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内参：贵州“启蒙社”始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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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刊《往事》编者的话：本期载文是1979年《人民日报》的一篇内参，是关于启蒙社的调查和贵州省、贵阳市对启蒙社问题处理情况的报道。按照中共建政以来的惯例，对启蒙社肯定要按敌我矛盾实行专政，但在那一特定的时期，贵州省委、贵阳市委却做了全然不同的处理，以平和的方式成功化解了矛盾。

此事的意义在于，它昭示了曾经出现的中国社会转向文明进步的一条途径，一种可能，一个开端。虽然还是以党划线，但以往的敌人现在属人民内部，以往的思想反动化为思想问题，以往的“一棍子打死”变成细致的具体分析，亦肯定其有“积极的”一面。以往通过专政解决的，现在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再“打出去”，而是“拉过来”。

在这篇内参中，作者详细地记述了启蒙社绝大多数成员的家庭及个人成长中的悲惨遭遇，虽然许多干部在文革中都有过被当作敌人对待的经历，但对于被打成地主或历史反革命的“敌对分子”及其子女的遭遇，却难怀悲悯之心。贵州的异乎寻常的态度，则意味深长，标志着“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已悄然结束。

现在看来，这篇内参仍留有那个时代的痕迹，或者说，某种局限。这深刻反映了当时党的意识形态内在的冲突与矛盾；也反映出意识形态与民间自发思想的冲突和矛盾；也是党的上层两个凡是、完整准确与实践标准之间斗争的具体化。对启蒙社的处理是实践标准的一次具体实践（报道按语中提到的“中央领导同志”即实践标准的倡导者、实践者胡耀邦）。
这个转瞬即逝的小小的乌托邦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政治开明春风不再，但它的失败比它的成功更具历史意义。自此，意识形态破产，思想的桎梏被打碎，人们得以在思想上自我解放，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当启蒙社成员李家华在检讨中批判自己“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制度本身，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时，他过早地否定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历史的进步不情愿但又深深地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记。不妨想象，如果当事人之一、时任贵阳市委秘书长的朱厚泽先生在世，如果曾经的启蒙社成员黄翔和朱厚泽先生坐在一起回忆往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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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内参编者按：贵州启蒙社是全国建立的最早的自发组织，对各地自发组织的建立有相当影响。它的错误，特别是解冻社宣言，影响很坏，曾被敌人大加利用。今年八月，蒋帮电台还向启蒙社进行策反广播。对参加这个组织的迷途的青年，贵州省委、贵阳市委和贵阳市公安局，坚持以教育为主，认真做思想工作，坚决落实党的政策，收效很好。中央领导同志在肯定贵州的经验时指出：“我们不少的同志现在的情况是：一，不了解情况；二、不真正认识党的政策的意义；三，不亲自动手动口做思想教育工作。这样，使许多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激化为敌我矛盾，而自己什么东西都没有学会，现在应该是努力改变这种作风的时候了。”本报记者对启蒙社始末做了了解，写了这篇较详细的报道，先内部刊登，征求意见。然后拟压缩、修改，公开见报。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出现了一片大字报，内容是政治抒情诗《火神交响诗》。署名有：贵阳针织厂工人黄翔、贵阳供电局工人李家华、贵阳烟酒业公司工人方家华、贵州省蓄电池厂工人莫建刚。

围看群众水泄不通，简直要把交通阻塞。当天，有关部门给贵阳市公安局打电话，询问贴大字报人的情况。回答是：黄翔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被我镇压，本人曾劳教三年；李家华出身地主，父亲被我镇压；方家华的父亲是伪镇长，监毙，本人曾被审查过。
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摆在面前：

这些人为什么千里迢迢，从贵阳来到北京贴诗？
这些人出身反动家庭，为什么有胆量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
党政机关怎么办？……

贴诗

要想了解他们为什么进京贴诗，先得从诗作者黄翔谈起。
黄翔今年三十八岁，出身地主，父亲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一九五一年被我镇压。黄翔未满一岁就离开了父母，但他的少年、青年、中年，怎么也逃脱不了“反革命”的待遇。十二岁下井捞死鱼，被说成是“投毒”，“阶级报复”，遭到关押。十四、五岁，连他自己至今都不清楚为什么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立案侦察。十八岁，他自愿报名到柴达木盆地建设大西北，竟被诬陷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企图投敌叛国”，劳教三年。三年满了，没有工作，到处流浪，挨饿、受辱，被看成“社会渣滓”。这样的人有种信念，要么随时间的流逝而昏昏消磨，要么自我奋斗，闯出一条路来。黄翔选择了后者。他上完小学，没有资格升学，就读书自学，写诗练笔。一九五八年，他的诗被刊登了，并应邀参加了贵州文学创作会议，填写了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会员登记表。他也申请入团，要求上进。但诬陷、迫害一桩接一桩，那刚刚尝到的党的温暖，转瞬间只能成了苦闷中的陶醉，绝望中的安慰。但他没有沉默。逆境不但挡不住他的创作活动，而且向他提供了创作素材的源泉，他被安排到茶场就业，写了一部以科学实验为题材的电影剧本，受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肯定。待他修改时，文化革命开始了，他作为“小邓拓”被捆打，罪行是“电影剧本只有科学实验，不讲阶级斗争”。他也象别人一样，胸前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表达对领袖的热爱，可是有人骂道：“狗崽子，你有什么权利佩戴！”一把就给揪了下来。

一九六八年，黄翔被调到贵阳针织厂。不久，又是一场人为的阶级斗争——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苦命的黄翔又被揪了出来，关进牛棚。两岁的儿子感冒住院，不准他探望。医院两次下了病危通知书，他只能看着通知书流泪。最后来了死亡通知书，他不顾一切冲出牛棚，跑到停尸房，爬在七窍流血的儿子身上嚎啕大哭。一位领导训斥道：“你哭什么！你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没有反够？再无理取闹就让公安局逮捕你！”之后，黄翔被作为疯子送进精神病院。

又是“反革命”，又是“疯子”，这是对无辜者在精神上的残酷折磨。折磨，可以屈死人；但也能给人以磨练。黄翔虽说没有做人的权利，但早请示晚请罪必须参加。他怀疑，为什么要把人民的领袖当宗教的偶像顶礼膜拜？于是，他偷偷写了一首诗《火炬之歌》，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也想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一思考，为什么这种革命越搞，自己越倒霉，人心越惶惶，社会越动荡，冤案越是多？他写了《我看见一场战争》的诗作了揭露。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他看到了希望，兴奋、激动促使他写了献给四五英雄的诗篇《不，你没有死去》。在那令人窒息的日子里，这些诗用含蓄的语句鞭挞了林彪、“四人帮”，表达了他对光明和民主的向往。在黑夜里，他悄悄朗诵，给自己听，给爱人听，给同病相怜的朋友李家华、方家华听，寄托对明天的期望，增添在逆境中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

为了诗稿不被抄走，黄翔用巧妙的方法把诗稿封在蜡烛里，等待着启封的日子。“四人帮”粉碎了，黄翔高兴得跳了起来。他要把自己的信赖，真诚地交给党。他从蜡烛中取出诗稿，投向几家报刊。那时拨乱反正才开始不久，他的诗又涉及禁区，不被刊用。黄翔不服气。他想用大字报的形式把自己的诗贴出去，让社会检验。贴在那里呢？遭遇、身世使他寒心；在“山高皇帝远”的山城贴，会不会被抓？他思量再三，决定贴到北京去，那里是党中央所在地，是掀起四五运动风暴的地方，人身可以安全。什么时候贴，他在思考着、观察着。
一九七八年的十月，正值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热火朝天。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精神广为宣传。在首都，社会主义的民主潮流如滚滚波涛，冲击两个“凡是”筑起的阻碍思想解放的堤坝，黄翔有了勇气，恨不得立即卷入这争取民主的波涛中去。十月九日，他约定方家华、莫建刚、李家华三人一起进京。

一下火车，他们强烈地感到首都的民主空气十分浓厚，这几个人把黄翔的几首诗以《火神交响诗》为总题，贴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衔，黄翔当场朗读。他念《火炬之歌》等诗时，人们似乎不解其意，没有反应；他念《不，你没有死去》时，吸引了群众。黄翔用他湖南的口音，沙哑的嗓子朗诵道：

回答我吧，天安门广场！
以你埋藏在胸头燃烧着的火焰和岩浆，
以你曾经发出过的震撼天宇的咆哮和怒吼。
难道你竟这样静静的死去？
永远合上仇恨的眼睛？
不！你不会死去，你不能死去！
你的旗帜并没有顺从和倒下，
你的被撕毁的横幅标语没有垂下火红的翅膀；
你的被掐住了脖子的诗歌和传单仍在发出嘶哑的呼声；
你的铁锤般的拳头，仍然在沉默中挑战和应战；
你的血肉模糊的身躯仍在无声的控诉和呐喊。
你是不可战胜的，
你会十倍、百倍、千倍地比今天强大，
重新高举进攻的旗帜！

正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呼喊的首都群众，听到这些诗句，有些人按捺不住激动的情感。无论大街的声音怎样喧闹，人们静静地听他朗诵，有的甚至流了泪，有的在认真地抄。当黄翔读完一遍时，人们让他再读，有的诗句要求重读。就这样，连黄翔自己也不知道读了几遍。

结社

返回贵阳后，他们又把诗贴了出来。但许多人反映，有些篇章诗句晦涩，不知所云，更不知道贴诗的目的。为了向群众作介绍，由李家华出面写了《评〈火神交响诗〉》 的文章，准备继续张贴。十一月二十二日，黄翔等人带着抄好的《评〈火神交响诗〉》 二次进京。二十三日在火车上闲谈时，方家华说：“我们就以行动实践宪法，来个结社。” 他的提议得到赞同，黄翔就起了个名子叫“启蒙社”。他认为，有林彪、“四人帮”的蒙昧主义，就必然有时代的启蒙。时代的变革首先从解放思想开始，启蒙正是为了投入到解放思想的潮流中去。

十一月二十四日，他们到了北京。这正是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大喜日子。不少人到天安门广场、西单贴大字报，发表演说，开讨论会，探讨天安门事件的经验教训，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晚上六点以后，聚会的群众有成千上万，展示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显然，黄翔等人带来的文章与北京的气氛很不协调，谁会关心他们那自我陶醉的诗歌评论呢？但他们却带来了北京少有的东西：结社。

尽管我国还没有结社法，尽管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连群众组织都没有参加过，如何结社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张白纸，然而，他们就凭着宪法上的原则规定，实践起来了。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当他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贴大字报时，黄翔发现李家华晚到，上去就是一个耳光，质问道：“你是不是害怕了？”气氛紧张了一下。接着，他们急急忙忙把李家华的文章贴出来，然后在大字报前边写道：“我们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正式结社——启蒙社。”在大字报结尾，他们又当众加了比别人还要“激进”的两句口号：“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毛泽东同志必须三七开”。

这一下，启蒙社轰动一时，有的说：“文化革命又来了，真烦人！”有的在大字报上批道：“蒙启逢启蒙，启得心朦胧”。还有的提出：“应该把这些人抓起来。”专政机关开始注意这些同志，启蒙社有的成员害怕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报纸公布了邓小平同志的谈话。邓小平同志指出：“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冷静之后的启蒙社成员，十二月二日贴出声明：“坚决拥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我们信赖和拥护邓副主席的讲话，我们的疑问消除了，心里明白了。维护安定团结，顾全大局。”他们还分别向各自单位表示，写“三七开”的口号是没有深思熟虑，提法不妥，影响不好。

就是这样轻率的结社，而且一开始就捅了大漏子，但启蒙社仍吸引了很多青年人。到七九年一月，正式成员已有二十多名。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他们为什么要参加启蒙社？让我们从一些成员的情况中去寻找答案吧。

那个首次进京的李家华，是贵阳供电局抄表工，父亲是地主，五零年被镇压。当时李家华不到五岁，也被游斗、捆打。之后，到处流浪讨饭，被卖给人家当放牛娃。曾被怀疑参加过反革命集团，遭关押。他只上过三个月小学，靠自学读了不少书。由于生活在一个被人看不起的环境里，沉默、孤独使他几乎丧失人的自信心、自尊心。他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和基督教义中寻找“安慰”。他说：“我相信以基督教精神为核心的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的人类理想主义。这种主义在人与人关系上，提倡和睦、宽恕、谅解，不要人为地加深仇恨。”在启蒙社内，他开口就是卢梭、孟德斯鸠，闭口就是托尔斯泰，有人称他是“傻头傻脑的基督教徒”。

那个倡议结社的方家华，是贵阳延安路合作烟酒店的售货员，出身地主，父亲一九五一年监毙，方家华时年一岁半。在他读中学时，因为吵架，被老师骂为“地主子女”，挨了一个耳光，愤然退学。文化大革命中想参加群众组织，一填表，袖章就被收回。他喜欢历史和文学，但没有书看，一九七零年就和几个同学偷图书，结果被捆绑批斗，关押了两年。为了找工作，他不下二、三十次求街道办事处，得到的回答是：“出身不好，人家不要。”他现在干的这个售货员，还是顶替妈妈的结果呢。多年来受歧视，使他厌世，曾经自杀未遂。

把自己的家作为启蒙社活动点的杨在行，是贵阳第六建筑合作社钢筋工。出身地主，父亲监毙。他长期背上“地主狗崽子”的黑锅，从来不敢理直气壮地说话，不敢给领导提意见。低下的地位，使他对人富有同情心。参加启蒙社后，只要一听谁说冤枉，他就同情。曾变卖家里的东西资助别人进京。对平反冤假错案积极。被认为是一个好打抱不平的人。

启蒙社的笔杆子罗斌孙，是贵州客车装配厂的劳改就业人员。父亲是工程师，本人师专程度。一九七一年曾和几个同学酝酿组织马列主义学习研究小组，被诬陷为组织反革命集团，判刑三年。刑满后，捏造他参加过一个反动的读书会，又关押了两年，搞得妻离子散，家庭受害。他参加启蒙社时，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他说：“我是因为研究马列被捕的，但并不能因此而放弃我的信仰。马列主义要不断地充实、丰富、发展，我参加启蒙社，就是要继续探讨这方面的理论。”在他起草的启蒙社的宗旨中，特别写道：“马克思主义是我社的基本指导思想。”妈妈知道他参加启蒙社后大哭大闹：“你一辈子专干傻事，吃了苦头，给家里造成灾难，还不吸取教训！”罗斌孙流着泪劝妈妈：“吃苦头的人多了。我们争取民主，就是为的让人少吃苦头。”他把自己的手表卖掉，作为启蒙社的活动经费。罗斌孙被称为启蒙社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启蒙社驻京代表秦晓春，是贵阳市建三处混凝土班的临时工。出身工人家庭，小时送给人，养父是特务。五七年养父被捕，他又回到生母身边。从小感到成分对自己的压力，连生母生气时也骂他是“反革命的儿子”。他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活动，见识了什么是野心、卑鄙、欺骗、市侩。他看到近三十年来贵阳还很落后，人世间有许多不平事，内心不满。来到启蒙社，感到为他创造了发牢骚、说真话的环境。他宁可不干临时工，不要工资；宁可露宿北京街头，也甘愿为启蒙社卖力。

启蒙社内还有一些不大会写文章，专搞事务的青年。一个叫汪新年，贵阳搬运公司搬运工。因为父亲曾在国民党起义部队中任过营长，结果全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轰到乡下。有一年他回贵阳探亲，没呆两天就被抓起来，一直押到过春节。父亲的历史，影响到他长期找不到工作。一九七六年他干脆扯谎，填写父母双亡，才当上个搬运工。一个叫夏成龙，待业青年。上山下乡期间，被诬陷为杀人抢劫犯关押一年。当真正的罪犯被捉拿后，夏成龙才得以“教育释放”。他长期没有工作，靠爱人一月三十多元的工资来生活。还有个青年叫梁福庆，是贵阳客运段跑北京的列车员，出身工人，曾任代理团支书，受过通报表扬。因为在列车上同黄翔等人谈起民主来十分投机，入了社。有一段，只要火车一到北京，别的乘务员忙于搞卫生、买东西，他却急急忙忙提上两瓶浆糊直奔天安门广场——贴大字报去了。

这些人，大都是唯成分论的受害者，冤假错案的受害者，极左路线的受害者。他们失去了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一度被社会遗弃，被人踩在脚下，艰难地生活在浊流之中。粉碎了“四人帮”，他们那种痛疾国家弊病的心情，期望国家经过变革尽快强盛的心情，特别是要求扩大民主，确保公民权的心情，更为迫切。这也是他们五光十色的思想能够组合在一起的一个基本条件。（未完待续）

王永安、周修强（已故）当年均为《人民日报》记者，分别曾任《人民日报》群工部、评论部负责人。

网刊《往事》第99期

分裂

结社后，他们总结了上一次大字报的过失，集中研究他们最感兴趣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了。为了写这方面的文章，有的人翻阅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人权资料，世界历史等。初稿一出，又经集体讨论通过。李家华在《论人权》一文中写道：“人民需要民主，人民需要法制。民主让人民大胆的讲话和参与国家的管理。法制是坚强的保护和捍卫这些讲话和管理的权利。如果失去前者，法制就没有保护的对象，如果失去后者，民主就无所依托。” 黄翔在写的关于民主与人权的文章中说：“由于我们国家的法制不健全，人权和民主得不到保障。无故受害的不仅是群众，甚至也包括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包括许许多多的革命老前辈。”“作为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们惧怕的东西却太多了，惧怕诬陷，惧怕便衣，惧怕告密，惧怕得罪顶头上司，惧怕不可违背的长官意志，甚至惧怕说一句真心话，因为说了一句真心话，也要联系到脑瓜是否存在。这里何见人权和民主的影子？”起初该文是写给华国锋和邓小平同志的信。文章写好后，正值中美建交，邓小平同志即将访美，黄翔说为了表示向美国人民的友好，将信改为《致卡特总统》，还写道：“尊敬的卡特总统，我们常常在想，为什么象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这样少，这样缺乏，而使人无时无刻感到的仅仅是‘全面专政’的一面？为什么我们往往闭口不提人权，长久忽视这样一个本世纪世界议程中的中心议题，不是由我们而是由美国把人权的大旗高高举起？！”杨在行等人不同意，说信还是写给华主席和邓副主席。黄翔坚持已见，并说北京有人给卡特写信要人权，写得不好，没有这封水平高。这样，包括李家华写的《论人权》也给加上“献给中美正式建交”的题目，同黄翔写的给卡特的信一起，作为启蒙社第三期大字报，于元月七日、八日分别贴到贵阳和北京天安门广场。群众一看，不禁哗然，质问：“美国是民主乐园吗？”“把中国的内政讲给外国领导人，是什么意思？”这又是对黄翔的猛击一掌。

几次受挫，使得黄翔变得谨慎了。他和方家华提出，启蒙社专门研究文学，不要涉及政治，成员要少，文章要高、精、尖，不要搞群众性活动。杨在行、罗斌孙等人坚决反对，提出启蒙社就是要参与政治活动，反对邪恶，伸张正义，为现实斗争服务，并要广纳成员。双方意见分歧，分裂已在旦夕。二月八日晚，终于摊牌了。杨在行、罗斌孙一派，向黄翔、方家华一派发起了猛烈攻击。杨在行说：“黄翔在启蒙社内搞家长制。别人写的东西都不行，不能贴，只能贴他写的东西，太不民主了”。接着，他们抓住方家华一个月没参加活动的把柄，让他作检查，并提出启蒙社必须整顿。他们还把罗斌孙早已起草好的社规拿到会上要求通过，社规说：“入社有先后，贡献不分先后；能力有大小，权利无差别；分工有不同，地位无高低。必须克服自我标榜、争名夺利、互相吹捧、人身攻击等恶劣作风”，“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不到社做具体工作者以自动退社处理”。黄翔、方家华一眼看穿社规是含沙射影，坚决反对讨论。黄翔要大家讨论他写的文章。但对方丝毫不让步。黄翔说：“启蒙社是我们发起的，你们不同意就另外去搞，但不能用启蒙社这个名！”对方说：“启蒙社这个名字我们用定了！”双方大吵大闹，不可开交。方家华身揣一把菜刀，差点和其他人打起来。这样，从晚上七八点钟，一直闹到凌晨一点，搞得四邻不安。成立才两个多月的启蒙社，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分裂了。

黄翔、方家华、莫建刚等六人，二月十五日贴出大字报，宣布成立“启蒙社编委会”，开始了他们的文艺探索。三月十四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贴出黄翔的新诗作《田园奏鸣曲》。它以爱情为主题，辞藻华丽，情感浪漫，宣传“要进行一场静悄悄的情感革命”。结果，群众反应冷淡，黄翔也感到自找没趣，前景不佳。主将受挫，编委会一派无声无息了。

杨在行、罗斌孙等十多人，好像摆脱了不民主的羁绊，士气高涨，分裂的第二天就宣布成立“启蒙社编辑部”，提出：“当前我社的工作重心是与官僚主义者坚决斗争，为迅速贯彻落实党中央制定的各项英明政策扫除障碍。”他们的第一枪，就是呼吁为革命烈士马绵征昭雪。马绵征是张志新式的英雄。她因高呼“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号，一九七O年五月十日被枪杀。就义前，因怕她再呼口号，竟给她嘴里塞上弹簧。这是一起冤案，七八年底贵阳市委就准备予以平反，但由于认识不统一，案件一直拖了下来。启蒙社编辑部的人得知后，于三月十一日在贵阳贴大字报，介绍了马绵征同志的事迹，提出：“马绵征特大冤案至今却未能昭雪，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是些什么人从中作梗？”这是对思想还不解放的人的尖锐批评。群众知道后，就把小白花、诗词别在大字报周围，向烈士致敬。他们的这次活动，受到干部群众的支持，为加快这个案件的平反做了努力。也正因为这样，许多人到启蒙社上访伸冤。上访人员中，有拖儿带女的受害者家属，有工程技术人员，有公安干部，有大学的教授等。杨在行、罗斌孙整天陷入接待工作之中。他们耐心听取申诉，帮助有的人修改材料，替有的人找住处，有时还留近乎乞丐的人吃一顿饭。这些年青人在接触了民间的情况后，又撰写了“从马绵征的冤案谈起”、“官僚主义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敌”等大字报。
在做了好事听到赞语之后，有些人趾高气扬，头脑发热，对来访的群众冷漠，对内部文化低的成员瞧不起，听不进不同意见，新的矛盾在编辑部又出现了。三月二十三日，北京《探索》发表社论，攻击邓小平同志，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一些自发组织也发表《〈探索〉是错误的》、《与〈探索〉商榷》等文章进行反驳。可是，罗斌孙提出转载《探索》社论，理由是文中提出“反对镇压民主运动”。杨在行不同意，说：“我们是拥护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搞不是反对邓小平同志吗？”罗斌孙说：“我们是反对那些压制民主的人，不是针对邓小平同志。”为了体现民主办社的原则，杨在行同意转载。罗斌孙就写了一个转载按语，说“《探索》杂志的这篇社论写得何等好啊！”“目前这一由群众自发形成的民主热潮即将经受一阵寒流的袭击。官僚主义者以及那患有迫害狂症的打手们早就在磨刀霍霍、搓手挽袖地等待上面下一道巧妙的抓捕令了。他们妄想通过一抓一捕把民主空气镇压下去。”按语的题目叫《大浪淘沙》，意思说现在看谁能经得起考验。三月三十一日大字报在贵阳一贴出，杨在行说：“这下我们可要挨专政了！”原来支持、同情他们的群众，把编辑部成员秦晓春找去大骂一顿，质问为什么要反对邓小平同志。其实，秦晓春也不同意转载，急得他拍着桌子说：“这下完了！”成员蔡少华看到这篇转载文章后，当天贴出声明：“从即日起，我退出乌合之众——启蒙社编辑部。”这样，启蒙社编辑部就把自己置于党和群众的对立面，加上内部的分崩离析，也无法再活动下去了。

在启蒙社分裂时，原发起人李家华处于中间状态，两边都想拉他。二月二十七日，他宣布退社，不想干了。两派都骂他胆子小，搞投机。为了表明自己不害怕，不逃跑，调子还要高，李家华就联络了启蒙社内被看不起的汪新年、金百奎和他哥哥李树松，商定重新结社。李家华提出取名“中华学园”，后经金百奎提议大家同意取名解冻社。意思是“为加快被冰雪封锁的中国解冻和迎接第一个春天的到来，实现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夙愿。”李家华按照自己的多年的信仰，起草了一个解冻宣言，宣称“目前特别要宣传卢梭的人权思想和孙中山的民主学说”。“提倡学习基督教精神外化出来的文化及文明，效法在它和平、宽恕、谅解、博爱教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提出“取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专政’，因为一切‘斗争’、‘暴力’和‘专政’都是分裂人类的。”甚至主张“在国共两党实现新的合作以后，建议双方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公开宣布自己的施政纲领，实行民主竞选，由人民自由作出抉择。”这是一个公开散布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宣言。三月十四日，他们首先在北京贴出，接着又贴到南京、上海、贵阳。但是，不管贴到那里，都遭到那里群众的反对。就连启蒙社的成员看了都大吃一惊，纷纷议论说：“这些人是糊里糊涂还是神经错乱？”“让他们的基督教见鬼去吧！”有的还画了漫画讽刺。解冻社严重的错误，使自己一诞生就走投无路。

启蒙社的分裂和困境，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他们有共同的受极左路线迫害的经历，可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并不相同；他们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可是他们往往对外搞无政府主义，对内搞一言堂；他们也说维护安定团结，可是却到处串连，贴大字报，散布错误观点；他们宣传要互相谅解，要平等，要团结，可是他们自己就意气用事，搞宗派，闹分裂；他们要求社员遵守社规，可是，他们当中许多人长期脱离生产岗位，违背了社会主义劳动纪律，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他们口口声声说要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可是在实际行动上却常常违背自己的诺言，个人主义第一；他们经常以群众代言人的身份口出狂言，可是他们还不了解，许多言和行常常遭到群众的冷遇，甚至抵制。这就是启蒙社不可能解脱的矛盾和它的悲剧的根源。

收容

这一切内情，当初是没有人知道的。
启蒙社一出现，就被西方资产阶级报刊视为“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渲染。苏修抓住启蒙社的错误观点，对我进行攻击。台湾当局称启蒙社的人为“反共抗暴英雄”，向他们发出招降信号。

对这些迷途的青年人，我们怎么办？
当时，对待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的自发组织，很多地方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唯恐给自己增添麻烦，只有公安部门盯着他们。

四月一日，有关部门一份报告中，把解冻社列为由“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说解冻社宣言“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纲领、斗争策略和行动计划”，要求采取打击首恶分子的办法，分化瓦解这个组织。四月三日，上海市公安局将正在上海的方家华、梁福庆拳打脚踢铐了起来。四月五日，正在重庆的李家华、汪新年，被重庆市公安局剃了光头，戴上手铐，关进当年的“渣滓洞”。在贵阳，也有人要求对启蒙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文件上点名了，人被外地扣留了，要求抓人的论调也来了，下一步就看贵阳的态度了。

贵州省委副书记、贵阳市委第一书记徐健生提出：“把人抓起来是教育，不抓进行教育行不行？”，他的想法是不能不教而诛。

贵阳市公安局的同志说：“启蒙社的人不够犯罪条件，不能抓，但可继续侦察。”

贵阳市委书记夏页文指出：“不去教育，等着人家错误多了再去抓，不是党的方针。”“我们有些同志，一不学习，不知道人家对在那里，错在那里；二受极左路线影响，看到人家出身不好，又说了些一些人不爱听的话、过头的话或错误的话，就认为了不得了，就要镇压，这岂不是精神恐慌的表现吗？”

贵阳市委书记金风认为：“参加启蒙社的青年人，肯动脑子，钻研问题，不过有的问题钻斜了。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还可能从中发现人才。”

为什么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看法能够一致呢？关键一点是他们了解真实情况，而不单凭听汇报。

从启蒙社一开始活动，市委的几位主要领导就发现，启蒙社的大字报一贴出，围看的群众人山人海，有的大字报确实受到欢迎，因为它揭露了社会弊病，讲出了许多人想讲而不敢公开讲的话，有的论文还给人以启示。但是，也确有偏激、错误的东西，有的错误还很严重，这是在解放思想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是反革命。然而，任其自流，就会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种形式干扰四化建设。四月十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确定对启蒙社的成员采取教育的方针。由于当时市委承受的压力太大了，迫于形势，决定对黄翔、杨在行连同被外地扣留的四人，集中起来进行收容学习。骨干成员由公安局以谈话形式进行教育。一般成员由市委宣传部出面，组织他们所在的单位进行教育。

收容学习由市公安局副局长樊儒祥负责。老樊是一名南下干部，从他进贵阳起，就搞公安。积多年经验，他深深感到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件，假的多冤的多。就在他负责这次收容学习时，自己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冤案还没平反呢。这种教训和切身体会使他冷静起来：绝不能从自己手中干出冤枉人的事来。启蒙社的人都是写文章的，有的见解还比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公安人员高。要做他们的工作，就得选派思想敏锐、有一定政治理论水平的同志。公安人员是搞破案的，往往有种毛病，一开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要不就是拍桌子瞪眼睛。选谁呢？他把信任的目光集中在局政策研究组组长张雪莹、侦察员樊儒林等人身上。

张雪莹等同志接受任务以后，了解到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启蒙社的人是服理不服压。有的基层领导找这些人谈话，说不上几句就被对方的大套理论说得哑口无言；有的领导习惯于老一套，开口就是“你的反动本性不改，必须老实交代”，说得对方直打盹；有的单位干脆不谈理论，专拿不上班扣工资来卡，可是有的人一月挣三十多元，也不在乎这种惩罚；有的单位喊脱产在京的人回去上班，对方说：“我的工作岗位就是民主墙。”单位明明有理，可是一同这些人交锋就束手无策。这说明，同这些人打交道，靠行政命令和老的领导办法不行，必须适应新的形势，提高群众工作的水平。特别是搞公安的同志，不提高理论水平，不重视党的政策，不讲究工作方法，要做好这些人的工作是不容易的。为此，张雪莹等同志就民主、人权、法制等问题，学习马列的专著，看卢梭、孙中山等人的著作，力争自己对这些问题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然后针对这些人的思想实际、理论知识，确定有效的工作方法。而被收容的六人这时感到委曲，准备“以身试法”大闹一场。没有收容的人，也积极活动，准备内外呼应，一场思想教育工作就在这种气氛中开始了。

教育

收容，通常是民政部门社会救济的一种形式，而不应该成为专政机关的一种惩罚手段。贵阳公安局的同志认为，这些人不是罪犯，不能以罪犯对待。所以，在四月十五日收容学习的第一天，樊儒祥副局长对黄翔等六人宣布：“一不是逮捕，二不是拘留，三不是当集训人员（即违法分子）对待，而是把问题搞清楚。饭要吃饱，觉要睡好。”但也有的同志把这六人当犯人对待，关在光线暗的房子里，行动受到限制。而这六个人一到收容所就气鼓鼓的，有的以“民主战士”自居，昂首挺胸拒绝回答问题。四月二十二日吃晚饭时，看管人员只给每人两个冷馒头，其中一个人还少给了一个，统统不给菜。这些同志认为公安局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当天宣布集体绝食。有一次梁福庆在院里多站了一会，看管人员就给小梁戴上手铐。这两件违反政策的事，徐健生同志知道了，提出要承认错误。樊儒祥也赶到现场，批评了看管人员，并向这六位同志道歉。对于上海、重庆两地在拘留他们时发生的侮辱人格的事，贵阳市公安局都主动承担了责任。这种向受审人员认错的态度，对公安机关来说是很可贵的。留给黄翔等强烈的印象是，这里还讲道理、讲政策，对立情绪减少了。随后，收容班星期天放假，学习的同志可以回家，可以相互讨论问题。这样，惩罚性的收容就变成思想教育的学习班了。

经过审查、学习，证明参加启蒙社、解冻社的同志，过去都不同程度地受过迫害，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但根本不是什么坏人。五月三日，要把情况向公安部汇报。五月一日，樊儒祥、张雪莹等在一起研究决定，在汇报中明确表态不但不抓人，还要放人。他们估计到解冻社曾被点过名，汇报中可能扯皮，但还是要如实谈情况。随后，樊儒祥把这些想法汇报给徐健生，得到徐的支持。这一来，公安局的同志信心更足了。在向公安部汇报中，贵州的同志提出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收容时间不能过长。尽管有的同志施加压力，让把黄翔、李家华的材料再研究一下，“不要只听他们讲的”。“要抓个把人，不抓交不了差。”但是，贵州的同志坚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五月二十三日，省、市领导正式决定，将收容的同志放回，做好善后工作。

人们会问，为什么只经过半个月的审查，学习，公安局的同志就敢为上级打保票，说启蒙社、解冻社的人不是坏人？张雪莹同志介绍他们的依据是：

第一、不只看字面，还要看思想实际。从字面上看，这些人的文章有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也有错误的，甚至颇为反动。那么是不是作者从骨子里就反动呢？这就要从字面入手，研究思想实际。比如，李家华起草的解冻社的宣言错误很严重，但仔细一分析，要定李家华是坏人的论据就不足。

首先在看字面时，一定要弄清原意，不能随心所欲地歪曲。有的文件上说解冻社宣言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废弃毛泽东思想”等，但一查原文，却是“要求修正马克思主义不适应现实的落后成分”，“要求废弃‘毛泽东思想’中的过时成分”。虽然原文用语刻薄、不妥，但与文件上那种掐头去尾的引法就有性质上的差别。歪曲原文，曲解原意，无限上纲，就会人为地制造敌我矛盾。

其次在通过字面看思想时，要搞清思想的来龙去脉和作者要达到的目的。特别是错误的东西，要研究错在哪里，为什么错。像李家华在宣言中鼓吹要提倡基督教文明，一个可笑的理由是，他认为信奉基督教的欧美科技发达，信奉佛教、伊斯兰教的落后，发达的科技是基督教外化出来的文明，所以中国科技要发达，就要提倡这种文明。他主张取消阶级斗争和一切形式的专政，提倡和睦平等，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林彪、“四人帮”的天天斗，搞得民不聊生。诸如此类的逐条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在宣言中所反对的是极左路线，假社会主义等，但是由于对马列主义不理解，加上作者长期受歧视，得不到党的温暖，世界观又没得到很好地改造，因而看问题免不了偏激和错误。他们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达和表面上的民主，就想从资产阶级的著作中寻求富强中国的答案，结果宣传了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论调。对这些青年人来说，又是思想认识问题，不能因为认识上的错误就给人家扣上“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

第二、不能轻信敌人挑拨，而要粉碎敌人阴谋。敌人确实为启蒙社的错误喝彩。蒋帮电台还向这些人发出联络的信号，进行策反。按通常的说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能不能据此就断定这些人是坏人？不能。这些人写大字报，虽然有出气成分，但出发点是希望祖国强大，和敌人毫无联系。所以，敌人的喝彩只能是利用，借以达到拉出去的目的。我们不能让敌人牵着走。如果敌人想抓谁就为谁叫好，我们也就去抓谁，这不恰恰上当了吗？对于启蒙社的青年，一是不抓，二是教育，使他们认识犯错误所造成的恶果，从中提高觉悟。
第三，要看活动是公开的、探讨问题的，还是地下的、见不得人的。这些人结社，虽有偶然性，但也反映发扬民主的必然。他们这个自发组织，谁都有权加入、退出、不愿入社的可以列席、旁听。他们也多次要求政府承认，要求审他们的稿件。他们把大字报贴在闹市区，稿件寄到党政机关或宣传部门，署有地址姓名，活动是公开的。这些人确实有狂妄自大、出人头地的一面，但与帮派无联系，没有其他反革命行为和刑事犯罪活动，不是搞反革命活动的地下组织。特别当他们认识错误后，能够正视。比如，李家华在学习总结中写道：“我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尤其是卢梭和基督教的影响，年长日久，成了生活的指导思想。我认为西方议会道路比东方社会制度优越。我把中国落后归结为制度本身，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我并没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生活，也没有体会到过去和现在的改变。因而在宣传中，得出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结论。搞解冻社，想解决国家存在的问题，结果不是促进安定团结，而是削弱了党的正确领导，削弱了三中全会精神。” 黄翔说：“对照自己的错误使我认识到，解放思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发扬民主不能离开党的领导；个人自由不能离开纪律约束；反对假社会主义不能引伸出我国根本缺乏人民民主和人民权利。这些教益要贯彻到自己今后的行动中去。”鉴于这些，不能认为这些青年人是坏人。

第四、不能继续结疙瘩，要主动解疙瘩。启蒙社不少人出身反动家庭，父亲被杀、关、管，本人有的被劳教、批斗过。“家庭加历史，历史加现行”，凭这个多年来流行的看法，就能把这些人打成坏人。这是结疙瘩的办法。徐健生同志强调指出：“出身是出身，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出身不能作为抓人的根据，过去的问题该纠正的，不要因为现在有了错误而不去纠正。要查一查这些人有没有政策不落实的地方。”这一查，发现不少人是冤、假、错案的受害者。于是，市委又责成公安局主动做解疙瘩的工作——落实政策；黄翔少年时所谓参加反革命集团纯属假案，应予否定。三年劳教是诬陷，予以撤销。文化革命中一再被批斗，要平反。原来惩罚他推煤、拉车，现调到厂工会搞宣传。罗斌孙的所谓反革命问题，属于冤案、假案，宣布平反。因劳改而使工作受到影响重新安排，调他任中学教员。还有一些同志没有工作的，或在单位处境不好的，或因此事影响家庭团结的，都由公安局、宣传部出面帮助联系，把好事做到底。

这些做法，不仅密切了群众和党政机关的关系，而且使这些长期受歧视的人，得到了党的温暖。他们回到单位后，普遍表现不错。李家华自己不但认了错，还动员解冻社成员金百奎到公安局认错。李家华劳动也很好，受到全厂表扬。黄翔一个人干二个人的工作，遇到什么新情况主动反映。不少人表示要在新长征中立新功。有的要钻研技术，有的要搞文艺创作，有的要钻研理论。但也有的表示闭门思过三年，什么活动都不参加了。

贵阳市委秘书长朱厚泽针对这种情况说：“是不是这些同志不讲话了，就算胜利？不是的。要把他们争取到马列主义旗帜下，成为解放思想、捍卫三中全会精神的一支力量，成为维护安定团结，促进四化建设的积极因素，这才是胜利。”

余波

贵州的同志做启蒙社工作的经验是宝贵的，受到干部、群众的支持、欢迎，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表扬。当着人们想更多了解那些青年人往后的好消息时，九月二十日杨在行、秦晓春几个人，又以启蒙社编辑部名义在贵阳贴出大字报，公开传播政治谣言，蛊惑人心，这个反复，考验着各方面的同志。

李家华看了大字报后说：“我听党的话。我反对他们这样搞！”黄翔反映：“他们曾联络我，想用启蒙社的名义再活动，我不同意，他们就以编辑部的名义贴出大字报。”启蒙社编辑部的人反映，这期大字报多数人反对贴，是几个人干的。

贵州省委、贵阳市委做了研究，认为这些青年人在文化革命中也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毒害，思想一下子扭过来也不容易。所以这次反复是正常的，继续按原来经验做工作。如果有的人硬要走下坡路，与党和人民作对，干扰四化建设，破坏安定团结，就要及时处理。但不论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思想教育为主。同时，也要相信他们是会跟党走的。于是，张雪莹就把贴大字报的人找在一起，问大字报内容有何根据，为什么要这样搞，进行了严厉批评和说服教育。贴大字报的人自知是上了流言蜚语的当，表示今后再不这样干了，要把大字报撕掉。市委书记夏页文说：“不能撕，一撕好象我们害怕大字报。应该让这个大字报成为一面镜子，提高群众的识别能力。”杨在行、秦晓春几个人又写了个检讨贴在原大字报旁边，群众纷纷批语，说他们是“哗众取宠”、“造谣可耻”、“捞政治资本”等，使本人和群众都受到教育。

公安局的同志也从杨在行、秦晓春的反复中，看到自己工作中的不足。这俩人在启蒙社的活动中，错误并不严重，所以还没有切肤之痛。另外，公安局曾对杨在行使用过侦察手段，他因此而耿耿于怀。秦晓春多方联系，思想偏激，组织上又没主动做过他的工作。因而一有气候他们就要发作。接着，他们又了解了其他人的情况，发现贵阳磷矿干部夏思其，因为参加了启蒙社，单位说他参加了反动组织，把他下放劳动，所以他坚决要贴大字报。梁福庆所在单位至今还扣发他收容期间的工资，他有气，想继续干，而且得到单位一些人的支持。这说明，本来能解决的矛盾，如果不做工作，总想用压制的办法解决，矛盾就会扩大。由于省市委经常关心这些人的情况，又能及时做工作，注意引导，因而许多人表现很好。公判魏京生后，外地一些自发组织鼓动启蒙社恢复活动，特别有些人希望黄翔出山，说他是启蒙社发起人，给各地成立自发组织点了火。黄翔向劝说的人讲：“我发起的是批判林彪、‘四人帮’，不是对现政府的，也不是对共产党的！”最近，香港有人给杨在行、秦晓春等人带来衣服和侨汇券。为什么陌生的人给他们这些东西呢？杨、秦二人给市委写了报告，并向公安局做了汇报。

是不是说贵州的同志已把启蒙社的工作做完了，做好了？张雪莹在向公安部汇报时说：“思想工作不是捏糖人，钉钉子，吹吹打打就行了。虽然搞工作有个段落，不过同这些青年交个朋友，打点交道，对了解真实情况，对做思想工作都有好处。如果我们每个干部都去做点群众工作，我看不仅是政治思想问题，就是社会治安情况，怕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相信我们的领导干部、宣传干部、公安干部、共青团干部会从启蒙社的始末中，得到一些启发。

王永安、周修强（已故）当年均为《人民日报》记者，分别曾任《人民日报》群工部、评论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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