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石 评陈小眉《西方主义—后毛泽东时代抗衡话语理论》

tuffy05

多面的西方主义？--评陈小眉《西方主义—后毛泽东时代抗衡话语理论》

2011-07-22 16:16:12
（不能上报，只好上网）

旅美学者陈小眉的英文著作《西方主义—后毛泽东时代抗衡话语理论》一九九五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二零零二年再版。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这样评论：“《西方主义》一书在多个层面上成就了一份与赛义德《东方主义》之间深刻而潜在的对话。”（《沙漏之痕》戴锦华山东友谊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如果戴锦华所言不虚，那么我们要问，这种和“东方主义“对话的“西方主义”是什么？这多种层面分别指什么，并以何种方式运作？在这样一些层面上，这种对话的内容是什么，并以何种方式进行对话？换言之，与从西方学院体制中心生发出的自我批判相对话的来自第三世界的声音，能不能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怪圈？这些问题像潮水般向读者迎面扑来，波澜壮阔且丰富多彩。

在书中，陈小眉分别讨论中国西方主义的各种面貌：西方主义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抗衡性话语；西方主义话语中误读的必然与必要；女性作为一种修辞在文学作品影响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流散中国作家的夹缝书写。首先，陈小眉在引言部分把西方主义定义为一种话语性实践。这种实践“通过建构自己的西方他者，允许东方凭借自己的本土创造力主动参与自我转化这一过程，即使东方在此前已经被西方他者们所同化，所建构”（第三页，笔者译，下同）。接着，陈小眉指出，与东方主义话语有所不同，中国的西方主义话语主要限于中国内部，基本有官方西方主义和反官方西方主义两种表现形式。如此划分，不是为了孤立和凸显二者，而是为了表现这两种力量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互相纠缠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以《河殇》为例，陈小眉细致分析了八十年代末的知识分子通过有意识地筛选材料，塑造理想西方和丑恶中国，并和官方西方主义（丑化西方并美化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并以此达到警醒国人，加快向西方学习的步伐这一目的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主义，虽然有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殖民地心态，但就其就倡导改革和开放来说，是一股积极和进步的力量。

西方主义，不管是官方的或者反官方的，都是一个动态的话语系统。不仅变化，而且因时因事而变。比如，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后，政府大力推进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并借机拉拢知识分子，进行改革开放的文艺和舆论宣传。而知识分子也从总看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改革的希望，于是，官方西方主义和反官方西方主义就改革开放问题达成一致，站成一对，干戈也就化为了玉帛。

然而，在中国这个语境里，西方以及由此而生发出的西方主义都是一系列误读的结果。误读，不存在意义上的褒贬，而是后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认识西方的必然和必要。读者不可能从作者的角度去阅读作品，而只能从读者自身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环境以及个人遭遇来阅读作品。陈小眉指出，戏剧如《麦克白》、《李尔王》、《培尔•金特》、《伽利略传》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城市盛行绝不是偶然，而是由当时的语境决定。文革后，民众从噩梦中醒来，开始重新思考英雄、知识分子和个人该怎样生活的问题。带着这些困惑，他们从西方戏剧中反观认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历史和自己将来的道路。换句话说，八十年代的西方戏剧给了东方人读懂东方的平台。

在寻找西方的过程中，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发现，他们本以为是西方的东西，反而是西方人从东方，确切地说，是从中国借过去的。在第三章《“误读”西方现代主义：朦胧派运动》中，陈小眉指出，朦胧诗人们极力吹捧庞德（Ezra Pound），并称其高扬个人主义大旗，他借助东方（中国）文化挽救了西方的现代艺术，西方现代主义大师名号当之无愧。但实际上，诗人们有意忽略庞德在二战中亲法西斯的政治态度，而且，庞德对中国诗歌，特别是李白诗的研究，大部分是出自借用异国情调来丰富自身诗歌的殖民主心态。虽然，这借来借去还是中国的东西，但“借”的历程却反映出中国的西方主义在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交错的情境下的复杂境况。

中国的西方主义在某些时期的某些问题上，具有很高的自主性。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利用性别的话语权，理想化西方形象，并借此来打破封建礼教。以女性解放为例，女性的解放被五四人认为是个性解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批揭露和批判中国旧时代女性生活的作品被创造出来：陈大悲的《幽兰女士》，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以及冰心的《两个家庭》。这对于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及其所规定的三纲五常，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禁锢形成很大的冲击。陈小眉诙谐地指出“五四时期的儿子们试图通过解放他们的姐妹来反抗自己的孔姓家长。为此，他们不得不寻求代理家长—从西方进口来的传统—的帮助，尽管代理家长家的女儿也不是自由身（第一百三十二页）”。

海外中国作家的夹缝书写（writing in-between）是书中第二版的新增内容。这些作家中，有的活跃在二十年代，有的活跃在九十年代。把他们放在同一个视野下进行后殖民主义式的观察，这本身就是一项充满勇气和创意的尝试。这种居中写作，在陈小眉看来，恰恰唤醒了这部分中国人从自身角度，用自己声音写作的意识。以郁达夫的《沉沦》为例，正是由于主人公处于日本这样一个既不是中国也不是西方的地域，主人公的那种忧郁和愤慨之情才能喷薄而出。到了九十年代，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到美国去寻找中国，实现在中国实现不了的中国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然而，这个女人的成功的案例，在西方看来，又完全是东方一厢情愿的想象。

作为海外中国学者研究后殖民主义对中国影响的经典之作，陈小眉的著作将西方主义置于具体的中国语境。而这里的中国语境，借汪晖的话说，是一个将中国置于世界之中，并努力找寻其位置的语境，是一个不自觉地带着西方主义和东方主义的眼镜的看自己和世界的语境。（《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零八年版）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形势更加复杂。文化、经济与政治，任意两者联手都能重创第三者；同时，任意双方相斗，都会给第三者带来暂时的发展空间。这些斗争与重组，在当下的语境里，在社会事件中的表现会比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更为直接、明显和复杂。

同时，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或者说最近几年，中国的社会政治格局出现前所未有的情形。社会动力从文坛转向社会，并借助网络进行散播。新闻报道社会事件，法律主动提供援助。与此同时，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之声越来越高。网络信息流动速度越来越快，周期越来越短。纯粹的文学创作已经很难起到以前的那种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新闻报道、法律实践和网络信息传播。同时，消费文化的享乐至上原则在消解一切严肃命题的同时，参与新的民主文化的塑造。这些，都是陈小眉所论述的后毛泽东时代抗衡话语的新表现形式，但很遗憾，还没有被及时收录进书。这种滞后性，也可能是海外学人做中国当代文化与社会研究的困境：由于置身于外，眼中的风景难免模糊，新事物的生发也难以察觉；又因为心在国内，旅外的学者们的一言一行很容易成为其批判对象的攻击对象。

不管怎么说，陈小眉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与政治的互动，以及双方在争夺西方主义的话语权上的复杂博弈有着一场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戴锦华评价陈著： “如果说《东方主义》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它成为内在于美国/欧美文化脉络的“外部”洞察与揭秘，那么《西方主义》的意义则在于它以某种不简单认同美国（中国学或者非中国学，主流的或者左翼的）学术脉络的“外在”姿态，尝试解释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内在文化里路。”

http://www.douban.com/note/162780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