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盈：1976年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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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遗言”案主要当事人中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合影：晨光（左一）、阿斗（左二）、蛐蛐儿（左四）、瓜子（左六）、大耳朵（左七）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春天远未到来，周总理的去世更使这一年的冬天显得格外寒冷漫长。此刻，“文化大革命”已经走到了第十个年头，前路茫茫，中国政局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周恩来留下的总理位子将由谁来填补？某种意义上，这正决定着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走向。

　　逼真的假“遗言”

　　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并致悼词。这个1975年1月临危受命，在周总理病重期间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小个子，短短一年，已经给予全国人民太多希望。然而，矛头直指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越刮越烈，“四人帮”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篡党夺权活动也几乎趋于公开。

　　正是在时局如此微妙的时刻，一封直接肯定邓小平工作的“总理遗言”突然在全国各地被广泛传抄、传诵，影响甚至波及国外，世界各国许多电台、通讯社播发了“遗言”内容。

　　起初，完全没有人怀疑这份“遗言”的真实性。全篇只有简单、节制的一千余字，无论是叙述口吻、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还是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层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

　　两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全国范围内将展开彻底的追查。追查的结果，更加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那份冠以周恩来名字，笔法如此老练、逼真，造成轰动性政治影响的“总理遗言”，竟然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年仅23岁的青年工人手笔！

　　他叫李君旭，外号“蛐蛐儿”，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国的医学专家。英俊且才华横溢的李君旭被他的很多同龄人看作1970年代真正的“青年才俊”。他曾是众多女同学暗恋的对象，但那份炮制的“总理遗言”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如今，他已经变成一个脑部受重创、生活无法自理的病人，卧床整整二十载。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袁敏著作《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以下简称《重》），就是当年的事件亲历者袁敏，对所有“总理遗言”案健在当事人的采访追述。她说，这是一场记忆对抗遗忘的博弈。

　　无辜的牵连者

　　尽管“总理遗言”完全是李君旭一个人的“虚构创作”，但这起重大政治案件却前后牵连了近千人。全国各地都有人因为传抄“遗言”而被通缉、监视、传讯。而被真正实施抓捕、进行“保护性审查”的核心成员除了李君旭，还有十一人，他们是：李君旭最要好的朋友瓜子、阿斗、大耳朵、晨光（使用绰号是因为他们都不愿被提及姓名）；中学体育老师毛宁；李君旭的父亲；阿斗的父亲，浙江省某厅局的一名领导；阿斗的母亲，浙江大学的一名处长；李君旭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名处长；瓜子的父亲及姐姐。

　　这十一个人里，没有一个事前知道是李君旭炮制了“遗言”，但却都被公安部门划定为“总理遗言”案的同谋和幕后策划指使者。他们无故遭受了数月或十数月的牢狱之灾，有的人甚至差点丢了性命，却至今都没能真正弄清楚自己究竟为什么被抓。

　　《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作者袁敏，就是瓜子的亲妹妹，同时也是李君旭小学时的同班同学。1976年春天，她的父亲、哥哥、姐姐都被秘密抓捕，她和母亲被软禁家中，亲眼目睹身着白色警服的办案人员如何拥入自己的房门，滴水不漏地展开抄家行动。她们隔三差五被传讯，那一段几乎家破人亡的特殊岁月，刻骨铭心。

　　根据袁敏的采访、记述，1976年5月，中央的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李君旭就被公安局抓捕，然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一方坚决不相信一个青年工人可以独自制造出如此的惊天大案。李君旭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显然不符合他们的推论，因此他们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轮番的疲劳审讯终于彻底瓦解了李君旭的意志，他说出了出身干部家庭的好朋友、袁敏哥哥的名字。“从这条线顺藤摸瓜，案子就渐渐纳入了上面希望的轨道。接下来被拖进这桩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干部阶层要求的”（引自《重》书第33页）。

　　不久，包括李君旭在内的十二个被捕者，又被公安局分为了两类。其中七个“要犯”被秘密送出杭州、押往北京。另外的五个人，被以同样隐秘的方式押往临安的天目山。

　　命运的大逆转

　　袁敏的三个亲人，都和李君旭一样属于被押送北京的“要犯”。他们并没有被送往监狱，而是关在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据袁敏的哥哥和父亲回忆，那个牢房就在长安街沿线、白云路附近，原先是中央政法干校（今中央公安大学）的校舍。

　　他们二十四小时不见天日，房间里一盏一百瓦的电灯泡也不分昼夜地照着，不少人连续失眠，以致神经错乱，最后胡乱交代以求过关。直到唐山大地震发生的7月28日，关在北京已经两个月的他们才第一次走出房间，看到天与地。

　　据说，他们原本都要被判处死刑。但1976年10月以后，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原本重权在握、下令对“总理遗言”案深入追查的“四人帮”被打倒、粉碎，李君旭伪造的“总理遗言”也被看作一篇勇敢表达全国人民心声的反“四人帮”战斗檄文，只不过所采用的方式欠妥。四个多月后，大部分无辜牵连者都被释放回家—唯独袁敏的哥哥瓜子，依然跟李君旭一起又被关了大半年。

　　当时的办案人员曾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袋，蛐蛐儿的笔”。而现实中这两个人又的确是关系最为密切、命运相互纠结的生死朋友。

　　“遗言”催人泪下

　　不能说办案人员的推论全无道理。因为李君旭写的“总理遗言”中，很多内容的确受到了瓜子及其他朋友的启发。那是1976年2月上旬飘雪的一天，蛐蛐儿、瓜子、阿斗、大耳朵等一群好朋友在一起聚会，在农村插队的大耳朵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的狗肉，这些密切关注时局、担忧国家命运的热血青年，围炉而坐烹狗肉议时政，他们谈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说文件宣布的高层人事变动里怎么没有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又不知怎么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大家对这个话题都很感兴趣，纷纷设想、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会说些什么。这原本是朋友间随意的谈话，没想到蛐蛐儿却默默记在了心里。回家后他经过消化、过滤、融合，又翻箱倒柜找出胡志明遗言，参考斯大林、列宁遗言等资料，精心“创作”出了那篇足以乱真的假遗言。

　　1976年春节过后，当大家再次聚会时，他不动声色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他说这是他从别处抄来的“总理遗言”，请大家一起看看究竟是真是假。

　　现在回头来看，一切似乎不可思议：所有人在看过“遗言”之后的反应，都是兴奋地埋头就抄，然后再传播给周围的亲人、朋友。虽然也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但是没有一个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在袁敏看来，那是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期，老百姓心头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已压抑了太久，善良而无奈的中国人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意愿，而这份“总理遗言”恰好迎合了人们内心无处寄托的渴望。尤其是“遗言”中那句真诚向国人道歉的话，令许多人热泪盈眶，唏嘘不已：“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

　　大家都从心底里希望“遗言”是真的。

　　青春仍然延续

　　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重获自由，但很多人的命运已无法复归原位。最令人感慨的是蛐蛐儿和瓜子。他们此后的人生时时构成一种对照，一个张扬，一个低调，却几乎同时生起了大病，各自到鬼门关走了一遭。

　　1977年年底两人同时出狱，此后蛐蛐儿一度走了一段直线升迁的光明道路。回到原单位杭州汽轮机厂，由于公安部最后的复查材料肯定了李君旭“积极反对‘四人帮’”，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偶像、青年领袖，很快在当时的杭州城里名声大震。随后他先后被提升为杭州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浙江日报》文教部副主任、《东方青年》总编辑，才华引人注目。他和省市的领导都有很好的关系，有一段时间甚至传言他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后备人选。

　　但是这时候已经有人看出了他身体与精神的异常。他时不时会在众人面前突然摔倒；半夜还曾起来梦游，从天窗爬进自己的办公室，留下大脚印，然后第二天自己又去报案说屋里进了小偷。

　　原来，在被关押北京的18个月里，李君旭因为严重失眠、精神崩溃开始服用安眠酮，逐渐形成了对药物的依赖，那种依赖几乎等同于毒瘾。1980年代末的一天，他再次重重摔倒，头部淤血，手术失败，从此身体再也没有恢复正常。

　　是瓜子把李君旭背到医院的。然而就是坐在抢救室门口等待消息的那一刻，瓜子突然发现自己的双腿肿成了透明的棒槌—随后他被诊断患了肝肾综合征。十多年前那段不见天日的牢狱生活在他身体里埋下的隐患，由于用力过度，瞬间全部爆发出来。

　　六年后，41岁的瓜子身体基本康复。而蛐蛐儿，直到今天还坐在轮椅上，被一个中年男护工照料着起居。这一病二十年里，李君旭的父母都相继去世，妻子也离开他远赴异国。1976年因他而入狱、差点失去生命的这一帮朋友时时关照着他的生活。

　　无论如何，那份伪造的“总理遗言”背后，曾经寄托着这一代青年人的热忱和理想，而当事人们也竟然能够如此宽容和坦荡，“历史的责任不应该由某一个人来承担。”袁敏说。

　　对话袁敏：历史的谜墙有时不必穿透

　　很多人知道袁敏，是因为她是文学期刊《江南》的主编；更多人知道袁敏，是因为她曾是京城赫赫有名的金牌出版人，一手发掘了韩寒，编过《三重门》、《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海岩小说等一系列畅销作品；当年她突然选择告别京城、回到故乡杭州，去做一本寂寞的纯文学杂志，成为了出版圈里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这一次她重回人们的视野，却是以“作者”的身份。她用了三年的时间，采访、回溯、写作，记录下了1976年曾经震惊全国、如今却几乎被人们淡忘的“总理遗言”案始末。从2006年开始，她在《收获》杂志开辟了“重返1976”专栏，追述这段历史，2009年年底所有文章得以结集成书。

　　时代周报：在《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一开始，你就写到了你哥哥瓜子刚出狱时说过的一句话：“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现在“总理遗言”案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你觉得现在来谈和当时谈究竟有什么不同？

　　袁敏：历史总是要经过时间的冲刷和沉淀以后，有些事情才会明朗，才会有相对的公论。没有时间的沉淀和冲刷让真相浮出水面的话，真的是没法说的。

　　时代周报：但80年代初李君旭已经接受了一位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的采访来谈这件事，当时那位作家的文章曾使得李君旭的名字红遍全国。对比他在80年代谈的一些东西，和你现在采访所有当事人之后得到的东西，这之间的差别在哪儿？

　　袁敏：他当时接受采访，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反“四人帮”的英雄。而我觉得，简单地把其说成是反“四人帮”的英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历史的荒谬。我在今天，三十多年以后再来说这件事情，是想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历史真相的本身，而不是给这样的一桩公案下什么定论。

　　时代周报：在重返1976年、追溯三十多年前那段历史的过程里，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困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袁敏：最大的困惑或者说困难就是对这个毕竟是弥天大谎的事件的定位。这个事情必然要涉及蛐蛐儿，而他现在又是一个因为这个案件在身体里埋下病根，身心俱损，处境非常惨淡的人。读者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应该能体会到我的两难。我们所有的当事人都不想伤害他，但也不想让他永远沉浸在反“四人帮”英雄这样的虚幻的光环回忆里。

　　当然他确实是反“四人帮”的，但是，就像我书里写到的蛐蛐儿前女友父亲的话：不管怎么说，“总理遗言”毕竟是假的，不能因为编造“总理遗言”的动机是反“四人帮”，编造谎言也变成英雄行为了。这句话让我的心当时沉重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为什么我要专门写一篇《追寻真相》，这一篇实际上完全是写蛐蛐儿的。

　　直到现在，蛐蛐儿的目光还是停留在80年代的。他在床上躺了二十年，他和现在的社会完全是隔膜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不能因为这种隔膜，不去揭开历史的真相。尽管确实是两难。

　　也有媒体的朋友读后，认为我最后还是没有打破历史的谜墙。我给这位朋友回了一封信说：历史的谜墙有时不必穿透。我觉得历史有些地方真的是无解的。现在档案还是尘封的。我写“重返1976”的过程中也曾尝试通过关系找公安部门，想看看那一段的档案，但还是不能看。如果原始档案不能看，那就是无解的，这堵历史的谜墙就是穿不透的，但是我觉得穿不透并不影响人们看这个历史大事件当中人物命运的轨迹。我想我真正要表达的是历史洪流当中的人，包括人性的复杂在历史面前的呈现，而不是仅仅为了回顾这段历史本身。

来源: 《时代周报》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