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文：1966年夏北大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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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夏北大见闻
李海文

    (作者的话)

    2005年底到2006年初，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关于整理李雪峰回忆录的文章，由党史出版社编辑郭宏转给龚育之老师。没有想到他花一个下午读完这篇文章。他说：“这是我读过的你的文章中，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一篇。不但文字好，主要是里面含着你的经历、痛苦、磨练、感情和思考。”“你的文章，我随手改了几个字，提了几个问题。你称李为八大政治局委员，不妥，李是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从八届一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有十年之久，他不是政治局委员，十一中全会后，也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我的修改，用红色标出，供你参考。”
    对龚老师的意见和所提的问题，我十分重视，立即和李雪峰的亲属谷丹一起向黄道霞老师请教。而后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由来及职权》发表在《党史博览》2006年第9期，并由多家刊物转载。但是因忙于其他的事情，一直没有时间修改这篇长文。6月12日突然得知龚老师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他走的太早了，很多工作未竟。现在将这篇长文的第一部份修改，交《党史博览》发表。以表达对龚老师的纪念。对他的纪念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工作。                 
                                                                   2007年8月5日

       1. 聂元梓大字报命运的戏剧性变化，
    1966年我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三年级学习。这年夏天我们正北京朝阳区楼梓庄大队（北京工业大学的附近）社教，社教运动进入尾声。
    5月8日《解放军报》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光明日报》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高炬文章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日报》在4月16日以三个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急急忙忙抛出这一套东西，这突然间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我们一定不放过你们，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何明文章也是指出《前线》、《北京日报》编者按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这两篇文章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
    何明是关锋的笔名，“高炬”文章当时传是江青组织人写的，最近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同志告诉我这是解放军报社记者部写的 ，(注:2008年1月10日阎长贵电话：当时，江青正在上海还没有回来，解放军报记者部主任宋琮(？)当了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后来肖力在解放军报夺权后，撤职。)。这些内容很快在北大传开了，即使我们尚在农村参加四清的学生都知道“高炬就是江青”。这些消息就够“振奋人心”的了。受压的左派终于盼到出头之日，个个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而普通青年学生兴奋不已，期待非凡时代的到来。
    5月25日，突然听到北大哲学系的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大字报，引起全校师生激烈争论，甚至在大饭厅前有人动手，推推搡搡。很快听说国务院外办主任张彦、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连夜学校讲话，平息了这场风波。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张彦代表周总理，李雪峰代表党中央。聂元梓也害怕了，向北大校长陆平说明这张大字报是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让她写的。
    知情的老师告诉我们，写大字报的人都是对学校有意见的社教积极分子。但是他们并不是主要人物，坚定左派都下去四清了。
    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几天，6月1日晚8时，中央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的黄金时间，突然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大家无不震惊，我们虽然不知晓这是毛泽东的决定，但是人人明白形势突然发生180度的变化，决不是一般人能决定的。听说当天晚上中央派来工作组，组长是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同学们坐不住了，有的连夜赶回学校。
后来，我才知道聂元梓的大字报并不是第一张。当时，中央文革到处找人写大字报。学部（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传启写的大字报才是第一张，比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得早。但是，吴传启只点了哲学所的负责人杨述的名字，而没有上联市委、中宣部。一个原因，杨述1961前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职务，但是已离开北京市委调到学部。另一个原因，吴传启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虽然听到一起鼓动，但是胆子没有那么大。而聂元梓的大字报不仅点了北大校长陆平，还联系到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所以毛泽东决定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 (注:采访吴传启)
    大字报广播后，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的问题公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也公开了。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很快公布了改组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的消息，公布了撤消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切职务的决定。随后在党内传达了《五一六通知》及附件《大事记》，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群众运动阶段。

       2. 工作组进校，控制局面
    我们赶回学校，工作组已进校，但是人数很少，只有32个人。工作组马上召开了北大委员会、凌晨零点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学生干部千人大会。(《北京大学纪事》第643页)
    我在大饭厅前看见有人可能是工作组的同志正在讲话，宣布工作组进校了。但是，他面前集聚的学生很少，大约几十人或几百人。同学们在校园内不停地走动，互相打听消息，议论纷纷。我才体会什么叫做偌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是，那时学生还没有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遵守组织、纪律性，没有过分的举动。
很快从全国各地，从军队抽调200人增加工作组的力量，控制住局面。从学校到全部实现由工作组领导，一切以系、班为单位，按部就班进行。

       3. 张恩慈做报告：第一张大字报在康生、曹轶欧的支持下写出来的。
    6月9日，全校师生听张恩慈和哲学系老师孔繁的报告，主会场在大饭厅。主持人特别介绍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的，现在中央某机关工作，是个重要人物，工作很忙，能请到他不容易，十分荣幸。充满感激、敬佩之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俩的名字。
    张恩慈、孔繁系统地介绍了北大的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就是北大社教情况和第一张大字报产生过程。张恩慈的报告比较长，特别介绍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产生经过，说大字报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支持下写出来的，他以自己所起的过穿针引线的作用而自诩。这个报告印象深刻。
    现在有人不承认这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如能找到这份报告记录，是最好的物证。

    4. 六一八事件:开了乱批、乱斗的恶例
    ６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斗校长的消息，并发表社论肯定这种作法。这个消息引起一些同学的不满，他们说南大斗了校长，北大还不斗。何况北大领导是第一张大字报点的名。言外之意，认为北大工作组太右了。6月18日上午，工作组和系里的负责干部集中开会，学生政治学习。北大教室很少，大家都在男生宿舍分组学习讨论。最大的宿舍是连在一起的38楼、39楼，38楼住着哲学、历史等系的男生，这都是文科的大系，政治系是小系，男生住在39楼的一层。大约10时左右课间休息，突然听说在东边38楼设了斗鬼台（当时称有问题的人为牛鬼蛇神）。我过去一看，大约有一二百个人伸着脖子张望，楼外有一段楼梯，进楼处有一个平台上有一米多高的墙，外系低年级的男生正在里面斗老师，他们拿厕所的纸篓当作高帽子扣在老师头上，从头上往下泼墨汁。这哪是革命，完全是恶作剧。我不忍看下去，抽身出来。当然也有同病相连的原因吧，我是学生干部，我的父亲已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人民日报》点名批判。
    回到39楼门前，站在那发愣。这时，我看见到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披头散发，捂着心口，痛苦不堪从门前走过。看样子刚刚挨过斗。她比我大不了几岁，可能是留校不久的教师，可能是辅导员（新留校的教师大多都先当辅导员，辅导员和学生接触最多，容易引起一些学生的不满）。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出了问题，她离市委远着呢，她有什么罪？也挨斗。
    后来工作组组织学习时告诉大家，不仅是38楼斗争老师，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的学生斗了４０多位正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的教师、党团干部和两个学生干部，其中一个西语系学生吴然。他是烈士子弟，团支部书记，父母牺牲后，由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吴子牧抚养成人。此时吴子牧已被打倒，他马上受株连。
工作组说：乱批、乱斗干部的作法是违反党的政策，这种作法已被坏人利用。经过一天的工作基本查清了几个在乱斗中起主导作用人物的情况。有几个学生有流氓习气，有一个工人当过国民党上尉连长，后因贪污判过徒刑。他们或给校外打电话，或寻找要斗的人，集中到一起斗。工作组宣布：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讨论。还宣布：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按现行反革命论处。并组织全体学生学习讨论三天。
    其实，外边的坏人混进来并不奇怪，北大的校门是敞开的，进出自由，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哪有事，他们都会参与。
    四清时，各级领导不断教育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教育我们要分清敌我，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那时定漏网地主富农，都有细致的条文，严格的定量规定，反复计算，哪一条不符合也定不上。就是对地主、富农也不能罚站，更不能乱斗。所以从四清回来的同学都反对这种错误的作法。6月18日那天，38楼的乱斗就是5年级的学生出来制止：“说理斗争不要打人。”工作组领导张承先等同志和各系工作组同志闻讯后赶赴现场制止，１１点以后，情况缓和下来。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陈伯达主持的人民日报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在那种气氛下，工作组将问题估计过高，认为“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19、20、21日一连三日组织全体师生讨论、对照、检讨。并提出准备斗陆平，但是一直也没有付诸行动。
    从《北京大学纪事》得知，各系分别开会斗了17个干部 。当时北大共有18个系，我所在的国政系没有开批斗大会。工作组搞人人过关有些过火，但是工作组的干部政策是对的，是保护广大干部的。实际也保护了青年学生，避免他们因不懂政策、不谙世事而上当受骗，跟上坏人犯错误。

        5.父亲含冤去世，工作组允许我回家，派人送我到车站(党史博览未发表此节)
    7月10日我的爸爸含冤而死。16日，星期六晚上，我回家看到妈妈痛不欲生，悲痛欲绝，十分不放心，星期日，回到学校向工作组请假。国政系的工作组长是山西教育厅长冯毅。很快，派了一位海军军官（从军队派了大量干部当工作组成员）到宿舍来通知我，我可以回家照顾妈妈。
下着小雨，我们各自打着伞，他一直送我到车站。
    我的父亲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在京戏改革中与江青意见相左。其实在工作中出现分歧、争论，都是正常的。因为大家都是出于公心，为了更好地工作，都是对事不对人，所以有争论，即使十分激烈出现脸红脖子粗的场面，并不影响同志之间关系。可是江青是个只能自己说一，别人不能说二的人，霸道不讲理，硬说北京市委反对她，爸爸反对她。而那时认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反对江青就是反对毛主席。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被说成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1966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我的父亲，不久他离开人世。
    他从小学徒，自学成才，1937年冲破重重阻力到了延安，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他主动要求到前线，一直在敌后坚持武装斗争，他所工作的八分区，因靠近太原，是斗争最残酷的地区，是牺牲最多的地区。他被捕过，坚贞不屈，越狱而出。现在报上批判他是修正主义，说他是反革命，我想不通，认为他只是犯错误，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既然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他，他的错误可能很大。爸爸是自杀。以前干部自杀属于非正常死亡，也是按错误的性质、大小做结论。可是文革爆发后就不一样了，舆论认为自杀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加一等。对此我也不理解。毛主席说过：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干部改正错误。对干部不能一棍子打死。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虽然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批判，但是爸爸还在北京饭店开会，可以要车回家，并没有把他作为反革命逮捕。实际上是外紧内松。为什么报纸宣传与工作组实际执行的政策不同？一向搞运动是内紧外松，而这次怎么恰恰相反呢？唯恐不左，唯恐不过分，唯恐不乱。我迷惑不解。但，我是共产党员，相信组织，相信群众，相信爸爸的事情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相信中央，相信组织，总有一天会给他做结论的。现在，我必须面对现实，这些不解又能向谁讲呢？我只能沉默。这天，我不停地讲着爸爸临终前的一些事，实际为他辩护。这位海军同志没有打断我的话，更没有批判我，只是默默地听着，等我把话说完，他轻声说：“事情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你要想得复杂些。”他一直把我送上公共汽车。
    80年代，开始整党，抽调20万干部清理三种人，审查了10万人，最后定了三、四万人是三种人。我到中央档案馆看档案，满屋子是军队干部查档案。陈毅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终于开始清理三种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多少人跟着犯错误。十年，颠来倒去多少次，花多少人力物力。这些人力物力用在建设上，用在科研上，那会有多少成果，会产生多大的效益。下午我搭一位海军同志的车从档案馆进城。在车上，我打问当年在政治系工作组工作的那位海军同志，他马上告诉这位同志的姓名，并说，他现在仍在海军工作。我没有讲话，但心里真为他庆幸、高兴：这十几年能平安过来，多少大风大浪！真不容易。

       6. 华北局书记池必卿同妈妈的一席话
    再回到1966年7月，爸爸突然去世，妈妈悲痛欲绝，不能自己。哥哥远在哈尔滨上学，因工作组要求对爸爸的死严格保密，他对此一无所知。三个妹妹一个比一个小，最大的妹妹上高一，最小的妹妹才上小学五年级。全家人焦急地等着我。我一到家，大家不由地松了一口气，知道工作组准了我的假，又没有限定回校的时间，喜出望外，感到欣慰。
    回到家，我昼夜陪伴妈妈。她同我讲了许多话。她因是北京农林局副局长，也在北京饭店开会。她天天去看爸爸。后来，她成为小组批判的重点也是如此。我从小跟着父母长大，我从来没有见他们吵嘴，夫妻恩爱，家庭和睦,严父慈母，兄友妹恭。6月底，会议告一段落，暂时结束，刘仁、郑天翔、爸爸、范瑾这样问题严重的几个人留下继续检查，各局区县的负责人要回单位。那时，有的地方已开始像1947年斗地主一样斗干部。李雪峰在大会上说：你愿意回去就回去，不愿意回去就住在这。什么时候回去都行。妈妈认为文化大革命会像历来的运动一样，几个月就结束。再说，她襟怀坦荡，心直口快，一心为工作，工作中的问题，没有讲不清的事情，她愿意回到群众中接受批评，尽早解决问题。她太天真了。她回去就被扣，爸爸三次给她打电话，也不准接。10天，仅仅过了十天，爸爸就没有了。她非常后悔，一再说：如果听了李雪峰的话，留在北京饭店，你爸爸就不会走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在整理李雪峰回忆录时，将他在北京饭店讲得这几句话写进回忆录中。其实，年代久远，他每天讲许多话，早已忘记了这件事。
    妈妈临走前找到华北局农业办公室副主任赵克。赵克说：你回去好好检查。你可以随时回来看孩子，看李琪。但是，下面并不完全执行华北局的指示。她回到机关就被扣，不准回家，不准她接爸爸的电话，仅仅过了十天，爸爸就没有了。她非常后悔，为什么不争取回家，看看爸爸。她一再说她见到爸爸劝劝，他绝不会走这条路。
    11日，发现爸爸出事，抢救一天，没有抢救过来，第二天华北局工作组通知妈妈先到友谊医院向爸爸遗体告别，然后到北京饭店收拾东西，他们怕妈妈出问题，派医生一直跟着。晚上，华北局书记池必卿找妈妈谈话。他说：“本来他（指爸爸）的问题已快完了，他的问题交代到4月中旬，交代到我们进驻市委即可告一段落。他却等不及了。他想不通可以来找我。我真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做，我们为他的死难过。我和雪峰、吴德同志商量你在家休息，不要着急回机关。”他含着眼泪和妈妈谈话。他不放心，怕妈妈也想不开，一直不让妈妈走。一直到妈妈说：“从大局出发，是为了革命工作，从家庭说，为了我的5个子女，我也要活下去！”他说：“我就是要你这句话，我相信你能挺过来。”
    池伯伯是爸爸解放战争时一起在晋中工作的老领导、老战友，但是他的谈话是代表组织的，反映了华北局、中央改组后市委的态度。他说这些话时，万万没有想到工作组执行的是反动资产阶级路线，这些话成为包庇走资派的罪证。万万没有想到运动一直持续了十年，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华国锋、叶剑英领导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才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妈妈毕竟是经历过战争的老共产党员，过了几日她的情绪渐渐平定。我劝她：“妈妈，你16岁参加革命，近30年党龄，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都坚持革命，现在何况你们还有错误，更应该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星期四，妈妈对我说：“海文，你回学校参加运动。我再在家休息几天，就回机关。”认为文化大革命会像历来的运动一样，半年会结束。再说，她参加革命后一直做群众工作，和群众在一起，她常说没有群众的掩护、帮助，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她从不怕群众，愿意接受群众的批评，尽早解决问题。我们太天真，太幼稚、太简单了。

       7. 聂元梓一语惊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
    21日星期四当晚，我回到学校。“洞中只一日，世上已千年”，学校形势大变。7月12日地球物理系贴的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批评工作组，石破天惊。16日、17日、18日张承先三次做检查，认为将“六一八”事件整个估计为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因为参与的大多数人是好人。顿时，大家都给工作组贴大字报，但还是善意批评。
    7月19日聂元梓在哲学系群众大会上讲：“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聂元梓是哲学系总支书记，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这张大字报被毛主席封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聂元梓成为通天人物，她的话当然反映中央的最新动向。大家的认识后来得到验证，聂元梓是从康生办公室得到消息。
    聂元梓的话一出口，全校震动，当晚在大饭厅辩论通宵。20日，华北局第一书记、改组后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的女儿李丹林在历史系三年级学习，和同班同学王海治等同学贴出大字报，针锋相对提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贺龙女儿贺小明、吕东女儿吕宏等六个干部子弟贴出大字报保工作组，向工作组提建议性的意见。这些高干子弟的态度当然反映他们父辈的看法，不少人响应。这些保工作组的大字报稿因受到毛泽东、中央文革批评，很快刘少奇、邓小平承认错误，作者不再坚持原有的看法，社会抛弃保工作组的观点，各种版本的大字报选都没有收录，李丹林等作者也没有保存，现已找不到大字报稿全文。由此可见，当时中央文革八面威风，炙手可热。群众听任他们的摆布，狂热之极，缺乏独立思考。社会舆论多么统一、一边倒，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民主、保护少数派都有特定的含意，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是一句空话。
    我回到学校时，学校气氛异常热烈。班里男生告诉我这几天学校的变化，领我到39楼门口看他们刚贴出来的大字报，邀我签名。我们系的同学没有参与“六一八”事件，事后三天的对照检查，大家谈认识、感想，没有整任何人，没有伤害任何人。大家对工作组的意见不大。
    大部分同学认为应该批评工作组，少部分认为“批评”这种提法是保皇派，应该改组工作组，罢免张承先的职务，让聂元梓参加工作组领导。工作组是延安，还是西安？是批评还是打倒？成为争论的焦点。但是，还没有任何人提出赶走工作组，赶走工作组。这是7月26日，康生、陈伯达、江青在全校大会上提出来的。

       8. 7月22日，江青在北大说：“谁不革命就走开。”
    7月22日上午，天安门举行百万人集会，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同学们都去天安门参加大会，校院里异常安静。6月1日后，参加集会的人员从严掌握，都要事先上报备案。我因为昨夜才回学校，已过了报名期，没有去参加大会。心中有事在屋里坐不住，到大饭厅前的小树林里踌躇踽行。将近中午，突然有几人从北边走过来，边走边兴奋地议论，刚才他们在燕南园听见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的讲话。江青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的。”“我们是来作小学生的，跟同志们一块来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都站在你们这个革命派这面。革命派跟我们一块，谁不革命就走开。”有的说：“江青、陈伯达在北大燕南园召开座谈会，结束后出来碰上的。”有的说：“就在燕南园，向北有一个大下坡，江青站在高坡上说的。当时只有十几同学。”有的说：“江青、陈伯达到燕南园召开过座谈会，19日就来过一次了。”

    我听后很惊异，中央领导人都在天安门出席万人大会，江青、陈伯达没有出席会议？他们到北大来，这么重视北大，出什么事了？我明知他们已走了，还是赶到江青讲演的地方观看。燕南园是北大的园中园，有1人多高的围墙，绿树丛中有一座座别墅式的房屋，是教授、领导住的地方，我们很少进去。燕南园只有一个北边的通道。路窄，汽车进不去，只能停在外面。燕南园地势高，比北边第二体育馆、球场高出一两米。我们女同学经常在此体育课，常有一个傻女孩站在燕南园喊口令。这个地方我很熟悉。后来我看了《北京大学纪事》，知道23日江青、陈伯达再次到燕南园来召开座谈会。这两次座谈会是25日，26日万人大会的前兆。
    江青公开指责工作组不革命。后来，她多次重复“革命派跟我们一块，谁不革命就走开”。很快被红卫兵改为：“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加上了“国骂”“他妈的”，成为文革中的名言，造反派的口头禅，动不动就让人家滚蛋。

       9. 工作组已是四面楚歌，处境险恶，派人看望妈妈
    工作组已是四面楚歌，处境险恶，在这种情况下，池必卿知道妈妈想回机关，亲自打来电话劝阻妈妈：“你休息好了再回去，一定不要着急。”也可能他预感到形势剧变，将来妈妈再也不会有在家休息的机会。
    7月下旬，妈妈回到机关，市委、华北局驻市委工作组很快知道了，派华北局农村政治部主任范克让到机关来看望妈妈，他来后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早？不是让你在家多休息几天。”妈妈回答：“我想早点检讨完了。”范克让说：“李琪同志认识的人这么多，怎么不找人谈谈？”妈妈问：“你怎么叫他同志？”范克让理直气壮地回答：“他还没有做结论，怎么不能叫同志。”临走时，他说：“我再找工作组谈谈，就走了。”一再叮咛：“你有事一定要给我，给老池打电话。”华北局干部的这些话语无法改变大局，但是在风雨如晦的年月温暖着妈妈的心。她是一个永远记着别人的好处的人，后来，范克让生病后，她到医院看望。她经常叨念、看望池必卿夫妇。她一直支持我整理李雪峰回忆录，出席李雪峰夫人翟英追悼会。吴德逝世，她让我陪她一同到吴德家里吊唁，出席吴德的追悼会。池必卿伯伯对妈妈说：“也就是你能理解我们。”
    谁也没有想到，范克让到机关看望妈妈后，过了几天风云突变，中央宣布工作组犯了错误，宣布撤消工作组。市委、华北局自身难保。从此，文化大革命从文教系统，从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发展到各省、市、自治区、各级党政机关，天下大乱，一发不可收拾。

        10.中央文革召开七二五大会
     1966年7月25、26日，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在北京大学东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这是文革小组第一次召开群众大会，同学们既新奇，又兴奋，不知道他们要说什么，要干什么，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人人都知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大会，参加会的不仅有北大全体师生员工，还有闻讯赶来的外校师生，将东操场站得满满的，远远超过一万人。我们系得到消息早，坐在前面，将台上的表演看得一清二楚。会场上常常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高潮迭起，宛若电影《列宁在十月》演讲场面的再现。会场气氛异常热烈、紧张、扣人心弦，至今历历在目。
    召开大会的目的，江青、康生、陈伯达说是要听取不同意见，让同学们辩论工作组的问题。但是，辩论徒有虚名，舆论一边倒。7月25日来的人很多，近百米长的主席台上挤得满满的，三、四排座位都坐不下，不少人站着。台下的人不断地递条子，台上的人走来走去，熙熙攘攘，热闹非凡。酷热的夏天，个个是大汗淋漓，主席台上不少人都扇着纸扇。台下的群众倒反而比较安静，个个仰着头、盯着看台上的一举一动。

    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副组长江青、顾问康生讲话。
    江青第一个讲话，先声夺人，亮出夫人身份：“我代表毛主席问候你们，毛主席很关心你们的革命事业。”不可一势，咄咄逼人。江青没有别的才干，只能借势欺人，如孙子所言：“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弓广）弩，节如发机。” “代表毛主席”是她惯用的手法，走到哪，说到那。一直到1974年7月毛泽东才在政治局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这时文革已发生8年了。
    然后，康生讲话：“真理通过辩论更加清楚了。比如‘六一八’，有人说所谓‘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有人说是革命的，还有人说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
    康生的话倾向性十分明显。其实陈伯达来北大开座谈会早就表明态度：“我们的意见是说‘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但是我不知情，第一次听康生这样讲，大吃一惊。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听康生说：“比如对工作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说成是党中央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你们不要听他那一套！你们别听那一套！毛主席一个也没有派，你们的工作组是新的北京市委派来的。”我更为惊讶，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已被改组批判，李雪峰领导的新市委刚刚成立，怎么敢自作主张？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北京，那是刘少奇、邓小平背着毛主席派的？不会吧，这么大的事他们怎么能不向主席请示？党中央历来是集体领导，是一个团结的、坚强的集体。 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第一张大字报，晚上北大就派来了工作组。就是事情紧急，事先不请示，事后还不汇报？其实5月31日陈伯达就带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这是全国第一个派出的工作组，只是我们当时还不清楚。
    康生继续说：“工作组怎么样？有的说是好的，有的讲有错误，有的讲有严重的路线错误，到底是什么错误？你们大家敞开讲，不要怕，什么都可以讲，不要有顾虑。文化大革命怎样做法？陆平、彭佩云又怎样斗法？翦伯赞、冯定之类的又怎样斗？怎么做法？可以辩论、研究。”
    他主张斗陆平、彭佩云这些当权派，斗翦伯赞、冯定之类的学术权威。他完全同意“六一八”事件那种野蛮的斗争方式，不点名地批评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将矛头对准6月1日成立新的北京市委。讲话的态度明确而富有煽动性。
    在这种情况下，被允许上来发言的人多数都抨击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控诉学校的迫害。给我影响最深的是两个人的发言，一个是法律系一年级学生××，他自称是干部子弟，受到学校的迫害。我相信他是干部子弟，但是，我不相信他会受到学校的迫害，顶多是怀才不遇，不受重用，在那个时代以谦虚为美德，大家并不喜欢自吹自擂的人。江青在讲话中曾提到他的发言，从此他成为左派，名噪一时。北大成立红卫兵组织－新北大公社，他理所当然成为头头，在聂元梓领导下工作。聂元梓为了表示彻底革命，带领他们抄了聂元梓新丈夫吴溉之的家，其中也有聂元梓的东西，后来××和聂元梓分裂，这些材料成为反聂的重头武器。
    那时，一个发言，一篇文章就能成为响当当的左派。过几天不知何事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昙花一现式的人物很多，真是你唱完，他登场，令人眼花缭乱。
    另一个是北大附中红旗（群众组织的名称，在清华附中叫红卫兵，在北大附中叫红旗）的头头彭××上台争取到发言的机会，口若悬河，言词激烈批判工作组，受到江青表扬。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高中的十几个学生在圆明园讨论形势，自发地成立了以“红卫兵”（红色卫兵之意）命名的战斗组织，6月2日他们以此名在学校贴出大字报。工作组进校后，认为脱离党团组织另外成立组织后果不好，红卫兵组织和活动受到限制。6月初北京大学附中成立了“红旗” 战斗组织，工作组取缔了该组织。7月18日聂元梓在哲学系群众大会上讲：“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之后，红旗的成员到北大来求援，一个人面向树丛蹲着，向站在他身后的几个人讲述他们的困难。晚饭后，我和同班同学陈家壁、孙永碌等到附中调查，正适学校要开大会，附中的学生都在操场。在场的同学告诉我们：红旗成员不参加班里的活动，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干什么。并不同情他们，多有微词。后来我们知道红旗成员多是干部子女。
    学过党史的人都知道，什么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不完全在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白区还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解放后说彭德怀反对大跃进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牵连了一大批人，在党内不少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现在说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问题就严重了。许多师生接受不了，转不过弯来，关于工作组错误性质引起激烈的争论。这个争论既有认识问题，也涉及许多人的切身利益。工作组如有错误，错误的性质严重不仅牵连所有工作组成员，还会影响工作组重用的积极分子，而受到工作组批评的学生就会由此翻身，成为左派，从此不可一世。
    台下纷纷写条子，向主席台上递。江青离开时，她用报纸夹着这些条子，足足有一大包。第二天，她在大会上宣布：昨天同学们的每张纸条，每个意见，毛主席都看了。
25日晚上突然下起雨来，会议中断。

        11.七二六万人大会
    26日晚继续开会。
    会议还没有开始，北大附中红旗排着纵队，打着红旗，雄赳赳、气昂昂走进会场，并受到掌声欢迎，与昨日相比，判若天渊。从此，红旗、红卫兵名声大燥。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复信支持他们所写的造反有理和彭小蒙的发言，各校纷纷效仿成立红卫兵。虽然红卫兵成立于5月底，6月初，但是第一次引起社会、中央关注是从这两天的会议开始的。这次大会后，红卫兵组织从秘密开始公开，红卫兵运动从学校走向社会，从此工作组撤走，群众运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这天的会议，所谓的辩论完全是讨伐工作组的罪状，大会成为反工作组一派宣告胜利的节日。只有中文系的两个女同学李扬扬（并代表雷渝平）发言，为工作组辩护，说工作组是“延安”不是“西安”。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共产党的首府，西安是国民党统治区。毛泽东有一篇文章将延安代表共产党，西安代表国民党。她们借用于此，表示工作组是共产党，有错误应该批评帮助；工作组不是国民党，不能赶走、打倒。她们的勇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后知道，这两女同学都是干部子弟，明明知道中央的态度变了，据说原来有31个人签名，现在只剩她俩，仍坚持念写好的稿子。只有她们才这么傻，才这么冲。
    东操场的主席台有两排高大的台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发言者都站在最高一层的主席台上。工作组长张承先站在下边台阶的北端，被审判的位置。正在发言的北大附中的红旗的头头突然走过去居高临下，举起皮带抽打张承先的头。张承先是河北省委书记，德高望重的老者。我坐在台下看得很清楚，心里一紧。打人之事就发生在中央文革的眼皮下，不但没有受到批评，红旗由此成为左派，飞扬跋扈。中央文革小组公开鼓励打人，工作组撤走后，打人成风，这是肇始。
    陈伯达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的两个“建议”：第一撤消张承先的工作组；第二在学校成立由师生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
    当时我们真诚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群众运动，中央文革小组认真地听取了群众的意见，毛泽东看了同学们递的条子后才支持群众，做出撤消工作组的决定。其实，24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会议决定撤消工作组。24日下午陈伯达到广播学院宣布了这个消息。因广播学院在东郊，远离西郊的各大专院校，当时我们都不知道。直到文革结束后，大家才明白，任何一件事都是先有毛泽东、中央文革的表态，才有群众的大动作。中央文革马上支持这些群众的行动。文革并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
最后康生做总结，点名批评李扬扬，然后宣布：工作组两大罪状。第一，五十天来，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第二，五十多天来，不是真正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错误。”
    这个帽子可够大的，问题顿时严重了。五一六通知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 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五一六通知在党员中传达时，对大家的震动之大，特别是最后这句话，令人难忘。肖超然老师传达，念完就宣布散会，没有一句说明、解释。散场时，人人感到肃杀之气，个个神情凝重，互不讲话，会场除了劈里拍拉的椅子声外，没有任何声响，格外肃静。现在大家马上明白了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已不是刚打倒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还有更大的。更大的是谁呢？但是，那时谁也没有想到会是刘少奇。那时，谁也不敢这么想。
    会场完全被康生、江青、陈伯达控制，上万群众的情绪为他们左右，群众随着他们讲话而兴奋、而激动、而愤怒。一个人的声音微不足道，数万群众的呐喊如同排山倒海，能吞掉一切。此时，谁要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必遭灭顶之灾。
    容不得我多想，看见江青走到李雪峰跟前，然后转身回到主席台，冲着麦克风说：“请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同志讲话。”带头鼓掌。
    李雪峰将手中的扇子折起来，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大家屏声静气，看他如何回应。
    他身材清瘦，风度翩翩，像儒雅的学者。此时，不卑不亢，不慌不忙，说：“工作组在你们那里，什么时候批判，什么时候要让他们来，他们就来。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太了解。工作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人，情况不明，随传随到，奉陪到底。”
    他讲话简短，接受中央文革的批评，但是话中有刺，特别是他说：“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和康生说的“毛主席一个也没有派”完全不同。虽说毛主席是中央的化身，但是中央领导人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中央历来是集体领导。报上报纸公布了毛泽东7月18日在武汉畅游长江，大家知道毛主席不在北京。毛泽东到底知道不知道北京派了工作组。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有没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批准了没有？成为争论的焦点，成为多年不解的谜团。
    李雪峰所说的“奉陪到底”被江青记在心里，到1970华北会议拿出来，成为李雪峰的一条罪证。
    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介绍到会的人员，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还有各大区书记。各大区书记都没有讲话，只是陪衬。为什么让他们来参加？是表示中央团结一致？还是壮中央文革小组的声威？还是让他们来学习？我坐在台下，只能胡猜，只能观望。
    介绍到曹轶欧大姐时，宣布她的身份是北京大学工作组办公室主任。曹轶欧不是康生的夫人吗，她到工作组工作可不是市委能安排的，毛泽东不知道派工作组，康生也不知道？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散会后，同学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年青人少不更事，毛主席号召造反，谁的反都可以造。更主要，那时还没有后来的红色恐怖，将议论中央文革小组，议论江青都打成反革命。再说中央文革刚亮相，江青更不为人知，她的讲话说历史系迫害她的女儿，点了历史系两位教师的名字，还说阶级斗争搞到她家里来了，点了她的儿媳妇。多有不当之处。引起同学们议论，有人说：江青刚登台，就报私仇。哪像个政治家，哪有政治家的风度。

        12.北大率先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当时北京大学因为有聂元梓，走在全国的前面。7月28日，也就是中央文革小组到北大开会后的第二天，聂元梓出面倡议，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并宣布实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第一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十天，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选举制度和民主程序可借鉴。第二，巴黎公社只有人民才有选举权，北大师生近两万人，敌我的界线是什么？谁有资格鉴别、决定呢？在一片打倒声中，又没有做组织处理，这个界线可不好把握，谁也不敢出来说我有资格。不但会引起争论，甚至引火烧身。第三，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出现权力真空。这是中央文革小组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想将北大成为全国的典型，以点带面，指导全国运动，必须在一天之内产生新的权力机关－校文革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在那个乱哄哄的情况下，最简单办法就是各系出一个人组成校委员会。根本来不及召开全系大会选举，不知道是什么人议定的。
    聂元梓是当然的校筹备委员会主任。9月11日由筹备委员会成立校文革委员会。国政系推举的委员是我同班廖淑明。他当上常委，时间不长，10月13日，贴了一张大字报《整常委的风》， 矛头直指聂元梓。这个常委自然当不下去了，他自行外出串连，他空出的常委位置自然文革积极分子黑帮大院院长补上。学校里混哄哄的，大部分学生冲入社会，外出串连，没有多少人关心校文革委员的变动。

         13.人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刘、邓检讨，宣布撤消工作组
    1966年7月29日，也就是中央文革到北大召开万人大会后的第三天，在人大会堂召开万人参加的《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北大每个班都派一个代表参加，我们由班长马德举参加，他回来向同学传达了会议情况。中央在会上宣布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撤消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作检讨，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从后台走上主席台，和群众见面。与会群众见到毛主席万分激动，掌声雷动，持续10分钟，一直到毛泽东离开才停止。他说：“掌声不停，毛主席没法讲话。”为失去当面聆听毛主席讲话感到十分遗憾。        (未完待续)


          14.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大乱
    会后，工作组撤走，学校由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掌权。聂元梓是响当当的左派，通天人物，最先知道中央文革最新指示，积极贯彻。
    工作组走后，同学中主张讲政策的声音顿时被淹没了，被冲得无影无踪。因为中央文革在群众大会上鼓励乱斗，主张打人，当时流传毛泽东(发表时将名字删掉)说的一句话：“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锻炼；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坏人，活该。”很快出现“红色”恐怖，美其名为“红八月”，真是匪夷所思！
    工作组撤走后，老师们被剃成阴阳头，顶着烈日在校园内劳动。北大校园里人山人海，每天从全国各地来串连的学生特别是中学生围着正在劳动的老师指指点点，个别的还扔土块。我住的36楼，后面有一个花坛，每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将校领导陆平、彭（王佩）云揪到花坛示众，让他们举着牌子在花坛上走一圈。其实就是满足那些外地学生的好奇心。每到这时，口号声不断。我尽量不看，不听，但是口号声不时地传进来。看到这些，有时暗暗庆幸幸亏爸爸走得早，免受皮肉之苦和侮辱。后来，妈妈多次对我说：如果不是你爸爸出事，我也会出事的，我不能忍受这种耻辱。
    10月1日，毛泽东第四次接见串连的学生，全国形成串连高潮。学生串连，管吃、管住、坐车不要钱，真是千载难逢！同学们都外出串连，名为串连，实为参观、游览，只有极少数人是到各地煽动、指挥造反。有的学校因学生都外出串连，没有人看黑帮，黑帮大院自行瓦解，校领导、教师们“自己解放自己”，都回家了。黑帮大院就是关所谓有问题的教师员工的地方，那时将他们称为牛鬼蛇神，简称为牛棚，实际上就是私设的监狱。
    只有我们系一位调干生不出去串连，当上黑帮大院院长，10月24日当上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常委。 黑帮大院是文革的重地，聂元梓当然要派王常委负责。聂元梓在她回忆录中说，校文革没有接管黑帮大院。事实俱在，她抵赖不了。这位调干生出身穷苦，解放后才翻身，上了学。但是年龄大，基础差，从物理系转到国政系，仍学习困难，系领导动员他留校边工作，边学习。四清时，他是小领导，常常给我们讲政策，教育我们。现在，他发生180度的转变，判若两人。我常常想他对爱护他的共产党干部、对授业解惑的老师怎么有这么大的仇恨呢？是受当时潮流影响，鬼使神差；还是品质、本质的暴露？
    这些作法比工作组过火几倍、几十倍。这些都是在校文革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文革结束后，聂元梓拒不承认错误，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她被判17年刑，有人不明真相出来替她说话，说她不是红卫兵，是老干部。其实，红卫兵都是学生、年青人，不懂政策，单纯，易冲动，容易被人利用，犯错误有情可原。而聂元梓与他们不同，她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受党的几十年教育，能不懂政策吗？她是明知故犯，心怀叵测，所以她被判刑是罪有应得。

      15. 中文系的辩论，人民日报编辑回答：凡是涉及运动的文章不必核实。
    北大的工作组是中央文革小组赶走的，校内无论保工作组还是反工作组都没有形成很大的力量。工作组走后，集体学习渐渐地搞不起来了，但是校内并没有出现两派对立的局面。出现反聂元梓的势力是10月以后的事。但是中文系与众不同，全系师生天天在学三食堂辩论，晚上灯火通明，我从窗前路过，听到里面唇刀舌剑，异常激烈。
    后来知道辩论的起因人民日报1966年6月20日发表了4年级学生高运安（发表时只点姓，不要出名字）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控诉陆平黑帮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革命罪行》特别注明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贫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文中说：
    “我一进北大，就被黑帮分子推进了故纸堆。他们把上百部古书列为我们的必读书目，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却被排斥在一切课程之外，至多也不过是可看可不看的‘参考资料’而已！在这里，黑帮分子什么五花八门的肮脏东西都宣传，唯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
    “1964年三、四月间，我们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北大不是无产阶级的阵地，在北大培养不出跟贫下中农一个心眼的人来。回到学校，我再也呆不下去了。五月，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写信给学校‘党委’，强烈要求到农村去扎根。然而，以陆平为首的黑帮分子不但不支持我，却反诬我‘没有很好地听党的话’，是‘小生产者心胸狭窄和目光短浅的表现’。”
    “前年十二月，我在北京郊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又一次提出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的申请。陆平黑帮仍然借口‘高教部和北京市委没有此项规定’，不予理会。他们还又打又拉，说什么‘党需要你留在学校里继续深造，以便将来担任更重要的工作’，说什么‘党培养一个大学生不是为了让他当农民’。他们说的多‘甜蜜’呀，他们对我是多‘关心’、多‘器重’呀！但是，他们这一套骗不了人，这分明是一个大阴谋。他们反对同学们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广阔道路，一心要按照他们的标本，把我们培养成死心塌地的修正主义分子，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效犬马之劳。在我预备党员的预备期期满以后，他们制造种种借口，不听我的申辩，拒不讨论我的转正问题。就这样，我成了陆平及其追随者的眼中钉。”
    文章只提到“陆平黑帮”，但是系里的师生都知道这是指系总支委员吕乃岩老师。工作组在时不让为此事辩论，现在工作组走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中央支持运用大辩论这种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一派人支持高运安，指责吕老师迫害；另一派说吕老师就是爱护学生，没有迫害。大家都知道1964年周总理给大学毕业生做报告时说过：全国一百个同龄人，只有一个人上大学，一个人参军。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随着高吕之争越加激烈，各派在校院内贴大字报，阐明各自的观点。支持吕老师的同学到人民日报找到发表此文的编辑，问：你们为什么发表？你们调查了吗？编辑回答：上级规定凡是涉及运动的文章不必核实。
    我因无事，经常看大字报。当看到这张大字报时大吃一惊。蓦然想起，大跃进时，人民日报曾登过几个小孩坐在田里的荘稼上，以证明粮食高产。事后知道这张照片是将苦干亩的粮食堆在一起，记者导演的。1962年7千人大会期间，我曾听父母在饭桌上议论，这次会上，大家对新华社、人民日报意见很大，他们不实的报道对浮誇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党内大力提倡调查研究，提倡实事求是，纠正了浮誇风在内的五风。怎么现在竟然又会有这样的规定：凡是涉及运动的文章不必核实。这不是又重复1958年的错误，这个错误不是已受到批评、纠正，为什么现在又要重复？这种造假的新闻会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当时我的这种忧虑仅是矇眬的感觉，还不可能像今天讲得这样清楚。
    后来高同学如愿以偿到农村当了农民。在突出政治的年代，农村天天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生活困顿，高同学的境遇不好。粉碎四人帮后，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他恢复了干部身份，不再当农民。中文系最早分为两派，其恶果，1966年、1968年有两个学生死亡。他们都是二十几岁，还未走上社会，就在严冬中凋零。
    可喜的是，中国在进步。今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播放了一条用纸板做肉馅假新闻，很快败露，几天内查明真相，19日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对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行政处分。

      16. 从批判刘邓领导的工作组到打倒一切
    那个年代，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叶帅等老帅反复向红卫兵讲历史教训，宣讲政策。而唯一的副主席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从来都不制止这种胡作非为。林彪有一句名言：“这次运动就是革那些革过别人命的命。”这不就是要打倒共产党，就是要改朝换代吗。那时我们都蒙在鼓里，还企盼着林彪、中央文革出来说话制止，常常想为什么林彪、中央文革不制止？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他们煽动的，他们怎么会制止呢？！
    批判工作组的调子越来越高，一开始冠名为刘邓路线，后来上纲为反动路线。被打倒的干部越来越多，从农村生产队长、社长、区长、县长、专员、省长、大区书记、一直到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副总理、国家主席，凡是带长的几乎无一例外。有枣没枣先打三杆子。全国各地干部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掉，形成打倒一切。谁想斗就斗，谁想打就打，打伤了，被杀了，都找不到凶手。没有人身自由，更谈不上人身安全，在中国竟找不到一块安静、安全的地方。监狱反而最安全。以前特赦的战犯受不了群众揪斗，提出要求回到监狱。他们（沈醉等）回到监狱躲过了群众斗争的高潮，少受了许多皮肉之苦。
    许多人都不明白：50天的错误造成的危害就这么大，非要把干部都打倒，才能解决？才能纠正？17年的成绩还承认不承认？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的成绩在什么地方呢？
    随之而来，国家局面越来越混乱，武斗不止，形成全面内战。
    我百思不得其解，常常想：毛主席说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些干部都是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想抓、想杀而没有得手，今天却全部被打倒，游街、关押，什么是反动路线？
    毛泽东将“文革”这种混乱局面概括为八个字：“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他认为这是“文革”的主要错误。1967年一月风暴（上海夺权）后，开始成立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委革委会班子，毛泽东宣布必须结合老干部才能成立革委会，否则中央不予承认。从那时起就不断解放、结合干部，这个工作一直进行到1975年的秋天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由于“四人帮”阻挠，解放的是少数，出来工作的更是少数。多数干部没有做结论，或者结论留有尾巴。多数干部没有出来工作，工作也不是官复原职。大量冤假错案没有平反。
    1968年，经过毛泽东、周恩来两年努力，各省市成立了革委会，形势渐渐安定下来。幸亏有毛泽东、周恩来，终于结束了全面内战，没有形成割据，党和国家没有分裂。幸亏毛泽东没有把权力交给林彪、江青，否则局势进一步恶化，还不知道会是谁上台，还不知道内战打到哪天，打成什么样子。如果内战不止，干部全被打倒、被打残、被整死，结束文革从何谈起。改革开放从何谈起。 (续完)


       2005年11月7日草就，2005年12月8日一稿，2006年2月24日二稿，2006年3月20日三稿，
       2006年8月13日第四稿，2006年9月9日第五稿，2007年8月6日第六稿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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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反思当年北大文革


作者:吴金岳

阅读了樊立勤的书，得到了很大启迪，也有一些思考.

1：关于反工作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很多人认为反工作组是四人帮（也有人说是毛泽东）的一个阴谋。但我认为，工作组起了镇压学生的作用。北大“6·18”斗鬼，我当时生病住在校医院，到处纠斗黑帮，认为很热闹，在校园转了一下，也感觉有些过火，是谁发动当时我并不知道，也看到一些工作队员也参加了（有些是带领学生参加的）。

但事后，要在学生中抓“反革命”，我是党员也叫我参加讨论，在我们法律系班上也要打反革命，我当时很反感，认为6·18斗鬼虽然过火，但是谁发动大家并不知道，而且工作组成员也参加了，我们班上都是贫下中农子弟，有什么反革命？大不了是跟着闹一闹罢了，要揪反革命，工作组中揪不揪？

这样，虽然我们班、我们系没有揪出“反革命”，但事后压力也很大，运动就进入了冷冷清清阶段。后来，反工作组我和大多数同学都是出自内心的，至于中央文革什么意图，我们确是管不了那么多。那是中央文革的事。

2：进北大和当时对北大的认识问题，我心中是非常矛盾的。

我能进北大，当时是毛泽东的一个战略部属，挑选一些在部队表现好、出身好、有文化的同志到高等院校掺沙子（打破资产阶级统治高校的局面）。虽然也参加高考，经过严格挑选，但在总分上略低20分，而且外语免试。因此，是属于一半自己努力，一半组织保送的性质进的北大。从内心上我是很感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不是毛主席这一战略部署，象我这样的人进北大是想都不敢想的。

但进了北大，开始很不习惯，一是对“驯服工具论”我感到很别扭；二是对刘少奇的论修养提倡闭门思过，我做不到。我很赞成毛主席提出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三是对控制学生的思想动态、整人我很反对。

这里还有一个原因，57年整风反右时，我在苏州震泽县（现属吴县）民警队当战士，组织上叫我去保卫整风反右。整风也好，反右也好我们都不许发表意见，争论再大我们都不许参与，如果会场动武打起来，我们就出来制止。由于执行这个任务，整风反右的全过程，我们都在现场。虽然不让我们参与，但情况是知道的。虽然不许我们参加争论，但我们也是有思想有血肉的人。虽然当时没有讲出来，但我队整风反右有三点反感：

1）：是整风时提意见是有指标有任务的，不提意见就是对党没有诚意；

2）：是所谓右派提的意见。

在基层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个人意见外，有两条是非常正确也很中肯的：

一条是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人家说，与共产党的干部比较难相处，不听罢是不服从领导，听罢，他是外行，很多意见是瞎指挥，实际中行不通。凡是提过这条意见的，后来毛主席讲了一句话：“外行领导内行，历来如此”，都被以反对党的领导为理由打成了右派。后来，毛泽东又讲了一句“共产党员不能长期当外行”，但这句话当时没有传达到基层，而是被层层级级“贪污”了。

第二条意见是新时代的“陈世美”问题。

当时，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干部处理这一问题的意见很集中，影响很大，反映是很强烈的。大家认为这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是严重不符的，问题的产生要提到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干部的婚姻问题有一条“二八、五、团”的规定，符合规定的在老区就解决了婚姻问题。但解决的大多是农村的文化水平较低甚至是没有文化的，解放后，进了城大约在53年54年一解禁，原来符合规定的、在老区解决婚姻问题的较高层的干部，对在老区农村的配偶就不满意了。就有了抛弃的想法，在54、55、56年抛弃老区配偶成了一个集中的突出问题。提这个问题的人严重得罪了一些基层和中层领导，事后都被打成了右派。

3）：是通过整风反右党外讲真话的人基本上没有了，加之59年在党内反右倾，党内讲真话的同志也不多了。社会上泛滥起讲空话、讲假话、讲大话，就是不讲真话的坏习气。我体会较深的在部队里57年以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很正常的，但57年后逐渐变成了变相的表扬和自我表扬，批评越来越少，最后就没有了。自我批评成了一种讲用式的形式，放空炮没有实际内容。

到北大后，我思想上的矛盾还表现在，一方面由于自己出身好、历史好、受重用、是依*对象而自喜；另一方面由于自己没学过外语，俄语跟不上班里同学，学英语虽然从头开始，但人家是第二门外语学起来很快，而我从没有接触外语，从头学起，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记，前面的还没有记住，人家的进度已超过老远了。所以一天化上6、7个小时，还是跟不上。看到学校教师、教授职称晋升指标上明确规定：什么职称要几门外语成绩，而政治标准只要爱国一条我就有意见，曾向学校党委提了一条意见：“为什么学校业务标准那么高，为什么政治标准那么低？”

对于聂元梓、孙蓬一，他们原来是很重用我的，由于我和牛辉林一起把北大一下子发展起来的70－80个红卫兵组织统一了起来，牛辉林当司令，我当红卫兵总部的秘书长，实际上实权在我手里。恐怕我也是占了调干生和党员的光。聂、孙规定，北大红卫兵经费每年一万五千元，（学校当时的文革经费是年九万元），只要不突破这个数字，每笔1000元以下的经费经我签字就可开支，1000元以上的报总务科XXX批示。

后来因为66年底我外出串联回来，知道“井、红”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一些人还向我反映，“井、红”砸了新北大校刊编辑部，把桌椅推到了，上面贴了毛主席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标语。其中毛主席万岁这条是贴在推到的沙发椅上的，结果聂元子的亲信把沙发正了过来，使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倒贴在那儿拍了照片，上报中央文革，作为反革命组织的重要证据。我认为聂元子等人的行为是卑鄙的，是破坏现场，伪造证据，属于诬告陷害性质，是不择手段的整人，因此，我认为聂孙等人不是正派人。我先是向他们当面提出意见，他们从此就不怎么信任我了。后来，我就离开了总部。但他们是不会这样轻易放过我的。分歧就是这样开始的，最后把我整成坚定的反聂派。

[编者:吴金岳的文章节录是对樊立勤一书的读后感,但正好和李海文上面文章讲的事情更直接相关,感觉亦可互补,就发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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