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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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1如果没有法律来限制权力 社会可能将黑社会化

　　2两千年“秦制”的核心就是“权力决定一切”

　　3满天飞的市井传闻无助于构建民众的理性思维

　　4中国阻止文革重演的安全线还远未建立起来

　　核心提示：我有个英国朋友，文革时来中国学中文。后来我问她第一次来中国时对什么印象最深？她说来之前，想象中国是最纯正的“社会主义”，理应是平等社会的楷模，没想到非但不是楷模，相反到处可见的不平等比资本主义的英国严重得多，所以印象极深。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毅（嘉宾供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毅文字实录，整理：杨超，王毅老师拟定原标题：《从一本法律新书谈谈法治对“走出历史三峡”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毅访谈录》

　　嘉宾简介：王毅，1954年生于北京，1978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曾发表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艺术史、古典园林、西方音乐文化、“文化大革命”研究等方面的著述，2007年出版《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一书，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2012年9月出版《法律制度与“历史三峡”》。

　　中国转型阻滞障碍在于法律和税收体制

　　凤凰历史：请谈谈您的新著《法律制度与“历史三峡”》（法律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一版）。您在大学读的是文学系，那么为什么现在要写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更具体来说，您为什么要着重通过法律史、中西法律制度的分野，来分析中国的命运和历史走向等等问题？

　　王毅：为什么写这本书？因为我们文革结束后上的大学，当时气氛跟现在很不一样，经历了文革这样长达十年的民族灾难，每个人都有很深的感触，切身体会到1949年后怎么一步步走到文革，逻辑关系很清楚，大家都希望翻过这一页，有一个新方向，包括改革开放，前提是有新的认识，即要启蒙，要重新认识世界的方向。当时几乎每一个念书的人，尤其是做人文学科的人都认为应该有新的思想启蒙，中国为什么会有文革？很多人觉得是因为意识形态中传统糟粕没有清洗干净。所以回顾80年代，当时的社会思潮，人们读的书，多是哲学、伦理学、美学等等，认为这些是最前沿的东西。一直到现在都有这样的说法，中国为什么转型不成功，就是因为“封建思想”延续至今。1980年代大家都这么认为，所以对西方社会思潮，社会伦理学等都很热衷，总之是以为“新思想”抑或“旧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就能决定中国能否现代化。

　　“文化热”在八十年代末戛然而止，这伴随非常痛苦的大变局。另外就是以前误以为文革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不可能再回来。那么大的灾难，付了天大代价，虽然很多事情中共没有说清楚，但是痛苦人人皆知，包括邓小平在内，所以认为邓小平这些经历过文革苦难的人执政后，文革不可能再发生了。但八十年代末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所以就要考虑为什么有这样的轮回？从学理而言，从清末开始中国走了那么长时间，付出那么大代价，就是走不进现代社会，症结在哪里？这需要清理我们以前的认知，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对或偏颇了。

　　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一天一个样，但同时与“制度文明”的反差也越来越强烈，经济快速发展是与权力越来越没有制约并行的，社会的不公正日益突显，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对社会财富的掠夺越来越强势。1980年代大家考虑的基础是中西之间文化上的异同，当时的文化热努力对此进行了梳理，但事实证明这个方向上的认识距离能够说明中国现代化的曲折根源差得很远，社会转型不成功的原因还远未找到。

　　于是随着不断体认现实社会、不断看书思考这些问题，我慢慢体会到：中国转型阻滞，远远不仅来自“思想”等等表浅的层面，相反这是一个结构性制度体系大厦的问题，这个大厦是由经济方式、行政方式、国民利益诉求方式、社会语言、制度伦理、信仰方式等许许多多的分支构成的，深及社会的几乎每个角落，而其中最关键的支柱有两个，一是法律形态和法律传统，另一个是税收体制。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所谓现代民主制度是很晚才有的，美国立国时离民主很遥远，1787年《美国宪法》规定投票权只有拥有相当财产的白种男人才有；到将近一百年后的1865年《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才废除黑奴制度，但仍然仅仅是在法理上，由此再到黑人当上美国总统又是一百多年；英国这种传统的王权贵族社会更如此；所以西方民主也是逐步实现的。但西方社会与中国的一个最重要不同，在于它有很深刻的“法治”传统；而“法治”的核心，就是以国民与统治者之间政治契约（成文或不成文宪法）来管住权力，不让它“肆意极欲”；用现在大家熟悉的话说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个“法治传统”，它与我们中国“秦制”以后以张扬和维系权力地位和权力暴利的“法制传统”是完全不同、甚至根本悖逆。西方至少从13世纪初《大宪章》就开始确定“法治”的方向、以后更发展出了一整套法治体系，于是不论权力的专制性如何不断希望阻断它，但方向始终不能改变。

　　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缺乏约束权力的法治传统

　　从以前热衷“思想”的意义到现在重视是否具有法治传统，在认知上这是很大变化。举个亲身体会：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与妻子在英国中部的德勒姆市住过一阵，那时跑到周边许多地方旅游，可就是不知道身边的该市大教堂在法律史、宪政史上有重要地位。而前年我与妻子又到英国旅游时，就专门又去了一趟那座外形好像很熟悉、但其内质对我们很陌生的大教堂，这次去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看一下这个教堂档案馆里保存的历代不同版本的《大宪章》。为什么《大宪章》会有那么多版本？就是因为英国制度传统曾明确要求每个国王登基而掌握权力时，都要重新颁布《大宪章》、并且使用新国王的印玺来表示郑重其事，来强调国王权力的前提在于尊重国民的法定权利、尊重法治传统；否则的话，国民就有权动用一切手段罢黜统治者，所以一代又一代再次颁布的《大宪章》都保存在档案馆里。如果说“权力本位”、“官本位”是“秦制”以后中国的制度之本，那么很显然，“国民权利”、“法治传统”就是他们的“立国之本”。他们有多珍视这个“本位”呢？举个例子，二战期间因为害怕“国宝”《大宪章》有任何闪失，所以专门将这些破旧的羊皮纸运到美国，放在重兵日夜守卫的美国国家中央金库中珍藏，这才放心——拿这个世代相传与我们世代的“权力本位”相比较，我就慢慢体会到，中国社会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一个能有效约束权力的法治传统和法律制度；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根本缺失几乎存在于、渗透到亿万国民制度生活的每个角落。

　　近代中国致力于社会转型的这批人，如严复、梁启超，他们对中国制度的症结已经看得相当清楚，但问题是他们的思想之花没有结出成功转型之果。为什么呢？重要起因之一在于：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人们认为按照这个路径改变中国社会，这太慢了，什么快？思想风暴，即用新思想把旧思想统统置换掉，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变掉那他就变成新人了。如鲁迅就想改造国民性，造就新人，五四时期很多人都这么思考，五四的口号也是这么提的。但反观西方，它的发展历程并不是如此，西方社会的演变是逐步进行的，经过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罗马法复兴、启蒙运动等等，城镇市民经济的壮大等等众多维度的逐渐进步，并且结合在一起，逐渐才有根本的变化。西方相信社会变革的渐进过程，相信每个小百姓站在自我权利立场上争取自我利益，就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合力，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

　　以思想改造来改变世界是20世纪灾难的一大根源

　　五四之后的中国人却认为等不了那么长时间，欲求速成，而最便捷的手段就是改变人的思想，以此来彻底改变社会的面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这种观念熟悉极了，“彻底改造世界观”，“造就无产阶级新人”、“推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但问题就处在这里，社会的整个架构没变，文化环境、制度环境都没变，这条路怎么走？结论是只能用最先进思想，最便捷有效的手段，最能够聚集社会资源的方式，最有力量的这套思想来置换旧的思想，这就是设计方案。

　　接下来所谓“先进思想”由谁来掌握？结论是要由一个先进种族或阶级来全权“代表”先进的思想和世界模式，因为先进的东西一般民众不能理解，必须要有先进种族（希特勒的说法）或阶级来代表、来强制向世界灌输，就是斯大林说的有钢铁意志、钢铁手段的特殊阶层。掌握这套东西后你就天然和永远是社会领导中坚，再通过高度强化的组织化手段和绝对至上的领袖等等，把这这些东西灌输给每一个成员，每一个进入组织的成员都必须绝对效忠，不能有任何自我意识，以此为核心来启动整个世界的改变。这一下，走上这个逻辑，这是20世纪世界灾难的一大根源。这与西方靠循序渐进、水滴石穿而走出中世纪的方向正好拧着，正好相反。因为你说：因为你代表先进思想而注定是先进种族或阶层，所以只有你有资格掌控全部政治和社会资源、有资格决定亿万人的命运和社会的方向，如果真是这样，你真是代表永恒的公平正义，那再好不过；但万一不是这样，您打着先进旗号的同时却依靠手中垄断的无比巨大权力把一切利益都装进私囊，那这个被放出魔盒、又用一切手段强化了的巨大权力谁还能收回去？而没有人能管得住它，那全社会全世界不就要遭大难了吗？现在说起来，这个逻辑的谬误一清二楚，大家都看得到，但是人就是这样，因为种种局限，不经过歧路和苦难，这个逻辑上的大误你就是看不到，相反你曾经对它无比热衷。

　　如果没有法律限制权力 社会或将黑社会化

　　我在前面说了中国的大问题，一是法律制度，一是税收体制。为什么这两大问题是关键？因为宪政法律要管的，是权力的取得和传承、权力的运行都要在法治规范之内，都要在维护国民权利的基础上，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对于权力者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而“对于国民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而税制要管的是：有权力的人取得社会资源的方式和规模数量要取得纳税人同意，纳税人有权力通过议会等制度性架构来监督权势者，纳税人要求有刚性制度来保证政府不能乱花钱，税收不能任意增长，有权者的利益和贪念不能打着国民利益的旗号，不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乱来、不能一拍脑袋就“办大事”。这是西方的传统，统治者向老百姓征税要有制度的刚性约束，议会是干什么的？议会最开始就是做这件事的，加多少税国民能够讨论同意但限制条件是什么？再加多少就不同意；如果统治者蛮干，就要用强力手段来管制。所以法治和宪政型税制这两样东西是现代社会的支柱，缺了任何一个现代社会就不可能建立。而经过中国这些年的实践，现在大家是不是也越来越切身体会到了法治和税制的重大意义？所以这种切肤之痛是与我们在学理上的梳理方向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法律来限制权力，权力就会无法无天，甚至导致社会的黑社会化，“重庆模式”就是眼前的例子；而如果财政税收制度不能够公开公正，再小的官员也能在黑幕之下鲸吞巨大的国民财富。

　　当然这只是大的框架，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与现代制度不吻合、相矛盾之处太多了，任何一点都不是小问题。比如买一件东西，发票上打不打交了多少税，看上去是极小的事，但事实上是极大的事情。这种思路要求我们对现代社会的每一个制度细节都要比以前更深入的思考。为什么没有发票？为什么不打上税额？为什么宪政国家征地拆房要有一套详细的法律程序，必须严格走完所有法律程序才能拆房子。而我们现在是要拆你的房子，你要不搬走，晚上弄一帮黑社会来折腾你，吓也把你吓死。事实上，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是通过一系列非常具体的制度支点才能够建立起来。

　　以前的中国制度为什么是那样，它也有很多制度逻辑、制度支点，但在学理上都是糊涂账，没说明白过。权力为什么如此运行？衙门的断案程序为什么如此？人们为什么如此看待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为什么称法律为“王法”、“官法”，就是以权力者作为法律的天然和铁定前置？千百年来人们认为天生就如此，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实际上根本不是。所以制度的几乎每一个细节，实际上都关系到最大的东西。我写《法律制度与“历史三峡”》、同时在书里提出“制度学十万个为什么”的概念，就是为了提出这个认知上的必要和迫切。

　　秦始皇使国人第一次见识到权力的诱惑

　　凤凰历史：我看过您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提到荀子在论述君权至上时认为最高权力就是最高真理，这种认识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王毅：为什么在中国社会有权力就有真理，有权力就有最高的道德，有权力就有最大的智慧，为什么是这样的传统？中国以前不是这样。周代时，中国是分立的诸侯国，有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但实际上是各自为政的，各国之间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差别很大，没有大一统的概念。但到了战国，中国逐渐往统一走，这就要完成巨大的社会整合工程，照以前的思维来看这是几乎不可想象的事。因为新的制度设计要求人们怎么想问题要一致，生活方式，说话方式，基本度量，经济运作方式等等全要统一起来，这怎么可能？按顾颉刚先生的说法，以前中国是小村庄式的社会组织方式，但现在完全不同了，要成为孟子所说的“天下定于一”，所以就必须造就出一套强有力的社会整合方案，包括荀子、韩非，他们那套理念都是为这个新制度模式的工具。在这个工具体系里必须要有一个无比突显的核心，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权力，一切要围绕权力，所有东西都要依附到权力中心。

　　比如学术，学术在孔子时代是很分散的，孔子是民间学者，相对于“王官之学”齐国的稷下学派都是民间化的，没有后来的“定于一尊”；官学掌握在周王室手里，它由周王室直接控制，但规模很有限，那个时候书写手段也很原始，所以周王室能实现控制。等到文化、社会、交通、经济、信息发展起来以后，它就统一不了了。我们现在还用成语“学富五车”，这什么意思？惠子出门时候拉着五车书，虽然都是竹简，当时也不得了，庄子认为这是空前的事情。今天看其制度学上的意义在于是学术、思想统一不了，人人都能带着五车书、天南地北到处走、马上就给自己各种新感觉找到理论根据，这个风气一来，统治者就没办法“舆论一律”了，这样才有后来的百花齐放。

但到战国后期中国要往大一统走，就要反其道而建立一套统一的工具性手段，强制性把分散扭过来，所以商鞅、韩非等都提倡“利出一孔”，所有经济利益都要从我这一个窟窿眼儿里出。军事上奖励耕战，只要能为政权服务，经济利益、道德取向就都向这里最大化倾斜。秦朝为什么永远打胜仗，就是因为这套手段，秦国最先体会到最大程度聚焦社会资源来以支撑权力运转的极大好处。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以前中国社会有很多贵族传统、礼制传统的限制这些东西，不允许。但到战国不一样了，它通过极端手段将旧传统强制压下去而成功实现了制度能量的聚焦，比如商鞅变法遭到了旧贵族的很大抵抗，商鞅便把这些人的鼻子削了，谁敢议论变法全家就被发配到最荒蛮的地方，用强制性的办法将反对派消灭掉。权力的能量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这么大的幅度、这么大规模地聚焦。接下来，无比巨大的权力能有多大的利益，能有多诱人，这马上就展现出来了。

　　比如秦始皇陵，供奉一个人的陵墓，它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城池，里面不仅有无数财宝、更关键的是有无数作为权力恭维的制度设置。这个城有各种供奉他死后生活的，有军队、各种工匠，有享乐的，有文艺的等等，有专人保卫，有定期祭祀，秦始皇陵可不仅是一个大土堆。你使劲想“秦陵”是个什么规模、能聚集多大的制度能量和权力财富？现在挖出来的兵马俑1号坑、2号坑，人们总是说它们有多么多么壮观，而你猜这些俑坑仅仅占整个陵城面积是多大？大概是万分之三！这个比例是很多人不敢想象的吧？“权力收益”之无比巨大就有这么惊人。这仅仅是当时的一个例子，类似的例子还有众多，人有了权力以后能够为实现自己的欲望聚集多大的社会能量、社会财富，你能想吗？不能想象。秦始皇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权力有多么诱人，能够给自己多大满足，给精神上和心理上带来多大的变化，社会结构上大变化更不用说了，这一步一旦跨出去，剩下的事你就知道了，因为剩下的就只能是一个陈陈相因、甚至变本加厉的逻辑惯性过程，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千载犹行秦政制。”中国从此以后再多的人性要求、对社会正义的呼吁、理性的良知、对历代王朝权力无约束历史悲剧的反思等等，这些东西都有，但是所有这些东西，同“秦制”以后势能无比巨大的“权力列车”相比，都是小菜一碟的东西；与权力的诱惑相比，它在能量上永远翻不过去。因为权力的利益太大了、它能够聚集的社会能量太巨大了，大到超乎绝大多数人的想象。所以说权力能够扩展人性中最渊深的无底洞，从而以此为“核心价值”而塑造出世界上最辉煌、延续最久的这种“权力体制”。对于这个机理，中国近代改革思想家郑观应说过一句很扼要的话：“汉魏而还，人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凌夷而肇中原陆沉之祸”；这话的意思就是说“秦制”体制下的权力利益实在太大，所以后来的统治者明明知道这是一条不归的死路，但是还是要一代接一代地走下去，由此也就形成了充满悲剧的中国制度史。

　　当然，“秦制”的集权最初还不完善，这个“制度设计”要变成一套成熟的东西、变成一套咬合非常精准，运行非常严密的机器，则还要经过漫长的过程，造就这个权力机器必然要遇到很多的障碍，很多来自人性和传统社会的抵抗，所以中国历史上就有许多或多或少能够体现“限制权力”意向的制度诉求。中国历史演变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这两种趋向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博弈。

　　权力主导中国是一代代“建构”起来的

　　凤凰历史：权力主导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它产生的土壤和背景是什么，是因为人太多竞争太强？还是其他方面原因？

　　王毅：当然这有很大的背景，比如中国的地理条件，除了北方民族打过来以外，无边的大洋造成了封闭，不像地中海周边交流很容易，各种不同文化的融汇是常态。中国只要把长城一修，只要王朝不衰败到顶不住的程度，那么就没外力能阻挡统治者想干什么就干么。中国西边是大戈壁，谁也走不过来，走过来的成本太高，偶尔走过来一下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影响很大，但对制度结构几乎没有影响，因为制度的改变需要经济、军事、文化等综合和持续强劲的渗透。你可以中古时期外来文化角度来分析中国文化的变迁，但这不是最主要的东西，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战国晚期的制度大转变和大定型，就是权力能够带来的利益给后人造成的巨大示范。

　　因此不管刘邦还是项羽，看到秦始皇有这么大能量，都心动不已，都想取而代之。这套观念对于后人的影响太大太深，中国的法律、经济、文化、税收方式、国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信仰方式等所有东西都被权力镇住了，都必须要围绕权力转。比如明清北京城的设计，跟权力有非常大的关系、要求建筑格局的设计一定与权力体制布局严丝合缝，这种设计在世界任何传统中都不可想象。所以说集权在荀子时代仅仅有设计草图，荀子他们想都不敢想权力到后来竟然有这么大的威力，这是一步步一代又一代人实现的、是一代一代慢慢“建构”起来的。

　　“秦制”核心就是“权力决定一切”

　　凤凰历史：秦始皇最初是如何实现绝对权力的？

　　王毅：首先是军事，消灭掉敌人。现在有讨论中国到底是统一好还是不统一好，讨论中国即使统一的话是秦还是齐还是楚统一好，它们当时都是旗鼓相当的大国，都有可能完成统一，齐国是最老牌的国家，经济和文化上最强；楚国是南方的大国，都有可能，但最后反而是最野蛮的秦国完成统一，在造物主的天平上，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很值得考虑。所以历史是很复杂的，偏偏就是秦国这一套统一了中国，中国人以后所有的主要问题都因为“以权力为核心价值”，这个泥坑就是从秦国统一中国开始的。如果齐统一了中国，它骨子里起码不会让文化价值、人性价值完全沦为权力的附庸。所以孔子说自己理想是“吾从周”；到一战之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官顾维均说中国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山东，因为山东就像耶路撒冷于犹太民族一样，是中国全民的精神故乡。那么为什么只是这里有资格支撑中国人的精神血脉，而曾经因为“权力形象工程”无比辉煌的秦地非但不能如此，反而成了无数后人吊古伤怀、体会权力无约束悲剧的地方（比如大家熟悉的《阿房宫赋》），这个问题很值得讨论一番。

　　所以文化、人性在“秦制”的价值体系中什么都不是，因为所有一切都要围绕权力运行，只有为权力加分便才能获得相应的利益，《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制”的核心价值就两条：一是“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就是现在常说的“权力决定一切”、“权力通吃”、“有权就有一切”；再就是贵有天下的目的是为了“肆意极欲”，也就是阿Q“革命方案”所规划的“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就是抢财物、抢女人、报私仇这三件事，任何文化上的东西都要以这三大任务为核心。所以，各种价值天平都围绕权力配置，这个根两千年前定下来后始终没有改变，对权力的崇拜铭刻在每个中国人心中，两千年世世代代传承的就是这样的价值理念。从秦始皇、到阿Q“革他妈妈的命”、再到薄熙来，都因为出自这唯一的模子所以只能一模一样！

　　凤凰历史：这种观念或制度有没有改变的可能？

　　王毅：我就觉得一半靠努力一半靠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状况两千多年没有改变，虽然多少人希望这权力格局能够被打破，但始终仅仅是希望而已。孟姜女希望能哭倒长城，其内在意义就是用人性的正义本能冲垮权力专制的铁壁，但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根本没有可能，因为在学习宪政法治之前始终没有找到可操作的制度路径，所以这是宿命。

　　近代以来，因为有外力冲击，中国出现了一定变化，但外力对中国能否有根本影响、是否能扎根，这到现在还说不准，经济上可以一时融入全球化，但体制上只要堵死、要开倒车也不是绝对办不到。

　　个体的力量在“权力列车”前微乎其微

　　凤凰网历史：现在大学生都很热衷于考公务员。

　　王毅：不能说考公务员不对。但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基本社会氛围是人人都想从权力的列车分一杯羹，条件是什么？就是你得为权力加一把油，人人都想分一杯羹，这个合力很大，权力列车的速度会一年比一年快，对社会良性资源根本性的伤害也就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听天由命、看着疯狂的权力列车绑架着全社会而跌入深渊。所以中国一代一代的“周期率”成为非常刺目的制度特征、历史特征和命运归宿。

　　固然有很多人在努力，但要想赛过“权力列车”的疯狂，这很不容易！与“秦制”的强劲传统相比，个体的力量微乎其微，所以说一半靠天命。五四那年，胡适在中山公园跟孙伏园喝茶，就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他的意思是中国历来的专制造了无数的罪孽，所以最后难逃亡国灭种的悲剧。胡适这一代人对中国有那么深的感情，有那么深的了解，但是对中国的命运是这样认为的。

　　后来胡适解释说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世世代代造的孽太深，只有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不计成功不计时间来努力，“挑那重担，走那长路”。胡适经常举一个佛经中的典故：森林里着火了，一只小鸟看到以后飞到很远的河边将自己的翅膀打湿，然后用翅膀上的几滴水来浇火，一趟一趟，帝释说“小鸟啊！你的心意很好，但是你的力量这么微小，你每次之只能沾那么一点点水，你那翅膀上的几滴水怎么救得了这一山大火呢？你还是歇歇吧。”小鸟回答“大火能不能扑灭是一回事，但是不论能不能扑灭大火，我都要这么做，我的力量或许不能扑灭大火，可是我还是要尽最大的力量，因为这个地方，是我居住生长的地方，这里的动物，都是我的兄弟姐妹。”胡适之所以反复讲这个故事，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中国人需要持之以恒而不计暂时的功利，来为中国走出专制、走出“历史三峡”而努力。人们总是问能不能成功，要看到能成功才肯去做。但越是这样功利就越成功不了，因为如果每个人都从最精明的利害计算出发，那么遇到大困难时肯定就说太难了，怎么可能成功？于是在整体上就绝对成功不了。相反按胡适说的“挑那重担，走那长路”来努力才有希望，比如现在的台湾，转型终于成功了。所以说这一半是天命，另一半靠大家努力。

　　凤凰历史：您觉得现在社会的倾向有没有变化？

　　王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比如说这次反日游行，有人就说砸车那么多，义和团又回来了，中国人一点不长进，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没醒。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几年前上街砸东西有十几万人凑热闹，现在少多了，你说是有希望是没希望？选任何一个立场都能给自己找到充足的证据，关键是要不要持久努力、向哪个方向努力。

　　凤凰历史：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因为某些西方国家一时恃强凌弱就一股脑的清算和否定我们自己从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转轨的整个方向，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义和团和“文革”，前不久的反日中也存在类似表现，那么今天该如何反思和清楚这种思维？

　　人有私欲所以需要有管住权力的手段

　　王毅：其实遇到这个问题时应该整理一下思维逻辑：有人说你美国把民主、人权讲得天好，但你自己怎么在巴基斯坦怎么炸死那么多平民，在关塔那摩关那么多囚犯，动不动就上酷刑？这明摆着证明你这套民主人权都是假的，假东西我们怎么能学？非但不能学，而且要时时跟你这套东西对着干。

　　这个思路中有事实的成分，因为大家永远不难在提倡民主、自由、正义的人和国家那里发现他们自己就有与这价值标准自相矛盾的地方。但问题是人类对社会正义等社会终极价值的追求，只能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者身上，必须要有具体的操作者。如果有一个天使来做这事情最好，问题是没有天使，只能是芸芸众生来承担这个责任。组成政府的是凡人，探索“世界治理”的也是凡人，也是有七情六欲，也是有一大堆私心。那么就有个困境：你若整天巴望天使来做这些事情、见了有私欲者出头就说与你有关的东西都是假的、我必须与这些对着干，那么人类正义、尊严等终极价值只能弃如敝屣。《圣经》里有个故事，一群人要把一个行为不贞的女人砸死，耶稣就说你们谁是绝对干净的，谁就可以站出来拿石头把她打死，最终所有人都丢掉了石头默默走了，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私欲、都不干净。所以丘吉尔说民主并不是最好的制度，它只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

　　也正因为宪政制度下大家都明白上述道理，所以才有一整套尽量管住权力的手段。比如在美国，黑人不能够随便冒犯，妇女和少数族裔都不能冒犯，只有一个对象谁都可以批评，那就是总统。小布什当总统当到后来，电视上天天攻击他，把他挖苦得简直像一个小丑，我们外人看这些节目都觉得这个元首当的真委屈。美国为什么发展出这样制度模式，因为他们认为掌握权力的人极有可能利用公共资源牟取私利，所以每天都得盯着他。天天监督权力的结果，不是说就可以一劳永逸禁绝权力干坏事，但可以保证权力不得不越来越小心地看国民权利的脸色、越来越难以像我们熟悉的“秦制”那样“肆意极欲”。可惜中国制度环境下许多人的思路正好与此相反。

　　凤凰历史：但是普通人和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特别怀念毛泽东时代，甚至是文革时代，认为是公平的。

　　王毅：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长期把基本史实尽力掩盖起来，同时尽量把对“皇帝新衣”的那套赞美维系下去，结果就是许多国民永远不愿面对真相，甚至患上“斯德歌尔摩症”。

　　文革时中国比资本主义的英国更不平等

　　凤凰历史：但许多人觉得不患寡而患不均。很多人认为毛主席时代虽然比较穷，但是大家都差不多，所以值得留恋。

　　王毅：时间有限，我只说最大的不平等。你与毛泽东平等吗（虽然在口号上，国家主席与掏粪工人平等）？占有物质财富的天差地别先不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文革天天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但恰是此时，有人的稿费数额达到了天文数字；我们只看毛时代政治权利不公平、不公正如何触目惊心。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写回忆录，提到罗瑞卿当时是总参谋长、公安部部长、毛泽东的护卫长，毛泽东要提拔他、要重用他，让不是政治局委员的罗瑞卿参加政治局会议，突然有一天不让他参加了，罗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原因呢？因为罗处理毛女儿的私事，毛认为他没处理好，就把他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取消了；当时参加会议的其他人也都知道原因，但没有一个人觉得毛这样做有什么不正常。过两天这事弄明白了不是罗瑞卿的过错，是别人的原因，毛高兴了说你回来参加会吧--政治局会议决定着亿万人命运和生死，但这么大权力却可以因一丁点原因就任意私相授受、任意恩威予夺；而与如此局面相对应的是，那时老百姓买个灯泡、买个小煤炉子，都要讨得单位或者街道领导同意，你若与他们关系不好，那么你家要点灯、要生个煤炉子过冬就困难了。所以如果说当时是平等社会，这不是笑话吗？我有个英国朋友，文革时来中国学中文。后来我问她第一次来中国时对什么印象最深？她说来之前，想象中国是最纯正的“社会主义”，理应是平等社会的楷模，没想到非但不是楷模，相反到处可见的不平等比资本主义的英国严重得多，所以印象极深。

“反帝”成为终极价值 义和团变得金光闪闪

　　凤凰历史：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对义和团持批判的态度，很多中共的创始人最初也批判义和团，为什么建国后对义和团的评价逐渐趋于正面化？对义和团的正面评价对文革有什么影响？

　　王毅：要造成一个巨大而且是由权力来掌控的社会运动，就必须能“运动群众”，说白了就是让群众永远傻了吧唧的什么自主权利意识都没有，同时脑子里被灌进很多迷魂汤，一把火就能够点起来，有权力的人指到哪里，他就拼命把邪火刮到哪，这套机制在中国的历史上源远流长，近代以后因为外敌入侵，更容易把这火煽起。

　　为什么义和团在河北直隶山东大量出现，因为修了火车，原来依靠漕运的人就完全就失业了，造成这些人直接失业的原因是铁路、电灯、电话、电报，这些都是洋鬼子带来的，谁给我们生活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洋鬼子不是修了那么多教堂，那么多铁路，扒了不就完了吗？这火一点就起来了。“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周作人等，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在宣传民主科学时，反对义和团的立场完全一致；还有鲁迅，直到晚年他提到义和团时永远持毫不含糊的批评态度。

　　义和团的蒙昧，给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造成了巨大伤害，非理性化的排外几乎导致中国亡国灭种。所以当时稍微有点学术知识和理性的人都是批评的，但后来为什么翻过来呢？就是20世纪整个世界的左倾思潮，认为凡是群众一哄而起的事情就是正确的，尤其是在反帝的大背景下。所以陈独秀到了上海组党以后，对义和团的评价就掉转过来，并因此与胡适公开分道扬镳。但陈独秀晚年因为彻底看清了斯大林体制，他经过深刻的反思，又回到当初跟胡适一致的观念；他重新评价义和团，又是坚决否定的。这时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他说中国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定不能走义和团的路，一定要与世界反法西斯的先进文明结合。但问题就是，陈独秀这些反思后来一概不提了，“反帝”成了终极价值取向，于是义和团随之变成金光闪闪的名词。

　　到文化大革命前，历史学家翦伯赞等在也大加褒扬，文革中戚本禹更写文章鼓吹义和团。这种思维一直存在到现在，不经过彻底清理祸根永远都在。为什么说文革贻害无穷？这一篇不能说真正翻过去了，你曾以为翻过去了，但不是的。这个东西它死不了，除非经过法治文明和理性的洗礼，真正把它认识清楚。每个人都要经过理性洗礼，这样才能进入现代社会，这也就是康德说的由社会每个成员之努力汇成的社会启蒙。

　　说到底，“走出历史三峡”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所牵涉的无数症结我管它叫“制度学的十万个为什么”，这些问题需要从法理逻辑、历史成因等层面逐一分析清楚，而不是拍拍脑袋一刮思想风暴就完了。以前我们讲“国民性”，说中国人“国民性”不行，“国民性”成了涵盖一切弊端的药方；现在又有很多词来概括负面的东西，比如“潜规则”。但大家应该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是这样，而别人可能偏就不这样？比如我们的“潜规则”是公共场所尽量“加三儿”不排队，而欧美等国家比较常见的“潜规则”却是个正面的国民习惯，就是不要任何人提醒到哪里都一定排队、一定守公德，连遇到“911”那样的惊天大难，被困在世贸大楼里的人群也还是恪守这个“潜规则”。那么这一正一负各自的成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两者完全逆向？从前面那种我们很熟悉的“潜规则”转型到后一种我们陌生的“潜规则”，这要经过哪些必不可少的转型程序？这么个小小行为习惯的改变，它必定要牵涉哪些广泛的制度生活内涵？里面有很多非常具体深刻的问题等着我们作出理性的分析，所以我们不能用笼统的概念来替代对具体内容的梳理。

　　社会转型靠“思想风暴”必然万劫不复

　　凤凰历史：从五四之后，一直到现在中国人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等不得，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出改变？

　　王毅：你说是从五四，实际上不是五四，更早。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1905年孙中山和严复在伦敦有一个很重要的对话，俩人讨论中国的出路，严复认为中国制度的毛病是长期的事，所以要从教育入手。孙中山说你是教育家，我是革命家，“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所以我要去做革命家，我要尽快把中国改变，我能活几天，要在二三十年期间内见成果，这是我的人生目标。

　　后来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思路，认为得快马加鞭，在我能看到的时限之内把它改变掉，这样中国才有出路。但越是这样越没出路，为什么？从唯一依靠内因而成功走出中世纪的欧洲历史来看，社会转型必须是一个巨大的，深刻的，所有社会因素结合成一体的变革，必须一点一点变，某方面的变化会促进另一方面的变化，互相促进最终导致政治体制上的大变化、法律制度的大变化，然后再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社会深层各方面的变化。通过这种一点点发酵，一点一点改变，最终才有今天的现代社会，因此说社会转型不可能快（当然也不能等）。黑格尔曾说宪法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苦头之后才知道这是很深刻的看法。

　　从转型的本真过程来看，西方中世纪社会是分散的块状结构，把那么多文化和社会分支整合起来，绝对快不了。中国更是复杂，制度结构和传统与欧洲又完全不同，所以要快只能走“思想风暴”的捷径，但捷径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文革运行机理是中国传统中最肮脏的东西

　　凤凰历史：文革是中国人治的高峰，“中央文革小组”便是这种人治的典型代表，为什么文革时期能产生这样的特殊小组？

　　王毅：表面上看文革要“破四旧，立四新”。但实际上它深层的运行机理是最陈腐的，实际上这是中国两千年传统中很陈旧而且最肮脏、最私欲性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就是因为“秦制”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最大化愿望，但它要长久维系却很难，有很多客观制约不让你一个人绝对垄断权力、垄断权力暴利。比如先秦以来贵族的势力很大，一直到唐代都有很多世家大族存在，他们对皇权有很大牵制，宰相一般都出身于世家大族，有很深的社会根基，他们并不是做了宰相才有势力，而是先有非常大势力，有大量的田产、广泛的部族人脉、自己的私家军队，政治上、文化上的地位很高，政治经济是一体的。因此他参与政治，皇帝想要在这种情况下专权很难做到、至少要大打折扣。于是这种情况下，他就必须想办法建立一套制度来保证“乾纲独断”（就是秦始皇心仪的那种个人独裁）。这就是不断用亲信秘书班子来消解常规国家权力对最高统治者的权力约束。从汉武帝开始，历代的独裁者都很看重这套手段。为什么独裁必须要通过这种制度操作来实现？因为通过诡诈的阴谋手段偶尔能成功，但却不可能保证充分可靠的结果。

　　凤凰历史：我们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这种个人独裁或个人专权是通过王安石的变法实现的，在宋神宗之前，皇帝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宋徽宗就特别明显，没有人能管得住他。

　　王毅：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时代，五代宋以前，贵族有相对独立于皇权的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力量，所以这个阶层在整个社会格局的天平里权重很大，但是以后这个传统就被铲除干净。像欧阳修家里穷的饭都吃不上，但是他可以通过科举，一层一层爬上权力的高位，这个制度把“楼梯”修好了，为什么要修这个“楼梯”呢？因为宋代以后的统治者有一个非常自觉的认识，就是再也不能让那些军阀贵族染指最高权力，三天两头把皇帝换了，作为一个权力者来讲，他不能容忍。那么皇帝要掌握和运作国家权力，就必须要有一套手段把下层精英选拔上来；反过来说，允许你作为精英而出人头地，前提是决不允许你再有以前贵族那种对最高权力的制衡力量，而是要尽量为最高权力效忠服务，宋代以后越来越如此，所以《红楼梦》中赖嬤嬤的一句话说得最到位，就是你虽然已经是为官为宦了，但心里要时刻明白你是天生的“奴才秧子”，所以“你（若）不安分守己，尽忠报国，孝敬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

　　其实皇帝日益垄断权力、其它阶层只能日益依附于皇权，这个趋势在宋代以前很久就开始了。比如汉代初年的宰相权力很大，到了汉武帝就感到这样格局下自己不能充分专权，于是他就想办法让以前的宰相百官成为外朝制度，而核心机密则由亲信侍从担任的“内朝官”来掌握，就是尚书以及后来的尚书省等。到了尚书成了真正的宰相而掌握大权，皇帝又不能放心和容忍了，所以要有“中书”和“中书省”来抵销它；再到南北朝，这时尚书省、中书省都已经成为正式的宰相衙门，于是又要提拔一批皇帝的个人亲信作“中书舍人”，作为掌握皇帝身边核心机密和实际大权的内朝秘书班子，来对付尚书省、中书省。再比如唐代，宰相办公的地方在皇城南面的正门之外，名叫“南衙”，皇帝为对付其制约就找一批社会地位很低但进取心很强野心很大、又有相当学识的人，让他们进入宫廷，呆在皇宫的北门，称为“北门学士”，成为皇帝（包括武则天）的私人秘书班底，专门研究怎么对付“南衙”，皇帝给他们很高的权位，让他们死心塌地效忠，成为残酷血腥权力角逐中的马前卒。这一套方法从汉武帝时候就开始用，到唐代就很成熟了。到明代时，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懒得管朝政，最高权力交到效忠的士大夫手里仍不放心，所以要由宦官来行使，让司礼监太监替代理皇帝掌管军政，东厂西厂还不够，还要加内刑厂。军队到最远的地方，说了算的还是从宦官体系派出的监军。国家最大的商业铺号、利润最大的产业都是宦官掌管或者宦官势力可以压在户部上面。总而言之，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特务、警察等所有大权，要高度一体化地尽量由最高权力者卵翼下的绝对效忠者（“天子私人”）来掌控、而不是由制度化的行政部门来掌控，这是中国制度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线索。所以这样一朝接一朝，世世代代积累下来必然深刻影响后世：文革要打到政治局、书记处等体制化的“刘邓黑线”、“独立王国”，树立红太阳的“绝对权威”，靠什么制度手段才能实现这个私欲？办法只有老一套，即网罗那些地位较低又充满野心、不惜用任何卑劣手段破坏制度规则的人，让他们组成掌握核心机密的亲信秘书班子，来作为权力角逐中出头露狠的马前卒。“中央文革小组”的出现、以及它骤然就能势焰遮天、它必须由江青操盘、它所以像恶犬一样歹毒凶狠等等，所有这些全都是出于这么一个简单道理--所以说“破旧立新”旗号下面，其实是最陈旧、包含最可鄙私欲的那套东西。

　　文革横扫“牛鬼蛇神”的实质是黑巫术

　　凤凰历史：您在多篇文章中提到文革与巫术文化的关系，为什么到20世纪中期中国仍出现这么大规模的“返祖”现象？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国的启蒙到底还差多远？

　　王毅：巫术这个定义可能稍微不准确，其实我后来称为“文革与原始文化”，并不仅仅是与巫术的关系。巫术主要是一种操作手段，分为两种，一是白巫术，一是黑巫术。所谓白巫术是为祈福、为获益的，比如通过某种具有神力的方式而祈雨、祛病，所以直到“重庆模式”时还在大力宣扬精神病、癌症患者唱了红歌都可以痊愈。而所谓黑巫术就是降灾致祸，比如诅咒等等。文革时把“地富反坏右”姓名上打上红××，称他们为“牛鬼蛇神”，把刘少奇画成毒蛇模样，以为这样就能产生一种神圣的力量致这些政敌于死命，背后的原理就是黑巫术。而原始文化范围更宽，它包含巫术文化，而同时它有比巫术更深入的东西，就是有一整套思维方式、世界图景。

　　巫术文化、原始文化在中国一直延续，包括义和团。义和团认为西方人照相是把中国人的眼珠子抠出去，然后安在照相机上，照相是把中国人的灵魂抓住关在黑箱里头，这样你就是行尸走肉了。

　　义和团攻打西什库教堂时打不下来，怎么办？他们就把妇女脱光衣服，让她们站阵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女人是阴气，洋鬼子怕阴气，用这个来破解洋鬼子的阵线。这无数荒诞行为背后隐藏着一套对宇宙的理解，孔子讲不语怪力乱神，但是他没有根本否定怪力乱神，不像基督教，它有很明确的规定，不准崇拜多神教，不准崇拜偶像。中国没有，没有绝对否定，这就给后代留下了很大的麻烦。凡是统治者需要把自己的政治行为神圣化时，就从本土资源里把这套找出来，包装一下然后推向整个世界。一次一次，中国每造反起义中都有这种宗教操作。一直到后来毛泽东搞“文革”，他还是对斯诺说现在为了打到刘少奇，所以需要个人崇拜。

　　中国的历史这么传下来，非理性、最原始的信仰一直存在于国人集体无意识里，没有经过洗礼。而且一次一次被放大利用，这是一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祸根。文革时的思维方式、世界模式，比如横扫牛鬼蛇神，什么叫横扫牛鬼蛇神，就是被整的这些人都不是人，是牛鬼蛇神，所以你用任何狠毒的手段对付他们都是理所应当，这就是他们对世界的根本性理解，当时叫做与牛鬼蛇神的斗争是整个世界的“纲”，只有“纲举”才能“目张”。所以世界由两极构成，一极是无比光明灿烂的红太阳，代表一切幸福正义的永恒本源，所以要“誓死捍卫”、人人争当红卫兵，日日夜夜睁圆眼睛警惕阶级敌人攻击红太阳；相反的另一极则无比邪恶的牛鬼蛇神，任凭什么罪大恶极问都不用问只能源于此，地震了也是因为他。地震了先要批判邓小平，天旱吃不上饭先要批判刘少奇林彪，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现在看不是滑稽吗？可在原始思维、文革思维来看，这些因果关联都是天经地义、不证自明的。

　　满天飞的市井传闻无助于构建民众理性

　　凤凰历史：造成这种两极思维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

　　王毅：你问为什么？老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宗教信仰并不是一种精神鸦片，人类曾长期处在蛮荒的生存环境中，因此必须有宗教，必须有信仰。这样原始人类才能够进化，才能够聚焦生命的能量，才能建构一个知识体系和文化体系。宗教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些不是拍拍脑袋“破四旧”就能去除的。海面上的东西你能够看到，海底下是看不到的，但是海面下的洋流最关键，是最有决定性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如果看不到、不进行深入的认识，它便会时不时闹出来。如果没有理性化的宗教改革，认知的进程不能与人类对自我价值的体认省思结合在一起，不能有启蒙的洗礼，相反你却时不时为政治需要把信仰深层的非理性东西膨胀起来。它能消停吗？

　　凤凰历史：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但是把理性思考告诉很多人，他们还是不相信，为什么？

王毅：我们现在似乎与文革时的闭塞完全不同了，互联网上的小道新闻、花边消息铺天盖地。好像这就是享有联合国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授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了；科技如此昌明下，人们的判断和行为理所天然是理性的，哪里还需要什么启蒙、祛魅？

　　其实这忽视了一个最重要前提，就是在公民社会，社会享有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如此基础上民族理性得以建立，这些都是以“制度核心信息”的公开为前提的。看看台湾的大选、阿扁等被诉过程中的那些检查院程序、民主国家大选时对候选人财产、纳税、助选金是否合法等刨根问底，这个道理就很清楚。而我们的情况却反过来，越是制度核心信息，则小民百姓就越无权知道，比如连下了台的一个陕西省安监局局长的工资数额，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百姓知道；“唱红歌”花了纳税人多少血汗？地方财政通过什么法定程序就可以眼皮不眨一下批准这一大堆花销？这么大的财政黑洞将来要给每个地方百姓多大的负担？权力者轻而易举就开如此明显的口子，那么他是不是又开了其它更多和更隐秘的财政黑洞？等等。这些很常识性的信息都不公开、甚至都不允许朝这个方向想问题，那末靠什么建立公民理性？而众所周知，最要紧得的那些制度核心信息，国民就更是无权知晓。如此前提下，那些满天飞又被百般扭曲了的市井传闻，对建立民族理性思维能有多大益处？

　　再加上许多关键的政治运作、社会运作中往往不是面向韦伯所说的“祛魅”而是加魅，连薄熙来到北大讲个话，造势者也要竭力把气氛弄得像毛泽东当年接见红卫兵一样神秘崇高、还希望通过互联网让举世都来礼拜，那最终结果就更蛊惑人了，于是不少知识分子也上了“巫魅化”的贼船，这其实种瓜得瓜的必然结果。

　　凤凰历史：很多知识分子，您觉得他们是不清楚这个东西的危害，还是为了利益？

　　王毅：现在很多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实际上这完全是他的吃饭之道，都是利益之道，权力和利益诱惑太大了，超过了人性能够抗御的程度了，最终就是怎么来钱快、来钱多就怎么说，这还不容易吗？所以现在的老百姓对有些教授很是看不起。

　　中国阻止文革重演的安全线还远未建立

　　凤凰历史：有没有避免人治，防止重蹈文革式悲剧的可能？

　　王毅：重庆模式不就是小文革吗？只不过是没来得及推广而已。你说能不能避免，我看还是一半靠大家努力一半听天命。因为这个悬剑是我们每个人头上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不一定哪天掉下来，掉下来也有很大可能性，因为势能太大，任何个人的努力与它相比都显得微小。比如那位80岁老先生，对毛泽东发表了点不同意见，韩德强上去就几巴掌，你说这位老者怎么想，他是不是很悲凉？我们的教授连中国最基本的人伦都看得狗屎不如，还张口闭口说别人的汉奸，这怎么会让人不悲凉。再从法理常识上说，你说因为别人在你眼里是“汉奸”，于是你就可以理直气壮打他、而且永远要打，可是你要死要活地维护曾经对日本访华团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说“感谢日军侵华”的人，那么你在别人眼里是不是“汉奸”呢？别人据此是否也有权揍你一顿？教授连这么点儿法治逻辑都不懂，是不是可悲？所以说，我们民族阻止文革重演的安全底线还根本没建起来。

　　但是这悲观一面之外还有另外的东西，就是中国在“文革”后毕竟向前走了这么多年，外部对中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又确实有“走出历史三峡”的希望。而于我们每个个体而言，我们应该做能做的事，这样每个人都有推动社会进步的可能。不管权力的诱惑有多强大，个体尽量把自己的理性和独立性发掘出来，把它发扬光大，同时尽量在每个点滴之处都给疯狂的“权力列车”增加点刹车装置。在这个基础上促使社会尽量向往理性化、向正义进步。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可能性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更加努力，还是胡适那句话“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挑那重担，走那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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