可以从毛死后汪的态度中看出来，此时已经没有任何约束缚，
一切权力尽在他的手中，他是可以有所表现的（如果他是一位心有所属的人），而
他对邓是相当严酷的，他想投靠华国锋，维持原来的或者更高的地位，压下邓的复
出，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是极有顾虑的；他知他对邓家并不好，他内心有愧，他害
怕。

    所以对汪是不应心存感激的。

    实际上对汪的处理应该严厉得多，他后来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张耀祠也是如此，看一看他写的回忆录就可一望而知，前后删改了１１次之多
，就写出那么一点鬼东西，其遮遮掩掩就可见一斑了。

    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在海外发表攻击、丑化中国领导人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
回忆录》的李志绥出在８３４１绝非偶然，他的出走与此二人有直接关系，他们是
难辞其咎的。十几年在一起还不知道李是什么人，汪东兴是干什么吃的。

    李志绥的回忆录是极不可信的，只要看一看帮他定稿的人就可以知道，其中的
主要人物石文安我认识，这个女人是哈佛毕业的博士，我讲过：“许多美国的所谓
‘中国通’对中国是一窍不通。”就包括她。李志绥的文章之粗俗、见识之浅薄、
用词之险恶，就反映出她的水平和心态。这些东西是美国味儿的“中国政评”而不
是中国政治的真实写照。他们肆意丑化中国领导人，以此麻痹中国人民的精神，涣
散中国人民的凝聚力，他们只能写出恶意中伤中国的东西，欺骗对中国无知和幼稚
的外界人士和年轻人，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李志绥及其儿子是有意迎合美国的政治需要的，他们在外电的讲话我听了，其
人品质之恶劣、为人之低级，只听一次讲话就可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心地狭隘又凶
险的人。

    对汪东兴其人和这支势力，我还想多说几句，我认为对其从宽和善待处理是一
回事，对其起的恶劣作用和认识是另外一回事。今天他们仍保留着充分的发言权和
毛的活动的独家评判权，而我认为他们讲的话是不足为信的。毛身边的人，只有李
银桥、田家英和林克等人写出的东西有更大的可信性。

    毛晚年的错误汪东兴和这支势力都是有份的，或者就是重要的参与者：这一时
期至少可以从罗瑞卿失势算起，或许这也和汪有直接关系。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汪
此时是毛最信任的人，而且是与毛接触的机会最多。

    毛如果是一个原子核，汪的势力就是最内层电子。这一优势连江青、林彪都无
法企及，而毛对汪的依赖越到后来越大，汪的权利也就越重。

    毛为了平衡制约各派势力，便于监督管理实现大权独揽，也为自己身体条件所
限，建立了一套极为特殊的政权体系。

    林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握有军权，位置在周之上，但活动需向周报告请
假；周握行政权力，外事权力，但毕竟位置在林之下，另有合法的优先发言权和对
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以对周掣肘和制约；老干部未失势的手中握有权力，但毕竟
各管一摊；中央文革四处插手，扩大实力，但并没有真正握有重权，军内的文革是
林彪搞的，有时利用中央文革共同整人，罪恶大多数是此时造成的。

    这各种势力均在毛的控制监督之下，而这一点是通过汪东兴的势力来实现的。
包括中南海的运动和对刘、邓、陶的揪斗，不但是汪东兴控制的，而且就是他主持
和安排的。

    北京的重要人物和北京的重要监狱是由毛泽东直接掌握的公安部控制的；而这
一点主要是通过汪东兴、谢富治来实现的。监狱的待遇、好坏、狱外的安危和活动
情况都是汪东兴决定的，情况也是由他提供的，否则外人怎么知道。整人、斗人、
死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革期间，汪东兴是集当年杨尚昆和罗瑞卿权力于一身
的，甚至比那时两人的权力还要大还要厉害。汪东兴、张耀祠、王连龙、迟群、谢
敬宜应属文革的第二支势力。

    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我相信汪东兴没起好作用，这支势力要占有对毛泽东的独
家垄断和控制权；除了周恩来本人是汪东兴挡不住的以外，罗瑞卿是可以突破这一
垄断的唯一重要人物，这是决不为他们所容忍的。
    这可以通过杨德中的下场看出来。

    本来先派到北大任革委会主任的是杨德中，汪东兴、张耀祠认为他不是“自己
人”，因为杨德中为“外来户”，他原为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调入的。
他们不但想把他调离北大革委会主任的位置，而且赶出８３４１部队，调到咸阳军
分区任第五把手。　毛泽东死后两年，在汪控制权利时一直不能调回。由此可见，
汪对权力控制之严。他们对罗瑞卿的态度可想而知。

    据说，总理去世之前，与小平同志有过一次重要的谈话，那是总理第一次报病
危。

    总理这时担心和忧虑的，就是小平同志的安全问题。

    小平同志和王洪文等一赶到，总理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就不顾一切了，当着王
洪文等人的面对小平说，“小平同志，你要注意呀，阶级斗争是很残酷的，搞不好
是要掉脑袋的。”
    小平同志说：“总理不要讲了，这我知道。”
    然后总理又转过脸对汪洪文说：“你要好好学习，要不你们是要垮台的。”

    以上谈话是总理身边的医护人员讲的，这不但是周对四人帮势力的担心，也是
对汪东兴势力的担心。

４、毛毛小姐在大作第１７６页写林彪为什么争当国家主席的原因，第四点是这样
写的：“林彪与江青两大集团之间，自‘文革’以来，一直是有分有合，而越到后
来就越是分多合少，并且互相龌龊，争权夺利。此次人大如能确定林彪为国家主席
，就会为林集团带来与江集团角斗的重要分量。”

    对这段论述、论断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虽然毛毛小姐是邓小平的女儿，但是我敢斗胆断言，这决不是邓小平的观点。

    在林彪势力存在的时候，林江两支势力从来是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分多合少；
争国家主席也不是为了增加与江集团角斗的分量。

    江集团与林集团的斗争是林彪集团垮台以后江青宣传出来的，而不是真实的。
为什么不真实，毛泽东不也是这么说的吗？是的，毛是这么说的，我请问，毛说的
就是真实的吗？毛这时不这么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江、林是一伙的，那不是该一
起垮台吗？那不等于毛自动宣布“文革”失败吗，毛会这样做吗？这是毛为了保江
集团特意加给他们的说法，为其开脱，也为自己留后路。

    但这完全是不真实的。四人帮当时这么说；毛泽东当时这么说；中央党校跑到
美国去的阮明在“美国之音”也这么说。

    但最不应该这么说的就是邓家。可是毛毛小姐这么说了，这是错的。

    为什么我敢如此武断呢，竟敢否定毛毛小姐的观点？

    我的理由如下：

    １）林彪讲，搞文化革命一靠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二靠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就
是说，一靠毛，二靠我林彪手中的军队。对此，江集团是清楚的，他们自己是没实
力的，靠毛不用说了，只有靠林彪的力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即使江青本人狂妄、自不量力，别人也不会这么傻。不要忘了，此时康生、陈
伯达还在，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对此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决不会产生什么根本性
的斗争，更不是什么分多合少。这可以通过康生的态度看出来。林彪一垮台，他再
也不出来，因为他知道，大势已去。所以毛说：“康老不出来，我没想到。”但康
生想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兵权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怎么会去与
林彪争权争利，他们之间有什么可争的。

    通过江青本人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来。就在林彪垮台前不久，江亲自给林照了一
张标准光头读毛选的像登在解放军画报的封面上。此刊在林出事以后又匆忙收回，
这是使江难以赖账的铁证。林彪出事以后，江青气急败坏，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
她一人在颐和园骑着烈马狂奔，进行发泄，不知如何是好。

    江青是一个浅薄的女人，极为张扬和外露，但她的行为绝对反映了他们这些人
的态度。全国人都知道这件事使毛栽了，江青他们更栽了，他们自己会不知道，他
们栽了大跟头。

    林彪垮台后毛为此大病一场，可见对他精神打击之大，这不仅是军事政变的刺
激，而且是政治上的挫折。

    即使他想到对林的警惕，但也没想到林会暗杀他；即使他想处理林，也没想到
死的这么惨，而力量又被周一网打尽。

    毛都没想到事情如此严重，江青等人又怎么会想到；想都没想到，又怎么会去
斗争呢？

    ２）这两大集团，其实不是两大集团，而是一个大集团，一个小集团。在没拿
到全部权力之前，他们再傻也不会不清楚他们是拴在一起的。他们的主要矛盾，是
与老的革命家和其他军内势力争权，先是和刘邓斗，再和以周恩来、陈毅、徐向前
、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为代表的老干部争；这永远是他们的主要斗争目标。

    在这一点上他们相当一致，为了这一目标他们总是会在一起的，从来也没有分
开过。他们知道，拿不过来这些人的权力，自己就权力有限。所以林彪说：“工交
口文化革命没有搞好，等于文化革命没搞。”这就等于说没政权就什么都不算。这
当然也是江集团的态度。他们再傻，也不会放着这个目标不打，而去自己斗。放着
这个肉不吃，而互相厮杀。江集团不会这么傻，也没有这个实力，毛也不会让这么
做，何况弄不好，周等人还会把邓弄出来，更难办。他们怎么会自斗呢，怎么会分
呢？更不用说“分多合少”了。

    毛、周、林心中都明白，此时，周代表的力量有着绝不小于林集团的实力，这
就是周的行政权力和其他野战军一、二、三野的实力。足以与林、江相抗衡；在舆
论处于弱势，在力量决不处于弱势。

    毛泽东虽然已经发现、限制这支力量，但绝不是不要这支力量，更不会忽视这
支力量，这都是他的力量；更何况他还要用这支力量制衡林彪的力量。毛需要双方
的支持，而不是双方的反对。

    实际上就是这支力量先使林彪垮台，又使江集团垮台。这不能看作是毛一个人
的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周的实力。而且毛已经发现，他绝不能单靠四人帮，更不
能单靠林彪。

    这才是林彪急不可耐想以设国家主席一争政权的原因。

    党、政、军林一把抓这是毛所不允许的，毛知道这也办不到。国家此时没有了
周、叶、邓这些人一定会大乱，军队大乱，真的混战将不可避免，武汉７·２０事
件已经使他看到了这支力量的动向和危险的形势，所以他立刻调整了政策，对周等
代表的力量让步，而林恰好与之相反，不退而进。毛不允许了。

    武汉７·２０事件是导致庐山会议的直接原因。

    ７·２０事件给毛的印象太深刻了，他讲了他自建国以后调子最低的一句话。
当别人问他为什么宽恕陈再道和钟汉华，毛说，“陈再道不是还让我们走了吗？”

    世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兵谏，台湾认为是周向毛的一次摊牌。

    不管怎样，武汉７。２０事件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这是一次真正
的实力的显示：两百多辆满载解放军的汽车，人人荷枪实弹，冲毛的居所；武汉东
湖枪声只要一响，定会大乱，无法收拾。

    就是这一次把谢富治和王力打的满脸是血，全身是伤。

    毛泽东回到北京立刻否定了林彪，召开了百万人大会，停发了所拍电影《北京
支持你》。林彪在天安门所说的：“陈再道出了题目，我们好做文章了。”和“带
枪的刘邓路线”被否定了。

    毛林的裂痕公开了。

    唯一使人感到意外的是，事情发展这么快和林彪出手这么狠而又败得这么惨，
这是让毛深感害怕的。

    事后，毛对周的依赖加重，猜忌也加深了。

    人们会说，怎么从来没有宣传周与林的斗争和周的胜利呢？

    很简单，如果那么做，那就不是毛泽东，更不是周恩来了。

    这正如孙子兵法所言：“见胜不过众人之知也，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
善，非善之善者……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大智者之胜是存于无形
与无声之中的。这就是周恩来。

    邓小平的复出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５、毛毛小姐讲到毛为什么始终保留邓的最后一点生机，主要是从毛泽东个人的心
胸和态度来说明，这是不够的。邓不倒的重要原因就是二野的实力，这是有据可查
的，也是７·２０事件陈再道显示的力量。

    毛毛书中没提到二野的力量和他们的态度，这是毛毛小姐书中的一个缺陷，也
是显得稚嫩的地方。
政治家思考问题的根据，一个是政治目标，二就是实力，这是考虑问题的基础。

    政治家每天算的就是形势和力量的对比。

    毛与周都不说，邓也不说，就是都在算，算力量的对比和行动的条件与时机：
这就是平时所说的“圣人之
道不传人”。

    对中央各个派系及个人态度，最熟悉和了解的是周恩来。交际最广的也是周，
这有他合法的权力。
而最不注意人事关系的就是邓小平，他只是一个劲地干工作，然后独处。

    邓只相信毛对他是信任的，自己对毛是绝对忠诚的，自己绝对对得起党，对得
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其他九一概不管了。这在做人上无可挑剔，但对于政治家不
能不说是一种失误。

    你不拉拉扯扯，可别人拉拉扯扯，这就是中国，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我说得
可能不对，你们更了解。

    谈这些问题，毛毛小姐太年轻，要多听朴方的意见。

    以上万言，是我的看法，供毛毛小姐参考。

    此致

    敬礼
    樊立勤
    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２日

注：
１、樊立勤，北京大学生物系１９６３级学生。文革初期十分活跃，发起主持过多
次串联会，后被聂元梓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非法抓捕，私刑拷打，双腿膝盖被钉入
竹签致残，但是始终未低头“交待”任何问题。这一点在北大师生中颇得赞赏。
２、杨勋，北京大学经济系教员，文革中因反对聂元梓，被投入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