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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视野中的“新思潮”与“省无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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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益南《文革中湖南“省无联”问题概述》一文大体还原了“省无联”活动的历史现场,细节可能小有出入,基本框架却无甚偏差。因条件所限史料的进一步填充尚有待来日,对史事的解读则应该可着手进行,本文就拟将陈文 中“省无联”系因杨曦光等人的“新 思潮”获罪 的观点延伸至 思想史的视距之内试作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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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叙述方便,先从本文视角对文革初期历史稍加梳理。" B# N3 p/ h4 a8 o D9 _
1966 年国庆前后《红旗》杂志13 期发表社论,随即军委关于部队院校开展文化革命的“10•5”通知出台。由撤工作组开 始的批 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渐入高潮,各级党委逐渐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基层政 权全面瘫痪。出乎意料的是塌陷的权力地层却造就了“民主”起飞的跳板,几乎一夜之间宪法中徒具虚文的结社和言论自由全面或部分实现了:无须任何部门批 准只要是革命 群众就可以成立政治组织,而历次运动中受到整肃的人士和 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只要自诩“受迫害”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被 颠倒历史再颠倒过来”,肆无忌惮地发泄对“组织” 的愤怒和不满。就在这全民狂欢的盛大节日里,一种类似于摆脱教规、教堂、神甫束缚而单凭心灵与上帝 沟通的早期基督教新教的精神景观静悄悄地浮出水面:由于从中宣部的大 小阎王到基层支部识字不多的教师爷都失去了 人民信仰指导者的资格和对中央精神、毛主席指示的解释权,至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话语平台上独立思考有了自 己的空间。一批无名的思想者力图突破“路线斗争”的官方模式解释眼前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为”造反有理“提供更坚实的道义基础和更有力的思想支持。1966年11月初北京上海出现了《重建马列主义小组》《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 的 传单,随着 北京"联动"炮打中央文革"12月黑风"的失败“黑五类”遇罗克带着《出身论》登上了原本由“红五类”独霸的 舞台。1967年春天 围绕毛泽东评说《触龙言说赵太后》时提到的“财产权力再分配”上海的“全向东”和北京中学的 “四•三”派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八中“红旗”“新四中公社”一批理论家模仿《共产党宣言》写的《四•三派宣言》就冠名《论 新思潮》(此为”新思潮“一词的最早来源),当年秋与“省无联”同时或稍后武汉出现了名为”北|、决、扬“(因以鲁礼安的“新华工敢死队”为核心的 “北斗星”学会自称“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语]简称“决派”,其机关报为 《扬子江评论》故有此怪名)的思想型激进造反团体。% d/ T' J! ^5 n9 u/ j# @,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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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显,脉络清晰、锋芒毕露的“新思潮”是造反派的伴生物,事实上其中坚分子也确实是坚定的造反派,即使象遇罗克 这样没有介入文革初期两派斗争另类背后,也有着“四•三”派的影子。那么为什么“新思潮”作为政治派别直到67年春天“造反”已被罩上革命的光环之后才逐渐渐引起关注并对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厘清“造反派”的定义做起。应该指出,与“新思潮”政 治血缘相同、 精神谱系相距近的“造反派”,并不是现在某些表现文革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带红袖章、喊口号、挥皮带 打人,浑浑噩噩、底色模糊的芸芸众生;也不是“清理三种人”运动中政策意义上的“造反起 家”者。严格意义上的“造反派”特指文革 初期反工作组、反 各级党委的群众组织,如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上海“工总司”、湖南“湘江风雷”等。而其对立面则是 被称为“保皇派”的北京“西纠”、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赤卫 队”之类。在一定程度上,“造反派”因吸引了为数甚 多“落后群众”、剥 削阶级 子弟甚至“牛鬼蛇神“参加,“组织不纯”是其挥之不去的天然胎记;而“保皇派”则基本上是既得利益者的集合,高干子弟理所当 然地充当了先锋,而党团员、积极分子、“红五类”则构成其主体,“根正苗红”是其引为骄傲的光 荣标徽。 按文革 前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和传统思维方式,“保皇 派”无疑是这次运动的依靠对象,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自下而上揭露我们的阴暗面”的史无前例之举,“阴暗面”的受害者自然成了其称手利器,历来被视为大逆不道的“造反”受到了青 睐。从历史的角度看,“造反派”不自觉地反映了社会的民主诉求、自 发地代表了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对社会不公的抗议、释放着历次运动中受打击者的积怨和对一个更合 理社会的朦胧向往,并非毫无积极意义,如在一个有健全理性的制 度下其也不乏成长为 目标明确的诉求团体或 中间机构、 公民社会 的生长点;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吝啬地没给未经启蒙洗礼 的造反派长大成人的机会,不但其认识一直停留在一切社 会不公、一切自 身不幸均出自“反动路线迫 害”的幼稚水平;突如其来 实现了改朝换代的“一月革命”更使其在明确意识到 自己的历史地 位和历史责任之前就取得了对“反动路线”的“伟大胜利”。 他们不再是长期受压的 可怜虫而是权力盛宴上的重量级食客;曾经风光 无限的保皇派大部分作鸟兽散、小部分依惯性站到了造反 派的新对手军方的身后。 可此时他们惊奇地 发现与自己比肩战斗的竟 有昔 日的死敌如湖南“高司”、浙江“红暴”、河南“造 总”等。造反派开始分化、“造反”与“保守”的界限开始泯灭、“造反 派” 身上原本就十分暗淡的理想色彩日复一日消退,中 国人从小熟知的“农民起义的局限 性”开始在造反派身上显现,受压者追求 公 平、正义 的火种淹没在爆发户渴求 权势的冰水之中。不管口号如何夸张和离 奇,翻译出来都只有两个字:夺权。而在武汉“7•20”事件之后,包围中南海的“楸刘火线”事实上宣布刘少奇彻底垮台后,原始意义上的“造反派”已经不存在了:所有派别都造刘少奇的 反、造支持对手的军人和当权派的反。中央对各派的取舍 标准也起了变 化: 不是“造反”与“保皇”这已成昨日黄花的意识形态 标签 而是控制局面的实际能力(最典型的一 幕出现在广西,自文革 初期就 死保区党委、韦国清的铁杆保皇派“联指”借助中央“七三布告”协同广西军区血腥镇压了老造反 派“422”、桂林“老多”后全面掌权,柳钢工人、“联指”一号头目岑国荣三次进入中央委员会,官至实权在握的区工交政治部一把手;直至1982年秋方以“造反起家”被拉下马)。新的形势迫使所有派别根据 自己的道德水准、思想水平、政治智慧重新选 择道路,“新思 潮”这匹烈马遂挣脱缰绳冲出造反派的方阵绝尘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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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表述过这么一个观点,即阶级(派别)的思想代表往往比实际代表走得更远。这在“新思潮”与造反派的关系上表现 得十分明显;他们不满足主流造反派“路线斗争”的低级叙事模式,而要用社会矛盾、制度缺陷来解释十七年来的不 合理现象和文革的爆发;他们也不满意不以“左派”(实际上就是自己)为核心的“大联合”,因为这是无原则的妥协(广西“4•22”的《今日哥达纲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更反对有老官僚参加的“三 结合”,因为这表明“旧政权”的复辟,而 “新思潮”初衷不改地 憧憬的是一个更合理的社会的海市蜃搂。平心而论,由于缺乏异质思 想资源的支持,“新思潮”始终 在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框架中 挣扎(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比不上在黑暗 的隧道中挖掘前行终获光明的顾准;但早就被剥夺了发 言权的顾准是一个孤独的行者,不 为人知也未对实际政治生活发生影响),他们的激进行为一般也仅被当作 坚持排性、干 扰“从大乱走向大治”的“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而被地方当 局和主流造反派打击。但是,正如陈益南文中所描述的:杨曦光是个中异数。5 G* S/ t( ]/ F, H
* j# {3 R- z+ X7 i 杨曦光在文革初期是游离于运动之外的消遥派,但他始终关注和跟追踪着“新思潮”的轨迹。1967 年1月,厚积薄发的他狂飙突 进登上舞台,喊出了“新思潮”中也属极端的“夺权必夺军权”的口号,为反军乱军火上加油,一时名声大噪。与大多数新 思潮有一定的地域限制不同,他的触角伸向了全国。他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为首的“5•16”兵团成员,他与山 东大学“主 义兵”丘黎明、山师附中“批判小组”刘锦长等思想型激进红卫兵均有密切联系(丘、刘均为山东反康生的“渤海战 团”骨干,丘与杨的来往书信批“省无联”时被当作罪证展示、刘则于67年冬天在一中住过一段不算太短的日子并在五一广场贴 过支持“省无联”的大标语)。在思想上杨曦光走得更远。首先,他较早猜测到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乌托邦之梦、 建立人间天 国,“五七指示”即其蓝本(这为“斗批改”中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和毛泽东1975年“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的谈话”所证 实);其次,他比其他人更关注当时的某些社会(非政治)现象,合同工、下乡知青这些从不入主流造反派法眼 的问题均被他视为制度缺陷的表现,康生 就 对 杨曦光在知青中的影响十分警惕,因其《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实在有煽动 草根阶级反抗现存制 的嫌疑;更重要的是他结合“九评”中对当时苏联社会性质的分析将毛泽东六十年代的某些论断和提法及 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后发现《国家与革命》的教条失灵而采取的权宜之举推向极端来论证文革的必要性。如他认为文革前中国同苏联 一样存在一个特权阶层控制的 国家机器(即毛泽东所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因而要“重新 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夺权 斗争。为此, 必须“砸碎旧的 国家机器”,“重新建党”、“重新建军”、“重新建国”。不经意间杨曦光越过了毛泽东容忍 的底线,如周恩来预见的那样“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因为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 主席的正确路线占统 治地位”是文革得以发动的 基本前提, 任何“砸碎”、“重建”之举都只能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举 动。也许杨曦光 只向前多走了一步,但他没有意识这 一步有 可能导致共产党 统治合法性的危机、将共产党几十年奋斗的成果化为乌有。没有 理由怀疑杨曦光及其同道对毛主席近乎狂热的忠诚, 从他们在重压之下仍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响当当的毛林派”中甚至可以读 出对屈原式的耿耿孤忠。但是,在现实政治中客观 效果远比主观动机更具说服力;杨曦光心中的“省无联”是靖难勤王的义师,
9 y$ N- ]. H+ f8 G! V$ y+ _ 康生、陈伯达眼里的“省无联”却是东帝自为的反贼。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利剑高高举起,西风残照、战马悲鸣,没有可供避 难的新大陆可去的新教徒杨曦光们只能去坐牢。
6 h" u3 s+ l9 h! a" A1 L: e0 K) ? 但是,牢笼关不住“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的”的思想;“省无联”的垮台不是“新思潮”的谢幕。1968年秋 冬“老三届”离校,一大批被朱学勤称为的“68年人”的日后“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上山下乡、奔赴社会底层,“新思潮” 分成股 股细流潜入地下。虽然先天的贫血症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思想者却用青春从泥泞的乡路田塍上和粗励的黄砂黑土中吸 取新的养分。生活的风雨洗尽了理想主义的浓腻油采,褪 去了“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的派性外衣,消蚀了“揣测圣意、邀功固 宠”的近臣心 态。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如同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从大地吸取了真正的力量,“新思潮”不再是浅草丛中若明 若暗的烧荒野火而是奔涌于地层深处的灼热岩浆。1974至 1976 年间,中国的政治地壳再次 断裂,“新思潮”也开始了耀眼的喷 发:广州“李一 哲”的大字报真实地反映了全民对文革后果的深深失望;贵州“觉悟社”的传单重提中共“八大”路线和1965年周恩来所作三届人 大《政府工作报告》,肯定当时中国社会主 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四个现 代化”是中国的近期 奋斗目标,这比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三中全会早两年半以上;而在那个云愁雾惨的春天一 次悲壮 的日出——“四•五”运 动中,“新思潮”夺目的寒光也在暴政反抗者出鞘的剑锋上闪现。也许中国是上演马克思所说的悲喜剧的 最好舞台,高潮和落幕 几乎在刹那间反复出现:从道义上宣告文革破产的“四•五”血腥尚未散尽,历史就在一场“光荣革命”中完成交棒,船队在一次看似笔墨官司的争论中 掉头转航,而“新思潮”则在 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提供了强大的民意基础和 道德动力的西单“民主 墙” 前完成了最后的冲刺。此时,自英国立宪以来、美国开国以来、法国革 命以来、(毛泽东认同的) 《 大西 洋宪章》问世以来一 浪高 过一浪的人类进步潮头已在天际涌现,“新思潮”蜿蜒千里的涓涓细流终于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E6 r# X4 v6 s# d
往事如烟,白驹过隙。今天,距文革的爆发已有四十年、距文革的收场已有三十年,很少有人还会提起“新思潮”、提起因“新思潮”受难的“省无联”——即使是文革的亲历者;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英年早逝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就是当年的杨曦光。但是,有理由相信,阳光下昂首前行的 一代不会忘记在风雨泥泞中跋涉的先行者留下的浅浅足迹, 不会忘记“新思潮”在文革瓦砾堆中留下的仅存几块可供向未来攀登的完整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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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3日于长沙2 U2 O: V8 G4 y4 K2 O3 O4 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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