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增如、李向东：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tuffy05 · 发表于 2012-9-6 09:08:09

9 S& e8 d3 K( i4 \王增如李向东：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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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0 v8 Q/ j  y6 G; X( X图1：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说明和检讨手稿/ ~, \1 }( l& P; D% b/ n% }; W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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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增如李向东

去年夏天，在整理陈明同志收存的一批旧物中，发现了一叠暗旧的落满灰尘的稿纸，纸张粗糙，呈深棕色，那是当年延安著名的马兰纸，纸上是丁玲的笔迹，用铅笔写成。稿纸十六开，每页二十行，每行二十字，丁玲把它对折，变为三十二开大小，左右两面书写。这一叠稿纸有十七张，一共书写了三十三面。后来又发现了两张二十一行横格纸，也是丁玲的笔迹，用钢笔正反面书写，共四面。这两张横格纸显然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色泽较白，纸质较好。
这些手稿，尤其是那一叠马兰纸，整理起来是比较困难的。首先，它们没有页码，不是顺序排列，有些页章已经散落失佚，因此有的页与页之间衔接不上；其次，年代久远，铅笔字迹有的地方已经不甚清晰；第三，铅笔稿有残缺，钢笔稿无结尾，这不是一份完整的稿子。
其不完整性还在于，它不是一份成稿，而是一些草稿，甚至也不是一份完整的草稿，而是写了好几个开头却终未完成的残稿。
这份草稿，是丁玲对于自己的小说《在医院中》的说明和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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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三八年七月底，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完成了在山西前线和西安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抗日鼓舞士气的任务，凯旋延安。十一月，日寇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西北战地服务团奉命开赴晋察冀，丁玲没有随团出发，按照中央的指示入马列学院学习。她在次年春天写给楼适夷的信中说：“学校里冷得要命，没有火还是小事，每日不等天亮就出发到有雪的山沟里去防空。后来自习也在防空壕，冷风飕飕的吹到身上，有了火，我便一天二十四个钟头守在火边，于是痔疮大发，在学校里忍着痛苦，过了两个月，没有办法了只好到医院去施过两次手术，住了两个月……”
丁玲所住的医院在拐茆村，距离延安城约四十里路，那是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延安，临时新建的一个医院。住院期间，一个叫俞武一的助产士给丁玲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个女孩子有很大的热情和克己精神，但缺乏理智，好发议论，感情脆弱，容易感伤，并不使人欢喜……”丁玲常常鼓励她，“要她理智些，健强些，认清磨难”。以后，俞武一便常常萦绕在丁玲的怀念中，还有了把她放进小说里的冲动。但丁玲又觉得，“这人物并未成熟”，只“像一个剪影或一尊塑像似的”，所以把她在脑子里放了两年。
激发丁玲终于动笔的诱因是：“在这两年之中我接触了另外一些女孩子，这些女孩子的性格并不相同，但她们却有一个相同之点，她们都富有理想，缺少客观精神，所以容易失望，失望会使人消极冷淡，锐气消磨了，精力退化了，不是感伤，便会麻木”。这些女孩子，是怀着抗战热情刚刚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丁玲喜欢她们的朝气，但不喜欢她们的脆弱，常常在复信中，要求她们有吃苦如饴的决心，有下地狱的勇气，百折不挠，死而无悔。终于，她想要“写一篇小说来说服与鼓励她们”，写一个坚强的、战斗的、理智的女性，这个女性“能够迈过荆棘，而在艰苦中生长和发光”。丁玲说：“这个欲念发生之后，很自然的那个被冷淡了却生活在我脑子中有二年之久的女主人公便活过来了。我便顺手使用了她”。
丁玲动笔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九四一年春天，那时她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副主任。当时，越来越多的作家从大后方来到延安，边区文协“一时显得十分兴旺。但人一多，关系自然也会复杂起来。我那时实在怕管事，只想住在乡下，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因此我很少回机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为了躲避那些繁芜琐碎的杂事，她向张闻天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到延安县川口区的农村去体验生活，时间大约从二月到四月，她在那里写完了艺术水准极高的短篇《夜》，同时开始写《在医院中时》，她回忆说：“抽芽的柳枝正挂在暖水沟的清流上，润湿的柔风吹着我的面颊，而那医院里的朔风和沟底下冻结了的溪流也跑到我的回忆中。于是我坐在岩石边，开始了我的小说。”
丁玲给小说的主人公起名叫陆萍，“陆萍是从那个真的产科助手变来，但她决不能像那个真的产科助手，她应该比她好，也不能是一个天生的完人，她可以有她的一些缺点，但她还有一些她没有的优点，以这些优点去克服那些缺点。不须要把她的外型写得很美丽或妩媚，因为她不是使用自己的性别或青春去取得微薄的满足的人物。不要恋爱故事，因为她既不在恋爱中取得胜利，也不必做悲剧的角色。她不应该浅薄，也不应该感伤。她对生活是严肃而正视的……”这就是丁玲对于主人公的构思。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提出了对于女人的四点企望（要健康，要愉快，用脑子，坚持吃苦的决心），陆萍正是这样的人物。
但是写着写着，她写不下去了。
“我已经意识到我的女主人公，我所肯定的那个人物走了样，这个人物是我所熟悉的，但不是我理想的，而我却把她做为一个理想的人物给了她太多的同情，我很自然的这样做了，却又不愿意。”“更使我不能续下去的是我已经看到故事的发展将离开我的原意，我如何能来自圆其说，这篇小说将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来结束呢？”她不得不暂时放弃，把那些原稿纸都请到箱子里去睡觉了。
四月底，丁玲接到张闻天的通知回到延安，要她到即将创办的《解放日报》去主编文艺栏。虽然，紧张的新工作使她几乎无暇顾及自己的小说了，但她还是偶尔要拿出来看一看，改一改。那年夏天，她曾经“花了三个晚上企图修改这篇小说而不可能”。
不久，全国文抗延安分会创办《谷雨》，这是一本以发表文艺创作为主的大型文艺杂志，在延安很有影响，确定由艾青、丁玲、舒群、萧军轮流编辑。杂志初创，急需稿子，丁玲手头没有存货，只得找出《在医院中时》加以修改。毕竟，丁玲“同它是颇有感情的，于是在一个下午便努力继续下去，而把我怀念着的梦秋同志（失去双脚的人）塞上去，作为了小说的结尾，用了还愿的心情把稿子送到印刷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文章刊登在《谷雨》创刊号上。一九四二年八月重庆《文艺阵地》7卷1期转载时，改题为《在医院中》。
时隔四十年之后，一九八二年四月，丁玲同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谈话时，有人问：“《在医院中》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丁玲回答：“就是小说中最后的那一句话：‘人是在艰苦中成长。’”并说：“小说里面陆萍那样一个女孩子，什么经验也没有，跑到革命队伍里，从她眼里看到很多不合理的东西，落后的东西，就有了意见，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环境里，就必然产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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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医院中》的思想内涵决不止于此。
更敏感的，是它对于医院中环境的描述。而丁玲此后所写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和《“三八节”有感》等受到批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由于它们对于解放区环境的描述，这个问题后来被节节上纲为“歌颂”与“暴露”。
从一九三八年冬进入马列学院，到一九四二年春延安文艺整风之前，是丁玲整个延安时期创作的高峰期，她最重要的小说、散文和杂文，几乎都产自这一时期。经过了初到解放区的激动惊喜，初尝了军旅生活的粗犷豪迈，率领过一支军事宣传团体亲历紧张复杂的斗争，有了这种种经历的丁玲，对于延安有了更为深刻完整的认识。现在，生活安定下来，有了写作的条件，她可以把自己敏锐的观察、缜密的思考，付诸文字，付诸形象。于是，就有了小说《在医院中时》、《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夜》，就有了杂文《开会之于鲁迅》、《干部衣服》、《我们需要杂文》和《“三八节”有感》，就有了散文《风雨中忆萧红》，等等。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她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为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而作的《我们需要杂文》中说：“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接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弱。”这一段话，可以看做解读丁玲以上一些作品的一把钥匙。

3 X, S, B0 S3 J（三）
一九四二年春天，延安整风开始了。四月初，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三八节”有感》和丁玲主持《解放日报》文艺栏时签发的《野百合花》，都受到比较严厉的批评。
六月十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燎荧”的文章《“人……在艰苦中生长”——评丁玲同志底〈在医院中时〉》。文章认为，“作者的技巧是成熟老练的。对于陆萍这个形象的表达，不能不算是这篇小说的成功的一点。”但是，这是一篇失败的小说。“这篇小说的主要缺点是在于主题的不明确上，是在于对主人公的周围环境的静止描写上，是在于对于主人公的性格的无批判上，而这结果，是在思想上不自觉的宣传了个人主义，在实际上使同志间隔膜。”
关于环境，“作者在小说里面的环境的安排，便是不正确的。作者为了表现她的人物，她是过分地使这个医院黑暗起来。在这里，显现它是一个恶劣的足以使人灰心堕落的环境，它是一个绞杀进步改革志愿的保守的环境，它是一个把人的‘生命来冒险’的环境。……作者显然忘记了一个事实，忘记了他是在描写一个党的事业的医院，作者有意地不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无论那一方面都是真正地忍受着‘人力和物力’的缺乏，作者反而把它（‘没有人力和物力’）当作荒唐的搪塞。因而，作者是在描写出了一个比以牟利为目的的旧式医院还要坏的医院。”
关于作者，“《在医院中时》的作者，是被部分的现实（现象）所俘虏了，是被和她自己相同的人所俘虏了。她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像陆萍就只有和她自己相同的朋友，带着陈腐的阶级的偏见，对和自己出身不同的人作不正确的观察，甚至否定。”
文章认为作者对主人公是同情的，无批判的，对于主人公周围的人物是责备的、否定的，“作者是将个别代替了一般，将现象代替了本质”。
燎荧，即王燎荧，当时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文艺研究员，据当年《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黎辛老人回忆，他在《解放日报》上只发表过这么一篇文章。
让我们感到兴趣的，是发表燎荧这篇文章的时间。
五月二十七日，中央研究院开始召开座谈会批判王实味，一直开到六月十一日。
六月九日，《解放日报》第四版用将近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批判王实味的文章，有范文澜的长文《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还有伯钊和陈道的文章。六月十日的第四版继续批判王实味，有前一天伯钊文章的续载，有蔡天心的文章，但是，第四版的头题却是燎荧批评《在医院中时》的文章。
如此版面处理很耐人寻味，也引起我们一些猜测：是来自上面的意见，还是编辑自己的主意？是有心，还是无意？是想要把批评《在医院中时》作为批判王实味的发展和延续，还是凑巧把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放在了一起？但是我们想，至少有一点是可能的，即把丁玲的《在医院中时》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都看作是有错误倾向的作品——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编辑编排了这样一个版面。
不论怎样说，和王实味同时一起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出现，对于党的高级干部丁玲，总不是一个好兆头，况且，她的《“三八节”有感》，已经受到了高级领导人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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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丁玲开始写这份草稿。此外她还有一个用意，当时有人不满于对《在医院中时》的批评，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写文章为丁玲辩解，说陆萍对于环境的看法，并不等于丁玲的看法。丁玲说，无论批评者还是辩解者，“都不足以说明我”。她不仅要做一个检讨，还要来做一个说明，她以为这些人都没有读懂她的小说。
丁玲这份材料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一九四二年的下半年，在八月重庆《文艺阵地》转载了《在医院中》之后。
现在发现的这些草稿，没有一个总的题目，只有零散的七个小标题。我们经过仔细分析，按照自己的理解，把钢笔稿和铅笔稿编排在一起，大体分为六个部分：1、小说的产生，介绍《在医院中》的写作经过。2、我的打算和安排，说明最初写小说的意图和构思。3、陆萍与我，写对于陆萍这个人物的态度。4、小说失败的原因。5、关于环境。6、结尾。
丁玲在文章里做了一些说明和解释，更多的是做了检讨。检讨的内容大致如下：
关于陆萍这个人物。不能说她没有进步，但她仍停留在小资产阶级，“她的情绪是个人的，她的斗争是唯心的，孤孤另另的。我曾经说过我并不爱那个真的产科助手，也曾经说过觉得女主人公走了样，但我却不能不承认我是爱陆萍的，虽说也的确觉得有些不合我的打算，但却只能照我的思维与意志去安排。陆萍正是在我的逻辑里生长出来的人物。”“虽然陆萍并非我，但我是藉了她来发挥我的思想和情感。”
“关于环境”这一节写得较为完整。丁玲认为，这篇小说的失败，主要还不是在于陆萍这人物，“文章失败是在我对于陆萍周围环境的气氛描写”。为了烘托陆萍，不得不渲染环境的恶劣，“我的确是以为只有把周围写得更多荆棘，我的女主人公才能有力量。”“这个使人不愉快的气氛贯穿到全篇，它是相当的幽暗相当的烦琐而恼人”，主人公居住的窑洞是寒冷幽暗的，院长、管理科长、看护是冷淡而不负责任的，“而在这样一种空气中，却还加上因循苟且，嘁嘁嚓嚓”。“当我写这一段环境时，我曾费了上百页的纸张，涂了又改，改了又毁。”“环境之所以写得那末灰色，是因为我心里有灰色，我用了这灰色的眼镜看世界，世界就跟着我这灰色所起的吸受与反射作用而全换了颜色。”

图：丁玲手迹的第三部分“陆萍与我”

同时，为了表明陆萍对于医院环境的感受并不等同于自己对于延安现实环境的感受，丁玲在材料中也做了一些说明，她说，因为反驳对于延安的批评，她曾经“同某些知识较高的人争吵过，他们骂我是‘护短’，说同我的友谊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很多地方‘不客观’有成见。”对于现实生活中所不满意的一些弊病，她“只有当着极少数的朋友的时候，才比较沉痛的倾吐我的胸怀”。她是很维护延安的，很注意内外有别的。
关于小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丁玲检讨说，第一是创作方法。她在草稿中开始写的是“我的创作方法有问题”，继而改为“我的立场，是个人主义的”，最后修改为：“立场影响了创作方法”。“我想我写这篇小说的确还是从个人主义出发，因为我在动笔之后我似乎已把最初的企图完全忘记了，只注意在一点，即主人公典型的完成。而这个典型又脱离原来的理想，只是就我的趣味而完成的。为着要完成这一个人物，不惜歪曲现实。”虽然也感觉到“有些地方写得太片面性，也曾极力想纠正，但为了不愿损害人物而没有纠正”，“而且现在知识分子的确有苦恼，我应该替他们说说”。
第二是思想方法。就是“把那个气氛写得冷淡，无同情，让读者意味着随处都埋有荆棘，这一种认识实际就是我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和不满，不顾历史，只看一段，不顾全面，只取一点，不为大众，只图一己”。
第三是“把延安的环境与过去的环境不分开来看”，“在革命的地区，有他更合适的办法，正当手续的提意见，与人为善的批评，用不着大声疾呼，用不着向群众提出控诉，用不着尖酸刻苦，挑拨是非，假如当时我能懂得这一点，把那个环境换一个地方，或许是比较有意义些了。”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主要的错误”那个标题，后来改成了“失败的原因”。丁玲把“错误”改为“失败”，说明当时这件事并没有给她造成太大压力，还是在一种比较正常的文艺批评的范畴内进行。

图：丁玲手迹的第四部分标题从“主要的错误”改成了“失败的原因”

燎荧文章发表的第二天，丁玲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的批判王实味座谈会上发言，对自己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发表《野百合花》及写作《“三八节”有感》，作了检讨。她没有提到《在医院中》。也是在六月，丁玲根据在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文中写道：“我们非常可能在某一件事，某一篇文章中，即使有十分好的主观愿望，也难免流露一些我们旧有的情绪。但这些东西就会为无产阶级所不许可，就会受到立场与方法不合的指摘。假如我们不在这里下功夫，我们即使有很高的艺术技巧，也很容易在取材上，在人物表现上动辄得咎。即使是感人的东西，只要不合于当时无产阶级政治要求之处，就应该受批评，就不是好作品。”这些议论，和她在这份材料中的观点十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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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继《在医院中》之后，文抗作家雷加也写了一篇相似题材的小说《躺在睡椅里的人》，发表在《解放日报》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和三月十九日的文艺副刊上。
小说的情节是：徐华到一所医院去看望她的爱人副院长钟正枝。她的大姐方堃同时去探视一个病人，听到病人反映说医院里竟然没有水喝，都伸着手向她请求：“同志，行行好事吧，帮我也打一罐！”以致于“来看病人最好带一罐水来”！她还看到另一件事，一个卧床的病人大便完了，垫在腰下的马桶没有人给拿走，病人“喊破了喉咙也没有人来”，一个小鬼经过那里，说了一句“咱刚下了班”就走开了。方堃气愤地去找钟副院长，这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却淡然地说：“同志，这当然是缺点，但是你只看到了一面，我们也有我们的困难。这类的事难免没有……”说完，“他已不再注视着这个多嘴的女人了，他打着哈欠，疲倦又回来了。他把两腿由横木上放下，半闭着眼睛，似乎一心一意地沉醉在浮满了窑洞的枣子香里，他心里想，她什么时候才能说完呢？”这个医院有一百个病员，作者以一种谅解的口吻写到：院长也的确有他的困难，“一个困难跟着另一个困难，这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绳扣，因为归根结蒂都是由于边区的物质困难而来的。”
当时的延安，医疗卫生条件很差，物质匮乏的确是原因之一。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六日延安市府召开卫生设施座谈会，会上反映说，边区人民平均死亡年龄只有二十五岁。四月初，中央医院在《解放日报》上发布紧急启事说：“本院外科因药线缺乏除急症外各种慢性病症，自即日起一律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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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至今也没有看到这篇文章的完成稿，因为它没有写完。
今年二月二日下午，我们去看望陈明同志时，问到丁玲在延安写的《在医院中》的检讨怎么没有发表？陈老回答：“当时博古不让她写检讨，说不要给外边人（指国统区）一个印象，好像我们延安的作家总是批来批去的。”黎辛同志也说过，延安整风和审干时，博古始终对人是宽厚的，以致康生批评说：“清凉山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你们就是抓不出来！”
丁玲自己也讲过，一九四二年四月初的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批评了《“三八节”有感》，这时，本来坐在后面的博古，坐到了丁玲的身旁，一直坐到散会，并且悄悄问丁玲：“怎么样？”博古以一种不露声色的方式，对丁玲表示出关切。他始终爱护丁玲，丁玲对此心怀感激，一九四六年四月，她在张家口听到博古飞机失事的消息，立即写出了感情浓烈的悼念散文《我们永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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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晚上，陕西社会科学院的同志到北京丁玲家中，向丁玲了解延安文艺运动的情况，雷加、陈明在座。那晚丁玲讲了很多，在谈话中也讲到了《在医院中》。
她说：我不愿意谈作品，作品发表以后让人家去谈嘛，你说好就好，你说不好就不好，我都没有意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在医院中》我写的是真人真事，对于落后的一些东西，我还写得比较少呢，那个时候延安本来就是交通不便，飞机刚刚轰炸完，在那里临时建一个拐茆医院，那是一九四○年才办起来的，你说条件能好吗？后来中央医院就好得多了。我到那里动手术，几个医生都是白区来的，思想也没有改造过，有的很热心，有的吊儿郎当。那个女主角因为我这篇文章也倒了霉了，我一直想找她，她医院里的医生当然知道是拿她当模特写的嘛。她叫俞武一，她就是个知识分子嘛，就是很热情嘛，她也不是个党员，她就是干这些很脏的工作。她前面路是有的，但还是有荆棘，还是有困难，没有困难怎么可能呢？一个知识分子跑到延安来参加革命，怎么可能一下子如鱼得水呢？都有缺点，她想象得很好，但是事实没有那么好，延安那个时候也不可能那么好，她本身是很热情的，但她毕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看问题看得单纯，看得简单。我动手术以后，到马列学院，洛甫问我底下的情形，我就跟他讲了。他就笑了，说这是黑暗，黑暗可以暴露嘛。我说不敢暴露，写的时候我还是手下留情。前天我在路上还看到拐茆医院那个院长，我还跟他聊了半天，他是江西省政协的副主席。
这是丁玲关于《在医院中》最后的谈话，也是十分珍贵的谈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过去不为人知的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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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虽然，《在医院中》在延安没有受到更多的批评，但是丁玲对于它始终十分的小心谨慎，在四十年里没有收入她的任何一本集子。直到一九八一年一月，才第一次收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丁玲小说选》。
至于小说中主人公的原型俞武一，解放后在上海工作，一九五○年代初还到北京看望过丁玲，当时丁玲家里客人很多，所以她们没有深谈，看一下就走了。另一次来北京，还想找大夫给丁玲治疗腰疼病，但是却没有见到丁玲，回到上海后给丁玲写过信：
丁玲同志：
我于九月十七号回到上海。本还想去找您一趟，怕碰不上又难过，只好就这样回来了，不过总像来京还有个任务未完成似的疙瘩着自己，我自己确实无什么事，而是想找到您，把我治病经过及许多同志不治之症在这位无名医师治疗下得到根治的情况同您谈，希望您也能去将很讨厌的腰疼病等治愈，那您工作起来会痛快些，与陈明同志生活也更快活点，我也就更放心您。这次真不恰（巧）未遇，连在电话中您的声音也未听到，我实是意料之外，我因之而不愉快。
现寄上医生治疗法给您，您若计划去，要问我什么来信，我会详详细细告诉您他为我们同志治病的态度和效果的，怕您忙，不写了。祝
身体能健康起来！
程元   1/10（过去的俞武一）上
向陈明同志问好！
这多年来我一直是工作的，做实际工作的，在工作中未犯过错误，是学好的，请放心我！丁玲同志！我是忍受病苦在工作的。又及。

图：俞武一写给丁玲的信

此信用钢笔，竖写于“中央电影局上海电影制片厂宣传发行科稿纸”上。以后她们就失去了联系。丁玲晚年还提到过她，说：“我打成右派后就没有来往了。我怕她是死了，要不然我出来了，她会写封信给我的。她身体也不是太好，她后来结婚了。”

二○○七年九月九日定稿

《书城》第十八期 2007年11月号

tuffy05 · 发表于 2012-9-6 09:10:20

关于《在医院中》（丁玲检讨－－编者注）

－－作者：丁玲王增如说明

[整理说明]

这是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一份检讨与说明，大约写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原稿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钢笔稿，即前两个小标题下边的文字，写在横格笔记本纸上，正反两页共计四面；其余均为铅笔稿，在粗糙的有格稿纸上分左右栏书写，合计三十三面。由于年代久远，涂抹改动较多，大部分原稿又是用铅笔写成，所以许多地方字迹已经不清楚。加之这些草稿没有标注页码，上下页之间如何衔接也颇费了一番脑筋。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揣测，把这些手稿整理抄录于此。原则是：一、全部按原样照录；二、错别字一般不作修改，个别修改处在〔〕中用黑体字标出；三、为了有助于研究者了解丁玲写作时的思路，有些删掉的文字也在〔〕中用黑体字作了恢复，并用楷体字加以说明；四、原稿中的小标题体例有些杂乱，这里一仍其旧；现在的顺序是我根据内容编排的，其中第三节有三个开头,以下全部照录。读者可予注意的一点是，文中用楷体标示的内容皆为抄录者的说明文字。

——王增如

自白之一关于《在医院中》

（一）小说的产生

一九三九年一月的时候，天气很冷，我因为一点外科的割治曾住在离延安四十里路的××医院。这个医院是在1938〔年〕十一月延安城轰炸后才开办的，设备很不好，工作人员少，行政上医疗上的负责人都感到颇为棘手。我住了一个多月，同他们生活得颇为融洽，并且认识了一个年轻的，神经质的产科助手。这个女孩子有很大的热情和克己精神，但缺乏理智，好发议论，感情脆弱，容易感伤，并不使人欢喜，但我却很喜欢在麻油灯底下听她述说她替伤兵们织毛衣的故事。毫不要求报偿的把那个尊贵的女〔母〕性的爱给了这个又给了那个。当她从病榻上勉强爬起来特别去替几个老实的土包子病员洗伤口时，我看着她那种欣悦于她的服务，也是很感动的。但她仍有忧伤，这个忧伤使我对她有一种负债者的感觉，于是我常常鼓励她，要她理智些，健强些，认清磨难。希冀有益于她。不过我的落拓与她的纤细，以及我们的年龄和彼此的要求都不能使我们把友情维系得很好很长久。所以当我离开医院后我们便不觉得在淡漠而且不自然起来了。可是她的身体和心情的健康，常常萦绕在我的怀念中，久了之后不觉得这人物便更被夸大和凝固起来，偶然便有了把她放进我的小说的冲动。可是这人物并未成熟，我也没有热情的给她以生命，像一个剪影或一尊塑像似的，她在我脑子中生活了两年。在这两年之中我接触了另外一些女孩子，这些女孩子的性格并不相同，但她们却有一个相同之点，她们都富有理想，缺少客观精神，所以容易失望，失望会使人消极冷淡，锐气消磨了，精力退化了，不是感伤，便会麻木，我很爱这些年轻的人，我欢喜她们的朝气，然而我讨厌她们那种脆弱。我常常在复给这些人的信件中，要求她们有吃苦如饴的决心，要求她们有下地狱的勇气，要求她们百折不挠，死而无悔，甚至我责怪比较亲近我的人们：“我有很多缺点，我一点什么都不能帮助你，可是，你常常在我一起，你应该比别人强一点才成，忍受苦难，自强不息，我不能永远同一个软弱的多感的动物相好。”这样的人物同我接触多了之后，使我想写一篇小说来说服与鼓励她们，我要写一个肯定的女性，这个女性是坚强的，是战斗的，是理智的，是有用的，能够迈过荆棘，而在艰苦中生长和发光，这个欲念发生之后，很自然的那个被冷淡了却生活在我脑子中有二年之久的女主人公便活过来了。我便顺手使用了她。那时我正住在川口乡下，抽芽的柳枝正挂在暖水沟的清流上，润湿的柔风吹着我的面颊，而那医院里的朔风和沟底下冻结了的溪流也跑到我的回忆中。于是我坐在岩石边，开始了我的小说。

小说写了一半，我停止了。我已经意识到我的女主人公，我所肯定的那个人物走了样，这个人物是我所熟悉的，但不是我理想的，而我却把她做为一个理想的人物给了她太多的同情，我很自然的这样做了，却又不愿意。我要修改这小说，我隐隐感到必定要杀戳这人物，而这是我不忍的，这些人，很多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曾经给与过无限的期望，我把小说里的人物同活着的很多人连在一块，我是同情她们的，甚至觉得她们与我血肉相关，于是我踌躇着而且苦恼。更使我不能续下去的是我已经看到故事的发展将离开我的原意，我如何能来自圆其说，这篇小说将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来结束呢？我曾经想用生产的集体行动来克服，又觉得那力量不够。我想过许多方法，这些方法都不够好，我很迷惑，而且不得不放弃，把那些原稿纸都请到我的箱子里睡觉，不再思索它们了。
半年之后，谷雨编辑索稿很急，一时便又把这旧稿拿来，我也不否认我同它是颇有感情的，于是在一个下午便努力继续下去，而把我怀念着的梦秋同志（失去双脚的人）塞上去，做为了小说的结尾，用了还愿的心情把稿子送到印刷厂，连清样都没有勇气看，另一种沉重，和另一种负咎跟在暂时的松轻之后，又来压在我的身上了。
这一种种沉重和负咎也如同我对于我的其它小说所引起的一样，秘密着希望在下一次的创作中而得到解脱，（可是什么时候才能真真的得到解脱呢？）

所谓理想

从上面的一段文章来看，我写这一篇小说是企图在一群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女孩子里面，放一点客观进去，使她们的感情在理智之下滤过，比较现实和坚强，这个企图是有它的积极性的。然而如何才能达到这一个目的呢，我以为要实现这一个企图，必然要具体的找一个人物和与这人物发生关系的事件。这一篇的人物依照作者的理想，应该是一个钢铁的人物，这个人物必须懂得客观环境的变化，了解周围人物的优点和缺点，牢守工作的法规，有步骤的来完成他的理想。这个人物的任务便是以它的历史使同时代的青年女子同情她，以她的欢乐为欢乐，以她的悲愁为悲愁，而且她不只要夺取她们的爱，还要为她们的模范，她们要拿她做为自己的勉励，愿与她同化。她必定是一个模范的青年的共产党员。作者要在这样一个拟想的人物身上，达到所规定的任务时，首先他要把这个人物写成一个活的人，有血肉，有感情，能被读者了解，与读者相亲切，气息相通，那末便须具备两个最必要的条件，第一，作者一定要了解人物的环境，对（现实的认识）和对环境所采取的态度（立场）。
第二，在透视许多事件中，能攫取扼要的例子，又应该是极可能发生的，来烘托人物。否则不是人物概念化，便是现实被歪曲。小说的任务不成功，企图落空。
是的，我曾肯定说了我有一个积极性的企图，这一点也许可以做为一时的自慰，然而我的理想却因为我第一个条件的不够具备，成为抽象的，不能与实际切合。因此我就不能攫取事件来达到我的目的，假如我硬幻想出一些动人情景也可以做到的，但人物一定是死。

我的打算和安排

这一节有三个开头，以下是比较完整的一个

根据上边的事实来看，我写这篇小说是有一个打算的，我打算在一群进步的知识份子的女孩子身上，放一点客观进去，使她们的感情在理智之下滤过，比较现实和坚强，我准备以一个具体人物现身说法，以她的历史感动同一时代的青年女性，非只爱她，且以她做为模范与勉励：这个人物应该是一个钢铁的人物，懂得客观环境的变化，周围人物的优缺点，有原则，有策略，有好的态度，她是一个标准的共产党员。这个打算在我写这篇小说之前，的确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有不有这样一个模特儿，没有，有不有几件感动我的故事，没有。那末，假设完全由我凭空创作，没有一点事实做根据，也许可以写出一个人物，或几件特别的事，但那一定会流于伪装的英雄，可佩服不可亲近，但这样的写法在比较写了一点东西的人都是不取的，我曾说我是把两个欲念纠缠在一起，而随便使用了那个产科助手，其实也是事实不得不叫我先拿定一个模特儿，然后加上许多东西去较为容易。也许我因为别的机会，舍弃了产科助手而取了另外的人，但总之这个模特儿决不会是我完全不熟悉的，精神上不通来往的人，从这里也可以看见，我的生活，我的思想意识还没有接触到我的理想人物。也许，在什么场合遇到过，点过头，握过手，但我们还没有接近，不了解，不能心心相印，气息相通，她虽说是一个活的人，很容易看见的人，但在我这样的一个阶段上她还不能成为我的人，所以也必然要证明我的打算虽是好的，有其积极性，却是会失败，不过这种必然性并没有为我所见到，我还是在依照着我的打算安排我的人物和事件。

首先我替她取了一个名字。陆萍是从那个真的产科助手变来，但她决不能像那个真的产科助手，她应该比她好，也不能是一个天生的完人，她可以有她的一些缺点，但她还有一些她没有的优点，以这些优点去克服那些缺点。不须要把她的外型写得很美丽或妩媚，因为她不是使用自己的性别或青春去取得微薄的满足的人物。不要恋爱故事，因为她既不在恋爱中取得胜利，也不必做悲剧的角色。她不应该浅薄，也不应该感伤。她对生活是严肃而正视的。她不能连有一点点小资〔产阶〕级的幻想都没有，或是幽闲的有时又是热烈的情愫，但她却应该有坚定的信心和方向，而且有思想，有批判自己的勇气。经过许多内心的斗争，直到很健康的站立着。因此她的生活最好是比较差些，工作的岗位比较艰苦而不适宜于发展。环境不大能了解她。那末当我要烘托这样一个人物时，我便不得不把环境写得不利于她，尤其是从她看来。与她在生活上有直接关系的管理科长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生活在一道的看护是两个无思想无教养的可怜的女性。院长对医务是外行，并不重视她。指导员似乎还好，却幼稚而无办法。同事之中不缺乏用那些无聊的女人的敌意来烦扰她，主任虽说有一种事务精神，却也是带着资[产阶]级虚伪的男子。当我写这一段环境（第二节）时，我曾费了上百页的纸张，涂了又改，改了又毁。这是一个短篇小说，我不能用许多事实来交代这些人，出场的人物不能少，也不能太多。这些人给她的印象都是妨害她的情绪的，这些人不能是很好的人，因为那样就不能显陆萍的理性和客观，然而也不能太坏，假如真的是很坏，那末陆萍就没有主观了，就用不着她的理性和内战。在写这些人物时，我是否曾想把个别的人物写得好些呢？如同指导员。我想过的，我也想尽可让陆萍是那样看法，而作者却不能那样看，可是我没有做到，没有做到的原因一是因为我实在也没有对这些人起过很好的感情，二是我在创作上仍有马虎了事的地方。其次是我写那里的工作环境，也如同写人物一样，我不能不写得更艰苦些。病员可爱么？不可爱，地方脏同工作的人员懒，只用传播是非来打发每一个空闲的时间。负责的人缺乏大的工作热情和改善精神，她得爱不可爱的人，收拾脏地方，代替别人一些工作，同一些诽语搏斗，坚持工作。我的确是以为只有把周围写得更多荆棘，我的女主人公才能有力量。为了更来一个比较大的刺激，连肉体也受到侵害了。我写了开刀的场面。我自己明了我是最不善于写场面的，加上我是最怕脓与血，连一个小疮也不敢看，但我要努力写出它，我要拿这一个小场面做为我的练习。在这一个关头上，陆萍显出了女性的，小资〔产阶〕级的脆弱。这是一个危险关头，然而陆萍是能战胜的。她要昂首的跨过去，而继续着她的人生大道。这一段安排好不好，可以好的，但应该着重她转变的过程，我写出了陆萍的脆弱与危险，然而我没有写出她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可以说是全篇的重心，这里应该写很多文章，这个文章要是写得比较好，是可以挽回一部分我的打算的失败，但我在这里显得无力了。我只拿了一个空旧的人和几则教条来纠正了陆萍，这一段文章虽说说明了一些作者的态度和对事务的看法，这个态度和看法是和陆萍不一样，是比较辩证的，但也可以看出我对这个态度和看法实际是很生硬而勉强的。于是这一段重要文章成了一个不自然的尾巴。完全是一个党八股。

以下为本节另一种开头

从上边的事实来看，我写这篇小说是有一个企图的，企图在一群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女孩子里边，放一点客观进去，使她们的感情在理智之下滤过，比较现实和坚强，为要达到这个企图，曾准备一个理想的人物，来现身说法，那末依照这个计划，这人物应该是一个钢铁的人物，她必须懂得客观环境的变化，周围人物的优缺点，有原则，有策略，有好的态度。因为她在小说里的任务是以它的历史感动同一时代的青年女性，非只爱她，且以她做为模范与勉励，她必定是一个标准的青年的共产党员。然而表现在这篇小说里的陆萍实不足以代表这类人物，虽说她已经是一个逐渐向革命走近的知识妇女，却还是如何的（非客观）饱有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情绪呵！
陆萍从一个无所谓的产科学生走到抗日的工作（在伤兵医院负务）又奔向延安，从抗大的生活追求马列主义（啃着从未接触过的一些书籍）到做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她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的需要，〔此处删去不愿违反铁的纪律〕又重复回到最不愿意的接产生活（虽然带了很大的勉强和不彻底，却总算部分克服了自我意识），在“不顺利”的环境里有矛盾，拿理智战胜了感情，努力坚持，结果接受了断足同志的解释，带着迎接春天的心情重上征途。这样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孩子离开温暖的家庭不久，可以算她是一个革命的进步分子，可是，她还是一个十足的小资产阶级。
她对工作是负责的，热情的，她每天上病房看视病人，安慰她们，代替做勤务的看护去打扫院子，催促和代替产科看护消毒，洗濯婴儿，做棉花球，纱布卷，换药，而且“在寒风里，束紧了一件短棉衣，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脸都冻肿了，脚后跟常常裂口，她从没有埋怨过，尤其是夜晚，有大半数的夜晚，她得不到整晚的睡眠，有时老早就有一个产妇等着在夜晚生，有时半夜被人叫醒，那两位看护胆子很小，黑夜里不敢一人走路，她只好就在那冻得可以死人的深夜里到厨房去打水。接产室虽然烧了一盆炭火，而套在橡皮手套里的手，常常冰得发僵，她心里又急，又不敢露出来，要不是难产，她就一人做了，因为主任医生住得很远，她不愿意在这样的寒夜里去惊醒他。”她不只对于自己工作有牺牲的精神，而且对于整个医院的建设方面，也具有高度的热情，草拟意见，参加会议，个别谈话。她本来是幻想着自己将是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但来医院之后也愿求得技术上的进步，见习外科手术。她这些热忱的确是为着一个概念的目标的，她是一个共产党员，她有一个朦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她在向这个目标走，可是在她的情绪上，既〔即〕使是自以为是高超纯洁，艰苦卓绝，实际许多还不过是个人主义的渣滓罢了。譬如当她上医院去的时候，用伊里基的话来勉励自己：“不愉快只是生活的耻辱”，所以特别打〔原文中断〕

以下是本节第三种开头

根据上边的事实来看，我写这篇小说的企图是要在一群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女孩子身上，放一点客观进去，使她们的感情在理智之下滤过，比较现实和坚强，为要达到这个企图便准备了一个具体的人物，现身说法，因此这人物应该是一个钢铁的人物，她懂得客观环境的变化，周围人物的优缺点，有原则有策略，有好的态度，因为她在小说里的任务是以她的历史感动同一时代的青年女性，非只爱她，且以她做为模范与勉励。她必定是一个标准的共产党员┛〔原稿有此符号，用粗线加重，在“共产党员”右下角〕但表现在这篇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实不足以代表这类人物，而且从这篇小说里所能反映出的作者的面貌也还不可能了解和掌握这类人物，此乃这样的足为无产阶级代表的人物，在作者身上只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人物。作者有一个朦胧的远景，〔此处划去有一个良好的企图，但由于作者本身对环境的认识与情绪，整个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作者能够写的人物一定要受到他本人的思想方法和意识的局限，只能够写出在他的情绪上所赞同的人物，所以此个企图是落空了的，一点也没有兑现。〕企图也有它的积极性。但在表现时，人物受了作者本身的思想方法和意识情绪的局限，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了。
首先我替她取了一个名字，陆萍是从那个真的产科助手变来，她决不能是一个天生的完人，一定包含有一些缺点，但有一些优点，以这些优点来克服那些缺点。她不会是很美丽或很妩媚，或是使用自己的性别或青春来取得微薄的满足的人物，〔此处划去像我曾写过的女性那样〕她不应该很感伤，或沉醉在恋爱里边，她对生活是正视而严肃的。她还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幻想，和幽闲的或热烈的情愫，但她应该有坚定的信心和方向，而且有思想，有批判自己的勇气，〔此处划去“该是逐渐向无产阶级迈进。于是我在故事里便”〕经过许多内心的斗争，真〔直〕到很健康的站立着〔原无标点〕

陆萍与我

陆萍并未能照我的打算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化，也不能说她逐渐（没有）进步，只是仍停留在小资〔产阶〕级。她始终缺乏马克思主义，她的情绪是个人的，她的斗争是唯心的，孤孤另另的。我曾经说过我并不爱那个真的产科助手，也曾经说过觉得女主人公走了样，但我却不能不承认我是爱陆萍的，虽说也的确觉得有些不合我的打算，但却只能照我的思维与意志去安排。陆萍正是在我的逻辑里生长出来的人物。她还残留着我的初期小说里女主人公的纤细而热烈的情感，对生活的憧憬与执着。是的，她已经比那些过去的人物更进了一步。
实际些，坚强些，是符合我今天的做人的法则而生活着的。在三八节有感里不是明明〔此处删去（写着的么）〕说明我对女人的企望：第一，要健康，要有纪律的生活。第二，要愉快，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每天都作一点有意义的工作，都有东西给别人。第三，用脑子，即有思想有理性，不浪费热情，不浪费生命。第四，坚持吃苦的决心，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不贪便宜，不图舒服，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陆萍正是这样的人物，我对她没有讥笑，没有批判，我是把她肯定了的。我曾经向很多人说过，我是更喜欢在霞村时里的贞贞的。为什么我会更喜欢贞贞呢？因为贞贞更寄托了我的感情，贞贞比陆萍更寂寞更傲岸，更强悍。〔此处删去陆萍与我是分不开的。她是我的代言人，我以我的思想给她以生命〕虽然陆萍并非我，但我是藉了她来发挥我的思想和情感。我的确有这样一个坏脾气，不知别人有不有，我总是爱悄悄的在这一个人物身上放一点我的东西，在另一个人物身上又放一点我相〔原无标点〕

失败的原因

原稿划去“主要的错误”五个字，将本节标题改为“失败的原因”

这篇小说的失败，主要还不是在于陆萍这人物，不能把陆萍写成无产阶级，就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也好，陆萍未能完成我打算时所给她的任务，但她多少也还有点作用，在比较弱的一些女同志身上。文章失败是在我对于陆萍周围环境的气氛描写，有人批评我把环境写成静死的，也有人写文章企图替我掩饰一点，说丁玲不见得是那样（如陆萍）看法，我想这都不足以说明我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我就我的能力简略分析一下。
〔原稿划去以下八行：第一我的创作方法有问题。当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只注意了我的女主人公，为了要突出这人物，我不惜歪曲一些现实，在当时我曾感觉得有些地方写过了火，有些抱歉的感觉，但我转念说再写一篇歌颂他们吧。同时我也认为这文章在鼓励的意义上少，在替新党员说话多，不好，但总为了这人物不愿放弃。〕
第一，〔原稿划去我的立场，是个人主义的，似乎根据前面的我的打算一行〕立场影响了创作方法。本来可以说是创作方法的问题，但我以为它与立场有关，为什么呢？我想，从我的打算看来，似乎还比较好，但在我的安排之中，我想我写这篇小说的确还是从个人主义出发，因为我在动笔之后我似乎已把最初的企图完全忘记了，只注意在一点，即主人公典型的完成。而这个典型又脱离原来的理想，只是就我的趣味而完成的。为着要完成这一个人物，不惜歪曲现实。当时有几个问题来到我思考中，我曾觉得有些地方写得太片面性，也曾极力想纠正〔原稿划去一些，没有很好纠正时心里还很抱歉一行〕，但为了不愿损害人物而没有纠正，心里颇为抱歉，暗自安慰自己：“再写一篇歌颂的吧”。同时觉得这篇文章似乎已经不够我打算时的鼓励说服，仿佛多年在替新党员说话〔原稿划去“的成份多”四字〕，却自己辩解，知识分子我也骂过的，像入伍，那篇文章中不是说老干部好么，那时前方来信说好，可是也被几个知识分子在背地里几几咕咕过的，文章那里能够使人人满意。而且现在知识分子的确有苦恼，我应该替他们说说。最后我也曾怀疑过这篇文章或许有某些政治上的抵触，但我总以为既〔即〕使有抵触也是写了出来的好。写出来再讨论，这些想法实际都是个人的，我只看见我的小说技巧的成功，在这个成功之中我可以争取知识分子新党员的读者，他们一定会觉得〔原稿划去以下四行：只有我了解他们的□□和伟大，为了这一点……丁玲不是一个用党员做□□来支持的作家（外边有些作家如沈从文等常常讥笑共产党员的作家，无好作品，是靠党□不是靠作品来做作家的）她是有技巧的。其中的“□”处为看不清的字，以下看不清的字均用此符号。小括号为原稿符号。省略号为抄录者所加〕丁玲不是空头的作家，是有写作能力的，而且他们会更觉得只有我了解他们的苦痛和伟大，就为了这样一点点个人的满足，战胜了对现实有某些歪曲的抱歉，对党是否有不利的问题也不愿去思索了。

第二，我的思想方法，假如我完全以黑当白，歪曲了现实，去写我的人物，那是不会的，我有过某些感觉，觉得某些地方似乎应该把他说得好一点，是有过的，〔原稿划去以下两行：但我是否就满意那些呢，却并不，我在延安住了好几年，对延安〕但我没有那样做，虽说我并没有肯定那是很坏的环境，我也没有指明某事某人不对，只把那个气氛写得冷淡，无同情，让读者意味着随处都埋有荆棘，这一种认识实际就是我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和不满，不顾历史，只看一段，不顾全面，只取一点，不为大众，只图一己。而且是自以为是。花了大半年功夫，用过心，向女孩子们说教，要她们为革命忍受一切苦痛，这还不对么？当我第一次听到别人批评三八节有感时，我的确非常伤心过，我以为那只应该有它的积极的作用的，我勉励她们自强，是的，我也抒写过我沉重的积郁，那是事实呀，几十年的女人被压迫的呼声呵！不错，我放了几根刺，不对，但是你们就只忍受不了几根刺，所以就抹煞了我的苦心，我非常感到受委曲，我的确只以为我的那些想头都是对的，后来读到凯丰同志论思想革命中说，“〔此处空白〕才觉得真是可怕（三八节有感表现得更为明显，故提及，但当另写专文）

第三，把延安的环境与过去的环境不分开来看。这本来也可以放在第二项的，但这一个问题在小资〔产阶〕级中也有他普遍的意义，在过去的我们环境里，女人是受双重的压迫，我们要反对，但延安根本上已经不同，只要一见某些人残留在下意识中对女性的轻蔑，我们也就引起与过去同样的反感。不只女人的问题，或者是某些官僚主义，甚至是必有的制度也觉得不对，在外边反抗惯了，只要是反封建反帝，就可以是革命，可是在革命的地区，有他更合适的办法，正当手续的提意见，与人为善的批评，用不着大声疾呼，用不着向群众提出控诉，用不着尖酸刻苦，挑拨是非，假如当时我能懂得这一点，把那个环境换一个地方，或许是比较有意义些了。

〔原稿划掉以下两段文字：可能有的不良效果。小说的结果对革命的认识，陆萍对革命的认识就很抽象，她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热情多，勉励吃苦，但革命就为了吃苦么？
既然小说里的环境是不可爱的，不能鼓舞人对革命有更多热情，那末人生就为了要吃苦么？〕

这篇小说里的环境的确被我写得并不可爱，无朝气，它就不能鼓舞人对革命有更高的热情，人并不是为着吃苦而生存而革命的，所以陆萍本身不特不能说服人，反而可能引起怀疑，〔原稿划去像如来佛那种心肠〕假如小资〔产阶〕级的心灵没有与无〔产阶〕级融合在一起，〔原稿划去总以为是牺牲〕不能以无产阶级的胜利为胜利；只以为是自我牺牲，那一定是不可能有的，他的那种无原则的唯心坚强一定要在现实的礁石上碰碎。陆萍是做为一个榜样来劝人吃苦的，难道真的人们会盲目的跟从她成天与假想的风魔做斗争么？既然革命的环境是那末淡漠，那还是多考虑考虑吧。甚至还会有人更把这种感觉引伸下去，把革命写得更森隐也未可知的。

关于环境

这篇小说的失败，主要还不在于陆萍这人物，陆萍不足以代表无产阶级，代表最新的女性，不要紧，就让她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她不能起最积极的作用，但她还不至于有很坏的作用，这是我现在给她的肯定。可是我把环境实在写得非常不好，它是可以有很坏的影响的。当我写这个环境时，也可以写得很巧妙，我并没有很直接的责难过这件事或那件事，这个人或那个人，可是却有一种气氛，这个使人不愉快的气氛贯穿到全篇，它是相当的幽暗相当的烦琐而恼人，这个气氛始终都正如陆萍一开始在她的新居中所感到的那样：“……有一种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中”，而在这样一种空气中，却还加上因循苟且，嘁嘁嚓嚓，像这样的一种烦人的境界，我在《风雨中忆萧红》里写得更巧妙和更沉重。这种气氛在延安讲来，是违反现实的，由于小资〔产阶〕级所欢喜的那些生活上的温情，在延安比较显得粗犷朴直是有的，也由于延安还不能根除自由主义，和极少部分人死守住的阴暗心理，不免有一些嘁嘁嚓嚓，但延安是有着阶级的最大的友爱，它不特不是像我描写的那样可怕，而且是非常与人以亲切之感的。因为它在我的趣味之下被歪曲成一团荆棘，那末就可能使人感到革命的残酷，人并非为着喜欢残酷而斗争，为着吃苦而革命的。

为什么我会有这末一个难以弥补的错误呢？去年夏天我曾花了三个晚上企图修改这篇小说而不可能，我才看出并非那一件事写得不对，那一段文章写得不好，除了尾巴以外，完全是一种气氛的，这个气氛在全篇行文中是很自然发展着下去的，〔原稿划掉以下两行：修改是没有办法的，除非我所曾体会到的要杀戳这人物，用什么方法杀戳她，得把整个环〕只修改一部分简直是不可能。我想这个理由从我的所谓安排里可以看出一部分理由。我在写这篇小说时，似乎是只注意一点，即女主人公典型的完成，因此不得不替她安置许多千斤轧，飞刀……因为需要她功德圆满，不能不魔高千丈，不管是否真的，只要〔别人执行——此四字看不清，抄录者认为是这四个字〕就成。假如我能不移的把握住我原来的打算，甚至顾到一点更多的群众时，可能我可以有些更好的踌躇，或认识。〔原稿划去但我没有这样想，我以为我完全〕我曾抱歉过的，我觉得对老干部有些冤，我是较偏于知识份子了，但我却给我自己解释，写小说不是写论文，不必一定要来一套八股，说他们是有功的，但也有缺点……〔下划线为原稿所加〕之类，而且我心里也在想，我一定另外再写一篇歌颂他们的好了。我也曾觉得这篇小说说服和鼓励少，反倒易于替新党员诉苦和出气，但我无论如何舍不得，舍不得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被埋没，也舍不得花了很多力量，自己觉得还好的文章被埋没。鼓励少，或许有，但也会有许多年青的读者觉得只有我了解他们，同时因为它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某些工作有改正也说不定，这些踌躇和考虑只歉太少；但仍为我从个人出发的想头而夭折了。这一个非常坚固的堡垒是应该用所有力量来摧毁，否则新的英雄〔原稿划去没有办法产生〕等等的话全是骗人的牛皮而已。

其次便是我对〔原稿划掉很多事物的看法〕延安的观感。平常我在很多场合说过很多样式的话，〔原稿划掉这些话看对象如何，有的话说得很好，有的很坏，有的因时间地点〕当我觉得对方是一个年青，〔原稿划掉我会解释和勉励他〕很纯洁的，但他却因为某些小事而感到一些对延安□□〔这两个字看不清〕感到一些苦痛，我便向他解释和勉励，这样的信和这样的短文也写过的，（如轻骑队的“友情及其它”）或者当觉到对方是一个小广播，好背地里东说西说的一些家伙，我会摆出一付很世故的样子，缄默着。我同某些人知识较高的人争吵过，他们骂我是“护短”，说同我的友谊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很多地方“不客观”有成见。我也向某些人吐露过我的见解，我总觉得那不会为人所注意。只有当着极少数的朋友的时候，我才比较沉痛的倾吐我的胸怀，我不满意有许多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现象还很流行，我觉得许多青年都在往公务人员化，〔原稿划掉思想贫乏，生活枯燥〕赏罚不明，私位素餐者多。努力的，有才智的，和贪懒的，平庸的一样是吃小米饭，一样的上大课。因为没有理想，脑筋便很空闲，生活又枯燥，于是便寻取低级趣味，三三两两，以恋爱故事做中心，讲女人，发怨解闷。当时我并没有觉得我是夸大了这些东西，我也没有很好的研究党的指示和文件，以为这些情况只有我看见，而我又是毫无能力的，我用一种行吟泽畔的心情来谈这些。我曾经分析过说我的情绪与理论不一致，也有人以为我是比较复杂的，实际是一致的，是单纯的，一个人决不会有两种见解，我记得十多年前我倒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有一个在国民政府作事的朋友，同我说他现在的生活是二重性的，他在我总表现得很好，我当时即机警的答应他，你并非二重，不过有一面是虚伪的罢了，不过到底虚伪的是那一面，我现在都不敢相信。因为我不明白你现在到底做过些什么事。那末我的真实是那一面呢？完全是在一二个朋友的面前说的是真话，因为他们一定会给我很好的反映，他们一定是赞成我了解我与我有同感的。这是我的感情，也是我的理论，而且我是肯定着这感情和理论，自以为是的埋伏在心里，但时间久了，一定要透露的，我须要说明我自己，我要求人能了解我，我也要争取同情者，于是我写了，在医院中是一篇，所以我老实说，假如我真的把环境改了，我心里一定会不痛快的，一个人连在〔原稿划掉写作上三字〕对自己创作的领域里还在说假话是最困难的。所以环境之所以写得那末灰色，是因为我心里有灰色，我用了这灰色的眼镜看世界，世界就跟着我这灰色所起的吸受与反射作用而全换了颜色。所以这问题不在于我写不写医院，或是把医院写得比外边坏（有人批评过）也不像重庆新华日报上所云，陆萍主观如此，丁玲不致有如此（大意这样）看法。这种对我的某些回护，实际是多余的。

结尾

我想引毛主席的话做为我这篇文章的结尾“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那已经较之自己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的样子，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给大家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的。”毛主席二月八号反对党八股〔原稿划掉的一段文章五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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