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祥：亲历1976年“三·五”、“三·二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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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3月5日凌晨，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是要闻部负责人打来的，说原来版面已安排好，现在新华社又发来沈阳部队学雷锋的报道和通讯各一篇，问我怎么处理。我知道昨晚的安排是，第一版上半部，登初澜的文章：《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下半版是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攻，无产阶级就在哪里斗——首都革命文艺工作者反击右倾翻案风》，以上两稿都下转第四版；第二版是“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通栏横幅，整版刊发三篇“批判文章”；第三版是《科技战线》专页；第四版上半版，原拟刊发国际新闻。版面的确很紧张，可是学雷锋的稿件不能不登。当得知《解放日报》把这两篇电讯稿放在第四版时，我说我们也放在第四版吧。

　　睡下不久，又是一阵电话铃声，是四版编辑打来的，说新华社的两篇电讯稿都比较长，四版地方不够，怎么办？我在睡眼惺松的情况下，略加思考说，版面不够就作些删节，尽可能安排好。

　　3月5日报纸送到读者手中，先后有不少读者来电责问为什么把周总理的题词删掉，是存心反对周总理，问题提得非常严重。报社气氛严肃而紧张，同仁们有委屈情绪，认为自己热爱周总理，怎么会反对周总理呢。当时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家属也跟着紧张，亲朋好友都为我担心。

　　经过与新华社电讯稿核对，发现编辑对《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一稿共删节四处，大都是议论性文字。被删节的四处中，有一处是：“不少部队还培训了雷锋故事讲解员，结合各项政治运动和部队工作，向部队和战士介绍雷锋同志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引导大家走雷锋成长的道路，做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新人。”这段文字中融合了周总理生前给雷锋同志的题词。周总理题词第一句是“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报道则说“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说明作者没有认真核对总理题词的原文。同时在这段文字中对总理的题词既没有加引号，又没有注明引文出处，是极不严肃的。编辑部收到这两条电讯稿时，其他版面的清样已出来，编辑要抢出版时间，匆忙中没有仔细核查，以为是一段议论文字，未觉察其中包含总理的题词而粗心地删节了。其实全国各地有多家报纸在处理这一新闻稿时，也删节了此段文字。

　　读者的责问和义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是《文汇报》当时受“四人帮”的控制，人民群众对“四人帮”飞扬跋扈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敢怒不敢言。现在报纸删掉了周总理的题词，更是怒不可遏，它们的怒气是冲着“四人帮”的；二是这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总理的挚爱崇敬的深情。

　　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弄清楚了，我和所有经手的编辑对这个教训可说是终身难忘。我想，这个教训对今天年轻的同行也应有借鉴作用，写稿编稿一定要一丝不苟，一字一句对读者负责，对人民负责，切不可粗心大意。

　　“三·二五”事件的由来

　　说来真有点祸不单行，“三·五”事件刚过不久，又出了“三·二五”事件。当时“四人帮”推波助澜，正掀起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充斥各地报纸版面的尽是“批判”三项指示为纲“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矛头都是对着邓小平同志的。《文汇报》的版面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读者对此心里十分气愤。

　　3月25日，《文汇报》第一版刊发一篇报道：《走资派还在走，我们要同他斗——市仪表局党委中心学习小组的同志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剖析走资派还在走的根源，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这篇报道是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的部署，要剖析所谓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根源而组织的。有关记者了解到上海市仪表局党委中心学习组在学习《人民日报》3月10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时，座谈的话题正是剖析“走资派”的根源，符合报道要求，于是就约请仪表局通讯员执笔撰写。文中“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原稿上是指名道姓写的邓小平同志。因为，那时“四人帮”还没有公开在报纸上点邓小平的名，《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的文章都用“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来指代。我们在修改稿件时也用了这个代名词。引起歧义的是另一段文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他对没落的旧制度、旧思想、旧意识恋恋不舍，奉为至宝，而对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却看不惯。他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迫不及待地刮起右倾翻案风。孔老二鼓吹‘仁政’，党内那个走资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这段文字经过记者、部门的领导、中班编辑、我及夜班编辑的多次修改，原稿上邓小平的名字都改成代名词，有的地方改为“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有的地方省略为“党内那个走资派”，但文意十分明确，前者是指邓小平，后者是指被“四人帮”诬陷为走资派的一些老干部。

　　当时人民群众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疯狂攻击邓小平同志早已义愤填膺，忍无可忍，认为《文汇报》已被“四人帮”控制，成为其反党篡权的舆论工具，而报纸上在“三·五”事件后接着又出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字句，认为《文汇报》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于是责问的电话不断，还发生了有些群众在京沪列车停靠南京站时，在车厢外，写有“强烈要求清查《文汇报》‘三·五’‘三·二五’恶毒攻击周恩来事件”的大标语。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文汇报》那个特定的处境中，由于两则新闻的处理，引发了这么一场“三·五”、“三·二五”事件，直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经过向二千多人次的调查核实，才弄清真相，这是我半个多世纪的新闻生涯中永志难忘的啊。

来源: 《百年潮》2005年03期 | 来源日期：2012-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