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奇谈《羊城晚报》的停刊

阿陀

当时《晚报》不可能没有“左”的烙印

——杨奇谈《羊城晚报》的停刊

对于《红卫报》停刊的过程，我们采访了历史的当事人——杨奇（1961年起任《羊城晚报》总编辑）。

【背景】1966年2月，陶铸到羊城晚报“蹲点”，实际上就是要报纸跟上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当其时也，正是林彪大搞“造神运动”的时候，陶铸坐不住了，要“紧跟”了。1966年2月1日，《羊城晚报》一版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其后，连续发表三篇社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论根本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观》、《论突出政治》。《顶峰》不止写一篇，而是一论、二论、三论。这几篇社论，后来统称为“三论顶峰”。对此，《羊城晚报》社史一书这样客观评价：这几“论”起了神化领袖、宣扬个人崇拜的作用。
记者：1966年间，《羊城晚报》为什么被定为“大毒草”？
杨奇：《羊城晚报》创刊初期那9年，正好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越来越左的9年，一直发展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样全国性的政治气候下，《羊城晚报》不可能没有“左”的烙印。“文化大革命”要革文化的命，《羊城晚报》当然在被“革”之列。“三论顶峰”也好，改名《红卫报》也好，是陶铸同志为保存这张报纸、缓和压力之策。当时，陶铸同志已调到中央当第四把手，他给中南局宣传部打电话，让《羊城晚报》改名为《红卫报》。可是仍然无补于事。
【背景】1966年5月中，中南局派出工作组进驻《羊城晚报》，报社内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报社领导班子成员及中层骨干开始大部分“靠边站”，副总编辑秦牧更是首先被公开点名批判，其他一些人也被抄家批斗了。这时的晚报已经不能正常办报，而是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按照上面的指令行事，为极左路线鼓吹宣传。
记者：在这样一场大风暴冲击下，报社内部是一种什么状态？人心惶惶？还是有人起来反抗？
杨奇：当时极左思潮泛滥，全盘否定过去的工作。报社内部很不理解，却也无可奈何。在铺天盖地的极左浪潮中，谁也顶不住。
【背景】中南局宣传部在《通告》中透露：原来早在1966年9月和10月，他们两次报告中南局，请求批准停刊《红卫报》。中南局经讨论决定在年底停刊。
记者：本来决定1966年底停刊，为何12月13日就被封闭？
杨奇：在“四人帮”的挑动下，二十多个造反派组织不明情况，他们等不到年底，提前在12月13日就发出勒令，把《红卫报》封闭了。这在全国报纸中又是绝无仅有的。

（编辑：Rob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